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个作者迟早都会有预见之才，是的，这一天并不是远不可及。克里斯托弗·安德鲁这种才能的发挥是在1985年10月，也就是他那本《秘密机构——英国情报机关的建立》一书问世之后、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他逐渐地不再相信那种因苏联情报机关在剑桥大学（安德鲁恰在此校执教）招募间谍的轰动一时的传闻而引起的普遍看法，即两方的间谍常常会投靠敌方，而克格勃工作者个个都是对信仰和事业绝对忠诚的人。安德鲁认为，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工作人员，他曾为英、美效力，在1962年加勒比危机中起了关键作用）所走的路并非只他一人涉足。据安德鲁家人讲，安德鲁曾在第一版《秘密机构》书中彻悟预言：“无庸置疑，其他的佩尼科夫斯基或人物没有出现，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没有见报而已。”就在此书出版前的短短几天里，报刊上便出现了关于又一个来自克格勃的“佩尼科夫斯基”的报导，此人比佩尼科夫斯基更重要，他就是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俄罗斯叛逃是在1985年夏天，在其被任命为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站长之后几个月。身为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他是1974年开始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1986年夏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了《秘密机构》之后便与安德鲁进行了联系。在此之后整整一年的交往中，两人对克格勃从初创时期的肃反委员会（成立于十月革命胜利一个半月后）一直到当今的活动持有极为相似的看法。
克格勃间谍狂热性的周期性发作，以及关于传说中的各种阴谋（真实的和虚构的）勾当及其思想——这些成了安德鲁研究的主要课题。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自己的生涯中经历了这些发作时期所有的玄妙事件。他的克格勃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段是在80年代，那时克里姆林宫对其实并不存在的西方第一次核打击计划感到极其不安。戈尔季耶夫斯基最直接地参与了这个苏联情报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行动，这次行动是由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联手进行的（这本身就够令人惊讶的）。此次行动的目的在于揭露西方国家的阴谋。行动进行的方式有些奇特，至少可以说是非同寻常。比如，注视英国血站贮量动态、运往屠宰场的牲畜数目以及玛格利特·撒切尔同英国女王的定期会面情况等。
研究克格勃在国外行动的最大障碍在于根本得不到它的对外情报机关，或采用官方说法，第一总局的材料，即便是近些年也是如此。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其二十三年的克格勃生涯中接触了许多这类材料，这才使得我们能够填补这个领域中对其他作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缺漏。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德鲁便欣喜地得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很早就对克格勃的历史及其现状感兴趣了。1980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奉命编写第一总局的秘密历史和克格勃在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澳洲。亚洲地区的行动事记。着手工作后，戈尔季耶夫斯基马上发现，翻阅这些文件对他来说要比写书有意思得多。当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即使是在带有密级的、供内部参考的克格勃史中，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是不能妄加细述的。幸运的是在时过境迁，对于我们面前这本由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1987年开始撰写的书来说，上述局限丝毫不起作用。所以说，恐怕这本书对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来说，比他们藏在保险柜里的秘史还要详实，信息量还要大吧。
本书虽为安德鲁所著，但它却是两位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其中的结论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探讨而得出的。本书参考了克格勒的秘密档案、两位作者在许许多多西方图书馆和档案室搜集的材料，同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本人在第一总局和克格勒驻外情报站工作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起了很大作用。
戈尔季耶夫斯基1962- 1963年学习了一年，此后的九年里他先后在“中心”，即克格勃在莫斯科的总部工作过（1963- 1965及1970- 1972年）；在驻哥本哈根的情报站同那些“地下”人员，即化名的无外交豁免权的人工作过（1966- 1970年）。而以后的十三年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驻哥本哈根的政治情报处（1973- 1978年）、“中心”（l978- 1982年）以及伦敦等处任职。
戈尔季耶夫斯基观点变化的转折时刻是在1968年夏。就在这一年华沙条约组织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绽放的自由之花。同所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也苦于找不到一种方式，以便为捍卫民主而与一个善于巧妙地同自己的反对派斗争的政治体系进行斗争。在第二次被派往哥本哈根之前，戈尔季耶夫斯基认识到，对于一个克格勒军官来说，最好的斗争方式就是为西方效力。于是他开始进行联系，经过长期的相互试探，他于1974年底开始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积极合作。
在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的过程中，他想方设法去详细地了解第一总局的资料，甚至不惜挺而走险。在工作期间他和许多克格勃高级官员、高级外交官和党务工作人员交谈过。“真是不可思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只在这些高级人员的办公室里随便坐坐就能探知许多东西。一他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几排电话，而电话的多少则表明它们的‘主人’地位的高低。八十年代初，他是第一总局负责对欧行动的副局长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办公室的常客。只需十分钟的报告，戈尔季耶夫斯基却经常要在他办公室里坐上个把钟头。等着这位要人手里同时抓着好几个听筒处理每日的紧要问题。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曾经提供过国际时事情报的最高层党内官员。在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三个月之前，就是在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了英国。在访问期间，他每天要得到三、四份情报汇编，而其中大多数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就未来工作的一些重点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同苏联大使馆及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活动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也许以后他曾思索过命运的嘲弄——想不到他在平生第一次国际谈判中征询意见的竟是一个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
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早在合作之前就对来自剑桥大学的苏联间谍的历史很感兴趣。安德鲁执教的剑桥大学作为既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同时又为其主要对手——克格勃培养人才的基地，享有虽不体面、但却是无以伦比的荣耀。不管报刊杂志给人何种印象，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近水楼台，它招收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数还是比克格勃要多。
1960年风行一时的电影《杰出七君子》上映之后，几个剑桥毕业的克格勃的主要间谍便在“中心”得了“剑桥五杰”的绰号。他们的肖像和他们上司的照片一起为第一总局的纪念馆添光加彩。1963年1月“剑桥五杰”之首金·菲尔比在莫斯科露面。戈尔季耶夫斯基对他的升迁很感兴趣。
十年后（1973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买了一本帕特里克·西尔与莫林·麦克一肯维尔合著的《菲尔比：通向莫斯科的漫途》的人物传记，并通过他在“中心”的朋友阿尔贝特·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将书寄给了菲尔比。菲尔比读完后还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并在书的衬页上写道：亲爱的同行奥列格：书上所叙我事，请一概勿予相信！ 金·菲尔比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菲尔比的看法同克格勃在报刊上所极力描写的光辉形象大相径庭。1977年回莫斯科休假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听了菲尔比在“中心”的第一次公开演说，听众约三百人。他是用英语讲的，开头是这样做“今年非同寻常。我们不仅要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六十周年，还要庆祝苏联足联成立五十周年。”听众的反映是两次哄笑，先是懂英语的笑了，然后是其他人听了翻译以后笑了起来。在以此缓和了全场气氛之后，菲尔比开始含蓄却又尖锐地批评克格勃，因为克格勃对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的他漠不关心。“工作这些年，我到过好几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总部，可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直到今天我才算是拜见了诸位。”
在同西方记者的偶然几次会面中，菲尔比有时也抱怨过克格勃对他的能力重视不够，但他从未真正倾吐过这种“疏忽”对他的刺伤是多么的深。相反。他想留给大家一个好印象——他在克格勃是大人物。有显赫的地位。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最后一次答记者问时，他向菲利普·奈特利证实了关于他到莫斯科之前已经是上校军衔的传闻。奈特利稍晚些时候曾问过他。后来有没有升到将军。菲尔比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严格说来，克格勃内没有军衔，但我有将军的权力。”菲尔比很清楚克格勃内是有军衔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叛逃前就是上校），而且那里也不乏将军。但最令菲尔比悲哀的是他至死也未能超越“间谍” 这一层次， 虽然他应有尽有。1963年1月，当他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还满以为能在“中心”获得高官，但很快他就痛苦地认识到，西方的间谍，不管你多么劳苦功高，是永远也不会被授予克格勃军衔的。同菲尔比一样，他们最终也不过是间谍而已。因而直到1988年菲尔比去世。他的称号仍是他的化名——间谍汤姆。
克格勃永远不会绝对信任西方间谍的，这一点菲尔比明白得太晚了。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挚友盖伊·伯吉斯已经成了十足的酒鬼。对其怪僻的个人生活克格勃抱怨不已，而再早些时候则是英国外交部抱怨他。不管菲尔比如何恳求，在这个老朋友临终之前，他最终没能获准与其见上一面。伯吉斯死于1963年8月，他将自己的藏书、冬大衣、一些家俱和两千英镑留给了菲尔比。菲尔比本人即使前往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动身去古巴的时候，为断绝他通过机场过境厅逃跑的一切可能，他们特意安排他走水上航线。在莫斯科的头几年，菲尔比经历了没完没了的审问，要他详细描述他所交往过的英国情报机构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参加过的哪怕是间接的行动。对此他颇感失望，难以排解。但后来他学会了淡忘，因为上述一切成了家常便饭。除此之外，他们还让菲尔比帮助编写战后苏联在英国最出色的秘密情报人员科农·莫洛德（他就是戈登·朗斯代尔，1965年被派到西方工作）的回忆录，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宣传性回忆录做些准备。他的回忆录经“中心”考虑了很久之后，终于允许在1969年予以发表。为了对他肩章上缺几颗星表示慰藉、在1965年给他授予了列宁勋章、之后，又陆续奖给他了各种徽章和苏联特工机关发的奖品。正如他后来向奈特利夸耀的，这相当于被授予苏式骑士称号。“当然，骑士称号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过列宁勋章的档次是最高的”，菲尔比说。
到了1967年，对他的审问、谈话告一段落，但他还是因感到克格勃对他巨大的潜力和非凡才干不予重视而情绪低落。菲尔比的个人生活也不如意。到莫斯科后，他同唐纳德·麦克林交上了朋友。菲尔比与此人只是在剑桥大学毕业后见过一两次，在这之前并不熟识。他俩的交往到1965年就断了，这一年菲尔比的第三个妻子离他而去，迈琳达·麦克林接替了她的位置。但过了一年，这个家庭之舟又遭水倾覆。菲尔比嗜起酒来，醉了就在俄罗斯四处游逛，完全丧失了时空观念。与最终被狂欢送入坟墓的麦克林（虽然不似伯吉斯那么快）不同的是，菲尔比没有走上这个最终结局，鲁法挽救了他（按菲尔比的话说，这是一位“我期待了一生的女人”），他们于1971年结为伴侣。
同菲尔比的接触更坚定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为西方效力的决心。菲尔比枉然去使自己相信，从自己在莫斯科住宅的窗口可以望见未来的坚固基石，而这块基石的一角早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就已望见（他在后来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是叙述）。戈尔季耶夫斯基则不然。在他看来，曾经一度令剑桥大学生神往的、公正的苏维埃社会制度的神话，与勃列日涅夫时期俄国惨淡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菲尔比本人也时常感到这条鸿沟的深不可测。当他抨击苏维埃体制时，克格勃的军官却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使得菲尔比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和每个苏联人都有关系！和你们大家都有关系！”菲尔比愤愤说道。
虽然“中心”在西方极力宣扬菲尔比的官运，但对1979年过分渲染“剑桥五杰”第四号人物安东尼·布兰特一事却持不赞成的态度。八十年代克格勃极为担忧地关注着西方对“五杰”的第五号人物的大肆追捕。当时在西方，“谎报军情”现象四处泛滥，一摞摞的畅销书讲述着关于苏联间谍的虚构的和真实的故事。为此，弗兰克·伯奇、塞弗通·德尔莫、安德鲁·盖伊、罗杰·霍利斯爵士、加伊·利德尔、格莱姆·米切尔和阿瑟·皮古都成了无端指责进行间谍活动的牺牲品，——而实际上他们在此之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指责也牵扯上了鲁道夫·佩尔斯爵士。大家以为他也已经去世了，可他不但活着，而且还是如此地硬朗，以致他足以能向法院起诉并在这起诽谤案中胜诉。上议员罗特什里德也未能躲过对其的“关注”，不过为避免再一场官司的麻烦，人们还未敢对他进行直接的指责。他在1990年去世，成为含沙射影的传言和流言蜚语的牺牲品。威尔弗雷德曼博士虽然没有对诽谤者提出起诉，但他不得不进行公开澄清，以洗去身上被怀疑的污点。
如果克格勃不那么热衷于其阴谋理论的话，它大概会很惬意地看到一出出闹剧的上演，其中有报界对追捕“五杰”中的第五号人物的追踪报道所引起的混乱及其对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名誉造成的损害，因为英国的安全机构简直就要成为克格勃的国外分支机构了。但就在克格勃内部也并不喜欢这些喧嚣，认为这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一个险恶的阴谋。1981年，当英国报界开始不时出现关于查普曼·平切揭露第五号人物的大标题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才刚调入第三处驻英国分处。平切称，第五号人物不是别人，正是罗杰·霍利斯——1956年到1965年的英国军情五处的处长。
在此之前，在翻阅了第一总局1980年的官方材料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知道了真正的第五号人物。而且在霍利斯被指控有间谍行为之后，他还就此人与安德鲁波夫学院第一总局训练中心二系（反间谍专业）主任伊万·亚力山德罗维奇·希什金交谈了好几个小时。希什金是第一总局英国问题专家中心的佼佼者，曾在伦敦任情报机构副头目，1956年到1970年间还在那里领导过反间谍的工作。
希什金坚持说，在对霍利斯的指控中没有一句真话。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中心”的一个朋友，即第三处某分处处长阿尔贝特·科兹洛夫也研究了霍利斯一案，他也认为所有指控都是一派胡言。1984年新闻界又将霍利斯一案翻了出来，因为英国军情五处的退役人员皮特·莱特在电视采访中发表了对霍利斯不利的声明。此人惯于搞阴谋，三年前就是他给查普曼·平切提供了发表声明的主要材料。那时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伦敦回到莫斯科休假，在同克格勃英国处前任头目伊戈尔·维克托维奇·季托夫会面时，他看了克格勃关于莱特的声明电报。季托夫以前曾在伦敦搞过政治情报工作，并在那儿任情报机构副头民直到一年前才被逐出英国。“真是天方夜谭，”季托夫说，“不过这后面隐藏着某种内部的倾轧。”第一总局三处副处长兼顾问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斯韦坦科也持这种看法。
也许是命运的嘲弄，当英国新闻界对渗人英国情报机构的苏联间谍兴致最浓的时候，却正是这些间谍十五年来首次销声匿迹之时。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材料表明，从1961年乔治·布莱克被捕之后，克格勃就在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断了情报来源。皮特·莱特恐怕怎么也未曾想到，政府如此轻易地就推翻了对霍利斯的所有指控，因为英国秘密情报处在克格勃里也有自己可靠的情报来源。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生涯达到顶峰是在1985年（在此之前他已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11年了）此时他在“中心”的声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从1983年起，在主持政治情报机构的工作和担任伦敦情报机构副头目期间，他定期向莫斯科发去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整篇报告并总是受到好评。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英期间他向其提供的情报资料巩固了自己在伦敦的地位。1985年1月，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召回“中心”接受委任，坐上了驻伦敦情报机构的第一把交椅。戈尔季耶夫斯基要在其前任列昂德·叶夫列莫维奇·尼基坚科回到莫斯科后再走马上任。在此期间，他被告知了情报头目与莫斯科进行绝密联系所使用的个人代号。1985年5月17曰，星期五，在伦敦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收到了一封电报，命其赴莫斯科正式接受新的职务。（全凭他那盖世之才和顽强的生命力，戈尔季耶夫斯基才得以挺过此后的一连串事件，否则我们手中也不会有这本书了）这封电报确实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只是命他火速前往莫斯科。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告知，克格勒主席、政治局委员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和主持第一总局工作多年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将军要接见他（克留奇科夫晚些时候，在1988年，亲自主持了克格勃的工作）。这封电报对当时苏联驻伦敦的大使、目中无人的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波波夫触动很大。以前他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之间曾有磨擦，此刻他立即捐弃前嫌，满脸笑容、慈父般地叮嘱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同上司见面时该如何行事；情报人员的第六感觉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事情不妙。盯着这封电报，他感到手心出汗，两眼昏黑。在他和波波夫谈完话不久，又来了第二封电报，告诉他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谈话的题目。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在莫斯科等待他的是一个巧妙伪装的陷讲。他试图让自己相信这是双重身份的生活使自己变得多疑了，在莫斯科等着他的除了桂冠，不会再有别的什么。情报机关间谍的这种自豪感使他打消了心头的疑虑，回到了莫斯科。
5月18日，星期六。这一天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其伦敦工作三年来最忙的一天。他要准备启程事宜，要为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准备情报材料，还要将五千英镑转交给一个“地下”人员。机构的技术人员专门用制型纸做了一块中空的“砖”，以便把包在玻璃纸里的250张二十英镑的纸钞放进去。戈尔季耶夫斯基将“砖”放进一个塑料小袋中，然后就和自己的女儿玛丽妞和安娜出去兜玩，他们来到布鲁姆斯贝里区的科来姆斯·菲尔兹公园，那儿离大奥芒德街著名的儿童医院不远。和女儿们玩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悄悄将“砖”藏人公园北墙与小路之间的草丛中。
5月19日，是个星期天。这天早晨，一辆使馆的“格拉纳达”福特车将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家中送到肯星特·海依街的希楚机场。因为考虑到去莫斯科的。时间不会很长，家人就留在了伦敦。在莫斯科谢列梅捷夫机场他第一次感到确实有些不妙。在机场出口处一个边防检查员将他的绿色外交护照翻了半天，然后当着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面打了两个电话报告他的到来。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不安的还有一桩事，就是没有人来接他，虽然后来他得知，车是派了，不过去的是另一个机场。戈尔季耶夫斯基拦了辆出租车，车里已经坐着两个准备回寓所的西德外交官。当戈尔季耶夫斯基介绍说自己是苏联外交官后，德国人慌张起来、要求将他们直接送到使馆去，显然是怕落到陷饼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当时想，使馆外的克格勃暗探会不会对他与两个德国人同行起疑心呢？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回到了列宁大街109号自己的住宅时，还没打开门他就发现住所被人搜查过了。他和妻子赖拉总是将门上的三个锁锁两个，可这口却是三个都锁着。“常事”，戈尔季耶夫斯基心想。克格勃的专家们在搜查技术方面无可挑剔，但也有漫不经心和嗜酒之徒的臭名声。初看房里的东西好像一切原封未动，但仔细一看，他还是发现浴室的玻璃纸里一包封着的纸巾有被摸过的痕迹。戈尔季耶夫斯基清楚，房里除了床底的一摞书之外是找不出什么的，这些书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其中许多书，包括全套索尔仁尼琴的著作，都被官方列为禁书，然而许多苏联外交官都带这些书入境。临睡前戈尔季耶夫斯基给第一总局第三处处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格里宾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回来了。格里宾没说几句话，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他的语调也是冷冰冰的。
