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语录》 经典语录
过去打破社会主义精神枷锁,是为了推动私有化改革;现在打破爱国主义精神枷锁,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发展。
《红色语录》2
在思想上彻底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根本条件。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必然有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红色语录》3
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幕已经拉开,是背离世界政治大潮,建立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制度;还是顺应世界政治大潮,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是决定中国和谐社会能否建成的重大抉择,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
《红色语录》4
虽然劳动者的非人化状态发生在改革后的中国,但是就其本质来讲是盲目引进西方丛林文化的结果,西方丛林文化的竞争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作为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从而形成了以劳动者的非人化趋势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把中国变成了本能支配自发淘汰的动物世界。
《红色语录》5
中世纪欧洲的老百姓是实现上帝意志的一个工具,现代中国老百姓则是实现GDP增长的一个工具。虽然劳动者的非人化状态发生在改革后的中国,但是就其本质来讲是盲目引进西方丛林文化的结果,西方丛林文化的竞争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作为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从而形成了以劳动者的非人化趋势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把中国变成了本能支配自发淘汰的动物世界。
《红色语录》6
社会丧失了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和对敌斗争的危机意识,国家意志和民族凝聚力被瓦解,把自己放到了世界文明的被告席上,一旦发生危机,很容易四分五裂。
《红色语录》7
这一代中国人既经历了极端理想主义的光明天堂,又经历了极端物欲泛滥的黑暗地狱,两个极端的强烈对比使我们最有可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认识,能够把东方和谐文化和西方丛林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克服二者弊端,达到人类文明正反合的最高阶段,形成最完善的人类文明。
《红色语录》8
中国老百姓究竟只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还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问题,已成为当前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不解决这个前提问题,以人为本的原则,只会变成以官人为本,以富人为本,以洋人为本,就是难以形成以人民为本,特别是以本国人民为本。
《红色语录》9
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应该是人类不断突破现有消极反动的、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束缚,不断向上飞跃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相反,把摆脱健康思想的道德约束称之为是解放思想。一个女人从妓院走进学院是解放思想,相反,从学院走入妓院不能叫解放思想,只能称之为堕落,不能把堕落等同于解放思想。
《红色语录》10
军队是国家最有组织和纪律性的部分,组织纪律性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安全的终极保障力量,国家政治如果为了“自由开放”以致失去组织纪律性,变成一片散沙,那中国因“富裕”和“自由”而亡的宋朝就是前车之鉴。
《红色语录》11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先秦时代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运动,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中国千年繁荣的文化基础。第二次是15世纪欧洲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欧洲引领风骚五百多年。而今天互联网上爆发的对改革教现代神学统治的批判,正在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红色语录》12
抢劫和经济学上的私有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经济学上的私有化是指有偿占有和公平瓜分,如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一样,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就是把全国资产作分子,全国公民作分母,平均一除,每人一份,然后自由转让。中国的私有化则是把工人赶出工厂大门,宣布企业归管理者所有,起了个名叫MBO(管理层收购),这纯粹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公开抢劫。
《红色语录》13
中国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反对民族主义的运动:第一次是八国联军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第二次是伪满政府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第三次就是目前由中国极端右翼政治势力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
