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传全本 铁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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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传



世界名人传记系列——







政治家卷——铁托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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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涉世之初

第二章.......... 职业革命家

第三章............ 整党建党

第四章...... 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五章............ 走向胜利

第六章............ 铮铮铁汉

第七章.......... 当政的日子

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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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传

第一章 涉世之初

<b> 引 言</b>

政治家大多是以他的国家在国际政治风云中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显名于国际政治舞台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等等，莫不如此。与铁托同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中，只有他，身后依托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小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前，南斯拉夫是欧洲政治、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就是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铁托领导着他的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出了威风，令世界人民对这个小小的国家刮目相看。正当大多数国家忙于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铁托，这位不屈不挠的共产主义战士，带着战争的创伤，又被迫起来，为捍卫国家和党的独立，而与另一位巨人斯大林抗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处于东西方夹击中的铁托，更显示出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和远见卓识。这一次抗争的胜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存，人们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一个伟人经历这样两次大风大浪就足够在历史的长河中树起他的丰碑，但是，战后铁托的英名是与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分不开的。他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将他始终置于国际政治的前台。与其说铁托是以南斯拉夫而名扬世界，不如说是南斯拉夫因铁托而在国际舞台上频频曝光。

约瑟夫·布罗兹·铁托，1892年出生于克罗地亚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有着常人一样的经历，但他无疑有着不同常人的品格和机缘，否则他就不会成为“铁托”了。

铁托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从一个乡下的穷孩子成为南共总书记；他在南共面临解散的危机之际挽救了党；他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他对霸权主义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开创了不结盟运动；也是他，战后把一个欧洲最穷的国家建设成人均国民产值3000美元的富庶之邦。南斯拉夫人民在他的领导之下，过了四十多年安定、团结、统一、富足的日子。

人民创造历史。时势造就英雄。铁托有一次一语双关地说道：“你们看，是我推着他们（人群）走，还是他们推着我走？是他们推着我走嘛。”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人民是怎样把铁托推向前进，而铁托又是怎样带领人民披荆斩棘的。在叙述这一过程中，作者注重的正是他那常人的经历和他不同常人的品格。换句话说，本书将以历史事件为线索，向读者讲述一个不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故事”。它的重点将放在主人公一生最为光辉的篇章中，即反法西斯战争和南苏冲突时期。

国外有关铁托的著述很多，对于铁托早年经历的叙述却常常跳不出南斯拉夫杰吉耶尔《铁托传》的框架，一个重要原因是早年的史料有限，人们补充不出新的内容。

尽管和平时期铁托的经历依然多姿多彩，但是评论家们一般认为，前南地区目前状况的根子虽在更早以前的历史，但不能说与这一段时期没有一点联系，对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要作出客观的结论为时尚早，而且手边的资料也不够。作者只好从铁托这段时期的生活轶事中摘取几朵小花，将这位伟人的一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许它更能体现铁托的性格。

1. 穷孩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部斯拉夫人聚居地区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随着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德、英、法等国相继染指巴尔干地区。一千多万南斯拉夫人民处在多个国家的统治之下。

约瑟夫·布罗兹的故乡克罗地亚，以及斯洛文尼亚，当时属于奥匈帝国；马其顿仍旧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878年在欧洲列强瓜分土耳其领土的柏林会议上，划归奥匈帝国管辖；惟有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是由斯拉夫人自治的独立国家。大国的争夺，巴尔干各国之间的纠纷，南斯拉夫内部各民族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欧洲政治和经济最落后的地区。

1892年5月，约瑟夫·布罗兹诞生在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接壤的扎果列地区库姆罗维茨村。具体日子没有人能讲得准了。南斯拉夫①党和政府每年5月25日庆祝他的生日；旧居陈列馆展出的学校注册簿上登记的是5月7日；他的参军登记是3月7日；警方的记录是3月12日。当初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穷人家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伟人的，因此究竟诞生于哪一天似乎就不很重要了。铁托本人更看得无关紧要，他的回忆连月份也不提。

① 指前南斯拉夫。本书以后提到南斯拉夫都是如此。

在1848年以前，约瑟夫的祖先还生活在“扎德鲁加”制度之下。“扎德鲁加”有点像中国封建宗族制一样，是一种宗族群居制度，土地由集体耕种。同宗的一族人由选举出来的头人管理，他通常由年长者担任。

全族人都住在同一组建筑中。“扎德鲁加”不断地分裂、繁衍，每当有人结婚，族中就会为他在大家庭的旁边盖间新房。久而久之，新房越盖越多，这组建筑就好比一个蜂窝一样。

布罗兹一族世代给贵族埃尔多迪当农奴，直到1848年，欧洲革命，封建统治结束了，这种宗族群居方式宣告瓦解。农奴们根据新的法令得到了土地，但他们必须付款。银行提供贷款，名义上虽是低息，实际加上手续费、附加费，利息仍高达24％。得到解放的农奴，仍在贫困中挣扎。

约瑟夫的祖父马丁是最后一个离开蜂窝似大房子的家族成员。他出来后，与一个名叫安娜·勃拉契奇的姑娘结了婚。他们生下一男六女，这个儿子弗兰约就是约瑟夫的父亲。马丁以贩运货物为业，从萨格勒布运货到附近的城镇贩卖。一年冬天，马丁拉了一车盐。车子下坡时，一个轮子突然脱落，车子失去控制，爷爷马丁被压在车下，不治而亡。

当时法律规定，亲属遗产必须由家庭成员平均分配。这就意味着马丁的那份家业必须变卖，才能实行分配继承。作为长子的弗兰约·布罗兹不愿出卖那份祖业，但他必须把钱付给其他的姐妹，因此，他不得不举债。债越欠越重，到后来，还是不得不将父亲留下的那15英亩地，一亩一亩地卖出去。

库姆罗维茨村缺少烧的，农民们经常渡过苏特拉河到相距10里外的斯洛文尼亚的山上砍柴火。弗兰约就是在打柴时认识了一个16岁的斯洛文尼亚姑娘马丽亚·亚沃尔舍克，她家有一片65英亩的柴山。马丽亚身材高大，一头金发，1881年1月，这对青年结婚了。

随着孩子的出世，家累越来越重；而由于还债，土地又越来越少，账单越拉越多。渐渐地，这个老实而又软弱的弗兰约似乎看明白了：无论怎么努力也于事无补，所以他干脆不管家政，一味贪起杯来。家庭重担全部压在马丽亚的身上。铁托对母亲无比敬重，原因在此。

弗兰约和马丽亚生了15个孩子。约瑟夫排行第七。那个时代，农村孩子多半不到成人就夭折了，弗兰约一家却留下了7个：长子马丁，比约瑟夫大8岁，早就离家谋生，当过铁路工人，后住在匈牙利；次子德拉古丁，生于1885年，1932年死于家乡；约瑟夫的弟弟斯切潘生于1893年，一直是克罗地亚的农民；另一个弟弟弗耶科斯拉夫生于1898年，在萨格勒布当过房产管理员；妹妹玛蒂尔达生于1896年，嫁给克罗地亚一个农民；最小的妹妹特丽扎生于1902年，嫁给了沙莫波镇的一个鞋匠。

家中人口众多，要维持生计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粮食经常不够吃。

马丽亚不得不把贮藏室锁起来，开餐时实行定量分配。到青黄不接的季节，家里只好不吃面粉，代之以玉米面包。孩子们馋得忍不住，常常在亲戚串门的时候开口向母亲要吃的，他们知道，好强的母亲这时不会拒绝他们。外公特别喜欢他的外孙们，一天，他从斯洛文尼亚的家中来看他们。约瑟夫就坐在外公的膝盖上，央求妈妈：“妈妈，我肚子饿了。”

妈妈只好到储藏室拿来面包，给每个孩子切上一块。孩子们很快吃完。

约瑟夫又开口：“好妈妈，再给我们一点儿好吗？”妈妈只好装着无所谓的样子，把本来要吃到第三天的粮食分给他们吃，她不愿意让父亲看到他们日子的艰难。可是外公一走，约瑟夫和其他的孩子们跟着一个个都无影无踪了。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时候妈妈逮着谁，就会再给他领一份“好吃”的。

有一年过节，弗兰约和马丽亚出门去了，家里剩下约瑟夫照看弟妹。

孩子们饿了，吵着要吃的。约瑟夫看屋顶上挂着一个腌猪头，就把它取下来，和着面粉，煮了一锅。但是这锅肉煮得半生不熟，他们就狼吞虎咽吃下去，个个都感到肚子不舒服。母亲回来了，他们怕挨打，都不敢出声，只偶尔呻吟几下。母亲看着这一群小可怜，只轻轻地说了句：“那是留着过年的呀。”

约瑟夫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日子是在外公家度过的。

外祖父马丁·亚沃尔舍克长得矮小粗壮，为人幽默风趣。约瑟夫性格的某些方面继承了他的这些特点。马丁很喜欢约瑟夫，常常带着他一起干活。一有空，约瑟夫就跑到村边的树林中玩，用木头刻哨子，或是做马鞭。他最喜欢的工作是放马，从小就在马背上滚，小小年纪就能独自一人套住马了。他也特别懂得爱马。马是有感情的动物，你待它越好，它越听你的话。

外祖父喜欢吃甜食，那时的糖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块糖的精华都在糖尖上。家里买了糖，糖尖就是外祖父的专利品了。可是约瑟夫也喜欢吃甜的，也喜欢糖尖。有一次他想尝尝外祖父的专利品，就把一整块糖尖带到树林中去藏起来。不幸，过河的时候，约瑟夫一脚踩偏，失手把糖尖掉进了水里。这糖谁也吃不成了，外祖父对这个机灵鬼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祖孙两个懊恼不已。

好景不长，约瑟夫7岁那年便回到了家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7岁年纪在家里就算个劳力了。他得在犁前赶牲口，种玉米；他得在地里锄草；他还得帮助推磨。在外祖父家里也是干活，可那是尽兴而为，在家里干活就不一样，那是生活所逼。但是最使约瑟夫感到为难的还不是干活，而是他父亲催促他去借债。村子里多是穷人，常言道：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这钱哪有这么好借的！何况还是个孩子。约瑟夫总能忍着一切难堪，替父亲把钱借来。

那年冬天，天气格外冷，家中缺米少柴。弗兰约出于无奈，把家里一条牧羊狗波拉克卖给了一个庄园的管家，身价两捆柴，给家里御寒。

波拉克是一条很听话的卷毛狗，孩子们从小跟它是朋友。当他们还只会爬不会走时，波拉克让他们抓着自己身上厚厚的毛站起来，带着他们慢慢地在屋里学走路。看着父亲把狗牵走了，孩子们都伤心地哭起来。没想到，在父亲还没回来之前，波拉克却比他先回来。孩子们没来得及破啼为笑，父亲又把它牵走了。它却再一次跑回来。这一次孩子们迅速采取措施，将它藏在一个树洞里。这狗也听话，不吵不闹，在树洞里呆了两个星期，孩子们偷偷给它送吃的。那个管家后来也没再去找它。弗兰约也发了善心，让孩子们留下了它。它一直跟着这家人活了16年。由于波拉克的缘故，约瑟夫一直喜爱狗，后来只要有可能，他总要养一条在身边，战争年代也不例外。

约瑟夫8岁那年得了白喉病，这场病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别人看着，都觉得这孩子的性命难保了。只有母亲照料着儿子，坚持不肯撒手。

母亲的疼爱给约瑟夫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终于挺过来了。

克罗地亚从1890年起实行强迫义务教育，但农民不欢迎，认为耽误了孩子干正经活。布罗兹家是典型的农民观念，对孩子读书并不重视。

早先，他一淘气，父母亲就吓唬他：“等着吧，等着上学吧！”开学这天，先要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一切都显得很严肃，随后开始上课。约瑟夫一直“等着”那个可怕的时刻到来。这天都快完了，他才胆怯地问同学，可怕的事情什么时候开始。同学也回答不清。可能要过很久，他才知道父母讲的是什么意思。

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约瑟夫在外祖父家住了那么久，说的是斯洛文尼亚语，可是课本用的是克罗地亚语，老师讲的也是克罗地亚语，这使他感到学起来吃力。他说的斯洛文尼亚语老师也听不懂。一个学期过去，他还什么也没弄明白，不得不重读一年级。这才真可怕。学会了克罗地亚语，情况才开始好转。

他的学习基本是半工半读。在家里还得要干好多活。家里有头奶牛，他借着看牲口的时间，坐在草地上看书。但牲口不老实，一不留神，它就会跑进别人的田里吃庄稼。你想看完一篇故事，想学会一首诗，它就把你从一个地方拉到另一个地方，你得跟在它后面跑，一本书老是从头读起。就这样，他后来的成绩还算过得去的。现在保存下来的一张4年级的成绩单上是这样记载的。品行——优&lt;5分&gt;、神学——良&lt;4分&gt;、克罗地亚语——中&lt;3分&gt;、算术——差&lt;2分&gt;、图画——中&lt;3分&gt;、唱歌——中&lt;3分&gt;、体育——良&lt;4分&gt;、园艺——良&lt;4分&gt;。旷课：因故24次，无故7次。

学校共有350名学生，老师只有一个。开始是位男老师，他寄住在约瑟夫的家里。他有肺病，常把血咯在手帕里，约瑟夫帮他在河边洗手帕，烘干了又送回学校，因为他只有一条手帕。男老师很喜欢他，但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终于不能教书了。有一天，他妈妈来把他带离了这所乡村学校。学生们把他送上大路，看着他远远地挥着手帕，孩子们都哭了。随后，学校换了两任老师。

学生生活还是很有趣的：孩子们在切萨尔格勒城堡下玩攻打黑皇后的游戏；到河边钓鱼用炭火烤熟了吃；偷邻居果园里的果子；玩一种叫“皮库沙”的球；跟邻村的孩子打架；夏天的晚上，烧起堆篝火，听大 人们讲马蒂亚·古贝奇的故事。这是个关于当地农奴起义英雄的故事。

农奴们被官府逼得忍无可忍，在古贝奇的带动下，头上插着鸡毛起来造反了。起义后来被镇压下去，古贝奇也被抓住，他先被游街示众，然后又用烧红的铁钳烙他，再把一顶烧红的铁冠扣在他的头上，最后将他劈成四块。古贝奇成了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库姆罗维茨的农民对这个故事百讲不厌，人们也百听不厌。

按照村里的习惯，村民们每个星期日都要到教堂去听牧师的布道。

这个牧师身材肥大，他喜欢要约瑟夫做他的随从。有一次布完道，他急着要走，约瑟夫帮他脱身上的祭袍，可他身躯太大了，一时脱不下。牧师不耐烦了，猛地打了他一个耳光。约瑟夫气急了，对妈妈说，从此再不进教堂。很小的时候他就见过教堂的司铎们逢年过节，借着耶稣的名义挨门挨户搜刮钱粮。他对教会没有好感。

同样，他对统治他们那里的匈牙利人也不存好感。为了镇压克罗地亚人民的反抗，匈牙利军队驻扎在全国各地，为了惩罚当地人民，上边规定，驻扎的士兵要由东家供吃供喝。布罗兹家里就分了4个士兵，他们在他家里足足闹了一个月。

转眼到了12岁，念完了初小。扎果烈农村孩子一到12岁，就意味着要独立谋生了。弗兰约早就对儿子的前途作过考虑。那时，克罗地亚有大量的人移民到美国。美国找工作容易。弗兰约想送儿子去美国。可是去美国的旅费要400克郎，合100美元。这不是笔小数目，做父亲的实在筹不到这笔钱，才只好作罢。

铁托传（全本） 铁托传
约瑟夫自己也考虑过前途。他想得很简单，找一份能穿漂亮衣眼的工作就心满意足，那最好是当侍者，要么就是裁缝，自己缝件漂亮的衣服穿。可是他的老师维姆普谢克，却劝他当机械师，这他倒从未想过。

1953年，维姆普谢克是萨格勒布的区人民代表，开会时他跟铁托见了面，铁托对他说：“您当时建议我当机械工，这影响了我一辈子。”维姆普谢克激动地说：“谁能想到我的学生现在是这样一个人了。”

眼下最现实的是去舅舅家，帮他看牛。他在那里干了一段时期。他看舅舅太小气，连双答应了的新鞋也舍不得给他买，不久就离开了舅舅家。

后来，他的表叔尤里察来了，他是军队里的一名上士，他喜欢约瑟夫的机灵，说他应该去当名侍者，穿得好，吃得饱，活也不重。这正中约瑟夫的下怀。穿得体面太重要了，他记得村里经常有位男爵来光顾。

他是个工程师，人长得很帅，还有一辆旧式汽车，这也够气派的。但是，就因为他的裤子后面打了个大补丁，便失去了村子里顽皮孩子的尊敬，孩子们说：“同我们一样，裤子后面有补丁，算得什么男爵呢？”

弗兰约想不出更好的出路，就答应让表弟带约瑟夫出去闯世界去了。

这一年，他15岁。

2. 外出谋生

锡萨克是个小镇，虽然它有过繁荣的历史，但它今天已冷落下来。

不过，在约瑟夫的眼里，它仍是个大地方，尤其是表叔带他来时坐的火车，令他惊奇不已，他真羡慕开火车的司机。

尤里察带他来的地方是他舅舅的一位朋友开的饭馆。他就在这里当侍者。那是个娱乐的地方，饭馆的旁边有个花园，还有一个柱球场。一支近卫军团的营房设在附近。饭馆的顾客主要是那些士官们。一到晚上，电石灯光把球场照得雪亮，士官们聚在一起玩球，聊天、吃东西，一支吉卜赛人的乐队为他们奏起轻快的乐曲。刚来的头几天，约瑟夫感到很新鲜。

毕竟，侍者的工作是又累又乏味的，整天端盘倒水，洗碗抹桌，捡球，忙到深夜，客人们走后还要收拾打柱球用的柱子。不等最后一个客人离去，这一天是别想坐下来的。更主要的是，约瑟夫感到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东西。没有手艺，怎么谋生呢？

锡萨克镇有个出名的锁匠尼古拉·卡拉斯。锁匠可说得上是个万能修理工。他不仅造锁，还能修自行车、猎枪、农具。在饭馆里，约瑟夫认识了几个卡拉斯的学徒。这些人告诉他，造锁是机械的一行，而机械师是具有前途的职业，造船、造铁路、造铁桥都靠它。早在“扎德鲁加”

时代，布罗兹家族就是传统的铁匠世家。因此，这几个学徒的话，他听得很入耳。便决定了去找卡拉斯，跟他学艺。

卡拉斯是个上了年纪的西班牙人，人很和善。他答应收约瑟夫为徒，只是要请约瑟夫的父亲来，在学徒合同上签字。弗兰约来了，他们谈妥，学徒期间卡拉斯供食宿，由父亲给儿子买衣服。父亲虽这样答应了，其实他哪有钱买衣服，工作服还是约瑟夫用自己在饭馆挣的钱买的。

卡拉斯的工场统共只有六人：两个工匠，四个徒工。可这在当时的克罗地亚，就算是个较大的工场了。约瑟夫到了这里感到很满意，学徒们白天一起干活，晚上挤在一起睡觉，关系很融洽；吃得也不坏，早餐常常是牛奶，咖啡加一块面包，每个星期天，还有一顿丰盛的午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了学习的机会。

锡萨克镇有所徒工学校，约瑟夫每周两个晚上都要去那里学习，学地理、历史、语文等课程。自参加徒工学校的学习之后，约瑟夫对读书产生了兴趣，无论什么书，拿到了就读，小说也好，游记也好，教科书也好，没有他不喜欢看的，尤其是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更是爱不释手。

要租书看得有钱，约瑟夫就靠替别人修锁配钥匙挣点钱换书看。光有了书，没有时间也不成。工场里工作12小时，每周还要上两次学，那书就只好利用工作时间偷偷看了。有一天，约瑟夫给车床上了把新刀，他把车床开动后，便拿出书来，给大伙儿读福尔摩斯的故事。惊险故事人人都爱听，连那个派出去望风的学徒也被故事所吸引，忘了自己的职守。

老板进来了，别的徒工都悄悄地装出在干活的样子，惟有约瑟夫还在起劲地读，竟不知道老板已走到了他的背后。恰巧，这一刻，那把新刀又被卡断了。老板卡拉斯火从心上起，劈脸给了约瑟夫一巴掌。

这一巴掌使约瑟夫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尽管他的学徒期只差个把月就满了，但他仍不愿意在这里屈膝求生。约瑟夫从工场里跑了出来，躲在一家砖厂栖身。卡拉斯向当局报告了这件事。按照法规，学徒出逃是有罪的。宪兵很快找到他，并把他送进了监狱。

卡拉斯知道约瑟夫被抓，他于心不忍，每天给狱中送去饭菜，并到处给他说情，让监狱放他出来。随后，又让他继续学艺，直到满期出师。

约瑟夫出师后，他独自一人干的第一件活就是为地方法院造楼梯上用的铁栏杆。

这个时期，卡拉斯的工场先后来过两位工匠，他们对约瑟夫的成长道路或许起过重要的诱导作用。

一个是从萨格勒布来的施米特。他相貌英俊、性格和善，喜欢围一条红围巾。他不像别的工匠喜欢在学徒面前摆老谱、逞威风，学徒们都愿意跟他接近。他肚子里装的那些材料，对约瑟夫他们来说，总感到是那么有趣：什么新发现的彗星、法国的雷诺汽车、莱特兄弟发明飞机、飞行家法曼的冒险经历，等等。1909年“五一”节的前一天，他又告诉这些徒工们：“五一”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节日，我们应该把工场打扮漂亮点，庆祝一番。所有的徒工中，对施米特最尊敬的要算约瑟夫了，他总是个别找他问好多事情，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施米特只呆了很短时间就离开了锡萨克。

另一个叫格斯派列奇，他不像施米特那样温文尔雅。此人长得身强体壮，擅长摔跤，个性也比施米特更有对抗精神。他一来就教卡拉斯的这帮学徒们学古典式摔跤。这个人交际很广，约瑟夫他们不久发现，他经常出入镇上一家叫“猎人号角”的啤酒店，跟其他一些工人，主要是印刷工人聚会。

按老规矩，学徒工是不许出入啤酒店的，但卡拉斯有时喜欢差遣他的徒工们为他打酒，这样约瑟夫他们才得以乘机观察格斯派列奇那帮人在商量些什么。原来，他们在筹划组织工会。工会在克罗地亚早有组织，甚至社会民主党也早就建立，但锡萨克还没有，地方当局查禁得厉害。

格斯派列奇等人借酒店一角，把工会筹建起来。酒店老板只要你喝他的酒，从不过问你在干什么。但酒店毕竟不是工会活动的好场所。一是喝酒要付钱，二是喝了酒往往就很难讨论正经事。因此，工会一经成立，便立刻在外面建了座简陋的活动场所——工人之宫。格斯派列奇利用它作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阵地。约瑟夫他们也可以出入其间了。

格斯派列奇看来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他交给约瑟夫的任务就是推销火柴，将收入的百分之五捐给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自由之声》。约瑟夫正是通过这些报纸和格斯派列奇带来的其他宣传品，才第一次接触到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这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无产阶级必须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斗争。工会活动打开了约瑟夫的眼界，他热望加入工会，赞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这点初步萌发的政治觉悟促使约瑟夫·布罗兹打算离开锡萨克，周游世界。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应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当然，促使他离去的还有另外的、现实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他想学到更多的手艺。做一个锁匠必须懂得各种各样的机械活，锡萨克偏处一隅，久呆下去会成井底之蛙。

离锡萨克最近的大城市是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这里工厂的设备与卡拉斯工场的设备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通过几位过去曾到锡萨克工作过的师傅们的帮助，约瑟夫在市内一条主要大街上的哈拉曼那机械厂找到了工作。很快他又惊喜地发现，就在同一条大街上有工会的“工人之宫”。来到此地只几天，约瑟夫就去“工人之宫”，走进设在那里的五金工人工会办公室，申请加入工会。跟着又去申请加入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发给他一张党证和一枚徽章。徽章上是两只手紧握一把锤子。意气风发的约瑟夫将此看作他生活中的一座里程碑，感到非常光荣。

一经参加组织，约瑟夫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组织活动中去。工会办公室是他每天必去之地，他喜欢在那里与工人们聊天，或者是去看书。

此时，约瑟夫生平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高举红旗在大街上游行，抗议政府当局对人民、特别是对工人的迫害。

在新的工厂里，约瑟夫的操作技艺日臻熟练。他工资虽不多，每天挣2克朗30赫拉，但毕竟只有他独自一人，消费不高，到他准备返家时，手头竟还存了30克朗。这样一来，他终于可以圆了自己多年的梦——买套新衣服穿。一直到老年，铁托都很注重服饰，这一点成为他个人生活中别具生趣的特色。

新衣服花了他20克朗，那是准备返家时给家人们一个惊喜的。他把它放到寝室，到工厂向工人们道别后，再回来看时，衣服已经不翼而飞。

约瑟夫感到非常懊丧，他实在不愿意再穿上那套做工的破衣服回家见乡亲们。不得已，只好再花4克朗在旧货店买了套旧衣穿上。临行前还给亲人们买了些礼物，他觉得他已是独立谋生的人了，总还要个体面。

这年12月，约瑟夫回到了家乡，遍访了他所熟悉的亲友和旧地。

在家的日子一如昨日，生活仿佛停滞了。时间一长，坐吃山空，家里渐渐有些闲话了，他又不得不外出谋生。

这次他去的是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此时，全国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想找工作，谈何容易！他找了好几家工厂，没一家愿意收他的。卢布尔雅那看来不行，只有另寻别地。他想去的里雅斯特，可是口袋里空空如也，路上带的钱早就花光。此地离底里雅斯特尚有60里，坐火车没钱，只好走路。时当冬天，路途又是山地，约瑟夫在雪地里硬是拼了3天才到达底里雅斯特。那份酸楚，铁托到老也没有忘记，他回忆说：“在我的旅程最后一晚所停留的村子里，我睡在牛棚里，有条母牛找盐吃，乘我睡着的时候，把我的衣服咬成碎片。”

尽管的里雅斯特很大，它的海运业很发达，可是要找个工作，同样困难。幸亏约瑟夫参加了工会，凭着这层关系，他从底里雅斯特市工会组织得到了失业救济，不致饿肚皮。约瑟夫从此对工会的作用认识更加深刻了。

在街上奔波了10天，工作仍然没有指望。不管他愿不愿意，都得打道回府。当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时，家里的反应不难想象。

家里实在是太困难了，约瑟夫不能，也不愿在家里呆太久，他只休息了几天，又重新出去。

约瑟夫来到他较为熟悉的萨格勒布，在一个机器修理厂找到份工作。

第一个周末，他领到了工资，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缴清以前欠下的工会会费。他已经是个自觉的工会会员，并热衷于工会活动。

时当“五一”节，约瑟夫投入到组织“五一”大游行的工作之中。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发放救济金和老年抚恤金。游行队伍人多势众，以致警察没敢来干预。几个星期之后，工会为了要求提高工人工资，发动了一次罢工，也取得了胜利。

尽管找份工作不容易，但不知什么原因，约瑟夫并不想在此地久留。

他本想去维也纳，又怕工作不好找，转念间就去了卢布尔雅那。

卢布尔雅那近郊小镇卡姆尼克，有家颇具规模的五金工厂，约瑟夫没费太多周折，在那里找到了工作。

工作之余，他参加了一个叫“隼”的体育组织。这个组织具有强烈的反对奥匈帝国的色彩。他们操练时，集体穿上浓艳的制服，头戴饰有羽毛的帽子，排着整齐的队伍，跟在军乐队后齐步走，神采奕奕，阵势非凡。约瑟夫被它吸引了，每周三次去参加训练。

在卡姆尼克过了段安逸的日子，到1912年，这家工厂破产了。工厂经理给失业的工人们指出条生路，说是捷克境内的琴科夫有家造保险柜的工厂需要工人，他建议大家去那里，并给愿去的人每人发给100克朗作路费。这比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有50名工人接受了建议，约瑟夫也在其列。

找工作的队伍来到琴科夫，可是还未下车，就见到车站围了一大群工人。他们在说服外来的人，他们在罢工，不要来破坏他们。约瑟夫等人下车后找到了工人之宫，一打听，才知道，他们的确是被骗来瓦解罢工队伍的。于是他们自觉地履行了一回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决定不去工作，加入到罢工队伍中来。工厂方面看到自己的意图未能得逞，只得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增加工资。这帮从卢布尔雅那来的工人也分享了胜利果实，不但留在工厂里，而且水涨船高，也长了工资。二次大战之后，琴科夫工厂的门墙上嵌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1912年，南斯拉夫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元帅曾在本厂工作。”

工作几个月后，年轻的约瑟夫决定再次周游列国。他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各地漫游，看看那些举世闻名的工业基地，像斯可达工厂、鲁尔区，都去过了，见识了现代工业生产的雄伟规模，也更体会到产业工人的巨大力量。几个月的游历胜读10年书，约瑟夫的眼界更为广阔，技术上也获益匪浅，同时还学会了德语、捷克语。

在外漫游的日子他很少同家庭联系。当他最后来到维也纳时，便写了封信回家。几天后，母亲回信告诉他，说他的长兄马丁正好在维也纳的新城火车站工作。

约瑟夫和马丁年岁相差太大，马丁出外时，约瑟夫还很小，弟兄之间并不熟悉。一别十几年，当他们在新城车站相会时，相见不相识。约瑟夫问了3个人，说是找一个叫马丁·布罗兹的克罗地亚人。那第三个人回答他：“我就是马丁·布罗兹，你是谁？”

同胞兄弟异乡见面格外亲密。马丁在本地结了婚，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儿子。他把约瑟夫邀来同住。

约瑟夫在新城的戴姆勒工厂找到了工作，成为这个厂的试车司机。

工作之余，他常常约几个朋友到维也纳去玩，听不花钱的路边音乐。有段时期他还进了一家舞蹈学校学跳舞。约瑟夫的华尔兹跳得不错，但四步舞、波罗莱兹舞却不怎么样。他最爱好的还是体育锻炼。他学会了击剑，而且技术娴熟。正是靠着这门本事，后来使他得以由士兵进入士官行列。

3. 从军记

1913年，约瑟夫年满21岁。按照法律规定，他必须回到原籍，在本地入伍，为奥匈帝国服两年兵役。

奥匈帝国的军队，无论从它的宗旨还是从它运转的方式看，都是一支冥顽不灵、古板腐朽的军队。在这里完全没有战士的积极性和热情，只有强制服从。约瑟夫进兵营的第一天就尝到了它不近人情的刻板。

约瑟夫留着一头漂亮的头发走进营房，班长很看不惯，他招呼约瑟夫：“社会党人先生，过来，让我给你好好理个发。”约瑟夫遵命坐下，任他在头上推出一个十字架，最后全部推光。班长就是这么一个虐待狂，他不刺激一下别人自己就不舒服。他喜欢别人讨好他。每当他要吸烟时，嘴里就发出“扑哧扑哧”的信号，这时全班30个人都得争先恐后围过来，抢着替他点火。谁要表现不积极，惩罚马上降临到他的头上。惩罚的方式也是挖空心思想出的。比如，罚一个士兵找一只青蛙来，由他在地上绕青蛙画个圈，那名士兵就被罚看守青蛙，不要让它跳出圈子去了；或者是罚他来回跑10次，给他点火。

还有，作为帝国军人，必须记住王室所有成员的名字。那些人的名字又长，谁要是记不住，那罚他的理由可是现成的。约瑟夫一位同乡就因为背不出那一长串名字，班长便命令他爬到一个熄了的炉子上蹲着，一边用手指弹自己的前额，一边嘴里念道：“我是笨蛋，我是笨蛋。”

尽管这支军队是如此腐朽不堪，约瑟夫还是不想在其中白白地混两年。他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同时他练起在维也纳学过的剑术，参加了全军各级的比赛，在团里获得冠军，在全军获得第二名。

此外，他还是位滑雪能手。正是由于他的才干，使得他有机会被送到士官学校学习。

巴尔干半岛曾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1912年土耳其人被赶走以后，巴尔干成为大国角逐的场地。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都成了奥匈帝国的附庸。1914年，奥国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从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奥匈帝国军队中的南斯拉夫人巴不得在这场战争中打输，好结束压在他们头上的奥匈帝国统治。

战争爆发的这一天，约瑟夫所在的部队在操场上集合，听团长宣读开战命令。士兵们听了，互相用胳臂肘轻撞，表达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感情，他们没有一个愿意为那老朽帝国卖命的。暗中祈求它早一天瓦解。

有一天，约瑟夫在执行军务途中，住宿在一个塞尔维亚女老板的店里。在一起的还有好几个士兵。女老板跟他们闲聊，说军官们在城堡里折磨她的同胞，有些同胞甚至被枪杀了。约瑟夫说：“我不向兄弟开枪，我是社会党人，我忍受不了这个，一到前线，我就投降。”他的话被一个年长的上士听到了，便向上级告密。

约瑟夫立刻被逮捕，未经军法审讯就关进了监狱。他被关进一间黑牢，里边一个窗口也没有。约瑟夫在四周一阵乱摸。只听到有人用德语说：“过来，到这里来。”原来，这里还关了个德国兵。他说他在牢里关了两个星期，人们不闻不问。约瑟夫立刻想到，可不能像他一样，不经讯问，白白关这么久。于是他抡起了拳头捶门，大吵大闹，要见指挥官。这样闹了4天，终于把他带去见指挥官。他被告之，他的罪名是煽动士兵造反。指挥官听了他的申诉，又调查了当时在场的老板娘。那老板娘是指挥官的老相识。她觉得约瑟夫是帮塞尔维亚人说话的，所以她作证，约瑟夫在她那里没说什么话。就这样，指挥官宣布他无罪释放。

不久，部队调到喀尔巴阡山，与俄军对垒。时值深秋，天气非常寒冷，战士们武器不好，装备更差，军大衣里边是荨麻代替了羊毛；军靴穿3天就裂了口，一到下雨天，士兵们活受罪。而俄国兵的装备更坏。

交战双方的士气极其低落。可是在上边的命令下，相互还得你拼我杀。

约瑟夫的连队士兵都是从扎果列来的，交战两个月，他们大部分已被打死或冻死，连队已经增补了两批新来的士兵。人们根本看不到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牺牲的意义何在，厌战的情绪在普遍蔓延。

1915年春天，喀尔巴阡山的战斗打得更激烈了，3月22日，复活节这天，俄国人向约瑟夫团队的阵地发动了猛攻。团部的军官此时都还在后方过节。前线形势岌岌可危，各连队守住阵地，各自为战。突然，敌人冲破了右翼防区，一队吉尔吉斯骑兵从突破口斜冲过来。等到奥军发现后，骑兵已到了跟前。他们从马上跳下来，手舞着马刀和长矛，越过了奥军的堑壕。约瑟夫就是在这时被一名吉尔吉斯骑兵用长矛刺穿了后背，立刻裁倒在地，人事不知。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是在俄国喀山城附近的斯维亚西斯克的一座修道院里，这里已成了战时医院。他明白，自己成了俄国人的俘虏。

约瑟夫由于在喀尔巴阡战役中的军功，本可获得一枚奥地利战争勋章，但因当时局势混乱，后又因帝国随大战结束而瓦解，未能得到。当他以总统身份于1965年访问奥地利时，奥政府建议给他授勋，被他婉言拒绝了。

4. 战俘生涯

约瑟夫的伤势非常严重，长矛插入相当深，后来又并发肺炎。一连好几天，他都处于昏迷之中，发着高烧，讲着胡话，责怪耶稣的门徒偷了他的东西。医院已认为他没希望了。就在他的床上系了一根红带子，表示这个病人快死了，应该从病房中搬出去。

然而，他终于挺过来，凭着他良好的身体素质，终于战胜了死神，能下床活动了。这段时间，他得以学习俄语，并且看了一些俄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

等到身体完全康复后，约瑟夫被押送到另一个小镇。根据海牙公约，作为一名军官成为战俘可以不被强制劳动。但他不想闲着，愿意干点活，这更容易打发时间。俄方将他发配到一个村子里工作。村子里有一座磨坊，由他看管，它是3个富农的财产，周围百姓都到这里来磨粮食。当地人很喜欢他，3个老板中的一个因为看他能干，懂得开机器，甚至想招他做女婿。约瑟夫倒没这份心思。

在村子里的日子不长，俄方又将他押解到了乌拉尔彼尔姆附近的小镇孔库尔修西伯利亚大铁路。约瑟夫被指定为战俘营的翻译、领队。这时是战争进行的最艰苦的时候，战俘们的生活更可想而知。每天都有战俘冻死和饿死。

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十分注意战俘问题，他们经常将衣物、食品、药品寄往各交战国的战俘营。在俄国，执行救助的是瑞典红十字会。约瑟夫是领队，因此得以接触到红十字会的代表。战俘们得到的救济品常常与红十字会代表提供的数目不符。约瑟夫了解到，是铁路段的工长克扣贪污了战俘们的包裹。约瑟夫将此情况写信报告给红十字会代表沙夫，事情追究下来，弄得本地红十字会一位伯爵夫人脸上也无光。那个工长因此而受到了处罚。他暗暗把约瑟夫记在心里，寻机报复。

果然，他找到了一次机会。一天，他走进营房，看到还有3个罗马尼亚战俘留在营房内，没去上工。他先不问这三个人，而是向约瑟夫要点名册。一下子就看出了名堂。他厉声责问约瑟夫：“为什么他们留在营房，你却给他们记了出勤？”

这3个人正在修他们的靴子，靴子不修，一出门脚就会冻坏的。等修好后，他们可以立刻赶去工作。可是工长根本不听解释，转身就走。

不一会，进来3个哥萨克，不由分说，将约瑟夫带出营房。

他们将他带进一间黑屋，把约瑟夫往地上一掼，迅速从身上抽出马鞭，狠狠地朝约瑟夫背部抽了30鞭。

约瑟夫躺在黑屋的草堆上，剧痛加上耻辱令他彻夜难眠。忽然，他听见门打开了，一个声音在叫：“奥地利人，奥地利人，跟我来。”原来是看守他的一个俄国老人在叫他。他告诉约瑟夫，那几个哥萨克已经走了，他可以到他家里去休息一会儿。

约瑟夫到了这俄国老人的家，老人满怀同情地招待了他。当他不得不回黑屋去的时候，老人送了条毡子给他御寒。

在黑屋中关了好几天。一天傍晚，约瑟夫听到外面的声音有点异常，他预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便把耳朵贴在门边。远处传来“打倒沙皇”的口号声。毫无疑问，俄国是发生了事情。这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

孔库尔的工人听说沙皇被推翻了，自然也要在本地干点什么。他们把牢房打开，释放了犯人。约瑟夫又回到了战俘营。那位工长虽然恨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沙皇被推翻了，战俘营里，人们的心情无法平静，他们在想着自己国家的皇帝何时寿终正寝。约瑟夫这时格外关心局势的发展。

铁路工厂有个波兰工程师，这人不知是不是布尔什维克，他很关心政治，结交的朋友也都是革命者。铁托认识他后，在他家里参加过几次工人的聚会，大家一起学习列宁的文章。

此时俄国革命正处在关键时期，临时政府在加紧提防布尔什维克革命，企图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尚未结束的战争中去。约瑟夫再次因反战言论被抓进监狱。幸亏有那位老工程师的搭救才得以释放。

情况依然紧张，过去同约瑟夫有交往的工人都相继被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波兰老工程师有个儿子，在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作，他要约瑟夫去找他儿子。约瑟夫匆忙出发，走了两站路，然后再爬上一辆开往彼得堡的货车，躺在装着一袋袋小麦的车厢里，几天之后，来到了俄国的首都。

在普梯洛夫工厂，约瑟夫找到了老工程师的儿子，他收留了约瑟夫。

几天之后，彼得堡50万工人和士兵举行反对临时政府的7月大示威。约瑟夫也加入到队伍当中。当游行队伍来到一个车站广场时，临时政府早已派军队占领了附近的几处建筑物。他们用机枪朝着人群猛射。

死伤群众达到400多人。接着就开始抓人。老工程师的儿子也被捕了。

看来，彼得堡也不能久呆。

约瑟夫决定逃到邻近的芬兰去。可是约瑟夫还没有过境，已成惊弓之鸟的警察当局以布尔什维克嫌疑扣压了他，并把他押解回彼得堡，交由彼得堡警察局逮捕。讯问时，他用纯正的俄罗斯地方方言编了一套到彼得堡找工作的经历。

约瑟夫被关在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城堡。牢房在涅瓦河边，地势很低。

河水一直浸到窗下，又冷又潮，老鼠多得吓人。3星期后，当局再一次讯问，他干脆直说了自己是战俘，从孔库尔跑来的。当局说：“你这傻瓜，早说是战俘，早就可以出去了。”于是决定重新将他送回到孔库尔的战俘营中去。约瑟夫明白，去那里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是从那里跑出来的。

押送途中，他一直伺机逃跑。当火车到达叶卡特琳堡时，他要求下去取水烧茶，看守答应了。约瑟夫下车后头也不回，匆匆朝站外走。不料，劈面遇见一个满脸胡子的大兵，那是俘虏营的看守，认识约瑟夫。

他正押着一个奥地利人走过。约瑟夫赶紧侧过身子，企图躲过去。不料这胡子兵看见了他，跟他打起招呼来。

约瑟夫显得很紧张。那看守觉得有蹊跷，突然大声喊叫起来，并举起了枪。约瑟夫拔腿就朝人丛中跑，慌乱中跳上了另一辆正在启动的列车。

叶卡特琳堡车站已将一名战俘逃跑的情况通知前方各站。但是由于他穿着一身便服，又能讲流利的俄语，所以单从外表是看不出他真实的身份的。当列车到达图门车站时，一名宪兵走进车厢，径直朝约瑟夫坐的地方走来。他问：“你们看到有一个奥地利逃犯吗？”约瑟夫用俄语回答：“没有。”

火车继续朝前开。在车上，约瑟夫运气不错，列车员默许了他无票乘车，就这样，车过了西伯利亚。一天傍晚，火车停在鄂木斯克附近的一个小站上不走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工人将列车围住，他们对着列车喊：

“这里是苏维埃政权。”

原来是十月革命爆发了，这批武装工人是从鄂木斯克来的赤卫队，是到车站来抓企图逃跑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旅客们一个个被盘问，当问到约瑟夫时，他照实直说。赤卫队员认为他应该回到战俘营去，参加红色国际纵队。

