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7月30日,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逝世,享年95岁。这位导演和中国颇有渊源，1972年5月中下旬，他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中国》。在西方世界,该片获得了很高评价,被评为1973年在美国播出的“十佳纪录片”之一,美国广播公司甚至花25万美元购进该片首播权。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认为该片严重丑化中国人,批判它是“一株大毒草”,并借机攻击周恩来。 拍摄路线由中方安排 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1971年5月21日,意大利外贸部长访华,随员中有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申请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与世隔绝,美国禁止包括记者在内的美国人到中国旅行,违者吊销护照。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从罗马向国内发回报告:鉴于意中友好,并考虑到意大利记者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客观报道,建议同意。经最高层点头,中国外交部向意发出来华拍片邀请。 拍摄中国的任务交给了世界级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摄制组除了他,只有摄影师、助理录音,以及他后来的妻子恩里卡。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之旅是他的蜜月之旅,除了收获《中国》,也收获了他一生的爱情。 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一行乘飞机抵达香港,然后乘火车到广州。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回忆:“火车上带着大包小包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单纯,我很喜欢,扛起机器就想拍。安东尼奥尼不让,说理解再拍。他当时以为机会还很多,后来才后悔少拍了一个城市。” 安东尼奥尼此行的“野心”不小,他计划拍摄半年,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拍摄目标。他想去外国人从未到过的地方: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并拍摄出生与死亡等主题。 但1972年的中国还处在封闭之中,与安东尼奥尼理想的路线完全不同,中国官方只同意他拍摄北京、林县(河南省的,现为林州市)、苏州、南京、上海5个地方,林县还是安东尼奥尼争取到的。刚开始,他被拒绝的理由是那里不通火车,没有酒店,但后来中国官方还是同意了,毕竟林县有值得骄傲的红旗渠(1960年2月开始修建,1969年7月竣工)。值得一提的是,双方当时讨论拍摄路线就花了3天时间,安东尼奥尼最后只好妥协。 周总理把红旗车借给摄制组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红帽子、蓝衣服的工人在罗湖口岸卸货。蓝色是当时中国人衣服的主色,外套是开领的军服式样,妇女穿一侧扣子的高领衬衫,西方裁缝会感觉尺寸过肥。 在西方人眼中,农民的服装更漂亮,黑色的粗棉布,裤子在脚踝束起来。来中国之前,安东尼奥尼认为中国是他心中的童话,黄色河流和沙漠、盐的房子和路。但他看到的中国却不是童话。每天早晨马路被“染”成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色”骑车上班,占据了整条大街,就像八亿蓝色的中国人走过。安东尼奥尼说:中国正在打开大门,但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不得而知,我们到中国只是瞧了一眼而已。他什么都想拍,总在摄影师耳旁叫,拍这个拍那个,有时候一天就拍了80个镜头。 影片《中国》的第一部分是北京,小学、老住宅、针灸麻醉的剖腹产、棉纺厂等;第二部分是河南林县农村、红旗渠以及江苏的古城苏州;第三部分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最后是中国杂技。影片从《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童声合唱开始,衣着朴素的姑娘、打太极拳的长者、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然后镜头西行,在中南海新华门前被制止。 当然,也有得到支持的时候。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帝当时还是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他当时恰好陪同安东尼奥尼在北京拍摄。据他回忆:“我们在王府井拍摄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自己的红旗敞篷车借给我们当摄影车。” 偷拍到“军事机密”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里,中国是谜一般的国度。他不刻意捕捉,只让镜头静静地摇过那个时代的王府井、西四、鼓楼和故宫,以及在长城写生的学生、天坛的游人。他拍了中国安排的内容:工厂、学校、幼儿园的歌声,下课了仍在不同角落读书的孩子——个别胆大的仰起小脸东张西望,公园里的笑脸,人们做操、跑步……最完整的段落是针灸麻醉的剖腹产手术,这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一项成就——剖腹居然不用麻药,只靠银针止痛!镜头从长长的银针插向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新生命的诞生,几乎像科教片。而安东尼奥尼想拍的葬礼则是用远镜头偷拍的。 