《红色语录》14
改革和革命是人类政治词典中最崇高的2个名词,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就是依靠这两个环节实现的。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改革是富人管理穷人的斗争,所以富人一般反对革命赞扬改革。
《红色语录》15
本来,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人性法则应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改革的结果却是兽性法则取代了人性法则,结果就是富人变成了野兽,穷人变成了牲口。
《红色语录》21
现在美国国会隔三差五对两个国家做决议,一个是伊拉克,再一个就是中国。为了迫使中国能够顺从地执行美国决议,便把控诉中国、妖魔化中国作为一个热身项目,去年6月份美国搞了个所谓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参与者大都是后来跑到美国去的中国改革中坚分子。这些当初中国的改革者,如同众星捧月般地围绕在美国总统布什周围,大肆控诉中国共产主义的所谓灾难,在布什带领下一起高呼“反恐就是反共”,把共产主义者等同于恐怖分子。把中国这样一个近代史上饱受外来侵略蹂躏的国家,妖魔化为一个威胁世界的恐怖国家。
《红色语录》22
私有化是改革教最为推崇的神圣信仰,也是改革教对人民进行全面清算和剥夺的基本理论依据。把私有化推上神坛,视为万能之主,是中国改革教一大特征。
《红色语录》23
中国的私有化之所以特别邪恶,还不仅仅在于它对公众的抢劫,而在于它把富人对穷人的抢劫称为是原罪,而对原罪是不能追究的,谁追究原罪谁就是极左,谁就是仇富,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犯罪;而把穷人对富人的抢劫称为是现罪,对现罪则要严厉打击,甚至格杀勿论。
《红色语录》24
30年来中国在2个方面悖逆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一是把赚钱发财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伦理,二是把放纵官权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
《红色语录》25
封建社会主要是通过集权的办法来约束官权,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通过资本的力量来约束官权。这两种约束方法的历史效果都不是很理想,集权约束的方法不顾百姓死活;资本约束的方法容易形成权钱交换;于是便有了中国文革时期的民权约束。
《红色语录》26
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化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对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更不是一个好兆头。新自由主义曾为美国立下过汗马功劳,它曾为美国忽悠倒了苏联,现在又反弹回去击倒了美国。
《红色语录》27
现代西方国家采取了与中国文革完全相同的方法,允许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却绝对不允许怀疑耶稣、打倒耶稣。同样我们也不能侮辱毛主席。
《红色语录》28
当今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重新定义发展的概念,弄清楚发展和毁灭的界限,用科学发展观代替毁灭发展观,确立中华民族的正确发展道路,这是胡锦涛主席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历史意义。
《红色语录》29
如果说人类以往的幸福取决于从大自然索取多少,那么从今往后人类的幸福则取决于向大自然投入多少,环保产业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
《红色语录》30
目前中国却存在一种十分荒唐的现象,社会所有的人都要为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唯独各级官僚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提拔的干部,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中国干部任免任人唯亲的一个根本原因。
《红色语录》31
历史上的民族危机历来都是以军事侵略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今天民族危机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列强不再是通过军事侵略掠夺我们的财富,而是通过经济金融手段掠夺我们的财富。虽然都是掠夺财富,都是建立不平等条约(现在叫规则),结果也都是殖民地。但是以前是采用军事手段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直接实行军事上政治上的殖民化;现在则是通过买办和汉奸学者诱使中国主动接受不合理规则,实行较为隐蔽的经济上的殖民化。
《红色语录》32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走仅仅实行党内民主的集权政治道路,也不能走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道路,只能走实行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道路,这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实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
《红色语录》33
竞争是野兽的生存法则,竞赛是人类的生存法则;竞争的结果只能导致绝大多数人陷入绝望,竞赛的结果则会推动整个社会朝气蓬勃。毛泽东时代是竞赛的时代,后来则是竞争的时代;由竞争时代重新转变为竞赛时代,是21世纪初期中国人民伟大的历史任务。
《红色语录》34
东方是羊文化的发展道路,共存共荣,和谐相处;西方是狼文化的发展道路,弱肉强食,征服消灭。可是改革开放后,把实行丛林法则的狼文化从西方突然搬到了中国,强迫只能吃草的羊也像狼那样去吃肉,也像狼那样去竞争,结果是既丢掉了羊文化的诚信善良,又没有建立起狼文化的秩序法则,形成了今天这种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的混乱状况,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了末法时代,即将堕入地狱的时代。
