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鸭头丸帖》
法帖释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法帖赏析：《鸭头丸帖》是王献之写在绢上的一件优秀草书作品，纵26.1厘米，横26.9厘米，2行15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也是王献之书法作品中唯一的传世真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历史上有人认为此帖为王羲之所作，今人大多认为王献之所书。此帖有宋徽宗时“宣和”、“政和”印，是流传有绪的王献之作品。宋代曾刻入《淳化阁帖》、《大观帖》、《绛帖》，明清又刻入《余清斋法帖》、《玉烟堂帖》、《宝贤堂帖》、《邻苏园帖》等。
从帖文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服用过鸭头丸，但感到效果不好，因此告诉过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服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
《鸭头丸帖》用笔开拓跌宕，情驰神纵，流美清秀，无一点尘俗之气。吴其贞《书画记》称为“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主要表现在：“笔锋入纸灵巧而又变化多姿，方笔、圆笔、侧锋、藏锋都有，如“鸭”、“当”两字起笔处是顺着笔锋直接入笔，“故”字起笔是侧锋，“头”、“不”等字与上一字相连，所以是逆锋起笔，但也有以顿笔和藏锋起笔的，如“明、君”等字。字与字之间气脉贯通，连中有断，如第一行“明当必”，第二行的“集当与”笔画连绵，而“佳、明”，“与、君”等字之间重新起笔，调整笔锋，但暗中还是有呼应，，断连结合使整幅字有疏有密，空白灵活。帖中的10多个字曲直结合：横竖较直，有刚劲之美；又有圆转外拓的曲笔，有遒婉之美，用墨巧妙自然，墨色有枯有润，变化丰富。章法上行距很宽，显得萧散疏朗，堪称是一幅不拘法则而又无处不存在法则、妩媚秀丽而又散朗洒脱的草书精品。
《鸭头丸帖》用墨枯润有致。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全帖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书家介绍：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书史将其父子并称“二王”。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谙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不为其父所囿，敢于创新，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
从幼年起，其父便向献之传授书艺。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些。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
王献之书学思想高超，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见解之深似乎与年龄不相称，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
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着这位书圣后代的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和《论书表》载，谢安尝问王献之：“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c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
张怀瓘《书议》曾这样评价工献之在书艺上的创造：“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义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可惜他四十三岁便谢世，否则他在书艺上的成就当更为可观。虽然如此，他已将自己的天赋资质、独特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感，一一融进他的书法作品中，在书艺中留下不朽的名声。
王献之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书断》曾载：晋太康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谢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时别人向他求书，也罕能得到；即使权贵逼他，亦不为所动。王献之的书法发自内心，故“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因此至今留卜他在羊欣白新绢裙上写字、在好事少年精白纱衫上挥洒等“书练裙”和“裂纱械衣”的传说。王献之而对门然，像其父一样高洁的胸襟、玄学的意味去体会自然。王羲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王献之也说：“从山刚道上行，山川白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认为，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在艺术素养方面，王献之像其父，亦擅丹青。桓温尝清他画扇而，献之一时失手，误落了一点墨，索性顺势画成“乌驳牸牛”图，尤为妙绝，义在扇面上写《驳牛赋》，可谓机敏过人。王献之最初娶郗昙之女、他的表姐为妻。后来献之被逼离婚，作新安公主的驸马，终身引以为憾。献之无子，只有一女，后立为安僖皇后，其女亦善书。他一生中所尝到的许多人生滋味，化成了或明或暗的色彩，也涂抹在他书艺光谱中了。今人侯镜昶说过：《洛神赋》屡经传摹，但至今仍存其神采=将它和《兰亭序》比较，两者书风相去甚远。王献之书曹植《洛神赋》，用笔挺秀直书，显然他改革了其父圆转善曲的书风，吸取西汉古隶的笔意。让隶方整多用直笔，献之正是以直笔人真书，才使得真书而貌又有新意。另外，《洛神赋》的笔法的渊源还可探测，如果把它和《淳化阁帖》中的郗鉴《灾祸帖》相比较，两若神似；由此可见，献之改革父书也得力于岳家笔法。这为研究书艺发展留下一份，可贵资料。
书家故事：王献之，字子敬（344-386），官至中书令，故世称大令，为羲之第七子，书法与父齐名，故世称父子二人为“二王”。献之擅长行草，幼学父书，后又取法张芝，并上溯秦篆，用笔以“外拓”为主，笔势开张，自创一格，《墨林快事》评其书曰：“笔画劲利，态致萧辣，无一点尘土气，无一分桎梏束缚。”故其行书以逸气相胜。传世作品有《鸭头丸帖》、《中秋帖》、《地黄汤帖》、《授衣帖》、《东山帖》、《送梨帖》等。
王献之从小跟父亲学习书法，就立有大志，要像父亲那样勤学苦练，做一个大书法家。他每每见到古人的书法名迹，总要手不释卷，细心观看，待到把它的字体特征，笔画形态以及结构布局等方面有个通盘的考虑后，再动手下笔，临写数十百遍，直到心领神会为止。因而到了十四，五岁时，他的书法已写得别有意趣。