次日早晨，5月20月，星期一，克格勃的一名低级军官。两年前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弗拉基米尔·切尔诺夫开着自己的“捷达”车来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接他到第一总局去。总局在亚谢涅沃，离环形路不远。在那儿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安排在第三处一个空闲的房间里。戈尔季耶夫斯基问起原定的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会面的事，得到的答复总是：“他们什么时候能见您，就通知您”。整整一周什么事也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每天在电话机旁坐到晚上八点，等待召见，但得到的总是各种托辞。克留奇科夫这周好像安排很紧，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要开许多会，切布里科夫则只有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克留奇科夫谈话之后才能见他，他就这么坐着，斟酌着自己关于英国情报的报告，核对有关英国经济和其武装力量的材料，以此消磨时间。
格里宾劝戈尔季耶夫斯基休息月同他们夫妇上克格勃的别墅去。但戈尔季耶夫斯基明知道格里宾会不高兴，还是以去看母亲和妹妹为借口推辞了。整个休息日戈尔季耶夫斯基都是在谈论他在伦敦家的情况中度过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告诉母亲和妹妹，玛丽娘在海依街的教会学校上一年级，她的英语说得很好。他想起有一次，女儿放学回来用英文朗读了《我们的在天之父》，读得好极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第二周事情可就比较多了。5月27曰，临近中午时分，第一总局副局长格鲁什科将军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参加一个关于对英国最高机构搞渗透的新战略的重要会议。他们乘坐格鲁什科的黑性“伏尔加”前往离第一总局大楼几公里的克格勃的别墅，那里已备好酒宴恭候他们了。“先喝点怎么样？”格鲁什科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戈尔巴乔夫正发起反酗酒运动，犹豫了片刻。但格鲁什科看来是准备好喝点酒的，于是他就没有推辞，一个服务员送上一瓶亚美尼亚白兰地并为大家斟满了酒杯。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讶的是，格鲁什科开始详细询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们还未吃完甜点，戈卢别夫将军和反间谍处负责调查内部失密工作的布达诺夫上校也插进话来，桌上出现了第二瓶白兰地，而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酒杯又给斟满了。喝完这杯酒他立刻感到酒里下了麻醉药，“我当时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道。他说话时舌头开始不一听使唤，虽然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诫他，但他几乎失去了自制力。戈尔季耶夫斯基扭头看到格鲁什科走出了房间，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留了下来。此后便是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
他们详细询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些从克格勃叛逃的人的情况，特别是一个外号叫“法维尔”（意为“告别”）的被法国人招募的间谍的情况。此人在T局（科技间谍局）干过，两年前被人干掉了。然后就是些更具体的问题了。“您怎么可以让女儿读《我们的在天之父》？”突然他们这样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暗暗说。“我让人灌醉了，我很清楚。但我理不清头绪，不过他们显然是偷听了我和母亲、妹妹的谈话。他们在住宅里装了窃听器。”然后他们又问了索尔仁尼琴的书和其他放在床底下的书的情况，“您怎么能把这种反苏的书籍带入境呢？”
再往下的审问就更充满火药味了。他们直接指责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英国效力。戈卢别夫提到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名字，并问：“是他收买了您，不是吗？”然后他们便离去了，只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人。过了片刻戈卢别夫回来了。“招了吧，”他说，“你怎么不记得了？你不是刚刚还承认了吗？再讲一遍吧！”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头晕目眩，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单调地重复说：“我没说，没有说。”此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已在别墅的一间卧室里了，头感到异样地疼痛。
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给他送来咖啡。戈尔季耶夫斯基喝了一杯又一杯。但头还是痛。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事，他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全完了，逃脱不了了。”但渐渐地他又产生了一线希望。早晨九点半左右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到别墅来了，看两人的样子就好像昨天前审问不过是席间交谈而已。戈卢别夫很快就离了，而布达诺夫留了下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记得此人是克格勃最危险狡诈的人物之一，但他的头几个问题却并不刻薄。布达诺夫好像曾到过伦敦。“您都去过英国的什么地方？”他问。（对苏联外交官来说通常限制他们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活动，而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以外交身份作掩护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回答说，他一般只到布莱克浦、布赖顿和哈罗盖特去参加党的大会。“哈罗盖特？”布达诺夫很惊讶，“从没听说过、”然后他的语气就变了。“您昨晚显得倔强好斗，很自信，”他说。戈尔季耶夫斯基表示了歉意。“您对我们说，我们又在搞1937年大清洗和迫害异己的那一套。这就不对了。过一段时间我再向您证明这一点。一会儿车就来，您可以回去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家后就给格鲁什科打了个电话。“对不起，我不太舒服，今天不能去上班了，”他说道。格鲁什科没表示异议。“如果我昨天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请原谅，”戈尔季耶夫斯基接着说，“不过这两个家伙的行为也太令人费解了。”“正相反”，格鲁什科答道。“他们是两个很可爱的人。”这话说得并不太得体，而且用词也显做作，但戈尔季耶夫斯基意识到，格鲁什科是知道他们的谈话都录了音的。星期二的下午和星期三一整天他都在家中，用他的话说是在“苦思冥想”。到了星期三晚上，他沮丧的心绪逐渐有所缓和。这两天的事情以及他对指责的成功“抵赖”表明，在判处他死刑之前还会给他一些喘息时间。“也许”他想，“我还能逃脱得了。”如果他是在早些年，他可能早被干掉了，但现在克格勃需要拿到证据。
5月30日，星期四，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了三处自己的办公室。很快他被叫到格鲁什科的办公室里。格鲁什科坐在桌子旁，两侧分别坐着戈卢别夫和满脸阴沉的三处处长格里宾·格鲁什科说；“昨天我和克留奇科夫同志几乎一整天都在谈论您的事情。您知道，您欺骗我们很长时间了，因此您在英国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您的家人马上就会回到莫斯科来了。但我们认为，您虽然不能再在第一总局干了，但可以继续在克格勃任职。您意下如何？”戈尔季耶夫斯基清楚，这席话不过是一个诡计，指望他自取灭亡。他已经被判处了死缓，但因为在别墅的审问没有结果，他便被监视起来。他们容许其走动，想等着他试图与英国情报机构发生联系或是在其他什么事上暴露自己。只要回想一下，就会很清楚，既然格鲁什科将军对《我们的在天之父》和床底下的书这样一些无足轻重之物能抓住不放，就表明他的案子只是建立在一些间接罪证之上的。
因为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来说，唯一的机会就是争取时间。于是他就决定跟他们玩下去。他道歉说，审问的时候他有些昏昏沉沉。“我想，怕是吃的东西有点问题”，他补充道。但缺乏幽默感的戈卢别夫将军立即愤愤然捍卫起每一片三明治来。“没有的事，”他声称，“火腿是好的，红鱼籽酱也是上等的，奶酪也不错，”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阻止他对三明治的褒奖。“至于对我的指责，”他继续说，“我就实在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了。但如果你已决定停止我在第一总局的工作，那么身为一名军官，我接受您的决定。”后来，戈尔季耶夫斯基说的这最后一句话，同戈卢别夫为三明治的那段辩护一样，成了他为生存而艰苦斗争的颇具喜剧色彩的序幕。戈卢别夫听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声明之后，似乎为避免了一场因公开承认或矢口否认其手下有背叛行为而引起的不愉快而松了一口气。“谢谢，谢谢”，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并握了握他的手。然而他仍命戈尔季耶夫斯基将他床下的“反苏书籍”交到第一总局的图书馆去。因为一旦将他送上法庭，这些书就会用作罪证。几个月前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大加赞扬的三处处长格里宾连手也没伸。“我不知道该嘱咐些什么，”他说，“对一切都明智些吧。”当后来跑到英国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真想打电话给格里宾回敬他：“我遵从了你的意见，对一切都很明智。”
戈尔季耶夫斯基去休假了，假期到8月3日。他算计着，这“猫和老鼠”的游戏要进行到休假完毕。这期间他同赖拉、玛莎和阿尼妞在莫斯科度过了痛苦的、同时又是那样轻松的6月的几周。想到即将来到的分别，他全身心都投入到恬静的家庭生活中去了。6月20日，他们全家准备去外高加索赖拉父亲的别墅。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做梦都想同他们一起去，可是为了准备出逃他需要时间。因此他决定不妨到克格勃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疗养院去。疗养院在莫斯科以南一百公里，曾是斯大林的远郊别墅。在出发前不久，同他住一幢楼的以前的同事鲍里斯·博恰罗夫问他：“伦敦出什么事了，老兄？我们只得将所有地下人员都召回来了，一切行动都泡汤了。最近有风声说，你的副手跑掉了。”待他们下次又见面时，博恰罗夫就完全变了样了。显然他已经受到了一定的警告。在克格勃的疗养院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边做些医疗保健体操，读读书，一边仔细盘算自己的出逃计划。疗养的人中很少有人住单人房间，不知是不是出于偶然，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屋的是一个警卫。对他的监视是由当地的克格勃同行实施的，不过比起首都的人，他们这些人可就头脑简单多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出去跑步，看见的总是那几张面孔，总是在同一灌木丛里停下来解手，或是同样笨拙地躲躲闪闪。他将其中一个撒尿永不枯竭的“聪明人”称为“视察家克卢佐兹”。在疗养院的图书馆里，戈尔季耶夫斯基研究了所有的边境地区地图和导游手册。但这一切他进行得十分小心：他拿着书站在书架旁，而从不公然坐在阅览馆里看这种可疑的刊物。他借的书里也没有一本与他出逃的想法有任何关系。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疗养院前。一个克格勃军官曾问他，看1977——1978年俄土战争的书干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填补一下知识空缺。”在他出逃后莫斯科的“中心”大概会仔细研究这本书、以便从中找出些蛛丝马迹来。
家人去外高加索的时间意外地推到了6月30日，两个孩子因而得以来他那儿待上一天。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玛莎和阿尼姬了。晚上，当他将他们送上电气列车时，他久久地拥抱她们，直到车门要关上了他才跳下来。
在疗养院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曾以不同借口去了两趟莫斯科，以便同英国秘密情报处进行联系。有一次他还徒步走了19俄里来到最近的一个车站，想算算自己越境时将要走的更长的路程以及所需时间。
有意思的是，克格勃竟未能发现他在莫斯科与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接触。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他见了妻子最后一面（玛莎和阿尼哑当时在莫斯科郊外他母亲的别墅里）。他和妻子赖拉在百货商场里告了别，他们是上那儿买东西的。此时是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生中最沉重的时刻。赖拉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她轻轻地吻了一下丈夫的嘴唇。戈尔季耶夫斯基强作笑颜，轻声说，“该再温柔些。”以后他常想起这句话，大概赖拉也是吧。对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对家人隐满他的出逃计划。他知道，如若成功，他们将要分别好几年；如果不逃走，那么两个星期以后，他将被当作叛徒处死，对于家人这将是更大的打击。
7月10日是星期三，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克格勃的疗养院回到莫斯科的寓所里。在逃往西方两周前，或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他造了一些假象来蒙蔽监视人员。他和朋友、亲戚约好在他计划逃离莫斯科之后的一个星期聚会。他还对自己糟糕的“拉达”车费了不少力，以保证它不出故障。监视人员对他常在列宁大街上跑步已习以为常，一般对此不再十分留意。7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点钟，他穿着旧短裤、夹背心，手里拿着一个塑料包照例出去跑步。但他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以后“中心”可能绞尽脑汁在想，戈尔季耶夫斯基手里的塑料包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几天后他巧妙地到达边境并越了过去。戈尔季耶夫斯基拒绝在此书中谈到他的出逃路线，为的是不让其他人也可以去琢磨如法炮制，否则克格勃将会当即堵死这一通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说，到了西方，处在安全状态下后，他觉得自己就像处在电影《来自奥斯国的魔术师》所描写的黑白世界之中，突然看到了一幅绚丽的彩虹景象。他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创下了克格勃历史上一个被暴露的间谍首次成功越境逃匿的记录。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朋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但他却不能忘记留在苏联的家人。克格勃同以往一样是不会放过人质的，因而当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赖拉·玛莎和阿尼姬可能还不会逃脱人质的恶运。这本书是作者献给他们的。
第三章 溯源
（1565－1917）
现代克格勃的始祖，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警察局沙皇禁卫军，是由一个登上俄罗斯宝座的莫斯科大公伊凡雷帝于1565年创建的。黑色装束、黑色坐骑，系在鞍下的狗头和狼尾扫帚，象征着六千禁卫军的使命：嗅出并扫除叛徒。但是也和斯大林时期一样，令人嫌恶的扫帚所扫除的所谓的叛徒，主要是禁卫军自己或是他们首领想象出来的无辜者。多少个城市成了禁卫军的牺牲品。如1570年，诺夫格罗德的大半居民就成了禁卫军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血腥屠杀的牺牲品。而伊凡雷帝本人则时而成为暴虐狂，时而又去向上帝忏悔。在威吓国民七年之后，禁卫军于1572年被取消。四百年之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们也将迫害他们的人称为“禁卫军”、斯大林曾指出禁卫军在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以及削弱贵族特权阶层的影响方面的“进步作用”，同时他又批评伊凡雷帝说，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上帝身上，而没有将那些贵族彻底清除掉。
第二个对付政治犯的最大组织是彼得一世在十七世纪末创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衙门”。这个组织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成立的，因而至今也无法弄清它成立的准确日期。被关押在该衙门监牢和刑讯室里的囚犯中，既有不愿担任国家公职的贵族出身的人，也有那些胆敢嘲笑沙皇的酒鬼。今天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都将彼得一世奉为俄国的改革者，以及有“通往欧洲的窗口”美称的新首都圣彼得堡的建造者。可他还是一个以残暴而著称的统治者。他的继承人皇太子阿列克谢，即使跑到国外又被甜言蜜语诱口俄罗斯，后来在刑讯室中被折磨致死。
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项耶衙门”能比其缔造者命长。虽然在彼得一世死后政治迫害并未终止，但此后的百年间却再没有人动手建立专门的政治警察局。只是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才命令设立“帝国办公厅”第三处，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警察局。
十二月党人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先驱。与其前人不同的是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并非是要废黜沙皇。他们是想建立新的政治体系，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以达到取消农奴制的目的。
无论是尼古拉一世，还是第三处的头目本肯多尔夫伯爵，都千方百计地想与禁卫军和“普列奥拉任斯科耶衙门”的血腥历史划清界限。也许是命运的嘲弄，第三处的象征是精心收藏在秘密警察局档案室玻璃罩下的一方御帕（即沙皇赐予的手帕）。据传，尼古拉一世按宗教传统曾赐言本肯多尔夫：“朕将此处托付与你，你以巾拭泪愈勤， 你对你我之信仰则愈忠” 这一语双关之言，既是沙皇妄想在人民面前以“主宰”身份出现的写照，也是第三处企图扮演“灵魂医师”这一角色的反映。第三处的主要任务，用现在克格勃的话，是进行意识形态爆破活动，换言之，就是同任何形式的不同政治见解做斗争。和现代克格勃一样，第三处认为必须密切注意公众意向的发展，以使任何不同政见都永远在其检查之下。本肯多尔夫每年都做“公众意向研究”报告。比如在1827年的报告中就曾说道：“公众意向对于政府就如地形图在军事行动时对于指挥员一样重要。”
除了强大的情报网，第三处处长手下还有一个军的宪兵——几千名彪形大汉。他们雪白的手套和蓝色的斗篷使其格外显眼，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但是比起克格勃来，第三处还是一个不大的组织。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死时，其首脑机关的人数也不过在原来的16人的基础上增加到了24人。与其前人不同的是，第三处的领导人物并非以残暴著称。十二月党人之后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导人亚历山大·赫尔岑曾说，“他还是相信，本肯多尔夫作为一个逍遥法外、凌架法律之上。有权干涉一切事物的恐怖组织的头目，他还没有做尽他所能做的坏事……但他也没有干过什么好事。他对此既不乐意，又无动力，也无心思。”当1840年赫尔岑出现在本肯多尔夫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憔悴而疲惫”的人，他的脸上是“莫测而冷漠的人常有的那种虚伪和善的表情”。1844年本肯多尔夫死后，接替他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是十二月党人的一个领导人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将军的兄弟。很难设想，在一百年后，斯大林会效仿此例，让托洛茨基或是布哈林的某个亲戚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员，更不必说成为其领导人了。
在1823年到1861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判服苦役的29万人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是政治犯，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不是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波兰的反对俄罗斯统治的爱国者。在俄罗斯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不过是一小批贵族知识分子。而且，只是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政治犯罪才有了法律定义。1845年刑法对那些被认为犯有“书写或散发旨在唆使人们对‘统治当局’或君主个人品行不敬的手抄或印刷品或声明”的罪行的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用理查德·派普斯的话，“这个法典对于极权主义的意义与《自由宪章》对于独立运动的意义不相上下”。在俄罗斯，从1845。年到1988年，除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和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很短的时期以外，只要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正确性表示怀疑，都被视为是刑事犯罪。1960年刑法规定，对进行“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活动”的人，判处七年以下徒刑，并附加五年以下流放。
