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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2-16 20:03:00
继续转载《中国世纪》的系列文章。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6 20:25:33
第十一篇 直击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制度性根源 世界话语权的中心——西方媒体
在我们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话语议题的制造，全球题目和议程的设置，对世界舆论的控制和对政治意识形态话题的人为炒作，进而深入到对人们思想和心灵的深度控制，都深深体现了世界权力结构的划分和世界权力结构的不平等。由于西方世界在过去两百多年的绝对权势和对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等的垄断，西方世界也自然成为世界文化时尚和思想制造的中心。在世界话语权的领域里，也存在着中心和边缘的区隔。与经济科技领域里世界多中心和多极化的趋势相反，在思想文化的再制以及对全球公共议题的掌控上，西方世界处于绝对中心的位置，而非西方社会则处于边缘的地位。
话语权的中心主要是指西欧和美国等少数国家集团构成的西方社会和西方世界，不包含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等已经迈向发达国家的社会和地区。尽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已经处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但是对全球话语权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确切地说，东亚的发达经济体基本不具备影响世界话语权的能力，在全球公共和社会政治议题的塑造上，日本和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全球话语权的设置主要掌握在以英语、德语和法语为基础的几个西方强国的手中，其中尤其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构成了影响世界话语权的一级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奥地利、瑞士、比利时等以德语法语为基础的国家在整个西方世界强势话语权的基础上构成了世界话语权的二级国家，而以北欧日耳曼语系、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拉丁语系为主的国家，主要是指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构成了西方话语权的三级国家。其中话语权的一二级国家，其价值观体和认同感体现了高度一致性和趋同性，而三级国家虽然在价值观上同西方世界的中心国家基本一致，但是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却可能发出不同于第一、第二级国家的声音。
继续解构世界话语权的中心——这些极少数的占据话语权金字塔顶端的国家，主要通过几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和德新社等向全世界的受众提供信息来源，我们所接受到的国际社会和对世界基本的认识都主要是来自于这几大通讯社。而美、英、德、法等主要电视、杂志和网络媒体比如美国的CNN, CBS, ABC, ,NBC, FOX, 英国的BBC 1,2, BBC World， 德国的ARD, ZDF, NTV, RTL,法国的TF 1, France 2, France 3, 另外世界级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泰晤士报》、《卫报》、《经济学人》、《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费加罗报》、《世界报》等构成了全球新闻和全球舆论的旗手刊物，他们往往能够影响全球各地精英的观点和思考模式，进而达到操纵全球舆论视听和全球观点设置的作用。
在占有绝对优势的话语权中心世界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舆论也不可避免产生同中心地区舆论的趋同现象。由于世界的“话语流”随着西方话语权背后的权力优势呈现出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流动的趋势，因此导致话语权的弱势国家和弱势群体随着西方的思维方式而转动，随着西方世界制造的观点视角而思考。发达国家通讯社“流出”的新闻通过二手传播实现了同意反复传播的“信息咀嚼”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不是一手信息，而是被反复加工和深加工的二手信息。久而久之，首先从发展中国家的部分精英集团开始，然后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社会层面，整个社会舆论出现“西化”的同心圆特征，也就是边缘地区的舆论出现同中心地区的舆论“趋同”的现象。这一过程完成了话语和思想从中心到边缘的传递性扩散和移动，从而最终达到西方世界控制世界思维和认知的目的。
根据相关统计，在我国的主流传媒中，涉及到的国际新闻几乎80%来自于美国的新闻社和美国所谓的“世界性媒体”（赵启正2004《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如此高比例的二手新闻来源自然而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向美国“趋同性”的发展。话语权边缘地区和话语权中心地区在不对等的世界话语结构中，往往成为二手新闻的受众以及强势符号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西方世界在无形中操纵着世界，操纵着我们的大脑，操纵着我们的思维模式。
居于思想文化和话语权中心地区的西方可以非常轻易地通过议题的制造和传播来引起边缘地区的内部动乱，并利用其内部复杂的社会、宗教和文化矛盾来达到经济利益上对边缘地区的控制。而由于不掌握对等的话语权，边缘地区往往处于被告者的弱势地位，中心地区往往处于控告者的强势地位。只是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司法格局，律师、陪审团、检察官和法官都站在强权者一方，来控告话语权的弱势群体，非西方世界从一开始就是输家。
强势符号文化领有的西方世界利用话语霸权实现了从符号到经济利益的全面控制过程，在这个不公正的领域，强势文化者占尽了便宜，取得了超额的国家利益，但是在弱小者面前却宛如永远正确的法官。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大灰狼把小白兔的家摧毁，劫掠一空，还掳走一群小白兔，但是大灰狼的逻辑却是为了恢复森林的生态平衡而不得不这样做，而且小白兔饮水吃草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实在是可恨，罪有应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森林法庭也完全支持大灰狼的逻辑，小白兔的声音太微弱，而且喊不出来。由于狼群的强势地位，“狼逻辑”大行其道，于是森林其他弱势群体包括松鼠、梅花鹿、山羊等群体都认同“狼逻辑”，而觉得兔群问题太多，谁也不会想到狼可能也有问题。
这个故事或多或少反映出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困境。
西方媒体控制世界，谁控制西方媒体
我们生活在一个西方世界牢牢占据世界话语权中心的世界，但是西方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世界内部也有中心边缘、精英平民的划分。民众在大多数时候也是媒体舆论的受众以及被操弄者。那么西方媒体控制世界，谁在背后控制西方媒体呢？
应该承认媒体是西方社会相较于其他社会子系统来说是一个较少获得自治权的系统。例如社会中的教育、科学和司法等系统，由于发展出严密的内部功能操作逻辑而使得社会系统和社会环境的区分日益明显，因此这些系统内部的独立运作较少受到外在逻辑比如商业化和政治权力直接的强力干预。然而即使这些相对操作独立的系统也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间接）受到资本商业化逻辑和资本主义世界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影响。
媒体在社会进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内部操作的逻辑，媒体将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信息根据自己的选择机制，将信息分为讯息化/非讯息化和重要讯息/非重要讯息的编码，媒体必须通过内部的选择和信息淘汰机制才能将复杂的包罗万象的社会信息转化成为受众希望接受的信息，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传播媒体的价值观念。
因此从普遍的社会进化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媒体都具有现代社会的一般规律，媒体作为一个社会分化的次级系统来说都必须尊重某些共有的传媒规律和传播学原则，媒体的确有了一套内部运行的准则，而直接通过外部力量来强力改变和约束媒体的做法越来越会取得适得其反的作用，无论是政治权力和资本力量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尊重某些共有的传播学规律和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的基础原则，才能真正建立可信度高的现代媒体，从而达到有效影响受众的目的。
由于现代媒体的核心运作目的是讯息的再制和传播，这意味着在内部操作上传媒取得了相对的独立和自治地位，但是媒体必须按照讯息/非讯息、重要讯息/非重要讯息、有意义讯息/无意义讯息来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的信息进行选择取舍，进行逻辑编码和罗列淘汰等，最终才能创制出新闻来。虽然讯息的再制是按照相应的传播媒体的规律来运作的，但是在讯息的选择和淘汰过程中，以及对有意义和无意义、重要和非重要的讯息的区分过程却是深深受到社会主导价值观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深刻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媒体的根本运作法则和逻辑。
西方媒体在拥有一定独立操作空间的同时，却较强地受到媒体之外的社会强势的子系统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受到子系统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通过间接调控对媒体产生影响；二是资本财团和利益集团对媒体的控制；三是受众的选择取向和价值取向，以及市场主导的价值观念对于媒体的影响。
西方媒体的信息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政府机构提供的。政府并不直接对媒体进行直接的、指令性的干预，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系统是尊重媒体系统内部的规律性运作的，但是通过政府对消息来源的提供无形中政府的观点通过大众媒体得到传播，政府和媒体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同时政府通过相关法律对媒体进行管理。媒体表面上显示得非常自由，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拿政府领导人开玩笑，但是媒体不能超过一个基本界限，这个基本界限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也不能超越国家利益。因此在西方媒体的运作中是存在着一条“政治正确”的红线的，这条红线具有一定清晰性，那就是无论表面上如何自由，但必须在总体上符合社会稳定的利益，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利益，符合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但是在具体个案上，这样的红线又具有一定模糊性。批评达赖喇嘛，积极报道古巴的发展，正面报道中国的奥运会，按道理来说并没有逾越这条“政治正确”的红线，但是一旦上述话题被政治精英定义为有关“政治正确”的话题，那么记者一点越线，也可能遭到警告和解除职务的后果，甚至其报道会受到相关意识形态的审查。
例如英国就明文法律规定在紧急战争状态中政府有权取消新闻自由，实施新闻管制和军事管制，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也涉及到言论自由的特殊规定，其他西方国家也都有相应的法案来规范和缩限或是管理言论自由。因此整体而言，西方的媒体也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制约下的言论自由，但是政府没有采取直接的、强力式的干预，而主要采取以法律的方式实现对言论的间接调节，更常用的是利用社会心理气氛和主导意识形态为“调节器”，当某种言论一定程度上偏离正态言论时，但对社会还没有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候，政府和社会一般会置之不理，因为这样的言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社会政治的容忍界限——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的所谓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观。而当某种言论过分偏离正态言论，而且有可能引起社会失范和震荡情绪的时候，就会有一批批政治家、社会精英、社会名流或是专家学者出来批评失当言论，排山倒海般的压力就会通过政治权力背后巧妙地操弄逐渐释放出来，结果要么是失当言论者公开承认错误，向社会道歉，要么是引咎辞职，于是政治权力实现了“文明化”的变相对言论自由的调节和控制。
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最近十年，在号称“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的西方，政府对媒体的干预越来越多。例如美国在911之后通过塑造一种全国上下的反恐气氛和战争气氛，无形中大大缩限了媒体的权力，媒体有成为政府有形无形的“传声筒”的倾向。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采取的随军嵌入式报道方式，鼓励世界各地的近600名记者参与随军报道，但是却公布了多达15页的报道详则，事实上兵不血刃地剥夺了媒体的“第四权”，使媒体完全发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需要发出的声音。伊拉克战争中的败笔是，美国媒体完全失去了自身所标榜的“中立”、“自由”和“客观”原则，不仅把身为侵略者的美军完全塑造成为类似好莱坞大片中的“英雄”，甚至不惜大量制造虚假的英雄事迹，而且完全剪除了战争的血腥镜头和平民的遇难镜头。在科索沃战争中，人们同样可以发现西方媒体高度的自律以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以至于有网民惊呼西方国家的媒体成为了北约军事机构的媒体，而失去了独立判断和独立报道的能力（试比较熊蕾2008《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全球舆论战》）。
西方媒体从财政基础来源来说，除了极少数国家电视台是由纳税人的财政支付，其他电视台、报刊、杂志是由私营企业所控制的。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西方媒体也完全不可能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媒体背后的真正操盘手永远是有权有势的利益集团、大财团和巨型传媒企业。比如德国著名刊物《明镜周刊》的部分股份、德国《明星杂志》的全部股份都属于德国巨型的传媒集团贝塔斯曼企业。因此贝塔斯曼企业就是德国具有资深影响力的传播媒介的“炒手”。西方世界的“传媒财团产业复合体”其实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之所以传播媒体能够继续自我描述为“客观”、“独立”、“自由”的，完全体现了资本利益集团的高明性：由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规律资本集团不便直接出来强行干预宰制媒体的报道，因此主要采取巧妙的幕后操纵和间接调控的方式，因此从表面上人们是看不到媒体背后的干预之手的。
但这只无形的“手”却划定了基本规则，那就是不能挑战资本利益集团和财团的整体利益，不能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而且必须在整体上符合资本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整体利益。在这个没有明确划出，但却时时刻刻发挥作用的“红线”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媒人士获得了相对的“自由”。然而无论这么自由，无论怎么嬉笑怒骂，无论怎么看似开放活泼，无论显得怎么百无禁忌，但是资深传媒人士是非常清楚这条红线的。
即使西方媒体偶尔批评资本利益集团损害民众的利益，但是这些都集中在产品质量、食品丑闻等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的领域，这样的“伪装批评”巧妙地增强了传播媒体所谓的“独立性”，更加增强了传媒的信誉，然而在整体上依然是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利益的。而真正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的文章，如果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合法性缺陷，那么这样的文章无论多么理性，无论多么符合“人类进步”或是“人类终极自由”的原则，在主流媒体上都无法寻得其踪迹。在西方国家的媒体都有一条铁律，凡是涉及到“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或是“左派”的言论，都会被媒体主持人事先描述成为“荒谬”的、“可笑滑稽”的或是“民粹主义”的，主持人在脱口秀或是政治论坛中的提问都是不利于“左派”的麻辣提问，因此在民众中凡是偏左的观点或是偏左的人士都会被公众判断在先地认为是“不正常”或是“失范脱轨”的，“左派”观点在所谓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中从来不会成为正面观点，更不可能成为主流，这是资本操纵舆论最直接的佐证。
而西方媒体第三个受制约的因素就是媒体市场的主流价值观和受众的价值取向。受众对某种观点的倾向和期待当然会刺激媒体朝一个方向报道，当然媒体的报道和渲染也会影响受众的价值观。很难说西方资本主义的传媒体制下受众和媒体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谁先开始影响谁，这有些类似“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传媒从来就不是“自由”的，也从来不是“客观”的、“中立”和“独立”的，媒体从一开始就必须是“选择性”和“剪辑性”的，因为非此无法形成新闻。而如何进行“选择”并进行“剪辑”，又是受制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影响的，是受到“政治正确”红线约束的，当然在经济基础上更是完全受到财团和资本利益集团控制的。从总量上传播媒体必须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并在对外议题上最大程度维护西方的国家利益。但是在内部操作上，媒体获得相对的自治权，权力和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行线形指导命令，但是却时时刻刻在操作着媒体的基本走向。因此西方媒体必须是标榜“自由”的，非此西方媒体无法获得社会内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同时西方媒体常常指责东方国家的媒体是“不自由”的，是“国家控制”的，是“共产党宣传”，仅仅这些诱导式的标签就足以在本国民众中化解别国媒体的正当性，同时强化本国媒体的正确性和合法性，这是一种语义的操弄，是一种高级但却廉价的对大众舆论的操纵。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种对于本国公众进行愚弄的“愚民政策”。
媒体与所有制其后的经济基础
在过去相当长的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被广泛地弃用，因为其显得老套和不合时宜。但恰恰是在金融危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理论和思想被重新得以审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开始重新感觉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具有的穿越历史时空的天才预见性。
恰恰在对比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这样的议题上，我们往往随着西方的思维而转动，总是在思考中国现存的新闻审查制度和新闻自由问题，而忘记了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一面。在对比中西新闻制度的时候必须同时比较两种不同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对中西两种不同的新闻运作的模式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西方的新闻制度是建立在西方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经济体制之上的，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其必须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观服务，从经济基础的来源上来看，西方媒体也完全受制于财团和资本的利益。
从社会群体的构成来分析，从事媒体运作的群体在世界观和经济基础上是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其经济收入优厚稳定，知识水平处于较高层次，从思想世界观上属于“自由派”，强调所谓完全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绝对的自由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存在的，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消解并削弱与本制度完全异质的“威胁性”因素以维持该体制的合法性。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从本源上来说是体现了企业家和财团的“资本自由观”，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质：钱多的有钱多的自由，钱少的有钱少的自由，而没钱的就没有自由可言。从本质上而言，自由的程度性提高取决于可投入的货币量，商品化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西方记者群体所代表的阶级属性正好决定了其世界观与背后大企业主和利益集团的“趋同性”。为什么西方记者从来不真正关心全世界有十亿人在金融危机以后挨饿，为什么西方媒体不关心孟买的超级贫民窟，为什么西方媒体不关心非洲的儿童兵和残酷的种族冲突和虐杀，为什么西方记者在空前的金融灾难以后不去深刻反省资本主义的弊端，为什么西方记者从来不去攻击媒体背后的大财团和银行家并揭露他们损害世界人民利益的魍魉伎俩，却无比关心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归根结底他们关注的是其背后的“资本自由”和“资本任意支配世界”的问题，而不是关心普通民众真正的物质自由。
而中国的新闻制度是建立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体制上，从本质而言，中国的资本是在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节制之下，中国虽然也大量利用外资和民资来发展市场经济，但是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大，使得资本必须被节制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下，因此资本无法实现对媒体的背后操纵，更不可能出现某些国家的商业寡头掌握国家主要媒体的现象（比如意大利的首相贝卢斯科尼，其有权有势的家族就掌握着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企业，这样可以运用家族媒体企业来实现对选举的影响。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寡头经济、政治权力和媒体的一体化）。这就有利地防止了资本集团和利益集团从根本上危害国家利益、或是实施与国家利益相悖的行为。
