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林风
不同于所有的主旋律电视剧，刘和平选取了一段并不突出的历史，采取了个人叙事，而且还写出了基情，这篇大作从画风到内核，似乎都充满了十足的后现代范。但是刘大手草木树石皆可为剑，他让个人叙事充实了历史的血肉，一个个人物连同历史背景，都不再是不可触碰的雾中风景，反而弥补了主旋律电视剧的不足。一声声时代感爆棚的诗句足以让人激动得颤抖，模仿电影的高逼格拍摄也让人仿佛穿越，并且反身思考现实中的“打虎”——于是，“浮云散，明月照人来”。
理想，曾经真实存在
看完全剧，最痛切的两个问题是：崔中石为什么要赴死？谢老为什么还坚持活着？
有人说，从国民党的角度写会削弱剧的主旋律色彩，然而，这恰恰是我觉得“北平”不是主旋律而比它们更为深刻的原因。
方孟敖，崔中石，谢培东，他们的立场、信仰、纲领恰恰是被敌人标识的。
比如说，曾可达。
曾可达的一句话“要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我敬佩过一个共产党”，开启了这种敌我的互文，曾可达的忠实、勤奋、老练、关心下属，也在映照共党的品质。而党国上下级的微观层面也和共党一样，也会出现误会、摩擦、个人主义，似乎没什么不一样。而共产党这边，甚至需要调和更多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战士里，有严春明这样的书呆子，也有工农出身的老刘，有“什么都不懂”的倔强少女孝钰，还有总是“需要引导”的激进青年们。
所以，剧里并不是主要从高效性去论证共党存在的合法性，更不是要述说一个神话。
于是，谢老的潜伏，崔叔“并不慷慨”的过早牺牲，火山般游走于隐忍和倔强间的何孝钰，这些并不伟岸的个人叙事，其实并未影响他们形象的塑造。反而，他成为了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可以理解体认的对象，丰富而真实的模范。这些人其实都不是活在电视剧里，而是活在现实里，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能看出来谁是谁吗？
敌与我，交织在一起，正像他们本来的样子，没有人会在脸上写上“共产党”或者“二如将军”，在语言世界里清晰的语词的边界，在繁复的现实里模糊了对应。有了方孟敖对崔叔的怀疑，也有了曾可达对领导的不理解；有了方孟敖不停的质问，也有了曾可达经典的询问——不断地拿起听筒，“建丰同志，我是曾可达”。在“无战事”的环境，在艰难的胶着中，不仅是对敌手要求下水清洗、检验，更是会不停地对自己的同志下手。
那么，怎么看出剧里面的理想？
以方孟敖的“我不能轰炸我的同胞”开始，又以方孟敖的“这么多人，我怎么爱得过来”成谜。
怎么看出剧里面的主义？
以林大潍的“吃饭砸锅”开始，又以徐铁英“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到底是不是一个主义”成谜。
这个时候，我想起两句话，一个是崔叔的，“有些帐，要在一定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二是谢木兰的，“我觉得他们也不像是坏人”。崔中石对方孟敖的保护，与孙朝忠对梁经纶的保护有什么不同？梁经纶牺牲木兰和孝钰，与《风吹麦浪》中达米安处决泄密的战友，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无法从道德层面上分得清高下。还原成纯粹中立的客观，无非就是这无立场无线索的一片混沌、一片镜像，真真是谜之叙述，比刘烨的双眼更诡异。
同样我们面对的现实，也是一个“无战事”的时代，我们的确无法界定许多东西了，客观事实需要重新用双眼看、用脑子想。
看明白“北平”，不仅需要穿越历史风尘的巨大视域，还需请教剧里理论界的大佬，比如梁经纶。