在小城苏州,当地有名的回民面店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在看外国人拍摄老百姓吃面条。安东尼奥尼没有拍到婚礼,翻译说这几天没人结婚。在上海城隍庙、茶楼,样板戏音乐创造出神秘的气氛,马路上的行人好奇地望着摄影机。安东尼奥尼想换一个角度拍黄浦江,好不容易说服陪同的中国官员去对岸,但工厂负责人却不同意他们穿过工厂。拍摄中国深层的真实困难极了,“狡猾”的安东尼奥尼不得不尽一切可能偷拍,而他居然偷拍到了黄浦江上的中国军舰,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军事秘密! 当然摄影机有它的神奇,未经安排的东西常常闯进来。工人下班后留在院子开会,安东尼奥尼偶然看到并拍了下来。在林县,安东尼奥尼让摄影机随意游荡。他们擅自闯入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镜头始终对准村民四处躲藏又满是惶恐的脸。在路上,安东尼奥尼看到有人行动异常,跟了过去,结果拍到“地下”自由市场,与北京大商场的琳琅满目形成鲜明的对比。镜头中的人脸也流露出明显的不安。 江青借机加害周恩来 中国邀请“左倾”的安东尼奥尼,是想通过他的镜头向世界宣传中国的美好,而安东尼奥尼却希望走进中国的背后,拍真实的中国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所以双方的矛盾几乎无法缓和,有时超过了中方能忍受的范围,拍摄只能暂停。过上几个小时或等到第二天再重新开始拍摄。因为最后没有翻脸,安东尼奥尼也就不以为意。短短22天,两台摄影机拍摄了3万米胶片,他都带走了,最后剪成220分钟的《中国》。 1973年1月,《中国》首映式在罗马举行。会上,安氏作了即兴发言:“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这部纪录片被西方舆论称为“诚实的独白”。不久,美国广播公司花了25万美元购买它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并取得非常高的收视率。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抽空看了两次。 不过,苏联却利用该片来进行反华宣传。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台湾当局也让电视台播放这部纪录片,还规定小学生看完要写观后感。 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大型纪录片《中国》。但鞭长莫及,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该城的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外交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不过,因为展方的坚持,影片最后还是得以公映。 当时,江青妄图借批林批孔,给批准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摄的周恩来加上罪名。江青还将外交部邀安东尼奥尼来华定为“卖国行径”。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认为影片《中国》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儿歌唱“气死安东尼奥尼” 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持续了将近一年。其中仅1974年二三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成一本200页、有43篇文章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 批判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落后的一面。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却不厌其烦地呈现当地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老弱的牲口、破败的房屋。北京被抹上一层青光,更加古旧,住房非常简陋,城市规划令人失望,老百姓用钱和票证购物。庄严的天安门故意拍成时远时近的破碎集市,甚至恶意拍摄去天安门附近上公厕的人;十三陵地下宫殿后面接着是一队扛着铁锹的学生,影射中国比几百年前好不了多少。苏州依旧古老,同一条河边,有洗衣、淘米的,也有倒脏水的。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笼罩着浊雾,没有制造万吨巨轮的造船厂,江上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只有小木船才是中国的。他还故意从很坏的角度拍南京长江大桥,拍得歪歪斜斜,又插入一个桥下晾裤子的镜头。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长镜头死死地盯着从国营食品店出来的老太太的小脚,围观的老百姓衣着不整,表情呆滞。 当时,甚至有这么一首儿歌:“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安东尼奥尼的冷静和旁观,与中国当时的纪录电影完全不一样,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技巧上,更体现在对纪录电影功能的认识上。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4年11月,意大利驻华使馆和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这是《中国》在中国的首映,已经90多岁的安东尼奥尼因病未能出席。那个特定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甚至擤鼻涕、上厕所……令三十几年后的观众笑声、惊叹声不断,长久的掌声表明,中国人接受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对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式批判
