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08月08日19:22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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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主要目的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网友海纳百川中国沙河]：为什么我们要每年出一本这样的书，初衷是什么？这本书的出版有哪些影响力？
【杨宜勇】：每年出一本书，主要目的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怎么看”等于统一思想，“怎么办”等于统一行动方案，各行动主体都要各就各位。据我了解，许多省也出了类似“怎么看省里问题”的书，因为中国很大，各省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我觉得省里的做法可能更有针对性。
[网友孤松]：《从怎么看到怎么办？》，我觉得这有点姗姗来迟啊！归根结底，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没有跟上，请问，今天苏海南专家，今天如何保障老百姓的收入？如何能尽快使百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而不是让封建社会才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咕”出现在建国60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
【苏海南】：这个网友问的问题和上面几位网友问的问题有点相似。我想在这里再重申一下，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需要在在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切实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精神，制定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并相应明确一系列相关政策。二是进一步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消除分配制度的各种弊端，从制度上保证收入分配的公正合理。三是进一步健全分配制度的法律法规，比如说最近明确恶意欠薪纳入刑法处罚的范畴，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就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四是切实贯彻落实好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制度规定，对那些违法违规的侵害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行为和案件及时进行查处。
此外，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与经济社会体制的某些弊端紧密相连，也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紧密相关，因此，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除了要做好以上四方面工作以外，还需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相关弊端做好工作。比如说要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让农民工进城之后不会被看作是低人一等，从而影响到他们劳动报酬权益的保障；又比如说，资源配置制度的不合理，是造成某些群体、某些行业不合理、不公平收入过高的根本性原因，因此，要切实扭转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从根源上消除某些群体、某些行业不合理、不公平的过高收入；再比如对财政支出要加大人民代表、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力度，切实保障财政支出逐步加大用于民生的部分，同时保障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公开性，使老百姓能够知道取之于民的钱用在哪些方面、是否用得合理。与此同时，还要改变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从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来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可见，要解决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才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对此，我们既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
[网友牛牛]：老杨，你对发展不平衡有哪些看法，书中提了很多措施，哪个最管用？
【杨宜勇】：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中央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应该向欠发达地区适当倾斜；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自身也要练好内功。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
[网友非不得以不下跪]：请问中央党校辛鸣教授，你们是否经常了解底层对你们这些当红理论家的看法，是以什么方式去了解的，比如去工厂有没有住上几个月，或者去农村住上几个月？
【辛鸣】：首先我得声明，我并不是什么当红的理论家，我只是中央党校的一个老师。对理论家的看法我没有发言权，基层对我们党校老师的看法我可以回答你。每年我都会抽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到党校之外的地方，主要是我们的基层去做调查研究，去向大家学习，同时也与大家交流一些看法，为大家讲讲课。我的经历让我感到基层群众对我们党校的老师是很欢迎的、期望也是很大的，但是这欢迎和期望是有前提，是要求我们能用平实亲和的话语，完整准确地把党的理论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不要拉大旗作虎皮，不要云山雾罩，当然也不要故做高深。如果我们做到这些，那么群众是很欢迎的，也就愿意与我们交流。在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说我的真实经历和真实感受，我们有很多的群众其实很愿意与我们这些在中央机关和学校工作的同志交流，但是我们具体行政部门的同志出于工作性质的要求，他们可能不能讲的过多。因为他们讲出来就相当于政策，而我们党校老师则相对比较超脱，因为我们手中没有什么行政权力，我们也不是政策的直接制定者，所以以相对超脱的身份与基层群众进行一些政策方面的交流和探讨，既为大家讲明白我们政策好在哪里，我们制定这些政策的必要性是什么，又向群众表明我们这些政策其实还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和空间，甚至我们有些政策还是应该改正。这样的话我们具体政策制定部门的同志是不便于讲也不应该讲的，但是我们是可以与大家交流的，关键看我们讲的是否有道理，讲的是否符合逻辑，讲的是否充分反映中国现实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当我们做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走到群众中间，就会感到一种如鱼得水，同时也能感到一种群众对我们由衷的尊敬。当然了，最后我还要说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走到基层，我们走到群众中间，我们得到的、我们学到的，远远要多于我们给群众的、给基层的。所以我要讲一句：感谢群众、感谢基层，你们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网友蓝染惣]：王处长，这本书您有参与嘛？哪些内容是您写的？或者谈谈您赞同其中哪些内容？
【王胜军】：我参与了《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第三项内容“怎么解决住房问题”的研究和起草，我相信其中的一些分析、论述对大家更加理性地认识住房问题有所帮助。
[网友恬然~]：请问各位，《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的主要读者群是哪个群体？你们编这本书最大的心得的希望是什么？
【杨宜勇】：我觉得《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的主要群体是初中毕业以上的人口，这里既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既有政府工作人士，也有企业的劳动者。编这本书最大的心得是，从老百姓思考问题的角度提出问题，用老百姓最能够接受的方式回答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能够回答，有些问题我们还回答不了，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我们编这本书最大的希望是，反映民意、凝聚民智、满足民愿！
[网友新糊涂虫]：你们认为你们教导的理论可信度多少？普通百姓有多少比例相信？官员们有多少比例相信？你自己相信多少？
【辛鸣】：所谓的理论的可信度，并不是说我们希望大家去相信，而是理论本身的内容立场决定了它是否为群众所相信，一个理论要为大家所相信，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理论的彻底性，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曾经讲过一句话，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征服群众。那么我们如何做到理论彻底呢？就是我们要直面现实问题，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充分反映事物内在的本质与规律，不要说半句留半句，不要遮遮掩掩，以理论的科学性做到理论的彻底性。第二是理论的立场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不回避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这一面的。我们所有理论的目标指向，价值追求都是围绕着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要求展开的。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两点，那么我相信我们理论的可信度是会很高的，尤其人民群众对我们的理论是会真信的，并且会真用，因为这是为了他们的理论、这是属于他们的理论、这是他们能掌握的理论。我们现在在理论中面临的一些挑战，遇到的一些置疑，究其根本就是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做的还有欠缺，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非不得以不下跪]：上层和底层两套话语体系，以从政治口号打晕了的气氛中清醒出来，你们怎么看?
【苏海南】：我理解你所说的要求实行两套话语体系的本意应该是说现在有些官员包括某些学者光讲官话，不讲人话；光讲套话，不讲实际话，以至于讲出来的话，老百姓不爱听，拒绝听，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现在宣传舆论界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对此，中央领导是有纠正要求的，就是不要讲官话，要讲人话；不要讲套话，要讲实际话，要讲新鲜话，要讲老百姓爱听的话。为此，需要各层级官员包括学者真正的了解民情、民意，真正的了解老百姓面临的困难，多为老百姓解决困难，想办法、出主意。我想，只要有一颗真正为老百姓想事、办事的心，你说出来的话，老百姓就能够听，也会爱听。我想我们大家都为此而努力吧。
[网友20081001]：“从怎么看到怎么办”都是嘴上功夫，现状都是只看“官系”群体的面子、只办“官系”群体的事情，弱势“百姓”群体的事根本就没人看、没人办。
【杨宜勇】：我觉得，首先嘴上说总比嘴上不说要好。但是，光留在嘴上说这个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本书在过去怎么看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怎么做，政府说出来了，也希望得到全体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目前社会上有一种官民对立的情绪，导致不能够直接对话，这样很不好。我觉得重庆市政府，像薄熙来提出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好，山西省有个副省长也亲自实践了“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希望“同吃、同住、同劳动”能成为一种制度上的建设，而不是成为一种表演秀。根据木桶原理，一个社会福利的改善，要想绩效最大化，其实总是从最短的那块木板开始的，所以我们各级政府要更多的关心弱势群体，要让他们生活无忧、生产有门、发展有望。
[网友不愤怒的小鸟]：侯老师，您认为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侯永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很多的。首先，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国的生产力主要布局在沿海地区。而这一格局的形成，和中国现代化是从沿海地区开始有关。第二，和地理位置也有关。比如，深圳靠近香港，香港对于它早期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再比如，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条件要比内陆地区好，它的产品卖到国际市场上要比内陆地区的产品卖到国际市场上的运输成本低。第三，有现实政策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在长时期内享受到国家许多的优惠政策。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应该说是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些，比如文化方面、企业家精神方面等等。
[网友mztyhao]：嘉宾，您觉得是否有所谓中国模式，如果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杨宜勇】：我们自己从来不主动说所谓的“中国模式”，这是外国人给我们戴的高帽子。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都没有谈到中国模式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审慎的，我们还是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总结归纳自己的经验。我们并不急于向外推销自己的经验。
我认为，一个模式的检验还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期，一种模式区别于另一种模式必须有质的规定性。现在有的地方，一个省叫一个模式、或者一个地级市叫一个模式，我认为这些叫法都是非常不严谨的。由于中国有边境控制，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提这种模式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国家有自己立法权和宏观调控体系，而像一些省、市、县没有边境控制，立法权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宏观调控体系。严格来讲，地方不存在单独的模式，如果它是一种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网友云与山的彼端]：侯部长，国外在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
【侯永志】：一是，国外比较重视规划的引领作用和政策的扶持作用。比如，日本为了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制定了六个国土开发综合规划。再比如，欧盟对许多贫困地区制定了许多财政补贴、优惠贷款等政策。二是，国外也比较重视法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比如，德国把有些规划提升到法律的层次上，以保证规划的落实。三是，国外对于区域经济的干预往往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
[网友远文]：有人说，近年来中国有“国进民退”的倒退，你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在中国，如何给民营经济营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
【许光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国有企业发展较快，民营企业发展困难，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从某些方面来看确实有这种现象，有的部门在有的领域国有企业的表现比较突出，比如基础设施部门发展就比较快，国有大型企业获得的贷款支持似乎也比较显著，有一些国有大型企业获得的利润增长也很快，但是也应当看到我们的很多民营企业近两年发展也是很有起色的，有的民营企业表现也非常突出。
我觉得民营企业可能是小企业比较困难，特别是金融支持很有限，尽管我们金融主管部门一直主张对民营的中小企业给予金融支持，但实际上各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小企业融资难是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我想这也可能是导致“国进民退”这种观点的一种支撑。民营企业是我们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地方是当地经济的支柱，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所以我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真正的为中小企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特别是金融支持，要在贷款上给予支持，要有实际行动。
[主持人]：近年来，国家把很多区域的发展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影响？
【侯永志】：我想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的需要。过去我们的增长主要是靠沿海三大增长极（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的拉动，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增长极。因为这三个增长极现在面临着土地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样一些因素的制约。二是，开拓内需市场的需要。我们在中西部地区打造一些增长引擎，有利于提高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带动内需的增长。三是，打造增长极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因为我们可以在新的增长空间上来布局，一开始就布置高新技术产业。四是，实现区域之间更加平衡的发展。将来我们能够期待，会形成众多增长极共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也能够看到区域差距逐步缩小的这样一个趋势。