使第三处引以为豪的是：在整个1848年间，当西欧革命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俄罗斯却一直“安详地打着盹”。村庄里的骚动以及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颁令解放农奴，使得新一代年轻的民粹主义贵族感到，农民革命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但是，在1874年，当那些满怀信心的激进理想主义者所发动的、旨在号召农民同沙皇制度做斗争的“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一些失望的民粹主义分子便成了恐怖分子、这些恐怖主义的追随者认定，暗杀沙皇显贵，无论对制度本身的瓦解还是对沙皇制度阴暗面的揭露都将起到促进作用。1879年，一个有三十名成员的恐怖主义小组组建了一个“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尽管他们人数不多， 但仅在1878-1881年三年间，这个小组就将沙皇当局推到了近似恐慌的境地，并以此证明了第三处的无能。1878年，宪兵队长、第三处总督梅津佐夫将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刀刺死在圣彼得堡的一条中央大街上。他的警卫马卡罗夫中校当时对此类行动竟毫无思想准备。他所做的唯一反应就是用手中的伞将袭击者打了一下。恐怖分子轻易地就逃匿了。在发生了几起恐怖活动和被“民意党”缺席判处死刑的沙皇遇刺之后，曾有人对第三处的活动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表明，沙皇的保安部队组织得实在糟糕，使得沙皇“就是在自己的皇宫里也难以有安全感”。
1880年，名声扫地的第三处被解散了，由新成立的“国家警察司”接替其位，该司在1883年直接改名为“警察司”，其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警察司下设一个专门对付政治犯的“特别处”，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一整套“暗探局”的地区网络。第一个“暗探局”是1881年开始活动的。以后整个政治警察系统都被称为“暗探局”。尽管进行了多次改组，亚历山大二世还是在1881年被恐怖分子用简易手榴弹给炸死了。
“暗探局”就其权力范围和活动规模而言，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在欧洲，国家警察机构的活动都是受法律约束的，而“暗探局”本身就是法律。对于政治罪。它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搜查谁、将谁投入监狱或将谁流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由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在1903年写道，俄罗斯和欧洲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其“政治整容系统的无限权力”。连沙皇制度本身的生存也受其支配。尽管如此，沙皇俄国最终也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按苏联的标准，赋予“暗探局”的权力还未真正运用。甚至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镇压的时期，也只绞死了17名政治犯，主要是那些实施或企图实施这样或那样暗杀行动的人。在被送上绞架的人当中，有因参加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行动而被判处死刑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密谋者们打算在1887年3月1日，即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六周年之时干掉沙皇。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17岁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就是以后闻名于世的列宁）发誓要向沙皇制度讨还哥哥的血债。到1901年时，共有4113名俄国政治犯在沙皇的放逐之中，其中有180人被流放去做苦役。
在沙皇俄国受迫害最深重的是犹太人。普遍的反犹主义、由国家纵容的大屠杀、限制性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在亚历山大三世（1881—1884） 和尼古拉二世（1894一1917）执政时期达到高潮，结果使得几百万俄国的犹太人被迫流亡国外，主要是流亡美国。接替沙皇制度的政权也继承了这一古老传统，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以转移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1891年近三万犹太人被一次性逐出莫斯科，成了斯大林时期更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的先例。虽然“暗探局”并非国家排犹主义的倡导人，但它毕竟对这一政策的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因其在警察厅印刷的抨击性小册子引发了反犹运动而被奖励一万卢布。“暗探局”的最后一任领导人A·T·瓦西里耶夫曾故作气愤地称西方报纸上指责沙皇政府和“暗探局”姿意屠杀的“激愤性的文章”是“卑鄙的诽谤”。他在自传中写道，“罪恶的根源”在于，“犹太人他们连正常的生产劳动也胜任不了。”
“若不是出于保护俄罗斯人，尤其是保护农民的需要，政府是没有理由采取反犹措施的……。在俄罗斯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某种形式的压制，但遗憾的是，这种形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的确想保护农民免受犹太人的残酷压迫，但这些努力收效甚微”。
国家的排犹主义政策也使得我们明白了马克思主义为何在犹太人中比在俄罗斯帝国领土上居住的其他民族中传播得更快。第一个群众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即有名的“崩得”（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于1897年。在1898年建立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及1902年由过去的民粹主义分子建立的社会革命党创始人中就有许多人是犹太人。犹太民族的代表对革命运动的积极参预，助长了“暗探局”的反犹情绪。
尽管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出身，但在斯大林时期，排犹主义又开始抬头，虽然形式很隐敝。与“暗探局”不同的是，克格勃从未进行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过，克格勃却是苏联国家体系中的头号反犹机构。就国家而言，虽然领导职位事实上对于犹太民族是无缘的，但外交部和党中央委员会基本上还是接纳犹太人在其中任职的。但在克格勃内部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从一些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深信存在着“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意识形态的离间行为”这一点来看，“暗探局”反犹神话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1985年1月，第一总局情报处副处长，以才智超群、善于准确评价而名声赫赫的扎莫依斯基要克格勃工作人员相信（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参加了这次会面），共济会的活动有明显的犹太痕迹，因而是大规模犹太复国主义行动的一部分。
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克格勃的讲义和教材从不承认“暗探局”对待政治犯和犹太民族的行径与今天克格勃的行为之间有任何联系。“暗探局”尤其重视对外情报工作。它在国外的间谍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俄罗斯侨民。如今这些任务由克格勃各驻外情报站设立的反间谍机构来执行。不同政见者流亡国外始于1847年。赫尔岑的流放事件，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做法在“民粹派”人物中盛行起来。到尼古拉二世登基之时已有5000名革命者流亡国外。他们采取各种方法，从投掷自制炸弹到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搞研究，来准备推翻沙皇制度。
“暗探局”在国外监视这些流亡者的办事处大本营，设在俄国驻巴黎的使馆里，因为巴黎是流亡者的中心。据法国安全机构文件记录，这个国外办事处是1882年开始涉足巴黎的。到1884年，在大名鼎鼎的彼得·拉奇科夫斯基的领导下，其活动范围大为扩展。在“民粹派”活动时期，当时尚为小小公务员的拉奇科夫斯基还对革命思想颇为同情。1879年他落人警察之手，那里有两条路让他选择：或是被流放西伯利亚，或是为政治警察局效力。在作出选择以后，拉奇科夫斯基成了沙俄情报史上最有影响的一名军官。和克格勃后来派到巴黎的情报头子不同的是，他在首都的最高阶层中有显赫的地位，在巴黎股票交易所赚了一大笔钱，常在圣克鲁自己的别墅里举办豪华的招待会，并和许多上层人物关系甚密。《巴黎回声报》1901年曾对他的情况有所描述：“如果您在公开场合见到他，我相信，你对他是绝不会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从他的外表丝毫也看不出他负有如此凶险的使命。胖胖的，不耐寂寞，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看起来是一个善良。快乐的小伙子，大伙儿的中心人物……他有个很大的弱点——一见我们娇小的巴黎女人就神魂颠倒。而事实上他却是在欧洲十个国家的首都工作的人员中最有本事的一个”。
拉奇科夫斯基和继其之后担任国外办事机构头目的人有着与圣彼得堡“暗探局”局长同样的地位和同样的行动自由。就像“暗探局”在俄国国内的活动一样，国外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俄国流亡者既进行“外部”监视（穿便服的特务、看门人等），也进行“内部”渗透（间谍警察，其中一些人还曾是革命者）。巴黎的安全机构非但未对这个办事机构在法国的活动加以阻挠，甚至还将其视为扩大自己情报搜集网的工具。在一战前夕法国情报机关所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对俄国警察为控制俄国革命者而在巴黎进行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行动的客观分析证明，这些行动有着巨大的稗益。”
为了不失去法国当局的好感，国外办事机构便不断施法以增加法国当局对可能发生的革命的恐惧。结果令人满意，连法国安全机构内部也认为，1914年仅在巴黎及其近郊就有四万名俄国革命者——而这个数字超过了俄国革命者在整个西欧实际人数的十倍以上。
当政治谋杀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的警察机构对与俄国人的国外办事机构合作的兴趣大大增加了。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的牺牲品中有法国总统卡尔诺（1894年）、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里·卡斯基略（1897年）、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1898年）、意大利国王温伯德（1900年）、美国总统麦金利（1901年），以及一连串俄国的政治活动家，其中有教育部长H·fi·博戈列夫（1901年）、内务部长江·C、西皮亚金（1902年，他还负责“暗探局”的工作），以及接替其位的B·普列韦（1904年） 、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大公（1906年） 、总理兼内务部长fi·A·斯托雷平。1898年在罗马举行的世界安全机构大会上通过了以下决议：“各国负责追查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中央机构彼此间应建立直接联系并互通情报。”
驻巴黎的国外办事机构控制着在英国、德国和1912年起在意大利监视俄国流亡者的那些工作人员。在瑞士这个越来越重要的革命者流亡中心，国外办事机构下辖着三个日内瓦警察组织，他们可以直接从警察局的案卷中获得所需的情报并对瑞士当局提供的情报的正确性进行验证。对在比利时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流亡者的监视工作由当地的警察负责，巴黎派来的负责特殊使命的“暗探局”间谍也参与此项工作。同时，在一战前的那些年里，“暗探局”的国外办事机构总是因其在法国的行动而不断受到社会党人和激进的法国议员的攻击。1913年俄国驻巴黎领事馆认为有必要宣布停止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它的职能表面上移交给了安里宾主持的私人秘密侦探所执行。此人曾是“暗探局”国外的一个工作人员。而实际上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是小心谨慎罢了。正式“关闭”国外处，对法国安全机构也造成了冲击。1914年法国安全部门声称：“法国政府将不再象过去那样可能掌握法国境内危险的流亡者活动准确情报。”
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并不只限于搜集情报，它还要制定后来被克格勃称为“积极活动”和“特别措施”的各种行动方案，以便对外国政府及公众舆论施加压力，并实施各种形式的暴力手段。1886年拉奇科夫斯基手下的人炸毁了“民意党”在日内瓦的出版社，并将事情办得很巧妙，使得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失望的革命者干的。I809年拉奇科夫斯基“揭露”了一伙在巴黎制造炸弹的俄国流亡者。经过一场喧嚣之后，许多密谋者被判监禁（其中一个叫兰德赞的人逃到了国外，被缺席审判），而其余的则被驱逐出境。在俄国，“暗探局”逮捕了63名似乎与巴黎的小组有牵连的革命者。事实上这个阴谋是在拉奇科夫斯基领导下由那个叫兰德赞的人策划并实施的。此人为“暗探局”国外处安插的奸细，表面上他出资建造了军火工厂（制造炸弹），而这些钱则是国外处工作人员交给他的。
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任职的十八年间（1884－1902年）总能掩盖掉其参与恐怖行动和建立那些似乎由流亡者的革命者筹建的炸弹制造厂的痕迹。而接替他任国外办事机构头目的拉塔耶夫（l903—1905年）可就不那么幸运了。法国安全机构很快就发现了他的不轨行为，比如，他参与了在巴黎对特鲁别茨科伊大公的未遂暗杀行动，并在法国人举行的反对沙皇1905年革命后的暴行的集会上设置炸弹，致使两名法国宪兵也成为受害者，所以不久他就被召回俄国。1909年，一个名为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的革命派记者揭露了拉奇科夫斯基在1890年那起炸弹制造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还说，1890年逃脱了警察追捕的那个奸细兰德赞不是别人，正是驻巴黎的国外机构头目之一哈尔京。哈尔京的《神速逃离和匿迹》一书本身就能证实布尔采夫的话。但奇怪的是，法国安全机构对此反应并不强烈。因为与办事机构的一个奸细所犯下的罪行相比，它们从国外处得到的情报“更有价值”。
拉奇科夫斯基科主要特长在于伪造文件和使用奸细。有证据表明，正是他伪造了“犹太复国主义精英实录”。从而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反犹事件。“实录”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未起太大作用，但却“证明”了犹太人要达到其主宰世界的阴谋。有一段时期尼古拉二世曾认为，该实录可以帮助人们了解1905年革命的原因。但当得知这是伪造品时，他懊恼地说，这些文件“玷污了反犹太主义的神圣事业”。晚些时候，“实录”又重新出台，成为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行动指南。在20世纪所有伪造品中，这份“实录”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
拉奇科夫斯基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担集情报和进行“积极活动”。除此之外，他还企图对俄国的内政施加影响。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地位。作为一名“建立俄权法同盟” 思想的狂热追随者，拉奇科夫斯基于1884年来到了巴黎。他充当秘密调停人，积极参与了建立1891～1894年间“法俄同盟”的谈判。不仅如此，他还在1899年及其后来达成的各项条约中起了重大作用。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最可靠的接触人是1898至1905年主持法国外交部工作的戴奥菲尔·德尔卡塞。在第三共和国七十年的历史中没有第二个外交部长能像他这样长时间的占据此位而未被替换。在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中，诸如1899年为改变“法俄同盟”的一些条件，他对圣彼得堡进行的访问；1901年沙皇对法国的正式访问，以及1902年卢贝总统对俄国的回访等，戴奥菲尔·德尔卡塞都是通过拉奇科夫斯基，而不是通过法国大使德后彭传贝洛侯爵来进行准备工作的。俄国外长穆拉维约夫伯爵曾安慰沮丧的蒙特贝洛说：“我们完全信任拉奇科夫斯基先生，他显然在法国政府那儿也受到同样的信任。”但是拉奇科夫斯基走得太远了，因而在1902年被从巴黎召回俄国。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下台与他对俄法外交关系的影响并无牵连，而是因为他不经意地坚持认为皇后聘用的法国“医生”不过是个骗子，因而招致皇后对他的不满。
“暗探局”建立的侦听破译机构，为沙皇外交政策的推行立下了汗马功劳。和其他的革命前的大国一样，十八世纪的俄国也设有“信件检查处”（亦称“黑色办公室多”），其任务就是截听个人或外交通报。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黑色办公室”的活动由于公众和议员反对干涉邮政业务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在英国，当得知侦听局总是拆阅被驱逐王英国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者的信件时，下院里一片哗然，于是破译局于1842年被迫关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破译局才又恢复了活动。至于专制制度一下的俄国，则议员们的抗议丝毫未影响到侦听破译机构的工作。“暗探局”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奥德萨、基辅、哈尔科夫、里加、维尔诺、托木斯克和梯弗里斯的邮政总局里都有“黑色办公室”。“暗探局”最后一任局长A·T·瓦西里耶夫则总是想让人们相信他们的行动都是针对密谋者和罪犯的：“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没有理由对书刊检查感到担忧，因为对个人私事原则上是根本不过问的。”而事实上和革命前的时期一样，拆阅信件既是谣言也是情报的来源。由于破译了伊万库茨克大主教的信，他与修道院院长的暧昧关系便被公之于世。
“暗探局”的主要密码专家伊万·济宾在他这行当中是个真正的天才。“暗探局”莫斯科分局局长fi·扎瓦尔津讲道：“济宾对自己的工作不说是狂热也称得上是痴迷。普通的密码他扫上一眼即可破译，而那些难以解开的密码经常使他进人恍惚的状态，问题不解决他就无法摆脱。”“暗探局”破译机构初期的主要任务是破译俄国国内外革命者的书信。但逐渐地将外国驻圣彼得堡使馆的外交电报也纳人其监视范围。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起情报机构就时不时地通过截取外交书信来获取情报。 1800年外交部成员H·FI·帕子写信给其驻柏林的大使说，“我们掌握了普鲁士国王与他在这里的临时代办的通信密码。如果您怀疑普鲁士外长居心叵测的话，可以找个借口，让他往这里发一则通报。只要他或是国王发的通报一破译，我就马上告知您它的内容”。
在十九世纪，由于普遍使用信使来传递外交邮件，“黑色办公室”所截取破译的情报数量便逐渐减少了。但由于上世纪末电报的广泛使用，使得传递和侦听外交情报工作变得容易了。在法国，外交信件的破译工作既在外交部“黑色办公室”，也在安全机构内部进行。俄国前情况也如此。其外交部的“黑色办公室”和“暗探局”的工作人员常常交换破译的外交信函。1901年到1910年任外交部信件检查处主任的是亚历山大·萨温斯基，在他的领导下，侦听和破译机构出现了新的局面，其组织也得到了改善。同时，在这个领域。“暗探厅”对于外交部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常来说，破译复杂的代码和密码不仅要看破译员的才能，还有赖于情报机构的协助。“暗探局”的相关任务可以分为三步；首先要不择手段地窃取外国的外交代码和密码，然后同截取的外交密电原稿相对照，最后破译获取情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暗探局”是第一个现代侦察机构，其工作方式为以后克格勃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效仿的对象。1904年6月，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1904一1906）查理斯·哈丁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他遭受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因为他发现，有人向他的办公室主任提供了一千英镑，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目的是让其窃取一份外交密码的副本，他还报告说，有一个有名望的俄国政治家曾说，用书信形式联系相对安全，他要我任何时候也不要用电报报告，因为我们所有的电报内容他们都知道。三个月以后，哈丁得知，拉奇科夫斯基在内务部（当时该部负责“暗探局”工作）里建立了一个秘密处，目的是想方设法接近外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的档案。为使英国使馆十分落后的安全体系实现现代化而做出的种种努力都没有任何结果。1906年2月。英国使馆秘书塞斯尔·斯普林·雷兹报告说：“使馆的文件不断丢失已有一段时间了…信使与使馆有工作上接触的人员都在警察局的控制之下，不仅如此，搞到文件他们还能拿到报酬。”斯普林·雷兹声称，他已经“查清”了这些针对英国使馆的秘密活动的组织者，此人就是因在反犹宣传中成绩显著而受过奖励的科米萨罗夫——“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按照科米萨罗夫的命令，“每天晚上使馆周围都布有‘暗探局’特务，以便拿到弄来的文件”。尽管使馆里设置了新的保险柜，档案柜的锁也换了新的，而工作人员也被严令禁止将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任何人，但外交文件还在继续丢失。两个月后，斯普林·雷兹得到证据，表明“有人能接触使馆档案，并将文件取出后在科米萨罗夫家中拍照。”这很可能是一个被收买了的使馆的工作人员所为。他用蜡制做一个档案柜锁的钥匙印，然后从“暗探局”那儿拿到复制的钥匙。此类事件在美国。瑞典和比利时的使馆也发生过。
早在本世纪初，从破译的报告和从使馆窃来的文件中获取情报的外交情报机关就对沙皇内政有着很大的影响（尽管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还很少有人研究过）。从1898年到1901年，俄国不断采取步骤，力劝德国与之签订秘密条纵划分他们在土耳其帝国的势力范围，以进一步实现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多年觊觎。当1901年底破译了一份德国的信函而得知德国政府不打算签这个条约时，俄国便放弃了这些努力。俄国外长拉姆兹多夫在给俄国驻柏林大使的电报中告知了这一点。在尼古拉二世执政的整个时期，俄国在截获和破译外交邮件这方面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英国、德国、美国和大部分影响较小的国家直到一战前还根本没有类似的机构。奥地利的侦听机构主要也是针对军事通讯的。在这方面俄国唯一有力的竟争对手是它的盟友法国。在一战前的二十年间，法国外交部的“黑色办公室”及安全机构在破译大部分大国的外交代码和密码工作中卓有成效。可当俄国人破译了一些法国的外交代码和密码之时，法国人对俄国人的外交信件却一筹莫展（虽然法国人在破译驻外办事机构的代码及密码中也取得过一些进展）。
1905年夏，日俄战争和法德摩洛哥危机将近结束之时，俄国及其盟友法国在秘密情报的侦听和破译方面进行了短期合作。 1905年6月，俄大使奉政府命令向法国总理莫里斯·鲁维埃转交了一份与经过破译的摩洛哥危机有关的电报的副本。对于鲁维埃来说，此份电报实在是意义重大，于是作为回报，他命法国安全部门向“暗探局”国外处转交由法国安全机构的“黑色办公室”截获和破译的所有的日本外交信件。国外办事机构的负责人马努伊洛夫在拿到这些文件之后，立即电告国内，而这份电报也被法国外交部“黑色办公室”截获并破译。因为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奉总理之命转交俄国人的，外交部便认为这是电码和密码安全系统发生了严重的情报漏失现象，并命令其密码处停止同法国安全机构类似部门的所有接触。由于法、俄情报截取机构的短期合作所铸成的荒唐的错误，致使外交部与法国安全机构的“黑色办公室”在此后的六年中各自完全独立地进行工作，有时截取和破译的都是相同的外交电文。俄国和法国从此以后也再未交换过截取的情报。
