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沉痛悼念芮沐教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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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芮沐先生逝世的讣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法学泰斗、中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奠基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芮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3月20日凌晨四时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逝世，享年103岁。
芮沐教授生于1908年7月14日，祖籍浙江吴兴。他1932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35年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回国工作。1939—1941年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教授，1941—1945年任西南联大法律系教授，后赴美国讲学。1947年归国参加革命工作，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副系主任、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他是我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学科的创始人、民法大师，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法学人才。他还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常务干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全国第一批法学博士生导师、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部条法司顾问、中国法学会顾问、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学会副会长、欧中法律协会中国法常设委员会名誉主席等职务，为我国的法学发展和法制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芮沐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1年3月24日10：30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谨此沉痛讣告。
北京大学芮沐教授治丧办公室
2011年3月20日
2011年3月21日至23日在法学院陈明楼106室设立悼念灵堂。
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同志于3月24日9:40在法学院陈明楼前乘车。
2011年3月24日14:00—16:00在法学院四合院会议室举行追思会。
欲致唁电、唁函或欲送花篮的单位或个人，请与芮沐教授治丧办公室联系：
电话：（010）62756966，62751694，62751691
传真：（010）62756542
EMAIL：daonianruimu@163.com
吴志攀：《苪先生对我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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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沐新中国经济法、国际经济法领路人
2010年6月20日 《新民晚报》
芮沐，1908年出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早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后出国留学，先后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硕士学位、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实，芮沐的本科为文学专业，因他二哥在租界被人无辜打死难以昭雪，于是到巴黎大学后改学法学专业，希望学好法律，用法律来捍卫像他二哥那样的中国人的权利。芮沐实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的梦想，他对新中国法学学科的恢复重建以及民主法治事业的促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一，在新中国法学教育方面。他在国外刻苦学习，在大陆法系重镇法国和德国分别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又于1945年至1947年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建国前，他曾执教于重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建国后他任教于北大，执教生涯近70年，在北大亲自指导了12届博士研究生，其众多学生已在不同的岗位上成为国家的重要人才。