[网友远文]：有人说，近年来中国“国进民退”的倒退，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在中国，如何给民营经济营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
【杨宜勇】：宏观上不存在“国进民退”，个别行业可能存在“国进民退”，也可能存在“国退民进”。关于如何给民营经济营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这个问题，我认为一方面要靠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行业准入和商业贷款更加一视同仁；另一方面民营经济也要利用好现代企业制度，树立更加良好的信用形象。
[网友不愤怒的小鸟]：侯老师，请问，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哪些恶果呢？
【侯永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仅发展中国家存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而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不一定会有什么恶果，会有恶果的是严重的“不平衡”。如果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那么就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区域间的良性互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网友不愤怒的小鸟]：想问侯老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
【侯永志】：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在国家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有清晰的描述。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二是，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两者的关系就是科学发展是目的，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对科学发展的根本支撑。科学发展规定了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和途径，而没有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不能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什么？科学发展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按照我的理解，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让人民幸福的发展，就是让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的发展。转变发展方式转什么呢？一是，发展的目的要转变。比如我们的发展要由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核心转变为以改善人民生活为核心。二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转变，要使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形成合理的关系。三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要转变，要由主要依靠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支撑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支撑增长。
[网友longlijushi]：请问嘉宾，现行行政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那些制约？
【侯永志】：简单地说，现代经济行政体系在某些方面导致了区域之间的不合理竞争。比如，为了招商引资，往往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另外，地区和地区之间也很难展开有效的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往往存在着基础设施不对接、基础设施资源浪费等现象。
[网友天堂的尘埃]：请问侯老师，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些来自各方面的问题的？未来有什么新的发展方略？
【侯永志】：区域经济发展首先是受到区位因素的影响，其次是政策和体制因素，第三是受到劳动者素质的影响，第四是受到国内外市场的影响，第五是受生产要素聚集和扩散规律的影响。
对于区位因素，我们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消除区位因素的不利影响。对于政策和体制方面的因素，我们主要是通过完善统一市场，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等来促进区域发展。对于劳动者素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普及教育、职业培训等来提高劳动者素质。受国内外市场的影响，我们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适应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于规律的影响，我们的原则，首先是遵循规律，在这个前提下，对于生产要素的聚集和扩散进行适当的干预。
[网友我只闻蛋糕香]：嘉宾：现在已经有了五大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中心，今后还会不会继续增加？
【侯永志】：中国国土非常广阔，人口又非常多，中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经济中心的。当然，经济中心有大小之分，目前有一些比较大的经济中心，比如中国的上海、天津、广州等等，广大中西部地区目前还没有特别大的经济中心，将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肯定会有出现体量特别巨大的经济中心。
[网友天堂的尘埃]：候老师，我想知道，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合理，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该标准又包括哪些方面呢？
【侯永志】：首先，我要澄清一个概念，区域发展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区域间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是特定区域发展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评价内容是不一样的。你所说的区域发展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我猜测应当说是关于区域间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评价的，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尤其是没有统一的定量标准。我们可以设想，评价这样的区域发展问题应该包括哪些方面：首先，要对区域差距有一个判断；其次，对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有一个判断；第三，要对各地的产业与它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适应性进行评价；第四，还可以考虑对区域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进行评价。
[主持人]：现在有很多城市一窝蜂似的争创国际性大都市，符不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应该怎样明确自己的定位呢？
【侯永志】：现在中国肯定是需要一些国际性大都市，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所有的地方都应该对外开放。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看，可能将来的城市都是世界性的。但是能不能成为大都市，那是需要看条件的。首先看你的区位怎么样，然后看你的经济发展情况怎么样，另外还要看它的经济腹地有多大，如果一个城市的腹地很小，首先就成为不了区域性大都市，更成为不了国际性大都市。
[网友天堂的尘埃]：：请问侯老师，所谓“区域经济”，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
【侯永志】：我理解网友问的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什么内容。区域经济学研究什么呢？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是研究企业的选址、产业的分工、城市群（带）的发展、区域的统一市场建设等问题。[网友孟梁]：王老师，我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进行了30年了，您认为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我们还存在着什么样的主要问题？
【王虎峰】：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医疗卫生事业同其他社会事业一样，也是经历了比较大的发展。那么这主要是表现在随着我们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经济总量的增加，卫生资源、卫生条件有了一些改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拉动；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卫生总量增加的同时，也存在着很明显的结构和布局问题。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医疗设备多了，药品多了，医务人员总量比改革开放前多了，但是结构布局上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绝大部分的卫生医疗资源集中在了大城市，集中在了大医院，而我们广大的农村，还有一些小城市相对资源不足。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发展实际上不是均衡发展，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我们30多年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成效，但是我们在医药卫生领域的改革相对比较滞后。总的来说，并没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服务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卫生资源配置相对不合理，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问题。
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医改当中造成了大家经常遇到的看病贵、看病难的原因之一。当然也要看到除了资源配置原因之外，还有我们医药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也明显的滞后。主要表现在：（1）公立医院的使命定位、组织结构、运营管理很不适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改革的滞后，很多的医院就模仿了企业的做法。也就是说，把营利作为第一位的事情，公益性发挥明显不足。如此也就导致了百姓意见比较集中，医院的社会公益作用不突出。
此外，在医疗服务体系当中，基层这一块相对还比较薄弱，就是城市的社区层面的卫生医疗机构和农村的县乡村的医疗机构，相对技术力量差，服务还很不到位。对这些问题，“非典”以后，特别是2006年、2009年我们专门出台了《促进社区卫生组织法》等一系列文件和政策，现在有一些改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体制性的、结构性的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还依然存在。所以，这种要求改革，这个社会需求也依然旺盛，改革任务依然十分紧迫。
[网友军徽闪烁]：王虎峰老师，您曾提出构建“四个体系”的建议，请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个体系”和提出的背景及影响？
【王虎峰】：2006年以来，国务院成立了医改的部级协调领导小组，并且公开纳谏听取社会各方面对医改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也包括一些国内外的专业研究机构。我作为专门从事医改研究的一个学者，也密切关注和思考社会各界所讨论和争议的问题。我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可以说从医务人员到医院管理者，再到卫生行政部门，再到社会各阶层，关于医改每个人都可以说几句，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几个问题来。并且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有几分道理。每个人都可以对医改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也可以说这些建议和意见有一些合理的成分。
于是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么多人都在对医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那我们如何理性地、有效地、科学地对各种问题和未来的政策建议给予一个科学的解释和回答。我想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也不能简单地就几个问题提出几个方面或者几点建议。这样虽然有用，但是不足以从根本上说明我们中国医改它的特点、内涵以及主要任务。
我是通过了分析和研究发现，从1998年我们过程出台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最早从医保领域对过去的公费老保进行了改革。到2020年，我们已经意识到单独的搞医保改革，难以孤军深入，也难以能够解决看病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提出一个“三改并举”，“三改并举”是讲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我们已经发现了医改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一个综合的内容，不能局限在某一个领域。
但是即便如此，实际上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比方说，我们在医疗卫生当中，还有两大块，一个是公共卫生，也就是防保，比如说我们的健康教育、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急性传染病的控制，卫生应急事件处理等等。像这些问题，它的地位和作用，它的投入以及政府对它应该承担的责任，显然同医疗服务是不同的。
以前我们并没有去重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把卫生医疗混为一谈，那样做的结果，实际上经过“非典”事件已经看出它的弊端，那就是基层的医疗机构还有医院都是愿意做一些有收入的、有营利的，能够赚钱的医疗项目。对于公共医疗这块越来越不愿意做，政府越来越少地承担这方面的责任。这就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滑坡了很多，这个也不能简单说归结为某一个部门，而是我们对于中国医改它的内涵和范畴，对于医改不同的领域，它提供服务的性质，以及我们应该采取政策走向，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很透彻、很全面的把握。
根据这个情况，我在2007年初就提出了“四个领域划分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医改。这“四个领域框架”是指中国医改它的范畴，应该包括四个领域：
（1）公共卫生。这个领域它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或者是主要责任。也就是说不管是投入还是兴办的机构，政府应该是责无旁贷的。
（2）医疗服务。这个领域它应该包括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院，这一点应该很明确，不能将其他的非公医疗机构排除在外。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政府可以承担这种医疗服务当中的一部分的机构的兴办以及投入的责任。另外一部分还应该允许社会资本的投入。关于政府投入这部分，我个人一直认为应该是“巩固两头，放活中间”。所谓“巩固两头”就是对于一些大型的公立的医疗机构，政府应该给予适当投入，以确保它具有科研、教学、管理示范、人才培养以及安全战略的作用。还有一头就是基层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在县乡村和我们社区这个层面，重点又是比较偏远的，社会资本不愿投入的那些地方，政府应该承担责任。让我们在基层的居民，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两头”应该给予巩固。“放活中间”就是介于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可能是二级医院，也可能是一级医院，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医院，在这个之间可以让他们选择，可以通过一些合资、股份制改造、民营化、委托管理、连锁经营等等各种方式把它搞活，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投入的负担，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供多层次的、丰富的医疗服务，满足不同层面人群的需求。
