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宋仁宗（1010年—1063年），中国北宋第四代皇帝（1023年—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1018年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1023年即帝位，时年13岁。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3岁。在位四十一年。在位时候宋朝面临官僚膨胀的局面，冗官冗兵特多，而对外战争却又屡战屡败，虽然西夏已向宋称臣，但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来虽一度推行“庆历新政”，但未克全功。其陵墓为永昭陵。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一、一代明君
宋仁宗赵祯仁宗赵祯，真宗子。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立为太子，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即位，初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
仁宗皇帝性情文弱温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一千。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仁宗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
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独独没有对永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仁宗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二、仁义有道
仁宗皇帝不光对人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但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衣食非常简朴，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仁宗回宫后，着急的对嫔妃说到：“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赵祯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三、良臣辈出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7名言官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气包拯画像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能让柳永这样放浪不羁的人不计前嫌且大唱赞歌，除却仁宗，还能有哪个皇帝又能做到呢？宋仁宗陵墓北宋帝陵位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境内，嵩山北麓与洛河间丘陵和平地上。陵区永昭陵以芝田镇（宋永安县治）为中心，南北约15公里，东西约10公里。北宋9帝，除徽、钦二宗被金人掳走死于漠北之外，其余7帝均葬此，加上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墓由开封迁此（称永安陵），所以人们称七帝八陵。依次为宣祖（赵弘殷）永安陵、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太宗（赵光义）永熙陵，真宗（赵恒）永定陵、仁宗（赵祯）永昭陵、英宗（赵曙）永厚陵、神宗（赵顼）永裕陵、哲宗（赵煦）永泰陵。宋代靖康建炎年间遭金兵破坏，元代时地面建筑全部被毁。
永昭陵是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赵祯的寝陵。宋仁宗初名受益，是宋真宗赵恒的第六子，即民宋永昭陵(9张)俗演义《狸猫换太子》中的太子。宋仁宗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1018年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1022年即帝位，1063年病死开封，享年54岁。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期间，国泰民安，文臣武吏荟萃，科学文化发达，达到宋王朝鼎盛时期。
据有关史料记载，嘉祐八年（1063年）10月，葬仁宗赵祯于永昭陵（今巩义市区），修陵调集士兵46700人，工期7个月，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绸绢250万匹，耗费占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规模庞大，建筑雄伟，帝陵虽历经千年风雨，饱受战乱抢掠，但至今仍不失皇家陵园的恢宏气势。整个陵园遵从封建的风水地形堪舆学说，依地势而就，傍山依水，东南穹窿，西北低垂，由“皇帝陵”、“皇后陵”和“下宫”组成，神道两侧的石刻群形态逼真，雄浑高大，栩栩如生，其中“瑞禽”和“角端”更是雕刻史上的杰作，堪称世界绝品。
四、传位于子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宫中福宁殿。遗诏中说：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嚎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
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起初一愣，接着竟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谁知宫门外早挤满了人，褴褛的乞丐、斯文的书生、稚气的小孩……哭做一团，披着白麻，烧着纸钱，给皇帝“送别”。第二天，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无光。
消息从大宋传到辽国，彪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你说什么？他老人家怎么就过世了？”说着眼泪就掉下来：“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从贫民到敌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做到了这份上，大有“偶像巨星”之势。直到700年后，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五、爹不疼娘不爱
宋仁宗出生时，那一声婴儿的啼哭，让伸长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松了口气——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于是他取名“受益”，5岁封庆国公，9岁为太子，13岁老爹一驾崩就改名赵祯，登基为帝。