梁经纶的名义与实际（假面舞会）
梁经纶的最高光时刻，是当着“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的徐铁英，回答了我上面的设问：
你（曾可达）的老家在赣南，你的父母还有兄长、现在还在老家种田。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四亿多农民，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他们只懂得：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谁让他们生存，他们就跟着谁走。先总理…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国统区的农村依然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掌握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据着不到百分之九十的资产。少数人的利益被你们保住了，国民党却被你们一步一步地推向失败、推向灭亡。
剧的立场其实很明显，只不过抛弃了主义之辨，抛弃了概念层面的阐述。虽然是去政治化的遗憾，但是直接直接“让我们看见”。
然而梁经纶依旧屡屡退缩，他逃不出党国体制抑或不想逃脱，就像他在爱情面前的不断退缩，他的借口是“我无法选择”，但他的良心知道，他是“选择了不选择”。
“知遇之恩，国士受之，国士报之”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梁经纶走上铁血救国会的道路，是受到客观条件（他的上级，他的同事，他被重用的经历）的限制。他想要变革，但是背后的建丰同志不一定能够成功，他实际做的，从观众的全知视角看，只是改良和拖延帝国的生命，对于所爱的两个女子，也是背弃良心。他和曾可达一样，在自我怀疑后依然坚持自我分裂，只不过他是读书人，嘴上更明白，但是实际更依附。
他梦想能和何教授一样，几篇论文就可以掀起巨浪，无奈何其沧看得更明白：“他们重用我……无非是看重我和司徒雷登的关系，想拿到美国的援助”；他梦想可以用币制改革“能救一点是一点”，何其沧却指出了“金圆券”根本不能坚挺，因为寡头和党通局根本不可能让出自己的利益；方步亭更是直接从论文里看出了他的身份，“共产党不可能有这样的经济主张”；梁经纶自己，更是被搅进了变局前夕党国内部丧心病狂的利益争夺，反复被党国自己的官僚扯来扯去，两入监牢，差点被毙，“我们只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从预备干部局和各方面的斗争看，根本是讽刺。
又何止是梁经纶呢？“这一笔庚子赔款，美国政府把中国好几代人都绑到他们的车上了……从清廷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都只能越来越依赖他们……”，方步亭自问“我是贼吗”，何其沧说“我是要做这个千古罪人了”，他们的独立，另一面也是妥协是姑息，他们自己也游走在适当反叛和自保家庭的张力上，刘和平对知识分子的自反不可谓不深，“我们到底是在为民请命，还是在为虎作伥呢？”有趣的是，刘和平最近也调皮了一下，声明“共产党反腐与蒋经国反腐有本质区别”，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就像《金色笔记》里最痛切的感叹“我想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由女性”，世界上当然也不存在独立的知识分子，梁经纶当然找不到不存在的东西，他只能想象这一个空虚的所指。实际上，他失去了最珍视的东西：老师的信任、爱情、信仰，他最终绝望地切断了与国民党的联系，还好可以到美国的纯粹学术界里放逐自己，“我们不是美国人的情妇”（徐铁英），这当然是刘大手的反讽。
