唐代诗人元稹 唐代诗人元稹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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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779一831),唐代文学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属今河南洛阳)人。贞元九年(793年)明经及第,官至同中书下平章事,后借重宦官排挤名相裴度。以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元稹的创作,以诗成就最大。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 作有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为后来《西厢记》故事所由。有《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 卷。

元稹 - 人物简介

元稹(779一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父、祖一辈时已渐趋没落。元稹八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因此早知发愤,十五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这以后,他益发“苦,心为文”“勇于为诗”,诗文创作渐得社会名流好评,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活动。

元稹 - 生平经历

二十一岁时,元稹在河中府(治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任职。就在那里,传说发生了他在《莺莺传》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这是不切实地沿袭旧说,在未加严密考证的情况下以讹传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论《莺驾传》:“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然而这是不严正公允的。根据当时他由家赴京的时间来算,根本不可能开展这么一段迤逦而悲凉的爱情故事。而且《莺莺传》曾在当时引起人人奉读,一时洛阳纸贵的实况也是不容否认的。这篇小说在当时引起的反他响巨大,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及第也多有赖于此,从而引起很多落第士子的不平,其中有嫉恨者便有此一说。关于这一观点,是经过多方严密考证的。至于后来元稹与韦从的爱情,也是真挚的,这从韦离世后,他所做的《遣悲怀》《离思》中均可看出。有清人曾认为《离思》中“半缘修道半缘君”一句有薄情之嫌,现今看来是十分可笑的,无爱缘何修道?

元稹

元稹一生坚持“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的政治理想,这与白居易的有所不同,也就造成两人后期政治生涯的差异,但不得不说,他们始终是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否则以白居易韩愈等人的骄傲,也当不屑与其和诗,甚至以此为荣。他从政初期便是以刚直闻名的。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被授为左拾遗。他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不久就遭到了贬谪。

几年之后,元稹被任为监察御史,受委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他写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今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揭发了严砺总计数十万的赃罪。这时严砺已死,与之牵连的七个刺史都因此受到处罚。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不管元稹无借此出风头之意,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却开罪了朝中与严砺相好的人们。接着,他又纠弹山南西道枉法贪赃,使该道观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罚俸的处分。这一来,他惹恼的人更多,被调离长安,派到洛阳“分务东台”,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闲差,一个警告。然而元稹在东台不但不思收敛,反而又一连弹奏数十事。虽然所纠的都不是大事,但其锋芒却是指向各地当权大僚的。元稹如此敢于碰硬,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但是打击终于来了。元和五年(810),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廷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俸料一季并立即调回西台。在回长安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稹虽遭贬滴,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如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均当面向宪宗陈述曲直,他的好友白居易更是“累疏切谏”(参《旧唐书·白居易传》),还在诗中赞美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赠樊著作》)当时远在朗州贬所的刘禹锡特意给他寄去文石枕并赠诗“奖之”,后来为了酬谢元稹的回赠,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之句,赞扬元稹的品节。

元稹同平章事不过数月,就被外放到同州当刺史去了。这以后他还担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时暴卒于武昌任所。[1]

元稹 - 宦海浮沉

鲜卑后裔

宜昌市三游洞摩崖白居易、白行简、元稹塑像

大唐安史之乱(755-763)后16年,即779年的春天,元稹出生。他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世称元九。祖籍洛阳(今属河南),六世祖元岩迁居长安(今西安)。元氏是北方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北魏时为赫赫皇族,周、隋两代显贵辈出。入唐后,家族经安史之乱而衰微。祖父元悱,仅官至县丞。父亲元宽尚武多才,却长期沉沦不遇,在元稹8岁时,父卒。

勤奋治学

元稹生于乱世,丧父后,家境更是清贫。母亲携元稹兄弟四人迁徙凤翔,寄靠亲戚而住。凤翔是唐代都城长安的西北屏障,有重兵把守,社会一时比较安定,元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母亲郑氏贤能知书,善于持家,白居易曾大加称赞:“今夫人女美如此,妇德又如此,母仪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谓冠古今矣”。元稹自己也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曰:“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可见元母不仅持家有道,还亲授元稹诗书,担任起教育子女的重任。元稹自小勤奋好学,不仅直接受教于母亲,还常常从邻人家里借书,然后徒步去姐夫陆翰家求教。表兄胡灵之又教他诗歌格律和骑马射箭。9岁时,元稹作诗成熟,惊叹于长辈。因成长于民间,他对边塞风云和农村凋敝已有所了解。