约瑟夫接受了劝告，参加了由战俘组成的国际纵队。这支队伍除学习一些革命道理外，参加俄国国内的实际斗争并不多。

1918年，战俘中的捷克军团发生兵变，转而支持白卫军。他们掉转枪口向红色纵队开火，并迅速打垮了纵队。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率领自卫军占领了鄂木斯克，自封为最高执政。高尔察克得到了英法等国家的支持。鄂木斯克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约瑟夫此时逃离了鄂木斯克，来到一个吉尔吉斯的游牧部落。吉尔吉斯人秋天和冬天住地窖，夏天住帐篷。约瑟夫在这个部落里住了一段不算短的日子。

部落的头人叫伊萨牙。他收留约瑟夫是因为他会开机器。伊萨牙有一座机器磨房，约瑟夫的到来正合他的意。约瑟夫来后没几天，正逢伊斯兰教的节日，部落举行赛马会。一匹膘肥体壮的幼马被牵到场地中央。

它还没有上过鞍，脾气暴烈。伊萨牙存心要看看他的新朋友本事如何，便叫约瑟夫试骑这匹马。约瑟夫从小跟父亲和外祖父侍弄过马，学的本领现在派上了用场。幼马狂怒地前蹦后跳，最终还是被约瑟夫套上了缰绳。约瑟夫翻身上马，一阵风似的，马带着他冲进了树林。任凭树枝抽打着手脸，约瑟夫驱驭它回到部落中来。从此，伊萨牙和他的子民们跟约瑟夫的关系进了一层。

伊萨牙帮他备了匹马。他还喂过几条狗。这些都是他在草原生活中必需的伙伴。约瑟夫在吉尔吉斯人当中逐渐习惯起来，还学会了他们的语言。

有一次他牙痛，一个老太婆要帮他医治。她拿来了根管子放进水桶。

随后点燃了3根蜡烛，插在一个面团上，便叫约瑟夫将头伸进水桶，张开嘴。她用一条毡子将约瑟夫从头至脚遮盖起来。蜡烛一直燃到了面团。

约瑟夫在毡子里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牙痛得几乎要晕过去。那老太婆手舞足蹈围着他转，口里念念有辞：“恶鬼、恶鬼，出来，出来！”闹了一个时辰，终于结束。她将毡子撤掉，从水桶里拣出几条虫来，说是他牙齿里的恶鬼。其实是老太婆自己放进去的。可也怪，这么一闹，约瑟夫的牙果真不痛了，他给了老太婆一份谢礼。

虽然在吉尔吉斯部落里安稳无忧，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约瑟夫无时不想离开这里，只是苦于不得天时，白匪军一直盘踞在周围地区。到1919年秋末，红军把高尔察克赶出鄂木斯克，他才得以出走。伊萨牙想留下他也没能留住。

在鄂木斯克，约瑟夫跟当地一个16岁的俄罗斯姑娘佩拉吉亚·别洛乌索娃结了婚。早在捷克军团叛变之前，约瑟夫就认识了她。这是铁托的第一位夫人，铁托很少提到她。

结婚后，他们一同离开了鄂木斯克，前往彼得堡。

约瑟夫离乡背井在外漂流了6年，很想回去。到了彼得堡，他就同一批被释放的战俘一起结伴踏上了归途。他们乘轮船取道波兰什切青，在什切青转乘火车回国。

火车上有两个克罗地亚人，自称是从俄国来的，言谈中总是诱使约瑟夫说出自己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观感。他们装出一副革命者的姿态，大骂资产阶级。当火车驶入南斯拉夫境内后，这两个人忽然把脸一变，向边防警察报告说约瑟夫是布尔什维克。真是祸从天降，离乡6年，一踏上祖国的大地，等待他的竟是牢房。不得已，约瑟夫只得同怀孕的妻子一同进了牢房。

还好，此时南斯拉夫尚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共产党刚建立，还算合法组织，何况人家指控他是外国的党，当局更无暇管这么远了。

几天后，他们被释放。

1920年9月，约瑟夫回到了故乡扎果列。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兄弟，父亲已迁到了邻近的村子居住。不幸的是，约瑟夫没有见到母亲，她于2年前去世。

在家乡，别洛乌索娃生下了一个小孩，胎儿只活了2天便夭折。

约瑟夫在家乡无法养家糊口，他带着伤痛的心情来到萨格勒布，希望找份工作。

第二章 职业革命家

1. 投身工人运动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宣布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这对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是一个巨大鼓舞。当帝国日暮途穷之时，这些国家一个个宣布脱离奥匈帝国独立。帝国解体的命运势不可免。

在南部斯拉夫地区，人民乘着奥匈帝国统治较弱的时机发起了革命运动。农民们自发地武装起来，他们的帽子上又插上了鸡毛，像马蒂亚·古贝奇一样，专找官家和富人算账。那个时期，农民们攻下那象征着统治压迫权威的一座座城堡，将里面值钱的东西统统拿走，然后一把火彻底烧毁它，将它主人的土地没收重新分配。当时的局势，在资产阶级看来实在是“糟得很”。

正当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境内农民造反之时，当地资产阶级在萨格勒布组成了国民议会。他们竭力要恢复旧有秩序，却又无力控制局面。

于是国民议会便向塞尔维亚政府求援，请它出兵镇压克、斯两地农民的造反。塞尔维亚摄政王亚历山大答应了这一请求。为了抢先夺取政权，国民议会于1918年10月29日宣布南部斯拉夫地区脱离奥匈帝国。12月，它又正式宣布与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国家，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①”。南部斯拉夫人有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是以塞尔维亚王国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政权。

① 1929 年10 月3 日改名为南斯拉夫。

战后，南斯拉夫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面临这样的形势，亚历山大政府不是励精图治，而是日益腐败。

1921年当他的父王彼得死后，政府提出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增加王室经费。

此时，南斯拉夫的工人运动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全国工会会员达25万人，8小时工作制已被普遍接受。南斯拉夫共产党以拥有6万党员而在共产国际中被列为第三大党，成为南斯拉夫国内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工人运动的兴起，使得亚历山大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不敢为所欲为。但是与工人运动不相适应的是党的领导层软弱无力。这一年全国铁路工人和海员发动了大罢工。卢布尔雅那的警察在镇压铁路工人的行动中，打死了10名工人，打伤21人。罢工失败了。而党的领导人却提出了“让我们不要激动”的口号，并且阻止工人们在“五一”举行游行示威。而统治阶级并不因为领导人的退让稍有松懈，反而加紧了压迫。

在萨格勒布竟然发生了警察冲入市政厅逮捕共产党人市长的事件。

约瑟夫·布罗兹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到了萨格勒布。这是1920年11月。他在一家叫菲利甫·鲍姆机器厂找到了工作。一进厂，立刻申请加入了工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成为一名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

就在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亚历山大国王发表了取缔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诏书”，宣布共产党和工会为非法组织，并没收其财产。大批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遭到逮捕。党的工作一时陷入混乱，以至不能在全国组织有效的反抗。但各地自发的零星的破坏活动却时有发生。

1912年夏天，一名伏伊伏丁那的共产党员巴乔·斯特伊奇从一座建筑物上向坐在马车里从下面经过的国王投掷了一枚炸弹。炸弹中途碰上了电线，迟滞了零点几秒。结果，国王的马车安然通过，而身后的卫兵炸伤好几名。斯特伊奇当场被捕，被判终生监禁。当时跟国王坐在一起，幸免一死的还有国民议会会长，伊万·里巴尔博士。里巴尔后来脱离了王国政府，参加到反对派的阵营。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游击队组织，战后成为南斯拉夫议会主席团主席。大战爆发时，巴乔·斯特伊奇越狱出来加入了游击队。碰巧的是，1943年，他和里巴尔在比哈奇还相会过，不久，在德国人第五次攻势中牺牲。

暗杀国王爆炸案一波未平，一个月后，一批年轻共产党人在克罗地亚的一个避暑胜地暗杀了内务部长、维多夫丹宪法的起草人密洛凡·德拉什科维奇。那是一部搞独裁的宪法。

反抗活动尽管不是有组织的行动，但是已引起了政府的警惕。他们立即将所有的共产党人从议会驱逐出去，并大批逮捕嫌疑分子。

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约瑟夫在菲利甫·鲍姆工厂也呆不下去了。

他按照广告上说的，到离萨格勒布60英里的一个村子里的一家面粉厂当操作工。他的任务是看管一台50马力的蒸汽机。

一天，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斯特沃·萨比奇来到了磨坊。他在旧军队当过军官，到过俄国，也是在1915年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萨比奇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红军。约瑟夫同他很谈得来。他们一起联络了一批人又秘密地开展了政治活动。

那时，他们跟党的组织脱离了联系，直到1923年5月，全国大选时期，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群工人提出了他们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到法院登记时，遭到了逮捕。约瑟夫和萨比奇从这条消息中嗅到了党在活动的讯息。他们到报社去打听这几个候选人的详情。几个星期后，他们被释放了，约瑟夫很快找到了他们。起先，他们怕暴露身份，决定先考验一下约瑟夫，交给他一袋传单，等他散发了传单后，才相信了他。

就这样，约瑟夫他们重新与组织建立了联系，担任了党在农民中的工作。

不久，约瑟夫被选为党的区委会委员。

区委里有个在农具厂工作的木匠，叫约西普·瓦伦塔，他是当地有名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曾经组织过4次罢工。后来他患肺病死了。区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举行葬礼的时候，很多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来了。社会民主党本来准备要为他致辞的，主持送葬的天主教神父反对这样做，认为不合教规。死者的双亲支持神父的意见，坚持要按教规办。但是人们还是在他的棺材上放了一个镰刀斧头图案的花圈。送葬的队伍来到墓地，人们对着棺木默祷致哀。约瑟夫走近一步，向遗体告别，他致辞说道：“我们宣誓，为了实现你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们将毕生战斗到底。”

坟地上升起一面红旗，葬礼到此结束。

那个天主教神父对共产党人非常不满，他跑到警察局去告发，说共产党利用葬礼搞宣传，使得他不能很好地执行宗教仪式。警察立刻作了调查，了解到一个叫久罗·塞科维茨的锁匠参加了这次葬礼。他们逮捕了他，要他供出致辞的人来，塞科维茨没有告诉他们。但不知怎么的，警察了解到致辞的人是个磨坊工人。他们带着塞科维茨寻遍了这一带的磨坊。终于有一天找到维立科·特洛茨伏村来了。他们一个个讯问磨坊工人。问到约瑟夫时，他回答致辞的是他。

警察逮捕了他。他和塞科维茨被拴在一根链子上，从村子里押解到别洛伐尔镇。塞科维茨身体虚弱，在路上不时摔倒。他一倒下去，铁链就扯着约瑟夫，拉得人一阵剧痛。到达镇上时，他们的手都扯破了，手掌上满是血。

他们被关进了监狱。到了第八天，开庭审问。还好，这调查官是个东正教徒，同天主教势不两立，那一套天主教的葬仪全是狗屁。他告诉约瑟夫如何回答法官提的问题。果然，照他说的去做，法庭宣布此案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逮捕人犯，应予无罪开释。

克罗地亚的政治形势日益紧张。在克罗地亚相当有影响的共和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访问苏俄。同农民国际取得了联系。当他回国时，他的党也被取缔，转入地下。对此，人民的反应是激愤的。党的基层组织抓住这个时机，收集武器，准备利用人民的情绪发动起义。在别洛伐尔地区，约瑟夫和萨比奇也接到了收集武器的指示。他们在山村中建了个秘密武器库，藏起了几枝步枪和手枪，还有手榴弹。这些工作，约瑟夫经常代表区委会到萨格勒布去向克罗地亚省委汇报。在一次汇报中，约瑟夫向省委书记拉多瓦诺维奇建议，要党组织在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作出决定。拉多瓦诺维奇对约瑟夫的建议不感兴趣。他对人说，约瑟夫的大胆使他感到害怕，认为他是个煽动分子。约瑟夫回到区委后感到很失望，他对萨比奇等人说：“在这种领导下，南斯拉夫共产党永远也不能取得政权。”

局势在进一步恶化。1925年初，激进的农民党的领袖们都被捕了，拉迪奇本人在隐匿了一段时期后，终于向当局自首了。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南共中央这时办了一张秘密报纸，由年轻的犹太知识分子莫沙·皮雅杰任主编和发行人。皮雅杰早在1921年“诏书”

颁布前就以发表优秀的政论文章出名。他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厂，并出版了三期《共产党人》，由于叛徒告密，党报遭到了破坏，皮雅杰被警方逮捕。当时，政府的首要之敌是克罗地亚农民党。为了制造一种镇压所需的恐怖气氛，当局决定拿皮雅杰案件做靶子，狠狠打击。

他们将几名“听话的”法官调到贝尔格莱德法院，以便贯彻王国政府的意图。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一个要求判处皮雅杰死刑；一个要求判20年徒刑；一个要求判15年徒刑。最后采取折衷，判决20年徒刑。

克罗地亚农民党仍然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1925年的议会选举，他们获得了67席，成为克罗地亚第一大党。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却没有勇气领导人民跟黑暗统治斗争到底。3月27日，斯捷潘·拉迪奇在狱中指示全党，承认王国政府和维多夫丹宪法。在押的党的领袖们很快获释。这一年夏天，拉迪奇就参加了以尼古拉·巴西奇为首的王国政府。

克罗地亚的农民没有料到形势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他们所支持的党出卖了他们的利益，令他们感到灰心丧气。曾经有过的革命气氛低落下去。

这时，约瑟夫的工作也遇到了麻烦。过去的老磨坊主波拉克待他很好，波拉克只要他管好机器，从不过问他在外面从事的活动。但波拉克不久生病死了，由他的女婿奥斯卡接手磨坊。这个人一来就压低工人工资，以榨取更大利润。他早就跟约瑟夫他们有了矛盾。他不喜欢约瑟夫在外面从事的那些活动，那容易招引宪兵的注意。一天，他把约瑟夫叫去，对他说：“搞政治或是做工，你必须两者之中择其一。”

约瑟夫到这个村子已有4年半的时间，现在不得不离开这里了。省委一些同志建议他到克拉列维察造船厂去从事新的工作。1925年9月，约瑟夫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告别了村民们。他在这个村子生活期间，他的妻子又生了3个孩子。一个女孩兹拉蒂察，二个男孩：欣科和扎尔科。

3个孩子只有扎尔科活了下来，欣科生下来才7天就害痢疾死了；兹拉蒂察活了2岁，她是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小姑娘，是得白喉死去的。约瑟夫为他的两个孩子做了块墓碑，棺材则是村子里一个叫波杜普斯基的木匠做的。解放后他还健在。据他说：“小兹拉蒂察的死使约斯卡极为悲伤，这是他第三次失去孩子了。……他把棺材放进一座小山上的墓穴。我没有要棺材的费用……战后，我写信给约斯卡，告诉他我还活着。他邀请我到贝尔格莱德去。我到他家做客，他送了我许多礼物，包括一双皮靴。

我常常写信给他，有一次是替邻村一个朋友要一种特殊的药品，他给我寄来了。”

2. 职业革命

克拉列维察是位于亚德里亚海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这里的造船业已有很长的历史，19世纪末，它们就开始建造现代化的船只。

约瑟夫到的这家船厂较小，工人不足200人，技术却比较精良。约瑟夫在修理和制造发动机的车间工作，这更有利于他了解现代工业技术。

工作之余，约瑟夫将全副心力投入到工人运动中。他到达的第一天就开始筹建工会分会。分会建立起来后，约瑟夫当选为工会委员。时间稍长，他又着手恢复曾被解散的党组织。他们在工人中成立了体育协会和文化小组。约瑟夫为文化小组买了把吉他。他的家里还收藏了几十本书，有高尔基、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也有倍倍尔等人的社会主义理论通俗读物。工人们喜欢到他家里来借书，他的家成了工人的图书馆。

党组织和工会就是这样团结了一批工人。

当工厂为海军修理完一批鱼雷艇后，工厂没有及时付给工人工资。

拖的时间长达7星期。约瑟夫领导的党支部组织了两个小时的罢工。汽笛一响，工人们都自动地集合起来，约瑟夫对工人们解说事情的真相：

工厂拖欠工资，将工人的钱当做资金周转，这实际上是剥削工人。此外，由于不能拿现金买食物，而赊购的价格要贵得多，因此，是工人们在付利息给商店，厂方拖欠的工资却是不付利息的。

厂方怕事情闹大，同意付了几天的工钱，但余额还很多，厂长解释说是海军当局没有及时付给工厂修理费。

约瑟夫立即以工会分会的名义给五金工人工会总理事会写信，请他们通过劳工督察署要求海军署把钱付给工人。很快，贝尔格莱德有了回音，说海军署早已付清了账目。原来是厂长在骗工人。工人们群情激愤，工会立即决定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了9天，厂方被迫屈服，付清了所有尾欠数。可是，工会也遭到了报复，几天后，厂里就公布了一张开除人员名单。约瑟夫也在其列。

约瑟夫离开克拉列维察后，先回萨格勒布，随后去了贝尔格莱德，他听说离首都40英里的一家火车车辆厂需要工人。这是1926年10月。

车辆厂有900名工人，约瑟夫来到这里，以他那平易近人的性格，很快得到工人们的信任。被选为车间工会主席。工作了一段时期之后，他为这里工人们的工作条件感到愤愤不平，于是在萨格勒布的工会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这里的状况。这是约瑟夫生平第一次发表文章。

随后，约瑟夫为了替一个无辜受罚的青年工人主持公道，又一次拍案而起。当天下午，厂方的报复立即降临。约瑟夫被工厂除名。

约瑟夫回到萨格勒布，在一家大工厂找到了工作。他首先关心的是要在厂里筹建工会组织，因此而得罪了经理。经理从此老是挑他的刺，说他是个不称职的机器工人。一次，经理竟然当众侮辱他。约瑟夫气得把工具往他面前一扔，告诉他用不着这么张牙舞爪，大不了你把工人册籍还我，我自己开路。经理这才改变了态度。工会组织趁势成立起来。

不过，经理对约瑟夫的敌意日甚一日，约瑟夫决定不再在厂里干下去了。

由于约瑟夫投身工会和党组织的活动，所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党决定要他从谋生的职业中抽身出来，担任萨格勒布五金工人工会书记职务。这一转变，意味着他从此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那一年他35岁。

接手这一职务才几星期。一天他一个人在工会办事处工作，突然冲进来几个警察，要逮捕他。他问：“请告诉我，为什么要逮捕我？”

一名便衣回答他：“布罗兹，你干的麻烦事太多了，我们随便可以从一打指控中挑出一个罪名来逮捕你。”

约瑟夫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了，便锁上办公室，跟他们走。路上，他思索着，究竟是什么事招来的警察，他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呢？

万万没想到，他被带到了克拉列维察。事情出在他过去的一些朋友身上。他们常常在约瑟夫那里借书。这些人因为闹事而被捕，他们中的一位年轻人承认曾经向约瑟夫借书看的事。当地警察抓住这件事做文章，说是发现了共产党想推翻政府的阴谋。报告送到了内务部，内务部即刻下令调查。

约瑟夫被押解到克拉列维察附近的巴卡尔镇。在那里见到了6位他过去的朋友。在巴卡尔关了9天，然后转到奥古林的县监狱听候审讯。

宪兵用一根铁链将7名人犯拴在一起，押去车站。他们一个挨一个走，走在最后的是个跛脚，链子扯着他往前拉，前面的人稍一加快，他就被链子牵扯摔倒在地。他一倒，前面6个也跟着倒。路边人围着看热闹。

人犯们跌跌撞撞，受尽折磨，直到坐上火车，才松了口气。

到了奥古林，他们被关在市中心广场边的一座监狱里。7个人分开关押。约瑟夫的牢房里边都是刑事犯，多半是小偷。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法院总不提审讯的事。狱中伙食难以下咽，但是任你怎么抗议也无济于事。

约瑟夫整天无事可做，便与同牢房的犯人谈话。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听一个做工的人，用工人的语言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很感新鲜。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县里在监狱门前的中心广场举行一次集会，本县一些名人都来参加了。监狱的窗口离会场只有几米远，县长在会上讲了话。只听到他在结束时高喊道：“亚历山大国王陛下万岁。”这句话刚喊完，就听到另一个声音高喊：“让国王见鬼去吧！”会场上的人惊呆了。县长过了好久才恢复常态，带了几个宪兵冲进监狱来查找刚才喊口号的人。

这个人就是约瑟夫同牢房的年轻人，他趴在窗口听县长的演讲，越听越反感，等他一讲完，就冲着外面喊了那句话。

约瑟夫此时非常冷静。他看见会场一阵躁动，立刻劝大家赶快躺下，假装睡觉。宪兵们并不能确定喊声是从哪个窗口发出的。牢房里的难友们都躺着一声不吭。县长无从查起，只得悄悄作罢。

狱中的生活仍是那么单调。时值盛夏，牢房酷热难耐，但是审讯还是没有日期。不行，不能这样忍受下去，约瑟夫决定进行绝食，逼使法院开庭审理。

在南斯拉夫的监狱里，绝食是常有的事情。一般是集体绝食，这一次则只有约瑟夫一个人。绝食最难熬的是在第二天，那时胃里已没有食物，生命靠消耗体内积蓄维持。这时人感觉最饿，体软心慌。随后几天，人进入一种半昏迷状态，饥饿感不大强烈了。体内积蓄首先是消耗脂肪，而后是肌肉。人一天比一天衰弱，直至死亡。

绝食的第一天，狱方并不在意，但是第二天就引起了惊惶。第三天，约瑟夫进入半昏迷状态，不仅狱方害怕了，同牢房的也劝他：“为了上帝，不要去寻死。”约瑟夫对他们说，绝食就是一种斗争，通过这一斗争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绝食到了第5天，约瑟夫虚弱地躺在牢房里。中午，奥古林法院首席法官斯捷潘·巴卡里奇来到牢房劝说他。约瑟夫硬撑起来，对他说：

“要么带我上法庭，要么放人。我不能不明不白生活在这种不人道的环 境中。”无论法官怎么劝说，约瑟夫始终就这么一句话。法官最后同意他的条件，尽早结束调查，开庭。约瑟夫这才同意结束绝食。

法官巴卡里奇看到约瑟夫同意复食，高兴地为他送来了食物，帮助他恢复身体。果然，调查很快结束。巴卡里奇宣布开庭。

这次审判，因为证据不足，仅仅凭借几本在书店可以买到的科学著作和警察的几份报告，不足治人以罪。约瑟夫无罪释放。

巴卡里奇对这个“犯人”很有好感，他把约瑟夫领到自己家里，让他看自己的书房，还特别向他介绍了他的几本马克思的著作。巴卡里奇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巴卡里奇后来加入共产党，成为南共领导人，战后担任克罗地亚的行政首脑。

约瑟夫又回到了萨格勒布。这已是1928年了。南斯拉夫国内经济越搞越糟，工人生活下降为欧洲最低水平。王国政府仍在积极准备公开的独裁统治，在国内采取一系列严酷政策：进一步降低工资，镇压一切罢工活动，查禁工人刊物。面对严酷的现实，南共领导没有将斗争矛头指向反动当局，而是在内部派系斗争中争权夺利。党的上层人物热衷于搞宗派活动，势必削弱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到头来，受损的还是工人阶级。此时，约瑟夫又兼任了皮革工人工会书记的职务，并当选为南共萨格勒布地方委员会委员。他目睹了宗派主义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

约瑟夫与地方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讨论党的前途，寻找把党从派系斗争中解救出来的方法。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自下而上，依靠党员群众才能根治病症，至少，要保住萨格勒布党组织的纯洁，不使它受到任何派别的影响。巩固了地方组织，就有可能进而在全党展开既反“左”又反右的斗争。萨格勒布党组织是南国内最大的地方党组织。

1928年2月，萨格勒布第八次党代会召开，25日傍晚，从各个区来的32名代表一个一个来到郊区的一所小屋内。会场周围布置了警戒哨，以防警察的搜捕。

南共中央派了两名中央委员到会，他们各自代表自己那一派；共产国际也派了一名乌克兰人米尔科维奇出席会议，他同时兼有调查南共党内状况的任务。

晚上9点，会议开始。首先是地方委员会书记向大会报告工作。他在报告中对前届委员会的派别斗争绝口不提，文过饰非，把党的活动开展不力完全归结于警察监视太严。他讲完后，立刻开始了激烈的辩论。

大家都不同意书记的报告。一位工人代表发言：“这个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真正的情况是，我们有一个左派集团，还有一个右派集团，而工人们站在二者之间，这两个派别我们都不要，我们要的是一个不分派系的、坚强的党组织。”接下来发言的人都支持他的观点。约瑟夫在发言中指出：宗派主义妨碍了好几次工人的行动。党内最坏的现象就是宗派活动。地方委员会不去成立党支部，不去改进党报，不去培养新的骨干，委员们在一起仅仅是为了争夺地位。约瑟夫要求向共产国际写信，表明反对派系的态度，并要求本次大会采取反对宗派主义的坚决措施。

书记的报告被否决了，新一届委员会选举产生。约瑟夫当选为党的书记。

会议在清晨5点结束。趁着天还未亮，代表们一个个踏着积雪离开了会场。

萨格勒布是南国内工业最发达、工人最集中的城市，因此，萨市地方委员会是全党举足轻重的基层委员会。新的委员会一经成立便立刻着手工作。他们在各工厂建立了新的党支部，甚至在军工厂也有了党支部。

约瑟夫意识到，工作开展得好坏，关键在培养干部，他说：“我们要耐心地、深刻地了解一个人，帮助他，多看他的优点，少看他的缺点，鼓励他的积极性，帮助克服缺点。对一个人的出身、文化程度以及他个人的生活，都要给以同情和谅解，只有这样，干部才能培养出来。”

“五一”节到了，为了分散警察的力量，党组织在城里四五处地方布置了示威活动。约瑟夫参加了在阿波罗影院举行的大会。共产党人在会场中跟警察发生了冲突，约瑟夫在帮助别人逃脱时被捕，在狱中关了两星期。

1928年，国王加紧了走向独裁统治的步伐，企图解散议会，对民主运动镇压更为坚决。共产党人早在1921年就被排除在议会之外，但是议会中还是有反对派的声音在说话。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不时跟王国政府唱反调，甚至王国内政部长也不赞成搞独裁，并反对搞大塞尔维亚主义。

议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1928年6月20日，议会辩论时，一名议员普尼沙·拉契奇与拉迪奇发生争吵，拉契奇拔出手枪打伤了拉迪奇，打死了他的两个支持者。拉迪奇两天之后也死了。

此事在克罗地亚引起强烈震动。奇怪的是农民党竟保持了克制态度。当工会组织邀请他们一起行动，对抗当局的黑暗统治时，农民党犹豫一番后还是拒绝了联合行动。南共所领导的工会决定单独行动。工会发表宣言，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为拉迪奇报仇。示威活动持续三天，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萨格勒布最激烈的一次示威。它使当局十分惊恐。从此，警察便盯住了约瑟夫。他们了解到，只要哪里有骚动，哪里就有约瑟夫的影子。警察布下了搜捕网。

一天，约瑟夫偷偷溜进工会办事处，几个警察随后就到。他们冲进来，其中一个警察走近他，敬了个礼，问道：“约瑟夫·布罗兹在这里吗？”约瑟夫把手一摊，故作惊讶地说：“你没看见，这里没有他吗？”

警察把屋子扫视一遍，对约瑟夫又敬了个礼，说声“谢谢！”就走了。

约瑟夫不得不经常改换外表，戴了副墨镜，穿着时髦衣服。即使如此，危险依然存在。有一次，他偶然经过办事处，想拐进去看一下，不料屋里有警察，他们认出了是谁。约瑟夫赶紧从窗口跳到隔壁的一幢房子顶上，然后从楼梯上走下来，混进了人丛中。

但他终于未能逃脱对他的搜捕。他住在葡萄街46号。这间房不光他住，其他一些同志有时也住这里。1928年8月4日，上午11点，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刚打开，屋里两个人突然向他扑来。他们死死地按住他，用绳子捆住他的手，然后搜查了房间。最后把他带走了。

在狱中，约瑟夫被铁链锁着，当晚即行审问。警官看约瑟夫一脸倔强样子，很不高兴，他朝他的脸狠狠打了一拳；约瑟夫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又拿起办公椅对他前胸猛击两下。约瑟夫轻蔑地望着他，说：

“打一个被锁着的人，你的本事不错呀！”

关进牢房后，约瑟夫设法从监狱里传出一张纸条，向党报告了被捕的情况：

〈原文〉8月4日星期六半夜12点，我正要上床睡觉，就被捕了。警察挥舞着手枪，从后面抓住我，使我无法动弹。星期六中午，他们已经在这所房子里抓走了一个人，搜出26本书，4颗手榴弹，一支军用左轮和若干子弹。他们说这些东西是我的。我在狱中受到拷打，不许医生给我看病。我从8月4日起绝食，十分虚弱。

其他人也遭毒打。没有人敢从外边给我们送饭来。他们从我身上搜得一些纸条，威胁要处死我，还说要把我送到贝尔格莱德的格拉沃尼亚察。我宁死也不……望另设他法。M说他将尽力而为。再见吧，同志们！

这张纸条曾被转到共产国际，经南共书记戈尔基奇改动后，登在《国际新闻通讯》上，标题是《地狱般的南斯拉夫监狱里传出的呼声》。

警察共抓了15个人，其中还有一名工人，也是经常到葡萄街46号去睡觉的。约瑟夫在拘留所关了3个月。长时间不审理，加之狱警虐待，迫使约瑟夫绝食，要求早日审理本案。他的要求得到了答复，法庭宣布立刻审理本案。

在同案中被起诉的共有6人，都是与葡萄街46号发生过联系的人。

3. 不屈的共产党人

开庭审理约瑟夫·布罗兹是在1928年11月6日。有关这次案件记录的材料基本都保存下来了。1945年4月，南人民军第9军解放了萨格勒布，在皇家大理院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一案件的全部卷宗。

在关于铁托的众多传记作品中，对这一案件资料的引用都是极为详尽的。

一家右翼报纸《新闻报》报道：

“昨天萨格勒布法庭的小厅内挤满了人，一方面，被告企图说明全部案件是警察虚构的。主要被告对法庭说，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什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等等；另一方面，青年工人和学生对这次审问特别感兴趣，他们拼命往审判厅挤，直到水泄不通。他们是些留着长发或梳着短发的男女青年，有的是福音会的信徒，有的是被告的熟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案件从不理会，而专门出席这种带有煽动性的国际救世主的案件”。

正如这张报纸报道的，被告都否认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不但这次是这样，过去所有被捕的共产党人案件都是这样。约瑟夫·布罗兹这次决心堂堂正正地在法庭上与敌人斗一斗。

《新闻报》11月8日继续报道：

“……约瑟夫·布罗兹被带到庭上。毫无疑问，他是这次审讯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他的面孔使人想起钢铁，他的目光炯炯，冷酷而有力。……整个审讯过程，法庭上寂静无声。”

《新闻报》记载当时的情形：

首席法官问约瑟夫是否承认有罪。他回答：

“根据起诉书我是有罪的，但实际上我是无罪的。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我承认我曾经宣传过共产主义。我向无产者指出过对他们的一切不义行为。但是我不承认资产阶级法庭，因为我认为，我只对我们党负责。”

法官：“你知不知道国家保卫法？”

布罗兹：“是的，我听说过这个法律，但是我没有读过它，对它不感兴趣！”

法官：“这个法律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你知道吗？”

布罗兹：“知道。不过它只是临时法而已。”

法官：“但它目前仍然有效，国家通过这部法律来反对你们共产党人，人民用它来保卫自己，反对你们的破坏行为。”

布罗兹：“可是这条法律并不是人民通过的。这是一个阶级用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法律，一部必将被扫除的法律。”

法官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在他寓所搜出了炸弹和共产党书籍的事。

布罗兹作了如下陈述：

1928年6月，我向博日契科维奇租了一间房子，一方面我自己用，另一方面也给别的同志们用。我在那里住过3—4晚，也安排过一些人住在那里，他们的姓名我不会说。搜出来的书籍我知道，那是同志们带去的，他们的名字我也不会说。无论这些书是否确是在这间房子里搜出来的，我仍愿意承认有过此事。但是，我不相信在这间房搜出了炸弹。我没有带过它们，从未见过。很可能是警察自己放在那里的。

我和我的同志们没有做过这件事。它同我们无关。……送书的事倒是常有，我负责分配这些材料。”

法官：“你的笔记本里有R125B，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传递书籍用的代号。我承认，被发现的书只是我们传布的一部分……”

国家检察官：“26.1、80.1是什么意思？”

布罗兹：“这是《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代号。这本书传播得很广，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来处。”

法官：“在你房内发现了炸弹，这难道是巧合吗？”

布罗兹：“6·20事件（枪杀拉迪奇）之后，当局必须找到替罪羊。据我看，这些炸弹就是警察放的。对这一套，我早有经验，他们打死了3名工人，然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炸弹和武器也是这套把戏。”

国家检察官：“难道不是你们杀害了3名工人，然后又把水搅混？你知道6·20事件后举行罢工的传单吗？”

“我知道。”

“是你写的吗？”

“不是。”

“它们是在你的房内发现的，上面油墨还没干呢。”

“我不知道这些传单是谁写的，谁印的。在警察局，他们野蛮地不人道地对待我。”

“可是别人都说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是的，他们这样说是希望得到释放，害怕警察以后报复。但是我被捕时，双手被绑，绑得那么紧，手都变成紫色了。我被送到伊利卡大街警察局。6个警卫守在屋子里，我受到侦探安茹洛维奇的盘问……他用我在这里不能重复的粗话骂我。

接着，他叫我靠近一点，我没提防他，就走了过去。谁知他打了我一耳光，把我打晕了。他再一次叫我靠近一点。但是我拒绝了。他就拿起一把椅子朝我胸口打了一下。伤口很久没好。我要求治伤，他们不同意。为此我绝食7天。晚上，在狱中我多次听见受刑的人发出惨叫，可是这些人在这里都不敢说。”

国家检察官不耐烦了：“你编出这些故事来，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好从莫斯科领赏。”

“我已经承认了很多事情，没有什么更可怕的了。

我知道，无论什么情况，我也不会从这里很快获得释放。”

11月9日，检察官宣读了他的最后起诉书：“约瑟夫·布罗兹，作为非法的南共党员，在1921年到1928年间，在萨格勒布和其他地方曾以下列方式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组织该党党员召开区域性和地方性的会议，讨论下列问题——党领导对SDK事情的态度、改组各支部、关于党的政策的新方针及加强党等等，于是他以本起诉书第三节所阐明的目的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因此，他属于旨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并企图以非法的暴力夺取政权的团体，并为该团体进行组织活动。”

检察官发言后，辩护律师发言，他反对起诉书在原罪名基础上又加上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新罪名，要求释放被告，或从轻处罚。首席法官两次打断律师的发言，提醒他注意法庭秩序。

庭审结束后，首席法官问被告们，是否还要进行补充答辩。其他人表示不再答辩。而布罗兹则要求发言。他开始在法庭上宣讲他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经历。法官认为，布罗兹对此已在庭审中作过充分的解说，没有必要再作补充。布罗兹和他的律师提出抗议，但是首席法官取消了他的发言权，制止任何进一步讨论，宣布审讯结束，定于11月14日宣判。辩护律师请求取消宣判，检察官也要求发言，均遭法庭拒绝。

当法官下令把被告带下庭时，约瑟夫开始抗议，他转向挤满了人的大厅高喊：“这就确切地表明了，这是一个警察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11月14日判决下来了，约瑟夫判处徒刑5年，其他人分别是3年、2年，两人无罪释放。

宣判后，被告用铁链锁上，带离法庭，约瑟夫再次面向大厅高呼口号。警察将他押走。《新闻报》描述道：

“他的身影消失在监狱的高墙后面，他的声音就像一个船长在船只快沉没时发出口号一样。”

两年前，共产国际曾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曾利用审讯的机会宣传共产主义。铁托的表现当然令共产国际满意，他将会越来越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

若干年后，铁托对人说起他大闹公堂的原因时说：“我们应向党表明，作为一个党员是足以自豪和光荣的，党无愧于党员对它的忠诚和献身，为它坐牢是值得的。我们决不向资产阶级献媚，或者假装尊重警察和法庭，以求解脱。我是以一种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的。我要推翻他们的政府，他们抓到我就要把我关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要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会这样干。真的，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也真有心这样干。”

白色恐怖在全国蔓延。铁托被捕了。除他之外，还有很多党组织继续遭到破坏：

1929年1月，塞尔维亚地方党委和南斯拉夫共青团联合发了一份传单，号召反对独裁。传单是由共青团省委书记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组织印发的，他当时19岁。在散发传单的时候，一名党员被捕了，他供出了一大批人名。兰科维奇几次逃脱了追捕，但最终还是难逃魔掌。1月20日，兰科维奇被捕，关在格拉文贾查监狱。狱方对他施以重刑，夜里还用木棍整夜槌打他的脚，折磨他，然后把他扔进结了冰的水泥地上。兰科维奇为了保护脊椎，只得把面包垫在腰下，头枕在一个罐头盒上。在庭审中，他愤怒地控诉了狱警的虐待，此外什么也不承认。他被判处 6年徒刑。

1930年底，共青团中央委员科茨穆尔在贝尔格莱德被捕。在拷打中，他供出了斯洛文尼亚共青团书记爱德华·卡德尔，并告诉警察，卡德尔与南共中央委员克尔卡·迪米特里耶维奇有联系。联络暗号也告诉了警察局长伏伊科维奇。2月17日，伏伊科维奇来到卢布尔雅那，在接头地点见到了卡德尔。伏伊科维奇照科茨穆尔供出的暗号与卡德尔接上了头，他立刻打听迪米特里耶维奇的地址，说是有信要交给他。卡德尔没有怀疑，告诉他，当晚7点半，在蒂沃利公园他正好与迪米特里耶维奇有约会。

伏伊科维奇一得到情报，顿时把脸一变，拔出枪来。此时，埋伏在附近的警察迅速围拢过来。他们把卡德尔推到一个院子里，一顿毒打。

然后把他塞进一辆汽车送到警察局。在警察局，他们继续打他，用鞭子抽他的脸和背。时间已到下午5点，而7点半迪米特里耶维奇将去赴约。

卡德尔焦虑地想着如何营救将要遭难的迪米特里耶维奇。把一切想好后，他开始假装受不住了，求伏伊科维奇不要再打他，他什么都招。他说：“我对你说的‘7点半在蒂沃利公园’其实是句联络暗号，你应该用另外一句暗号 ‘那里太冷’回答我。你没有回答，我一下就知道你是个 密探了。”伏伊科维奇果然上钩，他重新操起鞭子抽打卡德尔，要他供出“真情”。过了一会，卡德尔请求停止鞭打，他告诉他，约会的地点是斯马丁斯卡大街。时间在今晚8点。

8点差10分，卡德尔被带到斯马丁斯卡大街。便衣将此地团团围住。

8点已过，迪米特里耶维奇当然不会到这里来。卡德尔一个人站在街上，伏伊科维奇躲在近处。8点半，等的人仍没来，伏伊科维奇知道受了骗，气得暴跳如雷，把卡德尔带回去，通宵拷打他。

迪米特里耶维奇的确在7点半到蒂沃利公园赴约，等了一个小时，见卡德尔没来，十分恼火。第二天早晨，当他得知卡德尔被捕后，立刻离开卢布尔雅那去了苏联。

卡德尔被伏伊科维奇整整折磨了10天。审判时，判了两年徒刑。

4. 铁窗生活

约瑟夫关在萨格勒布的法院监狱，狱外的同志们在设法营救他。他们把一把钢锉藏在面包里，通过一名同情共产党的狱卒送到约瑟夫手中，告诉他已为他安排了越狱。

每天清晨5～6点；是狱中最嘈杂的时候。犯人们忙着倒便桶，倒垃圾，洗洗刷刷。约瑟夫接到钢锉的第二天，就利用这个时间锉小窗上的铁条。小窗共有6根铁条，连续工作了5天，他已锉断了5根铁条。还有一根。按照计划，第6天他锉断第6根铁条，而狱外将有一位同志带着一辆自行车在等他。他开始工作了，为了减小声音，他把湿面团包在锉刀和铁条上，干得正起劲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开门锁。约瑟夫立刻从窗口跳下，回到床上。一个狱卒走进来，大声喊道：“出来，给你换间房。”

原来，为了执行死囚的绞刑，狱方要在院子里竖起一个绞架，住第一排的犯人都更换房间。那5天的工作前功尽弃。一切从头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几天后，他将被押到列波格拉瓦监狱服刑。

到了列波格拉瓦监狱，首先是听监狱长的训话。训过话之后，犯人被带到浴室清除一番，一进浴室，先把头发剃光，然后脱掉衣服，下到一个冷水池里。水池里一池污水，上面漂着头发和泡沫。20多人，就着这一池冷水洗澡，一个个冻得发抖。洗完后换上破烂的囚服，那都是一茬一茬犯人穿过的囚服。接着检查身体，这才把他们送进牢房。牢房里有一张床，屋角放有一个便桶和一个瓦罐。头天夜里，约瑟夫冻得睡不着。半夜里，每隔15分钟就有一个卫兵朝着院子里喊：“警卫，注意了！”

这是为的在狱中保持紧张气氛而虚张声势。

清晨6点，牢房的门都得打开，犯人们纷纷出来倒便桶和垃圾。吃过一块小面包，狱卒就送来一篮鹅毛，让犯人们将它整理干净，这就是一天的工作。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开头的三个月，约瑟夫就是这样度过的。

狱中有个小发电机，供应监狱和附近村子的用电。狱方知道约瑟夫懂机械，正好差遣他去管这台机器。这个工作给他提供了很多便利。他可以看书，可以在狱中活动，狱方还同意他挑一个助手。

这时从米特罗维察监狱押解来了一批犯人，他们当中有因出版 《共 产党人》而被判刑的莫沙·皮雅杰。约瑟夫早闻皮雅杰的大名，知道他是个理论家，而皮雅杰在狱中也早听说过约瑟夫在审判中一身正气，慷慨陈辞的表现。两人相慕已久。约瑟夫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挑选皮雅杰做助手。于是皮雅杰也能跟着他一起到处走动了。

有了这个便利，他们真是如鱼得水。他们跟各个牢房串联上。首要的事就是着手建立狱中党组织。在狱外的党组织实际上已被全部破坏，大批的革命志士有的流亡国外，有的关在监狱。列波格拉瓦监狱就关了不少共产党员。在约瑟夫和皮雅杰的活动下，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狱中党支部很快建立起来。开始它由9个人组成，后来又有35名政治犯从米特罗维察转移到这里，加入到组织中来了。