（3）药品的生产流通。我一直认为，药品生产和流通以及使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该从药品产业这个整个行业来入手，来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而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因为药品是特殊的商品，而不是公共产品。所以，除了一些毒麻药等一些特殊的药品，还有一些基本用药，应该是主要用市场机制来调节。而政府去管理的手段，主要的是靠产业政策，一些指导性的、引导性的政策，来促进其有序竞争，良性发展，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和创新能力。把药品的生产流通和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链条来综合治理，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一方面药价虚高，另外一个方面也能解决诸如药品质量难以保证、恶性竞争不断、市场价格失真、全行业利润起伏不定、投入研发太少、发展缺乏后劲等问题。
（4）医疗保障。主要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是医疗救助，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第二个是医疗保险，这个是雇主和雇员要共同的去参与；第三个是商业健康保险，这个主要是靠市场机制来运作。不同的板块应该有相应的不同政策，如果我们模糊混淆之间的区别，这样的一个政策就难以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
我提出的“四个领域划分”，它的目的是回答：究竟中国医改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实际上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盯着公共卫生部分，那么毫无疑问就应该政府主导。如果我们看到了医疗服务，看到了药品生产，或者是看到了医疗保障，显然我们就得不出一定要政府主导的这种结论。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大家纠缠不休。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学的观点，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种多个领域当中的不同的性质的服务产品，多个不同的这种提供主体、服务主体这种政策的划分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人把医改看作是一个混沌的，既可以是一个政府主导，也可以是市场主导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模糊了我们很多的政策界限，就使得我们很多政策，实际上可以说是跨界的，或者是不适应本领域发展规律的。
所以，我的回答就是按照“四个领域”，一方面，应该由政府主导必须由政府主导。我们政府发挥作用的最高境界是构建“尽责的有限的政府”，也就是说，该政府管的，政府一定要管，该投入的一定要投入。但是政府不能是万能的，不能包揽一切，这也是我们一定要有所讲究的。
另一方面，该由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我们政府不用轻易的去干预。并且干预的结果，不可能很理想。这就是说，我们的政策还不能跨界，一旦跨界以后，虽然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好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涉及到医改当中的政策需要注意的。
第二个，按照不同的领域划分不同的服务产品的特性，根据不同的服务产品特性来采取相应的对策，把握相应的政策走向。这是政策分析的过程，我们必须用这个框架来统揽各类政策，统揽成百上千的政策。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在实施过程当中，那还要“四个领域”要联动，不可能割裂开来，不可能各自为政。这是因为我们不管多少领域，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怎么样尽快的缓解看病问题，如果人为地把它割裂开，片面的理解，也不能得到好的效果。
那这样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自从2007年提出来以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至少可以说为中国新的医改方案提出来的“四梁八柱”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支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我们是要构建四服务体系，那是由中国的特殊的国情决定的，特别是把药品的生产流通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原因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太突出了，以至于综合医院50%左右的收入来源于药品销售。所以这个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所以我们这个分析框架，是一个对判断把握医改政策走向，分析医改政策走向是否合适的理论分析工具。
最近又有人提出来对医改做什么顶层设计，我要说的是2009年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医改方案，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医改领域中能够达成诸多共识的纲领性文件，这是符合国情、有理论支撑、也被多方所认可的。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搞“翻烧饼”、“一风吹”，一说顶层设计，已经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就推翻了。任何改革要想深入，必须有一个理论的支撑，如果没有一个理论的支撑，奢谈什么顶层设计就无从谈起了。
[网友我对烟草很了解]：王虎峰老师，您认为基层医疗体制改革重点在何处？
【王虎峰】：首先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愿意花点时间跟他们讨论一下。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个概念，我们在基层，我们叫“医疗卫生机构”。这个主要是在我们城市的社区、卫生组织和农村的县乡村三级的医疗机构。我个人一直认为或者更倾向于叫“卫生医疗机构”，而不是叫“医疗卫生机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基层这些机构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医疗工作，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小医院来帮着大家看病，更多的是帮着大家防病、促进健康的工作。从学理上来讲，把卫生放在医疗前面，也是真正体现了我们预防为主的方针。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医疗放在前面，实际上是不妥的。为了有条件，大家还是应该让卫生回归它应有的位置，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前提，卫生比医疗更加重要。
讲到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改革，我觉得虽然有很多方面，但是我更认为人的因素，或者是合格的医疗人员，这是我们的重点，也是我们的难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我们基层承担了大量的、繁重的、日常的医疗工作，老百姓很愿意就近得到照顾。那么对于这个基层是有很高期待。
另一方面，我们基层的医务人员，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差距。恰恰群众不满意的也在这个地方，医疗这个行业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是知识密集型的，培养一个好的医生，没有十年八年是不行的，要经过长期的这种科班的教育，再加上临床的培训和时间。他付出的艰辛也是相当的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基层为医务人员提供的环境、提供的条件，特别是他的待遇，包括他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很有效的，这样极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最近提出来培养全科医生要重心下沉，要向基层倾斜。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的优秀的基层医务人员，在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跑到大城市、跑到大医院，这就需要我们反思，目前我们的政策和待遇，是不是科学合理。如果你把基层的这种公共卫生和医疗，如果看做是纯营利的事情，可以说医生挣多少，那是他个人本事的问题，那完全是市场竞争，我们就不好说什么了。如果你把基层的公共卫生和基本的医疗看作是我们政府需要提供的一种最基本的服务，甚至是公共服务，那这个基层的作用，那就不仅仅是他个人完全靠他的能力赚钱，觉得合适就干，不合适就干，就不是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正是我们基层，还有缺医少药的问题，我们基层还缺乏大量的合格的医务人员，而提供这些服务是我们政府的责任之一，所以政府有责任考虑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以及他未来得发展。
这里我提出几条建议供大家参考：（1）卫生医疗服务应该是一个“正金字塔型”的，就是越往基层需求越往，应该是越往基层人员越多、素质越好。但是我们现在是“倒金字塔型”，做大的调整的话，要改变对卫生单位编制的管理，以往的编制管理是靠级别，换句话说就是单位的层级越高，给你处室越多，给你的编制越多；那层级越小，给你的处室和编制就越小。未来应该是在服务领域，特别是基层，应该扩大这种服务人员的编制。
（2）这种基层的服务，说到底是对人的服务，也是具体的一个提供服务的一个窗口，那就应该根据老百姓的需求，根据服务量来确定编制人数。而不是我们坐在办公室一定五年、十年不变，这种编制显然是阻隔了社会服务领域的发展，阻碍了我们公共服务的实现。这是一个基层抱怨最多，问题也最突出，现在也是最为急迫的问题。
（3）因为基层提供的服务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带有一定的公共服务的性质。所以我们对基层坚持工作的人，给的报酬应该是跟在大城市从事同样工作的要有一定的可比性。不能因为在偏远地区所以就给的少，这样偏远地区的人会越来越少。按照国际惯例来说，是按照岗位，按照承担的职责来给他提供公益部门的工资待遇，而不是按照他的地域，不是说在越繁华的地方工作的人收益就越高，而偏僻的人就低。所以，我们要改革不合理的工资机制，特别是在基层发挥公益性的这种工作，一定要让它有所回报。
（4）全科医生。我们现在提出来培养30万全科医生。这是一个很有进取意味的一个目标。我最关心的是，我们现在全科医生一定要从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待遇，他们的晋升，包括未来的发展，都要体现他们的专业特色和社会价值。我们要想办法，在全社会树立全科医生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要让大家知道，全科医生是同大医院的专科医生同样重要，同样值得尊重，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门类，他不是大医院医生的附庸，也不是小医生，更不是一个低人一等的医生。
所以，从现在开始，从他的待遇，还有职称评定，包括未来的发展，要给他留出空间，让他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只有大家、社会对他有这么一个认识了，只有他有了一个体面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了，这个全科医生才能蓬勃发展起来，并且质量越来越高，才能起到作用。全科医生才能够真正的替代我们很多的首诊的任务。
最后，我一直认为对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它是关乎我们整个卫生服务体系重构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怎么样真正做到“大头向下”，真正让绝大部分的医疗服务在基层完成。怎么样让我们用最经济、最方便的办法，为基层的居民和发展服务，出路就在于基层的卫生医疗组织的发展。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情，而是社会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都应该去发挥应有的作用，共同去推进这项事业。虽然我们从职能划分上是有部门之分的，但是对老百姓提供最铁心的服务，最便捷的技术服务应该是没有界限的，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各部门进一步协调政策，真正使基层合格的医疗人员能够扎的下根、留的住、用的上，能够真正的有前景。
[网友开着奔驰上强坛]：王老师，您认为，中国医改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改革成功后，什么人将会受益？
【王虎峰】：大家都知道，虽然新一轮的美国次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就中国而言，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的经济还是比较快速、平稳地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医改也就有了比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条件。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医改“不差钱”；但是实际上更缺的还是一个制度安排。因为现在看来，没有哪个国家、哪个阶段是可以敞着口花钱的。
应该说最近几年，政府增加8000亿人民币投入到医改当中，这是前所未有的。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条件的。注意，其他国家是他们的医疗费用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实在不得已了才进行医改，而我们这次相对来说是主动增加投入，主动去做。换句话说，我们更多的是受到了服务端的压力，而不是我们支出端的压力，来进行这项改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最难的是钱，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我们现在要想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最难的是一个共识。首先我要澄清一点，不要简单地讲医改是世界难题，看作是回答一切医改问题的最省劲、最现成的答案，如果说难题的话，任何行业、任何领域都有难题，认识真理本来就是相对的。我们说医改是有规律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清楚这一点。关键是如何形成共识、达成共识，为什么形成共识、达成共识难？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参与其中的都有不同的利益，都站在自身的角度。那么角度不同，自然观点不同，观点不同，自然结论不同，怎么诉求不同。
比方说，我们讲医改是为了看病难、看病贵，显然这样讲还简单了。我觉得如果是仅仅为这一个目标是不可持续的。我想要想达成共识，要想推进医改，至少要从三个纬度上考虑问题：第一个纬度是要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第二个纬度是要解决医生、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问题。
第三，也不是或有或无的，也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政府的职责，在医改过程当中，应该是定位越来越清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就要放手，不能够纠缠其中。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政府没有投入群众抱怨，我觉得可以理解。”如果政府增加了投入，群众还抱怨你，那你就要反思你管理上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你投入这么多，群众还不满意。，所以对政府如何管，也是我们医改当中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身在其中的人，对政府应该怎么管，本身不清楚。我们身在卫生系统的人，对于自身应该怎么样去合理的、规范的行使职能、发挥职能不清楚，包括我们患者自身也有一个需要配合的方面，就是你去看病，也应该遵循一个常识、一个基本的规范，而不是有病乱投医，换句话说就是按照我们就医的路径来做。只有我们从这三个纬度、从这三个方面来统筹才可以。所以，我觉得我遇到了很多的明白人，他们或者是居民或者是患者，久病成医，对这个医疗体制看的很透，甚至一些打工仔对这个问题都有研究了。我们老百姓看的很透，还有在医院里面，他们对里面的问题看的很多，还有在某些管理部门看的很透，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达成共识？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利益在里面。
所以，未来解决这个问题，要特别关注，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这方面的利益，怎么样去协调这方面的利益，怎么样不能被眼前利益蒙到我们的眼睛，只有这些我们才能超脱一点，才能摆平这个问题，才能够寻找好比较好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好医改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形成共识，是做一个好的制度安排的前提。形成这种共识，恐怕要有很高层的领导有这种魄力，有这种耐心，认真的考究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我们说才能得出一个最好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改革的实施方案。
改革成功，无疑是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最受益。所以，这种改革毫无疑问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我们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我们的高收入阶层也应该有这个雅量，让我们的低收入人群生活的更好一点。
[网友广仔]：对医改的目标有什么看法？医改下一步应该怎么改？
【杨宜勇】：我个人认为，医改的最低目标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最高的目标应该是彻底改善全体人民的健康状况。西方关于健康的目标有这样一种通俗的解释：生得好—不用去韩国美容；少生病—需要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老得慢—可以多工作；活得长—可以体会人生；死得快—可以少受痛苦。所以我觉得，下一步的医改应该把全方位改善人民群众的健康作为最高福祉目标。
[网友琴江对语]：王虎峰老师，你认为，公立医院绩效工资改革意义是什么？
【王虎峰】：公立医院绩效工资很多人看到了“工资”，认为公立医院搞绩效工资，就是要给我加工资。但是真正的，它的重点、难点和意义在“绩效”两个字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公立医院改革的时候，提出：第一要让公立医院发挥公立性，同时要增加政府对它的补贴力度。