《红色语录》35
中国改革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收益和风险相分离,成果和成本相分离,精英集团享有改革全部成果,老百姓承担改革全部风险和全部成本。
《红色语录》36
作为改革开放大本营的上海,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的民族品牌消灭得一干二净,把上海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买办经济。
《红色语录》37
西方对付中国的还有一手,这就是所谓知识产权,如果说生产线转移是西方国家到我们家来做饭,知识产权则是拿着菜谱到我们家来吃饭,吃完后我们还要给他钱。知识产权这个东西严重堵塞了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道路,所有行业知识产权都控制在他们手里,掌握着各种产品的核心技术,无论最后挣多少钱,大头永远是他们的。
《红色语录》38
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在中国本来是句骂人的话,在知识精英的炒作下,却变成了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根本理论宗旨,变成了整个社会最高的道德信条,成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全面崩溃,中国变成了伪劣假冒坑蒙拐骗的大本营。。
《红色语录》39
中国权贵资本养了两条走狗,一条是主流经济学家,另一条是法学精英。这两条走狗各为其主子缝制了一面抢劫的旗帜,主流经济学家的抢劫旗帜上写的是市场经济,法学精英的抢劫旗帜上写的是民主法制。
《红色语录》40
2008年西方对待中国圣火传递的态度表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确实没有调和的余地。西方人只要看看在奥运圣火传递途中表现出的青年人,尤其是在海外的青年人对祖国的感情,再看看汶川地震救灾中表现出的中国政府与人民血肉情谊,就应当明白,利用西方价值观从中国内部改变中国发展方向,让中国成为西方附庸的企图,绝无希望。
《红色语录》41
国国务卿赖斯就曾声明,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要从以军事打击和情报渗透为主,转向以培养对方国家的学术政治精英(美国鹦鹉)为主,以此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打开中国金融市场,就是21世纪美国鹦鹉外交最富成就的卓越胜利。
《红色语录》42
用民权来约束官权,是中国文革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纷纷引入中国文革创造的民权约束机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解决了官权泛滥的历史灾难,取得了很好的历史效果。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中国文革民权机制,主要是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基础上形成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是西方国家成功约束官权的两个主要工具。
《红色语录》43
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民族矛盾,都是内部阶级矛盾演变的结果,没有内部阶级矛盾演变成的汉奸势力,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觊觎和侵略中华民族。
《红色语录》44
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总是极少数权贵富豪统治绝大多数民众,就在于这极少数权贵富豪具有天然的利益纽带,能够结成为一个强大群体,以阶级的统一力量去压迫绝大多数人。而老百姓则是一盘散沙,只要实行所谓民主自由,自然就会形成团结起来的极少数人对一盘散沙的绝大多数人的政治统治,这就是权贵富豪竭力叫喊民主自由的历史奥秘。所以,要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就必须具有代表公理、代表正义、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愿望的终极信仰,这个信仰是不容反对不容置疑的。当时中国的这个终极信仰就是毛泽东,西方国家的这个终极信仰就是耶稣。
《红色语录》45
偶像崇拜,不是指外在的偶像崇拜,而是指生命内在的偶像崇拜。外在的偶像崇拜,是指对金钱、权力和名利等外在力量的崇拜,以及许多宗教中设置的对外在力量的崇拜。内在的偶像崇拜是指对生命本身的崇拜。外在的偶像崇拜会贬低生命自身的意义;内在的偶像崇拜会提高生命的意义,赋予生命以神圣的崇高感。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崇拜,恰恰是老百姓自我崇拜的一种形式,如同西方国家对耶稣的崇拜实际上是自我崇拜一样,都是在寻找生命的内在价值,在享受生命的崇高感。
《红色语录》46
西方人从耶稣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伊斯兰人从穆罕默德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印度人从释迦牟尼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中国老百姓从毛泽东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在老百姓看来,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毛泽东都是通向生命崇高境界的一种精神航标和语言符号,对他们的崇拜不过是生命崇高感的一种实现形式。这一点从毛泽东关于做人的语录中反映的最为典型,毛泽东讲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显然,无论西方宗教的忏悔祈祷,还是东方宗教的参禅悟道,在做人方面追求的,都是这一崇高境界。
《红色语录》47
