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09-01 07:13:33 来源: 网易历史 跟贴 6 条 手机看新闻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图文来自《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 作者：陈煜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社授权提供，请勿转载。
中国生活记忆之60年代(上):物质短缺时期
网易历史编辑部将陆续刊出其他时期的生活记忆。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60年代生活关键词：
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绿军装，雷锋，红卫兵，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红宝书，反修防修。
十万个为什么
60年代初，大型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发行。此后，这套书又多次修订再版，累计印数超过一亿册，成为家喻户晓的小百科全书式的科普读物。
这套书提供的科技知识，深深印在小读者的脑海里，使大家终生受益。
读了《十万个为什么》后，许多人明白了，我们身边有许多不知道的事情等待我们去观察和思考，我们生活中也少不了各方面的常识，如为什么要多吃水果、狗为什么会对陌生人叫、为什么刷牙时会出血……
世界上最大的花是大王花，它靠散发臭味来吸引蚊虫苍蝇传播花粉；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鲸鱼并不是鱼；天上的星星有不同的亮度，浩瀚的宇宙里有很多类似地球的行星，木星虽然很大但密度很低。
《十万个为什么》让许多人知道了科学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这套书像知识丰富的老师。不少人就是从读这套书开始对科学技术产生浓厚兴趣，并选择考理工类大学、走上科学技术之路的。
儿时的经历，相信许多人都有：如果考试成绩好，就可以得到一件想要的礼物——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记得一共有14本，有的科目分上下两册，封面都是红黑相间的图案，它们装在一个大纸盒里，喜欢随手抽出一本来翻看。似乎除了数学那一本，什么天文，地理，医学，动植物，化学，物理，那些内容到现在仍然非常实用。
2009年很火的小品演员小沈阳，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呢”；著名的80后作家韩寒，在许多场合都说：其实《十万个为什么》是我看得最多的，看了《十万个为什么》以后，你就想什么都问“为什么”了，它也是有帮助的。很多人不去问“为什么”，就觉得“应该是”，而我老是想问“为什么”。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毛泽东于1964年发布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
1963年底，中国开发了大庆油田，不仅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更培养出一支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
开始于1964年初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即号召当时的工人阶级发扬“大庆精神”，为了工业的发展而苦干，不为名，不为利，不依靠外国，自力更生，在冰天雪地里疯狂劳动。
这一运动中最出名的是“铁人”王进喜，连同他的一句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大寨乡下属的大寨村），全村位于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环境气候恶劣的区域，包括“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石山。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池，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发出后，干部群众齐上阵，迅速掀起了持久的、大规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为主、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造落后的生产条件、大打农业翻身仗的群众运动。
因极“左”思潮泛滥，学大寨运动有滥用民力瞎指挥、不讲科学大会战等错误，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
大庆红旗飘 工业学大庆。图为铁人王进喜。
焦裕禄60年代英雄人物最多，雷锋、焦裕禄、王杰、欧阳海，南京路上好八连，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
这些英雄，都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革命觉悟，艰苦朴素，集体主义，当然，还有爱学《毛泽东选集》。