但是他学了一段时间后，就流露了怕苦怕累的情绪，奢望有一条通向书法成功的捷径。有一天，王献之走进父亲的书房，便问王羲之，希望父亲能告诉他写字的秘诀。王羲之听了，就领着他来到后院，指着十八口大缸对儿子说：“写字的秘诀就在这十八缸水里，你只要把这十八缸里的水写完了，自然就知道”。王献之听了父亲的教导后，就再也不敢偷懒贪图捷径了，而是夜以继日，脚踏实地地练习。在王羲之的谆谆教诲之下，王献之真的写完了十八缸水，进一步改变了当时的古拙书风，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的书法兼精诸体，尤以行草擅名。他运笔英俊豪迈，饶有气势，在书法史上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并称“二王”。
双星闪耀：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的比较，书学史上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这里略作介绍。
一、“内恹”与“外拓”。“二王”在技法上的特点，书家往往以“内恹”与“外拓”标示。如明何良俊《四友斋书论》云：“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多姿”；“右军用笔‘内撅’而收敛，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说：后人用内撅、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大，：正“内撅”，小王“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用形象化的说法来阐明“内撅、外拓”的意义，“内撅”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是筋（筋力）胜之书。右军书“一拓直下”，就是“如锥画沙”，“外拓”的形象化说法，可以用“屋漏痕”来形容，放纵意多，收敛意少（参见《二王法书筲窥》）。用“内撅”、“外拓”虽可说明“二王”书艺中之不同处，但也不能涵盖一切，细察也未必十分科学。大王能“内撅”也能“外拓”，当是“内撅”为主“外拓”为辅，小王能“外拓”也能“内撅”，当是“外拓”为主“内撅”为辅，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审美理想为转移的。潘伯鹰说：“有人说羲之‘内撅’，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对一半。”（《中国书法简论》）此言颇有见地。
二、技法来源之辨。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评米芾见解：“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人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米老‘右军中含、大令外拓’之说，适得其反。”今人侯镜昶认为：包世臣以为大王笔源于隶，小于笔源于篆，此见解值得商榷。侯氏以一语概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家真行书特点及渊源：钟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于分书，曲出于篆书，直出于隶书（《沦钟王真书和<</SPAN>兰亭序>的真伪》）。看来王氏父子书艺有两个主要来源，远源均出于秦汉篆隶，近源则出于钟、张，然后陶冶融铸，发展成各自的体势。
三、草书联绵之辨。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但一般不作多字联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他用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王献之既学其父，也学张芝，突破王羲之联绵模式，成为更多字的贯通，为“一笔书”；由内向而转为外侈，由敛蓄而化为奔逸。所谓“一笔书”是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参见《书断》）。世称“一笔书”始自张芝，王献之则是以张芝为“杠杆”，以羲之草书为“支点”，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
四、骨势之辨。羊欣说：“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张怀瓘《书断》中说：“惜其阳秋尚富，纵逸不羁，天骨未全，有时而琐。”王献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转中有时未能沉着痛快，而有轻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内撅、重骨气，故字势雄强。当然这是从高层次上的比较。王献之何尝不重骨势？如《洛神赋十三行》，清张廷济在《清仪阁题跋》中说：“风骨凝厚，精彩动人”；“然风神骀荡，气骨雄骏，固已无美不臻”。当然王献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锤炼多年，其骨势自能更臻胜境。
五、媚趣之辨。王僧虔曾说：“献之远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也有同样的说法。王献之书艺体势似凤舞鸾翔，以纡回钩连为流美，以纵驰放逸为快意，以墨彩飞动为神逸。张怀瓘《书议》中说其体势“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同时也指也王献之“时有败累，不顾疵瑕”。其实王羲之书也多勿门趣，因此曾有人非议，韩愈《石鼓歌》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张怀瓘也说他“有女郎才，无丈夫气”。晋人书法中的媚趣与时代风尚有关，这种“媚”，是一种雄媚，而不是柔媚。献之之媚在流动跳荡中、在险峻放逸中呈现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六、艺术哲思之辨。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中和，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他在书法的形质（如肥瘦、方圆、短长、骨肉等）方而能无过无不及，在书法的神采（如奇正、气度、韵趣等）方面无乖无戾。项穆《书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与突破其父草书模式一样，王献之也是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他将“中和”转为“失衡”，走向以“奇”、以“险”争胜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七、书体之辨。