中美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使中国老百姓完全陷入了经济增长的悲剧当中:中国经济发展越快,为西方发达国家创造的廉价商品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就越低,生活水平就越高;而中国自己则是出口商品越多,送给西方发达国家的外汇就越多,通货膨胀就越厉害,老百姓生活就越艰难。殖民经济循环圈在中美之间再显了这一悖论过程,中国GDP的增长,只是表现为西方国家财富的增长,表现为西方国家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自己的老百姓则是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
《红色语录》48
殖民经济循环圈正在把中国变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变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奴隶,最近一个欧盟经济学家就指出,中美之间的经济循环圈已经形成了类似当初美苏之间核平衡那样的关系,一旦打破这种循环,中美双方都会倒霉,美国将会失去大量廉价商品和中国的上万亿美元外汇,中国将会有大量工人失业,所以这个循环圈只能继续循环下去。
《红色语录》49
30年来是少数人先富起来暴富起来的历史,打着的幌子就是所谓先富带后富。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先富带后富根本不可能,完全是个陷阱。少数人先富起来后肯定会阻碍多数人富起来的道路,因为他把有限的资源都占有了,多数人就不可能再富起来。另外还有一点,富裕是个相对的概念,多数人越贫穷,少数人的成就感、富裕感就越强烈,感受就越好,幸福值就越大。我现在一万块钱的幸福感,取决于你们兜里有多少钱,你们兜里钱越多,我的幸福感越低,你们兜里超过一万块钱,我的幸福感就等于零,甚至幸福转化为痛苦,相反你们越是身无分文,我的幸福感越大,所以不可能形成少数人带动多数人共同致富。
《红色语录》5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并没有错,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实践效果为标准。比如单纯以GNP或GDP高低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标准,那么下列现象就不能得到解释:
A.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说明,我们长期信奉的经济发展的单纯GNP标准是会亡国的,而亡国的标准就不是正确的标准。没有谁将死亡作为发展的标准。
B.从1870-1950年间,欧洲GDP发展远不如拉美,可拉美人在一战前一直是的欧洲人的奴隶;斯大林时期的GDP不如沙皇时期,可前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后者却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说明,以GDP为标准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错误的,因为没有谁发展经济的目的只是为了作奴隶。
《红色语录》51
通过腐败把中国的财富劫掠一空,把中国老百姓永远钉死在世界劳工的贫穷位置上,是西方国家为中国设计的改革路线图的一个基本目标。
美国等西方国家用腐败在中国建立起了一条牢固的食物链:外资吃中资,中资吃百姓;百姓处于食物链最底层。而维持这个食物链运转的关键环节是腐败官员。如果说腐败学者是美国鹦鹉,那么这些腐败官员就是美国鱼鹰。美国只需喂养这些腐败官员一点儿小鱼小虾,就能钓到中国经济这条大鱼。
《红色语录》52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成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也想和世界上所有能够平等待我的国家发展关系,但是西方列强国家却千方百计,要把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毛泽东不得已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虽然在表面上和苏联是一个阵营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还是有所差别的,对于苏联有损于中国的各方面举动,保持了很高的警惕性,哪怕两国关系破裂,也不允许国家主权受到损失,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形势下,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也可以很少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冲击破坏。
《红色语录》53
如今中国的私有化改革,一部分人一夜暴富上天堂,一部分人彻底沦落为奴隶,已经产生了贫富对立严重的阶级分化,国家的经济命脉基本上被西方列强国家所掌握。中国就如同一只追求自由的迷途羔羊,跑出了自己的羊圈却被人捕获圈养的羔羊,既丧失了自己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也丧失了自己经济上的自由活动空间,什么时候什么方式被列强国家分而食之,全凭他们兴趣所在。
《红色语录》54
决定国家竞争力的经济机制,是开放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市场机制和宏观平衡的统一,微观活力和整体协同的统一。国家竞争力也是国家之间的组织力、制度和政策有效性的竞争,并非仅靠市场和外援的“自然”演进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开放水平,应该体现这个基本的平衡思想。
《红色语录》58
李敖的比喻真好:毛泽东时代台湾是中国的睾丸,美国一摸,中国就雄起,操他妈的,吓得美国赶紧走开,那时的中国是男人;现在台湾是中国的乳房,美国人一摸,中国就发痒生贱,就赶紧靠上去发酸发嗲——那哼哼声(发表抗议谈话)就像是高潮,现在的中国是女人。
《红色语录》59
在白种人的历史上,一共有过2次最伟大的经济成就,一次是把北美大陆变成自己的家园,另一次就是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廉价工厂。
《红色语录》60