1962年12月，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在带领兰考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966年2月7日清晨，很多中国人都在广播里听到了一则长篇人物通讯，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打破常规，占用新闻节目的时间，用1小时20分钟，播出的一篇17000多字的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接着人们也慢慢地知道了这篇文章的作者——穆青、冯健和周原。
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4年2月9日早晨，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飘着雪花，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代父出门放牧。快到中午，天气突变。西北风卷起大雪漫天狂舞。羊群顺着风拼命逃窜，姐妹俩拦堵不住，只好跟着羊群奔跑，越跑越远。因极度疲乏，姐妹俩在冰天雪地里睡着了。深夜，龙梅冻醒一看，羊群、妹妹都不见了。她爬起来，一路走一路喊，走了两三里，才找到玉荣和羊群。姐妹俩护着羊群，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已走出了70多里。
第二天拂晓，她们离白云鄂博车站不远了。这时玉荣丢了一只毡靴，光着左脚。姐姐便要脱下自己的毡靴给她穿上，这个情节，后被编成芭蕾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70年代难得的感人画面。
在白云鄂博火车站，出来迎接客车的扳道员王福臣，看见了龙梅，连忙把她带进扳道房，用雪替她搓揉两只冻僵的手。龙梅渐渐暖和一些，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来：“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经没靴子了……”
经过一场抢救，两人终于醒了。龙梅立即问矿区党委书记：“我的羊还在不在？”书记回答说：“羊没事，你放心吧！”龙梅和玉荣的事迹，很快传遍了草原，传遍了全中国。
草原英雄小姐妹。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煜) 学习雷锋好榜样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形象像雷锋那样，以其强大的人格和瑰丽的人生持久地温暖着人心。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全国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
雷锋是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班长。1939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今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成为孤儿。1957年加入共青团。1960年参军，同年11月入党，不久任班长。1962年8月15日，雷锋不幸因公牺牲。
雷锋最打动人的记忆有这么几方面：
一是他的出身特别苦，许多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劳动时被地主婆砍了几刀。
二是他的艰苦朴素，穿的衣服和裤子补了又补。
三是他的乐于助人，经常把省下的钱寄给需要的人。
四是他的“钉子精神”，当时说是“革命的螺丝钉”，60年代的雷锋首先是作为一个军人形象出现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的“钉子精神”无疑带有超常的军事主义色彩。
五是他的《雷锋日记》。他的日记是否被润色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日记，曾激扬了整整两代人养成记日记的习惯，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学修辞。
他日记中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曾经激励了不少人。
雷锋的话题，没有停息过。
30多年后，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第一次全面披露了雷锋牺牲的经过：一个英雄死于一场事故。雷锋死得太平常了，不如我们所常常设想的英雄的牺牲那样壮丽。
随着真相的披露，人们还知道：事实上，雷锋并非一个禁欲主义者。他的遗物居然也有当时的奢侈品——手表；一件保养得很好的皮夹克，这说明雷锋的节俭有一部分用在个人的喜好上。这种喜好明显带有青年人追求新潮的特点。后来还有消息披露，他甚至还有一次未来得及完成的爱情。
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许多人都唱过：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1963年3月5日北京日报刊登的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电影《雷锋》剧照。