党的有生力量相当一部分是关在狱中的党员，将来出狱，他们就是党的骨干队伍，因此，加强狱中党员的学习和培训显得格外重要。学习一无材料；二无老师。老师倒可以能者为师，先学一步的人教后学一步的人，材料要靠外面传递进来。这个困难也不难解决，因为监狱附近村子的用电器出了毛病需要约瑟夫去修理，他可以在一名狱警的看守下在村子里随意活动。村子中有家咖啡店，它的女老板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心地善良，愿意尽力帮助那些遭到厄运的人。（顺便提一下，解放后她仍然经营这家咖啡店，并仍然帮助犯人。不过这些犯人的性质与过去是完全不同了，她等于是在帮助人民民主专政的敌人。政府逮捕了她。铁托知道了这件事，便直接干预此事，他说：“放了这个老妇人吧，她是个宗教迷，她过去曾帮我们，现在却帮助反动派，她看不出什么差别，仍然以为在做好事。”政府这才没有为难她。）

女店主与约瑟夫约好，每隔那么久，她家的电灯不是这盏就是那盏，总要安排“坏”一次。当约瑟夫跟着看守来到时，她就请看守喝杯咖啡。

而约瑟夫则上楼与同志们见面，把他们要的东西带回去。

莫沙·皮雅杰早年曾在慕尼黑的美术学院学过美术，他热衷于艺术。

在狱中，他设法搞到一些颜料和画布，有机会就替人画像。他给约瑟夫也画过像，像后来传出去。后来的南共领导人吉拉斯就是先看到这幅像而后才认识铁托这个人的。

那一天皮雅杰坐在牢房里，看到门廊上一个看守在打瞌睡。这真是个绝妙的模特：他有一个大圆鼻子，厚嘴唇，一顶油腻的帽子歪戴在头上，显得非常可笑。皮雅杰抓紧时机，很快将人像画好。他正要收拾画具，那个看守突然醒了，他跳起来，对皮雅杰大吵大嚷：“你在画我？”

他把画布抢过来，一看自己那么副尊容，勃然大怒：“你乘我睡觉时画我，这是丑化！”皮雅杰对他作解释，说这是艺术，这幅画是他最好的肖像画之一。可是任你怎么解释也消不了看守的气，他终于将画布撕了。

艺术灵感不可再现，皮雅杰为此整天闷闷不乐。

狱中党支部跟狱方作过二次斗争。一次是要求让政治犯住在一起；一次是抗议狱方虐待和侮辱犯人。两次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1931年4月，狱里来了一位新的看守长，他一来就觉得列波格拉瓦监狱中的犯人享有的“自由”太多，决心整顿一下秩序。

狱中的地下室又冷又潮，已经关了好几个犯了“狱规”的犯人。这一天，他们又将一名正在发烧的政治犯关进去。党支部立刻发动全体犯人绝食，表示抗议，连刑事犯也拒绝吃东西。狱方慌了神，他们急忙找犯人代表谈判。狱方只求赶快平息事态，所以很快同意了犯人提出的条件，劝犯人们复食。但是犯人们仍不相信狱方的话，他们要约瑟夫发话才同意复食。这就使狱方看清了要打击的靶子是谁。

6月，狱方硬说约瑟夫企图组织犯人越狱，决定将他转送到马里博尔监狱去。那所监狱早就臭名远扬，监狱长的绰号叫刽子手。

约瑟夫一到，就被关进隔离室，但是他还是设法与其他难友互通消息，组织了一次绝食，迫使狱方同意每天放一次风、允许犯人点灯到半夜、允许犯人与狱外通信。约瑟夫正是利用这一条件，很快与萨比奇建立起联系。犯人们也利用放风时互相通气，虽然狱方不准放风时说话，但他们把手放在头上，看起来在搔头，其实在用莫尔斯电码打手语，这样，犯人们往往能一致行动。

狱外时常给难友们寄来一些书刊和食物。书刊当然只能是狱方许可的，包括一些哲学、文学、心理学方面的书。约瑟夫对哲学产生了兴趣。

有一次他向监狱长要求借一本希腊哲学的书。他讥讽约瑟夫：“你要哲学书干吗？你看看自己就可以找到你要的哲学了。”不过，他也确实不能理解，这些服刑的犯人怎么会有兴趣关心离他那么遥远的事。

牢房里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那都是探监的人偷偷带进来的。

这些书的封面被撕掉，再贴上狱方允许看的书的封面，如 《天方夜谭》 之类。看守们虽对这些书作了检查，由于无知，往往打开来翻几页却看不懂这些书的真正内容。关在监狱里的还有好几位教授，他们把大学里的学风带进了监狱，制定了学习计划。从狱外带进来的书每种只有一本。

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是德文本，因此大家要学就只好自己翻译。每个懂德文的人都要翻译几十页。约瑟夫在牢房里翻译过好多东西，这可以说是一种更有效的学习。

约瑟夫真正有时间坐下来看书学习，就是坐牢的这5年。这5年对他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期快满时，他感到遗憾的是还没有完成学习计划。

1933年11月，约瑟夫服满了5年徒刑。本来他是可以申请假释，提前离监的，但他认为，申请假释就意味着犯人愿意悔过，所以决心坐到刑满。这一天他被允许穿上一套新衣，留着头发去见监狱长。监狱长告诉他，5年刑期虽满，但他得到奥古林去，他在那里还欠了第一次审讯时未服完的刑期，共有3个月。

在奥古林又蹲了3个月牢，1934年3月，约瑟夫从奥古林监狱出来。

警察局警告他，出狱之后，不得随意行动，必须永远留在他的老家库姆罗维茨，并且每天要向地方政府报到。

第三章 整党建党

1. 入选南共克罗地亚省委

约瑟夫3月底回到了老家。他的一个兄弟德拉古丁·卡罗不久前刚去世，他在这里的亲人实在不多了。别洛乌索娃在他被捕时就带着小扎尔科离开南斯拉夫，回到了苏联。

回家的当天，他到乡政府去报到，乡长约西普·久拉克与约瑟夫从小就认识。尽管如此，现在一个是乡长，一个是他管制下的监控分子，约瑟夫不敢太随便。不料，乡长见到他进来，却把门关上，接着拍拍他的肩说：“你表现得真不错。”这显然是指他在法庭上和监狱中的行为。

乡长的夸奖令约瑟夫感到吃惊，他想到亚历山大政权失去民心已到了何种程度，连他们委任的乡长都在背地里夸奖一个造反者的表现。乡长告诉他，按规定，他必须每天到他那里报到。边说，乡长边使眼色，那意思是再明显不过的。

约瑟夫在村子里住了几天，拜访了所有的亲友，然后过苏特拉河去看望了母亲家的亲戚。在家里实在没有再要干的事了，他便悄悄地离开了库姆罗维茨。警察发觉后，立刻发出了通缉令。

约瑟夫坐牢时曾接触过一个给犯人募集钱款、寄送包裹的党的同情者，他叫斯特沃·葛罗加查，是位作家，他所从事的“红色援救行动”也接济过约瑟夫。这次，约瑟夫先找到他。通过他很快就找到了当时留在萨格勒布的一些同志，并与克罗地亚省委取得了联系。

党当时规定，从事地下活动的同志一律不用真名，这样可以避免因一人被捕而引起的连锁反应，即使假名也要经常改换。约瑟夫早在坐牢之前就用过好几个假名，他用“扎果拉克”发表过好几篇文章，那名字的意思是“从扎果列来的人”。现在由于警察在通缉，就更有必要用新的假名。不仅如此，连外貌都得改变。他留了胡子，染了发，配了副眼镜。他给自己先是起了个名字，叫罗迪。不久发现已有另一位同志叫罗迪。便又将它改为铁托。开始他自己还不太习惯，直到1937年，才专门用这个名字发表文章。有人说，他之所以起名铁托，是由于他习惯于支使人，因此起名时就用了克罗地亚语中第一人称单数支使人时通常的用语：“tito”，意为“你去干那个”。这纯属想当然的猜测。铁托解释说，tito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他是随便想起来的。这个名字在他的家乡如俄国人的伊凡、英国人的约翰一样，相当普遍。探究起来，“铁托”与文学倒有点关联。18世纪末，他家乡最有名的作家叫铁托·勃莱卓伐茨基。还有位作家的父亲也叫铁托，此外，它再没有别的意义。约瑟夫还用过很多假名，如斯皮里敦、梅卡斯、亚历山大·卡尔逊、维克托，等等。在共产国际，他叫瓦尔特。

一旦找到组织，铁托就积极投入工作，同志们选他为克罗地亚省委委员，成为克罗地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1929年，维多夫丹宪法施行，给南共党组织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到1934年，全国关押过的政治犯不下35 000名，党的领导成员不是被杀害就是被关押，要不就流亡国外。铁托出狱时，情况稍有好转，有些基层地下党组织又在开始活动。但是这时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组织太分散，国内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1929年，南共书记久罗·贾科维奇被杀害之后，其他的中央委员都逃出了国境，滞留在维也纳，后来他们干脆在维也纳履行起南共中央的职责来，共产国际指定约瓦·马列西奇·马蒂诺维奇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党中央不在国内，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虽然他们想同国内的同志取得联系，但每次派回去的人都被警方逮捕。被捕的人给组织又造成了进一步破坏。因此，国内的党组织对那个远离祖国的中央委员会失去了信心，有些基层组织甚至拒绝同他们取得联系。

铁托进入省委后，逐步了解了党的现状，他看到，在国内直接参加斗争的人只能被动地等待国外的指示，完全没有行动的自主性；而在国外的中央，自己也没有作出决定的自由，它的每一项决定都必须送到莫斯科，由共产国际审批。共产国际的办事程序是每次决定从下级到上级，层层报告，到了最高层，经过讨论，批准了，然后又沿着前面的路线回到维也纳南共中央，再由中央转到国内的党组织。结果往往看到的决定不是不合实际，就是已经过时，党的工作不可能有所发展。而当实践每一次证明了中央不能胜任领导工作时，共产国际就重新考虑一个领导人，这时的南共领导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换的人都是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工作的人中挑选。铁托认识到，长此以往，党将越来越脱离南斯拉夫的斗争实际。

在国外的党中央试图与克罗地亚省委联系，但它派来的代表都被逮捕了，省委被暴露。有的委员建议不要再与中央联系。但是省委还是想作一次努力，与中央建立一种可靠的联系方法。这一次，他们派铁托去完成这项任务。

2. 听命中央

1934年7月，铁托动身去维也纳。临时要搞到一本假护照已来不及。

惟一的办法是偷越国境。

他选择了从斯洛文尼亚越境的路线，那是卡拉伐克山，人口稀少、警戒稍松，越过山岭就是奥地利。铁托用假名弄了张登山协会的会员证，化装成登山爱好者，穿着登山靴，背着帆布包，向国境进发。凭此身份，他可以进入奥境内8英里。

为了走捷径，避开边防哨卡，在一个小村他请了一名向导。那人要了他300第纳尔。黄昏时，他们出发爬山。向导身上带了三瓶酒，走那么一段路就要掏出酒来喝，因此，走得很慢。到半夜还不到边界。拂晓时，离边境不远了，向导却不肯再走，他说300第纳尔只够领到这里。

他停下来，又有意地指点一些哨所给铁托看，好叫他明白，以下的路程都在开阔地带，哨所又到处都是，真还非他带路不可。铁托不得不请他再带一段。向导说：“当然可以，只要你再给300第纳尔。”

铁托不能不答应他。他还是走一阵，喝一阵，等他摇摇晃晃带到离边界不到100码的地方，他又故伎重演，不肯再走了。铁托很生气，决心不靠他，自己一人越境。

在一块路标处过境后，他想抄近路，结果迷了路，走进了深深的山谷中。他跌跌撞撞地摸出山来，好容易才看到一栋村舍。主人是个年老的农妇。铁托累极了，老妇人把他带到一个草堆旁，由他睡去。这一觉从早晨直睡到中午。在老妇人家吃了顿饭，铁托又上了路。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几声枪响。过了一会，只见几个带着枪，身着便服的年轻人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来，其中一个人厉声喝道：“站住！”

这些人并不是边境警卫，他们衣袖上戴着卐字臂章，是一伙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铁托上前解释，是南斯拉夫的旅行者。那伙人不容他多说，命令他回去。他只好转过身来，重新往边境走去。

原来，正是这一天奥地利总理陶尔夫斯在维也纳被刺，纳粹分子企图在全国趁机夺权。这个偏远的村子也发生了战斗，纳粹分子正跟政府军交手。

铁托等到看不见那伙人后，改变了方向，朝克拉根富特走去。不料这里也在打仗，一支政府军小分队拦住了他。此地已过了登山者可以通行的8英里以外的范围。铁托向他们解释，他本想回到南斯拉夫的耶塞尼策去的，因为路遇纳粹分子，只好绕道这里。小分队没有为难他，让他走了。走到策洛维奇车站，他乘上了一列去维也纳的火车。

铁托找到了南共中央。米兰、戈尔基奇、弗拉基米尔、乔皮奇都在那里。戈尔基奇是乌克兰人，年约30岁，身材高大，一头红发。他1918年参加了青年运动，1922年起就一直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当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地区分离出去时，他自己选择了南斯拉夫国籍。1932年，共产国际任命他为南共书记。

中央委员们围着铁托，如饥似渴地听他介绍国内情况。铁托尽可能详细地说明一切，同时也将自己对中央设在国外不利于领导斗争和不易联系的意见坦率地告诉了他们。

在维也纳期间，铁托参加了中央的工作。几个星期以后，中央派他回国筹备召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党代会，并为全南斯拉夫的党代会作准备。这意味着他参与了党的最重要活动的领导工作。

铁托按照来时的路线回到南斯拉夫。他以全部精力投入到筹备这两个代表大会的工作中。他曾将工作进展报告给中央：

年轻的代表们对婚礼 （指代表大会）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这 种事情，外地来的代表也一样，这足以说明人们对这次婚礼的重视。从省里来的代表们提出的报告说明党的组织已经深深地扎了根，例如锡萨克已有60名党员，周围农村也有这样多的党员……

报告中，铁托还谈到了萨格勒布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建议在发展党员时不要过于谨慎。

克罗地亚的工作完成之后，他随即去卢布尔雅那筹备斯洛文尼亚的党代会。

斯洛文尼亚的这次大会对这个地区，乃至全国的斗争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铁托为它起草的报告后来成为南共进行国内革命的指导思想。报告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进行的政策和策略。

大会是1934年9月在斯洛文尼亚大主教罗兹曼的夏季别墅里举行的。主教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不和，他不愿意跟这位兄弟住在一起，便叫他搬到这所郊外的大房子来住。别墅有好几个工匠是南共党员，他们把罗兹曼兄弟拉了过来，为代表大会提供了这么一个既安全又便利的会场。大会代表30人，会开了两天两夜，代表们吃住都在别墅里。主教兄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招待这帮神秘的客人。桌上铺上了雪白的桌布，摆着晶亮的玻璃杯和印有主教纹章的碟子。

在这次大会上，铁托第一次同爱德华·卡德尔见面。卡德尔比铁托小20岁，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不多说话。他被捕的经历足以说明他的人品，铁托对卡德尔产生了很好的印象。铁托说，判断一个人主要是看他干了什么，而不是看他说了什么。夸夸其谈的人很难取信于他。而“卡德尔同志是个很安静的同志，也正是他的沉静使我产生了最深刻的 印象。在许多人受到宗派主义影响时，他仍然是个忠实的革命者。”

两个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后，铁托被召去维也纳汇报工作。通过他的努力，中央的权威在逐步恢复。中央对铁托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感到满意。

回国前，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是具体负责第四次全国党代会的筹备工作。

铁托回国没几天，1934年10月9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亚历山大国王在法国被刺。暗杀是克罗地亚民族极端主义分子干的。王国政府立刻在全国采取了紧急措施，并趁机加紧了反共活动。

铁托在国内已有危险，中央委员会指示他立刻取道维也纳去苏联。

由于边境也被严加控制，用老办法越境不太可能。他决定冒用一个捷克工程师的护照，贴上假照片，并伪造了签证。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假证件，他总觉得护照伪造得不太像真的，一路上惴惴不安。

他乘火车离开南斯拉夫，与他同座的是一位奥地利妇女，她还带了一个婴儿。列车到达边境车站耶塞尼策时，警察上来检查。这时那个奥地利妇女站起来，请铁托帮她抱一下孩子。铁托接过孩子，把他放在膝盖上，一只手去掏护照。恰好，这孩子突然撒尿，弄湿了他的裤子。他把孩子高高举起，尿水一滴滴往下洒落。警察见到这场面笑了起来，紧张的气氛略有松弛。警察边笑边匆匆看了一下他一只手递过来的护照，盖上章还给他就走了。铁托安全到达维也纳。

中央原本决定派铁托去工会国际工作，因故没有成行，后改为派驻共产国际工作，处理南斯拉夫事务。而在国内，与此同时，1934年 12月，由铁托具体筹备的第四次党代会在卢布尔雅那召开。大会选出了以戈尔基奇为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铁托正式进入中委，并进入中央政治局。

但他们两人并未出席会议。

就在铁托准备前往莫斯科之前，又出了点意外情况。他在维也纳是租了一个犹太老女人的房子住的。房间在4楼，他不想去警察局登记暂住，免得惹麻烦。这天他坐在房里清理文件，突然，有人敲门。是一位邻居，他说屋里有煤气。的确有煤气，而且气味很浓，铁托也嗅到了。

其他房客也走出来，他们一起到了厨房，煤气是从那里出来的。结果他们看到房东的女儿倒在地上。她企图自杀，此时已昏迷过去。铁托将她抱起来，送到自己房间，替她做人工呼吸。这时，屋里挤满了人，地上，桌上到处散落着各种文件和报告。忙乱中也来不及收拾。恰恰这时警察来了，为了那女人的事，他们需要取证，便问铁托，姓甚名谁？何方人士？什么公干？铁托一一照答，警察明白了，他是在帮助人家。幸好，他们没有注意到地上去，也没要看证件。等到急救站的医生来后，所有的人才离去。

铁托赶快收拾好文件，跟着走出了房门。他知道在某处咖啡店一定可以找到那犹太老妇人。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她。他把她女儿的情况告诉了她，并请她帮忙把他房间的东西包扎好，送到某处。老妇人如约办了这些事。晚上她把铁托的皮箱送来，并对他所遇到的事表示歉意。她告诉铁托，女儿已经苏醒过来了，原来她是在一家时装店工作，乘老板不在时偷了他的钱，被主人发觉后，感到丢人而行此下策的。铁托则暗自庆幸，此事没有给他招来牢狱之祸。

一切安排妥当，铁托动身去莫斯科。

3. 圣地莫斯科

火车进入苏联国土，时隔15年，铁托再次来到生活过5年之久的苏维埃大地。此时的铁托已是42岁的中年人，早过了易于激动的年龄。但是，当列车驶过边境上一个上面写着“向欧洲工人致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巨大拱门时，心中仍不免骤然升起一股敬意，产生一种即将进入崇高境界的感情。对于全世界的革命者来说，在他们历经恐怖、黑暗、流血、坐牢时，支持他们斗争下去的，就是他们通过苏联这个榜样，看到了自己斗争的前途。每一个革命者都把苏联看成是祖国，对铁托来说，这种感觉也许更加强烈。他回忆说：“1934年，我从监牢里出来后，当我在每个寂静的夜里倾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听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国际歌激动人心的曲调时，我是多么愉快地感觉到这个国家的力量。”来到这个国家最初的一刻，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又都那么亲切。车站月台上挂着革命导师的画像，宣传栏里贴着乌拉尔巨大工厂、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红场检阅的图片。革命者为苏联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铁托来到莫斯科，过去他曾路过彼得堡，却没有到过这里。共产国际的总部在离红场不远的马霍瓦伊大街，而其干部则多半住在高尔基大街的卢克斯旅馆。铁托到达后，向南共驻国际的代表弗拉基米尔·乔皮奇报到。卢克斯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老式旅馆，楼下有一个餐厅，铁托在这里得到一个小房间。旅馆的进门处，设有签证的地方，所有来人必须在此领取通行证，没有证的绝对不许入内。

铁托被任命为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候补委员兼南斯拉夫报告人。

他今后的工作就是在德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皮克领导下的巴尔干书记处主管南斯拉夫事务。人们给他起了个新名字——瓦尔特。

巴尔干书记处管辖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党。共产国际的领导就是通过若干个这种按国家地域划分的书记处进行的。各国党的问题先在书记处讨论，然后再拿到共产国际的会议上讨论。书记处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主席是保加利亚著名的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由于他在希特勒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中，在莱比锡审讯时的光辉表现，更由于在工作中目睹了季米特洛夫的人格和作风，铁托对他非常敬仰。此外他跟皮克也很谈得来。在莫斯科期间他还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他们是陶里亚蒂、法国的多列士、捷克的哥特瓦尔德、西班牙的迪亚士。美国共产党领袖白劳德是在卢克斯旅馆的浴室相遇的。在共产国际，铁托只见过一次斯大林。那是在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斯大林坐在一根大理石柱子的后面，人们私下里都叫他老板。尽管共产国际的工作路线都是秉承斯大林的意志，但是斯大林却很少在这里露面。

1935年以前，共产国际的指示给南斯拉夫革命带来了损害，但共产国际是“不可能犯错误的”，错误都是各国党的。一个时期以来，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南国内得不到执行，即使是南共中央也推不动下面的工作，为此，共产国际已撤销过两位南共书记的职务。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铁托明显地感觉到了，这里没有南共的地位。

果然有一天，季米特洛夫问他：“瓦尔特，你说，你们那里到底有没有党组织？”原来他是从南共的报告中感到南斯拉夫国内没有党的组织，而只有一个在维也纳的中央，同时，这个中央又不团结。这确是叫人瞧不起的。铁托回答他：“季米特洛夫同志，你不能根据维也纳的领导来判断我们党。我们国内，在基层存在党的组织，党员在尽其所能进行斗争，甚至牺牲了生命。我收到了报告，我知道这些人，他们是工人。但是我得告诉你，国内的党组织对领导完全丧失了信任，因为他们认为，中央派人联络之后，不久就有许多人被捕。国外去的人被捕后表现很差，由于他们的原因，一系列组织遭到破坏，因此，国内组织对现居高位的领导无法信任。”铁托的话使季米特洛夫大吃一惊。他想到必须寻求一个解决办法。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会议提出了组成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问题。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从孤军奋斗转到团结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路线上来，它给国际共运带来了新的活力。

不过，从筹备这次大会，到大会的召开，铁托也感觉到了这个机构内部存在的问题。

南共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本来是提名瓦尔特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

可是，一天乔皮奇突然向代表团成员通报，共产国际对南共提名的候选人不满，认为这是对南共书记戈尔基奇的不信任 （其实戈尔基奇自己也 投票选瓦尔特）。而戈尔基奇是共产国际所信任的，那么，这也是对共产国际不信任。代表团不得已，只得表示，瓦尔特与戈尔基奇不存在任何矛盾，同意改变提名。这事令铁托尤其难堪，其实他并没有任何背后活动。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共产国际是如何干涉一个党的内部事务的。

共产国际要求提名戈尔基奇可能是执委会书记、俄国人马努伊尔斯基建议的。他与铁托本人并无任何恩怨，只是他们不太熟悉。后来相处日久，他们之间关系才比较融洽。可是当时的铁托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而戈尔基奇声望要高一些。

戈尔基奇被提名也不过只当选为执委会候补委员，其他的南共领导则一个也未进执委会，这反应出南共的地位，共产国际将南共当成一个弱小的党，它还没有资格进入执委会。

在莫斯科期间，铁托很少上街游逛，他的活动天地几乎限于马霍瓦伊街的办公室到卢克斯旅馆的路上。过去在国内难得有在莫斯科这样的条件看书学习。坐牢时，监狱中有时间却没有好书；出狱后即使能弄到书也没时间。现在这两个条件都有了。他不想去参加党校的正规学习，认为自学可以学得更多的知识，每个人都最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铁托首先选学了经济和哲学，同时也对军事理论产生了兴趣。伏龙芝、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著作他都深感兴趣。铁托在军事方面的才干在这段时期的学习中增进不少。为他后来领导解放战争打下了基础。

七大结束后，铁托随同代表团游历了苏联的部分地区。他们既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看到了某些阴暗面。无疑这些事情给他的印象对他今后在南斯拉夫的做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起参观的还有3个南斯拉夫人。他们对所看到的现象感到失望，尤其是在集体农庄，看到那里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南斯拉夫国内的情况还差，不能不使他们感到迷惑。但是铁托还是劝他们回去后不要谈这些事。他曾经回忆说：“当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知道许多事情是错误的，我亲眼看见许多个人野心和排挤打击的事情。我同集体农庄庄员谈话时注意到当他们想讲些什么的时候，互相轻撞胳臂示意，吞吞吐吐。当大清洗发生的时候，我不在莫斯科，但是甚至在1935年，逮捕还没有结束，而那些逮捕别人的人后来自己也被捕了，一夜之间，人就不见了，没有人敢问他们被带到哪里去了。逮捕甚至降临到季米特洛夫头上，他的姐夫伏尔科·契尔文科夫怕被逮捕，躲在自己家里逃避内务人民委员部。我在那时看到了所有这些事情，只是原因还不像今天这样清楚，那时，我的革命职责是不予批评，不去帮助外国的宣传来攻击这个国家。这是惟一实现了革命的国家，在那里必须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也许会指责我缺乏勇气。不，我认为没有人会这么说，那时，我们许多人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要损害国际共运的进一步发展。我和许多别的人一样，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内部问题，它会逐渐澄清的……对在莫斯科所见的一切，我从内心感到厌恶……”可以说，这就是铁托后来在南斯拉夫提出“人道的社会主义”口号的思想根源。

1935年5月，亚历山大国王被刺后，南斯拉夫进行了一次选举，由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为首组成新一届政府。新政府对共产党的迫害并未放松。从1935年底到1936年3月，它在国内逮捕了大约1000名共产党人，党的各个省委几乎全体成员和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人都被捕了，党的特科被破坏。

斗争形势加剧了南共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中央重新出现了小集团活动。乔皮奇等人在维也纳（后移到布拉格）开了一次秘密的中央全会，戈尔基奇和铁托因在苏联，没有参加。会议的决议表明了，南共对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没有真正的理解，它还在坚持过去的关门主义路线。共产国际对这次事件进行了干预，废除了全会的决议，并决定改组南共中央，任命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指定戈尔基奇为总书记，铁托为组织书记。新的中央决定派铁托回国，在国内为组建国内的领导班子创造条件，并对国内党的工作负责。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但是铁托心里明白。要改造党，还有三项工作必须去做：第一，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应回国；第二，必须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不再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接受它的指示；第三，必须摆脱外界在金钱上的援助。铁托把自己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想法跟季米特洛夫谈过。对第一点，季米特洛夫赞同铁托的建议，而马努伊尔斯基等人则只部分同意，结果就让南共政治局一半成员，以铁托为首回国工作，以总书记为首的另一半成员则留在巴黎。对第三个问题，季米特洛夫完全同意铁托的看法。铁托认为，党的领导必须与党员群众保持接触，如果从外界得到钱，从莫斯科拿津贴，只会使干部堕落。党得到这笔钱不是用来搞宣传，而是发工资，钱在上层就分掉了，工资还相当高，一个中央委员一月2000法郎。身居国外，拿着高薪，又不冒任何危险，这些钱成了党内产生派别的根源之一。

铁托说：“没有一件事比从外面得到金钱更挫伤斗争锐气的。”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断绝外界资助，意味着南共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4. 清洗污秽

1936年深秋，铁托取道波兰回国。回国前他已经熟悉了党内派别斗争的那一套，因此，他不能不提防来自同一营垒的暗箭。他回国的护照是戈尔基奇给他准备的。戈尔基奇早就跟他有分歧，因此，铁托没有用这个护照，也没有按他指定的路线回国，而是自己另搞了一本护照，走了不同的道路回国的。后来，从戈尔基奇那里得到护照的其他同志在过南境时被捕了。

回到萨格勒布，党的处境仍然非常困难，整个克罗地亚地方委员会的一百五十多名委员全都被捕。铁托的重建工作不得不与从贝尔格莱德召来的同志商议，密洛凡·吉拉斯就这样被派到萨格勒布来与铁托接头。

吉拉斯回忆说：“我乘火车到萨格勒布，一路上提防着警探的跟踪。我来到预先安排好的地方，中央委员正在那里等我，他中等身材，瘦而结实，他的面孔坚强而镇静，同时还有些亲切，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温和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地下工作习惯上是不请教姓名的。”

吉拉斯感到，这位中央委员的相貌好熟悉，但却想不起来他是谁。

铁托问了吉拉斯一些贝尔格莱德的情况，向他宣传了自己的组织纲领。为了避免过去那种建立组织——遭到破坏——重建组织——又遭破坏的结局，铁托指示，应该在工厂、车间、学校受到当局信任的人中选择党的干部。而不应该再在民主运动中知名的人士中培养干部了。党的干部工作重点应该放在青年工作上，青年人与过去党内的派别较少有瓜葛。按照这条方针，在后来形成的以铁托为首的领导核心中，除了铁托本人外，其成员都是比他小二十岁的年轻人。

铁托要吉拉斯从贝尔格莱德挑选一名同志来领导青年工作。

在返回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上，吉拉斯竭力回想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中央委员。终于他想起是见过这个人的一幅画像，对了，是莫沙·皮雅杰画的一幅人物肖像，那是他们同时坐牢时画的。皮雅杰曾告诉他，那个人叫约瑟夫·布罗兹。

吉拉斯在贝尔格莱德找到了兰科维奇，与他一起商定，派一位学法律的大学生洛拉·里巴尔去萨格勒布。洛拉·里巴尔后来成了最受铁托赏识的革命家之一。几天之后，吉拉斯带着洛拉·里巴尔来到萨格勒布。

吉拉斯对铁托提起画像的事：“同志，我早就见过你。”铁托一怔。吉拉斯继续说：“那是你坐监狱时，莫沙·皮雅杰给你画的一幅像，他告诉我你的名字是布罗兹。”

铁托笑着，挥了挥手，表示不要谈这些事了。他们一起讨论了组织塞尔维亚志愿军赴西班牙。当时，佛朗哥在西班牙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愤慨，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威胁已逼近了南斯拉夫，人民把援助西班牙共和军当做对法西斯威胁的回答。

组织大批人到西班牙去，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为了直接领导输送志愿军的工作，铁托在1937年曾多次到巴黎，这里是去西班牙的必经之地。

有一次从法国返回南斯拉夫的途中，他又一次险遭逮捕。这次是在德国：

离开巴黎之前，有人给他弄了个新的护照。由于太疲倦，他竟没有仔细看看这份护照，熟悉一下自己新的“身份”，上火车便打起瞌睡来了。当火车离开斯特拉斯堡后，希特勒的边防警察开始检查护照。一个警官拿过铁托递来的护照，问他叫什么名字，铁托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个护照主人的名字。德国警察紧追不放，一再重复问他：“Ihr Name？（你的名字）”铁托一时语塞，干脆装起傻来，听不懂德语。磨了老半天，他终于想起来，那是个捷克工程师的名字。这才用捷克语问旁边的一位乘客：“警察要什么？……哦，我的名字……”就这样总算过了关。

组织志愿军的动员工作相当顺利。志愿军人数在不断增加。但这给输送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总书记戈尔基奇决定花70万法郎从马赛租一条船到南斯拉夫跑一趟，接运滞留在门的内哥罗和达尔马提亚的一千多名志愿者直接去西班牙。戈尔基奇请管道工出身的阿道夫·穆克负责输送工作。这实际上是一次偷渡，可又一点没注意保密，在马赛，这条船的使命简直尽人皆知。

当“科西嘉”号抵门的内哥罗海域时，那一千多名偷渡者正等在海边的山上。夜幕降临时，船上发出了讯号，志愿军人员可以划小船登上远离海岸的大船。但是那晚的风浪太大，小船不敢远行，大船又不敢靠近，登船行动只好推迟一天。第二天，正准备按计划执行时，警察的巡逻艇发现了他们。大船停止向预定的地点前进。警察登上船来进行搜查。

阿道夫·穆克在船上，他扮成个法国水手。警察的出现把他吓呆了，他本来可以跳入水中逃脱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船上束手就擒。后来他出卖了策划这次行动的组织。

与此同时，在岸上的志愿军也被警察包围，多数人被捕。

共产国际要求南共中央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戈尔基奇在责难逃。

南斯拉夫人在西班牙内战中作出了很大牺牲，一干五百多名志愿军约有一半人战死，另一半有三百多人受伤，350人在共和军失败后被俘，关入集中营。后来他们多半逃回了南斯拉夫，成为二次大战中南共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其中有24人是南共军队的高级将领，4人成为4个集团军司令。铁托说，他本来也想去当志愿军的，但共产国际不同意。

1937年夏天，设在巴黎的南共中央接到通知，让戈尔基奇去一趟莫斯科。这个时候正是苏联进行又一次肃反的高潮。果然不久，莫斯科通知巴黎，停止印刷戈尔基奇的一本小册子。随后又听说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波兰妻子以间谍罪名被捕。几个月以后，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告诉铁托，戈尔基奇已被撤销南共总书记职务，由铁托负责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铁托因此转赴巴黎，在巴黎工作到年底，返回前，又奉召赴莫斯科。

在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告诉铁托，戈尔基奇已被捕，共产国际已觉察了他在党内搞宗派主义，向共产国际递送假情报，他的情报来源主要是从一个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那里赶制出来的，无非是一些秘密出版的小册子。戈尔基奇跟国内联系的都是些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而在党内则妨碍培养新的工人干部。季米特洛夫还通知铁托，已任命他为临时总书记，南共中央委员会应全部更换。

铁托感觉到了，共产国际将问题看得很严重，南斯拉夫共产党有被解散的危险。

铁托在莫斯科受命以后，迫切希望回到国内领导工作，自从他去年8月离开国内后，还没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去指导过工作，而国内新成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党组织，以及巴黎的中央和被关押在狱中的党员中存在的派别活动等问题，加之国际形势，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威胁临近，等等，都在等着解决。这个时候，恰逢《联共〈布〉党史》出版，铁托在莫斯科又得到一项新的任务——翻译这本书，翻译工作起先是由他和乔皮奇及另一位同志组成的编译小组进行的，可是，译完第一章后，乔皮奇和另一个人就被捕了，铁托不得不一个人译完这本书。翻译工作花去了他三个月的时间。

在莫斯科期间，铁托心情沉重，他看到戈尔基奇被捕了，接着几乎在莫斯科的所有南斯拉夫人都被捕了，能够找到的只有乔皮奇和一位塞尔维亚教师。莫斯科什么人都怀疑，铁托也曾在这里工作过，但那段时期他除了办公室和旅馆外，哪里也不去，有时间就看书，与任何人，包括南斯拉夫人，都没有特殊的联系，正是这一点，没有招致莫斯科的怀疑。但是现在，他也差一点遭到别人的暗算。

佩特科·米莱蒂奇是黑山的共产党员，宗派主义分子。在国内被警方逮捕后，在米特罗维察监狱纠集了一大批犯人在自己一边，跟莫沙·皮雅杰这样一批老革命家闹对立，给狱中的党组织制造分裂，并竭力将这种宗派活动扩散到狱外。他们的做法遭到了铁托的反对。铁托应召到莫斯科时，他出狱了。巴尔干书记处的一批保加利亚人设法将米莱蒂奇弄到了莫斯科。一位俄国人，共产国际干部处处长告诉铁托，米莱蒂奇在写东西揭露铁托是托洛茨基分子。说他翻译的《联共〈布〉党史》中塞进了托洛茨基的私货。铁托闻讯后即去找巴尔干书记处的保加利亚人。

那些人说，米莱蒂奇已经向他们交了报告，他们将讨论这份报告，并允许铁托出席讨论。铁托气愤地说：“我当然要去！”可是，第二天，情况就变了。干部处长告诉铁托，米莱蒂奇已被捕，苏联内务部早就掌握了他的情况，他是南斯拉夫警方的奸细，出卖了很多人，而警方则把他打扮成共产党的英雄，更便于为警方效力。果然这次他又在内部陷害铁托，但是没有得逞，内务部连同他的报告一起收走了。铁托心满意足地去见那个保加利亚人。可他还一点不知情，显得很高兴。等铁托告诉他，米莱蒂奇被带走了，他才吓得一脸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肯定知道，这人是他弄来的，在莫斯科，这将要牵扯他到什么程度。

这一切过去之后，铁托去见季米特洛夫，要求立刻回国。他说，领导必须在国内，而不应在国外。季米特洛夫说：“什么领导？瓦尔特，只剩下你了，你应当回国，你是幸运的，对党来说也是幸运的，至少你留下了，因为已经在谈论解散南共。”（当时波兰党已经解散）。铁托深切感谢季米特洛夫对他的信任，他懂得，他之所以在莫斯科没有遭殃，是季米特洛夫保护了他。

1938年初，铁托终于可以离开莫斯科了，不是去国内，而是去巴黎的流亡中央上任。路上他用的是一个加拿大护照，用的是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名字。船抵哥本哈根，一名丹麦警察用英语询问铁托。铁托的英语并不好，刚开始学。警察一下就看出他不是个加拿大人，便笑着对他说：“同志，下次用加拿大护照之前，要把英语先学好。”铁托也笑了起来，幸好这名警察是位社会民主党人。

到达巴黎后，铁托开展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改组中央。对改组，铁托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成熟的思路，他认为，第一，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设在国内，这一条，他曾多次向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写信，阐明其理由；第二，新的中央主要应由国内的同志组成；第三，中央的成分应由工人占多数 （国外的知识分子他只推荐乔皮奇和马斯拉里奇两人）。在 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铁托对巴黎的原中央委员逐一谈了他个人的看法，他对大多数人的品格和工作予以肯定，但他坚定地认为，党的领导工作必须依靠国内的干部，为了防止宗派主义，也为了便于公开活动，这些干部都应是与旧中央较少联系、在警察局还未挂号的年轻的革命家，他们是爱德华·卡德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密洛凡·吉拉斯、洛拉·里巴尔、拉德·康察尔、弗兰茨·莱斯科舍克、莫沙·皮雅杰等人。

在中央未迁回国内之前，铁托就已派人在国内建立了一个临时的领导机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已经有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塞尔维亚有了省委、黑山也有了省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重要城镇已建立了党组织，伏伊伏丁那党的组织工作做得最出色。南共机关报 《无产者 报》也正在准备复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党组织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只遭到过两次破坏。而两次破坏都与米莱蒂奇的活动有关，这跟以前党组织不断建立、不断遭破坏已是大不相同了。

这时的欧洲，德意法西斯的战争叫嚣甚嚣尘上。由于南共在对待法西斯侵略的危险中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整个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运动正在热烈地开展，南共在国内人民中的威信一天天增长。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共产国际对南共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特别重要的是，国内党的临时领导机构是团结的。表壮不如里壮，一个党，内部团结一致，坚强如钢，这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铁托以后将越来越看清楚这一点。

1939年初，共产国际在听取了铁托的汇报后，决定由南共领导发表一封致全体党员的信，向他们介绍领导班子最近发生的情况，号召全党同派别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争取党的团结。接着，3月和6月，南共召开了两次会议，进一步肃清了宗派主义的影响。

从此以后，党的力量得到增强，队伍迅速扩大。铁托任总书记之初，南共有6000名党员，一年时间，发展到12000名党员，人数翻了一番。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里巴尔的组织下，也取得了同样的发展。党的最高领导层，除了铁托、皮雅杰几人外，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与昔日的派别斗争没有渊源，与莫斯科也很少有瓜葛，没有那种老于世故、工于心计的“成熟”，他们生气勃勃，与国内的斗争血肉相连。这个领导层对铁托有一种特殊的亲敬；他们都称他为“stari”（老者、年长者，相当于中文“×老”）。

1940年10月，南共五大在萨格勒布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05名。

这次会议是南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南共从此是一个巩固的、团结的政党，派别活动已经消灭。同时它既是一个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然而又是个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革命组织。这次会议不仅对全党，而且对全国人民准备好迎接行将发生的战争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顺利召开的事实本身也证实了南共已在内部清除了污秽。会议是在警察眼皮底下举行的，可是，开了几天会，又办了三周训练班，一连几十天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党的领导人竟无一人被捕。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幢房子，解放后改建成了博物馆。

第四章 艰苦卓绝的斗争

1. 战争脚步声

早在1935年，德国威胁尚不明朗时，南斯拉夫政府奉行亲德政策。

这个时期，它过去的一些小伙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利益都被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在与罗马—柏林轴心的交易中出卖了。它陷入孤立境地，不得不依靠德意法西斯来加强自己。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战火已烧到家门口，政府却还在欺骗人民，要相信德国保证南斯拉夫不受侵犯的承诺。南斯拉夫共产党却针锋相对，揭露德国的阴谋，谴责法西斯的强盗行径，提醒人民注意当前形势，警惕希特勒“指向东方”的传统野心。南共还谴责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脱离它的伙伴，投靠法西斯是出卖了人民的利益，为法西斯侵略者打开了大门。

南斯拉夫民族具有强烈的反抗外族侵略压迫的精神，南共的态度反映了人民的心情，尽管政府奉行亲德政策，但是举国上下却是一片反对法西斯的呼声。

1938年10月，因为苏台德地区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受到了德国的威胁，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人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使馆门前，自愿要求保卫这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但是由于英法的纵容，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了。德国势力进一步东进。几乎与此同时，意大利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面临日益严重的局势。保罗亲王看到了先前政策的危险性，决定把斯托亚迪诺维奇作为替罪羊，另选德拉吉沙·茨维科维奇代理首相，他是个无党派的人，但是政策与先前毫无二致。而南共却提出了这一时期的正确主张：“组成一个能够保卫祖国，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坚决抵抗的政府，……依靠工人阶级，联合南所有的健康的民族民主力量，坚决改进城乡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立即恢复南各民族的民主自由和兄弟关系，广泛加强与巴尔干国家的友好关系，支持南同所有准备和德意法西斯进行斗争的国家的友好联系，首先是和苏联的联系。”南共的口号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就在这个时候，铁托赴莫斯科汇报南国内工作，这是年初就约定好了的。

