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题记
“老病有孤舟”。
舟者，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也。孤舟载着一位瞎了一只眼、断了一条腿的老诗翁在漂流。窗外万家灯火。诗人方从梦中醒来，顿觉肚子饿了，口也干了。他想开灯，无力下床；他想吃饭，不见人送，愤而摸到床头那根拐杖，乒乒乓乓敲起床框，疾声振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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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是吴宓教授，他是诗人吴宓。
命运的扁舟在人生大海漂流了八十四个春秋，终于把僵卧病榻的诗人、教授送往天堂的港湾，永远地锚在那儿了。时为1978年1月17日。
吴宓（1894—1978），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吴堡东门。谱名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星之一。小名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时自己取名吴宓。说也有趣，那是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翻至某册某叶，闭目确指，得之。“宓”，静也，凡发表言论的场合用之；写诗文时多用“雨生”或“雨僧”。别号藤影荷声馆主。
吴宓生父建寅，早年任职上海大学，曾供职国民政府监察院。吴宓不满周岁，母病故，由祖母抚养，过继给叔父吴建常。吴建常留学日本，辛亥革 命后任凉州副都统、国民革 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秘书、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等。1947年退休赋闲沪上。他的学问、修养、道德、行谊深为吴宓敬佩。
吴宓的一生，并没有像名字所显的那样安静，而是在灵与肉、情与理、义与利的矛盾中折腾，在浪漫主义与古典人文主义对抗中生活。
1910年他考取清华学校，研习国学，与汤用彤、闻一多是同学。曾担纲《清华周刊》编辑、代理总编辑。因目疾和体育不及格延期赴美，任校文案处英文翻译及文牍员。1917年赴美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最初选读的是应用化学。此年结识在哈佛攻读的梅光迪，结为至交。后经梅光迪引介，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865—1933），继而入哈佛研究院，他与陈寅恪、汤用彤被并称为“哈佛三杰”。
1921年6月，吴宓于哈佛研究生院毕业。正当他准备动身返国时，接到先期返国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挚友梅光迪函，希望他到东大执教，云创办《学衡》杂志并委以总编辑，因吴宓曾与梅光迪有约，将来要办杂志与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对垒”。吴宓践诺，弃北高师之约，应东大之聘。
1922年元旦，《学衡》在南京问世。吴宓任总编辑兼总干事，其阵容可观，除梅、吴外，还有柳诒徵、汤用彤、刘伯明等。《学衡》的办刊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显然与北京的《新青年》背道，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学衡》反对白话文，显然是错误的。因而鲁迅抓住《学衡》中语法上的硬伤，斥“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讥之为其行文言必称“英吉之利，法兰之西”。吴宓后来自己也承认“实甚公允”。十分令人称道的是吴宓反对白话文，但《学衡》接受、发表白话文的作品，且他也以化名“王志雄”发表过白话小说《新旧因缘》，但和胡适势不两立。某次，在一酒桌上吴、胡两人相晤，当时在北京有一种口头禅，好说“阴谋”。胡适一见吴宓即以幽默的口调问：“你们《学衡》派有什么阴谋？”吴对曰：“有！”当时举座皆惊。胡微笑曰：“可得闻乎？”吴对曰：“杀胡适！”一时成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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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并非极端的守旧派，他主张“孔孟之人本主义，原本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今取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撷取精粹，再加以西方历代名儒巨子所论述，熔成一炉。”即在今日看来，亦不乏有可取之处。
1925年，因哈佛同学汤用彤、顾泰来举荐，吴宓重返清华园。2月，清华设立“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研究院。应校长曹云祥之聘，吴宓任主任。他遂礼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在藤影荷声之馆设帐收徒。王力、刘盼遂、谢国桢、高亨、陆侃如，以及他在外文系任内培植的钱锺书、季羡林、李健吾、王佐良、许国璋和李赋宁都是那一时期造就的“博雅之士”。