爱情和政治的启蒙一起到来
一开始，我对面瘫且高冷的女主相当反感，看着看着，居然大悟那是镜子里丑陋的自我映像，我自己的成长。
刘和平说自己不擅长写爱情，但是他却把这酸涩的“青梅竹马”，这男女之间的试探、接近与对峙、相搏写得这么美丽。这里，女性“叛逆-回归”的情节与男性经典的“身份危机-弑父”模式交织在了一起。
在这个女性的成长故事里，青春的年纪里，政治和爱情启蒙一起到来：爱慕着一个想象的幻影，爱慕着一个崇高的特质，慢慢体会现实复杂的描述可能，慢慢体会理论与现实的裂隙，女孩谁不是这样成长呢？
她，凝视和守护的对象，一个现代性的发明。
“北平”做到了从女性角度去看历史，镜头语言也完美地配合了这一点，细腻，深情：订婚后，镜头从何孝钰的角度看着方孟敖在晚霞中驾机飞向云霄；在两人共处时，何孝钰和方孟敖分享了画面空间……情节上，还有对小姨身份的体认和同情，谢木兰最后一集的想象性出现，完成了致敬和哀悼。 “几千年了，中国的女性从来不说自己饿”，几千年了，（经历了革命的文艺改造），她们也终于成为了观看的主体，不得不感谢此剧的创造。
当然，“北平”也没有回避时代限制，男女的位置和信息的确是不对等的，方孟敖是何孝钰毫无疑问的启蒙者和保护者。“自己吃着好的，却高喊着要帮助挨饿的人，太不真实了吧”方孟敖的话很朴实，但是也很有力量，对于面前这个敏感的进步女学生，真是戳到了软肋。于是我们也得以发现，她们的灵动，不仅仅是因为剧本与拍摄站在了她们的立场上，更是因为那个时代上层知识家庭环境的厚赐。
在方孟敖的引领下，何孝钰的成长，也包含着她对其他被压迫群体深切的体认，她对老刘同志真诚地说：“知识分子也要向工农学习”。她见到了越来越多的真实，也在极为缓慢地磨砺自己的性格和见识：见到谢培东真实身份的一刻，她感动得泪流满面，却仅因为心里的不情愿放弃了任务；见到梁经纶的脆弱，她忍不住动情，明白他玩弄感情的虚伪，还是无法放下对他的感情；平常一直对谢木兰暗暗嫉妒，到她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突然感觉到了政治的可怕；方孟敖告诉她梁经纶的身份，却依然不相信她可以重新面对梁经纶，她倔强地证明给他看，不想要他多余的保护；最后与父亲分别，父亲脆弱而无奈地说“但愿我们还能见到”，她掩去泪水，坚强地继续收拾，这是她最熟悉的工作——照料父亲。她终于要离开唯一的亲人，进入另外一个家庭成为媳妇了，同时，也是开启一段新的任务，眼前有另一个需要她的人：方孟敖。
然而，另一个少女，却无法走过这段黑暗的成长旅程了。
革命是浪漫的，有时候是不浪漫的，更多的时候是不浪漫的。
何孝钰，她是风车吗？对于方孟敖，她是一个拒绝被理解的知识女性，一个不可跨越的心灵空间和异质性的生命体验，也是同样在挣扎、在破茧、在寻求答案、在践行信仰的同志与伴侣。
大战风车的悲剧色彩（无意义的革命行动）
正如方孟敖怒吼的，没有你，没有我，北平照样解放。
“北平”到底说了什么？一群上层的人斗来斗去，后来死了几个好人，男主除了耍帅、闹腾、娶到白富美和开了几次飞机外，几乎没什么特别的存在感。曾可达到北平，查了个贪腐没几天就被叫停，违法支持经国同志最后又失败。最后一集出现的《唐吉可德》反而带来了新的困惑：这一群人都是在大战风车，最后，“值得被浇铸在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永垂不朽的和平解放，为何是如此痛楚的离别和祭奠？
最后一集，个人叙事的丰富意义感在飞机拉升、俯瞰北平的一刻瞬间崩溃了，那是一个永恒的北平，文化的北平，小时候从《城南旧事》就进入我记忆中的北平。有关德胜门的兄弟之约破灭了，先烈的牺牲和进城时的欢呼，似乎成了这北平城的俘虏，只是为了映衬它的不朽，成了一段纯而又纯的抒情怀旧与歌颂。