当然现阶段中国媒体的管理还处于相对比较落后的阶段，这主要是现代化的“阶段差”所造成的。中国实施的依然是行政直接管理媒体的模式，这样的管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一定的作用，可以防止媒体在开放进程中由于过度自由带来的急速失控问题，同时也可以防止西方世界利用中国转轨时期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来颠覆中国。但是一味地采取类似计划经济的指令性管理和命令媒体的办法毕竟越来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规律相背离，尤其是在中西媒体发生冲突和竞争角逐的时候，由于我方被指责为“国家媒体”和“党的宣传机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标签容易导致中国媒体在国际话语权的征战中完全失语的现象，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带来不利的影响。中国的媒体运作模式未来必须适应时代需求进行循序渐进的变革，更加适应开放和社会次系统功能分化的规律，同时能够更加有效地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服务。
妖魔化中国，那是一定的！
从西藏事件，奥运圣火事件和今年的七•五事件来看，西方媒体出现了故意造假，操纵民意，并恶意妖魔化中国的趋势。然而透过现象来看本质，西方媒体虽然在历史上根据西方国家利益的需求不断调整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中国在西方的镜像中因此呈现波浪前行的轨迹，时好时坏，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西方媒体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的发展给予集体的喝彩。
其原因在于，中国过去是远远低于西方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系列的后进经济体，而现在中国崛起的飞速发展在近两百年第一次呈现出一个非西方文明在经济和综合实力上全面超过西方文明的可能性。注意这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超过美国，而是中华文明在本世纪上半叶存在着超越整个西方文明的可能。世界财富和科技优势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决定了领先世界长达两个世纪的西方文明会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感和优势剥落感，从而引发西方面对东方物质财富极大积累可能产生自卑感和挫折感。从现在起，西方媒体再也没有理由来吹捧中国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夸耀，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贬损自己。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崛起跟日本当年崛起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种模式是可能的，中国没有实施西方自认为的普世价值观——竞争性和冲突性的多党民主制度，甚至没有将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完全照搬到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中去。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借鉴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后，逐步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体系，随着中国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东西实力的消长，中国开始逐步展示出自身的模式效应。这一点倒是德国的总理默克尔看得很准确，尽管她以坚决反华的态度在西方政治界显得特立独行，但是在其刚刚就任德国总理之际，她比较诚实无伪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制度的威胁，是对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挑战。抛开西方人一贯的意识形态优越感不计，默克尔说出了许多西方人不便说出来的心里话。
人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国，在结合了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以及大规模学习资本主义的实践后，一个明显有别于西方的世界大国正在冉冉上升。虽然说制度性理论性地概括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但是越拉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会看到一个三十年前在世界经济中微不足道的国家是如何奇迹般地跃升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没有采取西方的迷信教条，没有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没有采取西方的竞争性多党民主制度，甚至没有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教条下而取得的。
而这一条原因，对于深具意识形态优越感的西方，对于习惯于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教训世界，并利用其所谓价值观理念来推广全球资本利益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精英来说，是一个根本而又彻底的冲击。事实上，中国越强大，越往前发展，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神话就越被冲击得碎片化。西方物质财富的流失伴随着价值观和话语权的根本流失，而这对于曾经独霸天下的西方来说，是一个权力绝对衰落和被绝对剥夺的征兆。面对中国强劲的挑战，西方世界不仅不能在全世界对自己的“普世价值神话”自圆其说，甚至要面临体系内部的人民的质疑，为什么中国在“恶劣”体制下，反而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反而能够精确地一步步向世界第一强国迈进，而且显示出了超越整个西方文明的空前潜力。
无疑中国问题是很多的，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一百五十年到三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在没有经历大规模动荡和动乱的情况下逐步走向世界第二强国，并在不远的将来将和平取代第一强国的位置，这是世界历史的奇迹。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又有很多问题：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滥用权力、司法不公、社会保障不健全等等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毫无疑问，任何一个转轨的社会，包括西方两百年的现代化历史，都是一部冲突的历史和社会动荡演进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阶段，抓住负面事件大肆炒作，培育几个有利于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西方媒体的荒谬在于，他们今天真正的失去了自信，只敢负面渲染中国的发展（当然许多负面事件也客观存在），而不敢面对中国社会整体向上发展的趋势，更不敢面对一个无比自信的世界新兴强国。
今天西方世界的所作所为正好类似前苏东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在三十年前所作的那样，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生产力被西方世界拉得越来越远的时候，社会主义政体内部渐渐失去了制度的信心，于是只能靠封锁外部信息、阻止公民出国以及完全的政治宣传来丑化资本主义。那个时代常用的手法就是报道西方世界的流浪汉增加，无家可归的人数量在上升，许多民众无法安度圣诞节等。总之通过渲染资本主义最落后的一面和彰显社会主义最光明的一面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合法性。
今天中国的崛起开始使得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失去了自信，他们面对中国巨大的现代化成功，面对着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武汉、重庆的五光十色、色彩缤纷、空前自由繁荣的新景象，不得不违心地将新闻焦点聚集在不能代表整体中国的个别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上；他们不愿意看到每年五千万中国人出国访问旅行，国庆期间亿万民众在全国各地旅行，而只会按照政治需要把中国裁剪成为一个“极权主义、没有出行自由”的国家；他们不敢面对三亿人民使用网络，七亿民众使用手机，他们不敢面对超女选秀等反应现代中国公民个体化特征和大量自由前卫的后现代主义现象等，而只愿意根据意识形态的需求报道中国边边角角的阴暗面。然而完全集中于负面的报道更加显示了一个体系开始虚弱化了，正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群三十年前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只敢报道社会的一个侧面，而不愿意报道社会的主流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而今天的中国正好相反，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报道西方，以更加健全的态度学习西方，以务实主义的态度吸收世界文明的养料来壮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复兴和崛起不仅击碎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神话，更在深层次上破坏了“国际资本征服世界”的图谋。跨国资本希望通过经济实力和金融权力的扩张，配合资本主义的全球舆论来开道，从而实现资本彻底一统世界的“新资本成吉思汗的全球化征服”。西方的资本传媒共生体在共产党政府领导下的中国遭遇了滑铁卢，中国不仅利用资本主义壮大了社会主义，也利用资本主义壮大了中国，而资本却被牢牢掌握规训在强大的中国政府的手中。中国“坏”了资本全球化的大计，这是中国最遭西方忌恨的根源。确切的说，不是西方普通民众如何妖魔化中国，而是资本利益集团出于世界资产阶级的需要必须妖魔化中国。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资本传媒的共生利益集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得不依赖中国巨大的市场，然而日益壮大的中国却也在根本上挑战了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于是西方的资本传媒共生集团产生了深度的精神分裂。
因此西方世界还要继续搜集中国社会所有的阴暗面来攻击中国，但是中国的成功和每年的进步将使得意识形态为纲的西方媒体越来越被动。他们必须向西方世界公众解释清楚，为什么一个“邪恶”的政体可以取得这么巨大的经济成功，为什么一个“邪恶”的中国恰恰从经济危机中最先复苏，为什么这样一个没有遵守西方“普世价值”神话的国家恰恰较菲律宾、阿根廷、智利等美国的好学生要成功得多，并恰恰在今天成为美国甚至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拯救者。
西方妖魔化中国，在今天有其必然的制度性根源，但唯其如此，才显示出西方世界是真正的衰落了，其维持竞争力和合法性的武器竟然退化成为塑造一个“邪恶中国”的假象来操纵蒙蔽大多数可能依然没有到过中国去的西方公众，时光宛如倒流，今天的西方何其类似“文革”中的中国也？然而可悲的是，某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似乎闭上眼睛就看不见，宛若鸵鸟把头埋进沙子，几十年用同一语调诅咒中国，期待着中国有一天崩溃；似乎公众永远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被操纵群体，只要大多数公众还相信意识形态的神话，媒体的操纵可以一天天持续下去。面对财富、优势和合法性每天都在减损的西方，不去反省体制的根本因素，反而采取对中国抹黑抹红的手段，真是不智之举呀！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6 20:36:29
第十二篇 建立中国的全球媒体“中国之声”正当其时
话语权，其实远远超过语言的内涵
在中国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一次次充分感觉到话语权的重要性，通过去年西藏骚乱事件以及“藏独 ”干预圣火，以及后来的北京奥运会，再到今年的7•15骚乱事件，我们都深深感觉到了中国没有完全掌握国际话语权，在中西就某事件发生分歧和冲突之后中国无法有效地向国际社会传递自己的信息。尤其是当西媒进行歪曲性报道的时候，中国尚缺乏清晰的手段在国际社会将自己的观点进行有效传递。因此从全球话语权的信息来源和信息制导权来看，“西强我弱”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观。从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对国际信息的传递和国际舆论的主导权来看，话语权领域内的“西强东弱”的局面仍然是世界舆论结构的基本状况。
东方世界很在乎西方的看法，而西方世界不太在乎或是根本不在乎东方社会的看法，在话语权领域里，常常是西方主流舆论等同于“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当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掀起舆论战和心理战的时候，东方国家的舆论几乎无法抵御西方媒体短时间的“信息洪流”。而媒体和舆论赋予西方世界巨大的心理优势、信息优势和理念优势。西方可以自封为“文明中心”，可以随时对非西方社会国家发动舆论战或是策动颜色革命，更有甚者，不断根据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宗教矛盾策动别国的动乱。
“话语权”这个词语的汉译非常成功，它反应了两个组合，一个是语义上的“话语”，一个是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支配”，同时掌握话语和定义的一方可以对不具有话语能力的一方实施“权力支配”和“权力压制”，这样“话语”本身早就超过了语言学本身的含义，而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的概念。拿破仑曾经说过：“报纸一张，犹如联军一队”，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断言：“在宣传上花一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美元”。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期《1999不战而胜》中声称：“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转引自永翰《美国的国际传媒战略》），由此可见舆论和话语是深深与权力结构结合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掌握了更多的话语，谁就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对于软实力和硬实力表述得最到位的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1950年公布的一份绝密报告《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在该报告中，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被描述为：“一个自由社会的目标是由其基本价值观念和维持使这些价值观念繁荣发展的物质环境的需要来决定的。因此，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都不仅是针对着我们的价值观念，而针对着我们保护这个环境的物质能力”（美国国务院1950年报告，转引自熊蕾2008 《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全球舆论战》）。
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很早就非常有远见地认识到思想和话语的“精神”环境是跟经济和生产力等“物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主要的交换就在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对信息的控制就可以控制物质流量和能量流量。因此不在乎苏联和社会主义是否真的如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描述的那样“邪恶”和“一无是处”，关键在于一套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解构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物质环境，而且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保护其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物质化”能力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这才是资本主义世界永远不愿意正视社会主义也有优点和积极面的基本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抹黑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因。
西方媒体和常驻中国的西方记者，部分西方媒体人士甚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常驻中国，可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性地看不见中国和中国西藏自治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人口、家庭、教育、社会经济优惠措施等）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极大的促进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实故意选择性地视而不见，为什么连西藏以前是农奴制社会这样的基本事实都没有机会被展示给西方公众，为什么对中国社会千姿百态的活力和自由故意选择性地失明，为什么他们仍然要地将中国描述成为类似20年前解体的苏联和民主德国那样的“极权社会”？这一切都在于中国物质环境的强大构成了对西方的挑战，打击中国的信息流就是为了打击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相反中国越来越强大，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就越构成威胁，也必将从信息流出发而威胁到西方对世界物质环境的超级垄断地位。
这其中的关键根本不在于中国“是什么”，而在于中国的崛起并没有照搬西方的价值体系而让西方的资本媒体感受到了中国对西方价值观的威胁。按照西方意识形态的神话，一个国家必须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和所谓完全的自由市场才能成功拿到现代化的入场卷，而现实则是大多数采取西方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都遭了大灾，一些亚洲国家如菲律宾在四十年前还与日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在引进西方多党制之后就让社会陷入了永久性的撕裂，其他国家如泰国、肯尼亚、卢旺达、阿富汗和伊拉克都尝尽了照搬西方模式的苦头。而恰恰这样一个时候，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引起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在这个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体系再也难以自圆其说的全球历史转折期，中国因为物质的极大繁荣和崛起必将带来新价值观的崛起。而中国这个理论上不听西方话的“劣等生”，在西方的眼里是“眼中钉”、“骨中刺”，应该早就崩溃和倒霉才对。可是中国一天天在骂声中强大起来，而且越被诅咒就越强大，一直到今天具备了“坐二望一”的超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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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由于缺乏自信，开始故意用媒体来营造一个关于中国的“假象”。许多去年去参观北京奥运会的西方游客都发现了一个跟媒体报道中完全不同的“中国”，之所以有这样一个集体映像颠覆的发生，是以一个刻意存在的“集体骗局”为前提基础的。通过“集体骗局”的设置西方媒体试图操纵大部分无法与中国直接接触的西方民众的观点，进而继续得以能够操纵主流民意。西方媒体不得不丑化中国的根源不仅在于西方社会的文明优越感和种族傲慢情绪，更关键的在于中国的物质繁荣证明了：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制度模式是可能的。与过去的苏联不同，中国吸收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势特征，呈现出远远超过当时苏联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活力，中国的崛起也直接证伪了西方“普世价值”这一神话，而这一切都可能导致利用“普世神话”话语权的西方从超额霸占全世界资源而退回到一个“纯区域”的地区文明，更可能导致西方特殊优势霸权被剥除，这才最让西方世界感到焦虑和忧心忡忡。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而“话语权”的建立又会直接影响到西方世界的物质环境和对世界物质的超额享受和分配，这才是使西方媒体坐立不安的根源。中国的硬实力已经崛起，已然是世界经济强国，这一点已经没有异议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逆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牢牢抓住西方世界数百年来赢得的“话语权”，就成为保护西方对世界物质环境和物质能量垄断的为数不多的利器法宝了。
对比一下美国人对传播学的解释和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人对舆论战和心理战的基本目标是什么：
“树立有利于美国及盟国的形象，
向目标受众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国的意愿思考，
扩大展示实力的效果，
评估民意，
使敌方受众有行动的选择，也就是劝降，
克服传播中的各种障碍，如新闻审查、文盲和干扰阻断等，
瓦解敌方士气，削弱其斗志，
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经济的分歧，
支持欺骗行动。”
（以上段落转引自熊蕾2008 《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全球舆论战》）
从以上内容就可以认识到西方利用话语权掌握全世界舆论的本质所在，今天中国在全世界扩展话语权和与西方角逐全球公共舆论的根本关键就在于要通过直接与西方受众的接触，免除二手和三手传播的弊端，使得中国观点、中国思维和中国理念能够从西方“铁幕般”的舆论剪辑和控制中突围，从而达到有效率地传播中国观念的目的。 因此在未来中西的舆论角逐和舆论竞争中，我们必须设立自己的战略目标，我们的传播目标除了在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正本清源，逐步澄清被妖魔化和负面定型化的中国形象外，必须逐步将西方媒体有意识设置的“中国形象陷阱”和“中国形象骗局”相对化，引导受众向有利于我们价值观念和物质利益的方向游移和运动，将西方的视角逐步实现弱化，尤其是巧妙地将西方的普世价值神话相对化，树立起中国国际媒体的信誉和形象，高明而又不露痕迹的诱导受众的思考方式和思维模式，促进受众对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产生温和良好的印象和持久的好感，引导西方国家的民众和世界各地的受众了解、理解甚至同情中国和中国政府的立场，最终达到使得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受众对中国和中国的价值观念产生趋同感和认同感。
用一句话来表达：保护中国的软实力就是在保护我们的物质能力，促进中国的软实力就是在促进我们获取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能力。
建立全球的话语平台“中国之声”，正当其时
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急剧膨胀，人们对话语权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走向强大和走向现代思维的中国已经具有庞大的经济实力来投入到中国国际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的领域内。 一些很具有全球化特征的现代思维包括在各个国家建立中国国际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开通数种重要国际语言的电视和广播，在西方国家的超市中播放反映中国视角的国际新闻，绕过西方的媒体铁幕直接同西方的受众发生联系和影响。凡此种种，都反映出当代中国人的现代思维和全球化思维。