铁托经由巴黎，在法国乘船去列宁格勒。在赴苏的西伯利亚号轮船上，铁托获悉了两件重大事件。其一是，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其二是，9月2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铁托一到莫斯科，即去共产国际。现在时局起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爆发了战争；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条约，那么其他的共产党应当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与之适应呢？巴尔干书记威廉·皮克交代铁托就此问题写份报告。同时，马努伊尔斯基把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召集一起，让大家根据新的形势，各人为本国写一份宣言，为今后的活动制定方向。这真是一项复杂而又难办的任务。面对互相矛盾的事情，大多数人不知如何表态。不过铁托的思想是明确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归根结蒂，法西斯主义始终是一切进步人类的主要危险。他认为希特勒想通过条约使苏联在他行将在欧洲的征战中保持中立，而苏联则希望能为自己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这不应当对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铁托按照自己的想法，一夜工夫就把宣言写好了。第二天，当所有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相会时，惟有他是带着写好了的稿子的。其他人要么没写一个字，要么只提出了一些论点，大家都感到不知说什么好，担心犯错误。铁托念了自己的稿子，马努伊尔斯基很高兴，称赞了他。为使大家了解情况，马努伊尔斯基又说，苏德签订协议是个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向本国人民负有责任，如果法西斯发动进攻，必须采取一切步骤动员本国人民进行抵抗。铁托正是采取这一基本观点写了宣言。宣言中没有提苏联，只是提到南斯拉夫面临的危险。南斯拉夫并不准备去做苏联做过的事情。当时共产国际确实也不要求各国党与苏联奉行一致的政策。只是后来，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有一段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改变了观点，又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即：当前共产党主要不是反法西斯，仍然是进行阶级斗争。

铁托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办完，生了一场病。1939年底，才踏上归程。

由于战争，西方的路不通了。他乘火车到敖德萨，然后再乘轮船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这是一艘土耳其的船，船上惟有铁托是外国人，他手里拿的仍是那张加拿大工程师斯皮里敦·梅卡斯的护照。船到伊斯坦布尔，一群土耳其记者围了上来。听说他从俄国来，请他谈谈对俄国的印象。铁托告诉他们，他不是俄国人，而是加拿大籍的南斯拉夫人，作为加拿大一家公司的代表在俄国负责兴建一座工厂。记者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只想打听俄国工人的工资多少、生活水平高低、人民情绪如何？铁托说：“我是专家，对这些事情从未注意，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得的钱不少，都是用美元付的。”记者们只得悻悻地走了。

铁托拿着加拿大护照，对当局说，他是要去纽约的，船是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启航，因此，他得走陆路去意大利赶船。

实际上他计划乘“东方快车”中途在南斯拉夫下车。这样就必须要得到有关国家签证。他在保加利亚领事馆办签证时，无意中听人说起：

“这家伙不像个加拿大人，而像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办签证遇到了一些困难，铁托不得不在此地停留了三个月。等候国内派人给他送一份伪造的签证来。借此机会，他游览了这个欧亚名城，并用身上的钱买了枚钻戒，战乱年间，这东西比钱保险。不过这枚戒指后来他一直没有变卖的机会，就一直戴到战后。

国内先后两次来人给他送来伪造的证件，但都制作得太粗糙了，不能用。最后他终于得到了一张去纽约的船票，自动解决了签证问题。他乘上去意大利的火车。车到萨格勒布，便赶紧头也不回地下了车。

意大利的那条船没有等这位斯皮里敦·梅卡斯上船，就启航了。铁托在萨格勒布看到报上登了条消息说：在直布罗陀，英国人拦住了这条船，寻找一名叫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可疑乘客，查无此人，他们说那可能是个化名。美国乘客提出了抗议，说轮船可能因英军拦截而晚点，云云。看了这则消息，铁托暗自好笑。

局势一天天紧张，战争脚步声更近了。而此时，党的工作最大难处在于，要跟苏联保持一致，为苏德条约作解释，又要反对本国的卖国政府，这根本是无法统一起来的。但铁托有他自己的主意：战争已不可避免，他将要利用这次战争作为革命的跳板，大干一场。

1941年2月，德国占领罗马尼亚，接着侵占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已处在德意势力的包围之中。德国人趁机施加压力，迫使保罗亲王参加轴心国。南斯拉夫内阁在重重压力下被迫同意签署条约。

加入轴心国是完全违背南斯拉夫人民意愿的。条约未签字之前，空军司令西莫维奇即向保罗亲王提出警告：如果加入轴心国，他无法保证部下不发生哗变。但是保罗亲王及茨维特科维奇政府宁肯得罪国人，也不敢得罪德国，仍然签订了条约。果然，条约签字后，政局立刻不稳起来。3月27日，一部分陆军和空军军官发动政变。政变的组织者，空军准将米尔科维奇找到空军司令西莫维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西莫维奇表示不参加政变，只有在政变成功后，他才能同意负起领导之责。

政变是成功的，可以说几乎是不流血的。保罗亲王被废黜，遂移居国外。新国王彼得接位。西莫维奇出任新政府首相。那位被强拉上台的彼得国王从电台听到一个冒充他的声音在向全国发表演说时，心里异常气愤，然而也无可奈何，他成了南斯拉夫的国王。

谁都明白，这次政变是对着轴心国来的。但是新政府又不敢公开得罪希特勒，他们决定不去谴责前届政府加入轴心国一事，只是悄悄地展开与盟国的外交。但是希特勒岂是用蒙混法骗得过的人。在他心里，南斯拉夫要么成为盟友，要么成为敌国。

政变当天，全南很多大城市群众示威游行，高呼“宁愿打仗，不要条约”，将卐字旗点火烧了，一些德国商业机构遭到石块袭击。最开始，希特勒不相信这是真的，以为是传媒搞错了或是开玩笑，等事情得到证实，他立刻血涌脑门，当晚下令，陆军司令部准备向南斯拉夫进军，要使其在军事上不再成其为国家。进攻计划代号“第二十五号”，由陆军元帅利斯特率部执行。希特勒将他的决定深夜通知意大利。凌晨4点，德国驻罗马大使向希特勒报告，墨索里尼赞成并支持德国的计划。接着其他仆从国也向希特勒表了同样的态，他们决定，意大利从背后攻打斯洛文尼亚，匈牙利从北面进攻伏伊伏丁那，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提供进攻部队的基地。此外，保加利亚还负责警戒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提防土耳其的干涉。

希特勒的火冒三丈是有原因的。南斯拉夫局势的变化打乱了他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计划，而不得不将“巴巴罗沙”计划推迟。因此，他决心狠狠地惩罚南斯拉夫。

此时此刻的南斯拉夫政府却还在一厢情愿地企求和平。这些政府成员原本就是临时拼凑的，一夜之间进了内阁，根本不可能有明确一致的行动计划和决心。它含糊其辞地声明，新政府承认所有原已承担的国际义务，以此表明效忠轴心国。后又派了个代表团去意大利向墨索里尼表态，同时还派了个代表团与苏联商讨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西莫维奇以为这样一来可缓和局势，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预防可能发生的战争。战祸临头，他还在筹划派代表团去柏林的事。更可笑的是他把他女儿的婚礼安排在4月6日早晨进行。正是这一天，德国空军猛攻贝尔格莱德。而这个日子，南斯拉夫驻柏林大使馆武官瓦乌赫尼克上校早在4天前就已知道并报告了国内。

4月2日夜间2点，上校的电话铃响了三次，这是事先约好的信号。

他如约在一个车库的墙缝中找到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会议已经结束。

对南斯拉夫的进攻定于4月6日，东面从保加利亚、北面从匈牙利发起围攻。愿上帝保佑和我的祝福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与你同在。”

瓦乌赫尼克通过三种途径将情况传回国。但贝尔格莱德未予重视，他们根本不相信武官的情报来源。实际上，瓦乌赫尼克上校的情报是从与他联系的德国最高统帅部外事及反间谍处头子卡纳里斯的助手那里得来的。

与政府的作为相反，战争爆发前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没有睡大觉。

早在1940年10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党就提出了要建立一套适应新形势的工作方式，以巩固和发展党组织，使之在全国遍地开花，迅速扩展自己的活动，并明确指出了战争危险日益临近，号召人民不要存在幻想。党同时还意识到，要抓军队，从1940年冬起，党就在军从中物色人物，跟他们建立了联系。战争爆发的前几天，铁托派了个小组到萨格勒布的兹林斯基兵营活动，争取获得武器，武装工人。此外，南共还开展了广泛的工作，谋求建立一个国内的统一阵线，他们与伊万·里巴尔为首的政府反对派和其他独立的民主党派进行了接触。正是这些有组织的行动，使得南共在战争一开始，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越战越活跃，越战越强大。

2. 全面抗战

4月5日深夜，南斯拉夫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贝尔格莱德成千上万的人群涌上街头，拥护这个条约。但是欢腾的人群还未散去，4月6日清晨，德国空军的飞机突然飞临城市上空，希特勒对南斯拉夫不宣而战。

第一波机群飞过，南斯拉夫空军和防空部队的战斗力就被消灭。下一个目标便是无限制地对着平民和公用设施狂轰滥炸，无论是民房、医院、学校、教堂……遇到什么炸什么。第二波在上午11点开始，全城再一次面临死神。猛烈的爆炸声中，贝尔格莱德市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

到处是浓烟滚滚，一些人趁火打劫，肆意抢劫商店和民宅，贝尔格莱德动物园成了一片火海，野兽从笼子中窜出来，在大街上乱跑。整个城市乌烟瘴气。

贝尔格莱德被炸的当天，《铁托传》的作者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正在贝城，他目睹了这场浩劫，记述道：

当进攻开始时，我和爱德华·卡德尔正在城里。我带着他穿过燃烧着的街道走向城外，到一个我们的支持者家里，想在那里为他找一个避难所……有个年长的妇女从某个地方跑过来，她披散着头发，脸吓得发白，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一直住在这里，离我们的学校很近。当她走近的时候，我看见她手里抱着什么东西，拼命吻它：

“啊？米拉，我的女儿……”

母亲哭喊着，对周围的一切都是茫然的。她抱的原来是她女儿的手臂，仅仅几分钟前，她的女儿被炸得粉碎。

离那里不远，有一种放任的歌声，实际上是痛苦的尖叫声，一个脸上长着疙瘩的小姑娘和一个身体强壮的中年搬运工人拥抱着坐在炸毁一半的酒馆门槛上。当第一次轰炸开始时，他们就在这里避难，并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烂醉如泥。现在坐在门槛上，醉醺醺地尖叫着，第三次空袭警报拉响了也全然不顾。卡德尔和我从市中心逃出来。来到郊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贝尔格莱德在空袭中遭到的破坏之惨重，可列入欧洲城市的前几名。那天炸死了大约一万人，光是墓地安葬的就有三千多，大多数尸体被埋在瓦砾堆中。

希特勒达到了他的目的，南斯拉夫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政府在第一次冲击时就已逃离现场，最高司令部陷于瘫痪，南斯拉夫已没有一个保卫祖国的指挥中心了。

战争开始的这一天，铁托在萨格勒布。他的住所位于城郊，那是他用斯拉夫科·巴比奇工程师的假名租住的。他从邻居那里得知德国人开始进攻了。邻居是从德国的广播中收到的。贝尔格莱德的电台一清早就断了音。

一经获悉开战的消息，铁托立刻进城找同志们联系。他了解到人民群众要抵抗的决心。因此，他立刻派了个小组到萨格勒布驻军的司令部去，请求该部发给工人武器，武装自卫，抵抗德军和乌斯塔沙 （克罗地 亚右翼民族主义者在二次大战前建立的组织，鼓吹克罗地亚独立，主张从克罗地亚赶走塞族和其他民族。大战期间成为与德意勾结的反动武装，残害南共游击队和平民百姓，其首领是安特·帕维利奇），驻军没有答应这一请求，并驱赶了他们。

4月10日，德军坦克驶入萨格勒布，并一直往南，全境横扫南军。

几天之后，西莫维奇政府投降了，国王彼得和政府放弃了他们的国家和人民，4月15日，他们远走高飞，先往希腊，后去了中东，临走却没忘记从国家银行带走大量黄金，并留下旨意，派代表与德国人谈判，签署投降书。

几周之内，意大利人占领了门的内哥罗、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匈牙利占领了巴奇卡平原；保加利亚取得了马其顿和部分塞尔维亚；德国人占领了斯洛文尼亚北部；克罗地亚由帕维利奇的乌斯塔沙建起了“克罗地亚独立国”；塞尔维亚由德国指定的奈迪奇将军建立的卖国政府执政。法西斯军队和卖国贼在南斯拉夫横行。

国难深重，所有的旧政党都保持沉默，他们的领导人有的随同国王跑到国外了，留下的人或是在观望，或是叛变投敌。惟有铁托领导的党，在萨格勒布陷落的那一天，4月10日就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谴责侵略行径的宣言，并决定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由铁托任主席。接着4月底他们又在萨格勒布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明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阵线。铁托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个解释，他指出王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出卖了祖国，反对侵略者的起义应当和反对第五纵队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意味着要取消过去的政府，而代之以人民的政府。这次会议为反侵略斗争的性质、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

会后，党的决定通过各种宣传渠道传播出去，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打破了希特勒铁蹄下的一片沉寂。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当时挺身而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惟一政党，也是赞成南斯拉夫统一的惟一政党。在万马齐喑的时刻，共产党以她自己的行为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

铁托把党的决定从设在萨市的电台发往共产国际。当时南共有二座电台，一座设在萨市的一所别墅里，一座设在贝尔格莱德一所医院里。

贝市的这座电台在4月6日的空袭中被炸毁。萨市的电台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科皮尼奇操作。他是斯洛文尼亚人，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女人跟他一道扮作夫妻回国，电台就设在他家中，后来他们真的成了夫妻。科皮尼奇办事很机械，以共产国际大员自居，为人傲慢不逊，铁托不怎么喜欢他，但在后来的南苏冲突中，他倒一直留在国内，担任一家最大企业的负责人。

南共的宣言和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符合苏联需要的，他们此时生怕得罪希特勒。但同时，莫斯科对南共的所作所为又颇不在意，他们根本不相信南共能办什么大事。那些宣言之类的东西不过是种姿态，不会对苏德关系产生很大的危害。

萨格勒布已成了德国人和乌斯塔沙的天下，他们对革命者的反抗镇压特别凶狠。南共在这里已很难呆下去。铁托已被乌斯塔沙的警察盯上了。这位穿着讲究的工程师巴比奇有一辆福特牌汽车，同志们叫它“米老鼠”，是为了方便地下工作特意买的，警察不会怀疑有私车的人。但是当德国人进入萨市之后，他们要征用所有的机动车辆。铁托没有交出他的汽车。中央决定离开这里后，他把党的文件档案装在一只汽油桶里埋在地下，把他保管的一部分黄金藏在烟囱里，然后找了两个工匠为他盖了一座车房，门也用砖堵上，把“米老鼠”藏在里边。不料其中一个工匠将此事报告了乌斯塔沙。警察随后来到他的住所，幸好他外出未归。

房子的女主人知道事情不好，便派她的小儿子出去找铁托。孩子到处找人，最后在一个车站找到了铁托，铁托正好上车，他从车上认出了孩子，立刻跳下车来。孩子对他说：“你别回去，那里不干净。”必须转移了，最好是去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虽然城市遭到重创，破败不堪，但那里各种势力却相对较弱，王国政府跑了，傀儡奈迪奇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伪政权。共产党人活动较为容易。当天晚上，铁托离开萨市前往贝尔格莱德，他拿着一张伪造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上面用的是捷克斯科达工厂的代表，工程师斯拉夫科·科拉尔的名字。他和一个姑娘同行，每到一个关卡，便由这姑娘先上前过关，试探德国人是否换了新的通行证。就这样，他们一道道地过了关卡。结果很顺利地到了贝尔格莱德。

铁托在贝尔格莱德有两处住所，他在茹约维奇街住的时间较长，那是一位工程师斯韦塔的家，工程师家离德国占领军的军事长官家很近。

为了安全起见，铁托在那所房子中建了个密室，当要打印文件时，就把百叶窗拉上，再扯起两层窗帘，蒙上一块毯子，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密室的入口与浴室相连，他把那个浴盆改装了一下，利用两根铁棒做滑轨，浴盆装在滑轨上，推开浴盆，一条通道一直通往屋顶下方，便于脱身。

铁托在密室里藏了16枚手榴弹和两把左轮手枪，是应付紧急情况用的。

斯韦塔还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女儿，这一家人跟铁托相处很好，主人的小女儿叫铁托“米卡叔叔”。有一天斯韦塔的朋友博迪罗格要到家里来做客。他是党员，留在伪军宪兵队里当军官。让不让他来呢？斯韦塔回来征询铁托的意见。铁托说：“当然要他来，他是宪兵，能不能请他弄套军装来？我看这样会安全些。”斯韦塔把铁托的请求告诉了博迪罗格。博迪罗格起先不肯去弄那身“卖国贼的衣服”。斯韦塔告诉他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是给一位党的负责人弄的，他这才去弄。

博迪罗格在斯韦塔家住了几天，他和铁托住在一起，时常聊天。但他遵循地下工作的规矩，什么也不打听。战后，在一次集会上，他认出了铁托就是曾跟他住一起的“负责同志”。他责怪斯韦塔：“好啊，你当时根本不告诉我，他就是铁托！”斯韦塔其实也不知道铁托是谁，他说：“我的老兄，我当时又怎么会知道？”“那就是说现在站在台上的就是那位在你厨房削土豆皮的人了？我有时看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原来是为了把这个国家翻过个啊？”

党中央除了康查尔等同志仍留在萨格勒布外，大部分都在贝尔格莱德。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全国的联络网。情况表明，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很多地区进展顺利。特别是门的内哥罗，在南斯拉夫军队溃散时，很多武器落到了起义者手里。同时铁托还抓紧与伊万·里巴尔等人联系，协调各方人士的关系，形成全国人民共同抗敌的统一阵线。此时的形势就好像柴火已经准备好，只等点火了。

早在5月初，铁托就从一个共济会会员那里得知，德国将进攻苏联。

5月中旬，德军在巴尔干的军队调动频繁，逐渐向罗苏边界转移，一个德国高级军官向一个流亡的白俄透露，希特勒正在准备进攻苏联。铁托得知消息后，5月底通过电台报告了季米特洛夫。遗憾的是未能引起斯大林的重视。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弃义，突然发动侵苏战争。南斯拉夫共产党虽然早就着手准备起义，但毕竟碍于苏德关系，总有掣肘之感。

今天，事已至此，德国把战争强加到苏联头上，南共就更不会坐等观望了。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在贝尔格莱德郊区一所房子里决定，立刻宣布起义。铁托亲自起草了一份告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侵略。

火，已经点燃了。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6月23日，贝尔格莱德通向萨格勒布的铁路被破坏，继而，德国人的宣传品被烧毁、电线被割断，单个的德国兵在街上遭袭击，军车被毁。德国人的反应也异常坚决。在伪警察的帮助下，德国人开展了大搜捕，他们的惩罚手续极其简单，只要一经人指认，立刻就地枪杀。同时还实行了宵禁。

南共中央清楚地看到，城市里开展的抵抗运动虽然很活跃，但困难很多，成果有限，战争将是长期的，要真正夺取胜利，必须建立能长期打击敌人的基地。6月27日，中央又开会，决定建立最高统帅部——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总司令部。总司令部成员包括所有政治局委员和某些地区的军事首长。同时，中央军委宣告停止活动。政治局任命铁托为游击队总司令。

7月4日，最高统帅部开会，会上大家都认为必须作好持久战的准备、斗争重点应放在农村和内地，斗争将是全民的，而不应采取孤立主义路线，共产党实际处于统一阵线的领导地位。

会后，中央指定卡德尔在斯洛文尼亚，吉拉斯在门的内哥罗，伏克曼诺维奇在波斯尼亚，还有乔拉科维奇、茹约维奇、波波维奇等人分别在塞尔维亚东部、舒马迪亚等地组织游击队。而铁托自己则选中了塞尔维亚西部，他要在那里建立中央根据地。建立根据地实际上意味着否认旧政权。摧毁旧政权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军事的需要。

1941年7月7日，比塞尔维亚西部的瓦列沃城附近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正在庆祝民间节日，警察在维持秩序。当警察看到游击队员拿着枪出现时，立刻朝他们射击。这时一位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新闻记者在人群中猛地掏出左轮手枪，打死了两名警察，其他的警察都跑了。这一次袭击是游击队与德国人在塞尔维亚第一次公开交手。此后在南全境，游击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当门的内哥罗宣布与意大利合并后，自发的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游击队发给武器打击敌人。两天之内，整个境内除三个城市外，都成了游击队解放区，甚至意大利两个师都被游击队俘获，他们的装备得到大大的充实。

在克罗地亚，虽然帕维利奇的乌斯塔沙搞的民族迫害特别残酷，但是他们遇到的反抗也是最强烈的。克罗地亚罗马天主教会强迫当地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改信天主教，谁不服从就要受到惩罚，甚至消灭肉体。有一个村子正面临着这种威胁的时候，一支游击队派人送了一封警告信给教区的传教士。教士读了信，吓得话也讲不出，加上天热，立刻中风倒地，人们发现他时，他已死了，手里还拿着那封信。在城市里，游击队的骚扰弄得乌斯塔沙不得安宁，不是电话被切断，就是小队伍被袭击。

但是德国人也在疯狂报复，在贝尔格莱德，他们进行了大搜捕，电台每天播送处死的人名，恐吓市民。街上他们竖了4座绞架，将绞死的4名游击队员吊在上面示众。

中央委员兰科维奇的妻子已经被捕，他本人也险遭不测。

那是7月底，兰科维奇等人策划炸掉敌人的电台。这天，他去与电台的工作人员秘密联系。不料此人是个叛徒，当兰科维奇前去与他会面时，预先埋伏的警察一跃而起将其击倒在地，逮捕了他。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斯塔西尼奇的身份证，兰科维奇不肯招认身份证的主人是谁，也不肯招认自己是谁。警察始终没搞清抓到的是什么人，他们只是听那个电台工作人员说起一个不明来历的人想炸电台。审讯中，兰科维奇一言不发，警察便对他大打出手，最后一棍打在太阳穴上。他晕过去了，当晚被送进了监狱医院。医院在市中心，由盖世太保和伪警察看守。恰巧，米特拉也拘留在这个医院里，她设法把她丈夫的情况写在一张字条里捎出去。

铁托得知兰科维奇被捕的消息，立刻组织营救。营救计划制定出来后，他们组织了一个40人的营救队。

第二天上午，营救队员身着便服，每3人一组，分别接近了医院。

其中9个人押着一名戴着手铐的“犯人”径直朝医院里面走去。医院地形，早就由这里面一个医生画给他们看过。他们装成押送犯人的警探。

在大门口没有遇到阻拦。但在走廊上，一个警察拦住了他们。游击队员当机立断，一枪将他打死，迅即冲进了兰科维奇的病房。兰科维奇并不知道营救的事，当他听到走廊里一声枪响之后，立刻反应过来。病房内除他之外，还有一名男护士和4名警卫。门被一脚踢开，5名突击队员举着手枪命令警卫举起手。这时兰科维奇早已从床上跳起，突击队弄清他就是要救的人时，两个人将他夹着带出了病房，其余人在后面警戒。他们没有从来路撤回，而是走到墙边，翻墙而过。街上两名盖世太保见到后，朝他们开火。两名突击队员负伤。其他人过来将盖世太保打死了。

按计划墙外本应有辆摩托车接应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来。这时医院附近已是一片混乱。兰科维奇迅速脱掉了医院的长衫，解掉绷带，换上突击队员带来的衣服。这衣服他穿着太小，只好就近找了户熟悉人家重新打扮一番，这才上街，雇了辆车离开了。

兰科维奇历险记在贝尔格莱德轰动一时，战后竟成了各类战争影片竞相模仿的题材。

全国各地，斗争的形势每天都有新发展，铁托在贝尔格莱德指挥着全国的起义，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发布公报。所谓最高统帅部，实际上当时只有铁托一人留在一座孤独的别墅里。同志们都分布到全国各地去了。外面的消息是留在贝市的兰科维奇等人传递来的。他在贝市卓有成效地组织了情报网。就是从这个简陋的统帅部里，铁托定期发布公报。

第一期公报在8月10日发布，那上面有铁托以缩写名TT署名的文章。

公报是一张很小的传单，它出乎意料地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人们从这张小纸片中关注着局势的发展。正是从这份公报里，人们了解到，祖国大地上的反抗运动有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指挥中心，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3. 乌日策

贝尔格莱德在德寇占领下，作为最高统帅部所在地显然是不行的。

铁托仔细考察了全国的地形，他选中了塞尔维亚西部山峦起伏、森林密布的地区作为指挥基地。

9月16日，铁托在一个东正教神甫和一个德国裔的南斯拉夫人的陪伴下离开了贝市。路上又同两个姑娘结伴同行。他们坐的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后，就不能再走了。他们步行到恰恰克，再从恰恰克雇了辆马车到解放区去。几个钟头后见到了解放区的第一个岗哨。哨兵们对这一行人产生了怀疑，一个是衣冠楚楚的工程师巴比奇，一个是神甫，一个是德国裔的南斯拉夫人，真是一种奇怪的组合。哨兵扣留了他们。铁托要求带他去见指挥官。在指挥部，人们认出了铁托，哨兵才知道抓错了人，连忙表示歉意。铁托却赞扬了他们。

兰科维奇、洛拉·里巴尔等人早几天到的解放区。铁托到后，最高统帅部在斯托利策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除了马其顿以外，全国各地游击队的指挥员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大部分是从各自的解放区走路来的。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同志也坐火车来了，令铁托感到特别高兴。

会开了好几天，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为使许多分散的游击小队易于协调配合行动，决定在各个省建立总司令部。原总司令部改为最高司令部。

二、各地要建立新的解放区。

三、在解放区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取代旧政权。

四、游击队建制要扩大，要有相当于营以上的兵力，以便能与敌人同等部队遭遇时对抗，同时要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

五、继续与切特尼克会谈，争取他们一致对敌。

关于与切特尼克联系的事，在会议之前就已进行。所谓“切特尼克”，是塞族语，有带武器的人，或者绿林军的意思。这个词从反抗土耳其人的年代就有了。德国入侵南斯拉夫，30万南军迅速崩溃。但有部分塞族士兵在一些军官率领下进入了深山老林。他们有时出来骚扰一下敌人，也确实给德军造成了一些麻烦。这些人员中，最出名的要数陆军上校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切特尼克是与南共游击队同时组建的，这时大约有5000人，而游击队大约有15000人。两个组织的人员很不同，参加切特尼克的都是一些胡子兵，拖家带口的，平时他们留在村子里，住在自己家里，不过时常集合进行操练，是个带有民兵性质的准军事组织。队伍总的说比较松散。有的部队开始时确实在打德国人，多数部队则在地方养精蓄锐。当外界获知在希特勒坦克碾压下的欧洲还存在着这样一支抵抗力量，人们无不为之鼓舞。铁托也想争取他们联合抗敌。

9月19日，铁托在两名副手和15名游击队员陪同下，骑马亲赴米哈伊洛维奇的驻地。米哈伊洛维奇这个人是个爱虚荣、目光短浅、有点小聪明、喜欢玩弄阴谋诡计的人，是个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但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却很好，铁托觉得他是“一个态度和蔼、举止文雅的人，一个典型的正规军官。”米哈伊洛维奇则以为铁托是俄国人。对克罗地亚人，他肯定骨子里是痛恨的。会谈中，铁托提出将自己的部队交由米哈伊洛维奇指挥，联合抗敌。但他拒绝了，他强调德军还很强大，现阶段无须进攻，否则会遭致德军对塞尔维亚居民的大肆报复。实际上，这时切特尼克与英国人和流亡政府有联系，他宁肯静观，也不愿冒险。

这次会谈没有取得进展。

游击队仍在顽强而迅速地发展，在塞尔维亚，24支游击队在一次配合作战中；打垮了德国人的一支警备队。抓了300多名德国俘虏。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德军被迫缩小战线，他们从整个塞尔维亚撤出，包括重要城市乌日策。铁托决定将总部迁到乌日策去，并在那里建立政权。

铁托等人乘坐一辆小汽车，那是波波维奇他们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一辆高级轿车。其他人乘卡车到了乌日策。乌日策城市保存得较完整，游击队最高司令部设在国民银行的大楼里。这家银行还存有大约6000万第纳尔，其中1200万是银币、4800万纸币。一下子给游击队添了笔宝贵的财富。乌日策还有一些皮革厂、纺织厂，可以为人们提供鞋袜衣被。

一家兵工厂虽遭到德军的破坏，但也只要稍加修整就可重新生产。它每天可生产400～500枝步枪，还生产弹药。政权建设也提上了日程，民族解放委员会经选举产生，解放区已恢复了一百多英里的铁路运输，学校开学了，邮政也办了起来。短短两个月时间，乌日策在南斯拉夫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人们称它为“乌日策共和国”。

米哈伊洛维奇跟英国人联系上后，英军派了一个联络小组到他的部队中来。联络小组在门的内哥罗海边登陆后，一上岸就进入了解放区。

他们带着电台等装备，一路上由游击队护送，到了乌日策。代表团一共4个人，为首的是英军上尉赫德逊，有两人是南流亡政府的皇军军官，一名军士。游击队为他们提供便利，放他们去找切特尼克。但那名军士却自愿留在了游击队。

游击队在塞尔维亚的发展引起了德军的注意。从9月中旬开始，它就加强了兵力，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战斗在沙巴茨至克拉列沃长达100公里的地区进行。当时游击队决定退守到佩茨卡地区，在那里将要坚持一个较长时期，因而需要在那里储备一些粮食、给养。切特尼克这时却出来破坏了。他们劝老百姓不要把东西运到游击队去。散布流言说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会把所有的东西拿走。切特尼克还说，谁要参加他们的组织就不用打仗，谁参加游击队就要提着脑袋打仗。

切特尼克的宣传没有起作用，人民照样地把粮食和牲口运到了佩茨卡。

4. 切特尼克，抵抗组织中的肿瘤

10月26日，铁托决定再次到拉夫纳山的布拉伊切走一遭，同米哈伊洛维奇会谈，尽力劝说他联合对敌。此时，已经有消息说切特尼克已同奈迪奇伪政权联系，并通过他们与德国人接触了。因此，铁托此行是非常危险的，但他有其非去不可的理由，他希望即使不能与之联合，那至少也要让它不要投敌，因为此前，它跟游击队的矛盾已经日益加剧，摩擦不断。

铁托赴鸿门宴，心里早有准备，他带了30名战士分乘两辆卡车，携带机枪和步枪，直抵布拉伊切。随同前往的还有最高司令部成员，高个子的茹约维奇。

会谈在一个农户家宽敞的房子里举行，房子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一边坐着游击队领导人，另一边坐着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副手。双方剑拔弩张。8名游击队员，手提机枪站在铁托等人后面。切特尼克的武装人员则相对站了一排。

为了希望伦敦也知道游击队的活动情况，铁托提出请赫德逊上尉出席会谈，米哈伊洛维奇拒绝了。

会上，游击队提议建立联合作战指挥部和建立联合委员会解决双方争端问题，建立临时联合政权代替旧政权，建立志愿参军制，废弃旧的征兵制，建立联合供应系统，共同分配战利品，等等。

谈判进展缓慢，讨论中，游击队方面主要发言人是茹约维奇，铁托很少讲话，站在后面的游击队战士有时也插进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在游击队里是很平常的事。切特尼克的警卫们也想学他们的样子，可是他们刚一开口，米哈伊洛维奇就把眼镜一摘，摸摸他的胡子，喝道：“你们给我闭嘴，没有人在征求你们的意见。”

会谈停了一下，米哈伊洛维奇便装模作样地拿起地图，指给铁托看，哪些地方是切特尼克的防地，那里有多少人据守。当他讲到某个据点时，问他的副手帕夫洛维奇那里有多少人。帕夫洛维奇答不出来，其他人也答不出来。他们只好去把最近去过那里的人找来。那位军官找来后，米哈伊洛维奇问他：“中尉，我们在那里有多少人？”中尉回答：“大人，两名。”米哈伊洛维奇气得把眼一瞪：“不要开玩笑！”中尉解释，那里确实只有两人。米哈伊洛维奇看到这人愚不可及，喝令他滚出去。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好给自己下台阶，米哈伊洛维奇提议喝一杯“舒马迪亚茶”。“茶”一端来，铁托喝了一口，刺激得他咳嗽起来。原来端来的不是什么茶，而是一杯梅子白兰地。米哈伊洛维奇自我感觉替自己扳回了一分，快意地笑了起来。

晚饭后，会谈继续举行，但却没什么成果，所有的联合方案都难为切特尼克接受。至于同德国作战，米哈伊洛维奇提出要乌日策兵工厂为其提供军火他才能同意。铁托答应给他500枝步枪和25000发子弹。

看来再没什么可谈的了。在切特尼克司令部过了一夜，第二天铁托一行人返回乌日策。路经波热加时，一群切特尼克分子把守关卡。他们拦住卡车，不让过桥，说是没有接到上校的通知。铁托等人只得回到一个切特尼克的兵营，坐着干等，也不知是等谁。铁托气得想下车提抗议。

这时，茹约维奇从车上跳下来，大声斥问：“你们要干什么？我要找德拉扎上校，他同我们已达成协议。把你们的司令官找来！快去！”过了半小时，来了一位少校，他一来就道歉：“先生们，对不起，我同上校谈了很久，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其实事情很简单，铁托他们在等过桥的时候，切特尼克正在拆除埋在桥上的地雷。

德国人加强了他们的攻势，配合德军进攻的还有奈迪奇的伪军，他们在坦克和飞机的配合下，正步步逼进乌日策。

就在这个时刻，切特尼克竟然叛变投敌，悍然对游击队发动了进攻。

11月2日，他们从科谢里奇和特雷什尼察两面向游击队夹击。游击队的小伙子们跟他们打了一场恶仗，切特尼克没有捞到什么便宜。接着他们又在乌日策附近与游击队展开战斗。切特尼克仗着人多，又是突然袭击，以为会打胜仗。结果却让200名游击队和兵工厂的工人打得抱头鼠窜。

游击队正欲乘胜追击，直捣他们的老巢布拉伊切。

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一片惊慌，他的副手瓦西奇竟像个孩子似地哭起来：“你们可曾想到，德拉扎和我都要被枪毙的。”但米哈伊洛维奇这时却在玩阴谋，他亲赴德国人那里谈判，企图与德国人联手打击游击队。德国人信不过他，谈判未果。不料此时，铁托得到情报，说德国人已攻入离乌日策很近的布科夫了。

米哈伊洛维奇显然不知道德国人的进展无意中帮了他的忙，临危之际，他派人向游击队求和，同意跟游击队达成协议。铁托开始拒绝了他的求和，但是前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就在布拉伊切指日可下之时，考虑到游击队不能两面受敌的现实，铁托不得不同意了切特尼克的求和。同时命令部队，掉头朝乌日策挺进，阻止德国人的进攻。切特尼克就这样死里逃生。11月15日，米哈伊洛维奇喜从天降，他从收听到的伦敦广播中得知，他已被流亡政府任命为“祖国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他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更重要的是，他将名正言顺地得到王国政府和盟国的一切援助了。他的翅膀又硬了起来。

11月18日，游击队同切特尼克的代表又进行过谈判，这次虽达成了合作协议，然而，切特尼克压根就没想要遵守过。他们始终未停止与德国的拉拉扯扯。

这段史实是铁托自己回忆的。

据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回忆，切特尼克的死里逃生似乎另有原因，他说：

那天晚上，我同铁托一起在乌日策的总部里……

铁托用电话同前方取得联系，他们在等待答复。铁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在一架收音机旁收听莫斯科的塞尔维亚语广播。突然，我跳起来对铁托说：

“听，莫斯科在广播塞尔维亚地区的对德作战情况，听，听，他们说，德拉扎在领导着所有抵抗德国人的部队。”

铁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感到惊讶。我还从来没有看到他如此吃惊过，无论是这一天之前，还是这一天之后。他仅仅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我重复了我收听到的内容，铁托摇摇头，在房间里走动着，电话铃又响了，这是指挥官约凡诺维奇·勃拉东亚打来的。铁托下令道：“部队停止前进，派代表同德拉扎开始进行谈判。”洛拉·里巴尔这时走进房来，铁托把莫斯科广播的内容告诉了他，并说道：

“尽管我们已包围了德拉扎，我们不要消灭他，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在对外关系上替苏联制造困难。”

不论是哪种情况，总之，切特尼克是死而复生了。这给南共后面的斗争带来了无尽的麻烦，铁托因之悔恨不已。

切特尼克这个组织到底是想干什么呢？铁托说，战争开始时，他们“想轻而易举就取得荣誉，于是钻进森林，在那里坐等战争结束，然后 再以解放者的面貌出现。”南共多次约请他们共同抗战，他们总是以时机还未到来为借口拒绝，实际他们是不想打，等到国际局势一变，全局对德不利，那时见机行事。事实上，这支队伍的各部分早已同敌伪军暗中勾结，与南共游击队摩擦不断，到后来，干脆公开投敌。

5. 且战且退

临近11月底，形势越来越严峻，德军攻陷瓦列沃、留博维亚、克拉列沃，并从那里出发朝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进攻。面临得到飞机、坦克支援的德军，只有轻武器的游击队三个支队是不可能守住乌日策的。总司令部估计最多还能守3—4天，因此决定，赶紧把各种物资装备撤走，撤退方向选往兹拉蒂博尔的公路，以利于得到黑山游击队的有力支持。

运不走的粮食和装备就分藏在村子里的百姓家里或山上的羊圈里，即使此地夺不回来了，粮食也可供老百姓食用。银行的近6000万现金，装了103箱，由一辆卡车转移到帕利萨德去了。

最难办的是转移伤员，这时各方的伤员都涌到了乌日策，而且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前方情况正在吃紧的当口，乌日策的兵工厂突然发生大爆炸，那是混入地道的敌人引爆了炸弹，引起旁边一个炸药库爆炸，整个兵工厂都炸飞了，二百多人被炸死，其中有九十多名到地道里来躲炮火的妇女儿童。必须把受伤的人撤走。乌日策总共只有三辆卡车，一辆大客车和一辆救护车，加上几辆马车。那辆大客车在从兹拉蒂博尔回来时，翻进山沟里去了。就凭着这几辆车，医务人员和驾驶员尽了极大努力把所有的伤员都转移到了帕利萨德和克拉列沃的一些农户、别墅和咖啡馆里。

然而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11月28日，恰恰克失守，一天后德国人冲破科谢里奇的防御阵地，打通了通往乌日策和波热加的道路。接着最高司令部又获悉，留博维亚方面的德军也在向乌日策进发，这个方向游击队根本没有兵力据守。德国人至多天黑时就能攻入乌日策。司令部不得不临时从工厂中组织一个工人营迎战留博维亚来的德军。

撤退工作在加紧进行，甚至在撤运伤员最紧张的时刻，还腾出了运力撤走已印好的《联共&lt;布&gt;党史》及印刷设备。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仍在照常进行，铁托通过电话和通讯员时刻与部队和政权机关保持联系。有趣的是，他们还接到一个从科谢里奇打来的电话，说“没事了，部队可以返回营地了，危险已经过去。”这人做得太露骨，铁托立刻判明是敌人引诱他们上钩。

黄昏时刻，曾去同切特尼克谈判的斯坦利奇和波波维奇回到最高司令部。与他们同来的还有英国联络官赫德逊。他是来拿他的电台，然后准备返回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

晚上，铁托整夜未合眼，守候在电话机旁。天亮了，天空一片灰蒙蒙。从清早起，飞机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城市上空盘旋、轰炸。游击队的几挺高射机枪一架飞机也未击落。乌日策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了，铁托命令在所有通往乌日策的公路、桥梁布雷，阻止敌人摩托化部队的推进。

上午11点，科谢里奇方向的茨尔诺科山上的阵地也被攻破，德军主力已攻入卢日尼策河谷，直扑乌日策。铁托此时下达了撤离乌日策的命令。

而在此前几小时，统帅部的其他成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里巴尔已经先走了。铁托是在德国人进城之前20分钟才最后离开。

他跳上一辆汽车，命令朝兹拉蒂博尔前进，与他同车的还有英国人赫德逊、一位游击支队的政委、报务员德拉吉切维奇、警卫员乔利奇。

途中，他们收留了一些溃散的战士，洛拉·里巴尔也让他们追上了。汽车到一家咖啡馆门前不能再走了。他们下车步行。铁托默默无声地领着队伍行进，突然他转向身旁的赫德逊，大声对他说：“你听着，你说说，现在是谁在同德国人打仗？是我们还是切特尼克？”

赫德逊一无表情。

队伍沿着山脊走着。山下的公路上，可以清楚看到德军步兵排成战斗队形，从公路两侧往上爬。特别讨厌的是头上飞机飞得很低，常常是一阵猛烈扫射，使他们不得不躲起来，停一阵，跑一阵。最后一次，等到头上的飞机刚一过去，正准备爬起来跑时，突然报务员德拉吉切维奇发现就在他们下方百米处，德国兵正提着冲锋枪朝这边走来。德拉吉切维奇惊得一跳而起，穿过短树丛就跑。躲也没用了。铁托、赫德逊和那个政委也只得跟着跳起来就跑，铁托穿着沉重的皮上衣，挂着望远镜，还带着一枝毛瑟枪和一枚反坦克手雷，他跑得并不慢，为了跑得更快些，德拉吉切维奇边跑边将斗篷和手枪都扔了。

刚开始，德国人还没反应过来，等他们跑了几秒钟之后才端起枪扫射。铁托心想这下完了，子弹就在四周开花，随时可能挨一枪。幸运的是，德国人并没有追赶，也因为深秋时节天已黑了，这时山间布满了夜雾，几步开外什么也看不清。但是，他们还在跑着。突然，觉得身后一片雪亮，原来是德国人发射的闪光弹。开始铁托想这是德国人为了寻找他们而发的照明弹，但他马上又想到，这是一个信号弹，告诉前方的部队应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果然，如铁托判断的，德国人在离马奇卡特村不远处就停步不前了，4个人侥幸脱身。

稍作歇息后，他们继续沿着山间小路朝查耶蒂纳走去，一路上他们又集合了三十多名走散的战士。他们坐在一个小树林里，稍作休整，铁托对战士们说：“现在，你们归我指挥，你们听着，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指挥过这样小的部队，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不得做任何事情。”

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最高统帅带领着一个排在黑暗中撤退。他们走了好几个小时，到半夜时，才看到有一所房子里传出了歌声。细细一听便知道这是切特尼克，他们正为游击队的失败而高兴。游击战士们有人建议袭击他们，铁托没有同意，他不想因小失大。