其二，创设新中国法律数据库。还在80年代初，芮沐就敏锐地认为，建立我们自己的法律数据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他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划出资金，购置设备，让时任科研室副主任的张力行带队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法律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就是现在北大英华有限公司法律数据库的基础。这一创举对我国法学教育与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三，立法方面。1977年，芮沐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同时兼任多项政府和学术组织领导职务。
其四，在民法领域的研究以及创建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两个专业。1979年，北大法律系成立民法经济法教研室，芮沐担任主任。在芮沐带领下，北京大学于1980年获批设立经济法本科专业，同年北大设立经济法研究所，芮沐任主任。1984年，北大又获批成立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芮沐为两个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因此，芮沐可以被称为“新中国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之父”。芮沐还与其他经济法学者发起创建了“中国经济法研究会”，芮沐出任第一届研究会副会长。芮沐主要学术成果有《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经济法概述》等。
其五，学术贡献巨大。芮沐在博览多国法学原著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法学应该是实践性学科；法治必须与民主相结合；实体法必须与程序法并重；实践中应该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两个概念；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应该是具有特殊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独立法律部门等。（本栏目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供稿）
芮沐教授访谈：百年法制见证人民法大师芮沐
当课题组联系到芮沐先生的家人以后，得知芮沐先生已届百岁高龄，听力较差，无法进行直接的语言交流，在无限遗憾之际，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去探访一下芮沐先生。一方面，芮沐先生作为我国现在资历最老的法学家，如果在我们的访谈录中缺失，那将是一大不完整；另一方面，2008年7月是芮沐先生的百岁寿辰，这世上有多少人能不庸碌一生而又可经历一个世纪的沧桑呢，我们想为芮先生的百岁华诞献礼。
从北京大学的西门开始，我们一路感受着中国最高学府的那份宁静与美丽，来到了芮先生位于北大燕南园的家中。为我们开门的是芮先生的夫人周佩仪奶奶，周奶奶已经是90岁高龄，但是看上去只有70多岁的样子，而且动作利索、思维清晰，这不禁让我们感叹芮先生夫妇的健康、长寿。
一进门，我们便看到了扶着助行器的芮先生。周奶奶向我们介绍，芮先生身体健康，就是耳朵听力不好了，正常说话他都听不清楚，采访可能有些困难。因为事先我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于是便和周奶奶攀谈起了芮先生。而在我们的整个采访过程中，芮先生则一直在沙发上安静地坐着，时而跷二郎腿，时而规律地动动手指，但脸上始终保持着慈祥的微笑。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好！我们今天过来，主要想了解一些芮老师学习法律、研究法律、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生经历，我们知道，芮老师与法律结缘的一生，其实就是我们中国近现代法制与法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可以说，他的人生经历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周佩仪(以下简称“周”)：是这样的。但我恐怕讲不全面，虽然我是复旦大学（上海迁重庆时）毕业生，但我不是学法律的，所以，我不太了解法学方面的情况，而且，芮沐自己也不大谈起。
芮沐于1908年7月14日出生在上海的南翔镇，祖籍是浙江吴兴。他的父亲是纸商，一直在上海做生意。芮沐的小学是在法租界里的浦东小学完成的，以后又到英租界的马克密林中学念书，后又转至圣芳济学校，因此，芮沐的英语和法语基础比较扎实。而他在上中学和大学时，学校里的神父又教授了他拉丁文，所以芮沐也有一定的拉丁文基础。
记：我首先想问您，芮老师为什么会选择去法国的巴黎大学读硕士？而且由原来的文学专业改成法学专业呢？
周：因为芮沐从小生活在法租界里，法语比较好，读本科时就去了法国教会学校——震旦大学，从震旦毕业后就选择了去法国留学。在芮沐读大学的时候，他的二哥在街头见到有人打架，好心去劝，结果反被打伤致死。但在被外国人控制的租界里，根本没有中国人说理的地方，没地方可告，凶手无法找寻，二哥的死不了了之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芮沐，他就有了学习法律专业的想法，他期望学好法律，用法律来捍卫像他二哥那样的中国人的权利。有了留学巴黎大学的机会，他便选择了法律专业。
记：芮老师在巴黎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以后，为什么又去德国攻读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周：芮沐在法国读书期间，特别用功，他认为法国的法学体系比较明确、清楚，他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所以希望换个环境，接触些其他国家的法律，同时，他认为德国的法学更为深邃，于是就选择去德国读博士了。虽然以前他没有学过德文，但在法国学习期间，他时间抓得很紧，学会了德文，为他去德国读书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后，他在德国读博士也是非常用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博士论文受到了德国学者的好评，得到最优的成绩。