然而话语权的传播领域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领域，其包含了传播学、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同时由于中西体制的巨大不同和西方长期妖魔化中国在西方受众中普遍形成的定型的中国刻板僵化甚至类似“妖魔”般的形象已经是根深蒂固，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也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手段反制我们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发声，再加上中西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话语范式的巨大差别，极有可能发生的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传播效果达不到，我们十分想避免的副效果和负面作用却产生了。更有甚者，如果传播过程不理想的话，还有可能逆向造成我国形象更加晦暗的可能，甚至可能加重西方社会的敌意和更加定型化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观感”。
笔者在中国媒体开始大动作准备向全世界传播中国视角和播出中国国际新闻的时候就认为西方媒体和社会可能采取简单的几招来化解我们中国传播的力道，使我们中国的国际发声的巨大努力化为无形。中国经济实力超强，财大气粗，能够大量投入到国家形象传播中去，这是好事，但是如果被西方媒体轻而易举解构中国努力的话，那么中国就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西方媒体常用的手段一定会说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来西方进行宣传”，利用西方受众对“宣传”一词本能的反感和将其等同于纳粹时代的“精神控制”，一个词语就可能激起西方受众的巨大敌意和反感，降低中国国际传播的可信度。或是指责这是“中国国家操控的有组织的行为”，这样可以本能地使得西方受众联想起过去的苏联和民主德国等，产生极度地对“极权主义”的恐惧和本能的反感，或者西方媒体会鼓噪“中国的宣传媒体在为独裁政治服务，威胁到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通过简单煽情地二元对立观树立敌人的影像可以达到瞬间消除中国国际传播的目的。一旦受众接受了这样西方媒体先入为主的诱导，那么可能中国传播的信息无论怎么高质量和有信誉他们都可能本能的排斥和不相信。
就在作者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读到了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的一篇题为《中国形象运动：柔软的龙》的电子文章，通篇文章正如笔者所想象的一样，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没有做出巨大影响的时候，西方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诬蔑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了。因此笔者针对中国国际传播，特别从传播社会学和传播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以下战略建议： 一 在我们的国际传播中，我们的定位是“文化传播”，是“沟通交流的平台”，是与西方受众的“平等互动和相互了解”，而首先我方一定要弃用“宣传”、“宣传攻势”和“宣传部门”等带有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时代烙印的词语。一旦世界各地的受众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受众感觉到我们的国际电视台或是国际电视广播等节目是跟“政治宣传”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的传播行为的效果就可能化为零了。其实任何政体下都存在着宣传，资本主义社会对舆论的宣传控制绝不亚于社会主义政体，但是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媒体巧妙地将自己化妆成为“自由”的、“不受控制”的、“独立”的，主要是为了瞒天过海，在受众中建立职业信誉，其实政治的、法律的、资本利益集团的、财团的、游说集团对媒体的操纵在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达到了人类各种政体之极至。但是借用巧妙的“传播”、“咨询”、“互动”等词语，就可能巧妙地拉近公众的距离，抹去“宣传”本身带来的痕迹。
因此高明的宣传是不带宣传痕迹的宣传，高明的操纵是不带操纵痕迹的操纵。借鉴西方媒体本身的经验，我们一定要强调与受众的平等和伙伴讨论式的气氛，而一定要降低对方对“政治宣传的疑虑”。我们常用的词语是“沟通”、“互动”、“探讨协商”、“文化推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观点”和“中国独特视角”等，切忌用的词汇是“宣传”、“政治观点”、“党的意识形态”、“国家输出”等。
二 中国的国际广播或是国际电视台应该定位为中国观点，而中国国际新闻频道应该技巧性地反复强调：中国观点并非代表中国某个政党的观点，进而淡化西方受众由于舆论妖魔化“共产主义”而带来的疑虑。中国的观点代表的是中国国家、社会和各个团体党派的观点，因此如果我们的中国国际影视传播，其代表的是整个中国和中国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观点，其宗旨是平衡反映中国社会阶层的不同观点，也就可以平衡反映中国崭新的现代化体制。
三 西方的新闻媒体在长期的报道中通过对事实的多渠道求证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但是在关键的攻心战的时候却可能有意识地散布虚假消息。有趣的是，对虚假消息的有意识传播恰恰是建立在平时的所谓信誉基础之上的。当一个新闻媒体在七年内建立了充分良好的信誉以后，那么在第八年的第一天突然散步一个虚假消息，受众也会因为信任而毫不犹豫地相信。
因此中国国家广播电视的传播必须建立严格的信息渠道来源，每个信息都必须有可靠的信息渠道来源加以证实，对于重大的爆炸性新闻必须有至少两个权威信息来源渠道加以证实。以上的新闻来源原则和传播原则应当写进中国国际新闻的传播总纲中去，成为中国国际新闻的基本宗旨。在各种语言的电视节目和广播中，中国国家广播电视都要开宗明义地反复强调其基本宗旨。
四 建立一个素质过硬的、熟悉西方传媒文化和传媒运作规律的、在西方留过学的高素质新闻团队，利用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财政力量，利用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良好的地方人脉关系，在重大国际事件中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取得第一手新闻来源渠道。特别是在重大国际冲突和战争事件，在重大危机事件中争取发出中国独家的第一手消息，迫使西方新闻机构跟在中国新闻机构后面，接受我们的新闻后而获得来自中国的二手新闻材料。
美国的CNN就是在海湾战争中通过大量即时的现场一手新闻报道而一炮打响，而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也需要一批高学历、高智商、高素质以及敢于进入国际事件第一场景中获取新闻的记者群体，让他们历练成为国际大牌的记者而获得世界重大事件报道的优先权。
五 在国内重大危机事件中充分吸取以往的教训，国家要采取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的做法。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可以获得超越于其他电视台的“一级优先权”，可以以最快速度赶赴现场发布新闻。通过政府提供新闻，国际电视台紧密配合和深度现场报道，迅速制止可能发生的谣言传播和虚假传播。同时中国紧密抓住第一定义权，将事件的性质定位好，将事件发生过程和背景进行充分的分析性报道，事实真相是驳斥谣言的最好手段。真相来得越快、越有力，论据来得越充分越清晰，第一抢先定义权解释得越早越快越充分，就能在事件传播的第一时间段中充分掌握主动，防止了谣言满天飞和境外恶意操纵的可能性。危机事件中的公关能力是与整个国家的应急体制和危机处理体制紧密相连的，在这个领域政府和新闻界配合到越好，越及时，就越有可能默契地处理好危机的传播处理问题。
六 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的政论节目应该展现出活泼、积极、充分讨论、批评和冲突的一面，以充分显示其立场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其实西方媒体在批评政府的同时，其背景往往是带有党派斗争和社会多元讨论的背景，而这样的所谓批评却为西方媒体带来了更大的收益，那就是博得了所谓“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假象，达到了传播媒介需要的最佳初始效果。而在关键的对外政策上和国家利益上，西方媒体又很好地充当了“国家利益看门狗”的角色，其实批评也好，赞同也好，归根结底不是拆西方社会本身的台，而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之路上也应该做到观点多元、活泼，能听到不同派别的多元意见，能够提到批评意见，但是这些批评和平衡报道都应该以不损害国家利益、而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一旦受众感觉到中国媒体是可信的，是多元平衡报道的，那么在关键时候中国的媒体就会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发出最强音。这样平时的评论和批评转化成为一种隐性的“信誉资产”，在关键时刻仍然服务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正是中国哲学“要想取之，必先予之”的精妙道理，要使受众被吸引和诱导，要使受众产生对我们认同和观点趋同，就必须先展示自己的信誉，就必须先累积“诚信资源”。
其实现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已经非常自由，除了少数一些可能诱发社会不稳定的敏感问题以外，中国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已经是相当多元化、自由化和丰富多彩，哪怕西方受众能了解中国社会自由活力方面的十分之一，都一定会改变刻板的印象。因此我们不再需要一言堂或是僵化的思维，应该将中国社会的自由开放的一面积极地展现出来。
七 在节目设置上我们可以模仿台湾香港地区和西方主要国家丰富多元的节目，比如名家论坛，社会政治脱口秀，开通普通观众的Call in节目，直接连线网民、回答网民的问题，通过网民邮件寄发讨论问题等，总之要脱离刻板的照本宣科的模式，真正展示出中国现代开放、自由自信的新面目。即使对于受众的棘手问题和麻辣问题主持人也应当展现出现代新闻人员和现代专家学者的民主素养，让西方和世界各地的受众真切感觉到今天的中国真的不一样了，今天中国的面貌真的是焕然一新。
八 非常值得的做法是聘请高素质的对中国了解的友华人士来作主持人，有时候通过西方受众来向西方受众传达的方式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西方社会中存在一些友华力量，他们的观点西方媒体不愿意展示。随着中国的崛起，还有大量的在中国定居生活、工作学习的欧美人士和世界各地人士，通过他们亲身体验或是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反映中国的巨大变迁和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崭新面貌。即使讲述自己经历的西方人士偶尔有一些批评和负面描述，也没有关系，毕竟哪个国家能够完全的十全十美呢？关键是真实性，生活化，能够引起受众普遍情感共鸣就很好了。一个真实、多面、多棱角的中国形象，通过欧美人士之口叙述出来，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九 随着中国跃升成为世界强国，越来越多的有影响力的西方学者开始撰写有深度的关于中国的专著，比如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鉴于作者是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大趋势》（1982）曾经是西方学界和西方社会风靡一时的超级畅销书，把这样的全球权威人物邀请到演播台来参加关于中国发展变迁的讨论，将在无形中弱化西方公众中已经被宣传深深印刻的关于中国的负面现象。未来中国的发展会引起西方越来越多的顶级学者来正面了解中国和深度研究中国，他们的发声就会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学者和普通公民的发声。善于运用名人的视角来影响全球公共舆论也是一个重要手段。
十 由于西方媒体一定会指控中国媒体是“国营”的或是“国家操手控制”的，以此来贬损我国的信息渠道，使我方播发的信息大打折扣。因此建议我国巨资打造的中国国际媒体或是“中国之声”等，转变成为一个独立法人团体。西方的媒介也主要是掌握在财团和政府的手中，但是政府税收支持的媒体至少在表面上都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营权和编辑权的双分离。通过建立独立的法人实体，西方媒介可以简单地宣称其运作是独立的。为了有效地发挥未来中国媒体在东西竞争中的影响力，防止对手的恶意诽谤和贬低信誉，我国的国际媒体可以先行迈开媒体改革的步伐，实现向独立法人团体的转变。在中国海外国际媒体的传播中，我们首先强调其操作“独立”性，再因其“独立性”来增强其“可信度”。
十一 中国应该更加熟悉和学会西方社会功能分化的模式，许多事情交给社会和专业集团去做，国家可以隐性间接的支持。比入中国企业或是高校集团可以成立基金会，大型企业可以赞助基金会或是建立专门的基金会研究机构等，基金会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媒体的财政来源。而政府的资本也可以间接注入社会团体或是基金会，通过基金会再流向中国不同的海外媒体。中国也应当鼓励建立一批高质量的NGO组织，实现政府、社会和媒体的相互契合来最大限度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不要忘记，西方国家的一些支持各国颜色革命、反对派或是“藏独”的团体都是以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民间组织或是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出面完成，然而其背后的财政来源都离不开国会或是政府，甚至是CIA的秘密支持。但是民间组织形式的外表可以显示独立性，完成很多政府不便完成的任务。可以说西方社会的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看似表面独立，但其实是配合政府超额完成了隐性维护国家利益的任务，成为颠覆发展中国家政局的“第一利器”（比如美国的“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直接受到美国国会和国务院的支持，而全世界影响力极大的“自由之家”直接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参见恩道尔2009 《霸权背后》）。
十二 绕过西方媒体铁幕的另外一个手段是建立高质量的关于西藏、新疆、和人权等议题的网站，网站是现代社会实现直接沟通、绕开二手传播最简便和最迅捷的手段。我国在今年已经相继建立了英、德、法三种语言的关于西藏的网站，然而网站的运作还需要一个职业化的专业集团来维护管理和推进运作。鉴于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新技术手段对于信息传播的重要性，我国也该实现专门的投入来培育一个专业化的信息网络资源库。其中关于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信息都详细注明包括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数据，以增强中国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包括人均寿命，健康教育水平等重要人文数据，每一个数据后都提供严肃的信息来源渠道。
鉴于在某些议题上西方受众长期受到西方媒体蓄意宣传和愚弄，误解太深，我们应该在互联网上多使用西方人拍摄的、从各个角度反映现代西藏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影片，现在这样的影片已经有很多，关键在于西方媒体不愿意播放。我们的互联网讯息网站应该提供这样高质量的视频，未必要完全正面的论述，关键是反映一个真实的、现代的、开放的西藏。而美国人或是德国人自己拍摄的正面反映西藏的纪录片可以达到最佳影响西方受众的效果。
十三 树立“信息流”的概念，“信息流”定义了就某一个特定议题而言，信息来源和信息垄断的情况和程度。比如键入中文搜索系统“西藏”和“台湾”等字样，我们大多数看到的、最靠前的网页往往是来源于中国大陆的讯息渠道，而换成英文和德文键入西藏等，讯息渠道的许多来源都指向西藏的流亡政府或是西方几大通讯社，或是来源于形形色色的西方NGO非政府组织等。例如去年“三•一四”事件在维基百科上都有了详细介绍，但是打开中文的介绍或是英文、法文的介绍我们却看到完全不同的对同一事件的“再建构”，西方迷失在自己制造的“镇压假象”里，对中国民众的抗议和全球华人游行等事件完全充耳不闻，而中文网站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方立场。因此建立有权威的来自中国的各种国际语言的信息网站，可以改变在外语信息流中我们不利的地位，冲淡或是相对化西方或是西藏“流亡政府”等对信息的垄断。设想如果键入“西藏”的英文字符，当靠前的网站出现不少中国发出的讯息的时候，就能有效综合或是稀释西方在此话题上的信息霸权。
十四 对于我们政治体制最受西方质疑的部分，我们可以强调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是“多党合作的宪政制度”以及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构成的两院制度”，我国国际电视台特别要着力于冲破西方的妖魔化中国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困境，要更多地反映人民代表大会对议案的辩论表决和政治协商会议对于各个政治议题的辩论和对民间社会意见的吸收等。充分反映出我国行政体制吸纳社会参与的现实发展。
更加生动的政治生活包括官员的问责制度，公民的听证会，乡村的民主选举，中国各地基层的竞选等反应出中国现代政治参与的丰富生动的现实发展。
十五 中国的国家广播电视台实行内外有别的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国家还离不开对国内媒体的调控和管理，但是可以给予国际电视台更大的自治权或报道权，让中国的海外报道媒介成为一个精彩活泼、现代开放、敢于批评、丰富多元的信息渠道 。这也充分符合国际惯例，无论是美国之音或是德国之声，都不针对国内民众，而是直接针对国外受众。
十六 面对西方媒体的恶意攻击诋毁或是恶意造谣，如果我们一旦取得充分实据，可以采取中国国际媒体作为境外法人团体进行控诉的模式，或是国家出面进行控诉，而且争取将相关事件“炒”热，做出影响力。通过司法手段迫使西方媒体道歉或是付出财政上的代价。新加坡的媒体就是在抓住西方部分媒体造谣的实据后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司法抗诉，当最终胜诉的时候，不仅有效地维护了新加坡的国家声誉，更是让谎言传播者受到财政上的重创和市场受众的惩罚，经过几个来回，西方媒体报道新加坡就小心认真多了，再也不敢随便胡来。“新加坡”模式值得我们借鉴，以法人团体的形式或是国家形式出面进行抗诉远远超过单个中国公民或留学生会的抗诉，带来的效果收益会很大。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巨型中国国际媒体，成为全球传媒的巨人，为捍卫中国的软实力和物质发展环境而作出坚实的贡献。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6 20:44:37
《中国世纪》第一章《大国作为》已经发完了，接下来将发第二章《中国模式》，谈的是中国的内政。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6 20:49:15
多谢“我要凑够八个汉字”网友的鼓励和肯定，多谢了，我要坚持发完该书！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6 21:03:57
为什么要谈“中国模式”？为什么模式这个东东这么重要？
我认为模式这样的概念是很奇妙的，它决定了人们对本身制度的认同，它决定了模式来源国对该体系之外的人群所具有的向心力，它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进行经济、商业和贸易沟通时使他国按照己方意志行事、减少交流成本的能力。总之模式是增强本国自信心和引导他国民众向本国思维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这么在乎推广普世价值观念，这么在乎输出颜色革命，这么期待和平演变非西方国家的下一代。1980年代中国就吃过这样的苦头，十年“文革”才结束，我们刚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过去的意识形态和信仰迅速坍塌，这时候携带物质文明优越感而来的西方“精神文明”就进入人们的视野和头脑，人们开始无限敬仰西方、信任西方，甚至随着西方的魔笛而起舞，而不去思考西方背后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西方究竟意图将中国带向何种方向。说实在话，198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险境，一个巨大的陷阱在等着中国，还好，中国绕过去了，不幸的是，苏联和东欧掉进去了。
如今，事易时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发展由物质领域的财富增值开始，从GDP、经济、物质生活、科技等领域逐渐转移到精神领域，中国模式开始成形。倒是一些英美国家的报纸看得很清楚，声称西方要么忽视一种新的模式开始出现，要么佯称中国的发展就是西方的模式，毕竟在商言商是皆大欢喜的；要么西方必须改革资本主义的模式，以新资本主义模式来与中国竞争；要么西方就不得不承认有一种更高级的模式甚至是文明在西方面前，西方面临落伍（参见英国泰晤士报2010年2月4日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评论）。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6 21:05:52
中国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感到了自身的空前落后，因此时间不允许我们等待徘徊。在那个时代，邓公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很高明的。改革开放初期你不能谈太多理论，因为经过之前“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历练的左派人士个个都是理论大师，讲起马列主义来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极端，靠理论争辩中国是不可能从旧观念中解放出来，要实现改革开放的伟业，就必须先果断结束争论，立即行动起来。因此邓的伟大就在于不争论，要去试，要在空前的落后中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来。
我想邓所提倡的“不争论”、“少谈些理论”主要是针对过去意识形态下左派理论满天飞的情况而言的，并不是真的不需要理论。恰恰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中国需要“试”，需要“实验和纠错”，需要“再实验和再纠错”，需要“敢为天下先”，甚至需要一定程度的非均衡的乱象，在活力和初始阶段的乱象中才能寻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情形则完全不一样了，改革早就过了“探险”的阶段，开始从混乱的非均衡状态向理性的均衡状态发展，开始从短期的“摸”向长远的“治”方向转变，开始从模模糊糊向“科学量化”的方向过渡，开始从短期效益向长期可持续性方向发展，开始从偶然机会碰撞到必然规律探索方向发展。这就是中国在现阶段急需理论总结和理论战略的原因。这里，理论不再是过去的意识形态，而是在新时代综合了世界各国实践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后的长远战略。没有理论总结，我们自己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成功的，自己也说不清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还是抱着“瞎子摸象、误打误撞”的心态，那么我们就无法为自己设定长远的国家方略，更无法在理论和精神上产生对别国的吸引力，也无法增进我们对自己制度的认同感和信服感。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6 21:07:19
中国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感到了自身的空前落后，因此时间不允许我们等待徘徊。在那个时代，邓公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很高明的。改革开放初期你不能谈太多理论，因为经过之前“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历练的左派人士个个都是理论大师，讲起马列主义来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极端，靠理论争辩中国是不可能从旧观念中解放出来，要实现改革开放的伟业，就必须先果断结束争论，立即行动起来。因此邓的伟大就在于不争论，要去试，要在空前的落后中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来。
