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国外包工程的发展，正如国内高铁上奔驰的快车，让外国看客既羡慕又质疑。作为乘客的我们，虽有自豪之意，但亦感觉到了途中颠簸的忐忑之情。”--------天津大学教授工程管理张水波
从中海外波兰折戟看中国海外工程得与失
从今年春天的利比亚万人大撤离，到最近曝出的沙特和波兰中国工程出现巨亏，再到不时见诸媒体的中国海外工程竣工典礼，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建造”正和“中国制造”一样，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的另一张名片。
在今天的非洲、中东、拉美乃至欧美市场，大批中国工程队正安营扎寨。在他们的汗水努力下，大批的样板工程、民生工程拔地而起。良好的工程质量，相对低廉的建安成本，赢得了所在国各方的交口称赞，也为“中国建造”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但不容否认的是，在掌声和鲜花中，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也次第显露：在不少地方，中国工程出现亏损，乃至巨额亏损事件迭有发生；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三角关系上，部分工程只能顾一顾二，而无法三者兼顾，从而引发诸多纠纷。
入欧第一工程折戟波兰
6月27日，国资委网站公布的两份重磅文件——《央企境外资产监管办法》和《央企境外产权管理办法》，引发各界对国企“走出去”的大讨论。文件出台的时机直接让人与最近我国外包工程的不佳业绩挂起钩来。而处于风口浪尖的，无疑是刚刚在波兰失手的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海外）。
6月13日，波兰高速公路管理局突然宣布，解除与中海外签署的工程承包协议，并可能向后者索取7.41亿波兰兹罗提（约合17.51亿元人民币）的赔偿和罚款，同时禁止中海外3年内参与波兰的公开招标。
这是去年中铁建在沙特轻轨项目上亏损41.53亿元以来，又一宗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中企境外投资失利事件。
作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铁）旗下专门从事国际工程承包全资子公司的中海外，承包的波兰A2高速公路（华沙至德国边境高速公路的一个50公里路段）是波兰为迎接2012年6月与乌克兰联办欧洲足球杯而兴建的最高等级基础设施。对中国工程企业来说，这更是一种突破：该工程不仅是中国首个成功进军欧洲的大型工程，也是中国公司在波兰中标合同进而最高的项目。
然而，合同从签署到终止，仅仅只用了一年半，而离最终交工还有很长距离。当地媒体称，工程被迫终止，根本原因是中海外波兰公司资金紧张，不能及时支付当地供应商货款，从而导致供货停止。
但中海外则认为，当地供应商趁机抬价，造成成本大大高出预算，无法继续建设。
双方各执一词。最后，中海外决定终止工程，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继续赔本施工。据中海外一位内部人士介绍，如果现在终止合同，公司将赔1亿美元罚款，但如果继续施工，赔的钱将远远超出1亿美元。
而在熟悉波兰基建市场的人士看来，缺乏充分的调查评估，是中海外这次出师不利的重要原因。
早在2009年9月工程招标时，中海外就遭遇了非议。该公司与上海建工等中国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提出的竞标价仅为4.4亿美元，几乎比其它公司的报价低一半，连波兰政府预算的28亿兹罗提（约合10亿美元）的一半都不到。
然而，以中方联合承包体派出的工作组对A2高速公路进行的盈利估算显示，若按期完成工程共需投入资金7.86亿美元，预计收回合同款3.91亿美元，相比4.72亿美元的合同总价将亏损3.95亿美元。
根据波兰华人资讯网的分析，巨额亏损的原因，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国实行“量化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导致国际市场的大宗货物价格飞涨，远超过合同估算的上限；二是波兰迎来30多年首个基础设施建设高潮，4条高速公路同时开建，这种“叠加效应”导致原材料购置出现极大困难，市价成倍上涨。仅土方填料一项，实际采购价格就比投标报价时涨了4倍。
中海外原本希望以此项目作为“敲门砖”，在该地区招揽更多业务，不料很快就出现了财务问题，直至5月18日停工。
事实上，中海外也曾试图以原材料涨价为由就合同重新谈判，但并未如愿。事发之时还在法国访问的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巴黎发表强硬表态，称“政府的态度没有妥协……要么是把活干好，要么是交罚款。这是在波兰必须遵守的规则。”
不过，问题归问题，工程还要继续。离2012年6月欧洲杯揭幕仅剩一年，波兰基础设施部部长采扎雷·格拉巴切克（Cezary Grabarczyk）表示，“路堤建设将继续。”有分析人士称，这透露出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
据《环球》杂志记者了解的最新消息，中海外正与16家公司洽谈，希望在7月底前重新开工，目前还有部分货款和设备租赁款未付，有关追责等问题还未提上日程。
“当世界的土木工程师”
