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评戴希的小小说《其实很简单》
湖南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 郭虹
戴希是一位敏感于现实的人，他总能适时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捕捉到时代的最强音。他的《死亡之约》和《每个人都幸福》是如此，其新作《其实很简单》亦如是——这篇创作于党的十八大闭幕之际的小小说，发表在《小说界》2013年第1期上，转载于《小说选刊》2013年第2期。
《别林斯基论文学》中说：“我们时代的艺术应该是在当代意识的优美的形象中，表现或体现当代对于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对于人类前途、对于生存底永恒真理的见解。”戴希新作《其实很简单》是对这一论述的最好证明。
这个道德普遍缺失的的时代，人心已经被现实锻打得坚硬似铁，面对歹徒作恶，人们只能做个麻木的看客。然而，就在人们忽视的某个角落，却有着一片纯净的土壤，那里生长着一棵茁壮的幼苗，当寒冬来临，大树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时，这棵幼苗却蓊郁苍翠，给大树以希望和勇气。这个在作品中连名字都没有的小男孩，成了所有在场人力量的源泉，正是他“拽了一下”父亲的手，并催促父亲“抓歹徒”，才使得这个“平常谨小慎微得不敢踩死一只蚂蚁”的“小伙”挺身而出，“赤手空拳与扬着凶器的歹徒搏斗”。也正是这个小伙的英雄壮举，才使得“众人”如梦中被唤醒一般“群情激愤，一窝蜂地射向歹徒，七手八脚，将歹徒摁倒在地”。戴希正是抓住这一个瞬间，用这样一个小故事，向人们传达出正能量的“多米诺”效应。戴希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提炼出美好，用一个小故事来承载厚重的道德文化内涵，来承载一个作者的社会责任，来呼唤当代人道德的回归。
正如荷迦兹《美的分析》中所说：“变化产生美”。《良心》带给读者的正是一种动态之美。但是荷迦兹又说：“我的意思是指一种有组织的变化”,“因为没有组织的变化、没有设计的变化，就是混乱，就是丑陋”。这就要求作者首先要在合乎生活逻辑的基础上求变化，情节组织合乎情理，才不会“乱”。其次要在单纯中求变化，这才会产生美。小小说因为篇幅的限制，所以对艺术技巧的要求尤其高。戴希是一位非常讲究艺术技巧的作家，《其实很简单》亦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第一是场面感极强：无论是“被抢的女人拼命抱紧自己的坤包，死活不放”的动作，还是她“抓强盗、抓强盗呵！”歇斯底里地呼喊。都能给人声犹在耳，形犹在目之感。整个场面以这一中心辐射到“大街上”的“人来人往”，但人群中“有的视而不见，有的驻足远观，有的且看且退”。在“好一阵可怕的沉默”之后，忽然传来“一声怒吼”，只见一“戴着眼镜、文弱书生似的小伙”“像狼一般冲向歹徒。”读者如临其境一般，先闻其声，再见其形，神形兼备。又将读者的目光由点引到面，再由面引到点，场面动感强烈，笔墨把控得非常好。第二是构思精巧。戴希每一篇作品的构思都有特点，尤其结尾。他的《死亡之约》在史料的基础上作了大胆的想象和加工，成功地将主题升化到了“以诚心换忠心”的高度。《其实很简单》的结尾亦是全篇亮点，“当时，那么多人鱼不动、水不跳的，一个弱不禁风之人，何来胆量挺身而去？特别令人震惊的是，面对歹徒凶狠的尖刀，为什么还敢奋勇向前？”——这不能不让人疑惑，当记者找到病榻上的小伙探问究竟之时，小伙先是“犹豫”着不敢说真话，再是要求记者“千万不要对外报道”，在得到记者保证之后，他才道出事情的真相。这个很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结尾有点欧.亨利式的味道，却又合乎情理。记得贾平凹曾写过一篇名为《我的老师》的散文，文章记写的是一个名叫孙涵泊的三岁半的孩子堪为我师的一些小故事，其中就有一段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立于满腔怒火、持刀打斗的两个人之间断喝：“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架!”的描写。两小儿可相互印证，其艺术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加上小说前有伏笔,因此这个结局又很自然。第三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赋予小说某种悬疑的美感。比如抢劫发生之时路人的胆怯、麻木与小伙的愤怒、勇敢。小伙自身的胆小、文弱与他的英勇无畏，大人的麻木不仁与小儿的紧张仗义等等，处处对比，增强了故事的张力。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的心先是悬了起来，继而疑惑，最后释然——相信每一位读者到这里都会不自觉地反省自问“面对此情此景，我会怎么做？”小而可品，小而耐品。这样的情节安排，这样的手法，加深了主题。第四，细节描写生动传神。戴希甚至可以捕捉到人物一瞬间的神情，来揭示人物细腻复杂的内心。比如，当小伙像狼一般冲向歹徒时，始料未及的歹徒“大惊”，面对歹徒的尖刀，这位平时胆小得“不敢踩死一只蚂蚁”的小伙只是“愣怔”一下，但仍然像狼一般猛扑上去，当身受重伤的小伙与歹徒殊死搏斗之时，被正气震慑住的歹徒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一时不知所措”起来。当记者带着疑问采访时，小伙因为当时在孩子面前而表现出的内心的胆怯而愧疚，“脸上飞过一朵红云”——这些转瞬即逝的人物表情，使形象更加丰满。
戴希善于思考并有着一双善于发现美的慧眼，他总能穿透现实世界的表象揭示其深层的本质，从繁华中看到凋敝，在热闹中看到孤寂，从混沌中看到希望，从流行的事物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
谈到《其实很简单》的创作，戴希说其灵感来自于一位朋友被劫，他认为这个社会需要正义、正气，所以，虽然朋友并不像作品中的那位女士有幸，但作者却安排了一位只露过一次面的无名小儿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导演这么一幕英雄与歹徒殊死搏斗的现代剧，用作者的话来讲，这个无名小儿就象征着我们未来的希望。
《其实很简单》通过一个小故事，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向人们发出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传统道德回归的呼唤；揭示了在关键时刻只要有人挺身而出，这种正能量的传递就会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