我想邓所提倡的“不争论”、“少谈些理论”主要是针对过去意识形态下左派理论满天飞的情况而言的，并不是真的不需要理论。恰恰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中国需要“试”，需要“实验和纠错”，需要“再实验和再纠错”，需要“敢为天下先”，甚至需要一定程度的非均衡的乱象，在活力和初始阶段的乱象中才能寻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情形则完全不一样了，改革早就过了“探险”的阶段，开始从混乱的非均衡状态向理性的均衡状态发展，开始从短期的“摸”向长远的“治”方向转变，开始从模模糊糊向“科学量化”的方向过渡，开始从短期效益向长期可持续性方向发展，开始从偶然机会碰撞到必然规律探索方向发展。这就是中国在现阶段急需理论总结和理论战略的原因。这里，理论不再是过去的意识形态，而是在新时代综合了世界各国实践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后的长远战略。没有理论总结，我们自己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成功的，自己也说不清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还是抱着“瞎子摸象、误打误撞”的心态，那么我们就无法为自己设定长远的国家方略，更无法在理论和精神上产生对别国的吸引力，也无法增进我们对自己制度的认同感和信服感。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6 21:10:58
这就是当前中国为什么迫切需要宏观理论和大战略的原因。我国的一些理论精英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总结自身模式的严重滞后性，有远见地提出一些构想，比如俞可平谈中国模式就透露出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认为中国模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存在，需要进行总结。而旅居新加坡的郑永年教授也著书探讨中国模式，刚刚出版的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的专著《中国梦》也着眼于对中国模式的讨论。由此可见，探讨中国模式是非常紧迫的任务，如果中国无法有效地总结出自己过去三十年持续的成功，就无法在精神层面和理论领域成为与西方真正平起平坐的对手，当西方攻击我们的时候，由于我们说不清、道不明中国的模式，自己一头雾水，当然也就无法有效地让世界公众对中国模式产生信心和向往。
遗憾的是，在现有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往往是描述性的居多，分析性的居少；阐释成分居多，理论探讨少；简单平面的事实罗列居多，立体抽象的哲学思维较少。这反映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重物质、轻精神；重实践、轻理论；重经济、轻社会；重实效、轻抽象；重短期实利、轻长期战略的特点。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一步，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和哲学大放异彩为中国崛起贡献理论的时代了。 本书的《中国模式》正是着眼于这个紧迫的战略目的，结合了各个重要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流派，并结合了世界和中国发展的现实，提出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关于对中国模式的理论性论述。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中国崛起始终是在较低层面的器物和工具理性方面运行，而远远没有达到更高层面的理论模式和价值理性层面。
通过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论建构，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学者和民众可以真正清晰地说出 “北京共识”优点究竟在哪里，长处究竟在何处，什么地方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同时，成功的模式并不排斥本身还具有缺点，模式本身需要不断完善，需要不断地进步演化。二战后的美国模式、德国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日本的雁行模式、韩国的汉江模式，哪一个模式是完美无缺的？在总结自己模式成功的同时，深刻地在理论层面认识到自身的缺陷，这样的国家就真正具有长远的未来。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6 21:13:32
以上段落摘录自《中国世纪》之《中国模式》12篇的部分内容。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6 21:26:36
欢迎也到我的凤凰网博客来参与讨论 http://blog.ifeng.com/2512125.html .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6 21:45:32
接下来将继续转载《中国世纪》的系列文章。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17:22:01
“我要凑够八个汉字”网友，是我本人，希望与网友们互动和讨论！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17:25:17
第二章 中国模式
第一篇 “后民主”时代的来临，全球需要新政治制度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17:29:16
I 西方的竞争性民主不再具有说服力
1992年美国的社会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观点，认为西方的多党制和竞争性民主政体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得到扩散。第三波民主浪潮扩散的区域涵盖了亚洲的诸多威权政体，包括台湾、韩国、印尼和泰国等都走向民主政体，而在转轨的东欧、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权威性的政治统治也遭到削弱，而西方的竞争民主政体也开始在这些区域站稳脚跟。美籍日裔的政治学家福山于是提出了“资本主义和多党民主政制成为全球唯一的模式”，由于苏联模式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不再存在，因此这种唯一正确的模式是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而试图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别无他途，只有采取这样的模式才有希望，在此基础上，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的观点。
历史脚步很快就要跨越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站在新历史的角度来观看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周边的国家在民主浪潮中出现了“支离破碎”的混乱现象，没有人击败了西方的竞争民主政体，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人敢于质疑西方的竞争性民主政体，这一次是西方民主制度击败了自己，是西方民主移植到亚洲社会后带来的社会实践击败了西方经典的民主理论。民主拜物教主义者运用西方多党的竞争性民主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和假象，任何敢于质疑和批评西方竞争民主体制的观点，甚至是任何学术探讨都会被扣上“反民主”和“为独裁专制辩护”这两顶沉重的帽子，于是民主体制丧失了从体制内部更新和演进的任何可能性。
然而社会实践从来不屈从于教条，社会的丰富多彩从来不屈服于僵化的意识形态，西方世界在民主拜物教的僵化思维下失去了社会改进和更新的动力，而东方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却开始闪烁出理性的魅力。因为一种社会理论是否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必须得到实践的认可。脱离实践的所谓适合万国万邦的“普世价值”，说穿了不过就是一种新的人造宗教而已。
让我们随着西方的经典民主教条来看看亚洲的实践吧：韩国数十万民众因为进口美国的牛肉日夜抗议韩国总统，要求其下台；蒙古国在全国议会选举前夕不断发生全国性的骚乱和动荡，警察被迫开枪来制止动乱，全国局势处于动荡之中；伊朗在竞争性民主选举后，由于反对党拒绝认输，于是借助西方的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抗议，大选后半年社会依然处于极度的动荡和冲突中，支持政府和反政府的力量不断进行恶性对抗，社会气氛暴力而又血腥，百业萧条；由于国内政治的腐败，菲律宾在大选前夕国内政治气氛高度紧张，散乱成几十种不同政治力量的政党和政治派别阻挠了任何合作和协调的可能，高度紧张的社会冲突，日益失控的政治局面，以及糟糕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成为菲律宾现代化的根本障碍；被西方世界热捧的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却饱受竞争性民主之苦，多党的民主不仅加速了“购买选票、出售选票”的腐败现象，同时民主体制释放了复杂的民族、宗教和社会团体的恶性冲突。上述亚洲国家和地区，盲目复制了西方的竞争性民主政体，带来的往往却是社会动荡的显性化，各个社会群体在民主选举前后甚至进行恶性的仇杀，社会暴力事件随着竞争性的政治制度反而大大加剧了。而阿富汗和伊拉克强制带来的民主更成为一个巨大的国际笑话，在美军的军靴和刺刀下强制实施的民主却让美军自己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伊拉克和阿富汗双双沦为亚洲的巴尔干地区，中央政府的执政权威仅仅限于首都和首都方圆数十公里的区域，而其它领域的政治权力却被地方军阀、毒枭、游击队、山大王和恐怖分子分割，民主带来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在哪里呢？
素以和平和文明而著称的佛教王国泰国在1990年代民主化后，社会稳定和凝聚力完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分裂和撕裂，民主化造就了两大根本的社会团体，而双方处在完全无法调和的恶性冲突状态。一方以贫民为主，要求通过民主来剥夺精英的权力，实现真正的农民党接管国家政权；另一方却指责对方在搞民粹主义，要求缩限农民和社会低阶层的选举权，甚至要求数名农民才能拥有一张选票。孤立的看，似乎双方的论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双方相持的立场来看，却是亚洲社会独有的和谐和团结完全被击碎，示威双方无法和解，于是开始占据飞机场、议会大厦甚至是包围东盟亚细安的峰会场所，乃至暴力占据国家各个部门，都是家常便饭。 泰国的民主化无疑对亚洲社会提出了最严重的警示，在一个以和谐和稳定为基础导向的社会，一旦不加分别的完全复制引进西方的竞争民主模式——尽管引进的“产品”在产地运行得还可以，但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下，“善”花可能结出“恶”果，甚至会结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硕大“恶”果。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社会的分裂一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可能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很多亚洲社会都是从一个美好的“民主梦”出发，但是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以上的例子还可以列举很多，但是民主拜物教主义者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视任何社会现实和任何社会实践，把民主推崇为一种毋庸置疑的、不许批评的宗教，当这种宗教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时候，他们往往视而不见，于是乎将民主上升成为一种迷信和意识形态，这种反常的非理性的行为其实损害了科学的精神和对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探索，反而造成了一种社会凝固的现象。任何具有反思精神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都会认真思索西方民主在世界各地完全“走样”和给其他非西方国家带来的巨大恶果。因此，当前的世界其实出现了一种第四波的现象，那就是西方的竞争性民主浪潮开始剧烈退潮，人们开始反思民主的拜物教现象，开始对新模式的思考和探索。而这一波浪潮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两个新的发展趋势：第一是西方世界内部开始出现置疑西方竞争性民主的声音，二是中国崛起可能为世界带来崭新的模式效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正在建构一种全新的民主模式。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18:03:44
II 西方民主体制下的数量型求和
从西方历史上民主的“源起”来看，竞争性民主政体产生于西方的社会阶级的博弈和斗争之中。同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完全相反，近现代历史中，西方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从一开始是坚决反对民主的，其根源在于企业主和资产阶级担心大众取得选票后，会通过选票的形式来取消私人产权制度和生产资料的资本私人占有的制度。由于在工业化初期，劳工阶层日益集中地生活在城市中心，组织力量越来越强，最关键的是，劳动阶层的数量上总是远远超过资产阶级和贵族，如果任由大众取得民主权力将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威胁。因此理论上说，大众取得选举权，存在着社会主义和平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眼中，大众(demo)永远是一种可怕和狂暴的力量，它代表的是低素质的群集和乌合之众，代表的是一种数量上的简单多数叠加和质量上的低下，因此在19世纪中后期，我们看到的是劳工阶层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指导下积极追求民主，而资产阶级从集团利益和天然的恐惧出发，坚决反对大众的民主权力。
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社会“平权化”的发展成为大势所趋，资本利益集团开始接受了大众民主的观念，并且逐渐给予了普通民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血腥的过程，劳工追求民主的权力一次次被镇压，同时资产阶级开始让步并进行社会改良，一直到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承认民主体制为止。从根源上来说，资本利益集团和社会精英是反对“民主”的，而主张“自由”，因为“自由”代表的是资本积累和投资的自由以及社会精英的所谓“思想自由”，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符合有产者根本利益的。而“民主”代表的则是大众的组织力量和对资本家和社会利益集团自由的威胁和限制，因此从根源上来说，“民主”和“自由”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那么后来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又承认了民主，并将“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对立的概念糅合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概念，取得了道德上的无限优势，在全世界推广所谓西方的“民主自由”呢？为什么资本主义所惧怕的“大众民主”反而成为西方国家教训非西方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利器呢？
最根本的秘密在于西方资产阶级看到了“民主”的好处，通过对数量民意和简单多数的操纵，资本集团可以更加巧妙地诱使大众认同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对数量民意的精密操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效果。
从民主的拉丁文来源来看，民主的原意是人民的统治和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意思。其实人民从来没有统治过国家，人民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对国家权力的支配和管理。当然，除了古希腊的城邦时代以外，在那个时代，在小规模的面对面的社会，人民可以真正参与对城邦事务的讨论和公共决定（即使在古希腊，占人口多数的奴隶是排除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之后，由于国家的规模远远超过古希腊的城邦，不要说人民的治理完全不可能，就是人民完全地参与一个问题的讨论和公共决定都是难以想象的。在现代社会，无论在任何政体下，人民都没有统治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统治国家的永远是一小批职业官僚集团，管理国家的永远是从中央或是联邦到地方的各个专业官僚集体。在西方的竞争性民主制度中，人们取得的仅仅是“划钩划叉”和在精英集团设定的框架下有限而又被动地表达意见的权力，说得更直白一点，人们取得的只是喝彩的权力，或是作选择题的权力，有时候人民需要做单选，有时候需要作多选，有时候可以做不定项选择，但是议程的设置和题目的设计确是牢牢掌握在精英集团的手中，人民获得的仅仅是被动的表达权和被媒体诱导的选择权而已。
而通过四年一度的选举，产生了人民获得“统治”国家权利的假象，而事实上，形式上的民主形式掩盖的是资本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对国家的共同控制和治理。选举一旦过后，大多数人民再次回到生活中去，政治在瞬间的激情燃烧后就复归为生活的操劳、享乐、购物、酒吧的闲谈、足球和生活消费中去。每四年的一个“时间点”，人民取得了作选择题的权力，而选择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财团和利益集团的巨大影响，无论是两党、三党还是多党都掩盖不了资产阶级利用民主制造假象的高明手段。于是资本阶级不再惧怕民主，而是变得激情拥抱民主，因为民主履行了为资产阶级合法化统治国家的权力，赋予了人民治理国家的假象，大幅度降低了社会的阶级冲突和对现存制度合法性的质疑，因此民主制度最后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化的根基，这是资产阶级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所始料未及的。
这其间的关键在于，社会精英集团发觉了人民和民意是可以被计算、精算和精密操纵的，人民的政治热情是有限的，在满足了形式上的投票权后大多数民众都会恢复到日常生活的平静中去，而少数对政治超级感兴趣的民众则可以被吸纳到政党政治的事务中去，因此民主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但不再是一个可怕的制度模式，反而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这的确是历史的悖论。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18:05:45
这一点倒是恩格斯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通过议会的和平斗争和选举权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的，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会操纵政治选举的进程，会通过各种手段塑造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环境，因此形式上的民主反而可能消解资本主义内部的反抗和对社会制度的批判。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开始给予民众的选举权到今天，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无数选举，但是共产党或是社会主义政党从来没有可能选举执政。即使是西欧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执政，也只能是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社会改良，建立现代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缓和国内矛盾，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不损害甚至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完成的。因为无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全国选举，都必须依赖于背后财团对于竞选经费的支持，而所谓自由媒体又是受到市场消费和背后财阀利益的刚性制约，因此期待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选举出社会主义政府那无异于是天方夜谭。
西方的竞争性多党民主制度从其根源上来说，追求的是数量上的求和，而不是矢量上的求和（参见王立雄的观点），主要是将社会大众民意进行简单数量叠加来构成社会的“数量型民意”和所谓“多数民意”。而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本质又决定了数量型求和与多数民意是被社会精英制造的舆论所操纵的，而社会精英从本质上又是同资本精英紧密相连的，因此最终社会大众的数量型求和反映的很可能不是人民真正的意志，而只是民众在资本、媒体和精英的诱导下做出被动简单的“是与不是”的回应而已，最终达到的效果是数量型求和，也就是通过所谓公共民意来实施社会精英集团本身的意志（王力雄 1998）。
比如我们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看到的是美国多数民意支持战争，而世界各国的多数民意都是反对战争的，而在这里美国的民意并非表明多数民众支持战争，而是一种在社会精英操纵下的简单数量求和。孤立地询问美国民众：你是否反对恐怖主义，支持伊拉克战争、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大多数美国民众在面对这样的选项是会支持国家发动战争的。但是如果问题被设计成这样，你是否愿意美国采取暴力措施去夺取伊拉克的油源？估计遇到这样的问题多数民众就不会支持战争了。如果问题设计成为：你是否赞同一场战争，导致伊拉克平民血流成河，并导致美国数千士兵丧生于两河？估计这时候就不会有美国民众支持战争了。
这里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站在军火商和石油寡头集团一边，通过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隐蔽问题的不同层面，或是将问题的根本实质隐形化，将问题的表象和虚假的一面显性化，让问题的设计可以诱导大众进行简单数量叠加和数量求和，来达到数量叠加带来的所谓多数民意，从而通过民主来支持“合法化”的战争。因此通过诱导产生的民意远远可能带来比专制更为可怕的后果，因为数量求和带来的多数民意往往可以使得精英阶层堂而皇之地发动一场合法化的、（所谓）民众授权的军事侵略和暴力屠杀。
比如“一战”前，各个实行竞争性选举制的民主国家的民众都极力支持战争，这是我们看到的表象“民意”，是数量型求和，而很可能不是真实民意，不是真正的人民意志的矢量求和。其实深入到“一战”前的英国，法国或是德国，人民最关注的还是和平安宁的生活，人民之间从本质上并不关心而且反对资本争夺世界市场的霸权而带来的血腥战争，但是通过社会政治精英配合资本利益进行的民意诱导，于是人民把这些战争理解成为“民族间的战争”或是“生存空间的战争”，于是数量求和下的人民成为资本集团诱导下的百万炮灰。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任何政体的国家，包括在民主制的国家中，精英实行的始终是思想审查的方式，我们能看到的，被大众理解认知和把握认识的，始终是社会政治精英和资本利益集团愿意让大众看到的，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侧面，是众多层面的一个单层面，一个高度被扭曲的多棱体的一个单向侧面，而一般的民众就会按照精英制定的议程和选项去思考和作被动的选择，而很难深刻地进行反省式思考，是否有其它侧面我没有看到？是否我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微小的微不足道的部分，而剩下没有看到的部分足以颠覆整个事件的架构？