由于法国情报截取机构行动混乱而造成的恼人的误会，也对俄国破译密码机构的工作造成很坏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人破译了除德国外的几乎所有大国的大量外交信函（虽然准确数目迄今尚未弄清），但由于法国人在1911年法德阿加迪尔危机中的草率举动，使得德国人变换了外交代码和密码，结果是俄国破译专家们在1912年到1914年两年间没能读出一封德国的密件。
在阿加迪尔危机时期，法国外长茹斯特恩·德·塞尔浮从其“黑色办公室”截获的德国人的电报中得知，约瑟夫·卡约总理背着他在同德国人谈判。利用这些密件德·塞尔浮及其一些同僚便放出消息，说卡约有背判行为。卡约对这种猜疑愤怒至极，采取了极端措施。他召来德国代办，让其出示提到他名字的那份电报原文，以同破译件对照。后来这位总理向法国总统承认说：“我做的是不对，但我必须澄清。”此后德国人便更用新的外交密码而使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他们的俄国伙伴都一筹莫展，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俄国也同法国一样，部门之间的争斗给搜集和整理国外情报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负责军事情报的是总参一部。到1914年，俄国情报机构所掌握的有关德军的情报都是间接得来的，而关于俄国的另一个主要敌国奥地利的资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俄国军事情报机构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是阿尔弗雷德·列德利。作为奥地利情报机构的高级军官，他大概是一战前在欧洲活动的所有间谍中最重要的一个。1901年末到1902年初，俄国驻华沙的军事情报机构头目巴秋申上校了解到，列德利是一个在性关系上不很检点的同性恋者，对此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上司，都的确未曾发觉。他通过威逼利诱使列德利充当了内奸（后来此种手段也为克格勃所采用）。列德利用从俄国人那儿得来的钱不仅为自己，也为其情人们购置了小汽车；其中有其宠爱的枪骑兵团的一位年轻军官，他每月付给此人600克朗。
列德利后来被揭露，于1913年自杀。他在十年的间谍生涯中所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一份情报，是奥地利指挥部为对俄国和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而拟定的征兵计划。
沙皇的外交官和领事们有时也干一些间谍工作，时不时地收集一些有军事意义的情报。但是，军事人员和外交官的情报搜集工作未能很好地协调，这也反映出其军事部门和外交部的协同行动不尽人意。军事人员特别重视派遣侦察人员，而对截获和破译情报未予足够重视。1914年8月，德国人在东线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应归功于俄国人愚蠢透顶的举动。他们所有的布署都是用电台明码发出的。开始，德国的报务员纯粹是出于好奇才听了敌人的无线电通讯。
首先意识到这一发现的意义的，是一名德国军官马克斯·霍夫曼上校，他后来被称为胜利的缔造者，因为这次侦听工作首次在保证战事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如霍夫曼后来所写的那样，多亏侦听工作“我们才知道了俄国人所有的计划”。就好像在玩军棋，俄国人陷人了对其每一步都了如指掌的敌人的包围之中。
“暗探局”并非唯一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和进行“积极活动”的机构。为了能顺利得到沙皇政府和俄国经济都迫切需要的国外的贷款，也为了消除西方投资者对其资金的安全的顾虑，财政部还收买了一批外国记者组成间谍大军。在1914年以前，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人们对政府“资助”友好的国外报纸都习以为常了。法国议会1913年的一项报告中，不顾那些针对情报机构的批评之辞，指出此类“资助”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方面，俄国在欧洲占了第一位。既然法国是战前俄国最大的投资者，那么俄国财政部的主要活动对象自然就是法国新闻界了。财政部驻巴黎的代表阿尔图尔·拉法洛维奇就曾先后收买过除社会主义报纸（后来是共产主义的） 《人道报》以外的所有法国的大报纸。到1905年3月，俄国革命的失败和对日战争的失利，极大损害了法国放债人和商人的信任感，使得拉法洛维奇在一个月内要花掉20万法郎用以行贿，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也对其鼎力相助。我们对如此行贿的结果几乎不敢恭维，而且也很难说这种收买究竟有多大的必要。不管怎样，无论拉法洛维奇如何慷慨，1905年3月法国银行还是停止了关于继续向俄国贷款的谈判。即使如此，到1914年之前，法国对外投资额中的25％还是给了俄国（政府贷款占了此数的4／5） 。而其它国家从强大的法兰西帝国那儿得到的却只有9％，若没有新闻界的支持，象1905年法国停止对俄国贷款这样的信任危机将会频繁得多。
尽管沙俄的对外情报系统协调得不尽人意，但它却为以后苏联的情报机关奠定了基础，各种各样的“积极活动”和搜集情报的手段成为其活动的基本方法。沙俄的对外情报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侦听破译方面的机构，也是利用间谍机构协助破译部门工作的机构。而阿尔弗雷德·列德利也就成了曾在沙俄对外情报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鼹鼠大军”（即“潜伏在对方内部的外国间谍”）的第一人。除了列德利外，沙俄的情报机构还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可以利用潜藏的间谍作为对付敌人的有力武器。二月革命以后，“暗探局”的档案落入了布尔什维克人手中，从中他们得知，早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于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前，“暗探局”就往其队伍中派进了比其他任何一个革命团体都要多的奸细。“暗探局”所掌握的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活动的情报是如此详尽全面，以至于二月革命后所保存下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部分档案材料竟成为撰写布尔什维克活动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依据。“暗探局”中的一些文件给后来的执政者、自称是列宁最忠实的追随者的斯大林本人也碰来了一些不快。事实上，1909年斯大林就曾批评列宁的一些恐怖行动的“失算”和“不正确的组织政策”。但从1910年12月驻巴黎的国外办事处截取的斯大林的一封信来看，他还是支持列宁的。他写道，列宁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列宁本人是个“智力超群”的人。
关于斯大林当过“暗探局”间谍的传闻，就各方面情况看来，是没有任何现实依据的。虽然也不排除“暗探厅”曾企图将他吸收进来。尽管如此，“暗探局”在布尔什维克中仍有相当数量的间谍。在1908年～1909年期间，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至少有四个是“暗探局”的间谍。“暗探局”也在其他反对君主专制的组织中安插有间谍。比如，“暗探局”的人员中有一个叫叶夫诺·阿泽夫的人，此人在1904年到1909年间曾领导过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负责进行恐怖活动和组织暗杀、在“战斗组织”受害者名单中有内务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维，他是被炸弹炸死的。阿泽夫的一生充满了疑团和矛盾，死前他曾说过，他最终也不清楚。他是潜藏在政府里的恐怖分子呢，还是潜藏在恐怖分子中的警察局间谍。“‘暗探厅’认为，其最得力的间谍是莫斯科的一个名叫罗曼诺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人。此人是1910年招募进来的，而两年后他就成了六名被选送人沙皇议会——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列宁曾欣喜地写道：“我们第一次在杜马中有了代表我们工人阶级的卓越领导人（马林诺夫斯基）。”而在当时。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内还没有一名来自工人的领导人。因此，对于列宁来说。被其纳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便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列宁曾说道：“不管有多么巨大的困难，只要有这样的人就可以缔造工人阶级政党。”1912年选人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第一年里还是以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行动的，但到了1913年，这个团体就分裂了，马林诺夫斯基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
“暗探局”的间谍渗透，使列宁深感忧虑，于是，1912年在其倡议下，党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了“反间谍委员会”，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其中便有马林诺夫斯基。1913年，当时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和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被捕后，列宁曾会见马林诺夫斯基，以商讨对策避兔再有他人被捕。自然，列宁并不知道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告发了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1913年7月，列宁又和马林诺夫斯基以及自己主要的助手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商讨了这个问题。结果他们得出了一个除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席马林诺夫斯基外，令其他任何人都将大为惊奇的结论：在杜马的六名代表“身边”，有“暗探局”的间谍在活动、马林诺夫斯基得到指示，要其“密切注意秘密行动”，以防止警察局间谍的渗透。警察厅头子C·N·别列茨基曾称马林诺夫斯基是‘暗探局’的骄傲”。但是马林诺夫斯基也经不住这种双重身份的压力，变得嗜酒成性，使得他最诚挚的支持者列宁也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1914年5月， 新任内务部长B·X·准科夫斯基决定踢开马林诺夫斯基。大概想到了马林诺夫斯基乖戾，同时又担心一旦大家得知他是“暗探局”在杜马的间谍，恐怕会引起一场喧然大波。马林诺夫斯基卸任后携着“暗探局”给他的六千卢布逃出圣彼得堡，到国外去开始新的生活。过后就有传闻，说他是“暗探局”的间谍。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尤里·马尔托夫在六月份写道：“我们都相信，他毫无疑问是个奸细，能否证明这一点就是另一码事了。”虽然列宁也同意马林诺夫斯基是“政治自杀”、但他推翻了对其的所有指控。当马林诺夫斯基出现在德国战俘营里，向自己的同胞宣扬布尔什维克思想时，列宁又和他恢复了通信，并一如既往地为其辩护，驳斥对其同“暗探局” 合作的指责。1917年1月，列宁又重申，这些指责都是“绝对的一派胡言”。二月革命后人们在“暗探局”的档案中发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真实记录， 列宁起初拒不相信。 马林诺夫斯基的一生在一年半以后悲惨地结束了。1918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说“他无法生活于革命之外”。虽然他还指望能给他赎罪的机会。 但革命法庭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审判，判处他枪决。1918年11月6日判决在克里姆林宫内院执行。
为什么马林诺夫斯基得以将列宁长期蒙骗呢？主要是因为列宁和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出身于特权阶级，他们对自己的出身怀有一种负罪感。列宁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最主要的优点便是其无产阶级出身。他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和演讲家的楷模，而这样的人正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所缺少的。就列宁看来，马林诺夫斯基罪恶的过去和不羁的性格，只是证实了他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本质。列宁最初对斯大林的宠爱，以后他又为此而后侮，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斯大林的低贱出身，还有他那种丝毫没有资产阶级娇揉造作痕迹的粗暴举止，又使列宁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出身产生了负罪感。
无论听起来怎样离奇，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皇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渗透还是对列宁有利的。战前时期的警察头子别列茨基讲过，战前他的政策和“主要目的”就是不惜一切地防止俄国社会主义分子的联合。他说：“我行动的原则是：分而治之。”列宁则与那些主张与孟什维克联盟的许多布尔什维克不同，他坚决反对联合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别列茨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帮了列宁的忙，他将孟什维克中列宁的主要对手以及那些极力主张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抓了起来。“暗探局”坚信，将该党分裂，它就可以削弱社会主义运动。列宁则不然，他认为，有独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纪律严明、思想纯洁。坚如磐石、以千万革命者为首的群英，才能将俄国人民引向美好的未来。
随着1917年二月推翻沙皇制度而来的混乱与涣散，证明列宁革命斗争的战略是正确的。二月革命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与其主要对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相比成了少数派。但正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这样，曾保证了警察局的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顺利渗透的巨大的战术上的胜利，便转变为战略上的失败，并最终导致全面垮台。
二月革命（新历1917年3月8日至12日）使得大多数革命者不知所措。在此事件前一个半月之时，流亡瑞士的四十六岁的列宁曾说过，“同志们，我们也许等不到快要到来的革命的决战时刻了。”和绝大多数的革命组织不同，“暗探局”对彼得格勒（战前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的局势反应更敏感。革命开始的几天前，一名间谍曾报告说：“地下革命党正在策动革命，但如果革命发生，它将是类似于饥民暴动的那种自发运动。”依其所言，革命情绪最强烈的主要是那些多子女的母亲，她们“厌倦了永远排在长队里，再也不忍心看着自己生病的和半饥半饱的孩子坐以待毙，她们是一大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烧起来的干柴。”
当那些排队买面包的妇女们于3月8日走上街头游行时，革命开始了。两天后罢工便席卷了整个彼得格勒。在这个阶段，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起了决定性作用。1905年革命是被军队镇压下去的， 而1917年3月军队却倒向革命一方。于是“暗探局”又准确判定，风是朝哪儿刮的。虽然工人的政治罢工在2月27日遭到哥萨克人的镇压，但在“暗探局”的报告中却写道：“总的印象是，哥萨克人是站在工人一边的。” 3且12日，一支卫戍部队发动暴动，以此保障了革命的成功。三天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让位给自己的弟弟米哈依尔大公。 次日，即3月16日、米哈依尔宣布放弃王位，从而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统治的历史。当时，政权落人了主要由自由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中。他们以奇特的方式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存，而后者则是全俄各地苏维埃的模式，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他们的喉舌。
按托洛茨基的话说，“政治警察局同沙皇制度一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3月12日， 一群人冲进了“暗探局”总部大楼。“暗探局”头子A·T‘瓦西里耶夫愤愤地讲道：“特别侦缉处的所有档案，其中包括指纹、照片和其他一些小偷、伪造货币者和杀人犯的资料都被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不仅如此，闯进来的人还搜查了我的抽屉，拿走了由我保存的2万5千卢布的公款。 ”尽管瓦西里耶夫声称，他“想不起自己有过任何不合法的行为”，但他很快还是被关进了彼得堡要塞。在那里他不得不睡在“草垫上，枕着塞满鸡毛的枕头”，吃的是“难闻的汤和更为糟糕的、用乱七八糟的东西做的杂烩”，每两周才能在冰冷的、刮着刺骨的穿堂风的浴室里洗一次澡。“暗探局”局长遭囚禁，俄罗斯的皇帝沙皇尼古拉二世沦为罗曼诺夫王朝的一个普通公民，这些都象征着对君主专制的胜利及新的民主秩序的诞生。革命胜利后，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都认为，俄罗斯再也不会有政治警察局了。
第四章 肃反委员会，
反革命及“洛克哈特阴谋”
（1917——1921）
肃反委员会，即今日克格勃的前身，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1954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标志上有盾牌和剑的图形，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到戈尔季耶夫斯基1985年出逃之时，其克格勃证件上只剩下盾的图形。克格勃的领导千方百计想挽回克格勃的坏名声，于是决定去掉其标志上的剑。但是今天的克格勃军官们仍称自己为“肃反工作者”，并在每月20号（“肃反工作者日”）领取工资，似乎仍以此来纪念肃反委员会的诞生日。
正如1799年英国实施的所得税制，肃反委员会的建立是一项必要的临时性措施，列宁不曾想到。肃反委员会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局和最强大的对外情报部门。在1917年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甚至也未曾设想过，以后什么时候会有必要建立政治警察局或是对外情报机构。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过后两个月，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开始期待世界革命的到来。布尔什维克忠实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将开创最终在世界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运动的新纪元。他们认为，新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外交官们的位置，更不必说间谍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夫·托洛茨基在接受外交人民委员一职时曾宣布：“我要向世界各族人民发布几个告示，然后就把这个铺子给关掉。”他下令公布沙皇政府与其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宣称，“放弃秘密外交是实行正直的、人民的、真正民主的对外政策的主要条件。”
革命前，列宁对布尔什维克胜利后俄国生活的构想不是完全现实的。他在1917年夏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将来不会有警察局的存在，秘密警察局就更不必说了。同时他也承认，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折时期，还有必要进行大多数昔日受奴役的劳动者对少数剥削者的镇压。但他认为，这种镇压将是“相当简单的”事情。列宁写道：“非常自然，剥削者若没有实施其目的极为复杂的机器是无法镇压人民的，而人民甚至只要有很原始的机器或在几乎没有任何机器，没有专门的机构的情况下，通过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普通组织就能镇压剥削者……”
列宁认为，人民会根据需要在街头自己主持阶级法庭。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则是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述的完全不同的体系。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它宣称，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了一次不仅反映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反映所有俄国人民意志的人民起义。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不过是由革命的少数派发动的一次国家政变，它推翻了曾经取代沙皇制度的垂死的临时政府。但无论是列宁，还是其追随者，都无法承认这个现实。先是作为反对派，而后又推翻了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但布尔什维克还是没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左派对手。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的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他们也仍是少数派。于是他们解散了1919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
列宁没有料到，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会遇上像国内外反对势力这样的巨大问题。很快他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创性和绝对正确性笃信不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对任何一种反对派，不问其社会根源，一律视为反革命。12月4日，曾领导进行十月革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任主席。12月19日传来了国家公务员要进行总罢工的消息。这一消息使得人民委员会及其主席列宁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 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 要他“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旨在通过最有力的革命措施来弄清同罢工一类现象做斗争的可能性”。第二天，即12月20日，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道：“资产阶级企图犯下滔天罪行……”在当晚致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捷尔任斯基称：“别以为我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我建议并请求建立一个同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