德宗贞元八年(792)冬,14岁的元稹回到长安。翌年以明两经擢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长安。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恋情友情

贞元十五年,21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与其家少女相爱。不久,元稹牵于功名,西归长安应制科试。贞元十九年,他与大他8岁的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这时,元稹二十四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被名重当世的太子宾客韦夏卿选为爱婿,蒲州之恋遂成泡影,却成为他终身不忘的美好回忆,给世人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这两句千古绝唱。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元稹授左拾遗,因锋芒毕露,上书直言,九月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31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翌年春,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正值仕途受挫时,他娴熟聪慧的妻子韦丛病亡,由于难遣伤痛,让元稹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子)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和十年(815)正月,37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3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籍。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旧唐书?元稹传》)。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长庆三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浙东六年,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元稹入朝为尚书省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可是,恰在这时,李宗闵这个冤家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次年年初,元稹被迫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七月二十二日暴卒与于任所,终年53岁。 死后获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2]

元稹 - 文学成就

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元稹

乐府诗在元稹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元和四年,他看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20首,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上阳白发人》等12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其内容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往往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不及白居易后来所作的《新乐府》50首。元和十二年,他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数十首,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乐府古题序》)。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诸篇,或叙写劳动人民的痛苦,或反映社会现实的不平,或揭露朝廷政治的黑暗,内容充实,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 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稹集中也被列为乐府类。全诗借“宫边老翁”之口,追叙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兴衰征象及其原因,旨含讽喻。此诗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曾被后人赞为“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但也有写得分散的缺点,人物形象不及《长恨歌》鲜明。元稹另有一些小诗颇为出色。如《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人称“乐天《长恨歌》,凡120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佑《归田诗话》)。

元稹诗中最有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长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于一般泛写的艳诗。《赠双文》、《春晓》、《莺莺诗》、《杂忆五首》、《会真诗三十韵》等,都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梦游春七十韵》兼及其妻韦丛。今人陈寅恪评此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巨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但这些诗往往也含有轻薄庸俗的成分,《唐国史补》说元诗“淫靡”,主要即指这类作品。至于其悼亡诗,则为悼念韦丛而作,多述韦丛安贫治家之事,眼前景,口头语,情真意挚,颇能感人。流传最广的《遣悲怀三首》,一往情深,如话家常,在悼亡诗中可称翘楚。

此外,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都是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自己就曾提出,当时的仿效者“力或不足”便造成“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等现象。所以严羽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指出“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沧浪诗话》)。

遣悲怀

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而朝廷制诰仍沿用骈体。元稹始创新体,以古文作制诰,格高词美,为人仿效,“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制诰序》)。《旧唐书》说:“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也是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后世戏曲作者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 100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宋时只存60卷,有三种刻本:闽本(建本),宣和六年刘麟刻;蜀本,刻者不详;浙本(越本),乾道四年洪适据刘麟本复刻。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曾据洪适本翻刻,《四部丛刊》又据董刻本影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另据杨循吉从陆士修借钞刊行影印本。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可参看。

元稹 - 传世名篇

离思

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从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遣悲怀三首

(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二) (三)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行 宫 菊 花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元稹 - 思想概况

元稹集

元稹文学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不仅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有关,他的政治、哲学、文学主张等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

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安史之乱后,人们惧怕战乱,热望和平,渴望中兴。面对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元稹和其他英雄豪杰一样,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占据了他思想的主导地位。他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接受孔孟学说较多,其人生理想是“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白居易)。辅佐时君,使之成为尧、舜般的帝王,使自己成为稷契、皋陶、伊尹般的贤臣,是初唐和盛唐以来诸多名相和大诗人的宏愿,杜甫如此,李白如此,陈子昂也如此。元稹十分崇拜他们,尤其崇拜杜甫,精读了杜甫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自小就“哀民生之多艰”,产生了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抱负。在信奉儒家“达者兼济天下”这点上,他和白居易完全一致。他曾回忆年轻时的志向说:“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酬别致用》)而欲兴利除弊,治理天下,首先要认清社会矛盾,看透社会的弊端。认识社会弊端,他有切身体会,同时又广泛收集资料和系统研究。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出,他一直强调以“百姓心为心”,体恤百姓之困苦,轻其徭戍赋税,抑制权豪、藩镇、宦官,改进科举,选拔经世致用之才,广开言路,亲贤臣远小人,澄清吏治,去除宫市之弊,经略边疆,以重治贞观、开元之治。元稹不仅提出了系统的革新主张,而且能身体力行。在拾遗、监察御史任上,他态度激进,不畏权势,严惩恶吏。在大唐历史上,由元稹惩处的有名有姓的贪官污吏达20人之多,至今被清晰地列表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一书中。