1973年1月，长达3个半小时的纪录片《中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首映，反响甚大，与此同时，安东尼奥尼“破坏与我方的协议”，以25万美元的高价将该片在美国的公映权售与美国广播公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安东尼奥尼才于同年9月交于我方电影拷贝。该片在西方世界大红大紫之时，我们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的反华影片》，拉开了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帷幕。虽然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无损于我国的一根毫毛”，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我们还是要对他打上“一记响亮的耳光”的。以此为开端，几乎安东尼奥尼影片中涉及的每一处地方都有“代表”出来著文批判，这些批判文章最终结集为《中国人民不可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总字数达12万字。
不拍或少拍我们要他拍的
究竟《中国》怎样激起我们的义愤呢？重翻批判文章，可略知一二。在首篇发难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中这样说道：
“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3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的反华影片》，《中国人民不可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以下材料出于此书只标明篇名与页码)
愤慨之由呢？据说是在他的影片里，“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像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同上，第7~8页)“整个影片，没有一个好镜头，没有一张笑脸，看不见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兵的飒爽英姿，看不见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人朝气蓬勃的面貌，看不见新中国少年儿童天天向上、活泼可爱的脸庞，简直把中国人民丑化得不成样子。”(景平：《反华小丑的卑劣表演》，第32页)
本意是想请你导演安东尼奥尼拍中国欣欣向荣，一派生气的面貌和成就，但全然不是。且看控诉和指责。
天安门前警卫连全体指战员在批判文章中说：“在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却根本看不到广场的全貌，也没有天安门的雄姿。明明是阳光灿烂的5月的一天，而影片中广场的画面，却被拍得暗淡无光；明明是庄严的广场，在影片中却被描画得杂乱无章，简直成了一个乱哄哄的集市。”(天安门前警卫连全体指战员：《不许污辱天安门》，第64页)
建筑工人张百发在《首都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抹煞》中说：“在他所拍摄的这部反华影片中，几乎看不到一幢高大的新建筑，没有一所新建的学校，新建的医院，新建的体育场，新建的职工宿舍。偶然出现一幢像样的楼房，也被拍得模模糊糊，一掠而过。他专门去拍摄北京的一些小胡同和所谓‘没有窗户’，‘屋顶在围墙的后面’的四合院，而别有用心地说什么‘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由矮房、小胡同和一个套一个的四合院组成’。”(张百发：《首都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抹煞》，第45页)
苏州市城市建设局顾小狗说：“明明睁眼就可以看到宽阔的马路，林荫的大街，他不拍，偏要乱窜乱闯去拍摄小街小巷；明明多次看到好多处新建的大桥，他不拍，却偏要去拍那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河边小屋；明明看到运河里穿梭航行的客轮和船队，他不拍，却偏要偷拍装运肥料的几条小船。”(顾小狗：《两个时代两重天》，第152页)
中共河南省林县委员会第一书记杨贵说：“规模宏大的红旗渠，他无心参观，很少拍照；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他不拍，却专门拍那些枯河乱石；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他不拍，却专门去拍牛车、独轮车；田野里奔驰的大小拖拉机他不拉，却专门去拍毛驴拉石磙；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场面他不拍，却专门去拍老人和病妇。”(杨贵：《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第164页)
几乎影片涉及的每一处所写的批判文章，都是同样的句式：“×××他不拍，却偏要去拍×××。”
原来如此。
人家请安东尼奥尼拍中山陵，他不肯下车，说：“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不拍！”(闻广辉：《揭穿反华小丑的无耻捏造》，第146页)当他拍南京长江大桥，他要汽艇向长江下游开，“对于这种别有用心的企图，我们当即严正地加以拒绝，指出，‘开这么远还拍什么大桥？’这个帝国主义反华分子的阴谋被我们揭穿后，竟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叫嚷：‘不拍了，大桥是大家知道的，我不拍了！’”(乔功：《雄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不容丑化》，第144页)包括天安门，他没有去拍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却“不怀好意地专门拍摄人们的衣着、动作和表情：一会儿是被风吹乱了的头发，一会儿是迎着太阳咪起的眼睛，一会儿是衣袖，一会儿是裤腿……”
