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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方面。乐爱国教授总结了朱熹的农业科技思想，包括“深耕细耙，改良土壤”；“适时播种，不误农时”；“多施基肥，适时追肥”；“加强田间管理”；以及“注重兴修水利”。乐爱国认为：“农业是治国生民之本，劝农是为官之职，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积极研究农业科技之缘故。朱熹研究农业科学技术，不仅说明他本人并不鄙视（而是重视）农业科学技术，更表明他的理学具有很广泛的开放性、包容性。”[ 乐爱国. 朱熹的农业科技思想. 朱子研究，1999年第2期]
下面援引黄世瑞先生在《朱熹科技思想浅探》中的相关论述：
对于农业生产结构、作物布局及具体的生产技术，朱熹也很重视并有很好的安排处理，如：“蚕桑之务，亦是本业，而本州从来不宜桑柘，盖缘民间种不得法。今仰人户常于冬月多往外路买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间，深开窠窟，多用粪壤，试行栽种，待其稍长，即与削去细碎拳曲枝条，数年之后，必见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种吉贝、麻苎，亦可供备衣著，免被寒冻。”朱熹认为本州不宜桑柘的原因是民间种不得法，没有掌握好技术。因此他要求从外地引进桑苗，选择合适的地方按株距一、二丈的方式栽植。以现代桑树栽培技术的眼光观之，如此株距栽植的，应该是作为高干桑养成型式来培养的。……关于桑树的修剪技术，朱熹在“劝农文”中也有详细讲解：“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将旁生拳曲小枝尽行斩削，务令大枝气脉全盛，自然生叶厚大，喂蚕有力。”将修剪的时间、具体操作的方法以及目的，都讲清楚了。此项技术至今仍在沿用，不过又增加了剪梢的内容。实践证明，趁秋冬没有桑叶时修剪桑枝，确是除病虫、增桑叶的好办法。朱熹主张：“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数，节次犁耙，然后布种，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宜长，盛水难干。”此方法农村至今仍在沿用。深翻土块，冻令酥脆，还可以使躲在地下冬眠之害虫及其卵裸露地面，易为其天敌等消灭。……从其“劝农文”中还可看出朱熹对造肥、施肥的具体方法、程序也是很熟悉的：“耕田之后，春间须是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其造粪壤，亦须秋冬无事之时，预先铲取土面草根，晒曝烧灰，旋用大粪拌和入种子在内，然后撒种。”另外利用中耕除草去之草，沤作绿肥：“禾苗既长，秆草亦生。须是放干田水，仔细辨认，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属，亦须节次芟削，取令净尽，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将来谷实必繁盛坚好。”铲取草皮烧制堆肥，以及中耕除草沤作肥料，今日农村仍在继续采用。[ 黄世瑞. “莫言先哲轻科技，鱼跃鸢飞别有天”——朱熹科技思想浅探.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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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0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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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方面，朱熹非常提倡、鼓励怀疑精神：“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说可疑，而不知己说之可疑。试以诘难他人者以自诘难，庶几自见得失。”[ （宋）朱熹著. 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43～344页]要善于从“无疑”中发现疑问，找出问题，然后再对此“有疑”探讨研究，一直到探究明白，达到新的“无疑”。不迷信圣人、经典，以实际为标准，并能够、善于诘难自己，这是非常宝贵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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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楼
2010-08-10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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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约瑟对理学科学性质的评价
《宋明理学与自然科学》一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理学精神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张岂之，董英哲. 宋明理学与自然科学. 人文杂志，1989年第4期]：
首先，理学发扬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研究的优良传统，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
其次，理学发扬了儒学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精神，也促进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
最后，理学的朴素辩证思维也促进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
我们看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朱熹及程朱理学的评价。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十六章中，李约瑟非常推崇朱熹，认为“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这一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489页]、是“中国所曾产生过的，最伟大的，集大成的哲学家”[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24页]。他说：
并且朱熹对宇宙本质的洞察力，因此就要比他的任何中国和欧洲的注疏者和翻译者所承认的更为先进得多。……如果像我所认为的，他当时在朝着这样一种哲学摸索他的道路，那么就他思想和写作的时代（即12世纪）而言，那就是一桩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此，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或许可以说他的成就要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06页。托马斯?阿奎纳，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引者注。]
李约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评价了朱熹有机自然哲学的学术意义与历史意义。朱熹“决心不隐入唯心主义，但他也不愿成为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 引自：徐刚. 李约瑟对朱熹自然哲学的评判.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它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是非常接近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有机而不是机械的”[ [英]李约瑟. 四海之内. 三联书店，1987，第61页。]。也就是李约瑟甚至认为程朱理学本质上和辨证唯物主义没有多大区别，他说：