佛、道思想时隐时现贬谪时期:

元稹的思想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理直气壮,虽累遭打击而不悔,曾自励曰:“此意久已定,谁能求苟营!所以官甚小,不畏权势倾。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思归乐》)读罢此诗,其高贵品格、坚忍不屈,毫不逊色于“革命烈士”,足见元稹骨子里有一种傲视苍穹、不同流合污的浩然之气。这种品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巴结权贵,献媚他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彷徨苦闷,借酒浇愁,萌生出归隐的念头,并不时从佛、道说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元稹读《老子》、《庄子》,炼服丹药,与白居易有相似之处,但他的旷达无为只是身处逆境之时的一时之计,不如白居易遭遇打击后,日益信奉老子“知足不辱”,而“穷者独善其身”。一旦处境稍好,元稹的儒家思想又占据上风,兼济天下之志又重新昂扬。政治生涯风云变化,起落无常,直至暴卒流放之途。这也许就是作为一代大诗人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

文学革新思想突出元稹的政治、哲学思想直接影响着他文学思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他的文学思想凸现着“创新”二字,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唐朝通过盛唐时期的一度辉煌,也形成这个朝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后来者要超越这个高峰,或者企及这个高峰,没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华是妄想的。同时还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继承优秀传统而具备非凡的创新能力。进入中唐时期,有这样两个人出现了,那就是元稹和白居易。客观而论,元稹的才华和创新思维超越了白居易。他的文学思想与刘勰、钟嵘、陈子昂一脉相承,在上述各方面都提出了可贵的见解。他认为诗歌与现实关系密切,诗歌必须关注现实;重视诗歌的“骨格”、“兴寄”,主张诗人对待现实既要“美”,也要“刺”,态度鲜明;强调继承《诗经》、《离骚》以来的优良传统,在唐人尚未公认李白、杜甫伟大成就的时候,他第一个把李、杜并称,他和韩愈堪称推尊李、杜之“双璧”;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要求变新,是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他提倡创新与继承优良传统相辅相成。元稹从纷繁复杂的的文学创作现象中发现它、提倡它,其真知灼见不亚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肯定题材的多样化,他的题材论与他的其他理论相辅相成,构成较为完美的文学理论体系。

正是因为这些系统性的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才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诗歌流派——“元和体”,才使他的诗歌能够穿越一千多年的历史烟云,至今还凸现着强大的生命力。[3]

元稹 - 后世评价

关于元稹的评价,后世多与白居易并论,大抵有褒有贬。赵翼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此元、白较胜于韩、孟。”至于元、白相较,则“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持论较为公允。

元稹虽然一生热心从政,可是他的实际成就和抱负却有很大距离。他的挚友白居易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总结其一生,云:……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4]

元稹 - 民间纪念活动

四川达州的“元九登高节”就是为了纪念元稹,每年的正月初九,达州人全城出动,到各个山头去纪念元稹的离去。

巴山蜀水长,灯影牛肉香。相传,这道菜是由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命名的。当年元稹在通州(今四川达州市一带)任司马。一天,他到一家酒肆小酌。下酒菜中有一种牛肉片,色泽油润红亮,味道麻辣鲜香,使元稹赞叹不已。更使他惊奇的呈,这牛肉片肉质特薄,呈半透明状,用筷子挟起来,在灯光下,红色牛肉片上丝丝纹理会在墙壁上反映出清晰的红色影像来,极为有趣,元稹当即唤之为“灯影牛肉”。于是达州市的这种牛肉片就以“灯影牛肉”之名盛传开来,成为四川的一道名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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