吴宓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三个二十八年。这第二个二十八年（1922—1949）是他事业上建树的高峰。
吴宓是爱国的。
1914年在清华时，吴宓与汤用彤讨论社稷存亡大事时，汤说：“国亡时，我辈将如何？”吴答：“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而死。下则削发为僧，遁于空门或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一生。”不乏匹夫之勇。只叹“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1920年在美留学时，他节衣省食，捐款给国内华北水灾灾民。1946年在西南联大任教，当“一二·一”国民政府军警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时，他资助被特务追捕的学生路费，远离昆明。1947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当主任，当“六·一”惨案发生后，又保护被国民党特务指为共产党的缪朗山教授，亲自护送缪教授到机场登机，坐等他平安到达香港的电话后，他才离开机场。
日本投降前，哈佛大学邀请他去讲学，吴宓觉得国内有许多重要的事亟待去做，婉谢，并推荐哲学系一位教授替代。解放前夕，他“不从部分友人之劝，决定不到美国讲学，不去香港大学教中国历史、哲学，更不去台湾大学，而决定留在中国。”他的诗句“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表明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迹。
文化大革 命期间他在劫难逃，遭到林彪、“四人帮”之流的残酷迫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 命”的帽子叠加在他的头上。他的“罪状”大致有三：
一是“批林批孔”时，吴宓坚决反对，他说：“宓不像×××那样，当趋时派。全盘否定孔子，批周恩来，宓极不赞成。一句话，批林不批孔。”他又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二是办《学衡》，倡旧古，反对新文化运动，参与对鲁迅的“反革 命文化围剿”。而吴宓自辩：“没有那回事，三十年前的那件事，是不同学术见解的论争，很正常的。对鲁迅先生个人我是非常敬佩的。”同时又觉得“那时我们有些观点绝对了，鲁迅是对的。”其三是不满时政，说“国民党是亲娘，共产党是后妈”和“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在1956年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吴宓表示“愿终志余年，报共产党于万一”。在一次会议上他非常兴奋地说：“宓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这个比喻未必确切，但情感的真实是溢于言表的。某次住院手术，须家属签字，他写信给校党委：“党就是我的亲人，我请求党组织给我签字。”应该说这是对“亲妈”、“后母”一说最好的注释。至于“三两”、“二两”，那是学生觉得文言虚词难以理解，他举例把生活中遇到事用文言表述：“比如吃饭，就可以说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这不就用了几个虚词！”适当时正是饥馑年代，这话就成了话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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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夏，红卫兵抄家，抄走了吴宓的日记。日记中写道：“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而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就等于攻击毛主席，“现行”的帽子一下就套牢了。吴宓遭到残酷的批斗，身体致残。但他很豁达，认为“共产党是好的，但出了奸佞小人。下情蔽上，毛主席知晓否？”他在日记中又排解自己：“刘少奇等功在国家，尚且被辱，宓何足道。”对于“造反派”的野蛮，他写道：“顽童欺我、辱我，令人愤极！然念及国家主席尚遭‘造反派’厄运。人权安在！法律安在？”
尽管如此，1973年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他还要求学校给他安排工作，“宓懂英、法等国外语，可以做文字翻译，也可以教授口语。”当然那只是他一厢情愿，但不失赤子之心。
爱江山，也爱美人
这儿的“江山”对一介书生来说，只能是纸上的事业。
美人人人爱，吴宓亦不外。吴宓一生的情爱画廊是那样的绵长、曲折、幽深。诚朴的发妻陈心一，靓丽多才的毛彦文，燕大校花陈仰贤，美国女郎哈蕾蒂，青年女作家卢葆华，名门之后欧阳采薇，清华女学子k，以及西南师院门徒邹兰芳等等。虽然有些是逢场作戏，但足见吴宓一生为情所累。这些女性中有的是学生、同事的女儿，有的还是同学、朋友之妻。
吴宓倡导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弘扬传统道德，标榜“克己复礼”，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滥施浪漫主义情怀，“是个伪人文主义者”。对此，他有自己的理论：“宓主张婚姻与恋爱分开，婚姻为社会服务，应严守一夫一妻制，恋爱则为个人自由，应随意而无限制。婚姻属于事实，恋爱则属于感情，此二者并行不悖，斯为中道，斯为可行之道云云。”（《吴宓日记》）