60年代，北京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图为北京市女六中(今第156中学)的学生正在阅读雷锋生平事提亲聘金是4元，聘礼是2斤糖有一本上海人婚照图册记录了上海人结婚服饰的变迁：五六十年代，新人衣着如平常穿戴一样朴素，还流行“四个一工程”，也就是备一张双人床、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一个痰盂就可以结婚了。一位1965年结婚的女同志回忆，当年结婚的时候，男方来我家提亲，聘金是4元，聘礼是2斤糖。婚事确定下来后，结婚那天就由丈夫骑着单车到我家来载我，我带着衣物、脸盆、桶等“嫁妆”就这样嫁到他们家，中午的时候丈夫家摆了一桌菜，“宴请”亲友，办理了结婚证，这样我们就算结婚了。60年代的爱情和婚姻，不得不简单操作，低调进行。1964年12月19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上海市儿童医院陆续有两个女青年结婚。在结婚的当天，一个新娘身穿紧身的连衫裙，唇涂口红；另一个新娘则耳环垂肩，项套锁片，戴着白纱镂空手套的手，还添上一只手镯。由于这两个新娘的打扮较为突出，在青年中间引起了议论。 结婚购买证——柜票。——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60年代的爱情和婚姻，还被赋予了许多革命的色彩 1964年9月19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上海光学仪器厂青年叶佩君的婚礼，是在宿舍俱乐部里举行的。屋子正中高挂着一幅毛主席的像，墙上还挂着同志们送的对联，上面写着：“创业成家，三十而立……”新婚夫妇这天晚上同往常一样穿着相互的衣服，胸口戴一朵大红花。婚礼开始，新婚夫妇先恭恭敬敬对毛主席像鞠躬行礼；接着，厂团委书记和同志们作热烈祝贺。祝贺的同志们还纷纷以节目助兴，有的唱歌，有的说相声。最后，在新郎新娘合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婚礼结束。那时城里的人们结婚大都在晚上进行，因为白天得用来干革命工作。基本程序是：新郎、新娘共唱《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两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向家长三鞠躬；新郎、新娘互相鞠躬，也是三次；向来宾敬礼；分发喜糖（当时的硬水果糖是0.96元一斤）；婚宴基本上是没有的，大多是请帮忙的人吃碗面条，面条里须放鸡蛋两个。在农村，情况稍有不同。唱《东方红》、学语录、向主席像三鞠躬这些程序基本上相同，不同的是，农村是讲究“做席”的。那时候的“席”很简单，买点猪头、猪下水，用圆白菜炖，熬白菜、萝卜时加些肥肉和肉皮，这两样菜往桌上一端，再打上2斤散装白酒，就算是一“席”了，这样的“席”在那时被称作“半荤素酒席”。在农村还讲究“随份子”，最少两毛，最多2元。出到5毛，全家就可以一起吃一顿荤素席。除了随份子，还有送贺礼的。贺礼主要是三大件：脸盆、暖瓶、毛巾或被面。当然，除了这三大件，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城市里，人们的贺礼还有毛主席像章和石膏像。石膏像是毛主席去安源的那种。未婚夫妻的定情物也带有浓烈的革命色彩：双方互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除此之外，如果条件允许，女方会买一两斤毛线，织成毛衣送给男方。而男方送给女方则大多是素色手绢和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总要写一些“乘风破浪”、“共同进步”之类的革命性言语。到了“文化大革命”，婚姻中男欢女爱的感情成分完全被阶级斗争所淹没。“亲不亲，线上分”——阶级不合，观点、路线有异，夫妻便会反目，便会互相斗争，互相揭发，一个小家庭，也要严格地划清界线。“文革”时期“情爱”是禁区，却不妨碍男婚女嫁。只是，那个时候人们谈婚论嫁时，首要的标准是看出身，看成分。工人和贫下中农成分是硬杠杠，共产党员是最佳配偶。地、富、反、坏、右分子或他们的子女，即使男子高大英俊，姑娘貌美如花，也常常俊男娶丑妇，靓女嫁恶夫。虽说不合理，但却是那时的“时尚”。(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煜)
迹。——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家家有本“红宝书”
6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时期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先念一句语录。
有一位老太太去买菜，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你买什么?”老太太说：“‘愚公移山’，我买萝卜。”说着她就在大筐里挑起萝卜来。售货员见她挑来拣去，很不耐烦，就在一边说：“‘要斗私批修’!”老太太头也不抬，继续挑着，口里念叨着：“‘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那时，背“红宝书”中的毛主席语录，不仅是赶时髦，而且也是生活需要。理发买菜，辩论吵架，都用得上，谁背得熟、背得多，理就在谁这边。