另外，还应该看到，我们随着医保覆盖面越来越宽，几乎全民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并且都要去一些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提供服务。那么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公立医院究竟能不能发挥和承担它应有的这种公益性的使命，怎么去发挥。那么承担这个公益性，不是简单的说，而是说看我们的医生如何做。因为，我曾经提出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公立医院改革的政策简单的分有100多条，详细分有几千条，所有这些政策最终是通过谁？只有通过医生的手，才能够传递到患者和老百姓那里去。
换句话说你政策再多，最终体会到政策的是通过医生的病例、医生的笔、医生的医嘱才能实现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医生我们的医改政策为老百姓设身处地的提供贴心的服务。我们用什么办法让医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说绩效工资是连接我们国家的政策层面和患者具体医疗服务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理环节，通过绩效工资就可以直接影响我们医生医疗的行为。
那么我们每个患者都愿意让医生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而不是为医院的收入、为个人的收入着想。这里面也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医生做了很多的公益服务，我们老百姓满意了，但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医生得到回报。那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做绩效工资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以往的做法和方案。以往的做法往往是医院按照他的收入和支出给医生分配工作，医生也是减去支出来得到必要的提成。这样的办法使我们过度治疗，滥用抗菌素，药品销售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我们一方面是以药养医，还有以医养药，也就是说医生、医院和医药代表和药厂，已经是越走越近乎了。这个我们不能从一个点上，或者是某一两个极端的例子上来看，这个就需要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过去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主的绩效管理办法，是时候了。
下面就是怎么调整了，以往我们是以经济效益为主，现在转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特别是在医疗机构当中。要严格按照医疗规范，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能少开药就少开药，能省钱就省钱，让这样的医生不能吃亏，那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考核指标的时候，对省钱的医生，对治疗效果好的医生，我们要给予应有的报酬甚至是奖励。让开很多药、开很多高档检查的医生不能够拿到很多的钱，重新打破原来的那种分配体系。
当然，你想医院发挥了公益性了，我们的医疗保险，我们的财政部门应该给予相应的支持。鼓励公立医院发挥公益性，改革我们的医疗保险付费办法，以及我们的财政补助的办法。对用药少、治疗好这种医院收入各方面结构比较合理的这样的医疗机构，应该给予支持。这样使他们能够真正的可持续的提供公益的医疗服务。
这里面是有一些例子可以说的，比如说我们曾在北京市的一个二级专科医院做一个绩效管理，半年的时间他的患者医疗保险的费用，由去年同期增长9%下降到增长2%，应该说有明显的成效。所以，这种绩效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公立医院绩效工资管理是我们发挥公益性，增加财政投入、增加医保支持的一个配套的环节，也是我们医院管理的关键环节。那么，最近在公立医院改革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对政府部门如何管理医院大家议论的多，也是一个热点。对于医院成为法人治理结构，也就是说怎么选院长、怎么成立委员会，大家议论特别多。恰巧对科室这块怎么科学的管理，大家提出的不够，所以我提出一个分层协同治理的模型，用来分析当前公立医院的改革。其分析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科室方面的治理是缺失的，我们讲的改革是自上而下，但是它有一个“隔热层”，就是说从我们大政方针，政府部门政策到主管部门，再到医院，但是到科室这一层就成了隔热层了，我们并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提出一些特别具体的改革意见，特别有借鉴模式，特别能够可以推广的、老百姓真正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东西。所以，下一步公立医院改革要增加科室层面的改革，应该把绩效管理作为一个重要改革内容来进行。 [网友风儿飞]：杨所长，您对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模式怎么看？您认可他们的探索么？
【杨宜勇】：我知道南方科技大学在认真探索新的办学模式，但是我也知道，他们每往前走一步都非常艰难，今天这个样子不完全是他们的初衷。我觉得在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单独在改革办学模式方面的探索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行为。
[网友囧囧没有神]：最近屡屡爆出类似唐骏野鸡大学文凭等事件，为啥中国人喜欢留学，洋文凭为啥比本土文凭吃香，为啥呢，杨所长您能分析一下么？
【杨宜勇】：这实际上还是崇洋媚外的思想在作怪。国内考不上好大学的学生才到国外去留学，国内考不上正规大学的学生才到国外去买那些“野鸡大学”的假文凭。中国太注重文凭了，今后应该更加重视能力，这样可以淡化人们对文凭风波的争论不休。
[网友风儿飞]：杨所长，现在城市里幼儿园入园难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教育部管这块吗？如何解决？
【杨宜勇】：教育部应该管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温家宝总理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近期在这方面财政投入的力度很大，对民营幼儿园也给予了更大的财政支持，幼儿园入园难的状况近期会有所改善。希望网民进一步加大对政府的监督力度。
[网友风儿飞]：杨主任，现在城市里幼儿园入园难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教育部管这块吗？如何解决？
【杨银付】：城市幼儿园入园难主要原因还是幼儿园学前教育资源不足，解决学前教育资源不足，首先要增加公办学前教育资源，正如同总理在去年11月2日到幼儿园参观时谈到的，发展学前教育是群众的希望，是政府的责任。在教育规划纲要里面，对学前教育首先明确提出来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体制。要通过新建、改建、扩建等方式扩大公共学前教育资源，在这方面各地涌现出了不少好的做法，比如说北京市就拿出专款来发展公办幼儿园。第二，要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政府采取了委托等方式给予一定的支持政策来发展民办幼儿园，使得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能够扩大开展，让普通民众的孩子能够"上得起"民办幼儿园。第三，要在小区配套建园，建设成公办园，或者是普惠性民办园来发展。因为城市在不断扩大，怎么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个适应性很强的问题。第四，要统筹考虑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发展，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学前教育怎么解决好。如果这四个方面一起努力，城市幼儿入园难的问题就能得到越来越好的解决。
[网友一碌蔗]：杨所长，现在现在高校卖文凭现象严重，只要交了足够的钱，博士文凭很容易拿，教育部在这块怎么放任的么？怎么不严管？
【杨宜勇】：如果你知道现在高校存在不合法卖文凭的现象，应该立即举报；即使是变相卖文凭，也是不妥的。中等收入者自己把钱花在高学历教育上，比花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合适的。
[网友不愤怒的小鸟]：还是想问杨银付老师，前阵子看到一个新闻，贫困山区的孩子考上了北大但是交不起学费。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请问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帮助特困生切实解决经济上的负担？
【杨银付】：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政府应该说高度关注社会公平，关怀弱势群体，在教育公平的推进上，迈出了重大步伐。在这方面，我觉得首先是入学机会的公平问题，保障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包括您在问题中所谈到的帮助特困生解决经济上的负担，据我所了解的，目前我们已有的做法，应该说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国家助学体系。
第一，从06年到07年，国家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的全免费。保障入学机会公平首先要保证义务教育大家都能享受。截止到去年底，全国2856个县（市、区）都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且是全免费的，没有学费、没有杂费。免了杂费以后，我们现在有专款来保证公用经费，并且生均公用经费的基准定额不断提高。目前中西部是小学生均400元，初中生均600元，东部地区更高，这样就保证了义务教育的质量。
第二，为了进一步保障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现在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进行补助，补助标准在去年进一步提高。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每人每天资助从2元提高到3元。一年按250天计算，现在是750元。初中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每人每天的资助从3元提高到4元，就是说一年是1000元。这就是政府现在所做的，的确是在提高标准。
第三，接受了义务教育后，能不能接受高中阶段教育？从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一是将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范围从涉农专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扩大到城市低保家庭。二是现在在普通高中建立了国家助学金制度，也就是对普通高中里面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资助，资助面全国平均是20%，西部地区能够达到30%，中部地区20%，东部地区10%。资助额度每个困难生每年平均是1500元，当然具体的还要根据困难程度不同，可以从1000到3000元分成几档，我本人以前去做调研时发现，农村感觉到接受义务教育没负担了，但是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对一些家庭来说是有负担的。这次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建立起来以后，相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接受了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之后，能不能接受好高等教育，这也是您在问题中所提到的。在这方面，应该说几年以前国家就建立了普通高等学校奖助学体系，这个体系里面包括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其中最大面的就是国家助学金，资助面20%。国家下这么大气力就是为了保障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大学。用您问题中的话说，每一个考上北大的人都能够上得起北大。在这方面，为了进一步保证好孩子上大学的机会，避免出现您说的问题，现在一是国家严格控制高校学费标准，不能超过成本的25%。二是进一步提高了资助标准，从去年秋天开始，我们将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金标准从每人每年的2000元提高到了3000元。我想，这也有利于避免您刚才所提到的问题。
[网友孟梁]：杨老师您好，现在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地区教育差距比较明显，您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杨银付】：您提得这个问题很好，的确我们现在面临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个不平衡表现在地区之间，表现在城乡之间，也表现在校际之间。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以义务教育为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我们过去义务教育的体制又决定了地区财力会影响当地义务教育的发展。1985年，中央通过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面明确提出了要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明确提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我认为，这样一个体制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政府和老百姓两个积极性，加快了中国义务教育普及的进程。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体制，可能就没有今天义务教育的普及。所以现在我国在九个发展中人口大国，率先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中国模式，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经验。但是，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地区间、城乡间、校际间的差距凸显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您看到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义务教育政策实际在逐步调整，一是2001年确立了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二是在2003年专门召开了全国农村教育的工作会议；三是在2005年国家专门出台了关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文件。在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改的时候，明确把均衡发展写进了《义务教育法》。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里面，总书记明确提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了09年，在邯郸召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会，明确提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在2010年，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的一号文件，就是均衡发展。在2010年7月份，教育规划纲要颁布，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
从这里可以看到政策的调整，也可以看出来随着入学机会公平问题的逐步解决，政府越来越关注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来说，我们现在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硬件的均衡，办学条件的均衡，这是基础。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这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做的包括校园安全工程、薄弱学校改造工程、农村寄宿学校寄宿设施改善工程等。当然，如果要实现更高程度的标准化，包括校舍、体育场地、师资、图书、教学仪器设备等，还需要长期的努力。目前日本等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
第二，生源的均衡。这是突破，在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来要把重点高中和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的部分招生指标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到初中校去，就是一个积极的举措。我看到像河南郑州市的新郑市，它是从上个世纪，大概是97年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为高中均分生源的政策，把高中招生指标100%的分配到初中校去，市内几所高中得到的是一样的生源。这就有利于引导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当然，全国还有其他许多地方进行把招生指标或部分招生指标分配到初中校去的有益探索。
第三，师资的均衡。这是关键。教师是学校的第一资源，择校首先是择师。如果把教师给流动起来了，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缓解择校现象。在这方面，教育规划纲要也有具体的规定，比如建立县（区）域教师、校长的交流制度。这里的交流可以有多种方式，有的是刚性的，比如像沈阳06、07、08连续三年的人走关系动的教师交流，有些是柔性的，比如说城镇教师乡村服务期制度，如果城镇教师要评选高级职称，需要到乡村或者薄弱学校服务一定年限；比如说山东潍坊市潍城区，四川成都市青阳区、武侯区的学校发展共同体；比如说像杭州的名校集团化战略；比如说像江苏南通的南通市崇川区的联合办学；比如说像河北邯郸推进均衡发展的组合拳等等，都是很好的探索。
在促进以上三个方面均衡的过程中，我觉得两个机制非常必要。一是以共享促均衡，比如说北京市东城区推进学区化管理，同一个学区内的不同学校能够共享教育资源。又比如我们通过现代远程教育，来推动优质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共享，这就有利于同时达到扩大教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和降低教育成本的三重目标。二是以督导促均衡，以监测促均衡。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必要建立均衡发展的指标体系，让老百姓看一看，哪个地方做得比较好，哪个地方还要努力，从而督促各地加快均衡发展步伐。
