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湖北省的佘祥林因“杀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死亡”的妻子突然出现，佘祥林获得70余万元国家赔偿。
河南省的赵作海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2年后，“被害人”趙振晌回到村中，赵作海获得65万元国家赔偿，当地政府打算再向赵作海赔偿12万元。
冤假错案并非中国所独有，全世界都有。如果佘祥林和赵作海在美国，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赔偿呢？我必须先说明一下，美国是联邦制，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法，这里用的“国家赔偿法”，其实是各州政府制订的“政府赔偿法”。据统计，美国共有27个州，还有联邦政府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通过了“政府赔偿法”。有接近半数的23个州还没有制订“政府赔偿法”，包括：阿拉斯加、亚利桑那、阿肯萨斯、科罗拉多、德拉华、乔治亚、夏威夷、爱达荷、印第安纳、堪萨斯、肯德基、密西根、明尼苏达、内华达、新墨西哥、北达科他、俄勒冈、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南卡罗来纳、南达科他、华盛顿和怀俄明。
问题是，如果含冤的佘祥林和赵作海是以上23个没有政府赔偿法的州的居民，他们是否就得不到赔偿了呢？以下将讨论这个问题。
在美国，随着DNA测试技术的进步和普及，越来越多蒙冤的囚犯被证明是清白的而获释。根据密西根大学的研究，在1990年代初，每年约有12个被错判的囚犯重获自由，2000年后，每年平均有43个被错判的囚犯重获自由，他们平均冤枉服刑12年。从1989年到2004年的15年中，全美国共有328个错判的案例，其中大约有一半是根据DNA证据而被推翻的。截至2004年，在美国至少有41个“还我清白项目”（InnocenceProjects）分布在31个州，他们都是非盈利组织，资金来源于私人捐赠，为在押犯人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截至2004年，美国还只有18个州、华盛顿特区和联邦政府制订了冤假错案的政府赔偿法。具体赔偿的数额由政府机构或法庭来决定，各州的赔偿额差别很大，以下是2004年的赔偿数额：
l阿拉巴马：冤枉服刑每年至少5万美元。
l加利福尼亚： 冤枉服刑每天100美元。
l华盛顿特区： 无上限。
l伊利诺伊：冤枉服刑前五年每年至少15,000美元，6至14年每年至少30,000美元，14年以上每年至少35,000美元。
l爱阿华：冤枉服刑每天50美元，损失工资不超过每年25,000美元，外加律师费。
l缅因：总数不超过30万美元，无惩罚性赔偿。
l马里兰：赔偿额无上限，以“实际遭受的损失”计算。
l蒙大拿：州内任何大学免学费。
l新罕布什尔： 最多2万美元。
l新泽西：冤枉服刑按入狱前年收入的两倍或每年2万美元，取其多。
l纽约：无上限。
l北卡罗来纳： 冤枉服刑每年2万美元，总数不超过50万美元。
l俄亥俄：冤枉服刑每25,000美元，外加损失的工资和律师费。
l俄克拉荷马： 不超过175,000美元，无惩罚性赔偿。
l田纳西：不超过100万美元。
l德克萨斯：冤枉服刑每年25,000美元，总数不超过50万美元，外加一年的心理治疗。
l佛吉尼亚：冤枉服刑每年按州平均工资的90%赔偿，20年封顶，外加1万美元州内社区大学的学费补助。
l西佛吉尼亚： 无上限。
l威斯康辛：冤枉服刑每年不超过25,000美元。
l联邦政府冤枉服刑每年不超过5千美元。
小布什总统在任时，同意国会建议的冤枉服刑每年5万美元，若是死刑尚未执行，则在等待执行期间每年外加5万美元。2009年德克萨斯州将一次性赔偿额增加到冤枉服刑每年8万美元，外加此后每年4至5万美元的终身年金，成为全美国政府赔偿额最高的一个州。德克萨斯州的两个冤枉服刑26年者各获得2百万美元赔偿，另一个冤枉服刑27年的JamesWoodard获得220万美元赔偿。
除了上述的金钱赔偿之外，政府还为获释人员提供其他形式的帮助，如在得到赔偿之前立即提供基本生活用品、生活费、食物和交通等，帮助安排价格合理的住房，提供医疗服务和心理咨询，帮助学习就业技能，帮助获取公共福利，消除犯罪记录，重新获得子女的监护权等。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公开道歉。
其实，在没有政府赔偿法的州里，并非所有的冤假错案都不能得到政府的赔偿，例如在有的州，政府赔偿可以通过“私人赔偿法案”（privatecompensationbills）的形式来赔偿。私人法案是通过议员提出，然后由议会投票通过。许多议员会为出头自己选区内的选民伸张正义，以获得更多的选票。如果议会拒绝通通过私人法案来赔偿，被错判的个人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法，通过法庭控告政府侵犯宪法赋予他的人权。例如，伊利诺伊州的AlejandroDominguez16岁时被错判强奸而入狱，尽管他与受害者描述的犯罪嫌疑人并不相像，警察还是坚持让受害人指认他。为此，联邦陪审团判决伊利诺伊州政府赔偿AlejandroDominguez 900万美元。
中国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美国有的州会没有政府赔偿法呢？原因很简单，美国不像中国由法官来审判，美国的刑事案是由陪审团来审判的，法官只是控辩双方之间的裁判员而已，法官的职责只是保证审判过程中的程序公正而已。因为陪审团是由普通民众担任的，与被告没有个人恩怨，即使错判，只是过失而已，绝不会是故意的。没有政府赔偿立法的理由是，因为错判是民众无意的过失，所以不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赔偿的责任。
当然，如果陪审团是因为受警方或检方的故意误导，而错判被告有罪，则又当别论，例如，警察威胁或诱骗被告，或是检察官为了提高判罪率而故意隐匿无罪证据等，导致陪审团错判。