“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
吴宓一生为世人列为佳话、谈资、笑柄者，当属与毛彦文的情感纠缠了。这段恋情绝对的富有传奇色彩。他与发妻陈心一的结合，红娘是他清华留美的同学陈烈勋。1918年11月，正在美留学的吴宓接到老同学陈烈勋的来信，说其妹陈心一读过他的诗文，十分心仪，希望能与其缔结良缘。吴宓情窦大开，便托请当年在清华六年的同桌朱君毅，让他的未婚妻毛彦文前往陈家考察一番。毛彦文是朱君毅的表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已订婚。有趣的是陈心一与毛彦文是浙江女师的同学，关系更进一层。
毛彦文衔未婚夫之命，将到陈家调查的情况如实告知：“陈氏系一旧式女子，以贤妻良母最为合适。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精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恰当；如果想要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吴宓此前在谈女友问题上，因毛遂自荐刚碰了个楣头，遂表首肯。
1921年8月23日，吴宓与陈心一结婚，育三女。
朱君毅在美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与吴宓同在东南大学执教。朱君毅因心另有所属，便以近亲结婚有害子女健康为由，要与毛彦文解除婚约。苦等六载的毛彦文请吴宓援手，规劝朱君毅别毁前盟。吴宓真心调解，未果。不料，他这个媒人走进了花轿里。早在1914年吴宓与朱君毅在清华同窗时，常切磋诗意，“两人交情甚笃，彼此事事公开”。朱君毅曾将表妹毛彦文的诗作让吴宓欣赏。吴宓击节赞赏，春心暗动。碍于那时毛彦文是“朋友之友不可友”，藏锋不露。时下，朱、毛已分道扬镳，吴宓当年暗恋毛彦文的那颗情种顿时生机勃发，不能自已。
1929年9月12日，吴宓不顾众多亲友规劝、反对，休了陈心一，还在《大公报》上发表“离婚声明”。他在致友人胡徵的信中写道：“与心一离婚，与毛无关。且最近实行离婚之际，全不想到毛。—他年即与毛绝交，即终身不另行恋爱（不言结婚）而长此孤寂到老，亦所自甘，绝不悔。”事实证明，吴宓“自由”后，便开始对毛彦文发起旷日持久、时缓时急的爱情攻势。为毛彦文设计未来蓝图：求学、找工作、资助出国，鞍前马后，尤似枯藤缠树。而毛彦文是新女性，守旧的吴宓不是她的意中人，特别反感的是吴宓每每给毛彦文写信，都要追述自某年起在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便萌发爱慕，云云。这叫毛彦文无法忍受。因为吴宓与朱君毅，她与陈心一，都是双重同学、朋友关系。毛彦文拒绝了吴宓的出国资助，实际上明示拒绝了他的爱情；而吴宓偏自作多情，一厢情愿；且又用情不专，终以失败告终。他与毛在巴黎相见的日记中有记：“宓为爱彦而费力三大事，即离婚、助款、游欧，彦毫不感激，且极力表明彦不负责任；彦对宓之思想感情，毫不了解，且极不赞成。”（1931.7.6）值得一提的是，吴宓追毛彦文“发乎情，止乎礼”，倒真显君子之风。某日两人旅馆晤见，风雨大作，无车回校。吴宓对毛彦文说：“我反对《西厢记》中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吴宓以“非礼勿动”的君子之风，果真与毛彦文同床共眠了一个有风雨而无云雨的难忘的一夜。当也是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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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时为三十七岁的毛彦文下嫁给六十八岁的前国务总理、慈善家熊希龄。1937年熊希龄病逝，吴宓重温旧梦，卷土重来。毛彦文不理，承继熊希龄的慈善事业，不再言婚。在台湾享度余生。
吴宓追毛彦文失败后，吞声忍泣，埋首书斋，聊遣愁怀，为毛彦文写下大量的诗文，曾自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妹（美国格希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即王彦文）。”
“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60年代初他还请人画了一幅毛彦文肖像悬于房中自赏。
吴宓与陈心一离婚后，自始至终践诺承担陈心一及三个女儿的生活费。他在致友人姚文青的信中说：“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敬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
邹兰芳是吴宓的第二任妻子。她本是吴宓的学生。这对师生恋，邹兰芳是主动的。吴宓曾对友人姚文青说：“非宓负初衷，不得已而为之。以论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容貌（即探怀出半身小照示余曰）不过如此。”邹兰芳下嫁给白发师长吴宓有难言之隐。邹的家庭出身不好，有两位兄长解放初被政府镇压，家中众多侄辈需要抚养，她不得不找吴宓这棵大树。吴宓出于同情也为生活所需同意了。于1953年结婚。然，天不假年，四年后邹兰芳因病亡故。尽管吴宓对邹兰芳难言爱情，但怀念尤深。在家设置灵位，后怕批拆之；邹故去后，将其所用过的书籍什物，原封不动放在特定的地方。逢时节，还到墓前祭扫。当年他们共同居住的老房子面临拆迁，他让学生将老房子画下来，贴在书桌旁墙壁上，并工工整整书“兰室”二字贴于卧室；逢年过节都要多摆两副碗筷，一为亡妻邹兰芳，一为亡友吴芳吉。甚而连看电影时，也为亡妻邹兰芳买一张票，与其“同看”。对邹兰芳原籍的侄辈子女的照顾一如既往，济助至终。不失君子之风。