[网友琴江对语]：杨老师您好，现在教育经费比较短缺，我们想听听您对教育投入问题的高见。
【杨银付】：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发展教育，教育投入是基础。现在我们的教育要走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战略重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必须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可以说国兴科教，科教兴国，如同总书记在去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我们一定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切实增加教育投入。在这方面，一是增加财政预算内的教育经费；二是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三是增加教育经费的总量。我们高兴地看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后，增加教育投入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比如前不久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并且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切实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就是我们说的预算内的部分，这方面有明确的要求。同时，拓宽经费来源，多方筹集财政性教育经费。比如说从去年12月1日起，统一了内外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比如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比如还有一个政策创新，从土地出让受益中来计提教育资金。国家要求，从今年1月1号起，各地要从当年以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协议方式出让国家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照扣除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等支出后余额10%的比例来计提教育资金，这样就增加了财政性教育经费。
[网友恬然~]：王胜军处长,您如何看待大学生蚁族？这是住房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么？
【王胜军】：大家对蚁族问题都很关注，也很关心，这一问题也反映出房地产市场供需不够协调的状况。大城市、中心城市就业机会多、发展空间大，很多新毕业的大学生选择留在这些城市，住房成为这些大学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蚁族的产生，一方面是部分新毕业的大学生收入相对较低，积蓄少，而另一方面市场上住房的售价和租金水平相对较高。大学生对城市的发展贡献了聪明才智，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解决好他们的基本住房问题，也是住房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现在的住房保障体系中，公共租赁住房面向住房困难的新毕业大学生，而且这类住房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点，相对于市场上的租赁房屋具有租金较低、租赁关系稳定等特点。相信大量公共租赁住房建成投入使用，可以使包括新毕业大学生在内的许多城镇居民因此受益。
[网友余乐]：王处长，有人说保障房建设是一窝风，是大跃进，你如何看待这一言论？
【王胜军】：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是中央惠民生、促发展、调结构的重要举措，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改善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建设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城镇居民的总体住房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到去年底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1.6平方米，但同时由于一些家庭收入比较低、住房状况比较差，但自身又不具备通过市场改善居住条件的能力，特别是一些群众还住在棚户区，设施比较简陋，房屋陈旧，有的还存在安全隐患。一些新就业的职工也面临阶段性的住房困难，还有许多外来的务工人员为城市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但他们的住房问题也比较突出。
住房是民生最主要的内容，只有把住房问题解决了，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为了妥善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2007年中央部署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工作，2008年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央出台的一揽子措施当中，保障性住房建设排在第一项，2009年保障性住房建设量为300多万套，2010年达到500多万套，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全年的建设任务量是1000万套，应当说建设规模是逐年提高的。
之所以大规模推进这项工程，既考虑了必要性，也考虑了可行性。从必要性方面，一个最基本的情况就是我们国家整体的城镇住房供需矛盾还存在，住房总量不足仍是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增加住房供应。尤其是要看到在城市住房中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中小户型的住房数量相对不足，而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既可以缓解住房供需紧张的关系，又可以调节住房供应结构，从而尽快满足城镇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等住房困难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这件事情早做比晚做好。
从可行性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财政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具备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基本条件，有必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切实履行好政府的住房保障职能。我们也做过其他一些分析，包括施工能力、土地供应、建材供应，这些方面都能够支撑按时完成好既定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
从保障性住房建设实际效果来看，通过近几年大规模的推进，很多群众住进了保障房，改善了住房条件，得到了实惠，但仍有许多居民在翘首以盼。要尽快解决他们的住房困难问题，就必须尽最大努力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
[网友丛林漫步]：王处，现在的房价调控完全行政化了，是不是一种倒退？市场经济是这样调控的吗？
【王胜军】：房价问题涉及居民的切身利益，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去年以来，连续出台调控政策，有关部门出台了配套的调控措施，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在调控措施当中，有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有税收政策，有增加土地供应方面的措施，也有限购措施，可以看出是多措并举。对于商品住房市场进行调控，也是坚持住房商品化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调控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在调控手段方面，既有经济手段，也有法律手段，必要时也应当采用有效的行政手段。
目前来看，这些综合性的调控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在还处于房地产调控的关键时期，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调控方向不动摇，调控力度不放松，坚定不移地落实好各项政策措施，不断巩固和加强调控效果。当然，还要加强研究，逐步构建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网友强国一派]：这几年房价涨这么快，原因何在？
【王胜军】：近几年大家都感觉房价涨得快，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中心城市这一问题比较突出。分析起来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住房供需关系。这是决定房价走势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住房短缺问题突出，经过30多年的大规模建设，矛盾得到缓解，但是总量不足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而从需求来看，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每年有大量的新增城镇人口，需要大量的住房；此外，随着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升级，改善性住房需求数量也比较大；还有，一些不成套住宅、破旧的住宅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被拆除，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住房需求。
其次，投资投机性购房助推房价。前些年房价的上涨态势强化了对房价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在流动性充裕、通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再加上居民投资渠道比较窄，许多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这部分购房需求吞噬了住房的有效供给，其所购买的住房往往既不自住，也不出租，加剧了供需矛盾，推高了房价。
另外，土地、建材、人工等方面的成本增加，也对房价上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网友苏殇]：请问王处长，现在人多地少，供不应求真的是导致房价增长的根本原因吗？
【王胜军】：我认为影响房价的因素很多，一些因素在短期内的影响程度比较大，但供需关系仍是最根本的。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只有大规模增加住房供应，改善住房供应关系，实现住房总量基本平衡，住房的供应结构才可能得到优化，住房价格才能实现与居民消费能力基本适应。控制房价就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确定的调控措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供应。
[网友hpty]：近年来，部分城市对外地人实行房屋、车辆限购，这些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许光建】：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例如北京，对没有本地户口的常住人口在购房、购车上提出了一些条件，比如居住年限、工作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本地户口的价值，也引起了一些议论。
我觉得在目前缺乏综合配套措施的条件下，某些大城市通过户口、居住年限、就业情况对购房购车进行一些限制，是有道理的，确实有一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家庭这两年在各地大规模的购房，进行所谓的住房投资，导致一些大城市房价过度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地普通老百姓的合理的权益。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对异地投资性购房予以限制是合理的，有利于限制过度的住房投机，但是也应当看到如何和户口改革的大趋势相一致。我认为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改革城市户口的价值应当是逐步降低的，不应当成为人们就业、生活的障碍，也不应当成为人口合理流动的限制，所以如何限制投机性购房需要研究更好的政策。[网友文学大王]：苏海南主任，你好!在目前就业供大于求的时代,民营企业员工的薪水完全由公司领导随意决定，我们弱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老板可以性侵员工，可以逼员工喝酒，因为掌握着我们的饭碗。怎么保障我们民营企业员工的薪酬？谁来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苏海南】：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在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中存在。对此，应该通过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并且通过相应地加强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力度等多种措施加以解决。应该说，我们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已就员工的劳动报酬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保障作出了法律的规范。同时，关于员工合法权益保障的制度，从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建立，并比较清晰地开始推行起来。其中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劳动者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采取区域性、行业性劳资集体协商来维护和保障中小企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据我所知，比如说在浙江温岭以及相当一部分地区推行了区域性行业性劳资集体协商，就劳动者权益保障达成了一系列的集体合同或集体协议，其中就劳动者报酬水平的合理提高、劳动定额标准的科学确定以及保障劳动者的其他各项权益，形成了见之于文字的制度性规定，这些制度规定对于保障这些行业区域中小企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他地区和行业也应该借鉴这些好的经验。
我想，你所在的企业如果现在没有建立工会，可以向当地工会组织反映或者由当地工会组织到你们企业来建立工会；如果你们的工资被拖欠，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报，提请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查处这些问题；如果出现老板性侵员工等触犯刑律的问题，可以向公安部门举报，来获得相应权益的保障，并且查处触犯刑律的老板。
与此同时，现在人社系统普遍建立了“12333”的电话系统，劳动者可以就遇到的问题通过电话进行咨询、反映、举报；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也在主动的深入企业进行执法监察；不少地方的工会组织也在主动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积极主动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些地方还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免费为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甚至帮助打官司。这些措施加上劳动者自己提高维权意识相结合，我想可以逐步的来缓解或者是减少这种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当然，这会有一个过程。但总的前景应该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网友孤松]：苏海南领导，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月29日发布201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基准线为10.5%，上线(预警线)为15.5%，下线5%。很遗憾的报告给各位领导:我的工资不仅没有涨，反而有所下降。问周边同事，普遍反映没涨，涨也不到3%。请问这些指导线如何落实？员工工资没有跟上国家指导线谁来为弱势的我们维权？
【苏海南】：工资指导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收入分配的措施之一，它主要是为劳资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一个量化分析的引导，它本身不具备强制性，它需要与劳资集体工资协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我不知道你所在的企业是何种所有制度的企业，是否建立了劳资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如果是非公有制企业，又没有建立劳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并相应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那当然你的工资可能就会是没有增长的。
对此，首先需要建立劳资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由劳方与资方就工资增长问题进行协商，劳方提出的工资增长的要价就可以是市人社局发布的工资增长基准线或争取上线，资方会就此还价，劳方可以就为什么要增长10%或者15%提出自己的理由，与资方进行讨价还价。其次，如果你所在的企业没有工会，或是小企业，劳动者不敢与资方进行工资集体协商，那就需要建立工会组织或通过外部人员，也就是所在区、县的工会组织，代表你们与所在企业的资方就工资增长进行协商，合理安排工资的增长。
如果你所在的企业是国有企业，那就要按照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方式，或者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在工资总额盘子增长的基础上，来要求职工工资的相应增长。