毫无疑问，像佘祥林和赵作海那样的冤案，即使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没有政府赔偿的州里，他们还是一定能够得到巨额的赔偿，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认罪是逼供信的结果。更进一步来说，佘祥林和赵作海那样的冤案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美国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捕时，首先就会被告知，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你可以请律师，如果请不起律师，政府可以免费委派律师。显然，如果询问嫌疑人时有律师在场，警察就不可能再逼供信了。
产生冤假错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命案必破”的政策给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造成的巨大压力。为了侦破命案向上级交差，有些警察便会殴打嫌疑人逼供，有的检察官便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起诉，有的法官便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清白的人有罪。更有甚者，一旦发现冤案，有的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生怕担责任，还会故意掩盖篡改事实，阻挠司法的公正。
为了防止官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现在提倡问责制。对于诬告而造成的冤假错案，中国历史上以“反坐”来惩罚。《唐律·斗讼》诬告反坐条：“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元律《大元通制·诉讼》也规定：“诬告者抵罪反坐。”明、清律对诬告反坐定有加等办法：“凡诬告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诬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另有损害赔偿规定。我曾天真地想，如果因为逼供信而造成冤假错案，是否也应该用“反坐”来惩罚逼供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佘祥林和赵作海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毕竟活着等到了他们的“谋杀受害者”回家。河北的聂树斌被控1994年8月5日强奸、谋杀女工康某，1995年4月25日被终审判处死刑，两天后便被执行了死刑。2007年4月，一审被判死刑的王书金向河北高院提出上诉，理由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
类似聂树斌冤死的案件在世界上是有的，而且挪威语里还专门有一个词，叫justismord，字面翻译的意思就是“司法谋杀”（justicemurder），包括被判死刑后处死，或是在狱中自然死亡后才发现是冤案的案例。
美国的刑事诉讼规则将非法取得的证据叫做“有毒树上的果子”（fruit of the poisonoustree），如通过逼供信、诱供（美国也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无法庭许可搜查所得到的证据，均属无效。我还记得在美国上刑事诉讼规则课时，教授做出猴子剥香蕉皮状，非常生动形象。因为美国对刑事案的取证有严格的规定，所以警方和检察官若想将嫌疑人绳之以法，首先不能违法，因为违法得到的口供或证据，即使是真的，也是无效的。至于像佘祥林和赵作海那样的“谋杀案”，更是匪夷所思。试想，如果连尸体都没有一具，或是仅凭一具无名尸，怎能就假设“受害人”不是失踪，而是“遇害”了呢？
美国是否有类似的执行死刑后才发现的冤案？我想应该会有过，但是从我目前找到的案例来看，尽管有被错判死刑的，却尚无一例已经被执行。
我在法学院时，教我们庭审技巧的教授BarryScheck是DNA方面的专家，他曾在足球球星辛普森杀妻案中为辛普森成功地作无罪辩护。在辛普森案中，许多人认为他是为坏人开脱罪行，然而作为律师，其职责就是要指出政府（警方）在取证过程中存在的不合法手段，让陪审团来决定嫌疑人是否有罪。Scheck教授是全美国第一个“还我清白项目”的创始人，他用DNA测试技术为好几十位错判的囚犯伸冤。美国有一位专门写法律悬念小说的作家JohnGrisham，他最近出版了唯一的一本非虚构的小说，The InnocentMan（清白的人），写的是Scheck教授如何为两个被错判强奸和谋杀的囚犯讨回清白的故事，其中的Ron还曾是小有名气的棒球运动员。
在Scheck教授经手的案例中，有的已经过了20多年，终于在有了DNA技术的今天昭雪。从这一事实可以推断，从技术上来说，DNA物证完全是可以长期保存的。不知道中国的司法机关是否也长期保存DNA物证？在中国的媒体上，我已经看到过DNA物证用于刑事案的报道。如果聂树斌案的DNA物证还在，我想还聂树斌清白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死刑是一种无法扭转的惩罚，人一旦死了，司法中出现的错误就永远无法挽回了。现在许多国家废除死刑，这是主要原因之一。我并不主张在中国废除死刑，但是我觉得，各级法院在判决死刑时，以及最高法院在审核死刑时，应该慎之又慎。即使判了死刑，在执行时也应慎之又慎。只要有丝毫的疑点，不妨刀下留人，先等一下。美国判处死刑后，上诉期可以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为此英语里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DeathRow，从字面翻译，便是“排队等死”。试想如果当年让聂树斌排队等死12年，不是就少了一个冤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