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英]李约瑟. 四海之内. 三联书店，1987，第61、67页。]
李约瑟提到宋代科学书籍的大量出版时说：“把许多小册子汇集在一起印成一套从书的做法也是在宋代开始的。其中第一部是《百川学海》，从12世纪末叶起刊行，在上百种书中，大约四分之一是和科学有关的。”[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27页]他说：“理学根本上确实是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28页]“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498页]程朱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至少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26页]“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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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楼
2010-08-10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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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程朱理学对西方思想启蒙和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
朱熹哲学是在文艺复兴后期至法国启蒙运动期间被耶稣会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早在16世纪末，利玛窦就把朱注《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传到了欧洲。至17世纪，经传教士之手翻译成欧洲文字的中国典籍越来越多，其中以介绍儒家学说的书为主，并因时代原因，几乎都打上了朱熹理学的烙印。[ 张允熠. 论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朱熹哲学在法国和荷兰的接引者是笛卡儿学派，在德国则有17世纪的莱布尼茨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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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楼
2010-08-10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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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程朱理学对法国的积极影响。张品端在《朱子理学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中对此作了论述。[ 张品端. 朱子理学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东南学术，2004年第2期]
法国启蒙思潮的发展，推动了法国近代文明的诞生。法国启蒙思潮的先驱笛卡尔、培尔和马勒伯朗士，领导者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霍尔巴赫和波维尔，重农学派的魁奈、杜尔哥等都曾研究过朱子理学，并从中汲取营养，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理论思想。
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儿（1596～1650年）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奠基人之一。17世纪初，拉丁文《四书》和《天文实义》在欧洲出版，此时笛卡尔开始接触朱熹理学。1642年，笛卡尔完成其重要哲学论著《沉思录》。为了反驳笛卡尔怀疑论把朱熹理学看成无神论，法国耶稣会士神父马若瑟（1666～1736）写出《关于中国一神论的信札》其中引用大量中文资料论证朱熹理学是一神论、反对把朱熹理学说成无神论。这篇信札探讨了朱熹的宇宙起源论，并说明中国同样存在与基督教相一致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观念。马若瑟在《论中国人的独神主义》中亦向欧洲学者介绍了理学观点，鲍狄埃受此启发写成了有关“后儒”(理学)的论著。他在184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真研究了朱熹的《太极图说》和张载的《正蒙》，提出了一种著名的宇宙形象。这是欧洲对中国哲学的首次全面论述鲍狄埃《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成为19世纪欧洲关心中国哲学思想的读者的入门教材。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巴黎出版了《有关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和习惯的论著》(简称《中国杂纂》)，使许多理学的新资料传到了欧洲。该书第八卷收入了中国传教区的韩国英于1782年写成的《论中国人的哲学》。在其中，韩氏阐述了周敦颐和朱熹的思想，认为朱熹是中国的最大天才，朱熹打开了怀疑论以及在感情和思想上不信教的大门。比埃尔·培尔是继笛卡尔之后法国启蒙思潮的先驱者，继承和发展笛卡儿哲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是笛卡尔的科学怀疑的追随者。他从法国皇家图书馆获得有关宋儒理学思想，并阅读了耶稣会士与非耶稣会士之间关于中国礼仪争论的著作和文章。培尔利用“孔教的无神论，来有意使读者去打倒基督教及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专制政治”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较早地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高度称赞中国的文化：“我相信，中国文化将永远无法完全为我们所了解。”
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著名领袖、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年)同样也受到中国文化以及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并为朱子理学自觉的理性精神所折服。他从耶稣会士傅圣多和启蒙思潮先驱者的著作中了解到中国文化，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在起源上比《圣经》所说的希伯来人文化早得多，基督教各个教派宣扬的宗教史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站不住脚。”在《风俗论》前言中，伏尔泰说：“当一个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应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蓝，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伏尔泰认为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在其著作《自然法赋》初篇的末尾论述自然法的普遍性时说：“吾人与生俱来之悠久的存在，一切人之心中同样有其萌芽。从天所授的德性，由人来表现，人却为私欲或迷误蒙蔽了它”。这和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和“存天理去人欲”类似。