经过艰苦的夜行军，这一队人终于到了兹拉蒂博尔山的一座别墅里。在那里，他们碰到了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等同志。铁托发现大家都在为他而感到心神不安，以为他已牺牲。见他平安无事，吉拉斯等人高兴得久久地拥抱了他。

经过两天两夜不眠不休地作战、行军，铁托疲倦极了。可是这里还聚集有大批伤员，此地并非安全之所。尽管眼皮沉重得难以睁开，铁托还是布置了必须马上做的工作：“同志们，我们不能休息，必须赶紧撤退伤员。今晚不会，但是明天一早，德国人就会来到这里。”

战后从缴获的德军文件中获悉，那天晚上，德军342师举行的作战会议上，分派了第二天“在乌日策以南追击敌人”的任务。幸亏头天晚上，铁托作了撤退部署。

艰难险恶的一天过去了。这一天对于南斯拉夫整个民族解放运动来说，都是最危险的一天。铁托的遭遇如此，统帅部其他成员的遭遇也差不多。卡德尔在马奇卡特村遭到猛烈轰炸，随行人员都炸死了，他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兰科维奇和吉拉斯是从敌人坦克炮火下，死里逃生的。

伤兵和难民重新踏上疏散的征途，整个工作与其说是有组织进行的，不如说是自发干的，只能说是在危急时刻，军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作出了超人的努力，才使得这一任务得以完成。即使在这种时刻，印刷厂的铅字和《联共&lt;布&gt;党史》在伤员都无车可坐的情况下，也用牛车运走了。南共中央将其作为党组织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学习资料，不愿意将它毁于炮火。

德国人的第一次攻势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

此时此刻，很多紧急而又重要的决定必须作出。最高统帅部4名成员，铁托、卡德尔、吉拉斯、茹约维奇当晚开会，研究了整顿秩序，改编部队，组织供应等问题，并决定，立即派人去西部塞尔维亚，改编并加强当地部队，以保卫这个地区的人民不受敌伪占领之害。

可是派人去塞尔维亚的决定做得太匆忙了。这些刚从那里逃出来的指挥员，又回到那里，受到占领军、奈迪奇分子和切特尼克的追捕围杀，结果他们未能在任何地方站稳脚跟，几乎全被消灭。

英国人赫德逊上尉也跟着第一批去塞尔维亚的同志一起走了。他说他要回到米哈伊洛维奇那里劝说他同游击队和解。铁托放他走了，并让他带走了电台。这倒不是对切特尼克还存有幻想，主要是游击队不想跟英国人把关系弄僵。

最高司令部撤到桑贾克附近的弗尔尼亚克村。游击队在这一带从意大利人手中解放了好几座城镇。在弗尔尼亚克村，统帅部几个成员又一次险遭不测。

12月12日，铁托、兰科维奇、里巴尔、茹约维奇还有二三个警卫、一个报务员都在指挥部，这是一所农舍。他们一起吃了晚饭，便围坐无线电旁听广播，听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消息。这个重大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以至他们躺在地板上睡觉的时候，还在讨论这件事。外面设了岗哨，每4小时换一次岗。他们估计在桑贾克游击队的地盘中意大利人不敢出来搞偷袭。因此清早就撤了岗。可是就在这天早晨一队意大利人悄悄靠近了弗尔尼亚克。茹约维奇和克利亚伊奇躺在床上 （他俩是伤 员），一直在谈着昨晚的话题。铁托已经起床，正在刮脸。一个警卫走进来，凑近铁托说：“外面有情况，前面人家有敲门声。”铁托没有声张，轻轻走出屋外，观察情况。天刚破晓，大地罩着一层雾气，外面看不太清楚。铁托放下望远镜，生气地揉揉眼睛。等适应外面的光线后，再睁开眼看，只见一队人马正从下面爬上来，径直朝指挥部走来。开始还搞不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等到看清他们披着披肩，这才明白是意大利人。

铁托立刻转身进屋，大声喊道：“走，快走，意大利人来了，就在屋子附近。”所有的人一跃而起。铁托命令，将文件、电台收拾好，并派了一个通讯员潜出屋到二三公里外的德雷诺瓦找游击队的一个连队。

其他的人准备战斗。

他们冲出屋外，躲在栅栏、井架、仓库、墙角的背后。铁托想去把他那匹漂亮的英国良种马牵过来。马早已备好鞍，鞍上挂着他的一架照相机。可是走去牵马的警卫员又回来了，意大利人已到了马的附近。

各人隐蔽好后，朝敌人开了枪。意大利人显得惊慌失措。统帅部的成员利用这几秒时间重新部署一下，相互掩护，朝北撤向小树林。

意大利人没有立刻追击，他们用迫击炮在后面打。

铁托他们跑不多远，就遇到了前来营救的乌日策青年连。他们是一路跑来的，连长留比契奇领着这些年轻人，组成猛烈的火力网，挡住了两个营敌人的进攻。

6. 组建正规军

自从游击队在乌日策撤退中遭到严重挫折以来，铁托就在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游击队的一个基本弱点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指挥系统，最高司令部不得不指挥每一个支队，严重地影响了命令的传递。同时，游击队多由农民组成，他们更愿意在家乡附近作战，舍得离开家的人不多。

铁托看到，从乌日策撤出的部队，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连队，这样的队伍才是拖不跨、带得动的。没有一支南征北战的部队就谈不上实现任何战略目标。于是组建一个武装部队核心、骨干的构想在他头脑中形成了。

当时还没有条件普遍建立正规部队，作为第一步，先建立旅的建制，以此作为正规部队的雏形。他已经看好了伊巴尔矿工连，克拉古耶瓦茨支队和贝尔格莱德支队。将要组建的部队叫什么名字呢？既然能抛家别子，南征北战的多半是工人，那就叫它无产者旅吧。当然，关键是这支部队的性质。

铁托在部队中作了大量的调查。在科萨蒂察，他去看望在那里休整的战士。他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现在懂得了我们斗争的性质，你们懂得我们的斗争必须具有革命斗争的性质，而不只是一场解放斗争。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必须挑起最重的担子，因此，我想，我们应当建立无产者旅。你们是否愿意加入无产者旅？无产者旅将有铁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必须建立在你们的觉悟上，你们不仅在为反法西斯而战，也是在为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战。”

这时，后来成了将军，当时是伊巴尔矿工连的连长帕维契奇对铁托说：“统帅同志，我是空军上尉帕维契奇（旧南军队空军），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立无产者旅，它有什么意义？”铁托解释了与之相应的另一个问题，即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又指出了工人阶级是最能理解这场斗争的实质的，因此理应在斗争中起主要作用。工人不只是为自己，而且为解放全体人民而斗争，建立这样的部队就是为了在斗争中树立一个榜样，这是一支正规部队而不是游击队，是派到哪里就去哪里的部队，它将在各地作战，在没有举行起义的地方作战，同时将播下民族团结的种子，因为这些部队是由各族战士组成的。帕维契奇听完说：“好，既然这样，那我赞成。”

铁托又从黑山支队抽调了二个营去组建第1旅，任命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科察·波波维奇为第一任旅长。铁托命令阿尔索·约万诺维奇率部解放鲁多镇，第1旅将在那里建立。铁托对约万诺维奇的印象很好，觉得他很有朝气，能干，做过旧军官，很有军事教养，这在游击队是不可多得而又十分需要的人才。最高统帅部除铁托之外，当时别人连看军事地图都看不懂。后来，铁托将约万诺维奇调到最高统帅部来了，任命他为参谋长。然而在工作中，铁托才逐渐发现他并不称职。约万诺维奇在后来的南苏冲突中，与南共中央决裂，逃往国外时被击毙。这是后话。

无产者第1旅组建后，跟着最高统帅部行动。第一仗是出征波斯尼亚。这一年冬天，天气奇寒，山上的温度降到了零下20度。德国人在这时发动了第二次攻势，他们派了几个滑雪营偷袭了驻在罗曼尼亚山的无产者旅。由于冻伤，减少了战斗力，无产者旅蒙受了严重损失。

铁托带领这支队伍撤到罗加蒂察。一天他从望远镜中看到，远处一队人马正朝他们走来，他们的身份很难判断，衣装不整，有老有少，领头的是一个戴着军官帽的人。他们慢慢靠近了，领头的向铁托走过来，行了个礼，嗓门粗粗地说，他是空军中尉奥布伦，参加了切特尼克，现在愿意接受铁托的指挥。铁托问他：“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奥布伦回答：“你是游击队司令。”“你们为什么要接受我的指挥？”奥布伦回答：“为什么？德国人和乌斯塔沙在向亚霍里纳进攻，而我们的司令却跑了，逃到福查去了，我不愿再为这种胆小鬼卖命，我听你的指挥，等待你的命令。”铁托说：“那好吧，我的第一道命令是休息，等候吃午饭。”游击队把原来为自己准备的饭送给了他们。

这之后，铁托想到，参加切特尼克的人有些是愿意跟德国人打仗的，必须把他们与切特尼克的军阀区分开来。因此，除了要有一支坚强的核心队伍，如无产者旅之外，还要建立一支既不愿意离开家乡，又愿意打敌人的队伍，这支队伍就叫志愿军。

游击队将主力突向南方，避开敌人的锋芒，铁托希望找个根据地，站住脚跟，他看上了由意大利人和切特尼克盘踞的小城福查。这里敌人兵力较弱。第1旅一举攻克该镇。

统帅部设在一家旅馆里。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人们两个月来第一次脱了衣服睡觉。

很快，福查与全国各解放区的无线电联系接上了，司令部的命令能发出去，外面的情况能传过来。同时在这个镇上，报纸开始出版，邮政也在恢复，用的仍是南斯拉夫旧邮票，上面盖了乌斯塔沙的印记“克罗地亚独立邦”，现在又加盖一个游击队的红五星。镇上还举行了一次音乐会。人民政权就是这样充满活力的。

7. 孤军奋战

自战争开始以来，最高指挥部同莫斯科一直无法直接取得联系。要联系只能通过设在萨格勒布的秘密电台才能进行。而在战斗紧张的环境中，实际上是很难与共产国际通上信息的。可是在总司令部进入福查之前，电台与莫斯科的联系竟接上了。从南斯拉夫发出的电报以铁托的假名瓦尔特署名，莫斯科的电报署名用“老大”，那是季米特洛夫的代号。

联系建立起来后，报务员日夜不停地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

1942年2月，他们意外地收到莫斯科一封回电：“最近可能派人赴你处，盼告我机降落地点，为保证安全降落，你们将使用何种讯号？有否飞机用油？”

这真是天降福音，南共领导的斗争一直不为外界知晓，现在他们要来人，简直太好了，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是，游击队可以得到物资援助了，这是最为迫切的需要。铁托立刻向莫斯科去电：“我们急需医药用品，特别是预防伤寒的血清……盼送来军火、自动武器、皮靴和制军服材料……请在门的内哥罗杜尔米托尔山的扎布利亚克空投，此地已经下雪，机场不宜降落，除非飞机带有滑雪装置，……你们不论送来什么东西，都将是极大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第二天，铁托又补发了一个电报：“降落地点十分安全，已全部解放……坐标是纬度43°8′，东经16°48′……我们将从2月23日起开始用间隔50米的三个灯火信号答复你们的3发红色信号弹。”

就当时情况来说，哪怕是一点点援助，对游击队都是雪中送炭，游击队的装备实在是糟透了。奉派前去迎接苏联飞机的莫沙·皮雅杰就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为了在苏联同志面前不太失礼，一贯不修边幅的他决定给自己备套衣服。然而一无衣料，二无裁缝。他想，我既能画画，裁套衣服大概没什么问题。他拿了条军毯，在上面画好了衣样。没有剪刀，他用刀子把军毯割开；没有线，他又拆了一双破袜子。新衣终于缝成。他穿了这套新装去见铁托。铁托忍不住笑，问他：“莫沙，你身上披的是什么破烂？”莫沙也知道，这身衣服实在不像样子，只好说：“先不管它是什么，你再给我配顶帽子，这一身就全了。”铁托答应，等有了战利品给他留顶军帽。

莫沙·皮雅杰带着人前往空降地点迎接苏联飞机去了。在积雪的旷野中，他们等了一天又一天，总不见飞机到来。他时刻催问铁托，飞机什么时候能来？尽管铁托跟他一样，也在望眼欲穿，却又不得不劝他，必须有耐心，事情不是那样简单，并答应再去催问。20天过去了，铁托仍是这样劝慰皮雅杰。

3月19日，铁托向莫斯科发电：由于缺乏军火，已陷入危急之境，务请尽力设法送来，盼告是否可能送来及日期。

3月29日，收到回电：正尽力设法以武器支援你，但技术困难甚大，请勿期望我们能在短期内克服这些困难，……设法从敌人处取得武器并尽量节省现有军事物资。

铁托将情况及时告诉了皮雅杰，再一次劝说他：“你知道，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只要一有可能就会送来。目前你们可以不必值夜班，并设法向你带去的人善加解释。”

直到4月23日，已经等了2个月了，铁托最后一次去电询问。电文仅一句话：军火是否在短期内有望？

回电是：如前电所述，很遗憾，由于你已了解原因，最近期间你不要希望从这里可以得到军火，主要是无法送达。……尽管条件极为艰难，你们必须继续斗争下去，拖住并打击敌人，直到我们能援助你们。向人民揭露切特尼克确是完全必要的。……目前，从政治角度看，你们有着良好的机会通过同南斯拉夫政府的全面靠拢做到这一点。

没有外援的部队弹药很快消耗完了，莫斯科指示南共以南斯拉夫人民的名义，呼吁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停止生产战争物资，停止向希特勒供应原料和粮食，破坏他们的战争机器。南共按照这个指示办了，并把开战以来，南共所有发表过的声明、文章都摘要电告莫斯科。莫斯科不久回复：

在研究了你们送来的全部材料之后，产生了一种印象，即大不列颠和南斯拉夫政府所以一直怀疑游击运动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目的是使南苏维埃化，这是有 （一 定根据的——此句电文不清），例如，为什么你们要成立无产者旅呢？显然，目前最基本迫切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反纳粹力量，消灭入侵者，争取民族解放。除了共产党和其同情者外，你们难道真的不能同任何别的爱国者联合对敌吗？很难同意说伦敦和南政府同侵略者站在一边，这里必然存在某种误解。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再次好好考虑你们的策略和行动……。

原来如此。看来莫斯科的援助迟迟不来似乎不是技术原因，而是政治原因。莫斯科正在加强它同南流亡政府的关系，他们认为流亡政府才是正统的抵抗运动的领导中心。不久前，他们已同意其驻苏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莫斯科不是不支持反法西斯斗争，而是未能充分信任游击队的力量。就是对切特尼克，他们也不认为已经完全投敌，从王国政府的档案中可以看出，1942年春天，甚至到秋天，莫斯科还希望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米哈伊洛维奇处。莫斯科的意图是通过军援和代表团，将切特尼克拉向反法西斯阵线。因此，在南共与切特尼克闹摩擦时，他们并不想听南共的辩解。这一时期，南共对莫斯科的态度感到很失望，认为他们将自身的外交利益看得比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重要，在南共最困难的时刻不是支持南共，而是去安抚三教九流之辈。

第五章 走向胜利

1. 走出阴霾

42年3月底，德意法西斯纠集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对解放区进行第三次进攻。尽管他们对福查形成了包围的态势，但是他们推进的速度很慢。游击队也没有作坚守不让的打算，只是尽可能拖住敌人东咬一口，西咬一口，避免与之开展阵地战，以此消耗敌人。

5月1日，解放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按计划如期进行，各个项目的比赛临近结束了，此时，意大利军队离城只有7英里。足球决赛正在最高统帅部与无产者旅的一个营代表队之间举行，兰科维奇、茹约维奇、约凡诺维奇、杰吉耶尔都上了场，铁托亲临观战。可是不等结束，前线来了报告，他不得不去指挥战斗去了。

游击队被迫撤离福查。前一阶段，从门的内哥罗和桑贾克的游击支队中又组建了几个无产者旅。现在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5个旅。但是，在敌人的追逐中，这支部队的粮食供应却成了大困难，山上除了树木，一无所有。他们只能吃嫩树叶，或者榨树皮的汁来喝。偶尔捉到几只羊，就吃煮羊肉，连盐也没有。

队伍通过苏捷斯卡河谷时，看到的是一幅凄惨的景象。这里本来是全国最美的风景区，河谷周围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山上遍布森林，山顶白雪皑皑，融化的雪水从山上流下来，到处是清泉和小溪，水质清亮透明，它们在山下汇成河流，流向富饶的盆地。

一年前，切特尼克把这里的人杀光了，房子烧光了，只因为他们是穆斯林。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有断垣颓壁，倒塌的烟囱、屋架。整个村子看不到一个人影。铁托的队伍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村子，都是一样，找不到一个活人，听不到一声鸡犬之声。部队在一个村子附近停止前进，这里的一个小山包遍地都是草莓，战士们可躺在林子里休息，吃草莓，权当野餐了。部队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吃了。最高统帅部对饥饿问题特别进行了一次讨论，并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动村子里的东西，否则将实行严厉的惩罚。战士们中间开展了“不谈吃”的运动，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方面去。

真的，铁托自己首先就找到了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他看到一条小溪旁有一座小磨坊，竟然保存完好，方圆50公里内再也没有比它更完整的建筑了。铁托推门进去，磨子看来没毛病，铁托手痒痒的，立刻动手修整起来，工作半小时后，轮子开始转动了。在这座毫无生气的林子里，只有那水流冲动的轮子发出了悦耳的声音。

除了饿之外，野地里夜里还很冷。在靠近敌人的地区，部队夜间宿营严禁点火。最高司令部同黑山旅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后，在一座林子里露营。战士们又冷又饿，只得背靠背取暖。铁托想去看看伤员，突然他看到一处地方有亮光，原来是几个战士点了堆火，正围着烤身子。铁托走过去，对一个添树枝的战士说：“你难道不知道不准生火吗？”那个战士背着火光，冲他说：“关你什么事？”继续往里扔树枝。铁托严肃地说：“我是最高司令。”“哦！那我就是日本天皇！是我点的火，叫铁托同志来吧！”他回头瞅了一眼同他说话的人，认出是谁了，赶忙跳起来，说道：“铁托同志…我…我……”边说边用脚踩火。黑山旅的战士们从此叫这个战士“米卡多”，那意思就是天皇。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一支没有纪律的部队是必败无疑的。无产者旅制定的军纪非常严格。当时，部队在撤退途中袭击了孔热奇。两个战士打完仗后走进了一家民房，从一个妇女手中抢东西吃。这个妇女告到营部来了。两名战士立刻被逮捕。他们承认那是事实，然后就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们要求讲几句话。其中一个说道：“同志们，我认为惩罚是公正的，我犯了大罪，你们知道，我们的旅走遍了全国，从敌人手里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它带来了自由，而我们却破坏了它的名誉，弄污了红星和镰刀斧头旗……同志们，开枪吧，手不要发抖，因为这个处分是一定要执行的。”

枪声响了，行刑的士兵眼中含着泪水，这样的行为遭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时切特尼克打着维护塞尔维亚民族利益的旗帜，乌斯塔沙打着维护克罗地亚民族利益的旗帜，他们之间又互相残杀。只有铁托的队伍是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敌的。战士们深知，他们在为人民而战，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得不到胜利。

铁托率领5个旅迅速向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前进，一路上又解放了好几座城市。无产者第10旅在解放了克鲁舍沃村后，旅部同意惩罚一下这个村子，因为村子里的人长期以来对游击队不友好。旅部放纵了战士们把村子里的牲口都牵走了。很快上面传来命令，让旅政委到最高司令部去。政委走进司令部，铁托一脸怒容，大声斥责他：“我听说，你们旅把克鲁舍沃村弄得几乎一条牲口也不剩。我问你，那里的男女老幼还活不活？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你们怎么能那样干！”政委没话可说，半天才挤出一句：“我们是想……”铁托不容他申辩：“你们要是真的想了就不会干出这种事来。”

解放军以严明的纪律在人民中树立了光辉的形象，人民纷纷加入到自己的军队中来。

一个叫伊沃的自卫队士兵在解放军放了他后又回来了。正好他见到了铁托，他说：“司令，我想同你们在一起！”“哦！那你要在我们这里干什么呢？”“我干什么都行。让我喂马吧，在家里我就是干这个的。”

伊沃留了下来。几个月后，当他再见到铁托时，他又要求回去，他说，想家了，家里还有4个孩子。铁托对他说：“伊沃，去吧，不过，你还回来吗？”“报告司令，我会回来的。”伊沃走了，从此再没回来。原来他在村子里逢人就讲游击队的好，结果乌斯塔沙把他杀了。铁托始终记得这个质朴的战士。

部队在迅速扩展。游击队的第一支空军也在此时建立。那是有一天，乌斯塔沙的一个机场被游击队占领，那里有3架德国造的小型轰炸机。

游击队里有些人开过飞机，这样，他们就开着缴获的飞机，把炸弹扔到了敌人头上。刚开始敌人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等到挨了炸才知道，飞机是游击队的。由于汽油和炸弹不够，游击队的空军未能经常出击。后来它给德国空军炸毁在地面上了。虽然战果有限，但它们起了很久的鼓舞作用，人们看到游击队在逐渐强大，连飞机都有了，他们都以为飞机是斯大林送来的。

几乎与此同时，游击队的海军也建立了，那是在最高统帅部开会时，达尔马提亚的几位同志谈到他们在海上骚扰敌人的各种计划。司令部根据什科尔皮克等人的建议决定建立海军。任命了司令部人员，确定了海军基地，此外则什么也没有。人民海军起先是划木船在海上同德意侵略军的军舰作战的。

在敌人的第三次攻势中，德国人包围了科扎腊山，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遭受了重大牺牲。但是此时5个无产者旅却从南部打过来，救了解放区之危。无产者旅打败了敌人的守备队，还大大地扩大了解放区地盘。

最高统帅部先设在格拉莫奇，后来移到佩特罗伐茨。这一带原是乌斯塔沙的地盘。

乌斯塔沙在波斯尼亚西部的塞族人居住区实行了恐怖统治，东正教徒遭到他们的迫害。教堂被毁，教徒被杀。游击队来到后，队伍里的随军牧师都忙开了。他们原来在无产者旅无事可做，因为部队中大部分人是无神论者。而他们在村子里则受到了欢迎。此地的教堂关闭都有一年了，本地牧师死的死，逃的逃，因而很多人家的孩子还没有做过洗礼。

人们把钟挂到了钟楼。礼拜天，钟声一响，农民们穿着白衣涌向教堂。

牧师们首先做弥撒，然后替孩子施洗。

总司令部的弗拉多·泽契维奇神甫一天之内替一百多个孩子举行了洗礼。弗拉多神甫衣着古怪：内穿军服，佩带手枪，外罩法衣，头戴军帽，红五星的帽徽上再加一个金十字。当他把圣水洒向孩子时，家长们都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尽管铁托从小就不喜欢宗教和神职人员，但弗拉多神甫却是他的朋友。

弗拉多神甫是1941年参加游击队的。他留着一把大胡子。行军途中，他总是跟铁托住在一起。这天清晨，当神甫起来时，看到铁托早就在门外散步，脸上很不高兴。弗拉多问：“干吗你那么生气？”铁托回答：

“我不生气才怪呢？天哪！你们几个人根本不让人合眼嘛！久拉整夜打 鼾，打得我都以为他会憋死的，推也推不醒。乔西奇又是磨牙又是骂人。

你呢，你可记得你唱的是圣经哪一节？唱得可真好，嗓子也不错，可是你唱的不是催眠曲。”铁托自己笑了，“从今以后，你们3人离我睡得远一点，要不我离你们远一点。”

2. 粉碎敌人的进攻

1942年10月，游击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数已超过15万。最高统帅部决定改建更大规模的军队组织——兵团。每个兵团指挥几个师。

这时已有了两个兵团，管辖5个师，还有3个师直属总司令部，部队改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11月初，统帅部最大一次集中了兵力，解放了西部重镇比哈奇，使它成为这片解放区的中心，人们称它为“比哈奇共和国”，德国人则称之为“铁托国”。它占了南斯拉夫领土的五分之一。

解放了的比哈奇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在最高司令部里，铁托跟指挥解放比哈奇的科斯塔·纳吉等人交谈，决定向设在莫斯科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去封电报，嘉勉参加战斗的英雄。正当他们说笑时，莫沙·皮雅杰赶到了，隔老远他就嚷起来：“什么英雄？土匪！偷人家的东西。”铁托郑重其事地问道：“什么土匪，扬科大叔？”

“科斯塔手下的人把我的马给偷了。”

铁托大笑起来，他望着皮雅杰，只见他全身上下一身新，新衣、新靴，还有一顶新军帽。铁托说：“你可是一身新，不是从科斯塔手下偷的，谁又会给你这一身？你的马被偷了，你又怎么来的？”

皮雅杰的马确实被“偷”了。战士们在一所房子前看到一匹配着漂亮鞍子的马，以为是敌人的，就牵走了它。后来弄清楚了，又还了他另一匹马。“扬科大叔”不满意，对铁托说：“他们还把我的钢笔拿走了，我的笔放在桌上，不翼而飞，这是为了贿赂我，给了我这身破烂。”铁托哈哈大笑起来。指挥部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比哈奇的解放对整个解放战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42年11月26日，在这里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人民解放委员会。人民政权同军队合作，为前线组织生产和供应。同时统一阵线在这里还举行了几个重要的会议：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大会，妇女反法西斯阵线代表大会，军医代表大会。全国民族解放运动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到比哈奇来参加了会议。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声名日盛。

德国人决心再发动一次攻势，消灭解放运动。

经过两年的战争磨炼，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已经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最高统帅部分析了敌人的战略意图。这一次攻势与前几次不同，它不是仅仅围绕消灭最高统帅部的行动，而是企图一举消灭整个解放运动的作战集群和最高统帅部，直至扫清一切敌对行动。最高统帅部制定了自己的战略计划：避开正面冲突，将队伍转向山区，使敌人不利于发挥机动作战能力。全国各地的游击队要日夜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和后方卫戍部队，人民解放军的各个师严阵以待，伺机从敌人手里夺取几处战略要地。这意味着，将战争的主动权逐渐掌握在自己手里。

铁托亲率第2师占据普罗佐尔，消灭了意大利一个师，缴获了它的全部装备。尤其重要的是第1师攻占了马连克，另一个师沿伊莫斯基—

—德雷日尼察一线切断敌军通路，第7师和第9师迅速赶来与这几个师会合准备渡过奈雷特瓦河继续向前推进，扩大战果。但是这个意图未能实现。四千多名伤员和八万多随军转移的难民，给部队的行动造成了巨大困难。游击队绝不愿意将伤员视为包袱弃之不顾。他们知道，将伤员留下来，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德国人不承认游击队的伤员是战斗人员，因此游击队把抢救伤员视为每次战斗的一项任务，这不仅对伤员是种安慰，对作战部队也是种鼓舞。人人都知道，为祖国而战的人，人民军队不会把他弃之不顾，而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拯救他们。这是南斯拉夫游击队作战的一个重要特征，有时为了拯救一名伤员，甚至牺牲了两三个战士。铁托高度赞扬这种同志间的友爱精神。

在奈雷特瓦河谷和拉马河谷的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月时间。长期的疲乏和饥饿使得许多战士筋疲力竭。那一天，铁托跟着部队渡过奈雷特瓦河途中，他看见一名战士靠着枪坐着，头垂到胸前，好像睡着了。铁托走近去，对他说：“同志，全都走了，我们是最后一批人了。”战士没有回答，铁托碰了碰他的肩膀，他倒下了，铁托弯腰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战士已经死了。他也许就是这样又累又饿，坐下休息后就再也起不来的。

难民的队伍在日益增大，近10万人跟着军队在行动。解放区的房子被敌人烧得差不多了，一路上大多数难民在寒冷的天气只能睡在露天。

而难民多半都是些体弱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有时候，难民被敌人追上了，遭到的是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一支游击队在一个坑中发现了被敌人杀死的五十多具尸体。尸体堆中，他们发现还有一个生物在爬，那是个约莫一岁的婴儿，游击队员把她抱起来，交给一名护士抚养。他们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弗雅兹马，因为那一天他们听到苏联红军解放了一个叫弗雅兹马的城市。小弗雅兹马活了下来，意大利解放后她被送到了那里的一所盟军医院，后来她生活在贝尔格莱德。

为了拯救伤员和难民，铁托向莫斯科发了封求援的电报，他报告说：

十几万难民将饿死，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战斗了20个月……斑疹、伤寒已在这里流行，我们没有药品。人们因饥饿像蝇子一样死去，然而他们并不抱怨。这些饥饿的人们为我们的战士拿出了最后一口面包，他们自己却像蝇子一样倒下了。他们贡献出了自己最后一双袜子、靴子和衬衣，而他们自己却在严冬赤着双脚。望你们尽力设法援助我们。

莫斯科回电，援助仍然无望。原因仍然是技术困难。“一旦条件许可，我们将尽力提供最急需的援助。难道你能怀疑这点吗？”

几周后，在游击队同德军和乌斯塔沙交换俘虏时，莫斯科对此表示了不满，铁托在电报中顶了一句：“如果你们不了解我们目前如何艰难，而且又不能帮助我们，至少别妨碍我们。”这次交换俘虏游击队以两名乌斯塔沙要人换回了30名游击队员，其中包括了铁托的第二位夫人赫尔塔·哈斯 （铁托此时已跟他的秘书兹登卡在一起）。 游击队仍顽强地努力，他们已作好了下一步战斗部署：伤员已集中到安全地带，奈雷特瓦河上所有的桥梁都被炸毁，以麻痹敌人，使其相信游击队不准备渡河。然后部队主力插到北方，迫使德军不能前进，其余部队迅速地、出其不意地突破奈雷特瓦河，实施反攻。

战斗按计划进行，反攻部队使用了刚缴获意大利人的15辆坦克和许多大炮。德国人措手不及，被迫后退10英里。大批的人被游击队俘虏，其中包括一名中校。当这名中校得知游击队的战车是从意大利人手中缴获的时，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喔，可爱的意大利人！”

德国人后撤之后，奈雷特瓦河对岸，意大利人派来的15 000名切特尼克以为游击队正在往北追击，无暇顾及他们。却不料，一天夜里，一支小小的游击队的突击队悄悄渡过河，仅仅3分钟，攻陷了他们的一座碉堡，迅速建立了桥头阵地，对岸整装待发的部队就着原已破坏，但还可利用的铁桥，铺上木板，冲过河来。到天亮时，切特尼克已溃不成军。

对岸已被游击队控制。所有的人，包括伤员和难民都安全到达河对岸。

这一战役使切特尼克从此一蹶不振。

过河之后，战斗部队立刻向黑塞哥维那和门的内哥罗推进。一方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方面截断德国人去马其顿的通路。

德国人看出了游击队将给他们造成的威胁，因此，立刻组织了又一次攻势，即第五次攻势。

但是，这时盟军方面也看清楚了，南斯拉夫真正抗击德意侵略者的到底是谁。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并不像他们过去认为的那么英勇，英国政府因而决定派一名观察员前往解放区。这名观察员是加拿大人威廉·琼斯。琼斯少校是在一个夜晚空投到利卡的。在最高指挥部，少校通知游击队，近期内，英国将派一个军事代表团驻最高指挥部。这时已是1943年5月中旬。

为了等代表团，最高指挥部在12个敌人师团的包围中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仍未实施突围。当代表团的6名成员降落时，指挥部已设在战斗空前激烈的杜米托尔山。牛津大学副教授威廉·迪金上尉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

最高指挥部随同主力部队终于突了围，但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突围过程中，一名抬担架的意大利俘虏逃跑了。德军从他嘴里了解到铁托在哪里。因此，铁托的周围遭到了德国人猛烈的炮击。在他旁边一颗炮弹爆炸后，他觉得胸部受到了打击，开始还以为是弹片击中了心脏。可是过了一会，他抬起头来，似乎又没什么感觉了。他爬起来，察看周围。

警卫员久拉倒在一边，已经死了；他的狼狗卢克斯也死了，它是在铁托卧倒后趴在铁托的头上，掩护了铁托被炸死的。这条狗是从德国人那里捉来的，铁托将它训练得很听话，它只听铁托用德语对它下的命令。

铁托来不及伤感，他站起来去捡他的自动步枪，觉得左臂麻木，却没在意。过了很长时间后，那只手越来越不听使唤了。他穿了件紧身毛衣，血凝结在里边，脱也脱不下。只见外套上有一个弹孔。这才明白，他负伤了。他自己也记不清是过了一天还是二天，才有大夫来看他的手臂，那时手臂已经发紫了。他们后撤时，别人想帮忙扶他一把，却总是抓了这只受伤的手臂，抓一次痛得他冷汗直冒。铁托不得不一次次告诉他们：“请抓另一只手。”

英军代表团的斯图尔特也在这次战役中被打死。团长迪金负了伤。

突破包围后，这些英国人不顾险恶的战争局势，竟然兴致勃勃地欣赏起杜米托尔山及黑湖周围的风景来了。他们跟着最高司令部一起走，经常看到铁托在行军途中不时弯下腰，挖一种草，放到嘴里嚼。英国人感到很奇怪，一位盟国军队的司令天天在吃一种什么草。不久，他们也尝到了饥饿的味道，就学着铁托一样也去挖草吃。英国人不太会辨认，结果最终把肚子吃坏了，战斗期间，吃足了苦头。

主力部队冲出包围圈后，担任后卫任务的第3师才撤离战斗区。第3师在萨瓦·科瓦策维奇指挥下，掩护着几千名伤员撤退，行动极为缓慢，如不迅速赶上主力，仍有被包围的危险。在此情况下，有些人向铁托建议，命令第3师将伤员隐藏好，迅速追上来。铁托心情十分沉重，他沉默不语。第3师告急的电报一份接一份。同志们再度建议：在这种危急时刻，牺牲那些本来就没有生还希望的人，而救出几千名年轻的战斗部队，不能说是不人道。同志们的建议一次次提出，最高司令非拿出决断不可了。他说：“同志们，我作为最高司令、作为党的总书记、作为一个人，都下不了这个命令啊！”

英雄的第3师也不愿留下伤员不管，他们仍在顽强地拖着队伍前进。

疲倦已极的战士们渡过苏捷斯卡河，略微松了口气，这里似乎一切都很平静，风景仍然是那么优美。当他们准备去林中扎营时，突然，从山上的暗堡里，德国人朝他们开火了。第3师中了埋伏。后撤和溃散都意味着死亡。此时此刻只有向敌人进攻才有一线生机。师长萨瓦·科瓦策维奇发出了命令。同时，他自己带头向敌人的碉堡冲去。一半的人被机枪射倒。战士们前仆后继，一共炸毁了30多个碉堡。就在部队冲到山顶时，一颗子弹击中了科瓦策维奇的头部，师长英勇牺牲。他的侄儿，只有14岁的特拉龚也被打死。群龙无首，这场战斗是突然遭遇上的，部队顿时陷于混乱。德国人趁机跳出阵地，朝山下扑来。

山下是行动缓慢的伤员队伍。德国强盗开始惨无人道地残杀伤兵了。伤兵队伍中一名第5旅的战士正守护在他妻子旁边。他妻子的大腿被打断了，看着德国人朝他们冲过来，战士举起枪，他把一颗子弹打进了妻子的太阳穴，第二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太阳穴。

人民解放军在敌人第五次进攻中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队伍却并没有因此而缩小，各个地区加入部队的越来越多。

最高指挥部得到一份情报，谈到意大利发生政变的事。报告推测意大利有可能不久会投降。铁托想到，如果意大利投降了，而游击队只在跟德国人周旋，那境内的意大利人就有可能携带武器逃跑。为了得到这批装备，铁托下令对波斯尼亚中部发动进攻。这一招果然是高招，对游击队后来的发展极为有利。

同一时期，铁托接到了莫斯科一封电报：由于高度集中的国际组织形势已同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南共政治局委员们代表中央复电莫斯科，完全同意这个建议。

也是同一时期，英国政府增派了一名准将参加驻最高指挥部的代表团，他是苏格兰人菲茨罗伊·麦克莱恩。

1943年9月，意大利宣布投降。南境内15个意大利师解除了武装，人民军队的装备得到大大充实。

3. 第二次反法西斯会议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转折的一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沙漠之狐兵败北非，意大利宣布投降。希特勒的失败已成定局。

在南斯拉夫国内，人民军队和游击队胜利地击退了法西斯的多次进攻，解放了一半以上的国土，队伍已经发展到30万人。在大好形势下，南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讨论建立新的全国的临时政权。

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将在莫斯科会晤，铁托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将南斯拉夫的立场通知莫斯科：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宣布：

一、既不承认在国外的南斯拉夫政府，也不承认在国外的国王，因为他们开战以来一直支持通敌分子米哈伊洛维奇，所以对南斯拉夫犯有叛国罪；

二、不允许他们回国，他们回来即意味着内战；

三、人民要求在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四、现在惟一合法政府是反法西斯会议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委员会。

但是，三国外长会议并没有讨论南斯拉夫问题。南斯拉夫决定，第二次反法西斯会议如期举行。

会议在雅伊策召开。雅伊策是座波斯尼亚的古城。会议召开前夕，德国人轰炸了这个古城。飞机来时，铁托躲进了他办公室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空袭过后，急救车送来了一名被炸伤的战士，他的肚子炸破了，外科医生马上给他动手术，铁托亲眼见到了这个悲惨的场面，因为是他扶着这个小伙子的头进行手术的。开刀根本没有麻药可用，小伙子不愿让人看到他的痛苦，忍着痛一声不吭，然而他浑身都湿透了。铁托安慰着他，心里却如刀绞。不大一会，小伙子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将头一歪，死在了铁托怀里。

开会前三天，又传来了洛拉·里巴尔牺牲的消息。他当时已奉派去意大利转赴开罗，任驻盟军军事代表团团长。恰好有一架乌斯塔沙的飞机投诚到了解放区。代表团决定乘这架飞机前往赴任。随同一起的还有几名英国人。铁托嘱咐他们起飞时间必须绝对保密，未得到他的命令就不要离开利弗诺机场。但是代表团没有照铁托说的办，他们飞到了格拉莫奇波列，准备从那里再起飞。敌人间谍已经知道了飞机的去向，并通报了敌军。当代表团成员正准备登上飞机继续航行时，一架德国战斗机突然飞临机场，它向登机的人群俯冲下来，投了2颗炸弹。洛拉·里巴尔和两名英国军官，一名游击队员被炸死。不幸的是，一个月前，洛拉的弟弟画家尤里察也在门的内哥罗作战牺牲了。

自从铁托担任南共总书记，从苏联回来，第一次接触洛拉·里巴尔开始，就一直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可以说是铁托一手培养的，对铁托也非常尊敬。失去了他，对铁托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可是他还有更加悲伤的事情要办。同志们决定，由他向洛拉的父亲伊万·里巴尔报告死讯。

老里巴尔曾是亚历山大国王政府的议会议长。开战以来一直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这时刚从斯洛文尼亚前来参加反法西斯会议。洛拉在赴开罗前曾交给铁托一封信，并嘱咐说：“当你认为必要时，就把它交给老头子。”

信是封好的。铁托决定拆开看看。洛拉写这封信仿佛是预感到了什么，那口气有一种诀别的意味。首先他向父亲问候，接着谈到了弟弟的死，并安慰他不要太难过。最后说：“亲爱的爸爸，要是我在某地遇到不测，请别过分悲伤，而要想想你还能给同志们什么帮助。”铁托看了这封信，悲痛难忍，他觉得此时此地还是不把这封信转交为好，它太令人心碎了。后来这封信也一直未转交。

这里有必要介绍洛拉另一封没有送达的信。那是写给他的未婚妻，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斯洛博达·特拉伊科维奇的。他写道：“我惟一的最亲爱的，写这封信时，我满心希望你永远不会收到它，我们俩将再次见面，永远在一起……”这也是一封类似诀别的信，他担心自己遭到不幸，所以预先给自己心爱的人留下临别的遗言。信是他托一个朋友保存的。如果战后他活着，那就不必交给斯洛博达了。但是斯洛博达也没有活到战后，她们全家人被德国人赶进毒瓦斯汽车，惨遭杀害。战后朋友将信交给杰吉耶尔，杰吉耶尔本打算拿给铁托看的，但是当铁托谈到战争中死去的同志表现出深沉的悲痛时，杰吉耶尔也不打算将它交给铁托了，他知道铁托对洛拉的感情之深。这是后话。

铁托把伊万·里巴尔请来，将这个沉痛的消息告诉了他。老里巴尔难过得欲哭无泪，过了好一会，才说：“尤里察离这里远吗？他知道洛拉死了吗？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铁托这才知道，老人现在还不知道他第二个儿子的死讯。这真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双重的打击谁人受得了啊！可是隐瞒也是做不到的。铁托不得不告诉老人：“一个月以前，尤里察在门的内哥罗牺牲了。”

老人仍然坚强地挺住了，他抱住铁托，只说了一句：“我们的斗争多么艰难啊……”

洛拉的遗体运到雅伊策，当晚为他举行葬礼。一营士兵站在广场上为他送行。最高司令部的成员都来与战友告别。伊万·里巴尔用他苍老而坚定的声音说道：“从今以后，不管为祖国付出多大代价，我都在所不惜……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解放斗争。”

反法西斯会议如期召开。代表们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中有的人来开会需要穿过敌占区，不得不沿途带着武器，边打边走。最远的代表且战且走，步行了二百多英里赶到会场。

第二次反法西斯会议对南斯拉夫未来命运具有重大意义，它奠定了战后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基础。后来，会议开幕的那一天，11月29日就定为南斯拉夫国庆日。

会议决定，人民委员会为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的执行机构，起临时内阁的作用。同时宣布，剥夺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的一切政府权力，国王及其王室成员禁止回国，国家政体留待战后决定。会议向美国政府请求，冻结南在美的黄金储备。这批黄金是运到美国以防被德国劫夺的，而现在流亡政府正在动用它作私用。会议还根据斯洛文尼亚代表的建议，授予铁托南斯拉夫元帅衔。

会议选举了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德高望重的民主党党员伊万·里巴尔当选为反法西斯会议主席，铁托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卡德尔被选为副主席。临时政权成员中还有很多宗教民主党派人士。

与此同时，盟国三巨头在德黑兰召开会议正式承认了南斯拉夫游击队为盟军。

南斯拉夫方面事先并没有将雅伊策会议的决议通知这些大国，因此，他们得知这一内容时，已是决议通过，并公布之后的事了。莫斯科的初步反应是不满，认为这会使西方担心反法西斯运动演变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影响开辟第二战场。但是不料，西方虽然一开始也很吃惊，毕竟它们还是看到了南国内力量对比的现实，它们不得不迁就既成事实，何况它们都以为铁托的决定是得到斯大林同意的，没必要跟苏联闹别扭。因此，西方对此的批评并不怎么激烈。苏联看到西方反应如此温和，便立刻改了调子，转而承认这一事实。同时决定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南斯拉夫。