这很大程度上正是安东尼奥尼不愿拍“人人都知道的”东西所致。所以，他说，“凭良心，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不承认污蔑中国和歪曲中国现实的指责。”
安东尼奥尼后来不无得意地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掩盖了我们的摄影机。’禁止拍摄的地方，就‘假装停拍’，暗中继续拍摄；而双方商定拍摄的、他们又不感兴趣的地方，‘就用未装胶片的摄影机空拍’。”
中国人民生气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不听话，不拍或少拍我们要他拍的，而大拍而特拍了我们不想让他拍的。于是，他就是反华，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
木偶戏、布娃娃、球网、佛像、黑猫
有什么样的“恶毒用心”，就有什么样的“卑劣手法”，安东尼奥尼不光在内容上不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玩弄一些“新现实主义”“雕虫小技”。
比如，“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
再看一个被指责的“卑劣的电影手法”。
“党的一大会址门口，门前空无一人；镜头从会址门外的街上，摇至会址边门的胡同，门无人自开，给人以恐怖的感觉；镜头再摇摇晃晃地推至阴暗的天井和走廊，里面的门又无人自开，出现一个阴森、暗黑色的楼梯；镜头从黑漆漆的门缝里推进门去，只能看见会议桌和桌上的茶杯茶壶，室内十分冷清。这一组镜头，光线暗淡，色调灰冷，气氛阴森，节奏缓慢，给人一种阴沉、恐怖、凄凉的感觉。”(刘香芝：《卑鄙的手法，无耻的谎言》，第105~106页)
阅读这本批判集，过度诠释在30年前的大批判中运用的已然非常纯熟，其原因正在于我们在一直高度警惕着安东尼奥尼的镜头、解说词，看他是否有攻击，是否有影射，是否有隐喻。
比如，木偶的出现成为中国孩子和中国人的象征。在安氏的影片中，“幼儿园孩子们的生活场面，接上木偶泥娃娃的特写镜头”，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 “红小兵”黄帅、冯培在代表中国少年儿童写的批判文章中说：“他在影片中拍照南京幼儿园的时候，用布娃娃来讽刺我们的儿童任人摆布；拍照学生体育锻炼的时候，用球网来影射我们的少年没有自由。真是坏透了。”(黄帅，冯培：《我们红小兵的愤怒》，第89页)
浩然眼中的《中国》
是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12岁的黄帅批判“师道尊严”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2月28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并在编者按里称黄帅是“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从此黄帅便“飞黄腾达”了，四处报告，参加国宴，好不风光，此系后话。
有洪毅达者则说：“摄制者给影片安排了一个木偶戏演出的结尾，用来作全片“点题”的一笔，以此影射所谓‘影片主角’的‘中国人’是被人牵线而动的木偶。”(洪毅达：《反动的政治，堕落的艺术》，第111页)
在安氏影片中，类似的“影射”还有：“当影片响起《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入威虎厅的音乐时，镜头画面出现的竟然是古庙里丑怪的佛像，还配上了‘咚咚咚’的佛鼓声响；同时解说词别有用心地说这是‘代表幻想和象征的化身’。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我们的英雄人物不过是偶像，革命样板戏像念经。”(新文：《不许诬蔑革命样板戏》，第74页)
“在上海城隍庙茶楼的场景中，无端地插入了被欧洲人视为不祥之物的黑猫的镜头。”(洪毅达：《反动的政治，堕落的艺术》，第113页)
刚过世不久的作家浩然在观后感中这样说：“我一边看着安东尼奥尼的题为《中国》的影片，一边惊疑：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吗？这是我们英雄的中国人民吗？然而，影片摄制者正在那儿明明白白地喊叫：‘我们带着摄影机，开始了在今日中国的短暂之行’，‘正是他们这些中国人，是这部影片的主角。’随着那些离奇古怪的画面的晃动，我的心胸燃烧起无法抑制的怒火。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反华影片，是对我们中国人民英雄形象最卑鄙的污蔑和歪曲！”(浩然：《蚊蝇翅膀遮不住灿烂的阳光》，第69页)
浩然的怒火其实并不在于安东尼奥尼所拍是否真实，他不否认安氏所拍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安氏所拍的不是浩然所认为的真实，是浩然所不想看到的东西，这就如照镜子，你不能因为照出来的模样丑陋，就怨恨镜子，就不承认那是你自己的照相。
浩然进而说，“一样的现实生活，会得出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这并不奇怪。戴着黑色眼镜看天空，会将充满阳光的大地看成黄昏，这也是常识。安东尼奥尼就是戴着一副帝国主义贵族老爷的墨色眼镜来中国的。”(浩然：《蚊蝇翅膀遮不住灿烂的阳光》，第72页)
譬如，在安氏眼里，林县是破败不堪，死气沉沉的，而在林县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立方等人的眼里，林县却是别有一番诗情画意，“我们林县任村公社任村大队，位于太行山下，红旗渠畔，四面群山环抱，村中幢幢新房，一色青瓦白墙。田野铁牛隆隆，村里马达轰鸣，街中汽车往来不断，是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山村。”(张立方等：《一切反华阴谋定要失败》，第173页)
在工农兵照相馆、新大北照相馆天安门照相组的眼里，天安门的形象和气氛也不同于安氏电影里的天安门广场，“我们照相组的同志几乎天天为这些工农兵群众拍照，每年至少要拍200多万人次，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所看到的情景，完全不是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所拍的样子。”(《我国各族人民无比热爱天安门》，第66页)