躬耕杏坛，博爱天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吴宓尊孔夫子古训，毕生躬耕杏坛，曾先后在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和西南师院执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英才。
“虚名未是吾生志，硕学方为席上珍。”他吟诗铭志。早年在哈佛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研究比较文学，“我会十几种外国语言，常运用的也有五六种。俄文是解放后才学的”，真是学贯中西。40年代在西南联大，美籍教授、诗人燕卜荪（williamEinpsom）屡遭贼劫，但那贼每次只索五元（当时中国法币），给十元，贼退还五元，燕卜荪感慨小偷的义气，以英文作诗呈吴宓，刘兆吉先生见之，读通诗意，不能准译题目。吴宓一口译出：“盗亦有道”。并说典出《庄子·胠筴》，令四座惊叹他的学识渊博。他讲究师道自尊，曾建议清华教师授课穿大礼服，以昭郑重。然翻译家孙法理回忆吴宓在西南联大岁月，身穿一袭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策杖，冬日头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上讲台第一件事打开包袱取出墨盒和一红一黑两支毛笔。他的英语讲义也用毛颖书写。汉字是蝇头小楷，英文的大体是印刷体，重要之处，还用红笔打上圆点、波浪线或直线以示区别。其讲义也是“百衲本”，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他自谓：“宓教课多凭记忆，不恃书册，即有检阅，可向图书馆查阅，无须购置也。”他的学生钱锺书后来执教也有此风范，算是继他的衣钵了。尽管他古板，却也时出幽默，一次点名叫到女生“金丽珠”时，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害得那位女同学满脸通红，全班大笑。他在讲英诗的格律时，当他讲到iambic（抑扬格），还风趣地用手杖一轻一重地敲击地板，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一次竟把他写给毛彦文的诗《吴宓先生之烦恼》给学生传阅。他给学生布置功课、指定读物时，要求学生要专心，以写字桌的抽屉作例子，做某件事，开某个抽屉。不用时，全部关上。形象而贴切。他的老学生赵瑞蕻回忆说，先生讲的《欧洲文学史》最“叫座”。许多文学史大事、作家的生卒年代脱口而出，不时把西方文学的发展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比较。他的考试方法也很独特，每每都有一道题目要求学生默写出自己能背诵的最长的一首诗或评一篇文学专著。对学生也“狠”，布置参考书目一写就是一黑板，他不仅写出书名、作者名、出版年代（第几版），连出版公司的地点都写上。他全装在肚子里，一气写出，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同学向他请教如何学好古典文学，他信口作答：“多读、多背、多记、多用。”吴宓注重身教，从小事做起。他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如涂改一字，便将四方格塗满，免被误认，一律繁体。外文字母及数字排列，笔画粗细犹如刻印。他上课坚持自己擦黑板，有一次黑板擦找不到，他居然用自己的衣袖擦。下课了，他总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拍拍手才离去。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随时随地想到如何给别人以便利而不给别人添麻烦”。他对学生要求亦严，新学期注册，对学生写得很潦草的注册单拒签。三两下一整治，谨严的学风渐渐地培养起来了。
吴宓与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在西南师院，某次进修班英语考试，为避免学生猜题、死背的恶习，试题是他临时书写的《旅美游记》，要学生当堂翻译。在时间上不作限制，从上午八点考到下午二点，其间，他亲手送上糕点、茶水供学生饮用。他自己中餐也不用，陪考。学生学习上有困难，解疑答难提供参考书之类，以及经济上的求助，他都有求必应。
讲西方文学，为了让同学们懂得西方礼仪，他自掏腰包，带学生上西餐馆去体味。在西南联大生活十分清苦，他请茅于美几个研究生下小馆子，问清堂倌菜价，掏出一支铅笔，在纸上用正楷写菜单、记价目，有时算错，在纸片上涂改菜单字迹像改学生作业一样方方正正，计算准确再上菜。买单自然由他一手包揽。师生数人上街，车马熙攘，他爱照顾学生，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身先率出用手杖一拦，让学生先走，而且是女生优先。
一次在课堂上讲解某诗人传记及坎坷人生，忽想到自己，为学生朗诵他的“破家难成爱”的《五十自述》。“这段人情味十足的‘课’，是联系外国诗人身世讲解的，听着听着，不觉得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吴宓是一位十分重情讲义的人。自云：“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斯言诚哉。