最高司令部派出的驻盟军代表团已由韦莱比特率领抵达开罗。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外界对南斯拉夫人民军队的斗争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有一个米哈伊洛维奇，铁托对他们来说是个谜。长期以来，德国、意大利的秘密警察和乌斯塔沙都不知道铁托到底是谁，只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他们几乎花了二年时间侦察这个人，直到铁托自己1943年底在比哈奇一次讲话中公开了身份，敌人才弄清楚他是谁，但他们却故意捏造说，铁托是个秘密的国际恐怖组织，以诋毁这个名字的影响。而在南斯拉夫人民中，则传说，铁托实际上是一个领导集团的化名。

美国名记者苏兹贝格，到1944年底还这样写道：“关于铁托这个人有不少说法，许多南斯拉夫人认为可靠的一种说法是迄今有过三个铁托。一个战死之后，另一个就接替他的称号，以此来保持一种像传说的凤凰一样永远不朽的精神。……有一段时间，反对游击队的人断言，铁托·莱贝戴夫是从前苏联驻南使馆参赞，他随南斯拉夫政府撤到伊利扎后就失踪了。这已证明纯属无稽之谈。莱贝戴夫安安稳稳地坐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另一种说法是，铁托是科斯塔·纳吉。科斯塔·纳吉倒确是游击队领导人的名字，但他是铁托的一位将领。又有一些人硬说，铁托是犹太裔的塞尔维亚共产党员莫沙·皮雅杰……还有一种说法是铁托是一位妇女。由于这个说法富于浪漫色彩，而得到广泛宣扬。”值得一提的是，那个被当做铁托的科斯塔·纳吉很长时间以来，自己都不知道领导他的这个铁托的真名实姓。1942年9月28日，纳吉在最高司令部。他回忆说：

“到那时为止，对于我来说，铁托同志就是鲁迪·瓦尔特，我从来没想 去问问他的真名实姓。那天晚上，在姆利尼什特，我们大家都在一声不响地收听莫斯科电台塞语广播，听到一条消息谈到一位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的儿子——扎尔科·布罗兹在莫斯科城郊的战斗中受了伤。我们的最高统帅叹了口气说：‘又一次受伤……他还不到18岁，已经第二次受伤。’就这样，我才知道铁托姓布罗兹，而他的名字我还不知道。”

只是从现在开始，外界才真正开始了解铁托这个人及他所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4. 德尔瓦尔遇险

德黑兰会议之后，苏军加强了反攻态势，已经进逼罗马尼亚，盟军即将开辟第二战场。此时德国人捉摸不准盟军登陆地点，担心亚德里亚海岸的安全。为了肃清这一地带，1943年12月，德军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第六次攻势，战况异常激烈。铁托决定将最高司令部和人民委员会迁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他们选择了雅伊策以西125英里的德尔瓦尔。

撤退途中，人们骑着马行进在没膝深的雪中。这支队伍在艰难地跋涉着。工程处长斯米尔诺夫上校想从马上下来。他的肩上斜背着一支冲锋枪，就在他跨鞍下马的当口，缰绳挂住了枪机，哒哒哒……一梭子弹打了出来。枪弹从人们的头顶、身旁、脚下扫过。那马受了惊，越发不停地踢腿抖动。斯米尔诺夫没法止住射击，只得干着急，把背尽量斜着朝天，直等枪内的子弹打完为止。枪声停稳了，一查看，没伤任何人，大家惊吓之余忽又发出一阵笑声。这件事成了这次战役中的一件趣闻，称之为“斯米尔诺夫袭击。”

德军的攻势遭到惨败，这意味着在南斯拉夫的战争已日近尾声。

1944年2月，一个由科涅夫和戈尔斯科夫将军率领的苏军代表团抵达南斯拉夫。苏军代表团的到来给了南斯拉夫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他们知道，反抗德国法西斯的主力是英勇的苏联红军。在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报中，铁托说道：“苏联卫国战争同时是为解放所有被奴役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们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使我们能同红军并肩作战，我们一直感到同伟大的斯大林所领导的军队一起作战是极大的荣誉和责任。”

代表团抵达的当天晚上，群众自发地集合起来，庆祝红军的建军日。

集会上苏联将军们被欢呼的人们抬了起来。24日，为了欢迎苏军代表团，铁托以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南斯拉夫元帅的身份举行了首次欢迎外国代表团的盛大宴会。英国代表团团长麦克莱恩也应邀出席。铁托第一次穿上了绣有金色花纹的元帅服。

为了争取新生政权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铁托和他的同志们展开了复杂而又艰巨的外交工作。这些大国虽已承认人民解放军为盟军，但他们仍然承认流亡的王国政府为南斯拉夫惟一合法政府。这年冬天，铁托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建立了个人联系，同时，他决定派出两个代表团，分赴英美和苏联。到1944年初，英国实际上已切断了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援助，改为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援。美国反应要迟缓得多，而苏联的援助也是积极的。

看到第六次攻势中，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并未受到重大打击，德国人因此决心对解放军动一次“脑部手术”。他们策划了一次奇袭德尔瓦尔最高司令部的行动。这一行动是他们受到劫持墨索里尼行动成功的鼓舞搞的。袭击计划被称作“跳马计划”。其具体部署是：第15山地军司令部以强大的摩托部队，偕同党卫军第7山地师和党卫军空降猎兵营以及一些特种部队在佩特罗瓦茨—德尔瓦尔地区集中向前推进，击溃红军的抵抗，占领红军司令部的中心。在这次战役中，空降猎兵营将在破晓空降，粉碎敌军司令部的抵抗，使其在很长时间内不能进行战斗。

进攻的日期也选得很有针对性：5月25日，铁托的生日。希特勒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打死或者活捉铁托，陷最高司令部于瘫痪。

司令部坐落在山谷之中，北面是峭壁，南面正对树木苍茂的群山，出入通道只有一条沿河的小路，通过一次岩缝拾级而上，便是一处天然岩洞，司令部就建在这个岩洞中。

铁托和卡德尔一般是白天到德尔瓦尔来办公，晚上回到巴斯塔西过夜，这样，德国人的空袭本来是会扑空的，可是5月24日，他们却例外地没有回巴斯塔西去，因为第二天是铁托的生日，大家都想庆祝一番。

这天晚上，他们去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卓娅》。然后回到司令部的山洞中过夜。25日凌晨，值岗的警卫把铁托叫醒，说远处发现了飞机。铁托拿过望远镜，观察了一会，立刻警觉起来。他想起要赶快把山洞下面一座房子里的同志们都叫上来，警告他们，也许要发生严重的事情。

果然，下面的人都上来之后，德国飞机就飞临城市上空狂轰滥炸了一番。轰炸机过去后，运输机投下了伞兵。铁托站在山洞中看着伞兵在前面乌纳茨河对岸的一块草地上降落时，不由得想起，10来天前，他还跟参谋长阿尔索·约万诺维奇说过，应在河的这一边部署几挺机枪，以防敌人空降。约万诺维奇如果照办了的话，现在一个伞兵也落不了地。

可惜的是约万诺维奇说，有什么好怕的，因而没有照办。

德国人一降落，就在城里到处搜寻铁托。每一个德尔瓦尔人都知道铁托在最高司令部，德国伞兵拿着铁托的照片，挨个查问铁托在哪里，没有人告诉他们，连孩子也是如此，为此他们杀害了很多人。他们找不到铁托，只在一个裁缝那里搜到了一件正在缝制的元帅服。这一切，从山洞往下看，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城内没有部队驻守。外国代表团驻在城外的村子里，此时不会有直接的危险。在共青团区委的屋子里，发生了抵抗。6个共青团员被围在屋子里。他们拒绝投降，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6个人全部壮烈牺牲。此外，城里的抵抗就只有一支警卫营和军官学校为数不多的教官和学员了。

看来从山洞里冲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下到一条小溪的沟底才有可能逃离险境。一个年轻的警卫战士走在前面，他想先出去侦察一下地形，看德国人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走出山洞不久，头部就挨了一枪，倒地身亡。铁托操起一支枪想打，被身后的同志们夺了下来。

终于他们在洞的深处发现了一处泉水浸穿的漏洞。他们把它弄大了，凭着一根绳子，一个接一个，攀着绳子下到了小溪的沟底。铁托是第一个下去的，他的爱犬“老虎”，也用绳子吊到了沟底。

除了一名战士外，所有的人都下来了。这个战士是铁托的侄儿，铁托叫他留在洞里。他相信，在德国人进到山洞之前，增援部队就会赶到，因为他早已派出了通讯员通知利卡第6旅，火速救援。万一德国人进了洞，这名战士可以负责销毁洞里的档案文件和其他一切东西。不过，最终德国人没有进洞。

铁托他们下到沟底，沿着溪边小路迅速奔跑。“老虎”一边跟着主人，一边汪汪地叫。他们跑到一处飞机扫射不到的死角，停下来歇一会。

“老虎”奔到铁托身边，还在愤怒地吠叫。铁托抓住它的嘴，不让它叫。 他几次想掏出枪来打死它，因为怕它暴露这一行人的目标，但是还是不忍下手。德国人终于发觉了这里有人，于是开始朝这边开火，但他们并不知道铁托在这里。两名警卫战士紧跟着铁托，当飞机扫射时，一个卧倒在另一个人身上，筑成一个活的掩体，保护了铁托。警卫连长后来回忆说：“我没有命令他们这样做，铁托也不叫他们这样做。当时根本没时间考虑别的，他们只想到保卫最高司令。”

利卡第6旅很快赶到，铁托立刻将部队分成两队，他领一队，约万诺维奇领一队，各自抢占制高点，终于打退了这伙空中来的强盗。

后来了解到，参加这次空降行动的突击队都是一些亡命之徒。他们大部分是受军法处置、降了职的军官，德军司令部许愿，如果他们把铁托和其他司令部成员活捉或打死就官复原职。结果却是这800名伞兵，逃回去的只有110人，其他的人统统被打死。

最高司令部和英、苏代表团一起一连几天在不停地转移。这一天，他们走过一座小村庄姆利尼什特，在小树林里安置宿营。他们走过的那条路旁有一所牧羊人的小房子，房顶上堆着干草。谁也没发现，草堆中藏着一个叫瓦西奇的人，他一直拿枪瞄准着铁托，但是没敢开枪，因为铁托身旁总有人，他怕打死了铁托，自己也逃不掉。

转移途中，这一行人接受了英国人的空投物资。路上，苏军的科涅夫将军请求铁托以后离开作战部队，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工作。他说，情况变了，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他不能再在前线直接指挥作战。铁托开始不愿听他的，后来英国人也一起劝说他，并建议将指挥基地设在意大利。铁托认识到他们的建议是合理而又必要的。但他不想离开祖国，宁肯去维斯岛。

5. 走出国门

1944年6月，人民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迁到维斯岛。铁托是乘一艘英国驱逐舰来的。这里与国内国外的联系都比较方便。安全方面也可得到盟军空军的保护。司令部的人员从来没有这么舒坦地喘过一口气。

英国人送给铁托一辆吉普车，但他用得并不多，这车成了警卫战士们的喜爱之物，人人都想坐着它兜风，有的人甚至还想学着驾驶。可是他们又不敢随意动用元帅的汽车。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警卫营长德拉甘敢干，他不要教练，独自一人就敢开车在岛上到处跑。铁托的侄儿布兰科和弗拉多也是警卫营的战士，他俩很看不惯德拉甘，就跑到铁托那里告状，说德拉甘占了他的车不下来。

铁托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侄儿说：“首先，他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德拉甘，是大尉，是你的指挥官；第二，正因为他是上级，就不应该乱告他的状，你是党员，可以在会上批评这些事；第三，他确实不能乱开车，眼下我们的汽车还少，等车多了就让他开车去好了。因此，你通知他，要是他爱开车，我给他送一把扫帚去，让他骑在上面好了。”

维斯岛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苏美英的军事人员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与岛上的联络频繁，而此时，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在国外的影响则日渐势微。国王彼得和政府首相博齐尔达·普里奇在5月被请至伦敦，商讨改组政府事宜。结果是选中了前王国政府克罗地亚省长伊凡·苏巴塞奇担任新的首相。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公布这件事，并宣布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不再在新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英国将停止对切特尼克的援助。

随后，丘吉尔便着手调解王国政府与人民委员会的关系。6月，铁托接到丘吉尔的一份电报，告之国王彼得的代表苏巴塞奇首相将到维斯岛来。苏联政府通过它的军事代表团，表达了他们赞成这项安排的意思。

铁托不得不作出某种妥协，他同意接待这位客人。

谈判是在铁托的山洞里举行的。苏巴塞奇首先讲话。他开头就讲，根据南斯拉夫宪法，国王彼得是南斯拉夫一切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他建议人民委员会应与王国政府合并，并废除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方面，卡德尔、铁托、巴卡里奇等人都先后发言，拒绝了苏巴塞奇的建议。外交委员会秘书长斯莫达拉卡最后一个发言，他指出，在一个国家内的两个政府之间作出安排是不可能的。谈不到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问题，“你们不会在人民之中听到任何赞成的声音，你们既没有人民，也没有军队，更没有国土。”

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苏巴塞奇和卡德尔离开会场，进行密谈。

通过长时间的、艰苦的谈判，苏巴塞奇终于几乎放弃了他的全部方案，除了一些细节问题外，他接受了人民委员会所有的建议。最后签署了一项协议，协议宣布人民委员会为南斯拉夫惟一合法当局；铁托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是惟一军队；同意在伦敦成立一个新的内阁；战争期间，不提出国家政体问题，而留待战后由人民作出决定。

协议签字后，盟军加大了援助的力度。应铁托的要求，盟军空军于8月执行了一次抢运伤员的任务，25架“达科他”式飞机在杜米托尔山救出被德军围困的900名伤员，尔后又把他们送往意大利和马耳他。在盟国的帮助下，还把二万五千多名难民从意大利送往非洲。为完成这些任务，盟军同意南斯拉夫在意大利巴里建立一个军事基地。

与苏巴塞奇会晤之后，铁托接受盟军地中海司令威尔逊的邀请，前往意大利访问。8月，铁托一一访问了在意大利前线的盟军要人。在去美军第8军司令部的途中，铁托带着他的爱141犬“老虎”，同英军代表团团长麦克莱恩一起，乘飞机前往罗马北方的博尔塞纳湖。

铁托坐在前舱靠近驾驶员的地方，看着这些久违的机器，他不由得心驰神往。终于忍不住，问驾驶员可不可以让他驾驶一下。飞行员答应了，他告诉了铁托一些基本要领，便把操纵杆递给铁托。飞机正在卡西诺地区绕着大圈子。驾驶员交代，要保持飞机朝右转。铁托运气不好，他后来抱怨：“当飞机笔直向前飞时，比较容易驾驶，而现在得斜着飞。

我只飞了两分钟。”两分钟后，驾驶员接过机杆，打直机头，飞机飞向罗马。途中遇到了暴风雨，机身周围一团漆黑，条条闪电在身旁飞舞，但铁托情绪很好，他向麦克莱恩开玩笑说：“让我们飞到海上去，那样，摔下去也软和些。”飞机被气流抛得忽上忽下，铁托虽然强健，却还是晕机了。

当时盟军完成诺曼底登陆，准备进攻德国南部，在意大利集结了大批船只，准备直取法国南岸。丘吉尔恰从英国赶来。8月12日，铁托从罗马到那不勒斯，会见丘吉尔。

两个政治家第一次见面。铁托穿着一身崭新的制服，显得严肃而又郑重其事。丘吉尔则穿着一身白色工装，显得随便得多。但是很快，通过交谈，这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这两位领导人之间，除了出身和政治信仰不同，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处，两人一见如故。

谈话通过铁托的译员奥尔加进行，她是南斯拉夫前外交大臣的女儿。谈话的范围很广。丘吉尔一开始就称赞了南斯拉夫军队，他说可惜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在南斯拉夫跳伞着陆了，不然他要到南去作战。铁托说：“可是你已经派去了你的儿子。”丘吉尔激动得泪水都流下来了，他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在英军驻南代表团任联络官。随后谈话就转到了王国政府方面来，丘吉尔问铁托，可不可以同国王见面。铁托提到了反法西斯会议关于不准国王回国的决议。丘吉尔又问，如果别处不便，是否可以在军舰上与国王相见？铁托回答，他不反对在军舰上会晤丘吉尔，如果恰巧国王彼得在场，他也会同他见面的。后来丘吉尔又问，南斯拉夫是否可以作为一个飞行员接受国王返国。铁托说：“让他来吧，让他像我们大家一样那么战斗吧。”

谈话从诺曼底登陆后的军事形势，到意大利战线的进展，到与切特尼克的关系。话题非常广泛。谈到切特尼克时，铁托说：“我们和它是有战斗，很激烈的战斗。”丘吉尔说：“我们只愿看到我们的子弹用来杀德国人，我希望，南斯拉夫人之间不要发生战斗。”他还说到了英军代表团打回的报告，这使他相信，必须撤回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铁托说：“我们始终反对内战，始终认为德国人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只是迫不得已时才对切特尼克作战。倘若我们把米哈伊洛维奇当做主要敌人的话，游击队就不可能得到人民如此的爱戴。”

丘吉尔于是把话题转向了塞尔维亚的农民，暗示他们不愿看到在战后引进共产主义制度。还谈到了斯大林通过农业集体化所强加于俄国农民的种种苦难。铁托回答说：南斯拉夫情况与苏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并不想把任何制度强加于人民，这一点我是经常公开讲的。南斯拉夫只有两个阶级——卖国贼与爱国者。驻南的俄国代表团从未试图将共产主义制度引进南斯拉夫。丘吉尔又问，战后南是否允许有个人自由？铁托回答：“我们的基本原则始终是民主和个人自由。”丘吉尔问，是否允许工人罢工？铁托回答：“只要战争还在进行，就不许可。”铁托还说，他对那些关于战后南斯拉夫向何处去的议论颇为关心，南斯拉夫将实行民主制度。铁托没具体讲是哪种民主制度，同时他也拒绝了丘吉尔让他就共产主义问题发表声明的要求。

在谈到的里雅斯特问题时，铁托已隐隐地感到，那里将来是个麻烦的发源地。

会谈结束后，丘吉尔邀请铁托和王国政府首相苏巴塞奇合拍一张照片。拍照时，丘吉尔让铁托坐在他的右边，苏巴塞奇坐在左边。铁托对丘吉尔说：“首相，你恐怕弄错了，你的保守党看到这张照片会生气的。

你把一个国王的首相安排在你的左边了。”丘吉尔哈哈大笑，重新给他们安排了座位。

铁托回到维斯岛。战局一直朝胜利的方向发展，战线已扩展至塞尔维亚境内。铁托认为这一区域在整个战局中占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不战则已，一战务求必胜，现在条件业已成熟，人民解放军在向萨瓦河和多瑙河推进。9月6日，人民解放军与挺进到罗马尼亚的苏联红军会师了。

9月下旬，为了协调南苏军队的作战部署，铁托会见了苏方军事代表团科涅夫将军，并提出希望访问莫斯科。科涅夫当即表示欢迎，并迅速作出了安排，可见苏方也早有请铁托访苏的意思，他们不愿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上落在丘吉尔之后。而英国人肯定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敏感的。

铁托在9月18日夜，带领最高司令部的米丁诺维奇、秘书巴基奇，在科涅夫的陪同下，乘一架苏联运输机瞒着英国人离开维斯岛。他的“老虎”见主人要走，表现出烦躁不安来，铁托也只得带上它。因为怕它上飞机时叫，就用一只袋子把它的头套住。

已有5年没来过莫斯科。铁托说他这次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会见斯大林，过去仅从远处看见过他。“他看起来似乎比照片上要矮小些，另一方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虽然有点疲倦。”

铁托向斯大林提出，南斯拉夫军队现在只有一个装备英国“斯图亚特”坦克的装甲师，为了解放贝尔格莱德，请求苏联支援一个坦克师供南军支配，对付德国坦克，苏联的T—34正合适。斯大林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即拿起电话，要通了在索菲亚前线的托尔布欣元帅，斯大林说：“铁托在我这里，他要求我们给他一个坦克师，你那里有坦克吗？”铁托听见耳机里托尔布欣肯定的回答。斯大林放下听筒后，对铁托说：“瓦尔特，我给你的不是一个坦克师，而是整整一个坦克军！”

此外，斯大林还以援助的名义给了铁托两个航空师和其他重武器。随后，他们就进军的具体问题作了讨论。9月25日，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公报说：苏军司令部为了有利于进攻侵略匈牙利的德国人，请求南人民解放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同意苏军暂时进入同匈接壤的南领土……一俟完成作战任务，苏军即撤出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同意苏方请求。

谈到这次与斯大林会见的气氛，铁托说：“第一次会谈是非常冷淡的，我想基本原因是我在战时给他的一个电报，特别是里边一句话：‘如果你们不能支援我们，至少不要妨碍我们。’季米特洛夫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当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去看他时，他告诉我： ‘瓦尔特， 瓦尔特，主人对你的那个电报大生其气，他气得直跺脚。’”

这个时候，铁托已对斯大林的作风有所亲见了。在铁托与他们会谈的过程中，铁托只看到斯大林向莫洛托夫征询过意见，对别的苏共政治局委员，则粗暴得多。斯大林不喜欢别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对铁托说：

“瓦尔特，要当心，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是很强大的！”铁托说：“斯 大林同志，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非常弱小。”斯大林一听，眉头就皱了起来。他接着又问起旧南斯拉夫政客们的近况，铁托回答他：“那是个无赖、卖国贼，他投靠德国人。”斯大林又问起另一个。铁托回答跟前一个一样。斯大林很不高兴地说：“瓦尔特，对于你来说，他们都是无赖！”谈话就是在这样不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后来又谈到了国王彼得。斯大林劝说铁托让他回国。铁托气得真想发火，但他忍住了，只是告诉斯大林，那是不可能的，人民会造反，国王在人民进行斗争时丢下了他的人民，他的逃亡就是叛国的象征，人民痛恨卡拉盖奥吉耶维奇王朝的腐败和恐怖统治。斯大林听了，一阵沉默，过一会才说：“你不需要永远恢复他的王位，暂时把他接回去，然后在适当的时刻背后悄悄地用一把刀子插到他的背上去。”

这时，莫洛托夫拿着一封西方电讯稿进来，打断了谈话。他说英国人已在南斯拉夫登陆。铁托听了，忽地站了起来：“那不可能！”斯大林非常生气：“什么不可能！这是事实！”铁托解释：“那不可能，西方通讯社大概是搞错了，我已经要求亚历山大将军派三个炮兵中队协助我们第4军作战，而这些炮兵的到来可能被误认为是英军入侵南斯拉夫了。”

斯大林又一阵沉默，然后向铁托问道：“告诉我，瓦尔特，如果英国人真的在南斯拉夫强行登陆，你怎么办？”“我们将坚决抵抗。”斯大林对这个回答很难说是满意的，因为当时苏联与英国正在就战后南斯拉夫问题展开秘密谈判。

几天之后，铁托回到南斯拉夫。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斗已经打响，人民解放军第1军团和苏联第4机械化摩托军参加了战斗。仗打了6天，贝尔格莱德终于回到南斯拉夫人民手中。

参加入城式的除了无产者第1旅外，还有贝尔格莱德营接受了铁托元帅的检阅。贝尔格莱德营是3年多以前从乌日策出发由贝尔格莱德人组成的，他们几乎打遍了南斯拉夫，今天他们又回到故乡。他们当中从1941年开始作战，至今还活着的仅有两个人，有的已经升为别的部队的指挥员，而大多数已经牺牲了。铁托在检阅时，对部队说道：“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刻，在最可怕的敌人的进攻下，我常常暗自思忖，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发动起义，我们将在贝尔格莱德胜利地结束这一战斗。这个伟大的日子现在已经来临。在我们中间，1941年参加战斗的人已寥寥无几，他们用生命奠定了自由的和人民希望的国家基础，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一个人倒下去，十个人跟上来。光荣归于为解放南斯拉夫，为解放它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而牺牲的战士们。”

6. 结束战争

1945年2月底，盟军地中海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访问贝尔格莱德，与铁托协商共同作战的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临近尾声了，盟军已跨过莱茵河直入德国心脏地区，苏联红军已逼近柏林。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也已作好发动最后总攻的准备。此时德军在南还有7个军，17个师及20个师的伪军。人民解放军的人数是80万人。

总攻在3月20日发起，南斯拉夫第4军从3月20日到4月16日，先后解放了利卡和克罗地亚沿海地区，并与第3军一起，深入到卡林西亚和策洛维奇地区。5月1日解放的里雅斯特，5月7日迫使敌97军投降。第3军强渡德拉瓦河，越过波得拉维纳，到达萨格勒布以北，与第4军会合，形成对德军的包围圈。第1军突破了敌人防线抵达萨格勒布。

第2军强渡博斯纳河，解放了多博伊，与第1军一起解放了萨格勒布。

5月8日，苏军攻克柏林，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但是在南境内的德军此时还在负隅顽抗，从5月10日到15日，战斗还在斯洛文尼亚激烈地进行，直到南斯拉夫全境的敌人被消灭干净为止。

胜利的那天，铁托在检阅参加最后战斗的部队时说：“我们是欧洲惟一自己解放了自己国土的人民，在最后的突击中，我们的军队使敌人遭受惨重的损失，仅德国人就被打死9.8万多人，我们俘虏了28.5万德国人和伪军。”

南斯拉夫在整个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全国死去的人口为170万，其中死在战场上的有30.5万人，42.5万人受伤。而当时全国的人口是1500万。战火毁掉的房屋多达80多万幢，几乎所有的大工业遭到破坏，交通陷于停顿。战争给南斯拉夫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70亿美元 （按1938年价格计算）。

每当提到人民在战争中作出的牺牲，铁托的心情总是无比沉痛。战争结束不久，5月31日，铁托前往马里博尔医院，看望负伤的战士。他在医院呆了很久，几乎每个伤员的床边都去了。

他来到一个失去双眼的年轻战士身边，长时间的站着，心情十分忧伤。伤员先开口：“铁托同志，真的是你吗？”“是我在这里，同志。”

“谢谢你来看我，现在我可以忘掉我的眼睛了”。铁托把双手伸给他， 他们一声不响地握了很长时间。铁托的手在抖动。伤员轻轻地说：“铁托同志，眼睛瞎了我不后悔。我知道，我是为了什么献出我的双眼的。”……病房里唱起了歌，一个失去双腿的姑娘在领着大家唱：“游击队员，我们不怕挂彩受伤，直到最后一天。我们不怕牺牲死亡。”铁托热泪盈眶，他动了感情。

但是人民赢得了胜利。南斯拉夫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他们拖住了德军25个师的兵力，加上保加利亚、匈牙利等轴心国军队，他们对付的敌人是40个师，58万人，极大地减轻了盟军的压力。他们的功绩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第六章 铮铮铁汉

1. 百废待兴

战争结束了。铁托曾回忆说，那一刻他最先想到的是战前的一件事。

那是1939年，他刚从莫斯科回国。思乡之情非常强烈。他怀念他的故乡，怀念他的兄弟姊妹和乡邻乡亲。因此，一天傍晚，他悄悄地回了一趟库姆罗维茨。他说：“我溜进了我的旧宅的果园里，看着干完了一天活计的库姆罗维茨人。这个乡村看上去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幼年时代的村庄一样。库姆罗维茨村和它的泥泞的道路仍在那里，还有它的漂亮的房舍；苏特拉河蜿蜒曲折地流过牧场，那里曾是我放牧的地方；在我眼前出现了拖着沉重的靴子、衣衫褴褛和被生活压得弯腰驼背的农民。居住在这块土地和苦难中的我们的祖祖辈辈生活是少有改变的。和我一起长大的同龄人都不在库姆罗维茨了，因为这里没有东西能留住他们，没有能吃饱肚子的面包。当我在落日余晖下对着村庄出神的时候，我知道，在这些狭小的木头房子里仍然有忍饥挨饿的儿童们，就像我的兄弟姊妹曾经历过的一样。他们有一天也许为追求较好的生活也会离开这里。

“夜幕降临之前，我一直呆在果园里。狗从村子的一头到另一头不停地叫。我在默想着许多世代以来压在我们身上的粗野愚昧和落后，憧憬着库姆罗维茨和南斯拉夫千万个同样的村镇最终能从肮脏穷困中挣脱出来，那时村镇的年轻人能有一个平等的生活机会，能过上愉快的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养家活口。

“现在时机已经到来，我们不仅可以恢复已经被破坏的东西，而且可以创造新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是半途而废。我们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仅仅是个开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几乎是想象不到的，有极大的困难。

除了坚强的意志、高昂的士气和充沛的精力外，我们一无所有。过去几个月内，我走遍全国。利卡已经夷为平地，那里的村庄在战争中烧毁了十几次，你走上100多公里也看不见一所没有倒塌的房舍。但另一方面，从人民中间发出了多么大的力量啊！到处都在要钉子、要木板，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修建房屋和学校。德国人几乎把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铁路全部毁坏了。他们把枕木像一根根火柴一样拆了下来。沿路一片破败景象。铁路两旁尽是弯曲的路轨、断了的枕木和洗劫一空的车站。不到两个月时间，全线通车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日夜工作，直到第一列火车在这两个主要城市间行驶。这就是我们人民的品质，它将帮助我们克服甚至更大的困难，为国家将来的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

修复战争的创伤还只是一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新生的政权还有待巩固。在战争期间，犯有严重罪行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现在还逍遥法外。

1944年，米哈伊洛维奇随同德国人逃窜到波斯尼亚中部。他的部属还有几千人。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内部产生了很大混乱。这个时候，米哈伊洛维奇竟还相信，他在塞尔维亚还是有基础的，那里的人民支持他。因此，他不打算逃出国境，时刻想打回塞尔维亚。

1945年4月，当他失去德国人的保护后，就带着他的部属向塞尔维亚转移。这时人民解放军正集中力量对德国实施最后打击。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仅受到一些地方部队的阻截。但是他的部队士气低落，缺衣少食，已经残败不堪了。5月12日，他们在苏捷斯卡河谷受到猛烈攻击，他的随从只剩下一百多人，所有的电台、装备都丢了。他带着余部狼狈逃窜，几天后又遭到第二次伏击，身边只剩下17个人。他随身带的财物仅有250英镑，这时也不得不拿出来分给了这些人。他们就像做贼一样，到处流窜，逃避追捕。他们常常在进村找食物时，被当地民兵发现，只得饿着肚子逃跑，就像被猎人追逐的野兽一样，又惊又饿。有一天，他们逃到了德维塔克山，白天躲着不出来，天黑后派了几个人下山到村子里买粮食。当他们烧了饭，准备吃的时候，村子里响起了枪声，他们顾不得吃饭，只得拔脚又跑。这一躲又是两天两夜。等到第三个晚上再次下山，到了另一个村子，想买一个村妇的奶牛，但她不愿卖，就强行把那头牛牵来杀了。几天来，这才总算吃了顿饭。于是他们又向前走，在荒无人烟的地带走了几天，最后见到一座村庄。他们进村去买了玉米和面粉，可是不等弄熟，追捕的人又来了。一听到枪响，他们仍旧躲进山里。

这样的日子大家实在不想过了，好几个人都开了溜。米哈伊洛维奇身边只剩下4个人了。他带着这几个人到了维塞格勒附近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决定躲藏一个时期。他给自己在小树林里挖了个小洞，洞底铺了些草。因为不敢生火，白天他就躲在洞里挨冻，晚上溜进村中的房子里去，遇到可疑情况连晚上也不敢进村。1946年3月的一天晚上，他从洞里爬出来溜进村子里，刚进房门即被捕获。这时的他头发蓬松，又脏又瘦，已经饿得半死。

米哈伊洛维奇被押往贝尔格莱德。1946年7月对他进行了公审。在法庭上，他拒绝了对他的起诉。但是档案材料无可辩驳地表明，他是怎样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合作，共同对付游击队的。他签署的作战命令俱在。那些被切特尼克杀害的人的亲属出庭作证。法庭根据他的罪行，处以死刑。米哈伊洛维奇向最高法院上诉，请求宽恕。但是他给南斯拉夫带来的灾难太大了，数以万计的人民直接死于他的罪行之下。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他是不能得到宽恕的。

除了巩固政权外，新生的南斯拉夫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经济转轨的问题。

在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大多数的工厂都曾为解放战争服务，工厂的所有者都愿意为反侵略战争出力。那时很多工厂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有了，因此解放后，对工业实行国有化政策的条件比较成熟。另一方面，政府在安排工厂主的问题上也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他们或是留厂或是安排到另一个同类性质的企业中担任经理、工程师之类的职务。

在农业方面，土地得到重新分配，不容许有大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最高限额是每人不超过60英亩，他们对实行集体化政策也比较稳妥慎重，而且有很多措施在战争期间的解放区就已实行，因此战后的改革就比较容易得到人民的理解。

在外交方面，南斯拉夫面临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南共在战后初期支持希腊的反政府武装，危及了西方的利益；加上要求归还的里雅斯特统一国土的问题；逃亡到外国的叛国分子得到外国庇护以及企图复辟旧王朝的问题；战时运到美国的黄金被冻结，以作为美国人在南斯拉夫的资产在战争期间遭受损失的赔偿问题；盟国扣留德国人在战时抢走的南斯拉夫多瑙河船队不还，等等。所有这一切，使得战争刚一结束，南斯拉夫就与西方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特别是当这一系列问题引起南斯拉夫人对西方不满时，美国空军的飞机却无视这个国家的主权，常常成群结队地飞越南斯拉夫领空，这更激怒了南斯拉夫的公众情绪，南斯拉夫人民决不容许这种明目张胆的冒犯。尽管通过外交途径向美英政府提出了无数次抗议照会，但是此类事件仍层出不穷。南斯拉夫空军不得不于这一年的8月9日迎击入侵领空的飞机。一架美机被击落，一架被迫降，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恶化到了顶点。当时外界看到此时美国人在日本空投两颗原子弹的蘑菇云还未消散，南斯拉夫竟敢跟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在空中交手，那无非是仗了苏联的势，铁托不过是斯大林的一个走卒，南斯拉夫不过是苏联卫星国中最死心塌地的一个。

然而，只有南斯拉夫领导人心里清楚，他们当时处于一个多么艰难的境况之中。

2. 南苏冲突

南斯拉夫人民多年来对苏联一直怀着美好的向往，南斯拉夫共产党也一直尊奉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它教导人民，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是南斯拉夫奋力争取的前途。即使在战争前阶段，南斯拉夫得不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放弃这种信念。

但是战后，南苏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了，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严重冲突。

早在战争开始阶段，游击队与敌人展开艰苦的斗争的时刻，南共谋求莫斯科给以援助，这种援助却一直得不到。相反，此时苏联与流亡国外的王国政府却保持密切联系，并一再指示南共与王国政府协调关系。

1943年，南斯拉夫召开第二次反法西斯会议，决定不再承认流亡政府，禁止国王回国，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行政权职能，苏联对此的反应比西方还要激烈。战争后期，南共又获悉苏联与英国达成战后处理南斯拉夫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各方的压力下，铁托与国王彼得的代表苏巴塞奇举行会谈，被迫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一事证实了有这么一项协议的猜测。

早在1944年11月，斯大林曾邀请铁托和苏巴塞奇一起去莫斯科见他。铁托因事太多，或者也许是他意识到了叫苏巴塞奇一起去，不会是什么好事。为了避免当场作出某些表态，铁托找了卡德尔，说：“你明天就与苏巴塞奇去一趟莫斯科，跟斯大林会谈。他们催得很急。”卡德尔一点也没有准备、甚至连衣服都没有一套像样的。他穿着游击队的服装和一双补过的靴子就出发了。国王的代表苏巴塞奇则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一同前往。在莫斯科，卡德尔尝够了穿着寒酸站在衣冠楚楚的人旁边的那份羞辱，莫斯科把场面、礼仪安排得非常隆重，可是越这样越令人难堪。然而更令人难堪的还是斯大林的谈话。他对苏巴塞奇是一副样子，对卡德尔又是一副样子。

斯大林邀请他们来的目的是做戏给丘吉尔看：他在真实地履行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劝说南共接受国王。当着苏巴塞奇的面，斯大林批评南共心胸狭窄，是宗派分子，容不得彼得国王回国。他说在当今时代，国王根本不起多大作用，仅仅是个象征。罗马尼亚同他们的国王米哈依洛的问题不是解决得很好吗？

卡德尔反驳说，米哈依洛与彼得不同。米哈依洛只是在战争中站在希特勒一边，而彼得则是与切特尼克的暴行、与占领军与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背叛了他的人民，背叛了祖国。让他回国就是对人民4年多来的斗争的否定。

斯大林听了很不高兴，就把话题一转，问南斯拉夫有多少游击队。

卡德尔有意回答道：“有30万正规军。”斯大林一笑，把手一挥：“什么30万？我知道你们这些游击队，我们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有这种情况。我们问那里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有多少人，他们回答说3000人，而当我们派军官去领导这些游击队时，结果最多的才几百人，有的还要少些。此外，你们的游击队打得不好，他们还没有闻够火药味。看看保加利亚人吧，那才叫军队。”这话卡德尔听了气得发抖。苏巴塞奇听了自然觉得舒服，他巴不得把南共说得一钱不值。

接着话题又回到王国政府的问题。斯大林“开导”卡德尔：“你们不光是你们自己，因此你们不能像光有你们自己那样行事，必须考虑到整个盟国间的团结。”卡德尔表示，南斯拉夫为维护团结是准备作出一定牺牲的，这就是与王国代表组成临时的联合政府的原因。但是南斯拉夫不能作出人民无法接受的让步。

整个会谈过程中，苏巴塞奇没有讲几句话。卡德尔说：“他也没有必要说话，斯大林维护他的观点比他本人做得还要出色。”

卡德尔的莫斯科之行给南共领导人心中对战后得到国际承认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美好感情仍然没有变化。但是如果情况变了，苏联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那人们是很容易回忆起这些不快的往事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是惟一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自己的国家，不同于在苏联坦克护送下回国掌权的其他东欧国家。南共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它具有极强的独立性。苏共领导不愿意在同一阵营内有跟它平起平坐的伙伴。同时，苏共领导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优先考虑的是它本身的利益，哪怕与之打交道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做法常常损害了这些兄弟国家的利益。

1946年，铁托率兰科维奇、基德里奇、波波维奇等人访问莫斯科。

从礼节上来说，这次访问可说是南斯拉夫人在苏联受到的最热情的款待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到车站迎接了他们，5月27日晚上，铁托一行前往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见面。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捷夫在房间里等着。他们进去后，斯大林起身，非常愉快地跟每一个人握手。铁托将代表团成员一一介绍给他。斯大林听着介绍，注意观察每一个人。随后他对莫洛托夫说：“瞧，他们是多么英俊、健壮的人，一个强大的民族。”

铁托此行是来商谈两国经济合作的事。斯大林显得非常爽快慷慨。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邀请铁托一行到他家去做客。这是一次盛情的款待，以后这样的机会就再轮不到南斯拉夫人了。

铁托等人来到孔策沃斯大林的别墅。苏联其他领导人也在这里，他们是贝利亚、日丹诺夫、布尔加宁。斯大林的别墅简单朴素，但是非常干净、整洁，房间里没有豪华的装饰，也没有不必要的多余的家具。大家在长桌边就坐后，一个体态丰满的中年妇女端来用银制餐具盛着的食物，那多是斯大林家乡格鲁吉亚口味的食品，大家各自取用自己的一份。

斯大林端起一杯里面放着一个又红又热的辣椒的伏特加给大家斟酒。带着斯大林风格的晚宴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话题是谈论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斯大林说，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是一个理论家，是个会写文章的教授，但不善于组织行动，欠缺领导才能。

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是个大好人，但是缺乏斗争性，“一条不咬人的狗在它吓唬人的时候也要呲牙，他甚至牙都不会呲一下。”德国的皮克已经老眼昏花，最多能拍拍人家的肩，使人感到温暖亲切，但对如何领导人们走向确定的目标却茫然无知。得到斯大林赞扬的只有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士，可惜他死去了，而伊巴露丽却不能像迪亚士一样，领导西共走出国境。

当然在这种场合下，只能是大家洗耳恭听斯大林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客人们是不愿多嘴的。

已经到了下半夜了，斯大林说够了，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房子一角，打开了留声机。他喜欢俄罗斯的民间音乐，唱片都是他自己挑自己放，并且跟着唱片，轻轻地哼，然后就和着节拍跳起舞来。其他的苏联人对他喝彩道：“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你的身体多么棒啊！”

斯大林顿时消沉下来，说：“哦，不，不，我活不长了，生理的规律正在为所欲为了。”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等人连忙说：“不，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我们需要你，你还要长久活下去。”斯大林摇摇头：

“不，不，生理的规律正在为所欲为。”他把脸转向铁托，又说：“铁 托应该善自珍重，以免不测。因为我不会活很久了，而他将为欧洲而活着。丘吉尔对我说起过铁托，他说铁托是个好人，他重复了三次，我最后回答他， ‘我不知道，但如果你这样说，他必定是个好人，我将尽我 所能去了解他。’”他举起一小杯酒，建议为他同铁托的友谊干杯。喝完酒，他将双手插到铁托的两肋下，跟着唱片音乐的节奏把铁托抱起、放下，抱起、放下，重复了3遍。他又发出爽朗的笑声：“啊哈，我仍旧有劲呢！”然后他邀请所有的客人同他喝一杯友谊酒。他对波波维奇说：“塞尔维亚人，到这里来。”波波维奇左手拿着酒杯走到他身边，斯大林轻轻地敲了一下他拿酒杯的手说：“喝友谊酒要用右手。”他同每一个碰杯的人都说了一两句话。轮到兰科维奇 （南内务部长）时，他 指着他的内务部部长贝利亚，说：“你要留心他。”然后又对贝利亚说：

“你们两个谁能将对方诱入圈套呢？”

这顿晚饭直吃到第二天早上五点。

能得到斯大林这样款待的人应该是倍感荣幸了，而这次出访，铁托他们就享受了两次同样的“殊荣”。第二次是与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等人一起参加的。那次晚餐话题是成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事情。铁托他们明显地觉察出来，当着南斯拉夫人的面，斯大林是如何贬低共产国际的工作的，给了季米特洛夫极大的难堪。喝酒中，他们又不断地揶揄保加利亚人。苏联人厚此薄彼，南斯拉夫人后来猜度，是有意在南保之间制造互不信任，以便将来操纵。在安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葬礼上，斯大林又突然从外宾台上将铁托请上主台，与苏共领导们站在一起，有意疏落了其他外宾。

