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常香玉为丈夫上书周扬

2004年6月1日7时06分,一代豫剧表演艺术大师常香玉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溘然长世,享年81岁。作为一位德艺双馨、妇孺皆知的戏剧艺术家,常香玉的名字在中国大地响彻半个多世纪,她的去世,自然令人痛惜,令人怀念。

余生也晚,无缘与这位戏剧大师晤面,却藏有她在51年前写下的一封亲笔信。兹将这封信披露出来并略加解释,愿此化作心香一缕,表达对这位艺术大师的缅怀之情。

常香玉致周扬的信

亲爱的周扬部长:

您的亲切关怀的来信,教育着我,鼓舞着我,读着信使我感动。【,】使我流着喜悦的眼泪。为了革命队伍更纯洁,为了我们国家的制度,我已向西北文化局张季纯局长谈过【,】决定我爱人不去朝鲜,并用我所有的力量,保证要做好赴朝慰劳公演的工作。

我的爱人陈宪章曾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在反动派三青团作过三年工作,我们结婚后他就脱离了。我爱新中国,我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当然他应该向政府把历史彻底交待清楚,为此他不去,我当然毫无意见。不过领导上在事前并不是这样谈的,说是为了修建香玉剧院,说是建筑很重要不叫他去,而我总认为朝鲜的工作是重要的,我不同意。原因是自香玉剧社成立以来,全部的工作都是他领导。我是社长,他是副社长,但我是只演戏不作其他工作的。赴朝慰问我认为是我最具体的爱国表现,更是一件大事,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所以当第二届赴朝慰问和参加公演时,我曾经把怀孕两月的胎儿取下来,为的是要把这件爱祖国的工作作好。而宪章又却【确】实是我一个最得力的助手:我非工作靠他安排,我的生活由他护理,我的学习由他帮助,我的讲话稿和所发表的文字又都是靠他写的。所以从剧社工作上他是执行副社长,从我个人的工作上他是我的助手。为了要把这次的工作尽力作好,所以当时我曾提出来,叫宪章不搞剧场参加赴朝工作。

后来,文化局才提出不叫宪章去,是他历史没作结论的原因。但张局长和陈若飞科长的谈话,互不一致,使我思想上很不明白:因为第一次在西北决定赴朝时,剧社只有五个人,是包括宪章在内,宪章并曾主动提出了他的历史问题,领导上仍是决定他去。第二次在北京汇演时【,】决定去四十三个人赴朝,又决定他去的【,】没有什么问题。在政务院给毛主席和许多次演出时,宪章也曾主动提出来他的历史问题,经西北的干部和政务院保卫机构连【联】系,仍决定叫宪章领着去演出,这些都没有问题,我问他们,他们说曾提出过保证。但这一次不叫宪章去,我当时无法想明白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情况要报告给您,就是关于我和剧社留西北的问题。陈若飞曾对别人说,这是宪章出的主意,因为我从北京回来时,宪章曾去接我,而留北京的问题又在这时发生,是不是宪章出的主意?您和许多首长都会知道的,都会证明的。

回来后【,】我曾对西北领导上会【汇】报,说叫我从朝鲜回来后到北京去,但他们说中央并没有正式通知,说赵枫同志给他们有电话,中央对此事没有一定。他们的意思是要我主动留西北,所以要把我爱人留下在这里修剧院,叫我赴朝回来就非回西北不可。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在这一点上我也想不通。

1953年:常香玉为丈夫上书周扬
二十号左右我们就要出发了,我保证一定好好听您的话,用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赴朝慰问的工作,请您放心,请您不要挂念我。回来时我很想到北京来看望您,可以吗?

敬祝您身体健康!

常香玉敬上【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

常香玉的事业、生活伴侣陈宪章

通读全信可以看出,常香玉之所以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及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写信,是因为想不通自己的丈夫陈宪章何以开始被允许后又被拒绝赴朝。

如常香玉在信中所言,虽然她的丈夫陈宪章曾在国民党的三青团“作过三年工作”,但自与她结婚后,却成为她最好的助手。

关于常香玉和陈宪章结合的事情,常香玉晚年曾多次谈及,媒体也多有披露。这是一段令人感叹、令人羡慕的爱情故事。

故事发生在1942年,已经在河南、陕西一带颇有名气的常香玉上演一台新戏,请了许多知名人士去看,时任国民党宝鸡县三青团分部书记的陈宪章就是其中一个。

陈宪章当年26岁,正是从洛阳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社会不久。他自幼喜爱戏剧,也很有艺术天赋,曾随“左联”剧作家洪深、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金山、王莹的戏剧二队义演过。因此,在观看常香玉的新戏后,不免有自己的看法。他针对常香玉戏中的一句台词说:“‘我看他眉清目秀人忠厚’这句词用得不准确。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就怎知眉清目秀的人一定是忠厚老实的呢?”