由于涉及的反恐战争和领导人选举的议题都是超出普通民众经验范围的事件，因此普通民众得到关于这些宏大事件、超出生活范围事件的信息永远是不完全的，而普通民众也没有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对这些超出经验范围和日常生活的事件作出全面了解和全面判断，因此精英对事件的解释和分析就是不可避免的，民众往往是通过精英的意见来被动地获得信息形成自己的判断，因此信息的选择、剪辑、编辑和审查是必然的。资本主义制度指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新闻控制和审查，其实是非常单面的指控，西方的民主体系才是最佳的实现了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更好地维护了资本精英和社会政治精英的利益。通过精英对信息的审查和操纵，从而高明而又巧妙地实现数量求和，可以极大程度地“固化”资本利益集团控制国家的本质，弱化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可以消解大众的反省思考意识，人们下意识地认为我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因此我们的观点始终是全面和正确的，这实际上弱化了人民的判断能力，经年日久，就容易形成民主制度下的洗脑现象。资本主义的竞争型民主告诉人们一个真理：登台表演的永远是少数，控制新闻信息来源的也永远是少数，而背后操纵大众的还是少数，为了让一个少数人的团体合法地统治大多数，于是民主游戏就产生了。 资本主义的本质永远是，为了10个人统治10000人，需要一套高明的现代统治术，而竞争民主体制恰恰是通过一套复杂的程序来加深了10人的统治，同时又使得10000人在心理上获得满足。
如果按照某些右派知识分子的观点，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终结历史的最完美的模式，那么又何来震撼全球的经济危机呢？为什么一个民主的体系却无法阻止内部制度化的腐败呢？为什么银行家可以绑架一个完美无缺的民主制度而将世界带入灾难呢？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和探讨。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0:07:39
III 后民主时代的来临和西方民主的衰落
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 • 达尔曾经提出了西方民主并非是真正的“人民执政”，而是一种社会精英竞争和妥协下的“多头政治”，或可称为“多元政治”和“多元民主体制”(Polyarchy) ，也就是说，西方民主体现的是一种代议制政体。这样的看法比较接近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质和本质，在学术界达尔的关于民主的理念也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Dahl 1971, 1989）。
西方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发展出来的政治参与制度，从其根源来说，是社会大众能否通过大众参与的制度来节制资本的问题，而最终发展出来的社会妥协和社会契约是资产阶级接受了这样一种政治博弈的结果，开始进入资本和社会精英共谋操纵民意的阶段。当然民主体制本身一旦发展出来，也带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功能，比如通过大众的选票可以迫使资产阶级让步，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条件，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和政治待遇，同时通过形势上的民主解决了民众政治参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化问题。因此民主制度从功能上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节制了资本，促进了大众消费社会和福利社会的产生，促进了社会一些功能系统非商品化的发展，节制了资本的专断性和任意性，资本的力量不能再像工业化初期那样无法无天、肆无忌惮。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0:09:03
然而形势上的多头政治远远不是真正的民主体制，人民完全没有真正管理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政治权力只是交替地在资本精英推选出的代理人——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之间不断转换，人们获得了“划选项”和“钩叉选题”的权力，而选项的设定和题目的设计是牢牢掌握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中。具体说来，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任何一名政治家，离开了大企业和大财团的政治捐献，离开了精英媒体的精心包装和精心设计，离开了巨型的选战广告设计和形象策划，那么就永远不可能赢得一场选战。
而即使是表面上的资本的退让和福利国家的建立都在过去三十年时间发生了巨变。如果说资本势力在战后还一度进行社会妥协，同意让利出来支持福利国家的建立的话，那么1980年代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执政，右派政党开始对福利国家进行了一场总体清算，工会和工人的权力被限制，福利项目被削减，工资被尽量压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浪潮扩散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本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任意流动，寻找廉价的生产基地来获取超额利润。西方国家内部跨国企业的崛起和资本力量的迅速扩张，以及伴随而来的劳工权力萎缩，使得二战后相对文明和谐的西方社会历经了商品化的浪潮，除了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准公共产品的商业化以外，一些新自由主义思想激进的国家甚至将国家部分公共权力商业化，比如铁路私营化，基础设施私营化，法院私营化和监狱私营化等。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感慨国家公权过大的同时，西方却在经历着跨国企业垄断巨头和商业巨无霸的飞速崛起，一股19世纪曼彻斯特野蛮资本主义的浪潮在苏联解体和老对手消失后，开始恢复了本来的面目，资本主义经历了强大的“回潮”现象，资本权力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消蚀和侵犯逐渐破坏了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内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0:10:48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英国学者Colin Crouch提出了“后民主”阶段的观点。“后民主”如同“后工业化社会”、“后美国时代”等概念一样，描述的是一个制度演化的不同阶段。当某一事物尚未成熟，出现了某种制度的苗头，我们可以称其为前X阶段（例如“前工业化”阶段），而当某一制度的特征出现了明显的制度表象的时候，制度的特征开始进入到繁荣兴盛的阶段，我们可以称其为某阶段 （例如工业化阶段），而当某一制度的特征已经出现了与其兴盛阶段相背离的新特征时，我们可以称其为后X阶段（比如“后工业化”阶段）。而后民主阶段指的正是这样一个阶段，民主的一切过去制度特征都出现衰退的征兆，西方国家内部，人民普遍对民主选举冷淡和冷感，人民的政治热情大幅度降低，而商业利益、财团利益和游说集团的利益与媒体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联结形成社会固化结构，因此选举和政治的参与已经出现了超级形式化和选秀化的特征，而资本控制国家权力的情况出现了强化的特征，在过去时代形成的社会福利国家则相应地弱化。资本和精英集团对公共议题和日程的操纵日益精巧和高明，公共社会讨论呈现“做秀”的特征，民众只是按照职业化的专业团体的预案来讨论预先提供的可能性，而背后体现的仅仅是利益集团、资本集团和游说集团的利益。人民只是被动地或是冷漠麻木地就一切预定好的选项进行简单的表态，而背后的政治决策却是闭门决策，政治家对政策的决定充分体现资本集团的利益 （Crouch 2008, 2004）。
比较具有典型代表的是美国和意大利的民主。在美国，总统选举越来越成为一场明星party，选举的实质内容越来越不重要，两大政党的政见也越来越趋同，而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对议院的影响和操纵却成为制度显性化的特征。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单独贿赂议员是违反法律的，但是通过游说公司来影响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政策走向则是合法的。这导致了美国选举和政治生活高度商品化的制度腐败现象，往往是财团和利益集团通过游说集团影响了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 而意大利却出现了独特的“贝卢斯科尼现象”，也就是一个家族，即贝卢斯科尼家族，同时拥有全国性的商业公司、金融机构、全国性媒体与地方媒体、足球场、赌场、电影院等，甚至贝氏家族对于最高法院的构成都具有深度影响。在这样的高度“反功能分化”的体制中，资本的实力超额垄断了社会各个领域，使得社会各个功能领域都出现了商品化和资本化的现象，资本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从而可能将全国的媒体、体育、司法等吸入到一个统一的资本势力之下，使得整个国家宛如一个超级巨型公司。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0:12:34
在后民主阶段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资本开始放弃了过去的收敛和对社会契约的承诺，转而寻求一种无限的“资本权力”和“资本独裁”，各个社会功能系统出现了功能缩限的现象，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出现了社会各个次级系统的资本化、产业化和商品化的现象。
显而易见，西方的竞争性民主制度不仅在全世界遇到了挫折，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制度本身已经进入了腐败和衰朽期。人们往往很轻易地可以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危害和腐败，却很难认识到民主制度本身也会走向腐败，任何一种万年长存的人类制度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很少有人认识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在阻碍西方本身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
一是资本逐步返回国家权力领域控制国家的权力运作，既有可能促进国家长远的发展，也可能阻碍国家长远的发展。当资本的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一致的时候，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表现的就可能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当资本的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不一致或是相悖的时候，西方的制度就可以反向制约国家整体的发展，并有可能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
二是由于资本利益的短期性与私人性和国家利益的长期性和社会利益的综合性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运作逐步与资本“结构耦合”，导致职业政客被迫从短期利益出发来迎合资本的利益。政治决策出现短线化和短视操作的状况，国家公共权力的公司化导致国家很难从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全社会的战略发展。同时资本投资者也就是大财团和利益集团需要政治家兑现短期收益，在一个国家功能日益“私利化”的社会里，政治运作按照四年一期的短期操作是最大的理性行为，而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说却可能是巨大的非理性行为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1:06:09
三， 由于资本逐步渗透到国家的政治运作和政党政治中，资本利益集团乐意看到政党的碎片化，尤其是乐意促进左派政党的破碎化，同时资本力量力求削弱工会等组织能量以防止与资本相对的力量按组织化原则集中起来，因此资本寻求的是政党制度的分裂和越来越多的政党的产生。资本擅长的是分割战术，通过分割政党党派和社会团体达到社会组织的离心化和离散化。早期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资方斗争的局面越来越不可能在后工业化和后民主时代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被巨型的资本利益集团引导分割得日益支离破碎。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1:08:54
四，资本独裁要求的是社会的非组织化和左派政党组织能量的下降，而人民对民主的失望和冷感更加符合资本的需求。在一个政治需求和组织能力普遍下降的社会，社会也越来越具有离心力，社会的整合能力也越来越弱。社会组织能力的下降导致西方国家越来越不具有能力整合资源来为国家谋求战略性的发展和国家长远的发展。
五是传统由国家担负的整合功能在资本的侵蚀下受到损害，而除了国家之外很难找到能够具有整合全社会的政治力量。资本处心积虑地削弱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管理结构，同时尽其所能商品化一切本来属于国家基本功能的领域。这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管理能力的大幅度下降和社会组织程度的大幅度衰退。而这一切在激烈的21世纪民族国家的竞争和角逐中都是致命的。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1:12:05
六是一切以短线政治选举为操作取向的竞争式政党政治无法真正将国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多党竞争制度的悖论不仅在于决策效能的低下短视和政党恶斗，更严重的是社会层面的任何议题在多党竞争政治的讨论和操作中都会成为权争的代名词。这就是说，民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永远都是让位于党派之间的权争。一个重大的社会议题，无论其如何符合国家利益和民众长远利益，反对党都将竭力杯葛，而一旦执政党和反对党位置对调轮换，那么今天反对的明天就可能赞成，今天赞成的明天就可能反对。 在无限制的政党分割斗争中，社会逐渐失去了长远规划和对战略利益的把握，也失去了宏观层面规划长远方略的能力，导致社会对抗的无限制升级。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1:13:31
七是多党制的分割导致了对社会团体本身的分割，西方的竞争民主制度日益将社会人为的分割成为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和情感共同体，这导致了民众对于整体国家认同感的下降，和对社会分割集团的认同感的上升。而这一切的后果就是社会日益的分裂和冲突的加剧。
八是国家利益的弱化和资本利益的强化使得未来西方国家在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个削弱国家能力和日益公司化的国家是很难动员全社会的组织能量来实现现代化的超越和突破的。面对中国模式的强速崛起，西方的制度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前夜。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1:33:38
当然西方的竞争民主制也有防止独裁政治和政治监督的功能，但是在后民主时代，西方的竞争民主制度的负面意义已经越来越大于其初始的正面意义，西方竞争式民主制度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恶果，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本身也已经到了弊端高度积累的阶段。可惜的是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民主制度的锁定，即使部分西方人士开始认识到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是弊大于利，但是民主制度的神圣化和对初始制度的依赖性发展已经使得西方社会失去了制度更新的可能。我们要问的是，是否有一种制度，能够既防止独裁和终身制以及封建皇权制度带来的弊病，又同时能够避开西方竞争民主制度中资本锁定社会发展道路的弊病，实现后民主时代的全面制度创新呢？是否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和独裁”，而是另外一种新的制度模式呢？这里需要人们思想的开放和多元，反对的是思想的专横和霸道，人们必须学会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了解其他国家发展的模式，寻找未来人类新型的制度模式。在这里中国发展的模式将是21世纪最受瞩目的新政治模式。
世界不能再靠西方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美国、后西方和后民主的时代，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模式，这时候，中国模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将是下一篇将要讨论的话题。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1:34:41
文献参考
1. 王力雄 (1998) 《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香港，明镜出版社。
2. Crouch, Colin (2008)：Postdemokratie，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译自英文版本2004）
3. Dahl, Robert A. (1989)：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Dahl, Robert A.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5. Huntington, Samuel P. (1992),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1:40:07
《中国模式一》已经转载完，明天将继续转载《中国模式二》。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1:46:13
另外我还开设了自己的博客，欢迎大家到我的博客上来讨论。 刘涛凤凰网博客 http://blog.ifeng.com/2512125.html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1:49:11
新浪网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iutdeboke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2:57:28
多谢“九月自由呼吸”网友，欢迎你参与我们的讨论。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3:02:37
另外我的博客上转载了一篇《俞可平谈中国模式》，非常值得借鉴。http://blog.ifeng.com/article/4297301.html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8 23:16:52
另外崛起策的全版也可以在天涯国观上阅读到，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32501.shtml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00:06:13
中国模式二 为什么中国民主模式能超越西方？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12:57
第二篇 为什么中国民主模式能超越西方？
I 代议制民主和参与民主
进入后民主时代以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日渐累积（Crouch 2004）：一方面，以选举制和代议制为导向的民主严重缩限了民主的本来含义，民主逐渐成为对多数民意数量叠加的“数量型求和民主”，人民从本质意义上并没有参加国家管理，只是在时间维度上获得了四年一度的有限选择权，这导致了人民只是在被动地随着精英的指挥棒而对“是”与“不是”或是对选题ABC进行抉择；另外一方面，财团和利益集团以及无孔不入的游说公司使得西方民主开始出现“公司化”、“商业化”和“选秀化”的现象，民主越来越成为资本精英和社会政治精英共谋的一种超级表演活动。而以竞争和冲突为导向的多党民主制迫使社会付出高额的冲突成本，任何社会政治议题都被编码成为执政党和在野党权力斗争的工具，在制度设定的冲突中，人类天性中的“恶”和对权力的追逐冲动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一过程中唯一可能被牺牲的恰恰是长远的国家利益。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18:01
为了弥补西方代议制和竞争民主制度本身带来的重大缺陷和弊端，西方的一些研究民主的政治学学者如佩罗曼、吉登斯和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开始提出新的民主模式：
第一是参与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强调公民的参与公共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公民不再仅仅停留在选民的角度，也不再定位于政府的顾客，相反，公民积极地参与对社会政治事务的讨论、探讨、咨询和协商，并在积极的参与过程中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里参与式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参与式民主需要的是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更注重共同对话、共同讨论、共同协调和共同协商，而公民不再是被动地被要求就某项议题进行简单的选择，公民的意见作为社会的意见被吸纳进入社会政治的决策范围之中。公民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参与的社会民主进程中学习民主、使用民主，培育了理性的公民精神。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20:20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古典社会学家米德和涂尔干对语言的社会作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新民主模式——协商民主的重要概念。哈贝马斯将生活中人们的行动划分成为“目的行动”和“交往行动”两个类别，当我们的言说谋求的是某种目的性的效果和着重于所达到的利益，那么我们的行动就是目的行动。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交往过程中以相互的理解、相互交流和相互沟通为取向的行动就是交往行动。 在目的行动中，人的语言要达到的是“以言取效”（prelocutionary)的效果，也就是言语和话语不是以交谈本身的内容为中心，而是侧重于言语后面带来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效果。在交往行动中，人们的交谈和语言要达到的是“以言表意”（illocutionary）的 效果，也就是人们的交谈要达到谈话者之间相互理解和了解，有助于达成相互间的共识。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23:39
在“以言表意”的行为中，我们在谈话过程中可能分别或是同时涉及到外在的自然（客观世界），内在的自然（主观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社会世界）。哈贝马斯认为，在我们言谈的过程中，言说者和听众都会以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为参照系，然后对言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也就是说，言说者在探讨某个话题时，必须就话题的有效性进行证明。当听者质疑其有效性时，言说者必须为自己的言论的有效性进行辩护。在针对客观世界的维度，言说者的语言必须满足真实性的要求，他的言论必须是符合客观世界现实的，而不能是谎言；在面对主观世界的维度的时候，言说者的言论必须满足真诚性的要求，也就是言说者是从话题本身的重要性来探讨某一个议题的，因此言论必须真诚反映发言人的内在情感；在面对社会世界的维度，言论必须符合社会的规范和人们普遍遵守的社会道德和社会契约。比如一名中国人大代表呼吁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以及保护农民工的权利，就客观世界而言，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社会问题，就主观世界而言，人大代表是在就事论事，真诚表达自己的愿望，就社会世界而言，他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期待和社会的价值规范，以及人民普遍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同情（Habermas 1981a, 1981b)。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37:27