狄德罗(1713～1778)是百科全书派领袖人物。他赞美朱子理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是造成中国高度文明的基础。他主编的《百科全书》伸张人类理性，热情洋溢地介绍中国文明，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高度评价宋儒理学，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狄德罗受朱熹理学无神论的影响较深，1749年发表了被认为是公开宣扬无神论著作《供明眼人读的盲人书简》。狄德罗撰写的《政治权威》一词条，以惊人的胆量说：“不是国家属于君主，而是君主属于国家……”这和朱熹“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没有什么不同。
百科全书派的霍尔巴赫（1723～1789）亦推崇朱熹的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理性思想，认为中国是政治和伦理道德结合的典范。他在《社会体系》一书中说：在中国“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这种以德治国，强调法制必须与德治相结合，以德治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理念，正是朱子思想的精华之一。
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年)非常崇尚朱熹的“以农立国”、“务农重谷”是“自然之理”的思想。他指出：“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按自然法则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有中国是例外。”魁奈提出“整顿税收制度，实行地租单一税”的主张，也是受《周礼》均田贡赋和朱熹“除尽正税以外的赋税”、“存天理，灭人欲”克制私欲思想的启发的。
杜尔哥(1727～1781年)是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杜尔哥通过中国留学生和耶稣会士获得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农业和朱熹理学等方面的资料。当他在担任法国财政大臣时，就借助中国朱熹“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o的重农思想，进行农业经济发展改革，以图实现他的重农主义的主张。
赵品端总结道：“朱熹理学对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场思潮的先驱者、发起人和参与者都曾研究过包括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料，并从中汲取理论养料，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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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楼
2010-08-10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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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程朱理学对德国的积极影响。在这一方面，程利田等也作了研究。
朱熹理学对德国哲学发生影响，是从莱布尼茨——沃尔夫时代开始的，而这个时代正是近代德国哲学形成的时期。莱布尼茨，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和牛顿同为微积分的创建人。他博览群书，涉猎百科，是近代德国哲学的重要开创者，对丰富人类的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莱布尼茨曾说：“当近代中国[ 李约瑟解释道：“他（莱布尼茨——引者注）指的是理学派评注家”。]的诠释家们把上天的统治归之于自然的原因时，当他们不同意那些总是在寻求超自然（或者不如说超形体）的奇迹和意外救星般的神灵的无知群氓时，我们应该称赞他们。”[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35页]
莱布尼茨从结交的常识渊博的来华传教士那里获得了大量最直接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按照莱布尼茨的看法，他认为朱熹理学至少在下面几个内容，是西方哲学应当同样具有的本质规定第一，哲学是探究无限的永恒的自有的再无本源的绝对实体或第一原理。第二，朱熹理学最本质的规定是“天地之间，理一而已”、“万物为一，一是万物”。第三，朱熹理学在思维上，莱布尼茨认为与西方哲学也有同构性。
莱布尼茨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倾注了最大的兴趣和毕生的精力[ 参考：程利田在《朱熹理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兼论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作用》一文中详细列举了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联系过程中的大事记。]，从中国哲学里探视到具有西方哲学的本质规定性，再加之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所以他在盛赞中国文明的同时，认真地吸取中国文明中的养分来培植他的哲学成就，发表了与宋儒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的《二进制计算的阐述》论文；撰写了专著《形而上学论》（1686年）、《人类理智新论》（1704年）、《神正论》（1710年）等，特别是撰写出《单子论》（1714年）。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极深刻地体现出朱熹理学、中国哲学的影响。[ 程利田. 朱熹理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 《福建学刊》，1998年第2期]
德国学者利奇温在《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中说道：“莱布尼茨认为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是具有统一世界的重要性与媒介。”“莱布尼茨实为承认中国文化大足贡献西方文化发展的第一个人。他的《单子论》极其和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德性论相同。他所提出的‘前定和谐夕又极象中国的‘天下之道’。”总之，莱布尼茨接受了朱熹理学、中国哲学的巨大影响, 建立了他的《单子论》学说和唯理论的思辨哲学。[ 程利田. 朱熹理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 《福建学刊》，1998年第2期；程利田. 朱熹理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兼论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作用. 南平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胡阳、李长铎在《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中通过对欧洲现存17世纪中西交流文献的查阅和考证，否定了在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以后才见到先天图的说法，鉴于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推崇，认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八卦图的启发。主要证据有：1660年斯比塞尔在荷兰出版了《中国文史评析》一书，书中记载了I Ging（易经）。这本书是莱布尼茨为了解中国参考过的一本书。书中两个部分介绍了易经，介绍了龙马负图出河、伏羲得图做八卦以及太极阴阳八卦学说。1687年，耶酥会士柏应理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其中共计13页对伏羲八卦图做了介绍，书中配有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及文王六十四卦图。莱布尼茨于《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的当年，就阅读了这本书。在致友人冯·黑森—莱茵费尔的信中，向他介绍说自己阅读了这本书。[ 胡阳、李长铎. 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网络版：http://www.lixue.org/Leibn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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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楼