中国强势集团对社会的掠夺和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掠夺,都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疯狂的状态,贫富分化已经把中国撕裂为彼此仇恨的两个极端,并且富人对穷人的仇恨程度甚至超过了历史上412大屠杀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进入了最后点火的倒计时状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和谐社会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中华民族即将面临社会矛盾大爆发的空前挑战。
《红色语录》65
中国在开始变化,有许多层次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都有他们的代言人,与日本做生意的,希望中日关系好,竭力想左右国家对日外交政策;与美国做生意的,希望中美关系好,竭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左右国家对美外交政策;其他如此类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利益面前,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与些许的经济利益,不能做等价交易。这是国家的尊严问题,一个人所做作为如一个品牌,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影响他人对他的评价,从而确定与他的关系;一个企业如一个品牌,他的每一个产品的质量和服务,都影响顾客对他的评价,从而确定买不买,继续买还是终身不买;一个国家也一样,如果在些许经济利益上,就可以放弃国家主权和尊严,那这个国家在世界的形象受到巨大损伤,很可能连一些小国都看不起他,从而形成结构崩溃,而丧失一切。
《红色语录》66
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动荡,历次大革命都不是爆发在政治最专制的时期,而恰恰是在政治最开明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当时是法国封建发展史上政治文化最开明、经济最发展的时期,是封建社会最好的时期,所以当巴士底狱被打开时,里面只有7个人,还有一个是神经病,3个是家长送来的。
英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包括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有这个特点。为什么政治宽松的时候容易爆发革命呢,就是政治宽松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会由后台走上前台,矛盾达到白热化,各个派别都容易得手,各种政治力量成长都很快,他们之间的矛盾都容易激化,而在对现有政权的态度上,无论代表穷人的左派的还是代表富人的右派,也都容易因为对政府失望而失去耐心,所以就容易爆发大动荡大革命。中国现在就在进入这个时期。
毛主席的小红兵《红色语录》67
我们打开地图看一看,一方面是全世界的生产线向中国转移,中国成为世界大工厂;另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能源封锁,并且完成了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进行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美国支持日本占领钓鱼岛,威胁控制着东海资源;美国操纵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威胁蚕食着南海资源,南海四十八个岛屿的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操纵陈水扁等搞台独,同时威胁着我国整个海洋资源;美国以反恐为名义,占领了阿富汗,切断了我们和中东石油唯一的陆上通道;美国的航空母舰进入新加坡,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扼住了我们远洋油路的咽喉;同时美国又通过颜色革命控制了中亚,扼住了我们与世界第二大能源基地里海的通道。
《红色语录》68
中国社会已经滑落到道德崩溃的地步,滑落到郎咸平所讲的“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黑暗、最腐朽的时代”。
郎咸平讲的完全是客观事实。从西周开始到现在,哪个朝代能腐烂到如此地步,历朝历代的腐败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腐败仅限于政治领域,只是政治腐败官场腐败,老百姓的民风一直都是很纯朴很健康的。人们往往把隋末看作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代,但隋末也只是官场腐败,民间的伦理体系仍然很强大很干净,包括国民党后来败退大陆前夕,也都没有腐败到民间。可今天我们却是整个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这种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红色语录》69
中国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现在主要面对的是挨骂问题。挨骂怎么就成了问题?国家能被骂垮吗?国家本应是骂不垮的。挨骂好像没关系,但骂得你本国的学者都信了,最后连决策者都信了,接着就毁掉保障了自己成功的政治体制。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南斯拉夫是一个强盛的国家,是第三世界的领袖。短短十几年后,这个曾经一度辉煌的国度就陷入内战,导致百万人丧生。为什么会这样?南斯拉夫信了别人骂自己的话。前苏联的失败是因为别人侵略么,是因为经济崩溃么?都不是。别人骂我们,骂多了就有人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挨骂就成了和挨打、挨饿同等重要的问题。
《红色语录》70
美国人设计和掌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美国大兵的鲜血也是为美国利益而流的。美国的普世价值当然也是为了美国利益最大化服务的。美国的货币政策也绝对是美国利益的强化工具。
30多年前欧洲人用集装箱把整船的美元运到美国的港口要求把他换成黄金运回欧洲,得到的答复是“没门”,美国总统告诉他们“美元是美国人的货币,现在在你们手里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然后历经多年的努力,欧元就成了欧洲人因这次痛苦而反省的产物。如今的亚洲国家如果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只能永远沦为美国的奴隶!