人民委员会也支持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俄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设委员会，即以后众所周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今天克格勃对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搞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崇拜。对他奉承的赞扬之辞比对所有继任者所说的加起来还要多（令人费解的是，继任者当中相当一部分都被官方认为是罪犯）。苏联历史学家B·安德里阿诺夫教授称他为“革命的勇士” 。他写道：“有许多人配得上这一称号，可尽管如此，当每一次我们道出这几个字眼时，想到的首先是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他以自己英勇的一生，开辟了一条不朽之路。”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族人。他1877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萝扎·卢森堡。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独立，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合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折衷对捷尔任斯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1901年他曾写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
在自己整个革命生涯中，不管在沙皇俄国还是在波兰，捷尔任斯基从未有连续三年以上不被捕的时候。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897年，一名被“宪兵许诺的10卢布赏钱所引诱的”年轻工人告发了他。
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在监狱中度过的）、多年的流放。飘泊和三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先是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而后他在1917年夏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捷尔任斯基又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凤，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绰号。老肃反工作者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福明后来曾颇为叹服讲道，捷尔任斯基是如何拒绝享用其他肃反工作人员没有的特权的。“一个老兵在所有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就餐的普通食堂为他打饭。如果他给费利克惭．埃德蒙多维奇拿来什么更可口更好的东西，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就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问：‘您知道今天其他人吃的也是这些吗？’‘是，是，大家都是，捷尔任斯基同志，’老人赶紧回答，尽量掩饰自己的心虚。”
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特别能工作的人，为了革命理想，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生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捷尔任斯基说道：“我从未顾惜过自己，这也是我的力量所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人们对它的颂扬，令人感到好像是一幅中世纪受难的圣像。1982－1988年间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说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力图根除世界上的不公平和犯罪，向往着有朝一日，战争和民族仇恨会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他总是格守自己的信条，这种信条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我想拥抱全人类，向她倾注我的爱，温暖她，洗净她身上现代生活的污垢’。”
神圣的费利克斯假如尚在人世，他并不一定理会切布里科夫这些不能不令人发笑的奉承之辞，因为他不是很有幽默感的人。但按照八十年代的标准，像捷尔任斯基这样“崇高的人道主义者”，是应该尽善尽美的。因而切布里科夫也就认真地想证明，捷尔任斯基确有幽默感。切布里科夫说，捷尔任斯基“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个禁欲主义者，他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也会说笑，喜欢音乐和大自然”。
克格勃对圣人费利克斯的崇拜是在1926年他去世之后立刻兴起的。捷尔任斯基的画像、死后拓的石膏面模、拓的手纹以及他的军装都被装进玻璃柜中——作为致敬的对象——摆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的会议厅中，就像那具躺在红场陵墓中的木乃伊一样。捷尔任斯基的声望总是很纯洁的，虽然在斯大林的光辉中稍显黯淡了。斯大林是无所不能的天才，在情报活动．方面也是如此。1937年12月庆祝肃反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之时，捷尔任斯基被称为“不知疲倦的布尔什维克，不屈的革命勇士，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曾经数次消除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极大威胁”。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淡化了对捷尔任斯基的敬仰，他的肖像不仅越挂越少，而且越挂越小。二战后不久，他的石膏像和手纹就被从克格勃军官俱乐部中拿走，而且很可能是被销毁了。
六十年代否定斯大林的政策，又使得对捷尔任斯基的崇拜开始恢复了。克格勃千方百计地想与其在斯大林时期所扮演的血腥角色划清界限，于是便塑造出一个缚杀反革命的恶龙的“革命勇士”、圣人费利克斯的传奇式的形象。各种资料都竞相引用捷尔任斯基的话。比如他曾说过，肃反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火热的心，冷静的头脑和洁净的双手”。五十年代末，在克格勃中央大楼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树起了一座好几米高的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今天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致敬的主要对象则是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捷尔任斯基的半身像，在它旁边总是摆放着鲜花。所有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早晚都要进行一次向克格勃创始人的塑像献花或花环的仪式。克格勃的军官们欲从这种仪式来巩固自己肃反工作人员的形象，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扯断那根将他们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联起来的黑色连线。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日经人民委员部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等”。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像到革命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能局限于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自己。列宁严厉批评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17年12月，列宁就赞成人民群众自己去主持审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机分子”。他千方百计鼓励那些反对“阶级敌人”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出身的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仇恨而热血沸腾。他对妻子说，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软”地保卫革命。他最亲密的一位战友马尔丁·亚诺维奇·拉齐斯在肃反委员会的《红色恐怖》报上写道：“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言语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内涵就在于此。”
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走向红色恐怖不过是因为这种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而肃反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各个地方上的成员，他们却以这种残酷的权力为乐，并不珍惜这种手段所具有的崇高的意识形态意义。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维奇·彼得斯是捷尔任斯基早期的、 也是最出色的助手之一， 他晚些时候曾承认说，有“许多用心险恶的家伙”企图混人肃反委员会。不过他却没有补充说明这些人中有许多已达到了目的。就其残酷程度而言，肃反委员会可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齐名，虽然其迫害规模要小得多。
直到1918年夏，肃反委员会的恐怖政策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指责而有一定缓和，因为初始阶段布尔什维克还指望其帮助。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里的社会革命党代表，不顾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反对，坚持要在肃反委员会中设立该党的代表。四个社会革命党人获准进入该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叫维亚切斯拉夫·阿贝克谢耶维奇·亚历山德罗维奇， 被任命为捷尔任斯基的副手。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签订和约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人民委员会以示抗议。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改名为共产党。从此人民委员会中就只有共产党员了，而布尔什维克政府也由彼得格勒迁在新首都莫斯科。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他们还留在了肃反委员会里。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自己说，这是因为捷尔任斯基挽留了他们，他对他们的领导人玛莉妮·斯皮里多诺娃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再也无法“控制那些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了。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留在肃反委员会期间，政治犯是不被处以枪决的。捷尔任斯基对自己的副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绝对信任的。总部迁到莫斯科后，他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力全部交给亚历山德罗维奇，而自己则把全部精力投人到业务工作中。
肃反委员会总部在莫斯科，在大卢比扬卡街11号，以前这里曾是一家保险公司和伦敦一家公司所在地（后来肃反委员会迁到2号楼， 那里曾是俄国的“俄罗斯”保险公司所在地）。现在克格勃的总部在捷尔任斯基大街上。那些被捷尔任斯基称为“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很快也出现在莫斯科。在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恐怖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是著名的马戏团丑角比姆·博姆，他常常嘲笑共产党员。同克格勃一样，肃反委员会也不懂这种幽默，而将其视为是意识形态的挑衅。正演出的时候，一些脸色铁青的肃反工作人员走近比姆·博姆，而观众们以为这不过是整个演出的一部分，但很快他们的笑声便变成了恐慌，因为他们听到了枪声——肃反工作人员朝试图逃跑的比姆·博姆开了枪。
除了搞恐怖活动，肃反委员会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也常使用间谍。虽然捷尔任斯基曾反对使用奸细这种沙皇时代的作法，但很快他自己也成了这方面地道的专家。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到1918年初，肃反工作人员“经常采取派遣间谍这样的行动”。“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尽快行动，捣毁反革命巢穴。任何一步失误都有可能付出肃反工作人员的生命，但勇敢和忠诚是他们天生的品质。”据克格勃资料记载，肃反委员会在派遣间谍方面取得的首次重大成功是对付彼得格勒的一个名为“同布尔什维克斗争并向卡列金（将军）派兵同盟”的组织的行动。一个名叫格鲁别夫的肃反工作人员假称自己是过去沙皇军队的军官，“很快就打入‘同盟’内部，揭露了白俄地下组织的许多成员，并弄清了他们秘密接头的地点”。在一、二月份期间，拥有近千名成员的“同盟”便被肃反工作人员查清并在赤卫队战士的配合下被彻底肃清。肃反委员会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有效手段，即相当完善的恐怖手段和派遣间谍的技巧，为斯大林时期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项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和平时期欧洲最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和对国外政府机构最广泛的间谍渗透。与此同时，在1918年至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恐怖活动和派遣间谍的行动就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全面混乱的情况下，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胁。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能够控制的也只有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与其毗邻的方圆500公里的地区（主要是莫斯科以东和稍南的地区）。俄国的其他地方则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不管怎样，在世界各国政府看来，解散由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使得布尔什维克无法证明他们是俄罗斯的合法政府。他们的问题也因德国提出的苛刻的和平协定而变得更为复杂了，而列宁同时又认为，苏维埃俄国除了签约以外别无选择。“如果你们不准备在污泥中匍匐，你们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不过是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而已，”列宁的这番话，是说给那些对决议是否正确持有疑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其中也包括捷尔任斯基。按照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该条约8个月后， 由于协约国军队在西线取得胜利后被废除），布尔什维克需要割让俄罗斯西部的地区。五月西伯利亚地区发生了由沙俄军队组织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这个武装叛乱拉开了持续两年半的国内战争的序幕。到了七月，在过去沙俄帝国的领土上已有了十七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仅为德国侵略者（到同年11月他们自己也成了战败国）所承认的苏维埃政权已成了世界的弃儿。协约国的许多外交官在苏维埃俄国遭遇战火。1918年夏，他们开始与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接触，而英、法、美、日则进行了军事干涉。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内战争是协约国武装总阴谋的一部分，而事实上，协约国并非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起义的唆使者。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军事委员列夫·托洛茨基想解除这些士兵的武装，而后者担心自己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便揭竿而起。但对列宁及人民委员会来说，这些捷克人无非是“英雄经纪人”的工具。列宁在七月曾说：“我们遭遇的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所有代表为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而经过数月精心策划的、有组织的、有步骤的军事和财经阴谋。”直到现在，克格勃还将所有反对新生的苏维埃制度的阴谋和行动视为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共同阴谋”的体现。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如果真有什么“共同阴谋”的话，布尔什维克政权也就不可能支撑下去了。在1919年间，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有三个主要的军事势力。春天，由前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首的部队在西伯利亚发起，夏天则是由白军的邓尼金将军和尤登尼奇在南部和北部发动进攻。尤登尼奇一直打到彼得格勒城下，几乎切断了该城与莫斯科的所有铁路联系，布尔什维克能够挺住多亏统帅红军的托洛茨基的指挥天才，但更多的还是敌人内部的内讧帮了他们。如果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分头进攻是针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有组织的统一行动的话，则很有可能是反革命一方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是各支白军队伍各自为战，每个指挥官都想只身摧毁苏维埃制度而使自己荣光，于是他们便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同时，红军则是扮演成一个整个俄罗斯人民的、而非少数派政府的利益的代表者，去与那些旨在恢复反动统治和旧有特权的白军将军们展开了斗争。
国内战争的混乱给了西方政府扼杀十月革命的机会，但他们没有利用好这个时机。直到1918年11月战胜德国之前，协约国部队考虑的主要是军事目的，而不像苏联的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意识形态的目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使得德国人可以从东线调集大量兵力对西线发动整个战争中最强大的进攻。英军总司令黑格元帅称此阶段为危急时刻。 在他4月11日对部队发表的著名的讲话中说道：“为保卫每一个阵地，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步不后退。就是背后已是高墙， 我们每个人也要搏斗至终，并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到1918年6月，德军已挺进马恩河，直逼巴黎。与此相比，东线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命运已退居次要位置。虽然西线的战局在整个夏天发生了迅速变化，但协约国部队仍未料到德国会在秋季如此迅速地溃败。
1918年夏，由西方外交官和派人俄国的间谍制定和实施的对付苏维埃制度的行动，准备得很不充分，因而并未对布尔什维克造成多大威胁。而且，从诸多情况看来，肃反委员会倒有意使这些行动看上去规模宏大，这样一来，肃反工作人员成功地将其揭露便能赢得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甚至同德国停战之后，西方政府尽管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上，但他们所做的还不及力所能及的一半。1919年时，只要协约国有两、三个师在芬兰湾登陆，便可打到莫斯科，结束苏维埃政府的历史。但一战末期出现的情形是西方国家已无力集结起两个师来，就更不用说三个了。派往俄国的军队只为白军的推进帮了倒忙。而这正中布尔什维克的下怀。这些军队对于决定国内战争的胜败来说，实在少得可怜，但又足以为布尔什维克将其所有敌人都称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找到借口。
布尔什维克认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起来极力反对他们。肃反工作人员不无自豪地说。正是他们在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秘密机构阴谋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今天的克格勃依然这样认为）。1921年，列宁高度评价了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对付你们的蓄意破坏。”
尽管西方的外交官和情报机构的阴谋行动，不像列宁以及迄今克格勃认为的那样规模庞大，但肃反委员会的确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肃反委员会最有效的武器便是按沙皇的“暗探局”创造的模式，派遣间谍“鼹鼠”和奸细。但是，肃反委员会往西方使馆派遣间谍的首次重大行动却未如愿。
德意志帝国是当时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唯一大国，两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互派了大使。 1918年4月23日在莫斯科设立了德国使馆。由威廉·米尔巴赫伯爵任大使。六天后，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即在他的曰记中写道：“在这儿我们须时刻提防着，因为周围尽是些间谍和奸细。苏维埃当局很快就重建了过去沙皇的‘暗探局’，虽然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但规模至少也不次之，并且更为残酷。”往德国使馆派遣间谍的任务交给了1918年5月成立的肃反委员会肃反局的反间谍处。1921年到1922年间，反间谍处有所扩大，并以其为基础成立了反间谍局，简称“反间局”，这便是克格勃第二总局的前身。20岁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科夫·布柳姆金成了该局局长。布柳姆金向德国使馆进行渗透的行动干得十分出色。他结识了罗伯特·米尔巴赫伯爵，此人是德国大使的一个奥地利亲戚， 战争期间沦为俄国战俘。6月，市柳姆金得到其书面保证——为肃反委员会提供有关德国以及德国使馆活动的秘密情报。