[网友文学大王]：苏海南委员，国家不应该“劫贫济富”，个税起征点应该提高到5000元才适合中国国情，想想我们的房价，5000元的工资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在北京买的起80平米的有一套房啊？现在老百姓都是收入来源少，吃、穿、住、行却不断涨，国家还征收这个车船税那个工资税。哎，真是国家穷，百姓苦；国家富，百姓苦。中国的老百姓何时能象唐宋时代的国人一样生活的悠闲、舒适啊！
【苏海南】：关于个税起征点要不要提高到5000元，在个税改革方案出台前已经进行过多次的讨论，应该说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了。我的看法是，首先要建立个税起征点，随着工资水平的增长、经济发展以及物价的上涨等相应适时调整的制度和机制。也就是说，个税起征点的提高不是一次性的，这次提高到3500元，过一两年，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就还需要相应的再作调整。这次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我个人是认同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如果这次一步提高到5000元，真正免税多的是那些高收入者，而对于中等或者稍偏低的收入者而言，得益反而比不上那些高收入者。因此，本次提高到3500元是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和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的。
对于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者而言，合理适度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一个重要措施。此外，降低第一级或第二级的税率，实际上更为重要。本次个税改进，既由原来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同时，把第一级征税的税率由5%降到3%。这对于中等偏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照顾。这次个税的改进完善，既听取了民意，又比较理性，不是单一的去提高个税起征点。我觉得总体上是比较合理的。最近网上已经公布了一些相关计算的比较结果，请这位网友不妨去看一下。
总之，我们个税制度的改进，一方面要减轻中低收入劳动者的个税税负，同时也一定不能造成让高收入者单一的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受益更大问题的出现。这样的个税制度改革，才是合理的。
[网友大胡子酒鬼]：苏海南，未来用人制度会怎么改革，现在多重编制造成的不平等已经非常明显，有编制不干活，没编制死干活，极度不公平，你说怎么办？
【苏海南】：你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在相当部分用人单位存在，对此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很明确的，比如中央讲的“四个不唯”，不唯职称、不唯学历、不唯身份、不唯资历。其中不唯身份，就是讲的不能按照是否编制内、编制外来定人的待遇、定人的地位、定人的发展，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与公民平等原则。不论你是否编制内人员，只要你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当然，现在事业单位确实有编制的限制，这一个编制的改革，我个人认为，随着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总的方向应该是逐步淡化和取消。也就是事业单位特别是提供公益性服务的事业单位，根据你提供的公益服务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差由财政来支付相应的费用，你用多少人，由用人单位自己去合理确定。到那个时候就无所谓编制内、编制外了。目前而言，对各类单位对编制外人员就应该按照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有关的法规的规定，实行同工同酬原则，只要是在同样的岗位工作、付出同样的劳动，就应该得到同样的报酬。当然，虽然在同样的岗位，如果你的劳动付出贡献不一样，收入是可以有一定差别，但是，在同样的岗位必须执行同样的薪酬分配制度，在制度安排上，不能有歧视性的规定。我们先做好这一步，今后再逐步的随着用人制度的改革深化，来彻底消除有编制的不干活、没编制死干活、分配还不公平合理的问题。
[网友他的世界我做主]：当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底层已经快丧失信心，政府要如何重振信心？
【苏海南】：当前就业形势就像书上讲的，是两难并存。一个是就业难，另一个是招工难。对就业难，应该说我国的《就业促进法》早已出台，相应的十大就业政策体系也已建立。当前要做的就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就业促进法》和十大就业政策体系的相关规定。同时，刚刚颁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抓好这些工作，我想就能够重振信心。
[网友恬然~]：苏会长，您认为我国在薪酬设置方面有哪些是需要向外国学习借鉴的？
【苏海南】：薪酬设置在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客观要求是不一样的，国外在这两方面都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如果概括起来说，我国在薪酬设置方面需要向外国学习借鉴的一点是，薪酬单元的设置要简单明了，名副其实。目前我们国家各类用人单位相当一部分是薪酬设置单元过多、过乱、过杂，以至于薪酬单元的名称跟它的实际功能作用脱节，这个问题是我们要重视和解决的，也是值得向国外学习借鉴的。网友丛林漫步]：许教授，你如何看待最近中央机关公布三公消费这一举动？三公消费花费大，这一顽症，如何才能得到诊证？
【许光建】：首先，我觉得中央国家机关公布三公消费是政府预算透明化的重要步骤，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期盼的，也是符合建设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步骤，是国务院落实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的重要举措，应当说也是对多年来公众和学界的不断呼吁的一个正确回应，所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认为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可以预见的是，下一步各级地方政府会通过各种方式对自己的三公消费数据予以公布，满足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和更好的行使监督权的需要。
第二，每一个城市，甚至每一个城区，每一个村庄的老百姓虽然都很关注中央政府的三公消费开支，但是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自己所在的区县和乡镇政府的三公消费支出状况，所以我认为，下一步各地政府必须加快三公消费公开的步伐。
第三，从已经公开了的三公消费数据来看，我觉得还有一些改进和完善的余地，一是从技术上来看公开的格式和规定还不够一致，不好判断某个部门三公消费是高还是低。举例来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是整个系统的三公消费，和教育部这些部门相比口径完全不一致，因为有的部门只公布部委本级的三公消费、有的公布的是整个垂直系统的、还有的是公布的是包含了下属事业单位的。我认为应当按照统一格式、统一口径进行公布，让各部门之间可以进行横向比较，现在拿税务总局和教育部去比的话意义不大。二是对一些指标和术语最好配上准确的说明和解释，因为三公消费的每一项数据都需要指出具体的含义和口径，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指标包含什么东西，是怎么算出来的，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三公消费实际上是一些财务指标，一般人不一定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政府的三公消费，应当在公布数据的同时做一些概念和术语的解释和界定。
[网友海纳百川中国沙河]：“我们这个社会杜绝不了腐败，因为有发展就有腐败！”请专家解释对“腐败与反腐败”这场持久战谁能胜利？
【杨宜勇】：这场持久战，反腐败肯定会获得最大的胜利。任何社会都杜绝不了腐败，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市场经济，有人说是腐败高发期，我们过去可能对计划经济如何反腐败比较有经验，对市场经济如何反腐败经验不足，反腐败的胜利最后应该是制度完善的胜利、是全民监督的胜利、是干部加强自律的胜利。
[网友丛林漫步]：三公消费花费大，这一顽症，如何才能得到诊证？
【许光建】：老百姓对政府机关的三公消费规模大一直是有意见的，三公消费大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确实也受到了学术界长期的关注，我们的学者们作了不少研究，提出了好多建议，中央政府也作了好多规定，有的收效还是比较明显的，例如，现在公费出国支出就比过去少了，一些部门公费出国管理非常严格。我认为三公消费里花费最大的可能是公车消费，在这个方面有的地方政府做了很好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去过几个城市，有的一个局只有一辆公车，大家出门办事都是自己开车或者是打出租，节省了不少钱，有的地方改革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我认为治理三公消费大要抓重点，重点就是公车消费，而且这是容易做到的，只要各级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比如，什么级别的干部可以有车，什么样的干部不允许配专车，只要各地按照这个规定办，我觉得公车一定可以压下来。现在的问题是很多部门和地方没有按照中央的规定去做，这说明我们政策的贯彻实施需要下很大的力气。治理三公消费偏大的关键是要改变一些传统的意识，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真正的公仆的意识，各级政府要有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意识。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网友他的世界我做主]：现在政府控制物价的措施，如货币政策都没见到啥成效，而你们的书里却把他们当做了成绩，是不是太草率了啊？物价一涨再涨，官员却说通胀可控，有什么凭证？
【杨宜勇】：物价控制的确很难，我觉得现在物价基本上还是控制住了，年内实现今年“两会”确定的4%的目标，问题不太大，可能略有超过，在4.3%左右，总之，通胀基本上可以控制在合理的目标范围。货币政策有两个目标：一方面要防通胀，另一方面还要保增长，解决企业贷款的问题，所以要从两个方面来衡量货币政策的效果。
[网友苏殇]：请问许教授，有人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会出现通货膨胀，您认为现在我国商品在价格方面是否已经达到极限，还会在继续涨下去吗？
【许光建】：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和社会制度关系不大，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经常出现通货膨胀，有的会通货紧缩。当前的价格上涨趋势还会持续一个阶段，因为价格上涨和回落是有一定周期的，也有一定的惯性，去年以来上涨的多一些，我觉得还需要几个月，涨幅才会回落。当然有的商品价格的涨跌很不好说，比如说石油，就是国际因素决定的，我们对石油价格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从历史上看石油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是很难预测的，没有几个人能够预测准确，因为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了。
[网友阿基米德]：嘉宾好，你是怎样看待当前的危机的？危机的表现和原因分别是什么？如何根治这种危机？
【侯永志】：我觉得当前的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持续性问题。它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是有所表现的。在经济方面表现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在社会方面，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如何根治这样的危机？一是，我们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国土空间的优化布局，来培育新的增长点。二是，要奠定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经济基础。一方面要继续做大经济规模，另一方面要使广大人民能够公平分享发展的成果。
[网友恬然~]：苏先生，如何看待老百姓说的薪酬增长速度远远比不上物价增长速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苏海南】：老百姓说薪酬增长速度远远比不上物价增长，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是近期物价上涨确实比较快，其中房价的压力对于中青年来说是一个远期收入的一个重大包袱；二是横向比较看，少数人收入增长很快，而多数人增长不快，还有部分人增长比较慢，这种横向比较的感觉会使许多老百姓感到自己吃了亏，其中相当一部分也确实吃了亏；三是纵向比，历年增长假如是10%，今年增长9%，当事人就会觉得增长慢了。而这种情况，在相当部分人身上是实际发生的。此以上这三个原因基础上，部分人薪酬增长速度即便高于物价增长速度，他也没有感觉，更何况确实还有部分人的薪酬增长速度等于或者还低于物价增长。所以，许多人在网上反映薪酬增长赶不上物价增长。
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几个方面着手：一个方面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合理适时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切实保障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及时查处拖欠克扣工资的问题等措施来加以解决。另一方面是宏观调控物价，控制物价的过快增长，这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与此同时，对那些薪酬增长确实低于物价增长的低收入困难职工群众，在特定的时段，也可以采取发放物价补贴、生活救助费等措施来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总之，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面措施配套进行，才能取得成效。 [网友井上蛙人]：您是否研究过要当官必须公示个人财产的利弊，中国为什么现时不适用？谢谢。
【辛鸣】：当共产党的干部公示个人财产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一件只有利没有弊的事情，至少以我现在的理性思考，还看不出有什么弊。从现代政治文明进步的要求来看，既然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拥有了公共权力，就客观上成为了公众人物，就不应该有什么隐私。人民把权力交到我们手上，人民就有权力来监督我们的所作所为，包括监督我们的财产收入状况。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来看，我们共产党人是没有自己特殊利益，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公布我们的财产收入状况呢？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通过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呼吁尽快公示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状况。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一项涉及到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以及现有各种法律法规是否配套等等方面的复杂工作，需要脚踏实地、稳步推进、进一步为全面公开创造各方面的条件。所以对此我的态度是，急不得缓不得，过急会引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过缓则会埋下更大的隐患，就让我们在急不得缓不得的状态中蹒跚前进，只要我们往前走，总是有希望，也总会实现希望。
[网友陈树花]：杨宜勇老师：您能告诉我，国家为什么不制司法队伍里违法者吗？
【杨宜勇】：国家也非常重视对司法队伍的管理和监督，重庆打黑的模式值得别的地方充分学习和借鉴。司法如果腐败了，老百姓可能就真的绝望了。
[网友公权力不能私用]：怎么看贫富差距拉大，退休金双轨制、公费医疗双轨制、三公消费、官员财产迟迟不公开，怎么办？有时间表吗？
【杨宜勇】：据我所知，目前这些好像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其实这个时间表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各地人大来制定。
【苏海南】：关于贫富差距拉大问题，近几年来已经引起了国内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党和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正因为如此，刚刚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用了专门的一章就“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做了系统的阐述，目前各有关主管部门也在研究贯彻落实相关措施，按照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对于目前存在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一定要向规划里所讲的尽快扭转，这一政治决心已经下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抓紧制定有关政策，并抓好落实。
退休金双轨制，我想这是指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落差较大、办法不一样的概括。对此，党和政府以及有关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近些年来，连续七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就是想要缩小这两方面人员的退休金的差距；同时，也正在抓紧研究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的改进完善办法，使它在总体框架、基本制度等方面与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制度趋同，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平合理的、涉及各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体系。