我是反映真实的……
批判文章并不是不讲真实，因为“真实”永远只是唯一，真实是辩驳的利器，我们要占领这真实的“山头”，以此来取得批驳安氏的胜利，再看看人民所揭发的安氏在拍电影时的“造假”底细。
安东尼奥尼在上海炼油厂曾“做贼心虚”地说，“我们是反映真实的……”好，安东尼奥尼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呢？“工人评论组”这样揭露道，“他还要工人脱下新的黄色手套，换上破的旧的手套操作，否则就是不真实的。”可见，“他拍‘真实’是假，编造谎言是真。”(上海炼油厂工人评论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第132页)
类似的例子还有。在南京五老村拍摄的先一天，安东尼奥尼“装着很高兴的样子”先行“侦察”一番，“然而第二天，他却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径直闯进卫生站，妄想猎取他所用的镜头。当安东尼奥尼在那里呆了三个多小时，没能捞到他所需要的镜头时，他那帝国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立即暴露出来，恶狠狠地说：‘你们是假的，事先准备好的，难道你们只有两个病人吗？’”(卫民：《可耻的反华行径》，第149~150页)
从“突然袭击”这一“卑鄙手段”可以看出安氏时刻都在警惕我们的造假和“事先准备”，虽然不能判断我们是否真的造了假。
还有事例，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中学里，安氏硬要跳舞的女同学把裙子换成裤子，并说：“你们中国人是不穿裙子的，我们意大利人才穿裙子，拍电影，就得换裤子”。“当天，安东尼奥尼还到南皋生产队拍摄社员的家庭，他一到那里，就故意污蔑说：‘你们作了准备，墙壁是新刷的，标语(指‘农业学大寨’的标语)也是原来没有的，昨天来这里不是这样。’陪同的公社负责人揭露他：‘你有什么根据？弄虚作假是资产阶级的事。你昨天来就预拍了这里的镜头，可以拿出来对照嘛！’这个反华分子无话以对，只好忿忿地夹着他的摄像机溜走了。”(冯德等：《反映新中国是假，恶意歪曲是真》，第52页)
安东尼奥尼还多次“无耻地要求”我们造一个打架的场面给他拍摄，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时，他“竟要我们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给他拍摄”。(第52页)在林县城关公社大菜园大队要“做一个打架的场面”，甚至诱说，“先摄一个打架的场面，然后再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镜头，意思是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思想问题。”(第178页，第164页)在苏州，他“甚至要别人制造调解纠纷的场面，供他拍摄。”(第155页)
这里同样要多打个问号，我们会不会因为要拍电影而让要跳舞的女学生把裤子换成了裙子？我们是否新刷了墙壁，新刷了标语？为什么安东尼奥尼非要打架镜头，而且不忌讳是摆拍？
从安东尼奥尼的“卑鄙手段”来看，他所追求的正是他所认为并力图捕捉的“真实”。有一例可为证，他拍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时，特地跑到一家银行储蓄所二楼的办公室，撕破窗帘藏起摄影机，偷拍行人瞬息表情。我们不解地问，“这是什么‘真实’？”(祝诚：《安东尼奥尼的“新现实主义”是什么货色》，第190页)
答案正如桑塔格所说的，“在中国，一个影像只要对看它的人民有益就是真实的。”
难怪自称是“新现实主义”的安东尼奥尼在离开中国之前说，“意大利反映现实的方式与中国不同，如果按着中国方式反映现实，我拍的电影就成了中国的宣传品了。”(祝诚：《安东尼奥尼的“新现实主义”是什么货色》，第192页)
了结：安东尼奥尼接受中国文化部长的歉意
安东尼奥尼本人在当时是这样反映的：“令我沮丧的是，当时中国某些官员对本片的评价过于苛刻，言辞有点激烈，竟然将我和孔夫子、贝多芬相比，我个人认为不可理解。我认为这部片子，与其说是一部纪录片，不如说是周恩来认可的一部片子。很明显，周恩来与江青之间存在着斗争。”
郁泉锡（原外交部工作人员）：当时我正在外交部工作，而且与意大利的外交属于我管的范围之一。“四人帮”拿这个影片去看，特别是江青，前后看了好几次，非常激动，而且讲了很多难听的话，今天很难重复。她一边看一边骂安东尼奥尼这个影片，当时正值“批林批孔”前夕，所以江青正好想找一个材料。她看到了安东尼奥尼这部影片，所以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总理，因为她知道这部影片是外交部同意以后，周恩来总理点头让他来的。所以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反对周总理，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正好我们文化部长到意大利去参加一个中国电影的回顾展，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安东尼奥尼本人表示我们的歉意，而且亲自登门拜访。安东尼奥尼当时也表示可以接受，态度相当友好。这个事情前后经历了差不多10年，最后就把这个问题给了结了。
《中国》纪事
1970年中国与意大利建交。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
1973年《中国》在意大利罗马首映，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1974年在江青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中国》诋毁中国形象，国内掀起批判《中国》的巨大声浪。
1979年中国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一场持续多年的“反华事件”画上句号。2004年《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上放映一场，一票难求。
2007年7月安东尼奥尼逝世，11月意大利正式发行《中国》DV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