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社会性的语言，而“以言表意”的语言则是人们在生活世界交往沟通的基础。一旦两个人或是多个人或是多个社会团体开始交流，只有在满足了对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有效性的要求之后人们才能真正面对议题就事论事地进行理性的沟通、对话、讨论和协商。人与人之间的话语民主和理性交流是现代社会取得共识、实行参与式社会民主和社会协商的基本条件。
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对西方竞争性和冲突性民主的弊端提供理论视角的充分解释：在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中，制度的设定就是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冲突和竞争，是各个社会团体的竞争。从各个社会团体就事关“切身利益”（私利）的事件进行处理的时候，的确相互的互动模式带有“争竞”的性质，但是理性的“社会协商”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房地产商拆迁同居民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那么双方就拆迁的补偿进行谈判带有“博弈和争竞”的特性，但是也带有“社会协商”的特性，但是在事关社会公共事务、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战略的事务上，如果各个党派只是着眼于“以言取效”，也就是通过辩论和探讨来谋求权力，打击对方，拖延对方的政策实施，尽其可能地通过言语辩论使选民朝向有利于自己党派认同度方向移动，那么这样的目的行动显然违背了“以言表意”的语言社会化和社会协商的功能。在生活世界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两人对话时，如果一方总是设法阻击、阻挠或是恶性质疑干扰对方的发言，而且对方的每句发言都被阻击，那么这样的对话是无法持续三轮以上的。双方的谈话很快终结，无法进行理性协商，当然也就无法达成任何共识。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42:30
虽然在候选人的竞选上的确带有“竞争”的基本特性，但是一旦“竞争”和“冲突”设定成为党派政治的基本出发点，民主政治参与的原义就可能走向反面。由于西方的竞争性民主制度将任何议题都转化成为打击对方、提高己方选民支持度的夺权操作，这就导致了持续地将议题进行目的化和工具化，持续对议题的公共性进行权力斗争的编码，同时持续地切割社会不同团体的认同，这样不仅有损于就国家根本利益和战略利益进行协商，同时有损于决策的理性和效率性。即使政党在选民的巨大压力下勉为其难地达成某个最低限度的协议，也可能是大大拖延了理性决策的时间，造成某项早就应该达成的动议的迟滞化的发展，从而影响到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44:51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非理性还不在于竞争制度的安排上的缺陷，其最大的弊端还是在于资本对各个社会领域的渗透和控制，当资本节制了国家政治、学术、教育、医疗等社会各个功能系统的时候，那么这样的社会很难成为真正的社会各个次系统独立有效运作的功能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微观的角度来看，当今的西方社会显然要比中国社会更加成熟现代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的制约上面，的确做得要比我们好。至少在微观层面，权力直接地干涉司法、学术研究和教育等是非常罕见的，社会各个次系统的确呈现出功能相对独立和相对自治的基本特点。因此我们必须学习西方社会对权力的控制和约束，这是我们本身制度建设中的中心和难点。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宏观层面却永远无法消解自身的根本矛盾，那就是资本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资本对全社会的无声的渗透以及资本对国家政治权力的操纵。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部分有效地节制政治权力，但是无法有效地节制资本，而且尤其严重的是银行和金融资本可能节制了国家权力，使得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锁定在资本力量设计的方向上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金融银行集团和军产复合体绑架国家，意大利出现民主腐败的“贝卢斯科尼”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从国家权力节制资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具有巨大的优势，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完成的节制银行家和金融寡头，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轻易完成，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国家的政权没有被资本节制。这是中国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根本区别。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47:09
哈贝马斯显然也非常深刻地察觉到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根本的、而且无法逆转的矛盾。本来生活世界的话语和言说，社会的公共讨论，国家的公共决策应该是“以言表意”的，但是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社会生活和国家权力的节制和统御，那么真诚的讨论就必然会变质成为“以言取效”的伪装议题，由于资本势力的强大，话语在金钱和权力的影响下成为贬值的、被操纵的话语，社会公共讨论在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成为商品化的讨论，政治家的公开辩论成为利益和游说集团操纵下的资本化的讨论，议会对国事的辩论也涂上了浓重的商品和资本的色彩。甚至人们生活中的观点和消费意愿等都受到无孔不入的商业化的影响，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西方社会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观点（Habermas1981b），其实不仅仅是生活世界被资本和金钱殖民化，在任何理性的社会政治话题背后都存在着资本“殖民化”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讨论关于气候变暖或是保护全球环境，看似“以言表意”的真诚性话题背后隐藏的却是工业界、商业界和新能源企业的巨大利润竞争，而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质疑性讨论很可能也不是“以言表意”，而只是反映了石油商和军火商的基本利益，在这些利益集团的操纵下，任何社会议题都失去了“以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和对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真诚性探讨。再举一个例子，猪流感流行期间，西方国家政府推动的猪流感疫苗在许多国家都进展缓慢，民众颇为抵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民众担心这其中体现的仅仅是药品商和医药财团的根本利益。在一个资本力量渗透一切甚至是国家权力的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因为任何“以言表意”的讨论都会被人民天然质疑成为“以言取效”的行为，其根源还是在于资本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殖民功能。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49:12
因此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来分析西方社会，西方的晚期民主是无法克服本身的障碍而发展为理性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西方的民主从其根源上始终没有摆脱为资本服务和为资本提供合法化的基本角色，因此看似简单的从“以言取效”到“以言表意”的嬗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下是无法完成的。人类未来民主模式的创新不能再依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必须依靠社会主义中国对民主的创新。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53:00
II 中国，一个长时间被忽略的新民主模式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54:47
其实，当我们长时间仰望西方寻求西方民主的时候，也有为数众多的西方学者或是汉学学者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探讨中国是否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民主模式，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到中国的乡村民主选举、城市社区民主、人民代表大会的新政治功能和政治协商的社会民主等。在新近出版的世界著名趋势专家——奈斯比特夫妇合著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作者提出了中国建立了纵向民主的观点，根据他们的观察，中国避免了西方横向民主带来的党派之间的恶斗，而建立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纬度的政治民主参与，从而呈现出崭新的民主模式（奈斯比特和奈斯比特2009），而其他海外学者对中国政体的先进性和新民主的讨论也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方绍伟2009）。随着西方学者或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开始掀起研究中国模式和中国民主的研究热潮，值得我们本身反思的是，为什么长时间我们对中国巨大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体制创新视而不见甚至不屑一顾？是什么阻碍了我们自己认识自己体制的进步性和创造性的活力？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1:58:22
笔者认为，在综合了西方各个现代理论流派之后（哈贝马斯，卢曼，马克思，熊彼特，吉登斯）和中国学者本身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后，我们有必要从更高的层面来梳理中国民主制度的基本制度性特征，认识到中国民主模式不同于西方竞争性和代议民主的根本特点，以及中国民主模式的优缺点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在这里将着重讨论中国新民主模式的优点，而在《大国改制》中将集中讨论中国模式中的弊端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如果我们不被意识形态和“西方制度先进”的迷雾和神话所遮蔽住自己的眼睛，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基本制度特征，同时发现中国民主模式中巨大的优势，由此带来的总结不仅应该成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体制优越性更高层面的理论认识，而且必将带来世界范围来民主政治的新型发展。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2:06:49
一： 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中国的民主政治没有被资本利益集团绑架，中国的国家权力没有被资本利益集团制约，相反，中国的政治体制将资本节制在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国家公权之下。这使得中国体制的决策性在面对西方制度的时候，具备了巨大的优势。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事关国家长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决策都会受到利益集团、超级巨型财团和跨国企业的影响，有利于社会的项目（比如新科技革命和新能源领域）被一再延迟，这些都延缓了西方社会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制度创新。而中国体制不受资本财团和金融资本集团的限制和控制，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后发性优势，而这样的优势恰恰来源于中国国家公共权力的社会化，而不似西方社会那样国家公共权力逐渐被私有化。
二： 在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中，没有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游说公司和游说集团，因此当选的人民代表和在任的政治家不存在着任何“财团利益回馈”和“金钱回报”的问题，这样从制度的根本可以避免国家公权的私权化和异化。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2:10:15
三：西方的媒体看似自由和民主，其实媒体和财团之间早就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威胁资本根本利益的媒体报道是不可能长久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生存的。西方社会内部的观察家称此现象为“资本媒体企业”和“资本媒体一体化”的现象，媒体从财源上和议题的报道上都受到背后资本财团的根本影响。在一个代议制和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中，人民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媒体，因此媒体对话语的引导和操纵就会对民意的走动和游移形成影响。因此人民的判断未必是理性的，因为人民的判断是在“资本媒体”的影响下产生的。
而中国的媒体尽管受到党和政府的管理控制，在媒体的自治和独立上还有待加强，但是中国媒体不受跨国公司、石油财团、金融财团和军火寡头的控制，这使得人民对于议题的认识能够较少地受到资本的操纵。这对于一个社会健康地就议题进行理性认知和理性判断创造了基础。
四：中国实行的是议会代表制和民主协商制相结合的民主制度，从而很好地体现了民主的“代议”和“政治协商”、“社会协商”两个方面的基本功能。由于中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不受商业集团和大财团的选举捐献和政党捐献基金的影响，因此从本质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民主是一种“非商品化”和“非资本化”的民主，这里的核心意义在于不仅防止了资本——议员共生体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耦联关系，同时严格防止了资本对国家公共权力和核心政治权力的渗透和操控。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2:14:52
五：正是因为中国的立法机关不受财阀、银行家、金融寡头、商业集团、军火商和利益游说集团的操纵，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在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分配上、民族比例的分配上更加偏向社会弱势的群体。相反，西方竞争性民主体制的选举中更多地体现的是社会精英阶层和社会精英集团的强势集团的利益，更多体现了西方社会中“弱肉强食”的特征。哪个社会团体组织的力量越强，财团背景越浓厚，就有可能实现该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国的国家公共权力正因为没有被私人财团控制，才可能真正做到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平衡社会各个群体的政治参与，对于弱势群体和弱势团体则可以通过国家公权介入的手段来实现高比例的参与民主政治。比如中国少数民族的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就超过了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在美国的两院选举中议员更多代表的是资本财团等强者的利益。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2:17:12
六：中国实行的是在一个代表全国各阶层和各民族利益并反映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主体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制度。在这里中国既吸取了前苏联“极权主义”和“全能主义”的教训，将国家公共政策的推广于理性的专家科学决策和社会各个团体的协商之下。而中国的民主制度又同时巧妙地避免了多党竞争带来的短线操作和民粹主义，也避免了无穷无尽的政党恶斗。一个以冲突和争竞为价值取向的制度带来的必定是社会观点和社会集团人为的分割和割裂，带来的是社会分化成为不可弥合的“支离破碎”的认同感，严重损害了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和社会认同感，尤其严峻的是：亚洲社会和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路径完全不同，亚洲社会更加重视社会的和谐、团结和整合，但是在盲目照搬引进了西方竞争冲突为取向的民主制度后，许多亚洲国家和社会陷入了人为的失序和分裂状态。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某些亚洲社会是一次分裂，就永久分裂，比如一向以和平和微笑而著称的泰国就面临着社会永远分裂成两大极端对立团体的危险性。事实证明，中国以社会参与和社会共识为取向的多党合作制要优越于西方的多党竞争制。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2:18:45
七：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更好地体现了哈贝马斯的“以言表意”的理论观点。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民主政治对世界民主政治的巨大贡献。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从基本制度上来说带有的是亦官亦民，半官半民的特点，既带有国家机构的性质，又同时带有非政府组织的特点，担负着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之间的重要社会整合功能。各个社会团体、不同民主党派、各个公民社会组织就社会政治议题进行协商，同时对许多立法机关和国家决策提出建言和批评，就有关公共政治议题进行充分讨论，广泛地征求意见。政治协商强调的是：立法决策前充分听取各个团体意见，理性表达各个公民团体和公民社会的观点，平衡不同利益和意见。凡事充分协商，充分提高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里的国事讨论带有理性的“以言表意”的社会语言整合和社会语言民主的功能，防止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以言取效”的弊端，有效地防止了生活世界和社会公共议题被资本财团势力殖民化，促进了公民的民主参与。
八：在中国，互联网正在发挥参与民主的巨大社会功能。比如国家就新医改的方案在网络上征求到的改革意见达5000多条，网民就制度设计、药品价格、公共卫生等发出评论意见，就医改方案本身踊跃提出批评，许多批评非常尖锐和麻辣。而2008年在《劳动合同法》通过之前，国家将《劳动合同法》草案在网上公布，征求网民的意见，在一个月内得到征求的意见多达181849条，而国家根据征求的意见修改了《劳动合同法》草案近两百多处。在《物权法》通过之前也经历了同样的网络协商程序。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2:21:27
事实上证明，中国通过互联网参与现代民主生活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先例，实现了新技术对于社会民主参与的促进。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让社会民主参与和社会民主监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互联网的民主是一个虚拟空间的民主，可以更好地消除现实社会中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中权威、等级系列、精英与草根知识差距等带来的无形中对民主参与和民主发表意见的消极影响，真正促进人类精神解放意义上的“以言表意”。
当然，中国的民主体制也面临着相当多的复杂问题，比如人大代表选举既然是代表制民主，也就应该反映出真实竞选的一面，人大代表如何实现专职化，人大代表的组织和结构该如何安排，如何更加做实我们国家的立法机关等，都面临着漫长、甚至是很艰难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但是瑕不掩瑜，中国民主体制的优越性由于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痼疾，具有极大的前途，并将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以代议制民主和协商式民主共存的、非商品化的、非多党横向竞争的、而以共识和协商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新民主制度。这样的民主制度将逐渐广泛地调动公民精神以及社会管理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而公民并不被定义为政治家的顾客，就各项议题被动地发表意见和选择，而是在广义层面上参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政治管理。而网络世界的民意反映和民意征求可以跨越无数阶层和等级的障碍使得民智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草根阶层的老百姓和民间人士可以直接就中国的立法程序与决策者进行“无阶层关系”和“无等级”关系影响的平等互动，这的确是新技术手段下中国对社会民主和参与民主的巨大创新型贡献。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2:23:26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确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皇权历史的国家，在一个民主传统和根基普遍缺乏的国家，实现民主的确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要给中国时间，要看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在过去30年的飞速转变，这样的转变不仅西方人未必能看得清楚，就是我们中国人面对中国的变迁也未必能真正把握时代的潮流，我们只是下意识地借助过去的理论和经验意识来描述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巨变下，过去的概念有时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就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认真梳理中国发展的脉络。可以预见的是，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节制国家”和“资本节制民主”的基本矛盾的社会主义中国，其民主进程的广度和深度将超过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一种政体，其对民众的参与和民主精神的深刻诠释将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人类精神解放”的特质，我们必须给中国时间，来观察其后续发展。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2:25:58