至于说到三公消费，目前中央各部门已经公布了有关数据，虽然还比较粗，但这也是一个突破，由不公布到公布，再由公布比较粗到公布比较细，这会有一个过程。官员财产的公开，在个别地区已经在试行，我想迟早是会要公开的。
以上这些暂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总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我想党和政府将逐步的健全相关的制度，社会各界也可以继续的呼吁和监督，来促进这些制度早日出台和贯彻落实，让我们大家来共同努力。
[网友自嘲有理]：说反腐败一直在出重拳，为什么效果不好？
【辛鸣】：我先对你这个问题的判断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什么叫效果不好，如果是指把腐败现象在中国共产党内彻底根除掉，这叫“效果好”的话，那么现在的状况确实可以说叫效果不好。但问题是腐败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现象，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任务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不要过于理想化，指望一夜之间把所有腐败现象全部根除，如果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上去反腐败，恐怕会事与愿违，效果会更不好。话说回来，如果是指对于已经有的腐败现象，从我们的查处力度和惩处数量方面来看，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我还是比较赞同这位网友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不要满足于目前我们已经取得的反腐败成效，而应该提出更高的反腐败的要求和标准。我想说的是，对反腐败的进程不要过于理想化，但反腐败要有一种理想主义。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彻底根除腐败，那么我们这个党伟大光荣正确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如何才能彻底根除腐败，如何才是一种理想主义呢？恐怕还是我们前面讲的，我们一定要重申中国共产党是与腐败水火不容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必须与腐败绝缘的，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恐怕还要在各方面再加大力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党员干部对一些人情往来方面的交往不以为然，认为朋友之间互相花点钱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题是为什么你的朋友要给你钱花，而不给那些下岗的工人去花呢？就是因为你手中有权力，所以你朋友的钱是与你的权力紧密联系的，是奔你的权力去的，说到底其实就是权钱交易，数目小可能是礼尚往来，数目大呢？但我们如何区分数目小与数目大呢？我个人认为在这一点上就不用做区分了——你哪怕拿一分钱，只要这一分钱是源于你的公共权力，那么这就是腐败，这就要受到惩处。对于腐败的判定方面，拿一分钱与拿一千万、一个亿是不应该有区别的，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态度，采取这样一种措施来反腐败，这才可称之为叫真正的重拳。
[网友杜康]：外界都在呼吁中国进行政改，但多年来，这一块进展很小，请问，中国政改的突破是什么？中国政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
【杨宜勇】：中国政改突破点在于：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方面要完善党内民主。
[网友庐山]：苏海南先生你好：看你是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那请问您觉得目前我们的薪酬制度现在合理么？我和大多数网友一样，总感觉啥都在“涨”，可就我们的工资不“涨”。或者是微“涨”但扣起来更狠！请问让我们如何幸福？停留在纸面上的国家富强和我们老百姓有何关系？国家怎么真正保障普通员工的薪酬问题。
【苏海南】：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要就此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通过一系列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相比计划经济时候的平均大锅饭制度有了较大的进步。第二句话，我们现在收入分配制度确实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在初次分配领域，企业劳资集体协商机制并没有普遍的建立，相应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也没有相应建立。又比如说在二次分配，现在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机关的地区附加津贴制度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职务与职级并衔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一部分基层的公务人员和一部分基本公共服务机构的人员收入还比较低。同时，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制度外的津贴补贴还没有清理到位，某些事业单位内部分配差距很大，制度外的收入较多，分配秩序不够规范。再如在三次分配领域，现在的捐赠制度还没有普遍健全，特别是捐赠款项的使用情况，公布透明度不高，影响了大家进一步捐赠的爱心。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按照“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这方面的工作，量还非常大，需要全国上下各方面共同努力来做好深化改革的工作。
之所以大家感觉啥都在涨，就工资不涨。这是因为近些年来确实物价上涨比较快，房价上涨也比较快，客观地说，纵向看，这些年我们的工资还在增长，但是跟物价比，特别是横向跟某些行业某些部门、某些人员工资增长过快的速度比，相当部分劳动者特别是普通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明显偏慢。也正因为如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两个同步”，也就是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增长速度同步、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力增长同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贯彻落实好中央提出的“两个同步”的基本原则，通过进一步改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起相应的职工工资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的制度和机制，其中特别是保障好普通员工的薪酬收入，主要通过合理实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积极稳妥推行劳资工资集体协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特别是在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的过程中强调普通职工工资的增长，来逐步解决普通职工工资增长的问题。
以上说的这些，应该说现在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基本的思路是清晰的，需要做的就是各有关主管部门赶快制定好相关政策，并且确实抓好落实。在企业来说，就是要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集体推行劳资集体协商，同时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拖欠克扣工资问题的查处等等，来切实的保障好普通职工的劳动保障权益。
[网友IP61.186.170]：我们党采取怎样的机制，才能杜绝腐败问题？
【辛鸣】：如何杜绝腐败的问题，我再简单提炼一下，我个人感觉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腐败问题应该说这么五句话：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与腐败是水火不容的，这是基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如果不强调这一点，我们这个党就会出问题。第二句话，中国共产党内客观存在腐败现象，甚至有些方面还是比较严峻的，如果我们不看到这点，或者我们回避了这点，也不是实事求是，甚至会讳疾忌医，影响我们去反腐败。第三句话，我们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不能怀疑中国共产党纯洁的自身肌体、中国共产党人实践自己信仰的决心。这三句话主要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那么后两句话我们就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第四句话，中国共产党反腐败一定要以制度为保障，通过制度来反腐败，通过制度来保证反腐败的规范和有效。固然在反腐败过程中间我们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反腐败，这样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甚至还可能引发其他一些问题。第五句话，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固然要治本，但也要重视治标，尤其在现阶段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我们取得切实有效的反腐败阶段性成果，不仅可以展示党反腐败的决心，同时也能增强中国社会反腐败的信心，赢得群众对反腐败的支持。
[网友苏殇]：请问杨宜勇先生，扩大内需是我国达到富强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现在物价上涨如此厉害，这岂不是打消了居民的消费欲望？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杨宜勇】：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扩大内需是刨除物价上涨以后的一种结构性分析。扩大内需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努力，需要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只有这样扩大的内需才是真正的内需，而不是昙花一现的内需。真正的内需是有购买力支持的一种持续性消费行为。扩大内需我们要着眼于未来，要提高政府管理能力，也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保持一般工人工资增长不低于GDP的增长，工人长期收入函数的彻底改变，是保障扩大内需的根本前提。
[网友强国一派]：许教授，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政府应如何做好危机公关？
【许光建】：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这个比喻非常好。每一个人都可以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发表看法，每个人都可以向社会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可以说真正到了“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传播非常快，也非常多。在这种大背景下，遇到任何突发事件或者公共危机，任何机构都无法避免社会的质疑，即使信息非常公开，有时候政府机构或者相关企业对信息的披露也不一定能够比普通网民的信息更快、更多、更准确。我觉得政府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通过这些“麦克风”掌握更加准确的信息，为应对危机打好基础。另外一个，政府有关部门对于危机或者突发事件必须加快应对速度，尽可能不落后于网民“麦克风”。总的来说，我觉得人人都有“麦克风”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每一个人都为社会提供信息，可以说是为信息的传播做了贡献。
[网友想唱就唱]：现在政府公信力很有待加强，这从前段时间温州追尾事故、郭美美事件可以看出来，现在政府说什么老百姓都不相信，你觉得应该如何加强政府公信？
【辛鸣】：群众对我们政府公信力有微辞，确实是因为我们有些政府部门说的多做的少，说的好做的不好，这当然就会让群众感到失望，而且往往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当然这样的考虑也是有一定的客观必要性的，但是这样的行为往往会把一些客观的事实给轻描淡写、给模糊和误导，结果当群众发现真相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我们政府说的跟真相之间有比较大的差距，这种现象当然就会严重影响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也就谈不上什么公信力了。所以对于我们一些政府部门来说，要确立自己在群众中的公信力，不要抱怨群众太苛刻、太不给面子，而应该反思我们的行为是否到位、是否真诚，我们是否敢于和愿意直面真实。当我们把这些做到的时候，公信力就在这一切点点滴滴的行动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更根本地讲，公信力还基于我们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能否充分实现人民群众应该得到的各方面的利益，我们的行为是否都是以这为指向的，如果我们把这一些根本的问题做到了，群众自然会相信我们、支持我们、拥护我们。[主持人]：城乡统筹这一块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大家看到了方向，也看到了一些措施，但是感觉城乡不太明显。您怎么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侯永志】：城乡实现一体化发展是需要时间的，是不能急于求成的。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根本还在于推进城市化，减少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当然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生存环境，为农民兄弟提供财力许可的公共服务。
[网友余青山]：嘉宾，重庆的薄书记的说当前主要是要分好蛋糕，广东的汪书记说重点是要做大蛋糕。您们觉得当前的重点到底是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
【许光建】：我认为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同等重要，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地区，应当侧重点不一样，比如，在广东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对这些地方来说怎么来保持经济正常的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做大蛋糕，可能就很重要。有些地方经济发展比较顺利，老百姓对社会分配的差距过大很有意见，那就应当以分蛋糕作为重点，我认为两位书记讲得都很对，而且我知道都是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情况发表的看法，并不存在矛盾。我希望重庆和广东都能在做好蛋糕和分好蛋糕上取得更好的经验，为其他地方作出很好的榜样。
[网友苏殇]：请问许教授，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许光建】：在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差别都很大，经济发展不均衡是很难避免的，有的地方长期以来经济发展都一直很好，有的地方国家投入很多，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太理想，这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短期内解决很难。我想对经济发展不均衡应的现象应当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要认识到在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长期现象，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但是也要看到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原来比较落后，现在发展比较快，说明不发达地区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可以迅速赶上来的。我觉得各地经济增长有一定差距是合理的，但是不应当成为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过大的因素，有些地方的主要功能可能是环境、生态平衡，经济发展不是主要任务，对这些地方居民的收入和一些公共服务应当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解决。经济发展不均衡是正常的，但是公共服务程度不均衡不正常的，我们的重点应当是保证根据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不同的财政措施确保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网友飞天]：做蛋糕和分蛋糕哪个更重要？
【杨宜勇】：我个人认为，做蛋糕和分蛋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抽象的从理论上讲，做蛋糕和分蛋糕同等重要，但是现实中有一个历史的起点问题，对于发达地区而言，他们善于做蛋糕，但是分蛋糕分的不太好，以后需要在分蛋糕方面多下工夫；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他们善于分蛋糕，但是做蛋糕做得不太好，以后他们需要在做蛋糕方面多下工夫。所以我觉得，分蛋糕和做蛋糕不是对立的，应该统一起来看，它们的关系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
[网友非不得以不下跪]：请问苏海南，假若象换届那样来换一下智囊人员，你们怎么看，又怎么办？
【苏海南】：我对此表示赞成。如果智囊人员讲的话脱离实际，不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不要等到一定年限，马上就应该换掉。作为我来说，我是希望自己尽可能的了解老百姓的实际情况、实际困难、实际需要，相应的提出一些解决老百姓实际困难的意见和建议。至于能否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个人进一步朝此方向努力。
[网友论坛论坛]：现在的问题是要分好蛋糕。这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分配不公已到了不解决不得了的地步!