有人掂起一根黄瓜，问售货员：“‘斗私批修’，多少钱一斤？”
对方答：“‘毛主席万岁！’一毛五。”
有人买扒鸡，先交了钱，售货员把鸡递出来，同时说一句：“翻身不忘共产党！”
顾客一心垂涎扒鸡，没言语，只顾伸手接鸡，不想售货员把鸡果断收回，又厉声重复一遍。顾客恍然大悟，急中生智说：“吃鸡不忘毛主席！”才得到扒鸡。
一位老太太买豆腐乳，售货员不接钱，而是说：“要斗私……”
老太太说：“闺女，我不要豆腐丝，要豆腐乳。”
售货员瞪眼嚷到：“要斗私……”
旁边一人看不过，帮老太太应答一句：“……批修！”
售货员这才卖货。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革”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定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红宝书”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过时，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等等，这些警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
当年曾创世界出版纪录的“红宝书”如今已所剩无几，存世量极其稀少。正因为如此，“红宝书”已成了许多收藏家们极力寻找的“文物”，其在文物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21世纪初，一本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拍卖时，居然卖出了折合人民币12余万元的高价。（《〈毛主席语录〉红遍全国的背后》，2009年3月26日《天天新报》）
当时一个社员叫王增福，一天半夜家中失火，惊醒时被烈火浓烟包围。危急关头，他没有抢救家产，只拿起红宝书冲了出去。他们称赞他保护红宝书的事迹，他说：“毛主席的宝书，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房子可烧，毛主席的宝书万万不能丢。”
60年代，人们拿着红宝书照相表示对毛主席的敬仰
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肉上
毛主席像章，也成为那个年代的装饰物，为了表忠心，全民佩戴它。
书店、商店如果到了毛泽东像章，立即发布“特大喜讯”。人们奔走相告，但不能说去买，而是说“敬请”。
请人帮忙办事，最好的礼物也是送像章。有人为了表示忠心，戴了几枚，大街上时常可见戴十几枚的，最多有戴三百枚的，前胸铺满，胸前挂不下，可向双肩和头部蔓延，但不能向下超过裤腰带。极个别的为了表示忠心，把像章别在胸前肉上。
最初的像章只有指甲盖大小，后来越做越大，居然做到直径80毫米的“大轮船”像章，跟烧饼大小差不多，上端是毛泽东头像，下面是一艘乘风破浪的轮船，背景是红太阳。
还有直径200毫米的，大得无法用别针佩戴，只好用红绸带吊在脖子上。
和像章同时，还有毛主席画像和雕像，雕像一般用陶瓷、石膏作材料，家家必备，敬神一般供着。
毛主席像章不仅是装饰物，更重要的是代表忠心。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那时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早晨一起来，向毛主席请示当天的工作；晚上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活动。当然不是直接到中南海向毛主席请示汇报，而是对着毛主席画像或雕像，或对着“红宝书”。
比如开饭时，孩子们饿狼般围拢过来，家长内心酸楚，但嘴上还得说：“现在学一段毛主席语录。”
孩子们咽下口水，齐声念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节约粮食问题，一定要抓紧，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并加以红薯、土豆、杂粮……”“要节约闹革命。”
1967年1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
广东恩平县社员罗仙，违反了生产队公约，把自己的鸡放出来，吃了队里的谷。社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仙的丈夫郑栋。
忠字舞
60年代的中国，能算得上舞蹈的，就只有忠字舞了。
忠字舞，是“文化大革命”时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流行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中共“九大”以后，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渐趋衰微。
较为典型的是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毛泽东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
忠字舞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大多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设计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舞时手里通常以《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