铁托出访回来后，开始实施南苏经济全面合作。南斯拉夫人发现，苏联通过合作的目的是取得南斯拉夫的资源，而南斯拉夫人所希望的是通过合作实现国家工业化。苏方代表公开说：“你们要重工业干什么？

我们乌拉尔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同对，在具体洽谈每一个合作项目时，南斯拉夫人提供的资产价值总是被低估。最具典型意义的联合石油公司协议条款规定，在南开采石油，其地租不应算为南的股份，而在利润分配上，苏联人则要求计划应建立在营利的基础上，而不论外部市场价格条件如何。就是说苏方负盈不负亏。还有，苏联人要求它的产品应全部由公司处理，而这个公司在南境内亨有“治外法权”，它不受当地法律约束，也就是说，南斯拉夫的石油工业凭此协议，将由苏联垄断。

其他的联合公司情况也类似，像苏南银行、联合钢铁公司、有色金属公司、航空运输公司、内河运输公司，等等。南方的资产是按照1938年的价格估算的，那是战前南经济最稳定的一年，第纳尔比值很高。但苏方投入的资产除了现金外，其他一切物资都是按1946年和1947年的价格估算的。而这是战后的最初年代，物价最贵的时期。仅此一项，苏联人就占了很大便宜。但这还不够，所有征用的南斯拉夫土地，苏联人都只同意承认一般的土地价格，不承认土地上原有设施或地下资源的价值。

多瑙河是南斯拉夫的一条主动脉。战前，南的内河航运就较发达，这是门很赚钱的行业，自南苏内河航运公司“尤斯帕德”成立两年多来，南斯拉夫从这条河流上就没有得到过它本应得到的便利了。按照苏方董事长定下的运价，在这条河上，南斯拉夫运送本国货物甚至比外国人用这个公司的船只运货多付百分之五十二的费用。

对这些经济上不平等的协议，南共领导人中已普遍啧有烦言。这也为苏联人觉察到了。后来，是斯大林主动向南斯拉夫提出，不再建立这类联合公司，它不适合友好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1947年初，斯大林向来访的南斯拉夫政府副主席爱德华·卡德尔说：“联合股份公司不是一种良好的合作形式，容易产生误解和纠葛，在一定程度上，那会危及南斯拉夫的独立，损害友好关系，这样的公司只适应卫星国。”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告诉斯大林，已经有两家运输公司建起来了。斯大林说：“那是另一回事。这两个公司不是生产性质的公司，可以继续经营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以其他的方式援助你们。”斯大林建议给他们援建一座炼铝厂和一座炼钢厂。他问卡德尔：“你们有什么计划？需要什么样生产能力的炼铝厂和钢铁厂？”卡德尔回答，过几天送上书面的计划报告书，同时他说斯大林的建议正是自己刚想提而未提的请求，他先说出来了，而且斯大林提出的办法“对我们来说更好，更合适，我们十分感谢你。”

果然，随后苏联就同意向南斯拉夫提供13500万美元的贷款，用以偿付苏联准备向南供应的成套工业设备。

一切看来，苏联人都显得慷慨大方，只有参与其事的南斯拉夫人才真正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们也是逐步明白的。当那些设备一点点运来时，南斯拉夫人发现，它们根本不像苏联人说的那样值钱。所有那13500万美元的物资真正价值80万美元，而且它的供货期限定得太长，不适合自己制定的发展计划。到后来，南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便中止了这一协定，那些正在建设的项目不得不半途而废，给南斯拉夫造成了很大损害。

在提供物资的同时，苏联还负责提供技术援助。苏联人规定，一切东西必须支付代价；支付的方式和金额由苏方决定；以美元为核算单位，按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结算账目。这些条件都是南斯拉夫难以接受的。更令南斯拉夫难以忍受的是，苏联利用技术援助，派遣顾问专家从事收集情报的工作。这直接损害了南斯拉夫的独立、安全、尊严和正常的秩序。

苏联人在南斯拉夫开展情报工作始于战争期间。随着第一批苏军代表团的到来，一些军官就开始在南斯拉夫物色能为他们所利用的人物了。这一工作是背着南斯拉夫当局进行的，尽管他们原可以从官方渠道得到他们所想了解的一切情报。但他们并不满足这点，他们更想在南内部安插自己的人。苏联军官使用了各种手段网罗情报人员，或是利用一些人对苏联的无限向往；或是用金钱、职位相引诱；或是用威吓的办法迫使就范。他们掌握了某些人的隐私，于是就利用这点来恐吓他，除非他同意为他们提供情报。南斯拉夫上自中央委员，下至普通职员，都有人被这些办法所俘获。南共政治局委员赫布朗就是其中一例。

赫布朗战争期间曾在萨格勒布被乌斯塔沙警察逮捕。在拷打中，他招认了一切，并答应为乌斯塔沙情报机关和德国秘密警察服务。1942年秋，游击队跟乌斯塔沙交换俘虏，他被巧妙地安插在俘虏中放归游击队。

人们对他在狱中的表现毫无所知，以为他坚强不屈，因此，出狱后当上了克罗地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军攻克柏林，俄国人发现了赫布朗的档案。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方面也觉察到他有问题，询问苏联有关部门。苏联人没有将他们掌握的情况通报南方。卡德尔1946年同莫洛托夫会晤时告诉他，南共正在审查赫布朗在狱中的表现。莫洛托夫也默不作声。实际上，赫布朗正为苏联内务部所控制，身不由己地听命于莫斯科。

还有一位在南斯拉夫内务部供职的女机要员杜桑卡·佩罗维奇，她遇到的则是赤裸裸的要求。苏军代表团的一名上校斯捷潘诺夫1945年与她相识，并要她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佩罗维奇说这事要请示党组织。

斯捷潘诺夫表扬她是个好党员，说她这样做是对的，但在这件事上她应该看得更远一点，因为为了共同的斗争而去完成一些更崇高、更艰巨的任务有时得采取特殊的办法。这位上校还举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中一些著名的事例来增强他的说服力。他暗示，敌人可能藏在党的高层领导中。

一个人不应太相信一切，只有久经考验的苏联共产党才值得为之忠诚不二。也许他觉得自己说的太露骨了，又补充道：“当然，对铁托同志是没什么可怀疑的，目前他所做的也都是应该的，但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佩罗维奇坚持要向党组织报告。她觉得，既是正义的事业，又是为苏联服务，党组织不会拒绝帮助苏联人的。

战争末期，俄国人将他们俘虏的曾为德军作战的南斯拉夫人组成一个旅，开赴南斯拉夫战场。在返国之前，他们每人都得在一张苏联内务部的保证书上签字，同意为其工作。

此外1945年南斯拉夫解放后，那些十月革命时逃到南斯拉夫来的白俄，统统都由苏联代表甄别审讯，在“为永久的母亲俄国服务”的口号下，他们也得签署一张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保证书。

苏联的情报工作渗透到经济部门，最突出的是在铁路系统。在修复多瑙河上的大铁桥时，苏联人诱骗了相当多的南斯拉夫工程技术人员为其情报机关服务，由此扩展开来，他们在整个铁路系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情报网。到后来，南苏冲突公开化后，这些人所造成的破坏作用是非常严重的。

苏联在南斯拉夫从事情报工作，引起了南共领导的强烈不满，他们曾经利用各种方式表达过这种不满。他们告诉苏联人，有什么需要知道的，直接找南共党组织，他们将尽可能提供详尽的情报。

南苏关系恶化还有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军人在南斯拉夫干下的一些严重违纪违法的事。战争末期红军在南斯拉夫北部跟德国人作战，他们为解放南斯拉夫付出了很大代价，这是值得人民永远感激和纪念的。但是他们并不能因此就有权在这块土地上胡作非为。当时苏军部队所经之处，都发生了很多起强奸妇女、抢劫杀人的案件。红军部队中的这些行为与南斯拉夫人民脑海里红军的形象对不起来，极大地损害了红军和苏联的声誉。起初，南共党组织还向人民解释，这只是个别情况。然而实际上这类案件每天有增无减。党组织的解说都显得那么虚伪可笑。这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了。据南斯拉夫方面反映，他们共接到1219起违法案件的报告，111起与杀人有关的案件，248起杀人既遂和未遂案件，1024起暴力抢劫案。这些案件中，比较典型的有：

在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斗中，利卡第6师一名女通讯员到前线送命令，路上被一个俄国上尉拦住施行强暴。在她反抗时，这名上尉用刀砍伤了她，趁她昏迷不醒时强奸了她。还有一名南斯拉夫公民邀请一批俄国人去他家做客。晚饭后，一名喝得醉醺醺的少校竟当着他的面侮辱了他的妻子。这个人起而保护她不受侮辱，几个俄国人一起将他赶出屋外，当他在郊外寻人求救时，他的妻子被7个俄国人强奸了。

这类事件多次发生后，南共政治局有一次请苏军代表团团长科涅夫将军去开会，听取意见。南斯拉夫的两名将军参加了会议，提请他注意这些行为有损于红军声誉。南共政治局委员吉拉斯告诉他，一些资产阶级正在利用这些事件，说英国人就比俄国人文明些。科涅夫听了上述意见，大为光火，他以红军司令部的名义提出抗议，认为这不是真实的。

这些事是战争期间或战争刚结束时的事。后来通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风波渐渐平息下来。南斯拉夫人没有料到，事过3年之后当南苏矛盾公开化时，斯大林指责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对红军的忘恩负义，损害红军的声誉。

3. 兄弟阋墙

在外交领域，苏联人最不满意的是南斯拉夫与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不太听招呼。由于南共领导人民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它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的威信，因此它似乎最有资格在同一个阵营中不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

1943年，鉴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斯大林不得不解散共产国际，因为它不利于统一阵线的组成。而现在他又感到需要这么个国际性的组织，以便发号施令，就像过去共产国际一样，一切国家的党都得听它的。

但完全复旧不行，一方面形势变了，规模过大难以建立，另一方面，与4年前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难以统一，于是就有了建立一个互通情报性质的地区组织的构想。说起来，这个构想最初还是1945年铁托本人提出来的。他的动机倒确是想要有一个各国党之间能切磋工作、交换意见、交流经验的机构。斯大林极为赞同铁托的意见，只是各自的动机不同。斯大林没有忘记铁托的意见，1946年6月，铁托和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同时在莫斯科时，斯大林跟他们商谈了建情报局的事，并提议南斯拉夫做发起人。

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有9个国家，它们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苏联，以及西欧两个最大的党——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

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在波兰的波伦巴温泉举行。

会议确定，情报局的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它的任务是组织经验交流；必要时，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党活动。会议还决定创办一份机关报，定名为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南斯拉夫在这次大会上 处于显要的位置。本来有人建议将总部设在布拉格，但苏共代表团的日丹诺夫请示斯大林后，明确指示应设在贝尔格莱德。这种表面的荣誉其实并不重要。斯大林知道，讨论任何问题，他的意见会是多数，除南斯拉夫、法共、意共外，其他党都听他的。

法国共产党关于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与苏共的观点不同的。法共的观点正在西方党中时兴。苏共准备利用情报局会议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清算。

会上，法、意两党代表团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之后，日丹诺夫自己没有出面，却很巧妙地指使南共代表卡德尔和吉拉斯发言。他知道，南共对这两个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工作看法是持反对意见的。这样，这三个不听招呼的党之间便有了裂缝。苏共在情报局的地位虽不显赫，却是实实在在的主人，今后它的反对者都是孤立的了。

战后最初几年，南斯拉夫致力于同东欧国家，特别是同各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从1946年到1947年，他们分别与波、捷、阿、保、罗签定了友好互助条约。与此同时，铁托还先后出访了这些国家。每次访问都受到了当地人民热烈的欢迎。南斯拉夫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取得的成绩，特别是铁托本人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赢得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尊敬。他们感到南斯拉夫的经验对于他们，比苏联的经验更切近实际。当铁托来到布加勒斯特时，有50多万人冒着大风雪聚集在广场上欢迎他。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也是一样。

南斯拉夫的外交成就犯了莫斯科的忌，这种荣誉从来是只该斯大林所有的。这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在南阿关系、南保关系上。这些邻国间的关系原本比较复杂，南斯拉夫正在努力开创同它们建立新关系。它们之间的问题基本上是由两国领导人商讨解决，还没有形成向莫斯科讨教的习惯。莫斯科不能坐视这种自由化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形成风气。它看到，此时所有这些国家同西方的关系都很紧张，它们惟有依靠强大的苏联，才能在国际社会生存。因此，它决心敲打敲打它们一下了。

直接给苏联插手干预的机会来了。铁托结束他的友好访问后，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他提到了在巴尔干建立联邦的事。他说，一旦条件成熟，“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去问帝国主义者，不会理睬他们的反对，将会在他们本身利益的原则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本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必要的国际合作是息息相关的。”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只代表保加利亚一方，其实南斯拉夫是反对建立保南联邦的，因为两个国家没有联合的基础。但是，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竟然自作主张，竟然不向莫斯科请示。苏联的反应首先由《真理报》作出了，它开始刊登了季米特洛夫的声明，随后又以读者来信的形式，责问《真理报》这是否代表了苏联的观点。然后又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表明《真理报》的态度，与其说《真理报》真的对联邦表明态度，不如说是对他们这种自行其是的态度发态度。随后，莫斯科就电召保南两国领导人迅速赴苏，磋商此一问题，他们并不是不要联邦，而是要按他们的设计图造的联邦。苏联人要求三个党的总书记参加会议。季米特洛夫代表保加利亚奉召前往。南斯拉夫是派遣的卡德尔参加会谈，他们没给苏联人那么大的面子。铁托有种预感，斯大林打算通过这次会议还搞点什么名堂，而不光是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讲话。莫斯科很清楚，南斯拉夫并不赞成季的观点，那么有什么必要叫他也陪同受训呢？

正当卡德尔等人准备成行时，南阿事务又生枝节，因为此时霍查担心希腊人会占领阿尔巴尼亚南部领土，这些地区向来是希腊族人住的。

阿尔巴尼亚政府请求南斯拉夫派遣两个师赴该地区加强防务。南斯拉夫在原则上同意了请求，只是出兵的具体时间还未定下来，眼前先派一个空军联队进驻阿尔巴尼亚。莫洛托夫得知这一消息后致电南斯拉夫，不同意作这种安排，措辞非常严厉，因为这意味着将把苏联拖向与西方的对抗中，西方没有人会相信，南斯拉夫支持的希腊叛乱没有得到苏联的同意。

南斯拉夫代表团于2月8日到达莫斯科。2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召集南保代表团开会。

苏方参加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苏斯洛夫；保方是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科斯托夫；南方为卡德尔、吉拉斯、巴卡里奇。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他一开场就阐明苏方与南保方存在严重分歧。苏方不同意南保在友好互助条约有效期内签订关税联盟协定，批评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联邦和关税联盟的声明。讲到这里，斯大林插话道：“我们见到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极端放纵自己，他讲话一点不加考虑。”他特别提到季米特洛夫的声明给外界造成了是苏联所赞成的印象，实际上苏联一点不知情。

莫洛托夫讲完后，季米特洛夫发言，他解释，南保两国对外界并未宣布签订关税联盟协定，仅表明双方已达成谅解，可能签订协定。他解释由于国内存在困难，希望通过与他国合作促进发展。他对斯大林的批评也表示接受，承认他的声明确实糊涂。斯大林插话：“你想哗众取宠，那完全是错误的，因为那样的联邦是不可能的事。”他说，这个建议原则上是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没有苏联参加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广泛的联邦。“要是有朝一日建立联邦的话，我想是会建立的，那么我们就把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合并，把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合并，把白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合并。”

季米特洛夫这位国际共运的老战士尽管有过勇于斗争的光辉历史，这时在斯大林面前却像个小学生一样低下了头。他真心实意地作了自我批评，说：“是的，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们也会吸取教训的。斯大林同志，我们大家都要向您学习。”斯大林回答他：“我们争执的问题不是什么错误问题，而是我们各自不同的概念。老头子，你说什么向我学习，你就像一个去赶集的老太婆，逢人便唠叨，想到什么说什么。”

斯大林最后表明，他并不反对南保建立联邦，但是绝不容许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缔结同样的关系。其实苏联人嫉恨的不是联邦，而是没有跟他商量。实则南保建立联邦，有利于苏联控制南斯拉夫，因为在保加利亚，有一大批忠实于苏联的人。

接着发言的是保加利亚的科拉罗夫。他说：“我看不出季米特洛夫同志错在哪里，因为我们已将协定的草案递交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对建立关税联盟一事并未提出异议，只就侵略者的定义提了一些意见。”

斯大林问莫洛托夫：“他们真的把草案递交我们了吗？”莫洛托夫回答：“哦，交了。”斯大林气极了：“那我们是自己在作弄自己了。”

季米特洛夫赶紧抓住时机说：“这就是我发表声明的理由，因为草案已交莫斯科。”斯大林更是容不得这种转守为攻：“你简直像个共青团的青年，乱来一气，不管你做什么，你讲起话来就像街道妇女一样的斗嘴。

你是想耸人听闻，你俨然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根本没讲他们正在干些什么。我们不得不到街上去打听这事。但那时，我们发现我们已面临一桩既成事实。”

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想发言，他讲了几个经济方面的问题。斯大林打断他：“你们有具体部门管这些事。我们召开这次会，是为了讨论苏联与南保方面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科斯托夫只好静默不言。

轮到南斯拉夫卡德尔发言了。卡德尔也指出条约草案事先交莫斯科看过，苏方只提出条约期限应改为20年。因此，他看不出南苏之间外交政策分歧何在。斯大林说：“有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你说，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怎样？”这一问有点出其不意。卡德尔便作了一番情况介绍。斯大林再次打断他的话：“这里又有一个事实，你们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没有同我们磋商。”卡德尔承认，确实没同苏联磋商，但这件事，具体协定还未签。前些日子南应阿的请求派了一支空军联队赴阿，这事并未引起任何国家争端。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在任何重大事件上都与苏联进行了磋商。斯大林激烈地反驳：“这不是真实的。在任何问题上你们都没有同我们磋商。”

这种“讨论”气氛，卡德尔无法讲下去了。随后又是莫洛托夫发言。

当讲到关税联盟的问题时，卡德尔想再次发言，为南保关税联盟辩解。

他说联盟不见得都不好。斯大林要求他举例。他举出了比荷卢。斯大林说：“比荷卢，没有这么个东西。”卡德尔回答：“有比利时、卢森堡。”

斯大林说：“别无其他了。”“还有荷兰。”“没有。”“有荷兰，请看比荷卢这个名称，它是指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斯大林怒火中烧：

“我说没有就没有。”

卡德尔不说了。斯大林就着莫洛托夫的话题，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赞成建立东欧国家联邦，这包括3个部分：波捷联邦、罗匈联邦和南保联邦。他对季米特洛夫说：“保南应当明天就建立联邦。”

卡德尔指出，南斯拉夫虽有与保结盟的意愿，但现时条件不成熟，不必太匆忙。南保双方都同意联邦必须逐步实现。斯大林反对说：“不，必须立即宣布成立联邦，越快越好，条件已成熟。首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合起来，然后把阿尔巴尼亚再合并进去。”如此重大的问题，卡德尔不可能表态，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没有受权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因为会议通知没说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尽管生气，也只好不谈了。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会上还谈论了些其他问题。

南保建立联邦，双方认识还不一致。保加利亚人提出以南斯拉夫为一方，保加利亚为一方结成联邦。而南斯拉夫认为保加利亚只能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诸联邦成员一样，合并成一个联邦国家。这种认识分歧致使南保联邦目前不能建立。苏联人现在力促此事，意在破坏南内部团结。而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会见卡德尔时暗示卡德尔，也许苏联人的意图是想最终将南保并入苏联。

这次莫斯科会议，对南斯拉夫，斯大林强调的是有关对外政策问题，南斯拉夫必须同苏联相互磋商，今后再不容许有自行其是的行为。

第二天，卡德尔被召到莫洛托夫办公室。当他一跨进这位外长的房门，莫洛托夫就递给他一份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进行磋商的协定书，要求他签字。卡德尔回忆当时的场面说：“我目视着蓝色夹子里的这两页纸，耳听着莫洛托夫的命令签字的粗暴声，真使我怒不可遏。虽然南斯拉夫政府不反对在外交政策上进行磋商，但为什么一切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呢？……它只能使我想起大国对弱小国家的专断。我思索怎么办，到底签不签字？最后我决定签字。我这样做是想不使已经紧张了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因为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我竟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莫洛托夫应签字的地方。因此协定原文必须重写，签订的程序推迟了一天。

第二天晚上，我签署了这个协定，马上便和我的同志们离开了莫斯科。”

4. 对苏联说“不”

1948年2月10日，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会议，苏联第一次公开表示对南不满。接着发生了两起国际性的事件，南斯拉夫似乎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第一件是在罗马尼亚，一夜之内，罗共已下令从所有地方撤除铁托的画像，而过去，铁托的画像跟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像是挂在一起的。这件事立即为外界所注视。第二件是在阿尔巴尼亚庆祝红军建军节宴会上，苏联代办竟拒绝与南斯拉夫公使干杯，说：“除非铁托赞成民主集团之间的团结，我才为他干杯。”

真正的压力还是经济方面的。战后年代，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在东欧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且主要是苏联。这一年，南应与苏联重新签订贸易协定，以前的协定4月即期满。南斯拉夫前两个月就派了贸易代表团到莫斯科。二月底，苏方通知南方，南没有必要再派遣贸易代表团赴莫斯科。这实际上是中断了两国贸易关系。南斯拉夫立刻感觉到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它有很多重要物资依靠从苏联进口，尤其是能源。

3月1日，南共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专门谈到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在讨论其他问题时也无不与苏联问题有关。这次会议是在领导人中第一次集体探讨与苏联在各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铁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事关南斯拉夫独立的重大问题。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致表示对苏联应采取坚定的立场，决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只有财政部长斯雷坦·茹约维奇从会议一开始就一言不发，一个劲地作笔记。散会时，大家决定，对会上讨论的事情绝对保密，一个字也不得泄漏。

南共中央全会之后，苏联方面不久就有了新的反应。3月18日，苏联驻南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南国防部长波波维奇，苏联政府已决定下令从南撤离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因为他们“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受到了敌对待遇。”时隔一天，苏联代办又求见铁托，并向他宣读了一份苏联命令撤离在南一切文职专家的电报。

铁托就这两起事，当天致函莫洛托夫。第一，他指出，苏联所提出的撤离军事人员的理由不是真实理由；第二，南斯拉夫不许经济人员对外提供情报，一切情报应经由官方组织间取得。如果这就是苏联撤离文职人员的理由，南政府难以理解。

信件发出不久，斯大林的复信就来了。是由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和阿米尼洛夫在萨格勒布向铁托递交的。

两位苏联使节来到铁托的郊区别墅。他们阴沉着脸走进铁托的房间。铁托正坐在写字台边，起身跟他们握过手后，没有寒暄。大使递过信来，铁托没有让坐，随后站在写字台边迅速地翻阅信件。

信的开头措辞就非常严厉，铁托看过几行，便有一种黑云压城的感觉。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既没有表现畏缩，也没有表现愤怒。他不想让拉夫连捷夫从中得出点什么来。拉夫连捷夫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着铁托，不等他看完信，就问：“什么时候答复我们？”铁托回答：“我们将考虑这封信。”

两位使节退出去。会见总共只花了几分钟时间。铁托这才把信从头至尾细细读了一遍。

信是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的。首先，他们说明了召回苏联专家的理由，他们认为苏联专家有权向任何部门、任何官员收集他们所要的任何情报。他们的人，包括苏共驻情报局机关报的代表尤金，都处在南保安部门的监视下。只有在最不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会这样对待苏联人。接着，信件对南共党内情况进行评价，说南共并不是完全合法的，党没有执行阶级斗争路线，党已融入到人民阵线中，党内没有民主气息，中央委员会不是选出的而是指定的，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整个党都处在保安部的监视之下，保安部长就是党的本部书记。信的最后点了几个人的名：“听取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这批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苏联的言论是荒谬的。”信中提到：“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足可为一个教训。”这种暗示是够吓人的。谁都知道，在苏联，托派的帽子意味着什么。

铁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摊牌的时刻已经来到。要么屈服，要么抗争，必须作出抉择。他立刻给政治局成员打了电话，通知他们马上研究对策。随后他把信又再看了一遍。每当他思考重大问题时，他习惯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此时，他就陷入到这种沉思状态中。当他考虑成熟后，立刻伏案起草了致斯大林复函。

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基德里奇都来了，他们看了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信。铁托激烈地表明了决不屈服的态度，并说如果是他个人的原因阻碍了南苏关系的发展，那么，他愿意提出退休。卡德尔等人一致拒绝了铁托的请求，同声谴责苏共对南斯拉夫的指控是虚假的，应予抵制。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信中点了他和另外三位同志的名，也认为有必要声明：“stari（塞语中作“老”字解，是一种爱称），如果你认为被指名控诉的我们四人应当辞职的话，我准备马上这样做。”铁托激动地说：

“啊！不能！他们是想破坏我们中央委员会！如果你们都走，我怎么办？” 苏联人先拿这四个人开刀其用意是很明显的，这四个人分别掌管南的经济、军事、安全、宣传舆论大权。南共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种高压之下，中央决不能分裂，党在此时必须沉着冷静。

于是5位政治局委员坐下来研究局势。他们决定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提交4月12日的中央全会讨论，并让全体党员了解苏共信件的内容。

南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如期召开，全体中央委员将要对他们国家的前途、对他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作出决定。当此之时，南斯拉夫与西方世界处于怒目而视的对立状态。美、英、法等国政府决定修改对意大利和约的某些条款，同意将的里雅斯特部分归还意大利。西方报纸纷纷报道：南斯拉夫有对意大利作战的意图。甚至说南已在意边境部署了V1和V2火箭发射架，已经动员了28个步兵旅和9个炮兵师准备投放战斗。南军队正集结在的里雅斯特自由港四周。光是这一年的第一季度，美国飞机侵犯南斯拉夫领空的事件就多达21起。然而，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又要接受来自东方的巨大压力。更何况，党多年来进行的教导，都是无限尊敬和崇拜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党和国家。中央委员们对此将是怎样一种思想状况呢？

铁托回忆道：“我意识到这次会议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性。生活教会了我，在危机的时刻，最危险的莫过于站不稳立场，摇摆不定。在这种形势下，反应必须是勇敢而坚定的。”

时钟敲过10点，会场被封闭起来。铁托宣布了会议议程：讨论苏共中央信件、经济形势、第五届党代会和其他。会议正式开始后，铁托首先阐叙了南苏冲突的由来和发展。接着宣读了苏共的来信和他草拟的复函稿。稿子的最后几段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巩固两国关系和牢不可破的友谊……首先是应严格遵守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原则，其次是互相完全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关系便不可能持久和巩固。苏联人民，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必须相信，新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正不可抗拒地走向社会主义。

“第三，必须承认，现在的南斯拉夫是苏联最忠实的同盟者，它在铁托领导下，将随时与苏联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第四，显然我们理解到，苏联在恢复遭受破坏的地区一事上存在巨大困难，但是我们在建设祖国和实现五年计划中，仍然有正当的理由期待苏联的援助。因为我们相信，一个更强大的新南斯拉夫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

“第五，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人，不论是官方代表，抑或是其他人也好，都必须记住，他们是在一个兄弟的、独立的国家里，他们不应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生活。”

铁托在宣读完信件后，作了简要的讲话：

“同志们，记住，这里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争论，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犯了错误，不是我们思想上脱离正轨。我们决不容许陷入这种争论。

同志们，关键首先是一国和另一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正利用思想意识问题为对我们施加压力而辩护。同志们，这便是问题的所在。”他最后说道：“这封信是可怕的诽谤和消息误传的结果。我要求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每一位中央委员应当在这里表示态度。如果苏共中央的同志们要求看这次会议的记录，我们将给他们。”会议记录是由中央候补委员波比伏达做的，没有派速记员。

铁托发完言后，中央委员依座位顺序就此问题表态。首先轮到的是卡德尔。他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决不同意苏共领导对他们的指责。他表示，支持铁托起草的复函稿。接下来，康察尔、基德里奇、吉拉斯、莱斯科夫谢克等人都先后发言，一致赞同中央的复函。

轮到工人克尔斯图洛维奇发言时，他说：“几天前，我在中央委员会看过了那封信，我从来没有经受过比这更痛苦的时刻。我不是一个高深的理论家，我凭无产阶级的本能发言。我看不出在他们那封信中含有同志的温暖。那根本不是一封指出错误的信，而是给我们当头一棒。我完全同意铁托同志的复函稿。”

发言在一个个进行，17名中央委员都表示赞同铁托的复函。现在轮到斯雷坦·茹约维奇发言了。他跟别人不同，别人都是坐着发言的，他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我请你们以革命的觉悟来公断，我反对给苏联党写的那封复函。不要忘记，这涉及许多重大问题。我反对对苏联和苏联党采取这种态度。”

茹约维奇是南共的老党员，在战争期间，他就以勇敢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但是现在，他头脑如此之僵化，同样使同志们感到吃惊。会场一下静如一潭死水。铁托站起身来，绕着会议桌走来走去。茹约维奇继续他的发言：

“问题在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将走向何处？南斯拉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将置身何处？我已经深思熟虑过这一切，决不能犯致命的错误。我们在大战中已尽了我们的责任，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处在领导地位，从而同苏联发生了接触。苏联党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即使是微乎其微的也足以警告我们在作出决定以前，应重新检查一切。我们必须探索斯大林每一个字的全部意义。如果苏联党和斯大林不同意的话，我们怎能使自己和人民相信，我们是对的呢？我相信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铁托一边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这是背叛人民，背叛国家，背叛党。”

铁托的话，茹约维奇没有听见，他仍在一个劲地强调苏联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南共在意识形态上偏离了正轨。中央委员们实在不想听他对党的攻击了。吉拉斯跳起来说：“茨尔尼，你说，你是否认为我是托洛茨基分子？”茹约维奇一怔：“不是，但是你知道……”其他的人都激动起来，指着他喊道：“明白说出来，不要旁敲侧击。”铁托也问他：“茨尔尼，告诉我们，我们是走向资本主义吗？我们党已消失在人民阵线里了吗？我们是个警察国家吗？我们不过是要求跟俄国人平等。”茹约维奇不安起来，他又说了十分钟才坐下来。

接着发言的是驻苏大使符拉吉米尔·波波维奇，他说：“茹约维奇说的是不真实的，不是共产党人应说的话。联合股份公司是不合理的，连斯大林也承认这点。”

所有中央委员都表了态。最后轮到莫沙·皮雅杰说话时，他只说了一句：“同志们，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斯大林的信，水平真低。”严肃的会场，发出了几声笑声。

午饭后，会议继续举行。铁托重新发言，他说：“听到茹约维奇发言，我感到很沉痛，他好像说，我们这群下等人怎么敢违抗苏联党？当茹约维奇亲眼看到我们的青年建筑铁路，缔造未来，在落后中成长起来时，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真使我吃惊。我相信，没有一个献出生命的人竟会想到他们的国家在战后会是默默无闻的。我们在战争中所做的一切，都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我国人民首次获得了民族平等和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切，放弃沿着我们已经选择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权利，意大利人民、法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将会说些什么呢？那将对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并入苏联，而是每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便是我们同苏联党的分歧。突然间，我们听到茨尔尼站起来说， ‘你们捍卫自己是 不对的。’接受苏共来信的观点是大错而特错。他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大错误。接受这封信是卑鄙的，是承认虚伪的东西。我们有权与苏联平等地说话。他们对我国发生的一切简直是极度愚昧无知。你，茨尔尼居然宣称你有权去爱苏联胜过爱你的国家。我们党白天一样洁白，你，茨尔尼想破坏它的团结，想破坏11年来团结一心，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领导。我们党号召人民作出极大的牺牲，如果我们证明自己配不上他们的牺牲，他们一天也不会支持我们。同志们，我们的革命不会毁灭它的子弟。革命的子弟是忠诚的。”

铁托在说话时，许多中央委员都流下了眼泪。

茹约维奇沉默不语，兰科维奇要求发言。他责问茹约维奇南共还是不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他说：“他的话表明，他对我国的力量，对我国人民，特别是对我们党极不信任。”他反驳苏联信中指责国家保安部门控制了党的说法。接着他提醒茹约维奇，1937年当戈尔基奇被逐出中央时，正是铁托不赞成株连他，“尽管你在国外的所作所为，尽管你与戈尔基奇有联系，铁托还是提议把你选入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当中，有人提出了，茹约维奇是否将中央委员会讨论的有关情况向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捷夫汇报了？吉拉斯回想起，3月1日中央全会后一天中午，当他经过苏联大使馆时，见到茹约维奇的汽车停在大使馆门前。他是否向大使递交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铁托问他：“你到拉夫连捷夫那里去干什么？”茹约维奇说，给他搞一辆车子，不得不同他谈谈。他说：“关于中央委员会情况，我一个字也没有向拉夫连捷夫吐露。但是，同志们，请问，南斯拉夫能捍卫自己吗？”接着他提出他还要去参加经济委员会的一个会议，并在那里发言，请求允许他离开。

茹约维奇说了谎。若干年后，他自己供认，那次拜访拉夫连捷夫，正是去向他报告会议情况的。因为，当时他听了卡德尔和吉拉斯通报了与苏联的关系，感到这不只是关系到南共一党的问题，还关系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他相信苏联人，分歧是暂时的，而两党的性质则是一致的。

苏共是父党，它有权知道一切。

拉夫连捷夫听了汇报以后指示，不要将对他汇报的事告诉南共中央。茹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能告诉？”拉夫连捷夫不作解释，只是回答：“不要告诉，至少现在不要！”至此，茹约维奇忽然明白他自己陷到一种卑劣而又不能自拔的处境中了，他不得不瞒着南共与苏联人联系，他已经骑虎难下了。随后，他又向拉夫连捷夫汇报过政府工作会议和其他别的情况。

铁托决定休会，明天继续开，他最后说：“我们全会必须对茹约维奇的事件采取坚定的立场，再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我本人不相信他没有向拉夫连捷夫汇报。那是叛国，没有人有爱国亚于爱苏联的权利。”

第二天的会议决定，对茹约维奇进行审查。会议还通过了致苏共的复函，只对铁托的原稿末尾部分作了删改，并建议苏方派一个代表团来核实他们对南共的诬告。

南共复函首先对苏联来信的内容和语调表示震惊，并指出，他们从其驻南人员和茹约维奇处得到的情报是不准确的，别有用心的。复函指出，南斯拉夫人民热爱苏联，但他们也决不会不爱自己的祖国。深信苏联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接着，复函就分歧的几方面具体问题作了辩驳。

一、关于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问题。复函指出，这些人的工资是由苏方决定的，定得太高，南方支付有困难，而苏方不许更改。苏联军事专家的工资是南将军的4倍。南一名中将和上将级的军团司令每月收入为9000～11000第纳尔，苏联一位中校、上校，或将军级的军事专家为3～4万第纳尔。南认为，这不仅是一项财政负担问题，更重要的是一项政治问题，因为这对南斯拉夫人民来说，难以理解。二、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热爱是南共在党内和人民中宣传教导的结果。三、苏联情报机关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从事情报工作，雇佣情报人员，散播对领导人的不信任，这是决不能容许的。

复函由铁托和卡德尔代表南共中央署名。由南驻苏大使波波维奇送达莫斯科。

波波维奇在莫洛托夫办公室受到接见。波波维奇递信函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向莫洛托夫陈述了南共的理由。他讲了大约45分钟，莫洛托夫一句话也不说，眼睛望着窗外。当波波维奇说完时，他问道：“完了？”

“完了，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波波维奇说：“你 没有问题，我感到意外。”莫洛托夫稍停片刻，说：“我只能说，我希望你个人不要和贝尔格莱德其他人一般见识。”波波维奇退出办公室，分别时他们没有握手。

苏共在接到南共复函后，意识到南共内部是团结的，虽然有茹约维奇表示了不同意见，但他势单力孤。显然，从南共内部摧垮他们是不可能的。于是斯大林将矛盾推向外部。他们把3月27日的信件抄送给情报局各成员国，并要求各党参照苏共的信件，就此问题表态，各党的答复应先呈交苏共而不得直接发给南共。

4月16日，尤金将苏共中央的信件和第一个表态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马加什·拉科西的信件递交给铁托。拉科西是在苏联坦克的护送下回到匈牙利掌权的，自然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支持斯大林。拉科西的态度特别激起铁托的反感，因为正是这个人曾多次对铁托说过，俄国人对匈牙利不公，有反犹主义倾向，要求南共帮助他解决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问题。因此，南共中央立刻给匈牙利人去了一封措辞不那么客气的信。

同时，南共也复函苏共中央。告之：收悉尤金同志递交的两封信，从中得知苏共中央已将它3月27日的信件转发给了其他党的领导人，“我们对苏联党的这一举动感到吃惊。首先，苏共中央采取这样的行动，没有等待南共中央的复函，也没有同南共中央一起对3月27日的信中所提出的论点进行核实。其次，兄弟党所获悉的情况是片面的，他们不了解南共中央的意见，因此，南共中央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而这种批评方式使得它不能捍卫自己，驳斥批评中不公正的论调。基于此，南共中央政治局不能同意苏共中央的这种举动，它无助于澄清和解释导致南苏分歧的原因。”

既然俄国人已将事情扩大到情报局。南共中央决定也将它的复函转发给各个成员国，使他们了解争论的全过程。但是，未等这些信件送达，捷共、罗共的表态信早已由苏联代表递交来了。他们的态度与匈牙利人是一个腔调，波共和保共的信件还未收到。法共和意共保持了沉默。

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一直是心明眼亮的，但在这种共运内部的斗争中他却失去了当年义正辞严怒斥法西斯党徒的勇气。在保共信件还未送南共时，季米特洛夫率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途经贝尔格莱德。吉拉斯去车站迎送他。在他的车厢内，他告诉吉拉斯，他已经看了苏共的信，有某些地方是正确的。但他又握住吉拉斯的手，说了二个字：“坚定。”吉拉斯问他应该怎么办，他只说：“主要是坚定，其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这可以说，他已尽了一个老战士所能尽的最大支持了。吉拉斯回忆说：“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只历时几分钟。他十分友好，但是，当契尔文科夫等人走进车厢后，他明显地改变了语调。”

季米特洛夫走后，不几天，就收到了保共中央的信。它是由契尔文科夫签署的，它的调子与其他信件一样。

“五一”节来临了，贝尔格莱德照例要举行盛大游行。按照苏联人的主意，茹约维奇那一天没上观礼台，而是走在游行队伍中，以这种方式向中央示威。

5月4日，苏共中央第二封复函送到了。这次的信写得更为失策，它刺伤了南共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感情。这封信抹杀了南共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争取解放的光辉业绩。它说，在德国人袭击了德尔瓦尔最高司令部以后“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运动已处于严重危机的困境中，直到苏联军队来援救，驱走了德国占领军，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从而给共产党当政创造了不可少的条件。遗憾的是，苏联军队没有给予，同时也不可能给予法、意两国共产党这样的援助。如果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把这些情况作为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来考虑的话，他们便不会如此高歌自己的功绩，而会对他人表示出尊敬和谦虚。”更使人气愤的是，这封信有意贬低南共的成就，将其列入其他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国家一样的地位。信中说“没有人能否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绩和成就。那是不可争辩的。但必须说，就功绩和成就而论，我们可以说，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共产党是决不亚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人很谦虚，不叫嚷他们的成就，不像南斯拉夫领导人用夸大的吹嘘震聋了每个人的耳朵。”

正是这些段落，苏共伤害了南全党、全民族最感自豪的方面，连英、美人都不会这样不公正地评价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作用。即使在当年，德国人袭击德尔瓦尔以后，苏联自己也是高度评价南斯拉夫人的。1944年6月4日的《真理报》评论道：“南斯拉夫战场吸住了很多重要的德国部队，使凯塞林（德国驻意大利军统帅）在目前的惨败中得不到支援。

这对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想在南斯拉夫赢得某种胜利的企图具有特殊意义。”经受了重大牺牲的南斯拉夫人民对贬损他们荣誉的说法极为愤怒，使得那些本来对铁托还有怀疑的普通党员也看清了孰伪孰真。

苏联人拒绝派代表团来南调查核实，他们提出要将此问题提交共产党情报局。

5月9日，就苏共第二封信，南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对此信的答复：

致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二同志——

我们接到了你们1948年5月4日的来信。叙述这封信给我们造成的沮丧情绪将是多余的。它已经使我们相信，我们所作的一切解释都是徒劳的……

我们希望这件事应当用这样的方法了结，即我们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对我们的谴责是不公正的。这就是说，我们正在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仍然忠于苏联，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

约·布·铁托

依·卡德尔

奉南共中央之命

中央全会还听取了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决定将他们开除出党，并向全党公开。司法机关将对他们以叛国罪提起公诉。

随后几天，在国内抓获了一批违反国家安全的人，这又招致了莫斯科的严辞威吓。莫斯科曾策划用飞机劫持茹约维奇，但他们动手晚了，茹约维奇已逮捕入狱。

5月19日，苏共派遣了一名叫马舍托夫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来到贝尔格莱德向铁托递交由苏共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签署的信件。这封信邀请铁托参加在基辅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的碰头会议及随后将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正式会议。事有凑巧，本来铁托的办公室挂有列宁、斯大林两幅画像，但就在马舍托夫进来之前，斯大林的那幅画框钉子脱落了，像框掉了下来，落在书柜上。马舍托夫一进来，异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件事，他以为这是有意取下来的，还未来得及收藏好。自然，他也会联想到近来，在南斯拉夫各地斯大林的像已经悄悄地消失了，而这都是铁托的命令。实际上南共从来未下过这类指示，这一次也完全是偶然。

铁托接过信，告诉马舍托夫，南共会尽快答复。但是铁托早已拿好主意，“不去，我们被指控有罪，叫我们去坐被告席，可是自己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第二天，中央开会，大家都认为到那里无非是做戏，判决早就拟好，根本不会有任何讨论，他们要开他们开去吧。30年代苏联肃反的一些手法，人们还记忆犹新，假如铁托去了，生命是否有保证都难说。因此，中央决定，通知苏斯洛夫，南共不参加会议。