常香玉听了之后,不觉心中一动,觉得这个人不仅懂戏,还很幽默,就这样对他有了好感。但是,作为当红名角,常香玉在此之前就是戏剧团一些人所追逐的对象。所以,当这些人知道常香玉有这样的想法后自然采取各种办法予以阻拦。为此,常香玉只好私自离开剧团,去找自己心爱的人陈宪章--在那个年代,女的主动去追求男的很罕见,但已成为大牌演员的常香玉对此却并不在乎。

找到陈宪章后,常香玉直截了当地说:如果陈能答应她的三个条件,她就嫁给他。这三个条件是:“一是我不愿意嫁个当大官的;二是我不能给人做小老婆;三是他不能看不起我,我喜欢演戏,他必须得跟着我。”陈宪章则全部答应。于是两人就偷偷私奔结婚了。

此后,陈宪章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不但放弃了三青团分部书记的职务,而且一门心思地钟情常香玉的艺术事业。他不但是常香玉个人的生活伴侣,而且凭着早年对戏剧的钟爱和艺术天赋,他承担了编写剧本的任务。此后,常香玉演出的所有剧本,都是他写的,如引起很大反响的《红娘》、《白蛇传》、《花木兰》等等。可以说,没有陈宪章就没有后来的常派豫剧艺术。以至于被人称之为“常派艺术的铺路石”。常香玉从小没学过文化,认识陈宪章后才一点点学习看报。为了不让其他事情分散常香玉的精力,陈宪章把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承担下来,对妻子照顾得无微不至。陈宪章也成为常香玉艺术事业中须臾不能离开的合作伙伴--这一点,在常香玉的信中有较多的描述。

在进入新中国之际,承接着与敌对势力厮杀的血腥记忆,尽管陈宪章在国民党三青团的工作中没有任何反革命的事实,但这段工作的历史引起一些人的警觉也是正常的。具体到赴朝慰问志愿军演出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时,陈宪章能否随团赴朝就成为有关方面领导颇费踌躇的一件事。这也是常香玉向周扬反映情况的缘由。

周扬批示,陈宪章赴朝

从常香玉的信中看,西北方面一开始是同意陈宪章赴朝的,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并上报周扬。周扬开始也是同意的,但可能考虑到常香玉的情绪--或者他已从西北局得知常香玉对陈宪章不能赴朝有意见,因而给常香玉写过一封类似劝慰的信,故常香玉在给周扬的信中有“为了革命队伍更纯洁,为了我们国家的制度,我已向西北文化局张季纯局长谈过【,】决定我爱人不去朝鲜”之语。

但是,在常香玉看来,西北局不让陈宪章与常香玉一起赴朝慰问演出,除了陈宪章所谓历史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西北局风闻北京有意在“香玉剧社”赴朝慰问演出后将剧社留在北京,并认为这是陈宪章出的主意,因而有将陈宪章留在西北“作人质”的意思。事实真相是否如此,限于材料,今人不好率意猜测,但当时在常香玉的思维中,则认为这是陈宪章被拒绝赴朝的主要原因。

因此,常香玉信中提出了一个支持她这种看法的理由:既然在政务院给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时,陈宪章主动提出自己的历史问题而仍获批准参加,为什么却不能赴朝慰问演出呢?

常香玉所提到的这一次演出,是在1952年4月。

抗美援朝爆发后,常香玉和陈宪章带领“香玉剧社”全国巡回演出近200场,筹款15亿元(旧币),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飞机。此举震动了全国,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此前,毛泽东曾听过常香玉的唱片,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得知常香玉的义举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常香玉是唱豫剧的,不仅戏演得好,还义演为朝鲜战场捐献飞机,我见见她。”

1952年4月,全国文艺汇演期间,常香玉带着她的“香玉剧社”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兴致勃勃地观看常香玉演出。进中南海给中央领导演出也是常香玉梦寐以求的愿望。今天,面对着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常香玉激动不已,她演出的《拷红》字正腔圆,清亮圆润,不时引来阵阵掌声。演出结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走上了舞台与演员们--握手。毛泽东走到常香玉跟前握着她的手兴奋地说:“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嘛!我该向你学习。”说完,毛泽东带头鼓起了掌。

有所谓历史问题的陈宪章,不但参加了文艺汇演,而且也参加了这次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演出。但西北局的有关人士对此倒也不担心会出现什么问题,这就难怪常香玉要说自己“无法想明白这个问题”了。

周扬读完信后,想必很认真地考虑了常香玉所提出的理由,因而改变了主意。他为此专门向公安部打了招呼,决定还是派陈宪章陪同常香玉一同赴朝。3月22日,周扬将常香玉的信转给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并写上了自己的意见:

仲勋同志:常香玉来信,请阅。关于她爱人去朝鲜的问题,已商得中央公安部同意,允许他去,并已电话告西北。特告。

大约在4月上旬 ,“香玉剧社”编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即西北大区慰问团),常香玉任副团长,陈宪章担任豫剧队队长,一同赴朝慰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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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常香玉致周扬的信:

周扬部长:

我来看您,好久不见了,我很想念您!说您十二点半才能回来。明天在计委礼堂演出“朝阳沟”。我现住前门饭店662房间,3点半到5点我在家。以后有时间再来看您!



礼!

常香玉

78.4.28

按:

《朝阳沟》是常香玉主演的一出著名的豫剧。因配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形势,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因而得以广泛流传。“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在文坛乍暖还寒的形势下,常香玉带队进京演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此时,周扬虽然复出,却还没有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但常香玉仍到周扬借居的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给他送票。这封信就是造访未遇留下的。

《朝阳沟》演出后,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周扬观看了演出并参加了座谈会,作了《重看豫剧〈朝阳沟〉》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78年5月13日)。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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