忠字舞的动作近似于广播体操，但又非常单调、机械。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舞蹈动作粗糙、僵硬、稚拙，缺乏美感。跳舞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每天早晨，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
忠字舞因此也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例如：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舞者双手按着自己胸部；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舞者两手放到腮帮，仰头望，手指呈放射状地一闪一闪；
“千万颗红心”，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画成一个心的形状比在胸前；
“要献给您”，舞者单腿的脚尖跳跃着，另一条腿不断后踢，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
游行时的忠字舞方阵动辄成百上千人，前后相连可达上万人、队伍逶迤数里，同时载歌载舞前进，有时竟持续十多里路、好几个小时。跳一会儿，步行休息一会儿，交替行进。其场面、规模之庞大，气势之磅礴，狂热亢奋，史无前例。举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和庆祝性的游行时，都要表演这样的舞蹈，有点类似80年代、90年代的中老年健身舞。无需特别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
那时广播播放的都是嘹亮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等歌曲风靡中国。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安城煤矿一线慰问演出。
红卫兵串联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和学生，响应号召，进行全国性串联。这次大串联，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空前绝后。
1966年9月5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联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联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有这等好事，于是大、中学生，还有些小学生，本已停课，没有了作业、考试，全身轻松，一门心思加入大串联洪流，“经风雨、见世面”去了。
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一阵大乱，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联，上海就有“二十名小将步行四十六天历程三千里到毛主席身边(北京)”，其实参加步行串联的人数很少。
1966年8月20日起，上海就有红卫兵来沪串联。到9月，就如潮水般地涌入。据不完全统计，开始的50多天，就涌入了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来了1.4万人。如上海交通大学，在册学生4000余人，一度住进串联者7000余人。
北方10月下旬已入冬。有红卫兵在北京串联后，想到哈尔滨，看北国风光。尽管在北京凭证件借到军大衣，火车到达哈尔滨，下车没出站，又回到车上。实在太冷，集体向南方迁移。
在这些红卫兵大串联人群中，一般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天真革命型。二、接受教育型。三、煽风点火型。四、到此一游型。
比如接受教育型，都是沿着中国革命前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到韶山、到瑞金、到井冈山、到延安。
比较多的是到此一游型，即免费旅游型。这些人是串联大军中的大头。一般先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游完了故都胜迹，再到清华、北大抄几张大字报，算是完成了串联。但在北京，有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管着，有时会下驱逐令：“革命的欢迎，不革命的请回”。于是结伴散向各地进行后补串联。北方的串联者向南方，南方的反其道行之。每晚各地红卫兵接待站，吃饱喝足后，自然形成串联信息交流中心：哪里好玩、哪里景点多、哪里吃得惯、哪里人客气……一番商量，权衡利弊，就向下站出发。不少串联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天寒地冻中跑回家里，像个流浪汉，一身虱子。他们是大串联的最大受益者。
1967年2月相关部门发出通知强调：全国步行长途串联也停止。