谈到中国工程，很多人都会想到“坦赞铁路”。通过工程援助“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的那段历史，浇铸了半个世纪的中非友谊。据媒体报道，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有55万人次参与了对非洲的援建，其中牺牲的援建者达700多人，最小的仅22岁。如今在非洲绝大部分国家都能看到中国援建的公路、学校和体育场。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程开始大规模进军海外。在上世纪后20年，中国建造的项目逐渐在中东、东南亚、中部美洲等地区频频闪光，不少都成为了当地的地标。例如，中铁建在沙特麦加建造的轻轨给全世界穆斯林带来了便利，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承建的缅甸耶崖水电站被誉为“缅甸的三峡”，上海建工集团承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表演艺术中心被赞为“镶嵌在加勒比海上的一颗明珠”……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工程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工程不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是向发达的欧美地区进军。例如，上海振华重工集团将“中国建造”的标签贴上了旧金山海湾大桥。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922亿美元，同比增长18.7%；新签合同额1344亿美元，同比增长6.5%。截至当年底，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4356亿美元，签订合同额6994亿美元，新签上亿美元的项目达261个，同比增加21个。截至今年4月，我国拥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的企业达2971家。
对于中国工程“走出去”的雄心与信心，有西方媒体这样评价，“中国人渴望当世界的土木工程师”。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国工程企业的营运能力逐渐在一些国家得到肯定。
由上海实业集团联合数家中国企业在圣彼得堡共同投资建设的“波罗的海明珠”，是中国在俄罗斯首个也是最大的直接投资项目。这个集商务、居住、商业为一体的大型多功能现代化综合社区，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圣彼得堡的又一个“卫星城”。
在俄罗斯的“北方之都”、帝国时代的首都圣彼得堡，要在住建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殊非易事。“波罗的海明珠”股份公司第一副总裁李波介绍，整个项目的开发进展比计划要慢，原因之一就是刚开始时当地市民对中国企业不了解，出现了各种反对声音，甚至有人担心中国公司又要在那建“唐人街”。
但这并没有难倒中国人的智慧。为了打消当地居民的疑虑，中方设计人员专门聘请当地的设计师根据居民的习惯，对细节逐一敲定，最终设计出了他们满意的方案。当地媒体评价，“中国开发商如此细致地对待居民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在俄罗斯都是少见的。”
现在，中国公司还创造性地与其他国家及俄罗斯当地资本进行合作，进行国际联合开发。基于这样的操作，“波罗的海明珠”一期1189套住宅现已售出1001套，二期也已启动销售，业绩令当地其他开发商刮目相看。“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俄罗斯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至今还在，但这种共同开发和利益共享的模式，不仅可以规避风险，也是俄罗斯和圣彼得堡市政府乐见的。”李波说。
经过多年摸索，中国的工程管理人员开始学会根据所在国民众的脾气办事情。正如天津大学工程管理研究专家张水波教授所言，对外工程也要“因地制宜”。
如果说在过去，中国海外工程大多是配合外交，属于援助型的“政治工程”——这些工程加深了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友谊，为我国外交拓展作出了贡献，也展示了中国工程的风采，但对中国来说经济效益乏善可陈。但在过去20年，许多中国海外工程既取得了“政治效益”，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以主要由中国公司设计承建的东南亚高速公路网昆（明）曼（谷）公路为例，该公路现正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内发挥着“经济大动脉”的作用。由中方承建的有“缅甸的三峡”之称的耶崖水电站，则不仅为缅甸提升了50%的电力供应，也大大整合了我国的西南电网。
让人刮目相看的中国工程，正成为联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新纽带，因此将其称作“工程外交”一点也不为过。例如，在哥斯达黎加，该国最大报纸《民族报》评选出得该国2010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4名新闻人物中，中国援建哥国家体育场工程的项目技术组成为唯一入选的集体人物。当地媒体大量报道了每个阶段的感人事迹。哥总统钦奇利亚说“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送给哥斯达黎加最好的礼物。”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对外工程总体上增势强劲。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统计，2009年我国有54家工程企业入围“国际承包商225强”，总数居世界第一。其中，中铁建以539.9亿美元营业额超越法国万喜公司，跃身为全球最大承包商。若加上总营业额排名第二的中铁（528.7亿美元），以及海外营业额排名第13的中交建（74.8亿美元），中国工程集体创造了ENR排名史上的新纪录。
海外工程管理面临“七宗罪”
近几年，“走出去”已成为我国工程企业的一张宣传名片。然而，每一个“走出去”的脚步底下，都有不可预知的风险和困难。
虽然我国企业在探索适合自身资源禀赋、符合时代特点的“走出去”战略过程中高速前行，工程管理水平与业务能力也不断提高，但仍呈现出了诸多矛盾之处。
在张水波教授看来，矛盾首先表现在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与盈利不足。我国企业虽然承揽的一体化工程总承包项目越来越多，但比例仍低，且技术含量较低的项目占多数。因此，在一个个规模庞大的工程背后，利润率却一直是难言之隐，远低于7%的国际平均水平，类似中海外和中铁建的负面案例也时有曝出。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我国的建设技术标准目前在国际上还未被广泛接受，加上文化、语言、复合型人才缺乏等原因，我国工程企业在勘察设计、咨询等方面的国际竞争能力依然较弱，所占市场份额也较小。