比起后世的九子夺嫡、你死我活，这家伙的好命，足以叫历代皇子们嫉妒。但殊不知，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却过得异常艰难——他的糊涂老爹、那个签下了丢脸的“澶渊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时刻担心大臣们会利用太子架空自己。他越看儿子，越有“被害幻想症”：干脆，我先下手为强吧。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陛下还有几个儿子，能让你想杀就杀？”这才让真宗正视一个后果：杀了太子，就绝嗣了。太子一条小命虽然保住，可父亲的猜疑并没缓解。弥留之际，真宗满脑子都在想：这儿子不可信，只有把权力交给皇后。经过父亲的“严防死守”，13岁的少年赵祯即位之后，也没什么舒心日子，最大的考验来自他的“母后”——章献太后。
《狸猫换太子》戏说，宋仁宗的生母是李妃，而章献太后正是戏中的坏人刘皇后。但实际上，章献太后非但不是“奸妃”，反而聪慧敏捷，颇有政治头脑。她理所当然地坐到了宋仁宗身后，垂帘听政11年。权力的滋味，一旦尝到，就不想放弃；更何况，从深宫走到朝廷上的聪颖女子，前朝就有一个武则天。章献太后把皇袍披到身上，故意问大臣：“你说，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呀？”这个小动作让气氛紧张起来，太后和臣子开始了权力拉锯。好笑的是，双方打出的旗号都是“保护天子”。年少的赵祯，成了这两派斗争中的挡箭牌，也成了他们互掷的矛，皇位之上如履薄冰。如果赵祯只是个昏庸的草包，那倒罢了，日子混混也就过去了。但他偏偏在孩童之时，就能一眼洞穿父亲的宠臣王若钦“实是奸邪”。这样敏锐的孩子成了“夹心饼干”，会有怎样的内心煎熬？唯一能让后世浮想联翩的是，在这11年里，他酷爱书法，一手“飞白体”，练得极为神妙。或许，练字就是练心。也因此，赵祯成了一个异数——从吕雉到慈禧，中国不乏母后掌权，在她们身边长大的小皇帝，要么敏感怯懦，要么偏激残暴。但赵祯却有了对弱者的同情、对世事的宽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势——高潮短暂，余音很长。
六、短命的范仲淹新政
公元1033年，宋仁宗亲政。他太清楚自己接手的烂摊子：老爹当年爱面子、好排场，为了弥补“澶渊之盟”里受伤的自尊心，竟然一口气把“五岳”都封禅了。想当年，唐太宗想封禅一座华山，都因为太贵而作罢。可想而知，宋朝的国库消耗到了何等地步。
宋仁宗的第一把火，就是抓经济。对外平息战争，对内作风俭朴，从而扭转了经济颓势，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至此，他才腾出手来，寻觅合适的改革经纪人。几经斟酌，在群众中呼声很高的范仲淹，进入视野。1048年，宋仁宗宣布全新的“内阁名单”：调范仲淹回京，任参知政事（即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一道主持朝政。
范仲淹从政已经28年，改革在他脑子里酝酿已久，十大政策一挥而就——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当场拍板：准奏，全国执行。但是，仅仅1年零4个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相继被调出京城，改革突然刹车。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吗？不。历朝历代，改革者如商鞅车裂、张居正掘坟，比比皆是，可小范毫发无损，“圣眷”不可谓不深。是政敌暗算他了吗？也不尽然。学几笔小范亲信的字体、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这样拙劣的政治伎俩，宋仁宗不会看不出。
问题只在于，操之过急。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官员名单，不称职的都毫不客气一笔勾销。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范呀，你笔一勾，可害哭一家人。”范仲淹严肃地说：“不害一家哭，那就害了一路百姓哭。”富弼哑然了。不错，官员要严格选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单，又凭什么认定昏官呢？范仲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言简意赅地找到改革的目标，却找不到复杂精细的实施办法。面对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潜在的危机：群臣惶惶，小范孤立，新政还怎么执行？他果断地叫停了。
七、文人最好的时代
范仲淹离去了，岳阳楼留下他文人的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宋仁宗不会离去，开封城延续着他政治的部署——文彦博，一个有些保守的大贵族，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职位。
这一次，宋仁宗选对了改革的经纪人。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彦博以沉默而实干的姿态，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这批能臣。没有口号、没有激辩，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条条修改，变得可以操作了。1050年前后，文彦博觉得，宋仁宗在四川试点多年的纸币“交子”，向全国推广的时机成熟了。陕西长安的官员“立功”心切，说干脆废止铁钱，只用纸币吧。此言一出，老百姓连忙抛售铁钱、抢购货物，长安经济陷于混乱。紧急关头，文彦博并没有强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里的丝绸，来到长安：“来来来，今日我卖丝绸，只收铁钱。”一下子就稳定了民心。从那以后，朝廷再推广“交子”，就没有阻力了，因为百姓对主政者有了信任。
或许，宋仁宗这种含蓄渐进的方式，错过了大变革的可能时机，治不好国家的病根；又或许，这种方式的成功，过分依赖他个人的宽仁魅力，而令后世之君难以效仿。但无论如何，新党旧党的争议淡化了；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荟萃的一座高峰到来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跃于仁宗时期。以至于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很多年以后，激进的王安石改革失败了，宋神宗又恢复了祖父仁宗的温和改良做法，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辽国人或许不会懂得，他们敬畏的这个宋朝皇帝，为什么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并造就了北宋一世繁华。
（老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