大串联，在历史中留下滑稽而又苦涩的一页。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郑栋对家里人说，咱们先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吃饭。然后叫他的一个儿子领读。儿子读一句，大家跟一句：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地热忱……”
罗仙虚心地接受了批评。
郑栋见妻子认识了错误，高兴地说：“今晚我们结合实际学习毛主席语录，学得好、用得好。现在咱们开始吃饭吧！”
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
“文革”中有个词叫“开门办学”，即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学工、学农、学军劳动。
各校都有校办工厂和农场等“三学”基地，每学期一次，每次二到四周，学校正常的课程体系及教学秩序被搅乱。
当然，对于一些不大想上课的顽童们，可谓是乐事一件，“三学”期间可以不在教室里上课，不受课堂纪律的约束，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还可以暂别校园“闯荡”社会。因此，每到安排“三学”活动之时，大伙无不欢呼雀跃、兴奋至极。
有的学生，被分到电机厂，学习操作冲床，冲压电机配件和绕线；有的被分到机床厂，学习车、钳、铣、刨、磨。
学农支农，打着背包下生产队，插秧种田，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班到园艺场，学习果树嫁接、培育树苗；有的学开手扶拖拉机，犁、耙、耕、种；有的是在学校农场，开畦整地、种菜施肥；还有被安排在学校饲养场喂养生猪。
后来有人觉得，通过学工、学农、学军，促使学生从小就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触及了更多的社会知识和劳动技能，对日后培养团结互助、吃苦耐劳和自理、自立、自信、自强的意志品质，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更多的人认为，形式主义，荒废了学业。
秋收时节学习政治（上）。 农村的年轻人（下）。——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提供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煜) 学生被分配到机床厂学习（上），毛主席和知青在一起（中），毛主席看望农民（下）。——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提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知青被欢送踏上远去的列车的时候，是一身军绿色服装，有军帽但无帽徽、领章，胸前一朵鲜红的大花，垂下的绢条上印着“光荣”两个字。
知青们不仅自备军帽、军挎包，还要在“军挎”上郑重地绣上鲜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军服已经普及，神秘感便转移到军服的真假之上，发展到极端时，马路上常有突然的“抢军帽”事件发生，当然这必是被识货的人看出是真军帽。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一些人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甚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宣誓；有的不顾父母劝阻，从家里偷出户口办理迁移手续。
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知青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但他们干农活也很卖力，为建设农村、建设边疆出大力、流大汗。
许多知青甚至付出了生命。1970年，广东兵团围海造田，遇到台风袭击，为保护拦海大堤，兵团战士手挽手跳入海中，筑成一道人墙。台风大潮过后，海面上浮起数百具男女知青肿胀的尸体。
昆明知青魏九龄，为抢救其他人的生命，毅然用嘴吸吮蛇毒，不幸中毒身亡。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1979年一二月份，上海发生部分知识青年要求返沪回城请愿活动，其中2月5日至6日，发生部分青年在铁路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坐轨拦阻火车事件。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1969年4月，上海又一批知识青年挥手告别家乡——上山下乡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煜) “赤脚医生”悬壶济世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
“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
“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赤脚医生”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