当然并不是这么简单，视域扩大之后个人的价值缩小了。虽然看起来并不轰轰烈烈，但是激烈的矛盾撕裂着方孟敖和梁经纶和曾可达，他们经历过身份危机，质疑主义之争，到底什么是国民党？到底谁是共产党？而到底谁又是自己人？而徐铁英，甚至最本质的孔令侃以及垄断私企、利益集团，并没有遭到处决，他们安稳地游刃于官僚体系——这个远比正义邪恶可以定义的复杂多的结构——里面。中共的地下党，包括何孝钰，崔中石，谢培东，都掩藏在前方的节节胜利之后，也许更掩藏在苏联强有力的支持背后，他们是主义的坚持者，但是他们似乎身不由己。曾可达们“与富人作对”的行动失败了，共产党又将如何面对老北平的阶层裂隙，如何接管这些历史债务？“北平”的革命是崇高的，但是更是现实的、联系的，它深切而痛楚地展示了斗争的艰难、复杂。用刘和平诗意而模糊的话，历史巨变“不是土崩瓦解，而是一堵高墙，历史在这边，我们在这边”。
我隐隐想起了另外的情形：一段开赴全线的苏联红军正在参与渡河作战，年轻的脸庞对着镜头微笑，然而因为错误的指示，他们最终全军覆没。或是另一个故事：参与爱尔兰革命的兄弟俩把农场和乡下的工人们联合起来，组成志愿者游击队，对抗从英国对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残暴镇压。就在战士们把英军逼迫到崩溃的边缘时，两方政府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结束流血。尽管取得了胜利，但是共和国依旧没有善待平民，反而组建了新的官僚体系维持利益集团，原本联手作战的哥俩信念分歧，共和军的哥哥含泪处决了弟弟。
不仅是青年之死的悲剧感，行动的无意义和失败的伤感，这样痛切地在心中弥漫，如果我是方孟敖，也会愤怒地质问：“你们一直在（舍命）保护我，就是为了让我开飞机运运粮，当什么美国大使馆的武官？”
为什么意义消失了？
难道，最无意义的、最白白交付代价的，不是曾可达、梁经纶，不是他们错判形势，效忠失败的无力吗？
“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即使本剧的语言如此纯熟老道，如此力图还原，它还是要用现代媒介的语言表达，还是要在现实的环境中被理解和解读。引用一句我很喜欢的话：“20世纪所有的寓言都是革命的寓言，20世纪所有的记忆都是革命失败的记忆”，这里的“大战风车”主要体现的是后者。
后现代的经典叙事，是权力游戏：统治和反抗是设定好的游戏，或者像一个流行的段子，杀龙的勇士在龙穴里变成了新的龙。但是这些“故事结构”，或“游戏结构”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表面所见的“人性的弱点”与自私的“理性人”套路，不是勾勒不可打破的“黑屋子”（鲁迅），而恰恰是印证出革命停滞时期清晰的无力感，也是像党国忠臣梁经纶一样，受困于新霸权的形成，以及名实之间的暧昧——到底谁真正继承了总理遗嘱？
北平的历史书写局限太多，它留给太多的空间去思索，或者“脑补”，俯瞰美丽的北平，耳边是温软的曲子，你几乎会忘却这是永别是战火；它献给那些隐秘于历史中的人，但是隐秘于历史中的残忍和悲怆必然将被淡忘，革命展现为“在场的缺席”。尽管，“北平”曾经为我们展现了经济领域的批判视角，展现了革命的群众基础，这些位于角落、却无法彻底压抑的 “人民的记忆”或称“历史的潜意识”（福柯），但是怎么避免它成为毛边和杂质呢？
仓促的结尾，也是新历史的开始，谁知道后面会是什么，那种迷茫和漂泊的感觉，却莫名传染着当今的困惑：找不到语词的归宿，被放逐于传统的书写，等待重建新的名实相符的话语的空白感。方孟敖会潜伏下去，方孟韦去念书了，梁经纶出国深造，我想起了李零的待兔轩——“路在哪里，我很茫然。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未开始”。“北平”给出了一个祭奠，一个揭露，却把答案留白了，等待青年去探索。
如果这是一个成长故事
那么成长里的主要困难来自“父辈”，主要的威胁是弑子威胁。