吴芳吉（四川籍）是吴宓清华时的同班同学。当时清华四川籍学生何鲁艺因反对外籍教师的人格侮辱，遭到开除，引发清华学潮，吴芳吉、吴宓、陈达等各自代表本省在清华的同学向校方请愿未达目的。学校反将他们十多位代表开除。数周后，学校表示写悔过书者可恢复学籍。吴宓一心想留美，屈服了。（一说以权势私通官方）惟吴芳吉一人执意不肯悔过，遭除名。吴宓赴美后，严格反省、悔憾：“当时我总以为留学为了振兴国家教育，乃是大义，而比较起来是否违背了友人间信约乃是小节。‘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尽管我以‘小德不必尽管’宽解原谅自己，但归根结底说来，剖析私心，只是自己一人追求世俗荣华的欲念淹没了道义节操的考虑，破坏了坚贞友谊的原则。”
此事令吴宓抱憾终身。
吴芳吉被开除后，流浪北京。吴宓带头捐款并募捐四十元大洋送给吴芳吉，做返四川的路费。吴宓到美后，在留学生中又募捐，每月寄款。1932年吴芳吉英年早逝，留下老少三代，吴宓一直济助不懈。这种无私的经济资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
暮景凄凉，名垂久远
文革前吴宓在西南师院，生存境遇较好。最难过的是1966年，时年他七十二岁，大会批，小会斗。在一次全校五千人的批判大会上，他被斥令跪下。一跪两小时，让人鼻酸。批斗后他的同事刘兆吉先生悄悄地问他身体还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免于“喷气式”。
即使在那样残酷的情况下，他坚持不说假话，在日记里表示不同意批判刘少奇。一次在教学楼1202教室开“批林批孔”大会，一学员故意问他：“吴宓，你对‘克己复礼’有什么看法？”他抗声回答：“‘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 命，他永远做不到！”由于他坚持反对批孔，以致升级为“现行反革 命”。1969年5月9日在批斗时被折断了腿，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成残。且看当时他的记载：“（一）身体：1969（年）5月9日，（宓等七人，第一次贬来梁平）,在‘斗争宓大会’上派两名学生拉宓（罪犯）入场（跑极快），中途在平铺砖地之‘食堂’中，猛被向前推倒（宓向左前方误倒地上），结果左腿扭折（又被组长虐待：不许吃饭，每日强迫‘练习走路’）—现今必须右手拄杖否则不能站立……宓目在1971（年）6月忽全盲，现惟靠左目代两眼之用。”某日睡觉夜间跌下床，爬不上去，等第二天佣工来时才发现。1976年冬，他写信告诉妹妹吴须曼“卧病在床”。时人已有点痴呆，妺妺征得学校同意将他接回陕西。当时吴宓的衣服只有三两套，一件蓝布棉袄上有三十六处补丁。“所有的钱，就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只好预支工资购买车票。”回老家后，暂租住在其妹吴须曼工作的面粉厂旁的一间民房里，因身体太弱眼睛手术已无法做。每次吃饭时都要战战兢兢地问“还要请示吗？”当家里人告诉他“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不用请示了才敢吃饭。尽管一只眼白内障失明，另一眼也视力极微，仍坚持记日记，直至生命终止。
1978年元月17日吴宓病逝。
1978年春，西南师院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二十位同人为吴宓开了一个十几分钟的追悼会，“对吴宓作了爱国、乐教、尽职的盖棺‘论定’。”
吴宓的友人姚文吉评说他是“疯人、情人、诗人”。不无道理。
他的晚景是凄凉的，但盖棺后终有暖色。他的趣闻碎片与他的大名将一并垂之久远。
且看他的师友、门徒们对其“七嘴八舌”吧：
“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冯友兰）
“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陈寅恪）
“锺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吴宓先生不说假话。他就是这样一位真诚而宽恕的长者。”（杨绛）
“他待人之宽，待己却甚严。是信儒道、立儒行的一个人。容貌非常端肃，对事非常认真，守己非常严正。”（温源宁）
“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文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季羡林）
“吴雨僧先生，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却未见有文章谈他。”（金克木）
“先生既是学者、诗人，又是一位极好的老师。”“不多说一句话，也不说一句没有根据的话。这样严谨的学风是极有教育意义的。”（李赋宁）
“第一，他对中国新文化的建立多少有过贡献；第二，他胸怀坦荡，总是以善意待人；第三，他教学认真，讲课有条有理。”
“学生登门求教，他先宣布戒律：只准商讨学术和爱情问题，而绝不允许触及时事。”（郑朝宗）
“毕竟，先生是一个真实的人，是诗人、是学人，而不是完人、圣人。”（何兆武）
“这奉献是再彻底也没有了。钱，他给了别人，自己过着敝衣陋室、粗茶淡饭的生活。连藏书他也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国家。……还有什么更能说明他的‘完全’、‘彻底’呢？”（孙法理）
连他的“冤家”毛彦文也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
“纵观吴宓先生一生，我们认为他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和中、外语教学人才，对祖国是有贡献的。”（1978年12月冯至、朱光潜等三十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要求为吴宓彻底平反致中央统战部的信）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