但捷尔任斯基将这个行动委托给布柳姆金是不太明智的，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仍在积极反对布列斯特和约。7月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暗杀德国大使的计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杀了他，可以迫使布尔什维克停止对德国人的“安抚”，进而恢复在东线的军事行动，并依他们所见，这将促进世界革命事业的发展。暗杀行动交给了布柳姆金和他的一个同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摄影师尼古拉·安德烈耶夫。7月6日晨，布柳姆金备好一份用肃反委员会的公文纸写的、有伪造的捷尔任斯基及肃反委员会书记签名的文件、内容是委托他和安德烈耶夫同德国大使进行谈判。捷尔任斯基的助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德罗维奇也被布柳姆金扯进了这项阴谋之中，他在这个文件上盖上了肃反委员会的公章。当日午后，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驱车来到德国使馆，商定同大使见面的事宜，他们称，必须和他讨论一个有关他的亲戚罗伯特·米尔巴赫的问题。后来布柳姆金说，是他用自己的手枪打死了大使，但是据使馆工作人员讲，布柳姆金开的三枪都没打中，威廉·米尔巴赫是被安德烈耶夫打死的。
这样一来，肃反委员会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利剑”的使命差点因这次惨剧而告完结。1918年7月，肃反委员会非但没能保卫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反而差点充当了摧毁它的工具。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列宁写道，暗杀米尔巴赫的行动，将俄国推到了“几乎重演与德国开战”的边缘。在搞了暗杀行动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又发动了起义，在卢比扬卡的肃反委员会的大楼被占领，捷尔任斯基也被逮捕。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他们的骚乱也在二十四小时内被忠于共产党人的拉脱维亚军队镇压了下去。7月8日，捷尔任斯基主动辞去了肃反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后来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次暴乱的情况做了调查，肃反委员会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被清扫出门，8月8日捷尔任斯基又重新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从此，肃反委员会内便是清一色共产党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抑制作用消失了，对待政治敌人的恐怖政策就又有所抬头。捷尔任斯基说：“我们是有组织的恐怖，这应该明确说明。”
列宁对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其中也包括采用恐怖手段一一来打击反革命分子表现出积极的（虽然也不乏幼稚的）兴趣。他非常赞赏使用大型电磁铁来搜寻藏在房屋里的武器的想法。他总是坚持在肃反委员会中审议这一想法，但捷尔任斯基则持另外的主张。他对列宁说：“磁铁在搜查中不一定有用，我们已经试过这个方法了。”但他还是同意在搜查中试验性地使用大型电磁铁，这主要是为了威慑反革命分子，以使他们自动交出窝藏的武器。
肃反委员会对协约国的公使馆和其在俄国的情报网的间谍渗透行动。要比他们对付德国大使馆的行动成功得多。
直到今天，克格勃还将1918年夏肃反委员会揭露所谓的“洛克哈特阴谋”的行动视为其最重大的胜利。参加此阴谋的有英、法、美等国的外交官和秘密间谍。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这个革命前英国驻莫斯科的代理总领事，是个有才干但并不可靠的领事工作人员。在自己的仕途中，他有两次不得不在其乱七八糟的桃色绊闻被曝光后，从头开始一切、1918年初，英国大使被召回后，洛克哈特被派往俄国同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非正式接触。他没有取得多少成果。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服布尔什维克，帮助协约国部队继续对德国作战。尽管洛克哈特未获成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仍然签订了和约，但他并没有对形势好转失去信心。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他写道，尽管签订了和约，但“组织对付德国的行动还是很有可能的”。军事委员托洛茨基及接替其外交人民委员位置的格奥尔吉·契切林，对同伦敦建立联系格外感兴趣，他们千方百计地力图使洛克哈特相信布列斯特和约维持不了多久。但洛克哈特在自己的政府中没有得到多大的信任。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曾刻薄地说：“也许洛克哈特给了我们一些糟糕的建议，但不能指责我们，说我们遵循了这些建议。”
当洛克哈特对恢复东线的战争失去了一切希望之后，他立刻改换了自己扮演的角色，由亲布尔什维克的外交官变成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家。5月中旬，他与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鲍里斯·萨温科夫领导的反苏地下组织的间谍建立了联系，此人在战前就参加过组织刺杀普列韦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行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洛克哈特否认他曾唆使萨温科夫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但在发往伦敦的电报中， 他讲的则全然不同了。1918年5月23日，他往英国外交部发去一份未加任何说明的电文（这是从萨温科夫的间谍那儿得来的），讲的是关于“在协约国部队空降之夜除掉所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建立一个真正的军人专制的政府”的计划。同更关心对德战争问题的英国政府不同的是，洛克哈特成了对协约国出兵干涉、帮助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狂热的拥护者。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即当时的军情处，在洛克哈特制造的混乱中也有一份“贡献”。不仅指示英国情报机构驻俄国的总头目、大尉埃内斯特·博伊斯直接参与行动，1918年初还派去一些情报机构的军官去碰运气。洛克哈特对他们的工作评价不高。他认为，“尽管他们很勇敢，也有着明显的语言才能，但却不能正确评估政治局势。”因而，他们相信那些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得到德国人的资助的假文件，还相信那些关于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组建由德国战俘组成的兵团的假传闻。
尽管肃反委员会声称，军情一处是英国权力核心制定秘密计划中强大的武器，但该处在英国对外政策中却仍扮演着次要角色。英国秘密机构，即今日军事情报总局的前身，是1909年才建立的。到战前它也只是一个不大的组织，预算少得可怜，使得它无法在国外拥有哪怕是一个长期的情报站。如晚些时候公布于众的秘密报告中所述，由于经费短缺，这个机构直到1914年“用的都是些临时的间谍，其行动就战争年代的实践和经验看来，简直是无效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情一处的机构有所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一些专业人员。到了1918年初，它已拥有由四百多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构成的网络，他们固定地报告德国军队在被占领的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推进情况。西线一直是军情一处活动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在那里此机构有了辉煌的战绩。同西线相比，对付俄国成了次要任务。被派往俄国的军情一处的军官们同维多利亚女王和爱德华国王执政时期（即职业化的秘密机构建立之前）被招到秘密机构的那些狂热献身者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虽然他们的那些惊险经历对英国关于共产主义俄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肃反委员会并没有把他们这些顽童式的阴谋视为混乱和浅薄的见证，而是当作西方情报机构深思熟虑的、无处不在的行动。
尽管洛克哈特对军情一处在俄国的行动评价不高，但连他也为西德尼·赖利的勇敢所叹服。赖利于1874年出生在俄属波兰领地上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是家中的独子，在九十年代（19世纪）离开父母，侨居伦敦。从此他为自己博得了精通数种语言、多情、自信而无畏的国际冒险家的美名。他在自己的仕途上编织了一张梦幻般的蛛网，坠入网中的通常是那些报道他的人，也有赖利本人。他是一个幻想家，但同时又无所畏惧，具有一个优秀情报人员所具备的天赋和职业精神。这些品质引起了曼斯菲尔德·卡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第一任头目和温斯顿·丘吉尔的惊叹。用洛克哈特的话说，赖利的个性是“犹太人的演员气质与天不怕地不怕的爱尔兰人的勇猛”的结合。
在一本记叙英国秘密机构历史的畅销书中曾写道；“没有第二个间谍能拥有赖利所有的权力和影响。”他是个搞暗杀的行家，通晓下毒、刺杀、枪杀、扼杀等各种手段。他总是备有“十一个证件和同样多的妻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浪漫的光环，赖利生平中的一些事情仍然令我们兴趣十足。在一战前的圣彼得堡，他是一个极成功的商人和有两位娇妻的无人不晓的名人。 除此之外， 他当时还作为“临时间谍” 为卡明效力。1918年春，代号为“CT1”的赖利回到俄国后，他便沉迷于非同寻常的冒险和哗然一时的闹剧的旋涡中了。但是肃反工作人员们却没有看出他的奇遇中有什么可笑之处。赖利在5月7日，以同其习性很相宜的妄然行为表现了他的莫斯科之行。他走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自称是劳合·乔治的特使，要求同列宁本人会面。不管怎样，他得以见到了列宁最主要的助手之一弗拉吉米尔·邦奇一布鲁耶维奇，后者自然对赖利的行为万分惊讶。外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洛克哈特，想核实一下，邦奇一布鲁耶维奇的造访者是否是个普通的骗子。洛克哈特后来承认说，他差点没对他们说，“赖利很可能是一个冒充英国人的俄国人，否则就是个疯子。”待后来洛克哈特从军情一处驻俄国的情报站长博伊斯那里得知赖利是英国间谍后，他差点儿大发雷霆。他将赖利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像训小学生一样将其训斥一通，扬言要将他打发回去”。但据洛克哈特回忆，赖利是个“各种开脱之辞的天才创造者，而我们最后以痛笑一场收场。”后来赖利装扮成旅居近东的希腊人，找了几个情妇，开始认真地准备起推翻列宁的阴谋来。
赖利继续使得那些仔细研究其充满矛盾生涯的苏联情报机构的专家们惊讶不已。根据1979年发表的军事情报人员的正史记载，赖利出生在奥德萨，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尔兰大尉，母亲是俄罗斯人。就在这份文件中讲道，在他“充满英雄行为”的一生中并不具有什么“轰动一时的和凭空虚构的”色彩。就在这份有着真凭实据的文件材料中还确认，他是军情一处驻俄国的“主要头目”。（而事实上坐在这个位子上的是埃内斯特·博伊斯）。赖利的生涯使得克格勃现任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将军颇感兴趣。1979年，当时任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局长的克留奇科夫向第一总局图书馆索要了所有有关赖利的书。很有可能，他的这种兴趣更为克格勃内部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的新材料所激发。据一位图书馆馆员说，“看来，他把这些书都读了。”
乔·阿·希尔大尉（后来成了准将）大概在赖利的同行中属最有名的一个。他也是军情一处安插在俄国的间谍， 其代号为“NKS”。据洛克哈特讲，他“和赖利一样勇敢，同样无所畏惧”，而且“俄语也不比他说得差”。“快乐的乔治·希尔”（金·菲尔比后来这样称他） 认为他在俄国度过的那段充当英国间谍的日子是其“生活中一段愉快的经历”。童年时他曾和自己的父亲，“一位英国探险商人（应从此词最好的意义来理解）”，周游了全世界，从西伯利亚一直到波斯。正是这些旅行比任何一个专门的职业训练都更好地为其从事间谍工作打下了基础。希尔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两个月，以皇家飞行使团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俄国的。但到1918年春他就已和军情二处合作了。和洛克哈特一样，他也指望着布列斯特和约会被撕毁，指望能说服布尔什维克加人对德的战争。在被冠以响亮的名称《伟大的使命》的回忆录中，他夸耀了自己是如何获取了托洛茨基的信任，又是如何促成了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和肃反委员会的建立：“同托洛茨基的会面、看戏、赴宴一点也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我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参谋部组建情报处，首先是为了弄清德军在俄国战线上的集结情况，对其部队的推进作长期监视……其次，我参与组织了反间谍处的工作，是为了监视德国秘密机构和使团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行动。”
但是，希尔发往军情一处和相关军事部门的报告并未引起轰动效应，虽然其意义不能低估。他“向布尔什维克许诺说，英国将会提供全面帮助，以说服莫斯科军区的司令组建一个处，负责对德军配置进行检查和跟踪”。确实，和希尔在其回忆录中写的不同的是，没有找到任何文件证明他亲自参加了这个处的组建工作。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1918年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的组建中起到过什么作用。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从未和该处第一任处长雅科夫·布柳姆金见过面。但是希尔和肃反委员会曾就德国军队的情况作过有限的情报交换也是有可能的。当二战期间英苏两国情报机关之间建立了更高层的合作之后，希尔又作为特别行动处的联络军官回到了莫斯科。据金·菲尔比讲，“俄国人很高兴地迎接了他，要知道他们对他可是再熟悉不过了。”到1918年夏，他与苏维埃的情报机构的短期合作结束了。和洛克哈特一样，他最终也未能说服共产党人重新向德国开战。于是他就建立了揭露东线上的德国和奥地利军事小分队的网络，并在“有爱国情感的俄国军官”的帮助下准备对付这些分队的挑衅性行动。
到1918年7月， 洛克哈特卷人了旨在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阴谋之中、尽管后来他否认了这一点。他和驻莫斯科的法国总领事费尔南·格列纳尔一起将一千万卢布转交给在莫斯科的反革命的“民族中心”，该组织同东北的萨温科夫以及库班河的沙皇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白军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无论是洛克哈特还是格列纳尔，都不能与捷尔任斯基一决胜负。 6月，捷尔任斯基向彼得格勒派去两名拉脱维亚族肃反工作人员扬·布伊基斯和扬·斯普罗基斯。两人自称是施密德肯和布雷迪斯，扮成了两个在寻求同协约国联系的反革命地下组织的代表。他们见到了英国领事馆的海军武官P·H·克罗米大尉，此人在英国大使被召回后留在了彼得格勒，为的是在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一旦有落人德国人手中的危险时，就将其毁掉。克罗米同时又将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介绍给了赖利。这两个人向赖利反映说，驻莫斯科的拉脱维亚族步兵对现状日益感到不满、他们两个的表演给赖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似乎在拉脱维亚人身上看到了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契机。他曾如是得出结论：“莫斯科的士兵都是些拉脱维亚人，谁控制了拉脱维亚人，谁就控制了首都。拉脱维亚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在为布尔什维克效力，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他们都是些外国雇佣军，而外国雇佣军为的就是钱。谁出钱多，他们就跟谁走、我若是能收买了拉脱维亚人，那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使得克罗米和赖利认定，有必要与莫斯科的洛克哈特发生联系。
当他们在莫斯科策动反布尔什维克起义时，正逢英国开始对俄国北方进行军事干涉。3月6日，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三天后，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奉弗雷德里克·普列少将之命在摩尔曼斯克登陆。但海军陆战队员的目的并不是推翻布尔什维克。派他们去是为了防止德国军队夺取协约国运往东线的大量军事物质。协约国出兵的性质变化是在普利于8月2日同皇家海军陆战队小分队、一个营的法军以及五十名美国水兵一起，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实施了第二次登陆之后发生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的初始目的，还是为了防止德军夺取军事物资。但这一次正遇上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开始。两组在海军陆战队到来之前秘密派来的协约国间谍被布尔什维克抓获了。8月1日夜发生了政变，其领导人是俄国海军大尉格奥尔吉·恰普林（过去曾被调往皇家海军任职） ，此人的行动看来与普利的情报机构头目、上校C·R·M·托恩希尔（曾为军情一处军官）有着密切联系。次日，应政变组织（他们宣布自己为“北部地区最高行政机关”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请求，军事小分队奉普利之命实施了登陆。
奇怪的是，协约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登陆（普利声称自己是此地区事实上的总督）并没有立刻导致英国和布尔什维克人关系的破裂。8月8月，英国外交部给洛克哈特发了一封电报：“你们应该尽可能继续维系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现有关系。无论如何，首先提出断绝关系或宣战的都应该是布尔什维克一方，而不是协约国。”
8月中旬，肃反委员会派遣的拉脱维亚间谍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来到莫斯科洛克哈特的代表处，将克罗米的信交给了他。一向“对间谍的渗透极为敏感”的洛克哈特仔细研究了这封信。就风格和笔迹来看，他很快就确定此信确为克罗米所写。“信中所用之词——自己准备离开俄国，并想‘在离开前将门砰地摔上’——这是这个很讲礼节的军官的典型用词，”洛克哈特这样写道。
此后不久，洛克哈特又和布伊基斯见了第二次面，另一个遣入的苏维埃间谍、上校爱德华·别尔津也参加了这次会面。据洛克哈特讲，“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脸部棱角分明，有一双刚毅的银灰色眼睛。他指挥着苏维埃政府保安赤卫队的一支拉脱维亚步兵的小分队。”在场的还有赖利及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别尔津使他们相信，拉脱维亚族士兵准备参加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并且所有事宜可在五、六个星期内准备妥当。根据洛克哈特的建议，他们决定由赖利承担同拉脱维亚人的谈判工作。大约于8月20日开始的几次谈判，都是在肃反委员会监控的地点进行的。赖利给了别尔津120万卢布做起义经费，后者则将这笔钱交给了肃反委员会。
除了军情一处的间谍，参加支持俄国境内反布尔什维克组织行动的还有法国和美国的间谍。8月25日，在莫斯科美国总领事德·维特·普尔的代表处里举行了协约国间谍的会面。法国的武官拉维伦将军也参加了会面（洛克哈特没有参加这次会面）。会上决定，在协约国仍留在俄国的外交官最终撤走之后，间谍和颠覆活动就将由专门留在俄国的间谍来承担。这些人当中有英国的赖利，法国的安里·德·维迪曼上校，以及美国的克塞诺冯·德·布卢门撒尔·卡拉马蒂亚诺（俄希混血儿），参加这次会面的还有肃反委员会的一个间谍——列涅·马尔尚，其表面身份是派驻法国使馆的记者，他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支持者，后来成了法共的缔造者之一。
8月28日，赖利在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别尔津上校的陪同下，来到彼得格勒，同有反布尔什维克情绪的拉脱维亚族士兵谈判。捷尔任斯基在等待时机，让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阴谋分子们为自己更好地搓好绳子。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在8 月30日告终。这天，诗人列昂尼德·坎经基瑟尔刺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人 M·乌里茨基，而女社会革命党人法尼姬（多娃）·卡普兰（此人多半是有些神经失常）向列宁开了枪，并致其重伤。这两桩互不相干的暗杀行动成了恐怖浪潮的开端。两天内，仅在彼得格勒就有500多名政治犯被枪决。
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8 月3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开始向“洛克哈特阴谋”发起总攻。肃反工作人员未能逮住赖利，但他们抓到了化名为谢尔波夫斯基的冒充俄国工程师的美国间谍卡拉马蒂亚诺，并在他的住宅中找到一个罐子，里面的纸条上写有他们转交给俄国间谍的款项。洛克哈特与赖利和卡拉马蒂亚诺两人不同，他拥有外交豁免权。尽管如此，8 月31日清晨三点半左右，他在自己的住宅里被“一个粗暴的声音吵醒，紧接着命令他马上起来”。洛克哈特“睁开眼睛就看见鼻尖前是手枪枪口”，再看屋里有十来个武装的肃反工作人员。他和助手大尉希克斯一起被弄到卢比扬卡，在那里，捷尔任斯基的助手拉脱维亚人雅科夫·彼得斯审问了他、据洛克哈特讲，他有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如诗人的头发，向后梳着，露出高高的额头”，他脸上的表情“忧郁且恐怖”。“您认识一个叫卡普兰的女人吗？”彼得斯问到。洛克哈特从未见过她。据洛克哈特本人在一份材料中所述，他当时要求尊重他在外交上不受侵犯的权力，并对彼得斯说，他没有任何权力向他提问。“赖利在哪儿？”彼得斯继续问道。洛克哈特没有做答。而后彼得斯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通行证，这是由洛克哈特交给肃反委员会拉脱维亚族间谍去阿尔汉格尔斯克会见普利的通行证。“这是你的笔迹吧？”他问道，洛克哈特这才明白，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但他仍未想到，别尔津上校也是肃反委员会计策的一部分。他再次“非常礼貌”地对彼得斯说，自己有权不回答这些问题。
而彼得斯对这次审问所做的记录与洛克哈特所述就大相径庭了。记录中写道，洛克哈特当时“惊慌之至，甚至连自己的外交证件都没有出示。大概，可怜的英国外交官以为是指控其刺杀了列宁，而且看来，他心里也是有鬼的。”洛克哈特本人则认为，彼得斯审问的目的是想将他与法因娜·卡普兰刺杀列宁一事牵扯起来。但那时最令洛克哈特不安的，是他上衣胸前的口袋里的那本记事本、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在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的时候，没有发现他的西装口袋里有一个记事本，这里有用密码记录的他向间谍赖利，自然，还有萨温科夫提供的款项。洛克哈特担心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搜查他，便说要去解手。有两个武装侍卫跟着他，而他从容地从记事本上撕下那几页能毁掉他的纸页，把它们当手纸使了。