当时，“赤脚医生”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75年崔嵬导演的影片《红雨》，谢晋导演的影片《春苗》，同样写的是当时的“赤脚医生”。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了。
跟今天发达的医疗水平相比，当年农村的医疗条件可谓简陋之极，那人们为什么要怀念“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最能满足当今贫民患者普遍的悬壶济世梦想。
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是真正为穷人服务的天使。行医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是诚意，是真心！赤脚医生虽然没有洁白的工作服，常常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但却有最真最纯最热的为人民服务之心。而且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
电影《春苗》剧照。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女赤脚医生为农民服务的故事。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煜) “鸡屁股银行”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让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生活贫困，一个字：穷。在农村，农民辛苦劳动一年到头，每家不论大人小孩，平均360斤口粮，人称“受不受，三百六”（“受”是干活受累的意思）。这口粮，要用工分折价去买，买够口粮后，剩余的工分折合成钱分给本人。社员每人一年的口粮约需30多元，许多人干一年也挣不够这点钱；能分到一点现钱的，都舍不得花，必须反复盘算，把这钱用在刀刃上。更有过分的地方，修水利等工程投入太大，要靠庄稼产值弥补，于是，一年下来，入不敷出，便把亏损平均摊到社员头上，每人所挣的工分越多，竟然欠账越多，称为“倒分红”。那时人穷得成年见不到一点现金，买盐打醋全靠养几只鸡下蛋去换，除了卖鸡蛋，再没其他能挣现金的地方。孩子买铅笔和作业本，也是让孩子装几只鸡蛋，去供销社以蛋易物。农村把这种普遍现象，叫“鸡屁股银行”。赌烟标：没有跌翻，可以用手扇一次1964年10月31日上海《青年报》刊登沪东造船厂戈燕清的来信：最近，我在里弄里发现有一些青少年，三五成群地蹲在地上掷骰子，赌香烟壳子。我叫他们不要这样，他们回答说：“我们在学校里天天来，老师也没有说什么；家里爸爸也没有讲不好，要你管？”据了解，目前还不只我们一条里弄里的孩子玩这种东西。60年代男孩们炫耀的方式——赌烟标、集糖纸，一直延续到70年代，孩子们藏在抽屉里发黄的烟标、糖纸，还有一切散落在生活理想里的风景，如今看来，都是那么的美好。谁会想到，当年在抽屉里捂得密密实实的烟标，现在已是收藏的大热门，据说爱好者全国就有好几百万。六七十年代，作为一种游戏，烟标可不是拿来欣赏的，对孩儿家来说，它只有一个显著的作用：一决输赢。而且，那时谁也不说烟标，只喊“烟盒”或“烟皮”。烟皮的赌法，是按照香烟的价钱以决先后，烟盒价钱贵的孩子先玩，同样是把烟盒折叠成长条式，中间弯成拱形，两张叠在一起，如果没有跌翻，可以用手扇一次，如还是没有翻过来，就该下家玩了。输赢完全是转瞬间的事。那时最贵的烟就是“长中华”，0.72元；“短中华”是0.62元；接下来是“牡丹”0.54元、“红塔山”0.52元、“群英”0.48元、“恒大”0.45元、“春城”0.38元、“三七”是0.37元，遵照这个次序，来决定先后次序。后来流行一顺口溜，反映了香烟的价格差异：高级干部抽“牡丹”，中级干部抽“香山”，工人阶级二毛三，贫下中农“大炮”卷得欢。“工人阶级二毛三”，是说当时的“海河牌”香烟是0.23元一盒。这个按照价格顺序比下来的秩序并不是绝对的，有人某次突然拿出一张“红炮台”烟盒，大家谁也不知道它的价格，但从上面的繁体字看，就明白它的“资格”是很老的，这其实是上海公私合营时代的产品，大家一致同意它的价格超过了“大中华”，是可以“通吃”的品牌，但鉴于烟盒已经烂了，必须打折扣，只能与“大中华”的价格相等。还有孩子拿出铁听的“中华”，大家认为这不能算正宗的烟盒，不予流通。那时烟标牌子可真是多，上海产的“大前门”、“红双喜”；北京产的“天坛”；香港产的“庆宝”；河南产的“三喜”、“双峰”……孩子们把脑袋聚在一起，忙得不亦乐乎，那高兴劲儿简直没法提。女孩子们偏爱“米老鼠”糖纸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糖纸亦是很多孩子渴望得到的收藏品。可那会儿，嘴角儿连糖末儿都舔不到一粒，糖纸只能四处去讨。好不容易把它们弄回来，却不能直接夹进收藏本，必须要清洗一遍，把上面的残渣、黏性物质去除掉，然后再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但有些糖纸印制粗糙，经水一洗，竟然把商标等全部洗掉了，纯粹是一张塑料纸，气得孩子直跺脚。两人也可以赌糖纸，一般是按照产地与自己生活城市的距离来决定先后次序。比如，孩子生活在成都，一个拿出北京的糖纸，一个拿出哈尔滨的糖纸，自然是后者先玩。怎么个玩法呢？那是把糖纸折叠成长条式，中间掰成穹形，两张叠在一块儿，用力往地上一甩，如果全都翻了身，就是赢家，如果都没有翻身，还有一次用手来扇风吹翻它们的机会，如果均无法使糖纸翻身，就站一边去，只能看别人玩了。女孩子家比较矜持，纵使心里再按捺不住，也不会参加这种带有输赢色彩的活动。她们乖乖地收敛起欲望，努力地收集糖纸，夹在粗糙的大本子里，相互交换着欣赏。女孩子们偏爱“米老鼠”糖纸，一是因为设计得确实好看，二是因为收集完整的一套很不容易。“大白兔”糖纸也是争相收藏的对象。收集到糖纸时的高兴劲儿，超过吃糖。男生们沉湎在这项游戏里，往往比女孩来得有韧性，为了花花绿绿的糖纸，他们当掉了刚到手的绿豆糕和脖子上的虎头项链，卖掉了姥姥的绣花手绢和爸爸老旧的上海牌怀表……(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煜)