《红色语录》71
中国要建立和维护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任何一个国家维护与建立顺应自己的利益的国际秩序,都是要凭国家实力说话的,只要是有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任何人喷出来的什么普世价值都只是加在对方脖子上枷锁的遮羞布。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本国的利益,不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接受美国的普世价值,也不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是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取决于我们本身的国家实力和维护本国利益的决心。
《红色语录》72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中国有一个“贪官、奸商、腐败学者”相互勾结组成的 “腐败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是由学者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地方政府执行,透过医改、教改、房改、国企改革。资本家赚了钱以后回馈给学者,这个铁三角已经在中国形成庞大的势力,他们操纵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教育、医疗、住房已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有民谣为证:教改把家里二老逼疯,医改提前给你送终,房改把百姓腰包掏空。这个“腐败铁三角”,就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
《红色语录》73
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欧美式国家主宰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式资本主宰国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
《红色语录》74
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不是,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冲突的。
《红色语录》75
美国在指责中国军备增长“过快”时,为什么自己不先终止对台“售武”的恶习、支持中国分裂势力的人评论中国军备增长问题是没有说服力的。在中国国家统一问题上,美国是作恶的一方,中国是受害的一方;美国是非正义的一方,中国是正义的一方。
《红色语录》76
30年来由美国培养的各路改革精英,已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彻底解除了中国的思想武装,30年来所谓思想解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解除思想武装的过程,用GDP代表的物欲主义否定了理想主义,用妖魔化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方法,否定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最致命的是用非毛化的方法打掉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意志和民族精神,打掉了中国人的精神原子弹,把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肥大国家。
《红色语录》77
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民族是对外抢劫的组织,国家是对外抢劫的工具,所以十分强烈地爱国家爱民族,面对来自外部的斗争,国家越强大,他们越安全;中国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内抢劫发展起来的,面对来自国内民众的反抗和斗争,只有投靠洋人才安全。
《红色语录》78
美国只是希望中国执行美国政策,而绝不希望中国走美国道路,建立美国制度,如同狼只是希望羊顺从狼,而绝不希望羊变成狼一样。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容跨越的国际战略底线。
《红色语录》79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近期目标,是经济殖民化和政治附庸化,长期战略目标把中国肢解为许多许多独立的政治实体,把统一的中国变成一个松散破碎的政治联邦。
《红色语录》80
由精英集团和官僚买办集团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国有资产私有化基础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它正在把中国人民剥夺干净,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它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红色语录》81
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过度宽容和现实中的过度忍让,造成了中国精英集团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对其欺压和凌辱,逼其下岗,淫其妻女,掠其财产,卖其银行,最令人发指的罕见暴行是,逼其下岗后再骂其懒惰,淫其妻女后再骂其堕落,掠其财产后再骂其无能,卖其银行后再骂其愚昧。
《红色语录》82
党报党刊办刊方式的僵化,左翼进步力量没有报刊的空白化,在客观上把整个舆论阵地全都让给了买办集团和美国鹦鹉,使其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真正的自由天地,在自由批判国家精神方面,在自由践踏天理人伦方面,在自由编造政治谎言方面,在自由扼杀民众思想方面,在自由欺辱民众人格方面,在自由出卖国家利益方面,其自由程度远远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红色语录》83