大约早晨六点时，在卢比扬卡的洛克哈特和希克斯待的房间里领进一个妇女来，她周身穿的都是黑的，头发也是黑的，并且“眼眶发黑”。
“我们猜到这就是卡普兰。看来，布尔什维克指望她会认出我们，并且会掩饰不住。她保持着一种出奇的平静，走到窗口，用手托住下颌，一动不动，默不作声地立着，茫然地望着窗外，好像任凭命运的摆布，直到看守进来将她带走。”
法尼娅·卡普兰四天后在克里姆林宫内院被枪决，她最终也不知道，她刺杀列宁究竟是否成功。
上午九点，洛克哈特和希克斯被从卢比扬卡放了回来。到住宅后他们发现，洛克哈特的情妇穆拉·本肯多夫也被肃反委员会逮捕了。
赖利当时在彼得格勒，因而看来并不知道洛克哈特被捕的事。8月31日中午，也就是在洛克哈特被释放三小时之后，他来到军情一处情报站头目埃内斯特·博伊斯的住处。在那里，他叙述了关于保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族步兵起义的计划。按赖利所说，博伊斯称此计划是“极富有冒险”，却又是“值得的”，他还表明，一旦失败，一切责任要由赖利来承担。而后博伊斯去了英国领事馆，想把克罗米接到自己的住处与赖利见面、但在博伊斯来到领事馆之前，克罗米就已经死了。当时有传闻说，刺杀乌里茨基的凶手躲进了英国领事馆。于是就有一伙听信此言的人在肃反委员会间谍的带领下闯入领事馆大楼。克罗米想阻止这些人，听到的是要他让路的回答，否则要“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打死他”。克罗米开了枪，但他自己也在交火中被打死。
9月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搜查了法国间谍德·维迪曼的住宅。显然，这一行动是根据他们的情报员列涅·马尔尚提供的情报进行的。结果搜出了用于破坏行动的炸药。虽然德·维迪曼隐匿起来了，但第二天人民委员会胜利宣称：“今日，9月2日，我们破获了一起以英国使馆负责人洛克哈特、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以及法国将军拉维伦为首的由英法外交人员策划的阴谋。此项阴谋旨在推翻人民委员会，在莫斯科实施军人独裁。这一切都企图通过收买红军战士来实现。”
但在声明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个利用红军战士（拉脱维亚族士兵）来搞军事政变的计划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们制定的。为了替其侵犯洛克哈特外交豁免权的行为辩白，声明中含糊其辞地说，逮捕他的时候其身份并未查明：“在阴谋者的秘密总部中还逮捕了一名英国人，在被带到特别调查委员会后他声称泊己是英国外交代表洛克哈特，在其身份被确认之后，洛克哈特立即获得了释放。”
在人民委员会的声明中讲到， 赖利是“洛克哈特的间谍之一”，他转交了120万卢布用以实施阴谋行动，这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声明中还说道，协约国的其他使馆也参加了暴动的准备。列涅·马尔尚曾经给法国总统雷蒙·普安卡雷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描述了8月25日协约国间谍们会面的情形。这封信的复件被肃反工作人员在一次搜查中给发现了，后来登载在共产党的刊物上。当然，这个发现并非是偶然的。
在人民委员会9月2日的通告，以及苏维埃政府后来的声明中称洛克哈特是协约国阴谋的主要角色。但洛克哈特本人此刻最关心的是其情妇的命运。9月4日，他向外交人民委员会请求释放穆拉，但遭到拒绝。此后，他一时冲动，决定直接找彼得斯，并直奔卢比扬卡。到了那里他明白，自己“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敏感：站在主要人口处的卫兵彼此间很快地低声啼咕了一阵。”彼得斯耐心地听完洛克哈特的请求，并说，他们会对关于穆拉未参预阴谋的保证予以考虑并进行仔细调查的。“我们的人找您已找了整整一个小时了。我有您的逮捕证。”尽管比肃反委员会更注意外交豁免权问题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对此提出了异议，洛克哈特还是被立即逮捕，并在牢里蹲了整整一个月。
9月5日，为了对前一天再次逮捕洛克哈特做辩白，《消息报》登载了由捷尔任斯基及彼得格勒的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声明。同9月2日人民委员会的声明不同的是，在此份文件中，英国人和法国人被称为暗杀列宁行动的“策划者”和杀害乌里茨基的真正凶手：“他们杀害了乌里茨基同志，因为他斩断了彼得格勒英国人阴谋网的所有绳索。”事实上，肃反委员会本来就想说服英国间谍实施类似的暗杀行动，以达到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其罪行的政治目的，但他们的努力并未奏效。大约在8月22日，别尔津就曾力图向赖利表明，要想顺利实施政变，必须除掉列宁和托洛茨基。他解释说，首先，他们有着出色的演说才能，可能会对派去逮捕他们的人产生影响，因而不应该冒险去拘捕他们；其次，暗杀这两个领导人会造成一种恐慌，从而有效地削弱抵抗势力。
赖利在与布尔的交谈中讲道，他“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别尔津放弃这种计划，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赞成这种计划的。”他认为，“这些领导人不应该成为蒙难者，而应成为全世界的笑料。”为此，赖利认为，应该脱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裤子，让他们只穿着内衣在莫斯科游街，让所有的人都能取笑他们。但肃反委员会并没有把这个想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搞得衣衫不整的阴谋一并公布于众，这一点在情理之中，并不足为奇。正因为如此，在指控英国间谍组织的那些确实存在的或臆想出来的阴谋当中，这个很有特色的计划从未在世人面前出现过。与赖利和希尔不同的是，军情一处驻外情报站站长埃内斯特。博伊斯，对组织暗杀行动的主意并不持批评意见。他的一个俄国间谍说，博伊斯有一次好像是偶然地问他，“他想不想收拾掉一两个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9月6日，这个间谍伸手要钱，说这样就不泄漏出他和博伊斯的谈话内容。英国人担心他“还会出点新花样”，就决定掏钱打发了这个搞讹诈的家伙。
到此事发生之时，军情一处在俄国的活动已基本停止，博伊斯也被抓了起来，投进了条件恶劣、人满为患的牢狱。肃反委员会还逮捕了赖利的几个情妇，而他自己持着希尔提供的假护照悄悄地乘一艘荷兰货船逃出了俄国，希尔本人也逃脱了被捕的命运。但当其十八名间谍和联络员被抓住并遭枪决之后，他认为，应该从伦敦接受新的指示和经费，“一切从头开始，组织新的人马，建立新的联络点。”和博伊斯不同，洛克哈特被捕的这段时光，是在相对舒适些的克里姆林宫过去的宫娥的房间里度过的。在他被捕期间，他的情妇穆拉被释放并获准与他见了面。为了监视洛克哈特，别尔津被安排在这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洛克哈特“很害怕，不敢和他说上哪怕是一句话”。十月份，洛克哈特、博伊斯、希尔以及协约国使馆的其他人员被准许返回家园，交换条件是释放那些在伦敦被扣留的俄国官员。
洛克哈特和彼得斯的告别倒是惊人的友好。9月28日。彼得斯来通知洛克哈特，说他已被释放。他赠给他一张签名照片，给他看了自己在伦敦的英国妻子的照片，并请他捎信给她，但后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也许不核烦劳您，”彼得斯说，“您一离开这儿，就会把我视成最可恶的敌人痛骂和诅咒一番的。”洛克哈特说他不要装糊涂了：“如果抛开政治，我从不打算和你作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对穆拉的思典。这封信我要收下并代转。”彼得斯对洛克哈特说，他若留在俄国会更好些：“您会很幸福的，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我们可以给您工作干，反正资本主义迟早是要灭亡的。”但彼得斯没有告诉洛克哈特，他已经有证据表明穆拉是个德国间谍。后来他说，考虑到洛克哈特的前途，他甚至对十二月份“受理”洛克哈特“阴谋”的法庭也隐满了这一事实。但是到了1924年，彼得斯为了对洛克哈特在英国进行的“疯狂反苏运动”表示抗议，他披露了这个秘密。
获释后，洛克哈特回到了伦敦，随后是博伊斯和赖利也相继回国。而希尔到了法国后，接到军情一处处长卡明的命令，让他返回俄罗斯几个星期，以便协助反布尔什维克小组组织的怠工活动。根据卡明的提议，希尔被授予“战斗功勋”勋章，赖利因其在俄国的行动而被授予“军事十字”勋章。十二月份，洛克哈特、赖利、格列纳尔和维迪曼被莫斯科的最高革命法庭缺席判处死刑，而8 月31日逮捕的美国间谍卡拉马蒂亚诺仍被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为了逼其招供，他们两次威胁说将要对他实行枪决，但未能有获。后来死刑被改为监禁，而到了1921年他最终获准返回美国。
肃反委员会将清除“洛克哈特阴谋”视为一次最为重大的胜利，而克格勃至今也持同样的观点。在苏联的官方史料中就有如下字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肃反工作人员给予阴谋分子们的致命打击，可以与一次最重大的战役的胜利相提并论。”而事实上，肃反工作人员只是在小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因为反对他们的不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而只是一伙冒险分子、政治上太幼稚的西方外交官和秘密间谍，这些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初期进行活动时，能够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力量。“洛克哈特阴谋”的主要部分——莫斯科拉脱维亚族步兵的起义计划——是肃反委员会自己制定出来的。但是，肃反工作人员在揭露“洛克哈特阴谋”过程中所积累的派遣间谍和离间分子的经验，在以后，在20年代，曾帮助他们取得了对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更大胜利。
到了20年代初，白军已经不能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了，尽管他们还未被彻底消灭。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签署命令，取消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实施的死刑，但三周后，列宁又改变了自己的决定。2月6日，在会见地方肃反委员会代表的时候，他发言说， 死刑是今后与“反革命的言行”斗争中很可能用得着的“必要措施”。1920年4月，波兰对乌克兰的人侵以及随后的六个月的俄波战争，掀起了肃反委员会残酷镇压那些确实存在的和臆想出来的阴谋分子的新浪潮。在克格勃的官方史料中曾写道：“正是因为肃反委员会的坚决斗争，才使波兰白匪以及他们的协约国幕后策动人妄图通过间谍活动、怠工及匪祸来破坏红军安全的企图破了产。”到1920年底，捷尔任斯基的战友马丁·拉齐斯，试图为肃反委员会对苏维埃社会的全面控制打下基础；“反革命活动正在四处漫延，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以各种形式表现着，由此可见，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人的。”
拉齐斯的这个思想，为30年代建起的斯大林的警察国家的大厦铺了第一块砖。
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有二十五万多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当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之时，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很自然，肃反工作人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因此，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甚至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仍然得以存活下来。1921年12月28日，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1922年2月8日，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替代了肃反委员会。从1919年3 月起，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及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当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同肃反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领域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现在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而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但是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 而且这些都是得到列宁的赞许的。1922年5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弊他人……”根据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枪决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1923年，苏联成立之后、国家政治保安局被赋予了联盟机关的地位，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缩写为OTTY）。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拥有自己的“法律委员会”，用以迅速判决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肃反委员会是在非常时刻作为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而临时组建的机构，与其不伺的是，而后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后继者，在苏联国家体系中一直占着一个中心的位置。
第五章 对外情报机构及其
“积极行动”，捷尔任斯基时代
（1919－1927）
还是在通过对外情报系统搜集情报之前，苏维埃俄国就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以实现其在国外的大规模秘密行动的计划。当肃反委员会还在为保卫布尔什维克制度免受国内现实的和臆想的敌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时候，国外的苏维埃间谍机构的活动主旨是为了输出革命。而且当时在国外的大部分行动不是肃反委员会组织的，而是由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NKKH）称自己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一直在期待着革命先传播到欧洲，然后席卷全球。一战末期，西线的一些战事导致了中欧几个大帝国的垮台，这使他们燃起了希望。而且列宁还在1918年10月1日就写道：“世界革命在一周的时间内向我们走近了许多，我们可以认为它在最近的几天内就会到来……我们应该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德国工人们加快革命的到来，革命应该很快就在德国开始了。”
11月9日，即颁布停战令前两天，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那里照苏维埃的模式建立起工农苏维埃。但列宁的欢欣和热望很快就消失了。1919年1月柏林的起义被镇压了，而不久前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FIF）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尽管不是工人运动的发动者，但却因对运动表示了支持，而被军官中右翼激进分子残暴杀害。虽然他们的死使德共以主要左翼政党身份取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位置，这一本来已渺茫的希望更加无望，但莫斯科却因此而能够毫无障碍地向德国共产党人强加自己的意志。遇害前不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曾批评布尔什维克制度、指责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搞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她大概是唯—一个敢于公开反对列宁、抵制把共产国际变成苏维埃对外政策的工具的外国共产党人。
三月初，在莫斯科俄国革命剧院举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中只有五人是从国外来的，其他的“国外”代表则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从那些逗留在莫斯科的外国追随者当中选出来的。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就从未到过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国家。而且，他们所代表的党派，有些根本就没有成立。但是，对于大多数欧洲左翼运动的代表来说，这些技术上的细节没有多大意义。对于许多左翼积极分子来说，莫斯科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而共产国际的建立只是更加坚定了他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法国共产党人鲁伊——奥斯卡·弗罗萨的发言表达了公众的心情：
“遭到一大群敌人包围的、忍饥挨饿的、被推入混乱和无序状态的俄国，在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之后建立起了我们共同向往的公平、和谐的世界。曾受禁止的、处处遭压制的社会主义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我们所向往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追求、期待而又未实现的东西，正在由为不屈的意志所鼓舞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们变为现实。在古老的沙皇帝国的上空，飘扬着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再没有人剥削人了！资本主义终于被打倒在地，被碾碎、被消灭了！前进！人类不会灭亡，俄国开始了新的一天！”
在西方一些国务活动家的咒骂声中，如同在镜子中一样，映出了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最终要到来的坚定信念。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工作结束后两周，劳合·乔治对法国总理乔治·克雷孟梭说：“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情绪……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各个方面都为欧洲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所怀疑。”
实际上，早在共产国际开始输出革命之前，革命就已经开始迅猛展开了。在没有莫斯科帮助的情况下，仅在轰轰烈烈的几周内，匈牙利（3月21日）和巴伐利亚（4月7日）相继成立了共和国。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曾预言说，一年内整个欧洲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欧洲。但布尔什维克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就被正规军和起义部队打败了，而8月罗马尼亚的入侵则结束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
1919年10月，共产国际在西欧创立了两个秘密组织用以传播革命：柏林的西欧秘书处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柏林的组织是由雅科夫·赖赫（化名为托马斯同志）领导的，而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则是由西博尔德·鲁特克格思领导的。列宁亲自选定了这些人，认为他们比那些名气较大的德国和荷兰的共产党人更合适，因为后者就他看来可能会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他和他们每个人都见了面，并对他们初期的秘密任务、经费及联系等问题亲自做了指示。尽管有种种防范措施，西方局还是很快就被警察局盯上了。1920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第二天，俄国来的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波洛金就发现，荷兰警察局在隔壁房里装了窃听器。他试图告知与会者有危险，但警察局已比他领先一步，逮捕了所有代表。虽然他们最终都被释放了，但英国的代表却没能得到他们翘首期盼的共产国际答应提供的资金，结果是空手而归。1920年4月西方局被关闭。
命运对柏林的西欧秘书处还是比较厚待的。托马斯同志成功地利用了秘密间谍网，其工作人员持外交护照往返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给那些党的战斗队员提供了伪造的证件，资助了德国和其他的西欧共产党。因为警察局更多地注意的是男子，因而他的信使中有许多女性党员， 其中就有在1921年4月当上捷尔任斯基副手的约瑟夫·斯塔厄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的妹妹。托马斯居然租了两架飞机和一艘不大的轮船，将持有伪造证件或外交护照的代表送到彼得格勒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也显示了他的精明能干。
在彼得格勒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主要由列宁起草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确定了共产国际成员的军事纪律。所有共产党的活动都应是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并用，同时建立了一些平行的非法机构，以在关键时候帮助党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卡尔·拉杰克称：“俄国是工人阶级已掌握政权的唯一国家，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都应成为俄罗斯的爱国者。”大部分外国共产党人都同意这一说法。英国工党领袖们的界定十分贴确，他们认为英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富有教养的奴仆，”而它却是自愿地、甚至是高兴地接受这种奴役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一名持强烈批评意见的英国代表从彼得格勒回来之后写道：“很显然，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俄国不是一个他们可以学习经验的国家，而是一个神圣之至、可望不可及的国家，在它面前他们须俯首贴耳、就像那些穆斯林圣徒在祷告时面向麦加方向一样”
季诺维也夫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宣称， 执行委员会不仅有权。 而且也有责任“干涉” 那些已是共产国际成员或是想加人共产国际的共产党的工作。 进行这种“干涉”的主要工具，就是那些被称为“莫斯科的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主席、参加大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保罗·莱维，在1921年同共产国际决裂之后写道：“这些代表从未与那些独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合作过，他们总是站在他们背后与之作对。与当地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受到莫斯科的信任……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像是肃反委员会派往国外的方案制定人。”