【苏海南】：是的。现在的问题是要分好蛋糕，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做蛋糕、做大蛋糕，总的来看，是做得不错的。而在分蛋糕方面，确实存在着问题非常多。因此，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把更多一点的注意力放到分好蛋糕方面，是完全需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和尽快扭转不合理的分配差距，把蛋糕分得合理。
[网友渔阳鼙鼓动地来]：所谓的中国模式，所谓的中国特色，如果没有港台资本，以及来源于新加坡的华人资本，你算个球？
【侯永志】：中国的发展路径是有特殊性的，能不能叫中国发展模式这只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但是，必须承认，中国的发展与美国的发展、欧洲的发展、日本的发展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我们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解决了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也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所以，讨论问题要理性、客观。另外还想提醒网友的是，是谁创造了财富？也许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认为是劳动创造了财富。所以，对中国发展贡献最大的还是中国人民。
[网友自我吹嘘]：杨宜勇、苏海南等9位官员学者，大家好！工资收入“跑赢”CPI吗？
【杨宜勇】：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们的工资收入跑赢了CPI。今年上半年的物价指数是5.3%，我想绝大多数人的工资收入增长是跑赢了CPI的。比如说我们在低保制度设计的时候，我们是标准的增加了10%；在企业退休金制度设计的时候，我们的标准也是增加了10%；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低于10%的不多见。希望在职职工多多参与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如果在职职工工资增长跑不过CPI，不仅不合理，而且也不合法。因为家宝总理说了，“十二五”期间工资增长不仅应该跑赢CPI，而且应该与GDP增长速度同步。
[网友军徽闪烁]：杨老师您好，您看过《长江七号》吗？您注意过里面周星弛扮演的农民工的孩子这一类人群吗？您认为应该怎样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权益？
【杨银付】：谢谢你的提问。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孩子的入学权益必须得到保障。我们的总书记、总理对此都非常关注，要使我们的孩子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解决好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学权利，现在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有1167万，保障他们的入学权益就要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他们能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认真研究这些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第二是要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平等入学权益。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有2271万，要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爱，建立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第三是要进一步把工作做细，好事办好，比如您刚才提到的电影，我们要保障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里也能够与别的孩子一样受到同样的对待与尊重，从而使他们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健康的发展。
[网友恬然~]：杨宜勇所长，您好!请问您认为我国现在处于发展和改革的什么阶段？如何处理我国当今社会发展和改革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杨宜勇】：我认为，我们的发展处在爬坡阶段，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当今社会发展和改革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有：劳资矛盾、官民矛盾、贫富矛盾、东西矛盾、城乡矛盾、行业矛盾；不同矛盾需要通过不同的机制来有效化解。
[网友骆明生]：今日外籍富人可以在保护区内狩猎，与旧中国上海外滩公园的牌子，华人与狗不能入内有何本质区别？谁能回答此问题？
【杨宜勇】：经济问题不要政治化。保税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也不是法律特区。外籍富人在保税区内也不能够为非作歹，如果为非作歹，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网友余乐]：许教授，如何看待地方债务问题？如此高的地方债务，会不会引起地方政府破产？
【许光建】：地方债务大家都认为有问题，但是谁也说不清有多大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复杂，但是又非常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有一定合理性的问题。从目前的法律法规来看，似乎也不应当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辩题，有很大的辩论空间。有的专家说真正的地方债务只能是2009年中央代发的地方债，因为按照目前的预算法地方政府预算不能有赤字，所以不应当有债务。实际上我们很多地方政府确实在负债，从理论上说应当视为或有债务，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一些地方政府的所谓的融资平台形成的债务，所以这个规模有不同的估计，有的估计十几万亿，有的估计七八个亿，现在很难说有一个权威的说法。
地方债务问题以前就有，但是金融危机以来发展比较快，应当是最近两年各级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本地区的投资规模的一个副产品，应当说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应当看到地方债务既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应对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现象，但是也应当看到有的地方政府过度负债，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可能会给今后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我听说有的地方政府过去搞过若干非常超前的项目，例如大机场，就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后患，严重影响了本地的长期发展。所以，地方债务规模过大对一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短期是有利的，但从长期来看是有着严重的不利影响的。
但是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认为它会出现所谓的地方政府破产的问题，地方债务规模也没大到那个程度。另外一些债务有的是长期的，地方经济长期来看是有稳定的发展，那些债务就有可能得到偿付。
[网友全民所有]：请问官员学者，下岗工人、农民工、劳苦大众处于如今“特色”社会的哪一层？
【杨宜勇】：我个人觉得，下岗工人、普通工人、农民工、劳苦大众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占社会大多数。我们的党应该紧紧团结好这部分人，因为我们的党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我们政府的政策也应该更多的关心这部分人。《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这本书，无论是物价问题，还是分配不公问题；无论是住房问题，还是就业难问题；无论是看病难，还是教育部公平问题；无论是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是反腐败问题，都是为了更好地改善这些人的福利状况和发展条件。
[网友陈树花]：杨宜勇老师：请您建议国家尽快处理上访问题吧，挤压不公就等于积累仇恨！
【杨宜勇】：今年春节前，温家宝总理专门去国家信访局接待了上访的群众，这表明我们国家对上访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的。据我所知，上访久拖不绝的问题本身往往十分复杂，政策性比较强，处理上访必须按程序依法办事，必须把上访的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亲人，必须用真情实感善待上访的人民群众。我想，即使有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如果全过程是公开的，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政府对他们的一片热情，我觉得就不会积累仇恨，而会适当消解一些仇恨。
[网友天堂的尘埃]：请问侯老师，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但人们往往又不愿意往西部去，西部大开发的具体出路在哪里？
【侯永志】：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能着急，因为刚才我说了，发展不平衡的形成是有很多原因的，而绝对的平衡也是实现不了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使区域发展达到某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出路，现在国家也制定了相关的规划。我认为随着这些规划的落实，西部的发展会加快。现在最重要的是，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在西部那些适宜于发展的地方培养增长极，用增长极的发展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两年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快于沿海地区，我们有理由期待，西部地区一定会向人们呈现一派繁荣、发达的景象。
[网友云与山的彼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都研究些什么？侯部长能否给我们透露一二？
【侯永志】：我所在的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主要研究两大领域的问题。第一大领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和长远性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发展前景问题、发展的模式问题、发展的路径问题等等。第二大领域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在这个领域又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问题。比如，区域差距问题、区域分工问题、区域合作问题、市场一体化问题。二是，特定区域的发展问题。比如，珠三角的发展、长三角的发展、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发展。
[网友mztyhao]：许教授，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不安全感与焦灼心理，您如何解释这种社会心理？
【许光建】：我觉得这种不安全感的心理不一定是普遍的，但是好像焦灼心理比较普遍，我们经常看到大家都比较急躁、浮躁，我觉得这种社会现象与我们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有一定的关系：
一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体制转轨后期，新旧体制的摩擦还是有的，有的人还想赶赶老体制的“末班车”。
二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国家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深，很多人都喜欢和国际上的发达国家去比，一比就发现我们的差距还是不小的，所以也有种着急感。我觉得这种现象不但是很多个人的心理，很多政府部门也是这样，比如很多地方政府都喜欢把经济发展搞得快一点，都喜欢和一些发达地区去比，总觉得自己差，和别的城市去比总觉得自己的马路不够宽，所以总想多搞点项目、多搞点基础设施。
三是我们一些具体的制度我觉得不够合理，比如招工、招聘，经常规定年龄，例如有些行业规定35岁，服务行业规定25岁，这样让一些找工作的人非常着急，只怕自己年龄大了找不到工作，有些干部提拔规定40岁，或者规定50岁，设置很多门槛，这样就使人们喜欢赶赶老体制的“末班车”。
四是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新技术、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赶不上社会的进步，老有一种想跟时间赛跑的感觉。
对这个现象既要看到负面的东西，焦躁、不安全感，这种负面影响搞得大家很紧张，同时也应当看到有正面的东西，让大家都觉得自己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差距，特别是和周围的邻居、同事、学生比，就有一种倒逼机制，催着自己每天紧张的生活和工作。但是任何东西都应当有个度，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不能太紧张，我们和周围去比也是好事，但是确实要量力而行，眼光放远一点，可能不会那么着急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只是简单的谈谈粗浅的看法。
【王胜军】：时间过得很快，交流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在强国论坛就住房问题再次与大家交流，也请求各位热心的网友就住房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谢谢大家！
【侯永志】：谢谢网友，你们的提问使我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思考，有了新的认识，希望我们经常交流。
【杨宜勇】：谢谢网友们提出的问题，有的问题很尖锐，我们也不回避，我认为我们有义务积极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感谢网友们的提问，正是因为你们的提问，让关于《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这本书的对话活动更加丰富、更加有针对性、更加精彩！
【许光建】：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希望以后再有机会来交流！
【苏海南】：各位网友，以上回答了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希望今后有机会进一步就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分配关系等再进行交流和探讨。你们提问题，提尖锐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启发和帮助，让我们共同动脑筋、想办法、出主意，共同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化改革。
【王虎峰】：谢谢大家的关注，再见。
【杨银付】：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提问，感谢网友们对教育的关心和支持，今天大家提的问题还有很多，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没能回答，希望以后能有机会交流。谢谢。再见。
【辛鸣】：感谢各位网友的参与，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再来人民网和大家交流！
嘉宾简介
杨宜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苏海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企业工资分配专业研究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许光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兼MPA教育中心主任、公共财政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王虎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卫生政策和管理系教授，医改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卫生政策、卫生事业管理和卫生医疗体制改革。
杨银付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辛鸣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
王胜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改革发展司住房改革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