1986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邀请芮沐回母校，并授予他金博士的头衔，我陪芮沐一同前往。那天的活动有许多记者参加。开会时，我发现会议桌上放着一些印刷品，原来是芮沐当年在该校读书时撰写的博士论文。德国经过二战的动乱，仍然保存着芮沐的论文，这是很不容易的，让我们深受感动。
记：芮老师从德国回来以后从事了哪些工作？
周：我知道的是，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我就是在芮沐于中央大学教书时与他结识的。当时我是复旦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到现在我们结婚都快70年了。
记：芮老师回国时正是国家时局动荡之时，那么当时芮老师有没有受到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
周：当时，重庆中央大学的政治环境比较混乱，加上芮沐性格耿直，无法适应，经人建议，1941年芮沐去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国民党统治下的昆明，经济状况不好，物价飞涨，时局动荡，而且迫害进步人士。他在课堂上、朋友间公开说出不满言论，朋友们都替他担心。所幸的是，他经一个美国朋友的劝说并接受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邀请，去那里做访问学者，我和孩子也跟他一起去了美国。
记：芮老师有多次出国或者留学进修的经历，为什么最终都选择了回国？
周：芮沐一直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如自己的国家好，即使我们国家处于战乱、时局动荡的状态他都想着回国，要搞我们自己国家的法制建设。
解放后，苏联专家开始大量来华，为此，芮沐又开始自学俄语，经过努力，他的俄语水平达到可以阅读俄文原著的程度。由于芮沐通晓多国语言和法律，他曾多次陪同领导同志出国访问。他本人也多次受到邀请，出国进行法学学术交流。
记：在“反右”和“文革”的那段岁月中，芮老师从事了哪些学术活动？
周：在那段时间里，芮沐没有什么突出的学术成果。但从1972年，芮沐从江西鲤鱼洲干校回来以后，他就开始从事翻译外文资料的工作了。那时，他翻译的不全是法律类的，有世界名人传记和战争论述等，也有社科类的资料。
1976年开始，芮沐的工作与研究任务已经比较繁多。1977年，彭真同志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芮沐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1978年，经中央批准，芮沐、钱钟书、费孝通等同志，在当时社科院的负责人宦乡同志的带领下，组成了一个社会工作者代表团去美国考察，这次考察为芮沐以后在中国设立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埋下了伏笔。
记：改革开放以来，芮老师又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周：80年代，为适应我们国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芮沐提出建立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两门新的法学学科，取得了上级领导的批准。于是，芮沐就在北京大学开始筹建这两个新专业，成为这两个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并同其他教员一起，为国家培养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方面的专业人才，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79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成立了民法经济法教研室（设民法、经济法教研组）,由芮沐担任主任。1980年1月10日，北大法律系的经济法学者们在芮沐的支持下，起草了《关于成立经济法专业的报告》。同年2月25日，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增设经济法专业，学制四年，1980年暑假开始招生”。北大法律系的经济法学者们起草了经济法专业的教学方案，并积极组建经济法学科的师资队伍，于1980年成立了经济法教研室，芮沐是第一任经济法教研室主任。1984年，教育部批准北大法律系成立经济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所。芮沐是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事实表明，我国第一个经济法专业、国际经济法专业和第一个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研究所，都是在芮沐的积极主张和大力支持下成立的。
在80年代初，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还未进入以计算机为辅助手段的时代，国内法律界对法律数据库了解尚少。而芮沐当时就已经意识到建立我国法律数据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于是，他从自己的科研资金中划出部分款项，购置了数台计算机，并由时任科研室副主任的张力行博士（芮沐的学生）带领部分研究生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法律数据库。这个法律数据库不仅为北大师生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了方便，而且经过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成为进行法律研究和实务工作的重要社会资源，在业界广受赞誉。这个数据库就是现在北大英华有限公司法律数据库的基础，是其重要的核心资产。