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一种致错改革,就是把原本好端端一个事物推向错误,形成改革的必要性;然后再推向一个更大的错误,形成更大的改革必要性;改革本身不断衍生出新的改革需求,由此循环往复,不死不休。
《红色语录》84
目前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利益和美国利益的争论,是中国势力和美国势力的较量,而绝不是什么国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两派的争论。
《红色语录》85
中国买办集团对左派的仇恨主要来自于左派以下的历史片断:无论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什么颜色的革命,最终都会成为红色革命。
《红色语录》86
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中国设置了十分清晰的亡国路线图,就是改革私有化——开放殖民化——政治分裂化。私有化改革剥夺的主要对象是蓝领,是阶级的劫难;殖民化改革剥夺的主要对象是白领,是民族的劫难;如果说前两种剥夺是经济劫难,那么,政治分裂化的西方宪政改革则是全国人民的生死劫难。
《红色语录》87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反映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红色语录》88
建立类似美国企业协会和俄罗斯社会院那样的中国鹰派咨询机构,形成半官方的鹰派集团,发挥左翼政治力量的作用,制衡已完全倒向西方的极端右翼政治势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
《红色语录》89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不了的矛盾状况:中国既面临深刻的阶级矛盾又面临严重的民族矛盾,解决阶级矛盾反对政府会使外国趁机加深对中国的控制、干涉,但如果不那样做劳工阶级又无法得到解放,这是一个两难处境。清政府被推翻后军阀混战,外国割据,所以中国人民是对卖国政府容忍度最高的人民。
《红色语录》90
在中国,右派和许多老左派从两个方面对文革大众民主的同时否定,特别是右派对文革大众民主的妖魔化,彻底堵塞了最高权力和人民群众直接结合的政治通道,只要这条通道不被打开,中国的买办集团就完全有能力束缚住中央和控制住百姓,国际垄断资本也就同样有能力控制住中国的买办集团。中国无论怎样发展,结果都只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红色语录》91
官员卖国是政府的耻辱,学者为卖国公开辩护是国民的耻辱。如同官员行为是衡量政府的尺度一样,学者行为是衡量国民的尺度;当学者公开颂扬卖国时,表明这个国家的国民已经烂透了。
《红色语录》92
中国买办集团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唯一的依靠对本国抢劫(其他国家仅仅是对内剥削)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对内抢劫的犯罪性质和强迫人们信奉兽性法制的邪教性质,决定了他们与人民群众生死对立的政治立场。
《红色语录》93
中国买办集团一般具有大体相同的家庭结构,就是老子具有(或曾经具有)无边的权力,儿子具有无边的资本,孙子具有无边的自由(身份和财产在国外),已经被外资控股的北京银行的大群娃娃股东就是一例。
《红色语录》94
中国革命以及作为革命主体的老百姓的历史悲剧,还不仅仅限于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比暴力分配不均衡更加可怕的,是单方面承受全部暴力的受害者,却被反动文人制造的刽子手文化妖魔化为制造暴力的恶魔。
目前占据中国主导地位的那些学者文人,却一方面动用全部媒体大肆歌颂大屠杀的元凶成吉思汗、康熙、多尔衮;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地丑化妖魔化当时抵抗蒙军清军侵略的各地农民起义力量。
《红色语录》95
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私有化的改革,主要是国内分配规则和经济秩序的重新确立,结果老百姓已经尝到了,已经知道了马王爷三只眼。第二阶段殖民化的改革,主要是国际规则的重新确立,这场改革可能对我们民族带来深重影响。
《红色语录》96
中国一些原本毫不相干甚至总是狗撕猫咬互相冲突的政治力量开始迅速合流,如南方系报刊、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中央编译局,还有那些右派网站,在诸如捍卫富人讨伐穷人等重大问题上越来越趋于一致,越来越使用同一个声音讲话,这是一个具有历史分期性的重大政治信号,它标志着拥有特殊利益的官僚势力,依附外资的买办势力,国际反华势力操纵的汉奸势力,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势力,新自由主义右翼,正在迅速联合起来,原本是中间力量的老自由主义也开始了急剧分化,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已经或正在投入买办汉奸的怀抱。
《红色语录》107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许多场合反复讲:“当前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究竟是机遇还是挑战,关键就看能否跨越买办集团这一关;如果能够跨过去就是机遇,中华民族就会从此崛起;如果跨不过去就是挑战,中华民族就会陷入大分裂大动荡,最终分崩离析为许多松散小邦。
《红色语录》108
就中国而言,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正面临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封锁。首先,美国对中国采取经济殖民政策,一方面,美国将实体经济大量转移到中国,中国在将大量廉价商品送入美国超市的同时,自己却一点点的陷入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以环境的恶化做为条件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也因此出现;另一方面,美国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民族企业,使中国的民族资产日渐流失;在军事上,中国也面临着见所未有的紧张局势,美国在中国的东西两侧安插了十个军事基点,在海上密布两条封锁线。这种双重封锁已经成为了中国崛起的巨大障碍。