文献参考
1. Habermas, Jürgen (1981a):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Erster B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 Habermas, Jürgen (1981b):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Zweiter B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3. Crouch, Colin (2008)：Postdemokratie，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译自英文版本2004）
4. 王晓升（2006）：《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方绍伟 (2009)：《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北京：新华出版社。
6. 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等主编（2007）：《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疆五家渠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7. 约翰 • 奈斯比特；多丽丝 • 奈斯比特（2009）：《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2:33:30
中国模式二已经转载完，将继续转载中国模式三.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2:59:04
多谢aaa4567网友的留言和肯定，希望你也发表自己的高见。另外欢迎将该系列的文章转发到其他各个网站，多谢了！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3:25:35
aaa4567网友太过谦了，希望批评指正。欢迎转载《中国世纪》的系列文章，另外我还开了自己的博客，也欢迎到我的凤凰网博客来参与讨论 http://blog.ifeng.com/2512125.html 。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19 23:32:55
另外希望听取网友们的意见，文章很长，读起来很费力，可能读久了眼睛都会疼。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篇发完，特别长，现在改成一小段小段的发，大家认为怎样更好? 希望听取网友们的意见。我希望将《中国世纪》以更适合网友阅读的方式转发出来。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22:29
第三篇 中国新民主模式的合法性来源 I 合法性，一个经典的政治学命题
目前，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进程逐渐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与过去单纯地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同，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过去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正面肯定中国的经济发展，部分肯定中国的社会发展，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改革往往给予否定性的负面评价。而现在有一个新趋势，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海外学者包括西方记者越来越多，一些著名的西方刊物如美国的《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等开始对中国政治体制给予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高质量的深度报告。
根据笔者的综合分析，中国确实在发展出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它的基本特点就是，中国结合了西方代议制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及协商民主等不同的民主理论，开始形成中国民主的特色。当然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还需要继续改革和发展来适应现代社会需求。 但是与西方的竞争民主政体相比较，中国有效避免了国家行政权力在总体上被资本操纵、控制的弊病，防止了资本势力对于国家公权的商品化和异化，在社会协商的民主建设中，中国社会正在构筑一种理性的社会民主参与和社会民主协调。这样的开放性协调体制促进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理性联结，实现了政策立法前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民主的参与，使得中国的立法程序开始具有了现代性的“民主参与”和“民意”的特征。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24:24
尤为可贵的是，在互联网络新技术手段的推动下，中国的决策者和立法精英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主动实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个向度的沟通，在充分咨询和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观点上，中国的立法程序通过新技术手段实现了一种“非阶层化”和“非权威化”的社会话语参与模式，促进了社会草根阶层和民间团体无约束地就立法草案和行政法规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条例、医改、房改和物价等各个领域都通过互联网络实现了开放式的参与，这对于促进话语权的平等和社会民主将起到重要作用。
总体说来，笔者非常同意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的观点，那就是中国正在实现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纵向民主，而避开了西方多党竞争制下的横向民主带来的混乱无序（奈斯比特和奈斯比特2009），而一个统一的代表全国各阶层和各民族利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稳定国家秩序的权威性政治力量，由此中国得以在稳定的基础之上形成一种多元混合式的民主模式，其民主制度几乎结合了选举制民主、社会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多种形式的民主模式，相较于西方民主，中国民主的最大优点在于有效避开了资本的控制，成为一种“非商品化”和“非资本化”的民主。与意大利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国家的公共权力没有被资本“异化”或是“殖民化”，同时中国的民主从本质上是以开放协调和共识凝聚为特征，而不是以权力冲突和权力攫取为出发点，这样可以促使中国的国家权力在民主的基础上更好地凝聚国家意志，并实现更高效的 权力决策。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西方的民主产生于资产阶级和封建专制王权的权力斗争和博弈之中，因此资本崛起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限制国家公权，促进权力监督。西方的竞争民主模式假设的是，国家是必要之恶，某种程度下专制国家是万恶之源，因此才需要各个社会团体进行竞争来形成公共权力，并在权力平衡中取得对国家公权的制约。那么中国的民主模式又为什么能够宣称一个执政党可以具有这样的权力来宣称其代表全国各阶层和各民族的利益呢？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27:00
这里的要害是合法化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执政党可以获得这样超然的权力来协调全国各个阶层的民主协商？什么因素保证一个执政党可以处于一种超然的宏观协调的位置来促进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纬度的民主参与？根据韦伯的观点，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种政体都会面临合法化来源的问题。韦伯认为，权力具有“强制”和“暴力”的性质，权力的“威吓”作用迫使人们服从，但是一个政权的统治必须保持被统治者最低限度的自愿服从和对权力最低限度的“合法性”的信仰，也就是被统治者相信统治者的权力是合法的。缺乏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仰，权力来源就不会真正得到敬畏和尊重，就不会有稳固的统治。
韦伯将合法性的来源分为三种：一是基于魅力性质基础上的合法化，也就是在一个魅力性的领袖（比如先知、预言家、宗教领袖、革命偶像、革命领袖）的感召和引领下，被统治者因其楷模榜样与出众超凡的领袖魅力而自愿跟随他；二是基于传统性质的合法化来源，比如皇权的长子继承制，或是“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等基于古老道德传统和历史传承而衍生的对于合法化的信仰，促使社会成员认可这样类型的统治；三是基于合理性质的现代理性化的合法来源，比如通过现代民主选举制度，人民信任基于章程和法规基础之上的现代官僚体系的制度，这就是民主法治产生的合法化权力来源。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29:37
在对中国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的探讨中，许多学者饶有兴致地提出中国统治模式的合法化问题。许多西方学者或是西方普通民众不断质疑中国体制没有经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那么中国体制的合法化基础究竟在哪里？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英美媒体刊登出高质量的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文章，深度认识到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合法化来源与西方的不同。
在这个议题上，中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尝试探索关于中国体制合法化来源的问题。一个非常出色的解释模式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民并不是特别重视权力的来源性问题，而是政绩合法性的问题 （试比较康晓光 1999，2005）。也就是说权力来源的渠道和权力来源的程序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不是最核心的，关键是权力是否符合天道和民心。而天道和民心最终表现在统治者是否能够顺应民意，关注民生（康晓光 2005，洪朝辉2004）。转化到现代社会，中国的这种传统依然对现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模式和思维方式产生强大的影响，中国民众普遍最关心的问题是政府的政策是否顺应民心民意、是否善待民众、是否促进人民福利和关注民生问题等。一个宣称自己是亲民的或是人民的政府，并作出具体行动提高和改善人民福祉，就能通过政绩取得民众的普遍支持，这样的政府就是具有高度合法性的政府。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32:08
学者张维为非常精确地指出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东西思维的不同甚至是对立：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人关注的是权力来源和合法化的问题，因此非常习惯以“民主——专制”的二元思维来看待世界，而西方宗教中的绝对主义和非黑即白的观点使得人们容易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这样的线性思维不仅简单了复杂化的世界，而且极容易形成“普世价值暴力输出”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凡是不符合西方世界模式的就要用外在的力量去强制改变。而东方的思维，特别是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复杂的多元和多线思维，在这样的思维中，民主的对立面不一定就是专制，专制的对立面也不一定就是民主，在民主和专制之间可能存在着大量中间地带和灰色领域，而用黑白来描述世界是简单的，甚至是危险的，其思维方式带有极权主义的特征（试比较张维为2008）。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超越“民主——专制”的二元价值对立，倾向用良政(good governance)和恶政(bad governance)来分析世界各国的政体。 而良政与恶政的划分正好暗合了东方宽容理性和多元的思维，当今世界上采取西方的多党竞争民主制的国家，可能是良政体制，比如瑞士、瑞典和挪威；也可能是恶政的国家，比如完全照搬美国体制的利比里亚、伊拉克和阿富汗。而更多的亚洲国家是采取了西方的竞争民主性体制后长时间滑落到社会严重失序和动荡、甚至社会解体的程度，比如菲律宾、泰国、蒙古、印尼、印度等，无论如何，这些国家是在远离良政，陷入了剧烈动荡和经济混乱。而没有采取西方竞争民主制的国家，既有恶政体制比如缅甸，也有良政体制，比如长期保持竞选一党制的新加坡，拥有自由和法治、但是却没有采取西方竞争民主模式的香港，开明君主制的阿联酋等（张维为2008）。
良政和恶政的划分向我们揭示了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同时各个国家根据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而产生的对权力合法化来源的不同认知，只有西方的绝对主义思维和受到西方精神控制的东方国家知识分子才会错误地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权力合法化来源——就是西方的竞争选举制。而良政和恶政的划分正好符合了中国的“实事求是”的哲学观和理想，任何一种政体和制度不是超验的偶像和宗教，任何一种制度和政体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和人民持续的认可，任何一种政体都必须最终促进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一个具有实际政绩、促进民生的治理模式才是真正的合法化良政。反之，吹得天花乱坠，带来的却是社会动乱、解体和政客操弄整个社会，人民最终是不会认可这样的制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那么简单的一句格言，但是却是世界最朴素的真理，这里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最深刻的经典，相较于西方的“输出革命和输出意识形态”的热情，中国的哲学观更加深刻阐明了合法化的道理。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34:11
笔者非常认同张维为的观点，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的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发展和治理模式 （张维为2008）。许多完全复制西方竞争民主模式、或是拒绝改革抱残守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是某些完全独裁专制的军政府国家都在过去的三十年原地踏步，甚至是不断倒退，中国在1980年代曾经大幅度落后于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按照人均生活水平甚至落后于许多非洲国家，但是过去三十年的飞速增长已经把中国带到工业化国家的门槛，其实我们距离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已经很近了。确实，我们在生活中还有很多不满，我们的体制还有太多的问题，现代化的制度构建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巨大社会工程，但是只要我们理性地判断和认识，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是每个国家在过去三十年内都具有中国那样的“幸运”：在一个强势的、面向现代化的政府富有远见和战略眼光的引导下，中国持续地、不间断地、目标一致地向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的目标进行冲刺（张维为2008）。
而无论是复制西方竞争民主制的国家，还是其他一些采取一党制的第三世界国家，或是周期摇摆于竞争选举制和军人统治的国家，甚至是通过战争被强加给竞争民主制的国家，面对中国的成功和崛起都只有望洋兴叹，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为什么偏偏是中国共产党政府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按照韦伯的观点，任何一种统治制度都会得到人民最低限度的服从和认可，为什么中国人民认可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中国政府会一代代以强势政府的姿态向现代化进行冲刺，而不是像其他强势专断的国家那样谋求一个集团的利益，而阻碍国家的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这里我们需要更深刻的解释模型和理论创新。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35:57
II 东亚的传统和中国的特殊发展路径
学术界通过细致的研究和探讨发现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现代化发展具有一些共性，那就是东亚国家的现代化主要都是由强势的威权政府推动的；台湾的现代化是由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国民党政府、南韩是由强势的军人政府、香港则是由精英主导的港英殖民政府、新加坡是由强势的一党政府（人民行动党）推动的；美国占领下的日本虽然采取了西方竞争民主制，但是穿透西方民主的表面，日本实际的治理结构还是东亚式的。日本民众普遍求稳、求和谐和社会共识的特点是自民党能够取得长达六十年的超级执政地位的根源，只是到近期日本才真正实现了民主党执政的政权更迭。
从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甚至从整个现代化进程来看，东亚的成功得益于东亚历史上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下而建立的官僚治理体系：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很早就具有儒家官僚体系的强势政府和强势国家的传统，而恰恰是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非常依赖一个理性化的官僚体系和公务员系统和理性化的社会精英集团，他们往往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这得益于儒家思想中的“社会责任”和“治国平天下”的传统。 虽然许多民众认为“为国为民”是高调，但是一旦这样的高调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和固定化的社会心理模式而植根在人们的思维意识和生活信仰里，那么这样的心理文化潜意识就必定会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和行动方式。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心理环境中，那么无论是任何个体，包括普通民众和社会政治精英都会受到这样的惯性文化的深刻影响。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42:10
多谢“我来数风流人物”网友的热心建议，感觉天涯国观还是有很多卧虎藏龙的民间高手的，该贴不求火爆，只求寻到志向理想相同的社会贤达来共同理性商谈中国崛起之伟业，如是，足矣！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43:50
从社会角度而言，东亚文化影响下的勤奋和重视教育是东亚社会能够迅速脱颖而出的根源，而特有的面子意识和羞耻感也使得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在面临落后的时候具有一种强烈的上进心，而这样的上进心和羞辱感又转化成强烈的心理动力去改变落后局面而成为强者。由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和文明优越感使中国人内心强烈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即使是在中国最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下，文明优越感还是固存于中国人心中，这种“面子文化”、“耻辱感文化”和对自身身为人类最优秀民族的心理是激发和鞭策中国人前进的强大动力。只要走进中国社会，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中国精英，无论是贩夫走卒的社会草根还是社会各界名流，中国人内心的文明优越感是中国人不服输、追赶先进、主导世界和引领人类文明的巨大精神动力。 既然自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又面临着现实生活中远远落后于西方，于是中国人的冲刺和追赶精神就被彻底激活了，不追上西方先进文明，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和强大的动能势态是不会停止的。
东亚文化中特有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有别于西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由此东西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对权力合法化的信仰。正如在上面提到的一样，西方强调的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东方特别是中国强调的是执政实绩的合法性；西方强调的是选举制度，认为一切不经选举制度的就是不合法的，而东方尤其是中国强调的是权力顺应民心民意，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要一个政府照顾民生、提高人民福祉就是一个顺应民意的合法政府；西方强调的是横向竞争和冲突产生的社会博弈的结果，而东方特别是中国强调的是社会共识和以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协商式民主和社会参与式民主。由于文化特质和历史传承的不同，单纯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强调中国必须按照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来进行改造，不仅是荒谬的，也是可笑的。
中国的成功来源于东亚文化中共有的“强势政府”、“强烈的民族意识”、“勤奋”、“重视教育”、“民族优越感和强烈的上进精神”、“人民对于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实用主义理解”、“对于政绩合法性的实用主义态度”、“以社会共识与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民主协商和社会协调能力”和“卓越的学习能力”。
除了上述从东亚、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历史传统来考察中国过去三十年的进步以外，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本身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改造创建了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中共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改造和影响使中国既具有东亚文明的共性，又能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有别于日韩港台新的现代化模式，实践也证明了这样的体制具有高效率性和卓越的动员能力。在放弃了全能主义和政治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后，中国的体制注入了现代化的因素，中国新一代政治和社会精英展现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学习和创新能力，这些又都成为中国过去三十年成功的 “特异”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来考察一下中共本身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改造。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44:58