在同一时期，芮沐率先在北大开设了海商法课程，并开始担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常务干事，还与其他经济法学者一同发起成立全国第一个经济法学术研究团体——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在1984年中国经济法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芮沐被选为副会长。
与此同时，芮沐的教学生涯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执教近70年。在北大他亲自指导了12届博士研究生。在他所指导的经济法、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已经有许多人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成为国家的重要人才。
在芮沐积极为我国法制建设与法学教育贡献力量之时，他也不忘发挥其语言上的特长，广泛参加世界各地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以此博采众长。1979年，芮沐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中美法学交流会议。同年，又赴日本参与考察专利制度。1983年，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国际法律交流会议。1986年，参加了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法律概念比较会议等。
世纪老人芮沐的五个瞬间
日期：2008年8月8日 | 来源：《民主与法制》
走进北大，我到处打听燕南园在哪里，居然有不少同学摇头。难道他们都是刚入学的新生？在我这个没有在北大念过书的人心目中，燕南园实在是一块知识的圣地，作为北大人是不应该不知道的。这里住过历史学家翦伯赞、物理学家周培源、经济学家马寅初、哲学家冯友兰、语言学家王力、美学家朱光潜……都是举世闻名的大师级人物。但大师们的身影，已经逐渐远去，而我今天还可以去采访一位与他们同时代的法学泰斗、已经98岁高龄的芮沐先生，实在是一件幸事。
芮沐先生是我国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的创始人，也是民法大家。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九十年代还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又是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的创始人，在我国乃至世界法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代杰出的法学教育家。
芮沐先生的夫人姓周，也已经88岁。她说，芮老前年有一次看书入了迷，忍着小便不愿释卷，直到忍不住的时候才跑向卫生间，结果摔了一跤，此后就离不开拐杖了。但出现在我眼前的芮老，精神依然矍铄，笑眯眯地看着我，很硬朗的样子，说他七十、八十，也还是有人信的。
之前通电话的时候，我曾提起要一些照片，芮夫人就把几本厚厚的影集抱出来，让我尽情挑。一张芮老年轻时的照片映入眼帘，我不由得惊叫起来：“这么帅啊！”芮夫人笑了：“是啊是啊，不过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叫帅，叫作英俊。”
法律救国的早年梦想
照片上年轻的芮沐，浓眉大眼，鼻直口方，饱满的额头下略微瘦削的脸庞，眉宇间蕴藏着一股逼人的英气。“他还显得有点洋气，是吧？”我问。“是，是，可能跟他小时候念过教会学校，年轻时又出国留学有关。”芮夫人说。
芮沐先生1908年7月14日出生于上海南翔镇，祖籍浙江吴兴。父亲是纸商，兄妹八人，他的童年是在上海租界度过的。在法租界的浦东小学上小学，又到英租界的马克密林中学念书，后来又转学到法国的圣房记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每个礼拜天都要去参加教会活动，念赞美诗，芮沐也因此掌握了英语和法语。1927年中学毕业后，芮沐选择到震旦大学学法律。
促使芮沐立志学法律，有两件事。一是他的二哥小时踢足球的时候，被菲律宾人拿着棍棒打残了，下颌被打掉。后来他在上海街头给人劝架，又被莫名其妙地打死，而他的死没有任何人负责，更不要说惩办凶手。当时上海租界极为混乱，黑道猖獗，天天都有无辜者惨遭杀害而无处申冤，这促使芮沐决心学好法律保护像二哥一样的中国人。
二是他对当时租界的“会审公廨”深恶痛绝。会审公廨是英美两国在租界内成立的一个法庭，审理除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侨民为被告人以外的一切案件，实质上是一个列强的联合法庭，最后的审判不是凭是非曲直，而是凭各国的实力。而中国人到了这样的法庭，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只有受屈辱受迫害的份儿。眼前的现实，使芮沐萌发了“法律救国”的思想，他要学好法律，帮苦难的中国人打赢官司。
震旦大学的法律课程设置完全按照法国的法律系统，四年学下来，芮沐熟悉了法国的法律体系，外语水平也有很大提高。1931年，芮沐到法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1935年又去了德国。那时的芮沐思想活跃，曾想在德国的马克思学院就读，后来希特勒上台，马克思学院被关闭，他只好去法兰克福读博士。
博士毕业后，1939年芮沐回到中国，先后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和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