《红色语录》109
市场经济促使社会瓦解为各类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处于政府的进攻状态,因而不断地陷入瓦解。但是地方政府、资本利益集团却控制着从政治力、经济力、舆论力量、教育力量、军事力量等一切资源的力,从而形成了针对多数群众的绝对优势。而具有这个优势的群体已经丧失了建国初期革命干部的那种忠诚和无私,因而堕落成为利用祖辈的政治优势无偿剥夺、收割资本收益的官僚者,而其中的一部分人直接从事工商业和金融业,从而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这是中国的实质的统治者,这些人利用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出空前强大的监控手段,从而建立起可怕的专政形式。
《红色语录》117
本来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中国拥有实体经济,美国拥有虚拟经济,一旦冲突,美国倒霉。可是现在美国却控制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先是把中国钉死在产业链低端,耗光中国资源,整个世界20年在享用中国资源。然后再把中国资源换取的美元回流美国,把虚拟经济的灾难转移到中国。与此同时,还用资本和品牌把中国的低端产业再控制在自己手中,让中国最终两手空空,高端低端产业全部控制在对方手中。世界形成两个极端国家:创造财富的贫穷国家和创造品牌的富裕国家。前者资源耗光环境崩溃,后者山清水秀不付任何代价。结果是实体经济的生态灾难和虚拟经济的泡沫灾难,全部砸在中国人头上。这就是所谓世界规则和市场规则。
《红色语录》118
中国30年文化自虐自戮的一个可怕后果,就是把理性完全兽性化了,理性成了兽性的代名词。逼人死命的官僚是理性的,残害民工的老板是理性的,强奸妇女的流氓是理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买办汉奸是理性的,为西方国家叫喊牟利的美国鹦鹉是理性的;相反,所有的受害者都是非理性的,所有的爱国者更是非理性的。理性已成为中国所有犯罪集团实施犯罪,特别是买办汉奸卖国灭国的一杆伦理大旗;而受害者的挣扎和爱国者的呼号这类非理性行为,则被看作是人伦大罪。如此没有底线地践踏天理人伦,泯灭人性良知,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红色语录》119
颜色革命并非真正革命,而是肢解中国的沉船运动。其实,颜色革命作为国家之间斗争的工具,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它既不反对法西斯主义,也不反对社会主义,而只反对民族主义。所以迄今为止,颜色革命无一例外地都是发生在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民主国家。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末21世纪初颜色革命主要集中在东欧和中亚国家的原因。
《红色语录》120
中国目前出现了代表工农等普罗大众的弱势群体和代表官商的强权利益集团。中央政府不再是凌驾于两大政治集团之上,而是越来越处于两大政治集团的夹板之中,如同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国家正在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并且是那种让两大政治集团同时走向失望的政治力量。
这是历史上最为可怕的政治信号。国家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在历史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强大仲裁者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当初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扮演的就是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一种是作为软弱妥协者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这是社会走上动乱的政治先兆。
《红色语录》121
在经济上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在政治上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是中国精英集团自始至终不变的战略目标,现在第一个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了,接下来就是实现第二个战略目标:摘主席像、扒纪念堂,砸掉共产党的招牌,扯起社会民主党的大旗。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什么“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正在纷纷出笼。
《红色语录》122
毛泽东从蒋介石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连钉子、火柴都不能生产(钉子称“洋钉”、火柴称“洋火”),全国年产钢铁只有几十万吨的烂摊子。为了避免过分依赖苏联,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想与美国交好(没法接近上层,就主动从谢伟思等下层作起,还多次通过谢伟思等向美国上层转达想访美的想法。但赫尔利及其主子杜鲁门一心要支持蒋介石消灭中国共产党(那时,他们不要多党制了)。哪想仅仅三年时间,全付美式装备的800万军队就被毛泽东彻底消灭。走狗不行,又自己赤膊上阵——发动朝鲜战争、出兵台湾。结果,又败了。于是,就气急败坏地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全面封锁。还好,毛泽东早料到了这一招——特意留下香港和澳门两个窗口,就是为了与西方国家作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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