故事中心的方孟敖，何孝钰，梁经纶的浪漫爱情，始终局限于书店阁楼上的小屋，或者寄居的/共有的父母/师长的空间，这个狭小闭塞的空间；抑或放逐于郊外，放逐于学运舞台，这些缺乏上一代力量波及的空间。
方孟敖一直记忆着由父亲造成的丧母之痛，他担心父亲又要杀死他最重要的引路人中石大哥（这样一个永远包容和保护的形象），他拼命寻找着“共产党”，寻求着孝钰的安慰和梁经纶的指引，他敬重并嘲笑地看着马万山，怀疑并敬重地看着谢培东，这样一个来自青年的少于世故经验的凝视、观察、判断、共舞。
青年的幼稚，固然是限于经验，而他们的失败，又何尝不更因为老框架的压抑和训诫？那种可堪说是残暴的镇压，即“弑子”。
建丰同志与方孟敖有着一个清晰的类似：对父辈的审视和批判（或者叛逆）。
引用经略网刊：身为国民党党魁之子的蒋经国，显然不会希望亡党，而要避免亡党，看起来也的确要反腐，而且大概是要拿出壮士断头的决心。这个“头”不是别的，就是身为国民党党魁的父亲，以及腐败的统治集团。国民党腐败集团同样不希望亡党，但是对国民党主流而言，反共比反腐重要。因为反腐无异于反对自己，共产党是国民党统治地位最大威胁。但这一轻重的选择在建丰同志对曾克达的电话中所体现的，便是反腐远比反共重要，剧中，建丰同志的作为也主要体现在了反腐上。他重用“通共”嫌疑的方孟敖与梁经伦，也就是要借共产党来救国民党。这种救法，在国民党任何派系看来，都属无稽之谈，即使他是党魁之子，但他的做法也仍旧被人指责“通共”。可“土改”的做法，难道不就实现先总理的“平均地权”主张、不是就是遵循《总理遗嘱》与三民主义吗？恰如剧中建丰同志所说：“难道所有得民心的事，都只能是共产党做的吗？”当蒋经国继承先总理所寄托的“同志”名号，希望能够挽救党国的时候，《遗嘱》仿佛谶语般，预言了不再“同志”的国民党的江山易主，没有人真正清楚共产党的经济主张与实际做法恰恰与《遗嘱》一脉相承，建丰同志在国民党党内，可谓同志难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身在苏联的蒋经国在给蒋介石的公开信中，认为“反共就是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就是反革命”（李敖：“论定蒋经国”）
这部戏中在北平的币制改革与建丰同志直接唱反调的人名字叫陈继承，大概是有意为之，“陈”意味着陈年旧人，“继承”则是反讽。也就是说，这些国民党老人，早已不再继承先总理《遗嘱》，也就不再是“同志”。（经略）
“儿子查老子”，是方步亭眼中最大的大逆不道，救国会也成为了党国元老不得不牵制的力量。
青年，不仅是年轻的中共，也是年轻的三青团和铁血救国会，党国之内和党国法外的进步力量。青年派与旧官僚的关系纠葛颇多，能不能利用已有架构进行革命，在哪里接手还是打碎重来？
而那边，徐铁英早就对“新人取代老人”、“分裂党国”的行为及其敏感了，他们顺便利用救国会内部反腐与反共的矛盾，让曾可达和梁经纶、梁经纶和孙秘书互相掣肘，至于王蒲忱，在救国会和老同志顶上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了。对于方家，徐铁英是笑脸相迎的；即使要跟建丰同志叫板，也得让手握重兵的陈继承去打电话向蒋委员长报告，而不是自己。老同志对蒋委员长、对各方面要人的心思揣摩得更透彻，让新人之间互相拆台去，这样的boss，才真正不寒而栗。
历史上，少壮派要得到政权，要想在正常的法律和政治框架里斗争，还想成功，简直比登天还难，建丰同志也有意识地绕过了军事法庭，但是少年中国的理想，实践起来还是并不那么美丽，建丰同志失败了，真正理解三民主义的梁经纶不得不出国。另想起，“这方面的革命（指文化大革命）要靠青年，党中央号召你们青年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你们青年批判搭配那里，党中央就支持到哪里”（载文革地下毛选《毛泽东思想万岁》）。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就不展开了。历史新旧交替继承的运动，很难论述，“北平”却用艺术的手段生动描摹了。