当时的西南联大由学贯中西的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第一代是以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的五十多岁的老学者；第二代是以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超等为代表的四十上下的中年精英；第三代则是以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为代表的三十多岁的“少壮派”。芮沐是属于费孝通、钱钟书这一代，都是刚刚留学归来的精英人物，个个满腹经纶，人人满腔抱负。而芮沐与费孝通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也是这时候开始的。
当时在法律系，芮沐因为课余还兼任律师，因此收入颇丰，令人羡慕。他年轻时喜欢运动，踢足球、游泳、骑马、击剑，样样精通，再加上身材高大，外表英俊，是女孩子心中的标准“骑士”。也就是在西南联大，他与芮夫人结为伉俪，从此不离不弃，长相厮守，直到今天。
出访东欧诸国
在西南联大，芮沐才华横溢，本该鸿鹄展翅，飞向学术高峰。但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统治日趋反动腐朽，并将屠刀挥向了当时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1945年“一二一”惨案在西南联大发生，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杀害。血气方刚的芮沐义愤填膺，在课堂上公开抨击国民党的黑暗残暴，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当时许多人劝他在课堂上不要讲，他不予理会。一位在校的美籍教师与他交好，对他说，中国这么黑暗，你又身处险境，不如去美国，我帮你介绍。
带着对国事的深深失望，芮沐偕妻子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起了访问学者，他们的大女儿也在美国出生了。
1947年，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打得节节败退，全国解放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但北平还在傅作义手中，只是已经被重重包围。在美国过着殷实生活的芮沐，对新中国的诞生充满希望，热血沸腾的他决定立即回国，迎接解放。当时妻儿无法与他同行，他却等不及了，对妻子说，再晚了就迎接不了解放了！硬是撇下妻儿，一个人先回到了北平。
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芮沐一回来，就投入到学潮中。解放前夕，一位叫孟宪功的同学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芮沐决定作为律师替他辩护。当时芮夫人也已经回到他身边，觉得这样做太危险，许多同事也劝他不要去。他却义无返顾，面对国民党特刑厅的威胁恐吓，正义凛然地为学生辩护，痛斥国民党特务。因为在知识界的地位，国民党特务一时也不敢把他怎样。直到解放军终于进城北平和平解放。
新中国诞生后，芮沐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当教授。当时我国的法律体系和高校法学教学体系，都是从苏联“引进”的，因此芮沐多次去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讲学访问，也由此精通了俄语。我挑选的第二张照片，是1954年在布拉格他陪同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当时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会见外国同行的情景。张志让当时奉命参与筹备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到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与外国法律学者们广泛交流，征求意见。当时虽然带着翻译，但碰到专业的法律术语，翻译总是“卡壳”，芮沐就成了张志让身边须臾不可少的人。他的翻译总是那么及时、准确、精湛，深得张志让的信任。后来张志让几乎每次出国访问，都提出要芮沐随行。他说，有了一个芮沐，走遍欧洲都不怕。
首提经济法之概念
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五六十年代几乎就是照搬照抄苏联，而到了“文革”的特殊时期，则被破坏殆尽。在“文革”中，芮沐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一度搬出燕南园，搬到一个狭小逼仄的地方。但芮沐在那样艰苦复杂的环境下，丝毫没有放弃他的法学研究，屋子里到处堆的都是书，客人来的时候简直没有办法下脚。
“文革”之后，芮沐和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迎来了新生。1978年邓小平访美，中国开始走向世界。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了代表团，在副院长宦乡的率领下，到美国考察访问，推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的第一扇大门。
我挑选的第三张照片，是1979年4月22日，代表团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时，与哥大校长WilliamMcGill等人在劳氏纪念图书馆（LowLibrary）前的合影，其中左五为费孝通，左六为芮沐，右三为钱钟书，右五为宦乡。费孝通与芮沐亲密地站在一起，两人交谊甚深，这次芮沐能够参加代表团，也是费孝通积极推荐的结果。
费孝通与芮沐的友谊，早在西南联大就开始了，后来的几十年中，两人只要在同一个城市，几乎每周都要走动。芮沐佩服费孝通的博学广闻，学术目光深邃，而费孝通则对芮沐的外语天赋惊叹不已。芮沐精通英、法、德、俄、日这几门外语，也会东欧的一些小语种，尤其是精通拉丁文，是北大拉丁文的numberone（第一）。拉丁文的基础是中学时在教会学校打下的，后来他一直勤学不辍，功底非凡。在北大，外语系的教授来找芮沐请教辞典上没有的单词，一度也很盛行。