《小兵张嘎》带热了弹弓1963年12月7日上海《青年报》：有的人把铁丝成“小手枪”，把火柴头当火药装在上面，在别人耳朵边放得“砰砰”响。这不仅会伤人耳朵，而且，也浪费了火柴，甚至会因此引起火警。“小手枪”和弹弓的风行，与60年代影片《小兵张嘎》深入人心有关。歪戴破草帽，手拿木枪，身穿白褂，光着脚丫。他只有13岁，擅游泳，能爬树，会摔跤，爱咬人，机灵鬼透，野气逼人……他就是小兵张嘎。60年代，大人都在忙着上班干革命，没人管束的男孩子更顽皮，天性中有股张力，弹弓自然成了他们百玩不厌的玩具。大概是看电影《小兵张嘎》的次数多了，欲望便升腾了起来，抄着家伙自己做起弹弓来。最好能找根“丫”字形的树杈，把皮剥了去，再不成用硬铁丝扎一个，舞起来晃眼，更来劲儿。之后找来些皮筋，或者剪一截废旧自行车内胎，在树杈上固定，绑好，那弹弓就成了形。总觉得那会儿麻雀特多，刚做的玩意便派上了好用场。不过鲜有射下来的。那鸟儿也不是吃干饭的，人在树下刚摆好造型，它们便翘着屁股扑棱棱地飞走了，没准还扔下两粪蛋儿。没办法了，人小的时候特虚荣，那女孩子眨巴着大眼睛，满脸渴盼地看着你，再不亮一手，真得打个地洞钻下去。于是就雄赳赳地对着小鸡小狗开练，胡同太窄，它们撒不开腿，套个文艺词，那场面真叫“死伤无数”。自然的，四邻的玻璃窗也不能幸免于难，劈劈啪啪，玻璃渣子迸了一地，经常唬得那些大爷瘫坐在地上：“咋整的，这晴天里还落冰雹了！”更多的时候是左手握一把弹弓，右手还揣了支水枪，左右开弓，说得形象点，叫作“小米加步枪”。有篇博客这样写道：对于我们来讲，皮筋就是做弹弓（北京话绷弓子、弹绷子）用的。弓架子通常有两种，铁丝的和树杈削的。铁丝的粗细要适中，细的没力量，粗的你又不动。大概和圆珠笔芯的粗细差不多。还记得那种红把的钳子么？如果你选择树杈，那是另一种风格了，如同音乐，前者是重金属，后者便是乡村民谣了。形状像英文“Y”字，用刀削好后再用1000号砂纸打磨，做好后你有一种兴奋感，如同贾宝玉看到了薛宝钗那对雪白浑圆的膀子。弓弦也有很多种，我的弹弓是皮筋，就是最常见的那种，商场卖一分钱一根。一般情况是每边五环，两边十环。假如你的力量大些，每环用两根皮筋就好了。我那时力量很大，大家都叫我牛皋，所以我用三根皮筋每环！不过代价也高，我的一把弹弓要用30根皮筋，市价3角，可以买6根小豆冰棍了！没钱的孩子可以找来自行车的废旧里带，用剪刀绞成皮筋，这通常被人耻笑，如同你用木头的弓架一样。见过医院的听诊器吧，那种橡皮管子也能做弓弦，不过做出来很难看！弹兜通常是皮子和皮革做的，有黑色和红色两种，铰成椭圆型，一边铰一个窟窿。我的都是从皮鞋厂附近的垃圾堆里拣的，如获至宝，可以和同学交换玻璃球洋画小豆冰棍方宝等等！……电影《小兵张嘎》剧照。影片播出后，小主人公嘎子的对敌武器“弹弓”成为男孩子的新宠。直至今天，许多农村仍有很多男孩子把它作为必备的玩具。弹弓充满了童年的记忆。(本文来源：网“斗鸡”：曾经有一个膝盖摆在我面前，可是我撞不倒他不过，就刚勇的男孩子而言，斗鸡是课间首选的玩乐。斗鸡也叫“撞拐子”，是最能体现男儿气概的战斗了。斗鸡是采用金鸡独立式，一只脚盘起来，用手抓住脚脖子，膝盖就是打倒对手的利器。可以两人决斗，也可以分帮对垒，双脚接触地面为输。这个游戏很考验体力和平衡力。孩子的想象力是无穷的，那个时代谁也不懂武术，甚至连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但一些孩子会突然跳起来，猛扑向对手的胸部，完成一个高难度的“飞膝”动作。“飞膝”原来是泰拳的杀手锏。在分帮对垒中，身体好的孩子往往是大家争夺的筹码，他们必须以一当五，即使如此，胜利者一般都是拥有大个儿的一帮，很多个子小的，对手根本还没有触及到，就自动把腿放下来了。现在有人模仿香港演员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的著名台词说：“曾经有一个膝盖摆在我面前，可是我撞不倒他，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了。如果上天让我再来一次，我会选择从旁边痛下杀手。”这话令许多有斗鸡经历的人哈哈大笑后又禁不住潸然泪下。1962年3月31日上海《青年报》：向爱好“斗鸡”游戏的朋友进一言。近来，许多初中同学很爱玩“斗鸡”的游戏（玩这种游戏的人各自跷起一足，单足跳跃相互碰撞，碰撞时跷起的一足落地为输）。玩这种游戏，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选择不适当的场合、时间，在楼梯上或水门汀上大斗特斗；不注意安全和纪律，悄悄地偷撞别人，或故意撞在别人腰眼上，等等，往往容易发生伤害事故。这样不但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还会影响他人身心健康。玩“斗鸡”游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和纪律。现在，这种游戏变成了体育项目，挑战赛还上了电视。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煜) 易历史 作者：陈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