III 中共与中国社会
中共从本身的意识形态出发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一个工农政党，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利益”，其基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努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人人平等”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幅度转变成为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党，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强调的是“实绩”和“政绩”，注重 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过去的工人阶级居于社会阶层顶峰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处于社会阶层结构底端的知识分子、曾是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工商业阶层，现在跃升为社会阶层的金字塔顶端。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被吸纳进入国家的行政体制，或是被给予优厚的待遇，成为改革开放之后获利最大的阶层。而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则相应下降。中国的政治体制通过行政吸纳政治（参见香港学者金耀基的观点），使得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成为体制决策者和参与者的一部分，这样，西方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出现的资本要求限制权力和知识分子要求民主选举的局面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政治体制开始出现了令西方观察家难以解释的“超级稳定现象”。
其实运用这里的解释模型，就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了。中国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模型以及吸收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知识精英进入行政体制的行为减少了体制外的反对力量，使反对现成体制的人士成为绝对少数，而大多数文化知识精英开始认同现成体制。“三个代表”的提出无疑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巨变，开始承认经济和资本精英的政治合法化地位。因此，中国的资本力量没有走向西方那样要求分享权力的道路，反而是积极入党，追求政治地位，并成为这个体制中稳固获利的一员。中国这种特异的行政吸纳政治和政治行政化的发展并不是个案，香港在二战以后的发展，出现了完全类似的轨迹。港英政府力求保持香港持续的经济发展，促进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自由和法治，同时拒绝给予民主选举的权力。但是港英政府懂得根据时势，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吸取华人社会中的新兴资本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参与到社会政治决策中来，从而解决了港英政府的合法化问题，促进了一个超阶级的联盟的产生，这又反过来稳固了政府的统治。 中国产生的行政吸纳政治和精英整合进入政治体制的现象，也带来了权力经济、权钱勾结、知识权力、知识经济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对社会各个子系统的功能分化和社会管理的理性化带来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这在后面的《大国改制》中笔者将详细论述。但是如果我们用中性的、理性的眼光来看代中国的发展，而不用感性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1990年代以后的治理模式也具有巨大的社会进步功能：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47:05
一是通过把精英阶层吸纳进入国家行政和政治体系扩大了中国的政治治理基础，尤其是知识精英不再追求体制外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没有能够解决的国家和知识分子之间或是紧张或是敌对的关系得到了解决。1980年代出现的知识分子引导的学潮，在1990年代后消失得无踪无影，社会动乱危险的消除有利于中国长时间、全局性的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是知识分子广泛的吸纳进入现存政治体制为社会的理性化奠定了基础。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不再是对抗、竞争和冲突的关系，而是转化成为合作、协商和讨论的社会法团主义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意见通过行政吸纳政治被广泛地吸收到社会政治的决策之中，这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精英及知识精英之间的良性互动 （参见康晓光2005，洪朝辉2004）。
三是资本精英谋求加入中国的党政体系，固然带来了“权力经济共谋”的弊端，但是民营工商企业主的政治地位的确立打消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顾虑，为中国市场经济在1990年代后掌握全球化的良机、取得重大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中国企业家可以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谋求企业做大做多的长远和稳定性发展，这始于1990年中期。 同时在中国体制下，承认了民营企业家的合法地位，同时民营资本始终在于国家政权的制约之下，这大大有别于西方资本集团间接操纵控制国家政权的局面。中国的体制虽然有利有弊，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体制既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用了资本主义的元素壮大了社会主义，同时保持着宏观体制上国家权力对资本的节制，这样，中国防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国家公共权力被资本化和异化的根本弊端。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49:44
四是社会合作主义使得协商式的民主成为可能，社会民主和公民民主的理性参与不再是以夺权或是权力角逐的方式产生，而是以一个超阶级的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主导下产生。这样社会就可以就事论事地就各项社会政治议题进行理性的协商和探讨。应该说，中国的体制变革恰好为中国的新民主模式建立了基础。
当然，19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飞速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下是在社会劳工阶层的社会权利降低的情况下取得的，工人阶层不仅政治地位与改革开放之前发生了转变，从社会经济和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工人阶层特别是农民工阶层的收入和福利增长远远低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知识精英。 劳工阶层相对权利下降与低工资低福利的基本社会结构是与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飞速融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格局相配合的。一方面中国抓住了西方跨国资本投资转移和产业重新分配的战略良机，成功地实现了13亿中国人口加入全球化浪潮。而利用全球化、外向型经济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确使得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和世界工厂，这是中国国力飞跃的转折点。另一方面来看，一个低工资、低福利、低环境保护的巨大生产市场，对外资来说的确具有空前的吸引力，使中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借助外国资本、借助全球化浪潮实现了国力的飞跃成长成为可能，但是众多劳工阶层也为这样特定的历史进程付出了巨大的低成本代价和社会代价。
因此当胡温开始执政后，中国已经历经了巨大的产业资本积累和产业效能的提升，而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就是劳工低工资和低福利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社会保障的严重缺失和内需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反过来使中国更加依赖外向型经济和对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开始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共效益和环境效益，新政府开始更加注重全体人民福祉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和发展模式由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转变的关键。中国政府在新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政策调整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开始上升转移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符合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政府从执政党的传统遗产中可以寻找到有利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文化因素。
共产党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思想曾经一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吸收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知识文化精英进入社会公共决策过程的中国面临在更高层面上的合法化问题。中共对于过去历史的联结不仅表达了一种对过去光荣历史的回忆，也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回归，而是显示了中共并不仅仅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精英政党，而是一个代表全民共同利益和全民共同福祉的超越社会阶层的政党。胡温的亲民政府和新三民主义象征着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根据社会时势的发展进行的社会调整和理念调整。从面对现实，开始提出“三个代表”，到新三民主义强调注重民生，执政党要做到的不仅是联结共产党本身的历史，而是根据时代新形势和时代进步的轨迹符合时宜地扩大了执政党的合法化基础。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51:06
我们必须看到，“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一种政治观念往往会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社会心理文化的固定结构的一部分，成为人民心中最稳定的心理期待。只有经历了胡温政府的转型，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整体信任感加强了，为什么执政党可以赢得合法化的地位和中国民意的广泛支持。 当不同年龄阶段的中国公民感觉到了执政党的为民谋福利的诚意，联想到历史上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紧密联结的传统，一种对历史的有机联结就形成了，一种广泛的信任感就产生了，一种合法化的信仰和对稳定心理的期待就在更广大的民间阶层和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强化了。社会的进化往往不是过去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更高阶段的复兴。正如文艺复兴要复兴的不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一样，而是古代文化在新时期新阶段配合新意识形态的产生而成为社会进步的加速器。同理，在民间潜移默化的文化传统“为人民服务”一旦在中国更高的现代化阶段被重新激活，就会成为一种凝聚民意和民心的思想武器，就会成为执政党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根本助益。
如果说“三个代表”使得中共成为精英党的话，胡温政府的新三民主义就使得中共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民党。历史将证明，这样的权力合法化的构建将为未来中国飞速的发展奠定一个长远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52:40
IV 寻找中国的“社会契约”
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卢梭曾经提出“社会契约”的观点，用一句简单通俗的话来解释，社会契约就是指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签署的合同，这里也可以衔接韦伯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问题：在一个社会，为什么被统治者会愿意接受统治，在封建时代人们还可以用“君权神授”和“天命”来自证合法性，而在现代社会则依赖于社会各个团体之间的“合同”和“契约”。在西方世界广为接受的概念是，依靠竞争选举制的民主制度人民和统治者达成了“社会契约”，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来源问题得到解决。让许多西方社会政治学家和理论精英难以解释和理解的是，为什么偏偏在一个没有采取西方民主制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为什么人民会安于接受共产党政府的治理，为什么19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近现代历史上罕见的“超级稳定”的现象？横向比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也得益于宏观政治局面的稳定，而实现了社会经济不中断的、长时间的全局性发展。
这一切在西方中心论者或是西方民主拜物教徒的眼中自然是难以解释的，而且因为中国模式的卓尔不群和空前成功让他们感到惴惴不安。但是如果联系中国的历史和道德传统，联系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传承，联系东方人特有的社会感、天下感和思维方式，联系一个伟大民族近150年来的屈辱历史，联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思维和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这个让无数人费尽心思无法取得答案的问题，在这里就迎刃而解了：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因此中国和西方社会的“社会契约”具有根本的不同。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54:26
这里，笔者部分认同韦伯的观点，的确，任何一种统治都必须依赖于人民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和对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信仰，中国具有本身的“社会契约”，如果过于依赖用西方的世界观来看中国，是很难看懂中国的。其实中国人民和社会各个阶层与中国政府形成了一种充分理性的“社会契约”，人民和政府是签了合同的，政府是按照人民和社会各个阶层的最大公约数和人民的福祉来治理中国的。
中国的社会契约包含了智慧的东方“民本主义”思维，非常看重政府治理的“绩效”，看重政府的实际执政效果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社会福利普遍的提高，这与西方单纯看重选举程序和选举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个单纯把政治家和人民的关系定义为政治商人和顾客（选民）的制度，政治家需要的仅仅是四年一度的选民忠诚，至于选举过后政治家是否兑现承诺，那并不重要。而在东方的社会契约中，统治者任何时刻都必须尽心、尽力、尽责地照顾人民的福祉，因此政治家面临着更大的道德动力和压力去处理好任何事件。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56:17
中国的社会契约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到人民中间去”、“军民一家”的建党传统和建军传统。中国的现代社会契约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民本”、“人民民主”和“人民利益”的基本社会元素，因此政府和人民订立的合同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定是带有民主模式的，而绝非过去家天下和封建王朝的翻版。新时代的巨大发展使得与历史的有机联结产生了传统理念在更高阶段的复兴效应，中共合法化的来源“为人民谋利益”将越来越成为对政府权力本身制约和监督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成为史无前例的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社会契约也包含着一个具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古国在经历了150年的动荡、衰落、屈辱和压迫之后，一个新时代的中国政府有能力在新的社会历史契约下带领中华民族重返世界强国和世界超级大国之列。谁具有了这样的能力，谁给予了中国凤凰涅磐的新生，谁带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谁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具有了不证自明的巨大政治合法性。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政府真正赢得了民心，真正赢得了中国人民广泛认可的合法性。
中国的社会契约还包含了顺应历史潮流，不断修正自己的改革路线，不断以开放的心态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开放胸怀，它包含了扩大社会治理基础、扩大社会理性和减少治理成本的“三个代表”，它也包含了“立党为民，执政为公”的社会契约的现代内容，它当然也包含了新三民主义在内的亲民政策。而衔接中国“民本”历史传统和中共“为人民服务”传统的亲民政策一旦在新时代得到新的复兴，就迅速转化为从外向型经济到内向型经济、从外需到内需、从单纯的GDP到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巨大转变，中国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一个阶层和一个地区的富裕，更取决于中国各个阶层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和各个地区的协同发展，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最大的现代化工程，深深包含在中国的社会契约中。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57:50
中国的社会契约还包含了强大的现代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少受到财阀和资本利益集团羁绊的政府，可以在科学考察了国家整体利益后实现高速飞跃的跨阶段发展，这些只有在一个社会化的政府和一个理性为民的社会契约中才能完成。
中国的社会契约——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订立的社会合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模式是全球最成功的治理模式，我们看到许多国家也是一党制，但是却是专制独裁剥削民众、竭泽而渔地压榨老百姓，一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向现代化的任何进步，反而出现了反现代化的倒退现象；一些国家完全模仿、复制西方的竞争民主制度， 不仅画虎不成反类犬，损害了自己国家独有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传统，该学的没学到，民粹主义和政治暴力倒是此起彼伏；而一些固步自封不愿意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处于世界边缘化的地位；而一些一直采取民主的国家比如印度仍然被无孔不入的封建种姓制度、宗教的障碍和空前的腐败失序所折磨；最早模仿美国民主模式的菲律宾现在成为政治暗杀的世界大国，自1986以来已有近千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遭到暗杀。 为什么中国那么成功，根本就在于我们逐渐建立了一种衔接现代世界、同时又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的中国社会契约，在这个契约里执政者的权力是高效现代的，但是却同时受到民众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制约。这是我们在未来推广中国模式中必须向其他后进国家声明的。
中国的新社会契约是与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紧密相连的，其既避开了西方横向竞争冲突性民主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失序，又避免了传统的终身制和独裁专制；既发挥了现代民主参与、协商和理性的“以言表意”的精神，又限制了资本商品化对民主政治无孔不入的操纵；既循序渐进地扩大了理性的公民精神和扩大了公民社会的自治，又有效地防止了煽动和民粹主义。未来的中国，在处理好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立法治国家，处理好各个社会子系统的功能分化的关系之后，一定可以创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政治治理模式。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0:58:50
文献参考
1. 马克斯 • 韦伯 （1998)：《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林荣远译）。
2. Rousseau, J. –J. (1968)：The Social Contract. Harmondsworth : Penguin
3. 王力雄（1998）：《溶解权力》，香港：明镜出版社。
4. 康晓光（2005）：《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
5. 康晓光（1999）：《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6. 洪朝辉（2004）：《“中国特殊论”与中国发展的路径》，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总85期）。
7. 戴维 • 赫尔德（2008）：《民主的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由燕继荣等译）。
作者： 刘涛，社会学者，著有《中国崛起策》和《头等强国》，本文属于网络书籍《中国世纪》第五章中国模式的文章。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1:31:54
孤舟，是你，握手！我准备在下周一重新更新我的博客，继续转载你的文章，还有就是我可能发表一些小短文，是评论时事的文章，为我们五月份的《大国新政》热热身。太高兴在这里看到你的帖子了！
作者：asd1210 回复日期：2010-02-20 21:34:39
孤舟兄，春节休息得好吧！我们也沉寂了一个星期，正好休息一下，现在重新开始。我星期一会更新博客，明天可能不来学校发新贴了，星期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