这次访问，在美国引起轰动，费孝通和钱钟书经常被单独请去作各种演讲，更加蜚声中外。特别是钱钟书，在国内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因为这次访问而再度引起世界关注。而芮沐，因为他严谨的“法律”性格，因为他一贯谨慎低调的做人原则，没有那么吃香。但回国后，芮沐发现他的学术研究环境开始有了很大改变。这次访问，无疑对他后来提议建立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起了巨大作用。
回国后，芮沐第一个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芮沐一直在民法领域下功夫。总结几十年的经验，他认为，刚解放的时候，废除了旧中国的民法全书，引进了苏联的法律系统，使得民法的起草没有基础，非常艰难。可国家的经济建设不等人，在邓小平同志当时极力号召“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情况下，先搞“经济法”是一条可行之路。虽然当时已经制定了“企业法”和“合同法”，还有“民法通则”，但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远远不适应的，应该搞出一部“经济法”。
当时芮沐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全国人大的重视，也赢得了许多法律专家学者的响应。在北大，先后成立起了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芮沐都担任第一任所长。没有教材，他们就自己编，已经70高龄的他，亲自给本科生甚至前来学习的临时学员们上课，其草创之艰难，今天的学人们实在难以想象。
许多人后来回忆说，当时的芮沐老教授，骑一辆嘎嘎作响的破自行车，在校园中奔波。学生的宿舍，他一趟一趟地跑，完全没有70高龄的老专家的架子。甚至到90高龄，也能经常见到他在人行横道上顶着烈日避让着车辆前行，目的地还是学生宿舍。作为老师，他对待学生的一片赤诚，不知道令多少学人感动不已。
与老布什的交谈
我挑出来的第四张照片，是1983年在美国，芮沐与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老布什在交谈的场面。本想详细打听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但芮老与芮夫人都语焉不详，也许有些话牵涉机密，“不足为外人道也”。
老布什是个中国通，1974年曾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身份偕夫人芭芭拉到中国，在中国长驻多年。在会谈中，他讲起自己两次见过毛主席，一次是1974年陪同基辛格国务卿去见的，一次是1975年陪同前来访华的美国总统福特。老布什还说，他的儿子小布什，也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1975年的夏天也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像父亲一样，骑自行车逛遍了整个北京城。
会谈最后的时候，老布什说，他一生最喜欢吃的食品，就是北京烤鸭，一提起来就要流口水呢。当时宾主都哈哈大笑起来。
自创立国际经济法后，芮沐先生出国访问和教学的机会很多。创立国际经济法这门学科，也是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因为随着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国际贸易日益增多，贸易争端也日趋激烈，极需这方面的法律人才。后来进行WTO谈判和现在在WTO工作的中国专家学者，许多都是芮沐当年的弟子。芮沐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对我们今天的国际经济贸易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个世纪的年轮
芮沐先生今年已经98岁高龄，而按照中国古代的年龄算法，人一出生就一岁，过了年就两岁，那么芮沐先生也可以称作是“百岁老人”了。一个世纪，匆匆走过，芮沐先生留下的，是精彩而深刻的足印。从欧式教育的重视条文的学养，到立足国情深入实际的实践精神；从纯粹理论的法学研究，到联系政治贯通经济的实干研究；从西方的各种流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芮沐先生始终在孜孜不倦地追寻着真理，同时也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直到2000年，也就是92岁高龄，他仍然在带博士研究生。我挑出的第五张照片是芮沐先生2000年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议的情景（见题图）。直到今天，他还每天都要阅读和思考，并没有放下著书立说的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面对仍然谈笑风生的芮沐先生，我想，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我妻子在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上班，所以我委托她，把从芮夫人那里取来的照片还回去。妻子完成任务临告别的时候，忽然被芮沐先生叫住了。妻子以为还有什么事，芮沐先生却问了这么一句：“他是记者，每天到处跑，你是怎么抓住他的？”
妻子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回来告诉我，我想，看来芮沐先生的脑子还是转得很快的呀，对周围的事物，也是观察得很敏锐的。由此我想到他长寿的秘诀，与这种乐观幽默的性情是分不开的。他一辈子做人都很低调，从不在意自己的功名利禄，你即使遍翻图书馆的资料，再上网苦苦搜寻，也很难找到他为自己写下的片言只语。而在采访中我也分明感觉到，一旦谈到当年“委屈”过自己的人和事，他就会来上一句“我忘了”。我想，保持这种心态的人，自然是应该长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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