苏联人马上对此作出反应，他们来信指责铁托等人所说的南共在情报局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说法，“这种武断的说法没有一丝真理。根本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谁都清楚地知道，在情报局成立时，所有各党所遵行的准则是：每个党应当向共产党情报局提交报告，同样也有权批评其他党。1947年9月，当9个共产党的会议无例外地听取了各党中央的报告时，会议正是以这个原则为依据的。当会议以严格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批评意共和法共的工作时，会议遵行的准则是，每个党都有平等的权利批评其他的党。

“大家知道，意大利和法国同志们当时不仅没有抗拒对他们的批评，相反，他们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从批评中吸取教训。而且大家知道，在那次会议上，南斯拉夫同志和其他人一样，也利用机会批评了他们。而他们及任何其他人也没有因此而认为，其他党对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违反了平等的原则。

“但是，南斯拉夫同志为什么做这样激烈的改变，要求废除情报局制定的规则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应亨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情报局的章程不适于他们，他们有权批评其他党，却没有必要去接受其他党的批评。”

信的最后说：“不管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在情报局会议上作报告，苏共中央将坚持在即将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事态。”苏共还同意将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因为他们还在期待着事情出现变化。

5月25日，是铁托的生日，除了季米特洛夫外，没有一个苏联集团的领导人按照惯例致贺。季米特洛夫发了贺电，并挑选了一名少年，代表保加利亚的青年和运动员向铁托献了一枚接力棒。

5. 从人民中吸取力量 与苏联的冲突已发展到如此地步，南共中共为了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决定将南苏关系提交党代会决定。中央已发出通知，在1948年7月21日召开全党代表大会。这意味着将南苏关系公之于众，并进行全民公决。南斯拉夫共产党对自己在国内的领导作用充满信心。

会议之前，在党内传达了南苏之间的信件，并组织了讨论。各地党组织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了出席党代会的代表。

这个时期，6月23日，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值得注意的是出席会议的各党领袖中，季米特洛夫和波兰的哥穆尔卡没有到场。而在开会前夕，铁托还致电季米特洛夫庆贺他的生日，会议开始后，季米特洛夫复电铁托表示感谢。

苏联在情报局的会议上，并不是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有几个党曾反对他们提出的反南斯拉夫决议。提案没有通过。苏共代表日丹诺夫便散布说：“我们已掌握了情报，铁托是帝国主义的一名间谍。”这种诬告，自然是连反驳的必要都没有。6月28日，会议终于在苏联代表的压力下，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

决议的主要内容有：

一、情报局赞成苏共中央的行动，对南共中央铁托、卡德尔等同志的错误政策应予揭发。二、情报局谴责南共领导人的反苏态度。三、南共的对内政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四、人民阵线取代了共产党的领导。五、南共党内没有民主。六、南共骄傲自大，不敢接受批评。七、南共拒不接受兄弟党的批评，攻击情报局内不平等。八、情报局完全赞成苏共中央3～5月间致南共中央信件的分析和评价。

决议最后说：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党内忠于马列主义、忠于南共国际传统、忠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健康分子大有人在。

健康分子的任务是，迫使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

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办不到这一点，这些健康分子的任务就是取而代之，形成党的国际主义的新的领导。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将会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一个国家公然煽动另一个国家的人民起来造反，这在国际社会中是骇人听闻的。苏联的意图十分明显，它想促使南国内发生内乱。但是事实证明，它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太不了解了，它以为南共不敢公开与苏联的矛盾，不敢将它孤立的处境告诉人民。然而，决议发表的第二天，南共中央就决定，在报纸上全文发表情报局决议和南共的答复。让人民自己去判断谁是谁非。

情报局方面曾确信，铁托不会将决议告诉人民。7月5日，迟钝的法国人还在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上发表杜洛克的文章，谴责铁托胆小。

文章道：“南斯拉夫领导人未发表决议一事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论点没有信心。害怕把真实情况公诸于人民。”南斯拉夫驻法大使随即致函杜洛克，指出他是妄加猜测，并随信附上好几份南共的《战斗报》，杜洛克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尤其可笑的是，决议发表后，苏联竟将它印成小册子，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南散发，甚至将它装在瓶子、木盒一类的容器里，让那些航经多瑙河的苏联船只在南境内抛入河中。有的则是从邻国用气球带到南斯拉夫的。他们不知道这篇文章在南斯拉夫到处有卖的。与此相反，情报局方面，则没有一个党的报纸发表了南共对决议的答复。

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的确在南斯拉夫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很多过去不了解整个事态发展的人，看过报纸后，在街头便失声痛哭起来。

有些党员甚至疑心，与俄国人发生冲突的是莫洛托夫、日丹诺夫等一批人瞒着斯大林所为。南共多年的教导，使他们深信斯大林是无产阶级的天才领袖，他是不可能有任何言行不一的。一个地方党组织甚至致电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我们深信你会尽一切力量撤销对我们全国、全党和党中央的不公正谴责。”一名南斯拉夫的外交官在旅途中未收到关于决议的任何消息，当外国记者请他就此事发表看法时，他激动地否认：

“那是不可能的，纯粹是帝国主义捏造的。” 但是，这只是头上挨了一棒之后最初的反应。当阵痛、失望过去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愤慨和自豪之感，人民为自己的祖国、为领导这个国家的党感到自豪。一夜之间，全国上下都弥漫着一种为国赴难的壮烈气氛。人民的情绪就像当年南斯拉夫脱离轴心国、决心向希特勒挑战时一样。

情报局决议发表时，有4000多名南斯拉夫运动员在布拉格参加运动会。抵达的当天，正好看到捷克报纸上发表决议全文。他们立刻整好队，高举着国旗和彩旗，在布拉格的街道上游行，高歌歌颂铁托。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捷克人民的同情，一些捷克人在他们路过之处跟着欢呼：“喂，铁托！”“南斯拉夫万岁。”当天下午这些运动员在一个运动场上举行了表演，700名水上运动员在结束时，排列出“铁托”字样，这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人们高声欢呼：“铁托”，“铁托！”在大会组织者的请求下，运动员第二天又举行了一次表演，场面更加热烈。

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得悉这一情况后，向捷共施加了压力。捷克的警察奉命搜查南斯拉夫运动员的住处，他们企图收走铁托的画像和南共中央对决议的答复。但是这些运动员阻止警察行事。捷克人向他们解释：

“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是我们是奉了中央的命令来的。你们知道，我 们也是党员。”南斯拉夫运动员还是不准他们进门，个别警察想强行冲入，被他们挡了回去，随后还讥笑他：“你不敢执行中央的命令，还称什么党员？我们在南斯拉夫受到的训练就不同啦。”

捷克的内务部企图分化这批人，他们劝诱某些运动员留在布拉格，叫他们宣布支持情报局的决议，内务部许诺在铁托垮台之后，让他们回南斯拉夫任更高的职务。然而，这4000多名运动员全都返回了南斯拉夫。

在莫斯科，有几千名南斯拉夫人在军事学院和各大学学习。俄国人同样向这些留学生施加了压力。他们散布流言说铁托已下令拆毁了红军纪念碑，国内已爆发叛乱。他们要这些学生和军官们表态支持情报局决议，也是许愿推翻铁托后便可成高官显要。但是这些留学生中，仅仅有一人表示支持情报局决议。

这些日子，西方也在大量报道有关南斯拉夫的消息。然而都是些捕风捉影的消息。英国一家报纸称，南政府已易手，苏军托尔布欣元帅已在贝尔格莱德。另一家西方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正在发生战争，一营南军已越过边境，要求希腊庇护。甚至有传闻说南国内已听不到铁托的声音了。事实是，铁托在接到情报局决议时，由于激愤，引发了胆囊炎。

战时流窜到国外的敌对势力，此时也蠢蠢欲动乌斯塔沙首领帕维利奇派了他的代表潜入国内策划组织叛乱，结果是自投罗网。南当局跟帕维利奇开了个玩笑，利用缴获的无线电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向他提供了一些编造的胜利的情节。帕维利奇真伪不辨，将这些情况吐露给记者，西方报纸便登了所谓叛乱的消息。帕维利奇自己还颁布命令，授奖给他在国内的地下军。南斯拉夫监狱当局把那些被捕的乌斯塔沙军官召集起来，举行仪式，宣读了帕维利奇的委任状和嘉奖令，使这些连自由都失去了的军官们哭笑不得。

不管国内外情况怎样，南共坚信真理在自己这一方。7月21日，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代表全国468175名党员的2344名代表聚集在托普契德公园古老的皇家军营的大厅里。大厅里悬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铁托的像挂在中间。代表大会的实况每天通过电台广播，全国人民在此期间，无一例外地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

选出大会主席后，铁托代表中央开始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党的历史，特别是解放战争以来的历史。随后几天是讨论。每一个发言的人都谴责了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攻击，没有表示支持情报局决议的人。

大会进行了六天。最后一天，选举下届中央委员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因此，它将是真正考验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到底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得到多大支持的试金石。

选举几乎整整进行了一天。参加投票的总共有2323名代表。选举的结果在半夜得出来了，铁托得票2318名。当选举委员会主席宣布这一结果时，全场掌声雷动，大厅沉浸在欢呼声中，随即人们又自发地唱起歌来：“铁托同志，我们衷心地保证，我们永远不离开您的道路。”主席几次想继续宣读选举结果，但他的声音被歌声掩盖了，直到最后全场唱完《国际歌》才平息下来。主席继续宣读选举结果：吉拉斯，2314票赞成，9票反对；卡德尔，2319票赞成，4票反对；兰科维奇，2316票赞成，7票反对；基德里奇，2317票赞成，6票反对；皮雅杰，2322票赞成，1票反对；伏克曼诺维奇，2318票赞成，5票反对。

选举结果宣读完毕，铁托代表新的中央委员会走上讲台。他感谢同志们的信任，他说道：“我们的代表大会表现出来的团结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团结是我们党以更坚强的步伐向着她本身的发展、向着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迈进的保证。”

6. 苏联人失分了

与苏联决裂后，形势依然是严峻的。第五次党代会显示了南共党内的团结，但是不能说苏联的影响一点作用也没有。就在大会开过后不久，8月12日发生了一起轰动世界的叛逃事件，那就是南解放军前总参谋长阿尔索·约凡诺维奇叛逃事件。

约凡诺维奇原是旧王国军队的一名上尉，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游击队，曾一度得到铁托的信任，而调至最高司令部任参谋长，直到1946年他离职去莫斯科伏龙芝高级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跟一名苏军将领的女儿有些瓜葛，而他在国内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苏联内务部接触了他。

约凡诺维奇是一个缺乏胆略和判断力的人，铁托后来对他的军事才能也是持怀疑态度的。战争期间，他对战胜德国人有疑虑。与苏联发生冲突后，他又怀疑南斯拉夫顶不顶得住实力远为强大的苏联的压力。他原先料想，第五次代表大会将促成事态的变化，会有人在会上唱反调。

不料全党竟显示出空前的团结，于是他沉不住气了，便伙同他原先的党羽，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布兰科·佩特里策维奇和炮兵学院的弗拉多·达普切维奇上校策划出逃。

8月12日夜间，这三名军官假称打猎，乘一辆汽车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向罗马尼亚边境开去。他们先是在察克伐拉停留，寻找约凡诺维奇的一个表兄弟，此人是他军校的同学，他想找一些军官帮助他们乘坦克越过边境。但人没找到，便只好自己设法越境。他们到了一个叫索契策的国营农场，找到一个看门人，要他带他们去打野猪。看门人领他们到了一个边境附近的围场。天色已晚，他们命令看门人将他们领出边境。

在靠近边境的地方，突然遇到一队巡逻的民兵。巡逻队发出口令，约凡诺维奇掏出枪来就打。对方在还击中打死了约凡诺维奇和看门人。另外两名军官在夜色中逃跑了。第二天佩特里策维奇在附近的村子里被抓住了，达普切维奇也在三周后被捉。这两个人分别被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

这次事件，南方面认为有莫斯科在插手。就在事发的前几天，出席多瑙河会议的罗马尼亚外长安娜·波克就曾讲过：“几天之内，南斯拉夫的一切就会井井有条。”约凡诺维奇被打死后，她不再像先前那么活跃了。

但是，来自北方的压力是全面的。莫斯科加紧了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制裁。南斯拉夫国民经济投资的 95％是与苏联紧密相联的。但是 1949年，苏联将它同南的贸易额降到了前一年的1/8，即600万美元。其他东欧国家则干脆取消了同它的贸易。但是五年计划已经铺开，有些项目基建已经完成，只等候安装机器了，但是由于合同取消，这些项目不得不半途而废。通往南的交通线路也被中断，罗马尼亚停止了与南斯拉夫的铁路和邮政运输，匈牙利将交通和邮政减低到最低限度，阿尔巴尼亚除保留通邮外，中止了与南的一切交通。罗马尼亚还限制了南船只通过多瑙河的铁门，南船只不准进入黑海。

与此同时，军事方面的压力也加强了。南与匈、保、罗的边境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这些国家都在向南边境调动军队，整师整师的苏联坦克也在调动之中。当南斯拉夫在国内逮捕了几个为苏联内务部服务的旧白俄时，苏联政府立即向南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照会说：“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声明，它不能听任这种情况的存在，它将被迫诉诸更有效的方法。”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后面跟着的是真刀真枪，就在递交照会的当天，一个新的苏联坦克师进驻到离贝尔格莱德仅45英里的南罗边境。

南斯拉夫的回答是，它将把所有在南的白俄和其他苏联公民递交苏联政府，递解回国。

为了不使铁托这种软硬不吃、桀骜不驯的独立精神在东欧集团中蔓延，也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证明苏联的压服有理，斯大林决定在这些国家内挖出几个深藏的“人民敌人”，把他们与铁托扯上，以此说明铁托在国外广结党羽，有侵略扩张的野心。

斯大林的这一行动的最大受害者是匈牙利的外交部长拉伊克·拉斯洛。他被控告，受南斯拉夫指使，阴谋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这是一起严重的冤假案，在刑讯逼供下，拉伊克“供认”了对他的一切指控，并“供”出了他是受南共的领导，而南共领导人铁托、兰科维奇等都是德 国间谍。匈牙利从这一案件中连带牵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间谍，一个900万人口的匈牙利，竟有15万人受到牵连。这一冤案给匈牙利带来的后患将令匈牙利人民永世不忘。事过7年，1956年，在给拉伊克平反，并重新安葬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此外，在波兰有哥穆尔卡，捷克有夏兰斯基等等这些著名的共产党领袖都被指控为“铁托分子”受到迫害。

但是，斯大林的这些行动，不但无助于他与南斯拉夫的争斗，反而更使他大失其分。茹约维奇的表现便是最好的例子。当一本有关审讯拉伊克的审判记录送给已经关在监狱里的茹约维奇看时，他对苏联的信念动摇了。按照审讯得出的结论，整个南斯拉夫共产党就是个法西斯党，所有的南共领袖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审判案明显是针对南斯拉夫搞的。茹约维奇不能接受这种对党的诬陷，毕竟，他与党有过一段共同斗争的经历。在他被释放出来后，他说到：“在审判中，苏联领袖们不但说有个别间谍，而且说全党是法西斯。这简直是愚蠢的，不可理解的，不道德的和骇人听闻的。我了解我们的党员，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优秀的工作人员，积极热情，为他们的党籍而自豪，他们是为社会主义崇高事业而斗争的战士。这是我读完审判记录后对问题的想法。”

但他开始为什么支持苏联呢？他的心理状态也许很有代表性。他说：“以前，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1948年春，我是这样认识的：

“第一，南斯拉夫将成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的建制中。我认为，必须取得加入苏联各族人民大家庭的权利。

“第二，我们的党将与苏联的党合并，成为苏联党的一部分。

“第三，作为十月革命的产儿、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的苏联，是一个在行政组织和在经济、生产组织的领导方面符合经典社会主义学说和为斯大林在理论上有系统地解释和阐述的列宁主义原理的国家。所以，不必有所评论和解释——仅应默不作声。

“第四，苏共是父党，马列主义的惟一的和正确的解释者，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它阐述了列宁主义思想并使它更加深刻，它是惟一的和最后的裁决者。

“第五，最重要的是：斯大林，这个领袖和导师。”

当茹约维奇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宣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新认识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宣传机器不知所措，从1948年以来，他们吹捧了他整整一年。他们断定说，茹约维奇已不在人世，但是三天后，茹约维奇却开了个有塔斯社记者出席的记者招待会。情报局在维也纳的机关报《奥地利人民之声报》仍坚持说茹约维奇死了，开记者招待会的是个替身。

7. 打破孤立

从1949年9月开始，苏联集团各国相继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苏军陈兵边境，武装挑衅事件连连发生，南斯拉夫的对外经济贸易几近于零。毫无疑问，南斯拉夫在国际社会中已被孤立。

为了打破孤立，为了能够生存，铁托不得不将眼光移向西方。这时，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铁托希望将南斯拉夫问题捅向国际社会，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谈问题，以取得西方国家的支持。西方国家当然乐意看到苏联集团的任何松动。它们也看到了南苏冲突是对国家关系准则的挑战。维护南斯拉夫的独立，实际上也符合它们的利益。但是铁托在东西方摩擦的夹缝中处境是很艰难的。首先，南斯拉夫不准备依附任何人，它不想前门驱狼，后门入虎，西方国家会不会支持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呢？其次，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是难以处理的，南斯拉夫并不想发展资本主义。现在它在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这将怎样对付来自苏联方面的诽谤呢？

铁托选择的突破口仍然是紧紧抓住国家关系准则不放，两国关系不平等正是这场冲突的实质。尽管与苏冲突早已公之于世，但苏联始终将这个问题看成是它势力范围之内的问题，对外界避而不谈。

铁托并不想遵守由苏联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这一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南斯拉夫代表团长卡德尔首次在国际论坛上抨击了苏联对南斯拉夫采取的霸权主义行径，直言不讳地揭露了苏联对南斯拉夫进行的威胁、封锁和干涉，表明了南斯拉夫进行的斗争是维护独立和争取各国之间平等关系的斗争。

卡德尔在联大的讲话，将苏联置于被动地位。南斯拉夫进一步决定，竞选当年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虽然苏联推出捷克斯洛伐克来阻挠南斯拉夫竞选，但是，南斯拉夫已经先得几分，苏联代表除了抗议选举不公外，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铁托从英、美国家在联大的表现中看到，与它们建立关系的时机已经来到。最先作出反应的是英国，它们在经济援助和贸易谈判中取得了进展。铁托坚守他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原则：援助不得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否则，宁可不要。在苏联东欧集团的一片嘘声中，南斯拉夫坚定地走出了孤立境地。南斯拉夫跟谁都愿意交朋友，但南斯拉夫谁也收买不了。

自从与西方国家恢复关系后，南斯拉夫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1949年到1959年10年间，南斯拉夫从西方共获得价值2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贷款大多用于购买粮食、药品、工业设备、军火、飞机、船舶，西方国家还派出了专家帮助建设。

为了打破包围，铁托主动停止了对邻国希腊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从而改善了两国间的关系。进而与希腊、土耳其签订了巴尔干公约，保证了南部边界的安全。在北边，为了对付来自匈牙利的威胁，南斯拉夫忍痛让出了对卡林西亚的领土要求，从而改善了与奥地利的关系。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南斯拉夫决不同意任何不经由它参加的解决方案，它拒不承认盟军托管政府擅自将部分未确定的区域交还意大利，为了捍卫尊严和领土主权，那怕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迫使意大利不得不同它谈判解决争端。谈判中铁托采取灵活现实的态度，放弃了对整个的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换取了归它管辖区域的扩大及哥利西亚的部分土地。南斯拉夫与意大利的关系迅速改善，两国经济往来日渐频繁。

南斯拉夫成功地进入到国际社会中，它不再是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对它采取任何行动都将牵扯到其他国家的利益。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国内形势正在起变化，新的苏共领导正在悄悄修改过去的一套做法。1955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率领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亲访贝尔格莱德，赫鲁晓夫向铁托道歉，彻底否定了1948年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诽谤。南苏后来发了个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

国内改革或社会制度差别的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声明是以双方政府的名义发表的，铁托坚持，不以党的名义发表。

南苏冲突，终以铁托的完全胜利告终。人们从这一事件中得出教训，社会主义各国、各党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各国共产党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七章 当政的日子

1. 政治生活

南苏冲突使得南共领导看到苏联社会已经停滞发展了，它存在的弊端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民主。名为工人阶级国家，实质是新贵们把持了生产资料，工人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为了避免走苏联的老路，实现“工厂归工人”的口号，南共领导探索出一条民主管理经济的办法，这就是“工人自治”。

工人自治基本内容是：在工厂中通过民主的方法，从工人中选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直接对工厂进行管理，工厂一切重大决策，从生产计划到收入分配，都由工人委员会决定。1950年，国民议会通过了《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最高经济联合基本法》，规定把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通过工人委员会，由生产者直接进行管理。1952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改变了国家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家不再对企业下达生产计划，而是提出计划比例和国家指标，作为企业制定计划的依据，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取消固定工资，实行多劳多得。随后，这一改革又推行到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自治的思想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使企业自治发展成为社会自治。1964年，南斯拉夫取消了国家投资，改由银行贷款，逐步将国家由具体的经济管理者上升到宏观管理者的高度，以最终实现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消亡的思想。

铁托评价工人自治的意义时说道：“把工厂、矿山等交给劳动集体管理，就能够使得一种名为官僚主义的传染病无法在我们的经济部门中传播……。官僚主义已经钻进了我们的各个机关、国家机构和经济部门中去了，但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已经采取了使其不能得逞的一系列措施。”

“从现在起，生产资料——工厂、矿山、铁路——的国家所有制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低级形式，而不是像苏联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最高级的形式。

“这一点正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国家职能消亡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另一特征，则体现在铁托的对外政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集团形成了冷战的局面，万隆会议所产生的和平共处原则，促成铁托考虑到，处于这两个集团之外的第三世界应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缓和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1961年，铁托联合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倡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促成持同一观点的国家形成一股国际力量。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这一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参加的国家有23个。它的影响迅速扩大，到1986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已达到101个，它已成了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铁托评价不结盟运动时说：“它的伟大功绩是：

没有使整个世界划分成集团，对加速各国人民摆脱殖民主义和各种形式的依附的解放进程施加了决定性影响。不结盟已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和加强这些国家的独立的行动纲领。因此，几乎所有解放的国家都赞成不结盟，不结盟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出了原则，确定了范围。

“不结盟国家通过自己的全部活动为使人们认清以下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问题是：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应该怎样建立这种关系。不结盟国家不仅是一支道义和政治的力量，而且是一支日益增强的物质力量。要是没有它的贡献，今天的世界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且在每一个方面都会更加贫困。因此，不结盟不是一时的和空间上受到限制的现象，而是当代人类的长期需要。”

不结盟运动为铁托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作为一个中小国家，南斯拉夫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一个十分活跃的积极的角色，它的国际声望日益提高。

铁托在致力于国际合作的同时，一刻也不忘记维护和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由于极为复杂的历史和宗教原因，南斯拉夫长期处于分裂之中，各个民族之间独立分治的倾向十分强烈。而铁托一贯主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应该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中各民族一律平等，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分裂主义。铁托在各种场合中强调，南斯拉夫是各族人民的南斯拉夫，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都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

在民族问题上，铁托是从不马虎，从不牵就的。他总是告诫人们：“我们一定要防止那些想毒化我们关系和挑起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民族问题的人……遗憾的是，事隔多年，人们还不愿意爽快地承认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我以前从来就不是，现在更不是主张单一民族的南斯拉夫人。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也能够在联邦中找到自己的地位，但是，作为国家来说，我们还是一个南斯拉夫。”

铁托对那些危害民族团结的行为极为敏感，有一次，在他的生日庆祝会上，当着众多来宾的面，他向一位中学校长说：“我听说，有一个学校在学生中搞民意测验，问孩子们最喜欢那一个民族的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还是克罗地亚人……，这样的教育活动实在令人费解，我要谴责它，学校教师应该带头提倡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搞好团结。”

铁托是很能团结同志的。他有极强的原则性，但他为人却十分谦和。

他跟洛拉·里巴尔、基德里奇、莫沙·皮雅杰、卡德尔等人的友谊都能终其一生。洛拉早在战争年代就牺牲了，铁托对他抱有深深的怀念之情。

战后主管经济工作的基德里奇在30年代戈尔基奇被捕后，党内高层出现争权夺利之时铁托对他就另眼相看。1953年他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铁托亲自护送他的遗体回家乡。莫沙·皮雅杰病逝于1957年，铁托在他的灵前，充满感情地回顾了与他的相识，高度评价了莫沙·皮雅杰革命的一生。爱德华·卡德尔在1979年去世，铁托始终一贯地赞赏卡德尔的品质和他革命家的特殊才干。

遗憾的是，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维护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民族团结等原则问题上铁托不得不与几位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分手。

米洛凡·吉拉斯早在50年代初期，就对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进行过公开的揭露和批判，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进而攻击南共联盟，要求取消党的领导，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铁托果断地制止了这种思想的蔓延。在1954年的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清算了吉拉斯的自由主义观念，维护了党在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在这次全会上，吉拉斯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被开除出党。由于他继续进行违法活动，1957年被判处9年徒刑。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直掌握国家保安部门的工作，这个部门十分重要，对巩固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他曾经得到党的巨大信任。但是，由于它的领导人兰科维奇滥用权力，坚持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自治和民族平等政策。它私自设立了国家各个重要人物的秘密档案，窃听他们的电话，对各个部门都形成了威胁。它逐渐演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和党之上的组织。铁托指出：“这不是有点类似斯大林时期的情况吗？我认为，相当类似。”“当这样一个组织后来发生变化，并且由于各种不正之风而成为一种压迫我们整个社会制度时，我们是否有权利，原谅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呢？我们没有权利，也不能够这样做。功劳是功劳，大错误是大错误。”1966年兰科维奇在南共联盟四中全会上被解除党内一切职务，稍后被开除出党。根据联邦议会的决定解除了他的共和国副总统职务，并退休。南共联盟对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处分是严厉的，但对他们个人生活方面，除了必要地限制一定的自由外，还是非常宽容的。当人们问铁托，他怎样看待过去的同事离他而去，铁托说：

“你们看我从不对他们怀有什么仇恨，我总记得以前的事。对我来说， 这不如说是一种痛苦、一种意外。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要弄到这种地步呢？如果有些什么事，让我们谈谈嘛。你要知道，这些人离开你时，是难过的。……”

2. 私生活

有关铁托私生活的情况，他自己谈得很少，人们只能从跟他接近的人那里了解一点。

铁托曾有4个妻子。第一个是他1917年在西伯利亚认识的，叫佩拉吉亚·贝洛乌索娃。1920年，他们正式结婚。后来他们一道回到南斯拉夫。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们生了3个孩子，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名叫扎尔科。1928年，铁托被捕后，夫妻就再没团聚过。贝洛乌索娃带着儿子回到了苏联，不久就改嫁了，儿子也被送进了保育院。后来铁托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把这个儿子接到了身边。由于工作太忙，无法照料他，大战期间，扎尔科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受伤，战后他回到了南斯拉夫。铁托以后几次访问苏联都没有与他的前妻见面，他也从不跟别人提起贝洛乌索娃的事。

铁托的第二个妻子赫尔塔·哈斯是个斯洛文尼亚人。她大学毕业，与铁托相遇是1937年的事。她性格温柔，心灵深处爱着铁托。他们生了个儿子叫亚历山大。1941年，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来到萨格勒布，秘密学习无线电。这个学习地点是铁托必须经常去的，也就是从这时起，铁托与赫尔塔分手了。赫尔塔对这一点是不满的，但她从不说铁托一句坏话。战后，她同另一个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并且一直住在贝尔格莱德。她总是希望人家知道，她儿子的父亲是谁。

但是她却不愿接受铁托的照顾。

战争期间，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总是跟铁托在一起，事实上当了铁托的秘书，大家都叫她兹登卡。兹登卡长得很漂亮，但她性格上存在一些缺点，同志们并不十分喜欢她。当时是战争条件下，游击队在过着某种近似清教徒式的生活。铁托在没有宣告同赫尔塔关系终结时，就同兹登卡有了这种关系。铁托自己并不鼓吹清教徒主义，而且别人也没有公开提起这件事，但这总有点不对头，铁托感觉到了这一点，不得不公开了这种关系。但是兹登卡并不因此而得到同志们的爱戴，她总是想显示出她与别人的不同，吉拉斯讲述她时，说她：“常常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候和最不应该的场合寻机和人吵架，出风头。她谁都不放过，包括铁托在内，有人不慎摔了东西，有人走路时无意挤了她一下，没有先问问她，铁托睡没睡，肉煮得老了嫩了，烟朝她那个方向吹，等等。没有人喜欢她，没有人有机会去喜欢她，因为她把每个人都得罪了。铁托也渐渐地不能容忍她的怪僻。但，显然，他不能跟她分手，这样做会大大损害铁托的名誉。战争结束时，兹登卡得了肺炎，到苏联治疗过一段时间。

当她再回到铁托身边时，已经改变了很多，不再抛头露面了。1946年兹登卡去世，铁托依照她的遗愿，将她安葬在白宫的花园里，以便守候在铁托身边。这之后兹登卡就很少被人提到过。

铁托处于人们的包围之中，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人们的保护，这使他失去了作为一个平常人的自由。再要续弦，只能在接近他的人中去找了。这时铁托已经55岁了，接近他的人中，有一个专门料理他生活的随从警卫，叫约婉卡·布迪萨夫列维奇。她是塞尔维亚人，身材苗条，一头黑发，白皙的皮肤，长得很漂亮。她23岁，念过小学，从来未有过恋人，为人端庄、真诚。她在充当铁托工作人员之前是利卡第六师的战士。有人说，保安机关把她挑选到铁托身边，似乎是一种精心的安排。

兰科维奇不赞成这一说法，实际上不挑她也得挑另一名，一切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真实情况却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约婉卡来到铁托身边之初，其他的工作人员自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她同铁托不可能有任何亲近，否则可能被看作是有野心、拍马屁、情欲、利欲熏心。其他的保卫人员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她的戒备，谁也不愿同她接近。她为铁托做的饭菜，她得当着大家的面先尝第一口。这种状况持续了6年，她默默地忍受着屈辱，仅仅是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铁托的敬爱和热爱，她自觉地为铁托作出了牺牲。6年之久，她忍耐着，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大惊小怪，她决心如果有必要不惜毁灭自己的青春，守护在她敬仰的偶像身边，日渐凋谢，不为人知。这一切铁托心里是有数的。

但是，情况突然之间起了变化，1951年底，铁托患了急性胆囊炎，胰腺也被感染，这是可能致命的。这次必须有人监督他的饮食。谁也不能，也没有理由阻止约婉卡对铁托的一往深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明显地得到加强，而又是那样自然。在动手术之前，铁托的医生有意说了一句话：“伟人的私生活不会对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产生任何影响。”这句话也许对促成他们的结合起了作用。1952年铁托同约婉卡结婚。随后，约婉卡就经常作为第一夫人，陪同铁托出入各种社交场合。通过学习，加之她天性聪明，她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文学学位。教授们说这并不是对她特殊地位的照顾。

她质仆、优雅的风度，开朗善良的性格，使她到任何地方都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她成功地担负起了南斯拉夫第一夫人的角色。约婉卡是铁托生活中的亲密伴侣。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她对铁托的政治生活没有施加过影响。铁托坚守把私生活与政治严格分开的原则。约婉卡未为铁托生育子女，主要是铁托不想要。但她帮助铁托抚育了赫尔塔生的儿子，和铁托的长子扎尔科的子女。铁托从不让他的儿孙有任何特权，而是让他们像普通公民一样，自己到社会上去闯。

在铁托85岁高龄时，铁托和约婉卡分居了，原因谁也不清楚，人们只能猜测，那是铁托的旨意。

仅仅过了三年，1980年，铁托身患重病，5月4日，他在卢布尔雅那与世长辞，享年88岁。来自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遗体安葬在贝尔格莱德他所住的花园。

3. 伟大的领袖平凡的人

铁托担任国家元首已达30年之久，他会见过战后世界的许多杰出人物。几乎毫无例外，人们都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他既有不同凡人、坚强如钢的意志，又有关心人、体贴人的温情；既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又有诙谐幽默、乐观开朗的心态；他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又有广泛的兴趣爱好。

1953年，铁托当选为南斯拉夫总统。他一天的活动基本是这样的：

清晨6点左右起床，自己煮杯加香料和奶油的咖啡，边喝边看报纸。

然后带着狼狗“老虎”和两只小白狗“杰米”和“布比察”在花园里散步。散步时间不长。回到办公室，批阅公文和处理文件。8点半左右吃早饭，然后接着工作。上午，他在住所同工作人员谈话，随后接见国内外来宾。中午一点，他同夫人一起吃午餐，这是一天的正餐，他喜欢请一些客人或者是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后在靠椅上稍事休息，或者到暗房去冲洗相片。这个时候，他不喜欢别人打扰他，只有发生急事才例外。下午4点到7点，他举行工作会议，接待各部门官员或外国代表团。7点左右吃晚饭，然后看电视新闻，偶尔也看看故事片。接着他看当晚发行的报纸和送来的文件，在他看过的文件上，都标上“已阅”。要办的事都有他的批注及处理意见。他从不积压材料，今日事今日毕。

铁托每年都要花很多时间到全国各地走走，视察工作，了解民情。

在南斯拉夫流传着很多关于他在人民当中的故事。

1953年，铁托到萨格勒布过“五一”，他到了斯莱曼山上一个森林里。这里到处是郊游的人。听说元帅在这里，人群就朝这边涌来。铁托被夹在人群中，他高声向陪同人员喊道：“你们看，这是谁在推着谁走啊！是他们推我，还是我在推他们？”总统在一块林间空地坐下来，大家也都坐下来。人们唱起了歌，都是歌颂铁托的。铁托开始还耐心地等，心想他们会唱点别的。可是颂歌一支接一支。他打断了他们：“够了，我也想唱歌，你们让不让我唱歌？来，唱个其他的歌吧。”于是他们唱起了扎果列的民歌 《你坐下来》。歌的每一段结尾，铁托跟着大家一齐 唱“奶酪啊、黄油啊、牛奶啊……”

铁托总统到了卢布尔雅那，他想到街上走走，于是请了斯洛文尼亚的地方官员陪他一起，穿着便服上了街。他们上了有轨电车。车上的人没有注意他们。总统走到售票员旁边掏钱买票。售票员只看钞票，没有看人，他对有人递过来一张1000第纳尔的大票很不高兴，粗声粗气地说道：“同志，请给零钱。”铁托身上只有这张大票，他回答说：“没有零钱”。“嗨，那就没有票了。”可是这时有人认出了铁托，他们朝这边挤过来，有人叫出了声。售票员这才抬头看了一眼买票的乘客。真的，这是铁托。他脸刷地一下涨得通红，连声道歉：“元帅同志，不，不，您是不要票的，您……”“为什么不要啊？我是乘客。”售票员没有办法，只好收了铁托的三张票钱。

最使铁托感到激动的是与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相会。

第一无产者旅一批幸存的老战士在首都聚会。他们请来了最高司令。铁托热情洋溢地说：“我老实告诉你们，这种集会总使我激动，今天尤其如此，因为看到你们还在我周围，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个艰难的时刻啊！可以这样说，老战士们、老同志们每一次这样的联欢都使我国革命的大水库灌满了水，它使我们获得新的力量和自信心。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我们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1965年，总统视察斯洛文尼亚。当车队驶过市区时，全城居民都上街欢迎他。原来计划，在市中心让铁托同志下车讲话。安排在前排的是当地党政官员，靠后一点是当年参加过战争的斯洛文尼亚老战士。当铁托走出汽车时，看到了老战士，他径直朝他们走去。“请原谅，”他对当地党政官员们说，“我得先同老战士打个招呼。”他同老战士一一握手问好后，才回过来跟官员们握手，然后拿过话筒说道：“我很高兴今天能来这里。这个地方对我国人民解放斗争做过那么多贡献，我看到了许多战争中的老战友，我真高兴。今天，青年一代正在享受老一代为了使他们生活得更美好而用鲜血换来的成果。我要建议我们的青年一代向自己的父辈们学习，因为他们为了争取自由和创造美好的未来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尽管工作繁忙，铁托仍要忙里偷闲，尽情地拥抱生活。他兴趣广泛。

早年，铁托是个击剑好手。他爱好骑马，也打网球，打得很投入，但是技术不佳，只爱打双打，很少单打。他还喜欢看足球。

足球是南斯拉夫人民喜爱的一项运动。战争年代，人们打仗时都忘不了它。那时在福查举行过一次足球循环赛，铁托只要有空就去观看。

在最高司令部同福查青年队比赛时，发生了争论。公正地说，青年队实力要强些。但裁判明显地偏袒最高司令部，对青年队的哨子吹得顶严。

在裁判判了青年队一个点球时，青年队发火了，找了正在看球的铁托，说裁判不公正，要求罚他下场。铁托同意他们说的，但是没让他罚下场，让他自己改正。比赛继续进行。在随后的比赛中，运动员同裁判又发生了争执，大家闹到铁托那里，铁托也有些生气。他站起来，说：“好，我来当裁判，不要再吵了。”他拿起哨子，奔进了球场。

解放后，铁托不怎么去看球了，仅仅是通过报纸、电视过把球瘾。

他怕他的倾向性会影响与之对立的球队和球迷们的感情。有一次人家问他：“您喜欢‘游击队’吗？”铁托想了想，说：“不，我不能当啦啦队，我要为我们所有的球队助威。我喜欢‘游击队’，也喜欢‘迪纳莫’、‘红星队’，只有在他们踢得粗野时，我不喜欢。”

铁托爱好音乐，在他60岁生日时，斯洛文尼亚人送给他一架手风琴，他有时把房门关上，一个人练习拉。也许是水平不怎么样，所以有一次当杰吉耶尔去拜访他时，听到有人拉琴，过后去问他，他却不想承认是他拉的。铁托欣赏欧洲古典音乐，尤其是维也纳的轻音乐。对爵士乐则不屑一顾。但他在艺术观念上很开明，他不喜欢的，并不反对别人喜欢。

对于绘画也是一样，他喜欢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写实主义画家。近代画家中，对早期印象派较喜欢，而对苏联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画家则没有好感。他称这些画家是“没有灵魂的人，他们用画笔好像用铁锹一样。”

铁托在各地视察，往往应邀发表讲演，他是个很好的演说家，讲话一般不打草稿。但在讲话之前总要习惯性的踱步、思考讲话的纲要。这样他便能随时根据听众的反应调整他的语调及内容的详略。他的演讲很能激起听众的共鸣，著名的普拉讲话就是即兴演讲的杰作。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中，过去只有洛拉·里巴尔比他强，而现在，他是公认的演讲水平最高的人。有一位政府部长想学铁托即兴演讲的本事。在一次群众庆祝大会上，他感到他对祖国所取得的成就是有足够的体会的。会上他要讲的就是这个。他相信，他会讲得好，会把群众的情绪推向高潮。可是当他走上讲台，站在话筒前，面对成千上万的人群，他的激情怎么也发挥不出来了。好容易下了台，别人问他：“天哪，你怎么会停停说说，结结巴巴呢？”他说：“我原来以为，我可以像铁托那样讲得好，我看他讲话从不带稿子。我过去讲不好就是因为不该照稿念，像他那样我可以做得更好些。”铁托听说了这件事，几天后他见了这位部长，对他说：

“有人说，你的讲话可不怎么的。”部长说：“铁托同志，我以为我也 可以像你那样不带稿子讲话，可是我失败了。”铁托笑了：“我亲爱的，你以为我是不作准备，信口说出来的？事实上，我每一次讲话都要好好准备，研究我掌握的全部材料，然后再归纳整理，向自己提出问题，形成了腹稿我才去讲……”

假日里，铁托有时去山林中打猎，他只打野兔和其他法律允许打的动物，鹿是坚决不打的。虽然他枪法极好，但他打猎多半是借此到野外来放松一下。他劝那些喜欢打猎的人不要去碰鸟。“对鸟和大自然采取什么态度，反映了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请那些喜欢打猎的人只打允许打的东西，而且只在该打的时候去打。不是狩猎季节，那么就去打乌鸦吧。”

铁托热爱大自然，他经常住在布里俄尼岛上，这里属地中海气候，雨量不多，几乎从不下雪，岛上花木丛生、郁郁葱葱，长着种种树木，其中有些是铁托从亚非国家带来的热带树木，他自己亲手裁种的。绿荫中，人们可以看到撒欢的鹿群，还有摩弗仑羊、野兔和其他动物。因为它们从未受到过人的伤害，所以它们不怕人，来访的客人都可以走近去抚摸它们。这个岛是鸟的天堂，夜莺、黄雀、燕子、野鸽、鹧鸪、金丝鸟，数不胜数。铁托喜欢在岛上散步，在一片拍岸的浪花声和鸟啼声中得到休息。有时他也独自驾驶汽艇绕岛航行。布里俄尼邻近有一个叫万加的小岛，铁托在那里有一座别墅和一个小小的锁匠车间，他在岛上种了葡萄，自己酿酒。工作之余，铁托穿上工装，到车间里去干活，那是他最美好的享受。到岛上来的客人，铁托都要领着他们去看动物和他的锁匠车间。

总统在贝尔格莱德乌日策大街的寓所里有一座花园，浓荫密布、鸟语花香。铁托办公时喜欢把对着花园的门打开，人不在就关上。一天，铁托不在，电工来检修办公室吊顶上的灯管。他爬上梯子，揭开隔板，吓了一跳：一只小鸟在那里歪着头朝他看着。在总统办公室里，它用草做了个窝。电工不知怎么办好，这个窝要不要清除掉呢？他把秘书找来，秘书告诉他：“小鸟能进来，只有门开着的时候，那就是说，铁托在里边工作的时候，小鸟也在工作，是总统批准它们的，你知道，他是多么喜欢小鸟啊！”

参考书目

《铁托传》（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叶周等译，三联书店。

《铁托传》（英）奥蒂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铁托自述》（南）达姆扬诺维奇等达洲等译，新华出版社。

《铁托选集》（1926—1952）（1952—1961）（1961—1973）三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南斯拉夫史》（南）伊万·博日奇等赵乃斌译，商务印书馆。

《战争年代的铁托》（南）纳吉达洲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铁托与南斯拉夫》（德）施特勒姆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卡德尔回忆录》（南）爱德华·卡德尔李代军等译，新华出版社。

《同斯大林的谈话》（南）密洛凡·吉拉斯司徒协译，世界知识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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