2010-08-10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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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年，佛朗克在哈雷创建东方神学院，专设了中国哲学专科。莱布尼茨的学生及其哲学理论的继承者沃尔夫，把莱布尼茨的哲学理论系统化, 而且用条理清晰的语言将从形而上学方面来研讨中国哲学的理论原则在大学讲坛上广为传播。同时，沃尔夫开始了对中国哲学的实践原则的研究。沃尔夫认为他在朱熹理学里找到了他自己道德理论的一个卓越检验, 试图把朱熹理学、中国哲学这一重要本质规定纳入自己民族的哲学之中。沃尔夫的学生兼同学毕芬格著《古代中国道德说并政治说的样本》一书, 论及中国政治、道德、哲学及文学, 比较了中国教育与欧洲神学及道德，尤其推崇中国政治与道德结合的传统,表达了他以中国为楷模建设德国的愿望。思想家卢多维希在其《评论莱布尼茨哲学之全部发展史》序言中认为，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世界观, 与柏拉图哲学和中国哲学关系密切, 不研究后者就谈不上研究前者。[ 程利田. 朱熹理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 《福建学刊》，1998年第2期]
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1755年刊行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中提出的天体起源的假说, 把宇宙描绘成一个物质的发展过程和肯定宇宙是由于自身的必然性发展形成的观点, 这与600年前朱熹宇宙哲学中的“阴阳二气的宇宙生成说”类似。有人认为，朱熹的天地演化理论被来过中国的传教士传到欧洲，从而可能对笛卡尔提出的天体演化漩涡学说和康德的星云说产生过影响。更有甚者认为“朱熹的天地生成说是西方星云说的雏形，西方星云说是朱熹天地生成说的逻辑发展结果。’[ 袁运开、周翰光. 中国科学思想史[M].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方豪指出康德的哲学深受中国哲学尤其是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尼采则称康德为“歌尼斯堡的中国人。”[ 程利田. 朱熹理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 《福建学刊》，1998年第2期]
程利田总结道，16至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黑格尔等从朱熹理学、中国文化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养分,促进了他们各自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同样也促进了德国哲学的发展。说明了朱熹理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程利田. 朱熹理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兼论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作用. 南平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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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楼
2010-08-10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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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我相信，由理学所总结的中国思想对欧洲思想的贡献，比迄今为止人们所充分认识到的要大得多，最后可能证明并不亚于中国人因那些人给他们传来了17、18世纪欧洲科学和技术而受的惠。……虽然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多方面的影响已经讨论很多，特别是在皮诺、顾立雅、马弗里克、里启文等人的著作中，但是我认为，哲学贡献的全部意义还没有被人领会。”[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28页]李约瑟在作中西自然哲学比较时认为莱布尼茨关于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思想“颇似理学家的理在每个纹理与组织当中无数的个别显现”，这里的理学家，主要指的是朱熹。[ 徐刚. 关于朱熹自然哲学研究的思考. 上饶师专学报，1997年第5期]“人们不难在他（莱布尼茨——引者注）的哲学中找到中国思想的反响。”[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31页]
李约瑟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过程中吸收了中国的哲学精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 [英]李约瑟. 四海之内. 三联书店，1987，第61页]他说：
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施佩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38页]
有学者据此指出，在李约瑟看来，“朱熹理学作为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它很可能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联系。”[ 乐爱国. 李约瑟评朱熹的科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3期]李约瑟还断言说：“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 引自：张允熠，张弛.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背景的研究. 学术界，2007.06]
美国著名科学史专家尤里达教授也积极评价朱熹科学思想的历史贡献。他说：“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也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我们不能说中国本土的科学倘若独立发展下来将会演化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面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 （美）R.尤里达. 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和自然观. 美国物理学杂志，43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