先说章草，王献之承其父法家范，从《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风采。此帖章草笔法古雅，然俯仰跳荡，大小错杂，也显示自由不拘的个性。再说楷书，南朝宋虞和《论书表》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张怀瓘《书断》说，王羲之书写《乐毅论》给献之，献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人圣，筋骨紧密，不减其父。如大，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再说行书，王羲之情深调合，会古通今，创造卓越，《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立法，为后世树立厂典范。而王献之在行书上虽也颇有贡献，但他的行书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规范，其凝练、器宇、才气都不及其父。在草书上，父子各有特点，羲之特出不群，颖悟此道，除繁就省，创立厂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笔书”方面却是子胜于父。吴德旋评论说：“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见《初月楼沦书随笔》）黄庭坚《山谷题跋》中又加以比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耳。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当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评价，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其《王羲之传论》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枋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唐太宗的评沦完全倾向于王羲之一边，竟至以《兰亭序》真迹殉葬。
独树一帜：历史上往往以“二王”并称，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献之书艺自有其独立价值。王羲之至会稽后，书法艺术成就达到顶峰。但誓墓不仕后因笔札多为代笔人所书，乃有非议。王羲之逝世后到南朝梁初，约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王献之书因其媚趣研润、逸气洒脱，学其书者盛极一时。其间名家师法小王者，如《书断》所载，即有桓玄、宋文帝刘义隆、羊欣等。特别是羊欣，被称为“入于室者，唯独此公”，所以时人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另外还有薄绍之、谢灵运、孔琳、邱道护、齐高帝萧道成、萧思活、范晔等，也各具小王意趣。这是王献之声誉日隆的一个原因。羊欣书艺独步于王献之之后，传授门徒，使献之的影响更为扩大。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贬低王献之？有的学者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王献之入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贬低小王，当时人士慑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为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学小王者仍很多，特别是“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吴德旋浯）。欧阳询的真、行便既学大王，又学小王，而别成—体。近人沈曾植也说：“率更（指欧阳询）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书家也学王献之，张怀瓘说：“虞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王绍宗，清鉴远识，才高书古，祖述子敬。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很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就从王献之化出。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轻逸圆转，儿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矣”（见赵岫《石墨精华》）。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向王献之学习的。
五代后周杨凝式兼学“二王”，学习献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说：“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张）旭、（怀）素奇矫皆从而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海口楼札丛》）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米芾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献之，并且心仪手追这种“天真超逸”的意趣。米书与小王书血脉贯通。另一书家蔡襄也说：“唐初，二王笔迹犹多，当时学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无儿。然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号为名书，其结约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学大令者多放纵，而羲之投笔处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晋韵，其媚趣研润则与小王近似。黄庭坚也称赞“大令草入神品”，黄书“运笔圆劲苍老，结体紧密纵横处，从颜柳诸公上接羲献”（笪重光语）。即如苏轼，其书而目虽与“二王”不类，但也有相通之处。姜夔对小王也多推崇，曾说：“世传大令书，除《洛神赋》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砖志》乃正行，备尽楷则，笔法劲正，与《兰亭》、《乐毅论》合，求二王法，莫信于此。”
总之，王献之的书艺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有独立的价值。以“二王”并称也成为书史上的专名。“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独绝”，难怪人们称王羲之为“书圣”，称王献之为“小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