2009年《工程新闻纪录》（ENR）评出的“国际承包商225强”也显示，我国企业海外营业额的比例仅为13.2%，ENR“国际工程设计公司200强”中，我国企业的比例仅为3.9%。
“二者的严重不匹配导致了企业难以承揽EPC（设计、采购、施工项目一体化）等含金量较高的一体化承包业务。”张水波指出。
其次，我国工程在海外市场往往前期开拓力度大，但后期跨国管理却跟不上，突出表现为市场意识强烈，风险意识淡薄。专家指出，埃及和利比亚局势动荡前夕，中国建筑等巨头都有大型工程在当地施工，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价与预防体系，使得局势动荡后只能被动撤离，而无法保全财产。
资料显示，2007年以来，中建、中土等13家集团在利比亚累计签署了130多亿美元承包工程合同，项目涵盖了住房、铁路、公共设施、大学城等。但如今，昔日如火如荼的建筑工地许多变成了战场。中方人员撤离后,如何保住战火下的资产成为了“心病”。
第三，我国工程企业习惯于依赖国内的劳动力，往往忽视当地的就业情况，这一做法，时常演变为新的“火药桶”。中国外包工程商会会长刁春和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指出，属地经营是过去我国工程企业从多次教训中总结出的不足，是未来急需学习的重要功课。
事实上，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中国工程及员工在海外遇袭事件，很多都与属地经营没做好，没有与当地搞好关系有关。一份《中国人海外安全报告》披露，仅2007年中国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就处理了已达3万多起领事保护案件。其中，我国石油石化企业在非洲的工程成为了危险系数最高的项目。
知情人士透露，部分中资机构和人员在海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状况并不算是良好，在投资战略上存在着目光短浅、竭泽而渔的现象，在实际商业活动中不能完全做到遵守当地法律，在当地引起反感。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魏苇就曾批评一些“走出去”的工程企业“不想投资和花费精力跟当地搞好关系”。
第四，“只埋头做事、不善于公关”也是我国外包工程的另一个“软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认为，人们看到，中国工程常常被西方媒体戴上“工程外交、政治目的”的帽子，而我们并没有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
其实，在中海外中标后，有对手曾以低价倾销为由提出投诉。尽管投诉没有下文，却给中海外在当地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而在中海外还没正式对外公布终止合同的消息之前，当地媒体便已开始大肆热炒，甚至超过了奥巴马访问波兰的关注度，然而中海外对此置若罔闻。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钢指出，舆论环境是常常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事实上，波兰交通基础设施部对一些问题的隐瞒，造成了媒体歪曲和误报，也给中国企业施工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第五，部分企业没有顾及所在地生态环境和文化差异，从而招致损失的也大有案例存在。由于各国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法律制度乃至语言不同，造成的文化冲突也成为管理者的一道难题，“跨文化管理”也成为准备“走出去”的工程企业管理人员的必修课。
早在1996年，住建开发商大连国际合作集团将“走出去”的第一站选在了拉美“林铝之国”苏里南。由于当时“走出去”的工程企业并不多，经验不足，大多是“摸石头过河”，因此项目初期中国工人和当地民众在相互经历了短暂的好奇和新鲜感之后，很快就陷入失落、焦虑甚至反感。“由于相互不够了解，加上语言障碍、沟通方式不同，导致双方误会加深。当地人起初还以为是来抢资源的。”大连国际研究人员武琼在后来的报告中写道。
据他透露，大连国际在当地聘用了几名管理人员，还招募了几十名设备操作人员和司机，但由于当地人时间观念不强，团队意识差，导致工作涣散，常常和我方人员发生冲突。“常常拌和站的料已经好了，司机的车还没到，甚至有司机拉着材料在半路上睡大觉。”他说。
第六，由于对当地市场环境研究不精，赶着上马、急于求成的中国工程，还容易陷入合同陷阱。李钢指出，想“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首先应该确保自己学会了如何与外国公司谈判和签合同这第一课，否则就不要出去。”
此外，王志乐特意提到了“合规风险”（Compliance Risks）。他认为，一个企业在国内习惯了“潜规则”，但如果到外面还按“潜规则”思维行事。“这是我们准备出海的企业需要特别注意的，否则就很危险。”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际上也加大了反商业贿赂和腐败的力度，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突然加大了《反海外腐败法》的执行力度。英国的《反贿赂法》自7月1日起生效，据说有甚于前者。这为我国在外的工程企业又加了一道“紧箍咒”。
相对于其他国家工程建设的稳扎稳打，中国海外工程走的是一条超常规发展的道路，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但也面临新的挑战。要在既有基础上取得新的超越，中国工程企业就需要加强研究，从教训中挖掘经验，探索如何经济、社会和政治效益相得益彰。
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正如张水波教授所说的，“我国外包工程的发展，正如国内高铁上奔驰的快车，让外国看客既羡慕又质疑。作为乘客的我们，虽有自豪之意，但亦感觉到了途中颠簸的忐忑之情。”（刊于《环球》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