另一个问题是，超能的建丰同志和作为英雄主义书写的方孟敖，是否有渲染过度的嫌疑？引用经略的另一篇文章：近些年来谍战剧中偶像+信仰的套路…《风声》导演高群书提及，如今中国电影极度缺乏主流价值观，信仰问题首先被电视剧敏感地捕捉到，并置于谍战片这一富有高度技术化和形式感的题材中…“信仰”首先是一个题材、或者说设置，它与比如性格决定命运、被压抑的内心世界等，作为刻画人物的方法是属于同一个层面，只不过换了一种设定。它使得人物在复杂性外加上纯粹性，特别是镶嵌上激进的革命信仰，这些成为了偶像制造的元素。换句话说，不是革命剧沾了偶像的光才能接近群众，而是偶像沾了革命的光，才能够持续地获得卖点…一种自伤的忧郁加上无政府主义式的激进，成为了信仰的新内容…它暗地里诉诸的是青年观众的白日梦：投身于政治的青年精英…他们不仅复杂、也更单纯；不仅单纯，更有背景；不仅有背景，还可以不负责任的说走就走…英雄主义的重重粉饰下的虚无。
书写了什么样的英雄形象，对分析这部文艺作品也许重要，不过对于北平的战事是不重要的，这一点，方孟敖都明白。
我们其实都是方孟敖，寻找引路人，或者寻找自身所代表的群体的可能。
而我们甚至还不如方孟敖，他政治实践的阅历和对经济问题的重视，他那里“全部的国民”显然是99%的普罗大众，他实际上背叛了他的家庭和血统。
如前所叙，这部剧中，没有明确的两党派分界，没有抽象神圣或腐朽，它从细节展现了不同的社会组织，经络清楚，描述复杂的人情世故，温情脉脉又不失智慧，它让我们超越大叙述重新思考实物界的社会关系，这里举两例：
崔中石能够利用徐铁英们的腐败保全“重大共党嫌疑”的方孟敖，因为大面积的贪腐已无药可医，预备干部局这种国民党正能量并不能扭转乾坤。正面战场节节胜利，同时国民党将高层的家属迁往台湾，国民党手中握有高层党员的人质。他们也没有别的出路弄钱，贪腐了也不会真拿他们怎么样，毕竟全都查了，党国不就“无人可用”了？国民党上层和党国之间，已经互相绑架、恐怖平衡了。
另一方面，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司机“小李”。中共地下党吸纳了大量这样的平凡人，他们不会“见到周副主席”，工作非常常规，也比如每天的会议记录照抄一份送给组织，不惊天动地但也不易发现。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的儿女，共产主义理论他们不能解释，但是眼见共产党他们的家和乡亲们分田分地，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他们便觉得崇高和激动人心，于是投奔这“解救穷人”的组织。他们愿意为党做出贡献，哪怕只能贡献一条生命。没有这些有战斗力的组织，没有根据地，就不可能有正面战场的胜利，北平的缠斗不过是空中楼阁。
这些看，国民党的撤退的确可称衰老，而新组织锻炼了民众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意识，民众在成长，这是更为重大的意义。
后记：本文不少补充史实来自经略网刊45期《北平无战事》专题的启发，绝大部分标注，另有部分散见文中，在此致谢势如、豆蔻梦乡、岳林、刘卓、岳峙几位作者。另外部分散见的文学批评理论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戴锦华老师，也在此致谢。
PS:文中所讲的苏联和爱尔兰的革命故事，能够说出他们出自哪里吗？欢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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