“莫斯科的眼睛”们是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职责包括准备秘密汇报。这些汇报，用托马斯同志的话讲，是做给列宁本人及共产国际“小局”（即事实上的政治局）的成员的。而意大利社会主义分子贾钦托·塞拉吉的说法更形象。他说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国外的行动就像是些“灰衣主教”：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党搞分裂，其结果是1920－1921年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起了新的共产党。1920年，在图拉举行了筹建法共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法国社会主义者安德烈·莱·特罗克尔不无气愤地发言说：“虽然我也想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但我不准备容忍这种没完没了的、甚至连我们的代表大会也不放过的监视行为。”
共产国际的特使对在共产党的活动中引入那些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时期采用的秘密手段起了促进作用。在他们的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从莫斯科获取资金来资助共产党和亲苏维埃的报刊。资金主要是一些从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没收来的珠宝。据被驱逐到巴黎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大公们说，他们有时还能认出（当然有时不排除搞错的可能）一些陈列在珠宝商店的珍品是原沙皇国库里的珠宝。芬兰女共产党员（其丈夫于1921年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艾诺·库西年回忆说，1920年冬，他丈夫曾资助一名叫卡尔麦·皮卡尔的芬兰共产党员前往伦敦执行秘密使命：“当时我丈夫忽然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拿出四颗大钻石给我看，并说：‘它们每颗都值四万元，我已记不清是按什么货币换算了。’然后他把钻石交给皮卡尔的妻子，笑了笑，说道：‘这些钱是给你们路上用的。’”
一家经营社会主义报纸的年轻经理弗朗西斯·梅内尔也曾将沙皇的珠宝带出境过。尽管在回到英国后，他多次遭到搜查，但警察却一次也未能当场将其抓获。有一次在“钻石旅行”中，他将两串珍珠藏在装有荷兰黄油的罐子里顺利带走了。还有一次，他给自己的哲学家朋友奥卢·贾德寄去了一个包裹（此人后来成为BBC广播“答听众问”节目的颇受欢迎的主持人），里面装的是伪装成高级巧克力糖的珍珠和钻石。回到伦敦后，梅内尔即被“伦敦警察厅刑事部”扣留搜查。当然，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找到。两天后梅内尔从贾德那里拿回了自己的包裹，然后和妻子一起“干了整整一个小时的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工作”——吮吸那些裹上巧克力的珠宝。
这种用沙皇的珠宝来资助世界革命的顽童式的热情，自然时常造成一些麻烦。1919年，波罗金受委托，将缝在皮箱夹层里的沙皇珠宝带给美国的共产党人。因为怕有人跟踪，波罗金请他在船上认识的一个同路的奥地利人照管一下箱子。那人对波罗金保证说，一定将这些箱子送到芝加哥。但从此它们就消踪匿迹了，而波罗金本人也在一段时间内被怀疑偷窃了这些珍宝。
共产国际最初两年的秘密活动，主要是给那些非俄罗斯的革命者和亲布尔什维克分子以指示和资助。直到1921年3月，才在德国开始了第一次革命的尝试。德国“三月行动”的倡导人是别拉·库恩——是当时非俄罗斯人的共产党人中最有功绩的一位。他参加过十月革命，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共产国际”“小局”的委员。库恩曾说：“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还很虚弱，这是组织起义、罢工和暴动、对他们逐个进行打击的最佳时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依他看来，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列宁并没有像他那样头脑发热，这时他对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信念也开始减弱。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必须同帝国主义暂时和解，以重建这个国内战争后成为一片废墟的国家。但是库恩还是得到了列宁的支持，他向列宁表明，在德国的行动会减轻苏维埃政权所遭受的外部压力。
1921年3月初，库恩随共产国际秘密代表团来到柏林，策划德国的革命。共产国际驻德国的主席托马斯同志气愤得不能自已。后来他讲道：“我极力提出抗议，井要求将库恩召回。我向他们提出证据，表明在德国还不具备起义的条件。莫斯科则保持了沉默。”尽管如此，到3月17日，库恩还是得到了德共领导人的支持，他们宣称，“从此所有工人都被号召参加斗争。”法国、英国、捷克等国的共产党代表人被召到德国来充当见证人， 并从中汲取德国革命的经验。3月21日和22巳，开始了罢工和工人运动。 3月24日，德共发布指示开始全国总罢工，并号召工人拿起武器，但是绝大多数德国工人并没有响应这一号召。到4月l日，为数不多的几个起义中心都惨遭镇压，于是德共又开始号召工人们停止罢工。起义过程中有145名工人被打死，不少人受了伤，有3470人遭逮捕。在二月离职的德共领导人莱维指责共产国际，说是它迫使德共尝试了这次连德国人自己都反对的革命。他称：“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错误，以及它对德国共产党的这些霸道行动，使得在此之前欧洲唯一的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性政党遭到了极度威胁。”但是接替莱维任德共领导人的根利赫·勃兰特则说， 那些关于执行委员会以及“接近它的人物” 与“三月行动”有着某些牵连的说法，不过是“卑鄙肮脏的诽谤，”。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也夫也附和说，这种指责是“可耻的谎言”。但到了
1926年，这个“谎言”得到了官方的证实，在他的正式传记中说道：“1921年，共产党人派他赴德国；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三月行动’。”
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都不曾表示对“三月行动”负有责任，但在德国的失败还是对苏维埃政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现在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输出革命了，而是从内部来巩固苏维埃制度。在1921年党的五大上，列宁表明了他要“让反对派就范，将他们肃清”，以及建立起一个清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国家。列宁称：“我们还未让广大的群众信服。”饥荒席卷了俄国的大部分地区；工业濒临崩溃；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发生了农民起义，就在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时被托洛茨基称为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水兵也发动了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制度带来的政治镇压和经济混乱。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宣言《我们为何而战》中，将同肃反委员会的斗争称为是起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把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相提并论：“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了共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被投进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民”肃反委员会总喜欢将一切视为阴谋，因而很快就认定喀琅施塔得起义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唆使造成的。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报告说，喀琅施塔得的暴动是由里加的法国间谍组织的。他们伙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借助水兵和有不满情绪的工人群众在彼得格勒发动政变，法国打算在此之后将自己的海军派往波罗地海。”列宁同意这个说法。1921年3月17日，也就是德共开始准备在德国进行“三月行动”的那天。五万名红军战士，其中也包括肃反委员会小分队，残酷镇压了喀琅施塔得暴动。
喀琅施塔得暴动加速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转变，尽管它不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党的五大上，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取消了余粮征集制，允许私人经营和小型私人企业存在。除此之外还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向外国企业主表明，他们可以为俄国的发展投人自己的才智和资本、从这时起苏俄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成了进行缔结贸易协定和获得资本主义世界对俄国的外交承认的谈判。
1920年3月，以外贸人民委员列昂尼德·克拉辛为首的苏维埃贸易使团抵达伦敦，开始就签署英苏贸易协定展开了漫长的谈判。英国特工机关的报告中讲道，刚刚到达英国，克拉辛的贴身助手兼翻译、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H·K·克雷什科和一些“共产主义人士”就接触上了。而1920年12月20日，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三周年之际， 捷尔任斯基所做的建立“国外处”（这便是以后有名的NHO）的决定，是国外情报搜集工作意义越发重大的又一个证明。
国外处进行外交情报活动的主要对象是英国，因为就苏维埃领导人看来，英国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大国，是一把特殊的钥匙，依靠它布尔什维克俄国可以达到让资本主义世界承认自己的目的。英苏贸易条约签订还不到一年，在1921年3月，俄国已同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贸易条约。当英苏条约签订的时候，刚刚诞生的国外处还没有关于英国对外政策的可靠的情报。在肃反委员会给列宁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英国首相大卫·劳合则乔治——这位最有影响力的贸易条约拥护者。报告说，首相的主要对手是“以寇松和丘吉尔为首的、有外交部及其圈内人物支持的保守党。”很显然。根本不必用秘密情报部门来证实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同当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内阁中两个反对布尔什维克最厉害的人。1920年5月，英苏谈判刚开始的时候，唐宁街10号的英国内阁成员接见了克拉辛。而丘吉尔认为还是不参加这次会见为好，因为一想到他将同这个毛发丛生的黄狒狒握手，他就觉得难受。寇松则参加了会面，但当克拉辛向他伸出手来时，他却站着一动不动。只是当首相本人对他说：“寇松，要有点绅士风度时他才握了握伸过来的手。除了以寇松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贸易协定的主要反对者的表露之外， 肃反委员会1921年3月对英国政策的真实内容及那些决定英国对外政策的势力所能了解的东西很少。那时丘吉尔还是自由党人，当然，就如肃反委员会认为的那样、不是保守分子。直到1924年，温斯顿·丘吉尔才成了保守党人。
据肃反委员会的文件记载，当时其最主要的，大约也是唯一的英国政策方面的情报提供人，是记者阿尔托尔·兰塞姆，此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儿童作家，写有著名故事集《燕子和女骑手》——讲述一些乘船游玩湖滨区的奇遇。兰塞姆身上集中了杰出的语言大师和一名求知欲极强的学生的品质。作为《每日新闻》驻红色俄国的记者，他是由一种细致人微的洞察力和孩童般天真浪漫性格的奇妙结合体。他赞叹那些“善良的、优秀的、绝望的、疯狂的、务实的。无忧无虑的、轻信的、多疑的、目光短浅的、敏锐的、精力极充沛的布尔什维克”，被他们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思想所吸引；“每个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只要其青春还未枯萎，其双目还未黯淡，都可能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者之一…假使我们这里用血和泪铸成的总不是我们梦想的那个金色的城堡，它们也值得我参与和理解，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这样或那样树程度上对青春有笔未付的债。”兰塞姆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熟识。并且，在同自己的英国妻子进行了漫长的、不愉快的离婚诉讼之后，他娶了托洛茨基的女秘书。兰塞姆并不掩饰他对捷尔任斯基和副手彼得斯的崇尚之意：“捷尔任斯基——这是一个沉着冷静的革命的热衷者，他对自己的信仰笃信不移；也不承认任何凌架于自己之上的至高权力。他多次进过监狱，在那里他颇引人注付，因为他总是干一些对其它监禁者说来不愿干的活儿，比如擦洗牢房、倒脏水等。他有自己的一套关于自我牺牲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人应该善于承担那些否则要由许多人分担的重负和痛苦。这就是他不愿担任现在这个职位的原因。”
甚至是在别人向他提供了表明肃反委员会的残酷性的证据后，他还是为其存在辩护，认为它是对付混乱的唯一选择。而且在1921年，他还试图为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寻求开脱。
无论肃反委员会还是英国秘密情报处，都对兰塞姆的身份很感兴趣。尽管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些人认为他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可其他人还是在寻求机会以利用他与俄国领导人的广泛接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秘密情报机构争取兰塞姆的所有努力都一无所获。在兰塞姆的传记中也写道，无论是他还是秘密情报机构。都未能“互相利用”。如果把兰塞姆与秘密情报机构的关系相比较——他自己时常提起此关系，目的是以自己与英国有影响的人物的来往为布尔什维克高层人物留下印象一一他很少能在肃反工作人员中受到更高的尊敬。兰塞姆在战后同特工机关以及负责居民破坏行动问题的情报局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经会过面，对此肃反委员会想必会一清二楚的。
尽管1919年兰塞姆从莫斯科去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但此后许多年间，他以《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到过俄国，在他那极简短并且不很工整的日记中提到过，在出差期间，他曾见到过肃反委员会的一些高层人物，如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彼得斯和温施利希特。肃反委员会中与兰塞姆来往的还有肃反委员会代表克雷什科，他是参加英苏贸易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成员。
肃反委员会错误地认为，为《泰晤士报》效力、并于1922年成为该报国际新闻部主编的加罗尔德·乌尔雅姆斯和秘密情报处工作人员保罗，杜克斯，是那种对寇松和丘吉尔强烈反对签署英苏贸易协定的态度起了主要影响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肃反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外观察家中占上风的一种倾向，他们都过高估计了《泰晤士报》和英国特工机关在白金汉宫（指英国政府）权力阶层中的影响力。那种认为乌尔雅姆斯和杜克斯好像扮演了某种反面角色的想法，很有可能是由于兰塞姆对他们的评论造成的。兰塞姆曾和乌尔雅姆斯关系不错，但后来因为他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仇视与其断然分手。至于杜克斯，兰塞姆则因他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合作而对其耿耿于怀。依兰塞姆所言，杜克斯为秘密情报处执行的秘密任务，使得他“想起俄罗斯就好像是一只被追赶的狐狸想起猎手一样。”肃反委员会还误认为乌尔雅姆斯是一个男爵，他“娶了一位名叫特尔科娃的女子为妻，而该女之父是一名持有立宪民主党保守观点的著名政治家”。读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修改，便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个条子，上面说，乌尔雅姆斯的妻子不是特尔科娃，而是特尔托娃，并且她本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我的妻子还是在年轻时就同此人很熟悉”）。
兰塞姆总是想夸大同英国政府的联系和对其的影响，这也使肃反委员会产生了误断，认为他在l921年初的俄罗斯之行，是他和另一位英国商人莱特从劳合·乔治那儿接受的特别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贸易条约的签订。兰塞姆试图使肃反委员会相信，同英国相比，“苏联在东方有着更大的影响，如果把俄罗斯的影响与英国的影响相比，穆斯林世界对前者更有好感。从中肃反委员会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英国没有能力对付苏维埃在东方影响的扩大，因而它决定加快贸易协定的签定。兰塞姆还告诉肃反委员会说，英国报刊中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及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势力的评论，旨在向撕毁贸易协定的“社会舆论”进行“有组织的施压”。在肃反委员会的报告记录中讲道：“兰塞姆认为，现在苏维埃政府应该发表那些反映事实真相的消息。”
看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并且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和肃反委员会常常很看重兰塞姆所提供的那些与事实相去甚远的有关英国政治的情报，这往往是因为他所说的正是他们想听到的，而这同样成为他们阴谋理论的基础。兰塞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情报可提供给布尔什维克。但是他的确在尽全力帮助他们争取得到西方外交上的承认。
1921年3 月签订了英苏贸易条约，从而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从此肃反委员会对兰塞姆的兴趣大为增加。他结识了英国贸易使团团长罗伯特·霍奇森，并对其很信任，而此人看来也不曾怀疑兰塞姆同肃反委员会的关系。1923年5 月，俄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协定面临撕毁的威胁。所谓的“寇松最后通谍”指责苏联政府进行反英宣传，并在印度及其邻国搞破坏活动。兰塞姆后来讲道，他曾和契切林及其副手李维诺夫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就此“最后通谍”讨论了很久（虽然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他认为，尽管寇松在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上仍持公开的敌视立场，但英国政府总的说来还是希望维持现有关系的。“我一生中从未像这次在克里姆林宫，在短短的时间内喝了那么多的茶水，”兰塞姆写道。在他的日记中，记有他和李维诺夫的四次会面、与契切林的三次会面与霍奇林的两次会面，以及分别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一次会面，而这些都是在四天内进行的。
英国曾禁止霍奇森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们讨论“寇松最后通谍”问题。但是兰塞姆还是说服他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进行了一次“偶然的”会面。八个月后，兰塞姆终于如愿以偿：对苏联的外交封锁被突破了。1924年1月，当英国政府首次由工党主席拉姆齐·麦克唐纳主持后，莫斯科举行了仪式。在仪式上霍奇林向契切林递交了正式照会，承认苏联政权是俄国的合法政府。参加了这一仪式的兰塞姆后来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从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后进行了五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期，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苏联外交伪情报比起肃反委员会掌握的有失英国的情报要更为广泛。沙皇政府时期，英国外交部格外重视对外情报侦察工作，而苏维埃俄国当时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头十年，苏联的情报机关主要有两大问题。首先，布尔什维克不愿使用那些由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比较复杂的代码和密码，而使用一种不很可靠的秘密情报传递系统，这种系统一开始只是建立在简单字母换位的方法上的。其次，世界上最强大的沙皇破译机关被解散，而且令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它的一些出色工作人员逃到了国外。
英国军事密码机关俄国处处长、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今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校长埃内斯特（费蒂）·费特莱因就曾是一名沙皇“黑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和妻子躲到一艘瑞典轮船上，顺利逃过搜查，来到了英国。费特莱因自称是沙俄的一名主要的密码员，有着将军军衔。他对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同事说，他是“搞书面密码和其他．需要广泛知识才可破译的代码的权威”。战后不久美国一位最有名的密码员乌尔雅姆·弗里德曼见到了费蒂。费特莱因右手食指上的大红宝石戒指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讲道：“当我对这个非常贵重的宝石显出兴趣之后，他告诉我说，这个戒指是做为赞扬和感谢他为末代沙皇尼古拉服务期间在密码工作中的成就而赐给他的”
也许是命运的嘲讽，在他以往的功绩中也有破译英国外交信函这一项。十月革命后头十年，他的主要成就是破译俄国外交电文，但这一次却是为英国人效劳。虽然费特莱因讲起英语来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但他却是一名非凡的语言学家。英语他主要是通过读《布莱克古墓》和其他一些风行的侦探小说学会的。他有时说些英国人不大习惯的话，像“谁窝藏了我的铅笔？”或者是“他就是告密者”，令学校的同事们很开心。费特莱因很少提起革命前的俄国，但有时候同事们为了让他开口，就说些可能会引起他异议的话，比如说，“费特莱因先生，沙皇真的是个很强壮和健康的人吗？”——他们听到的是恼怒的一回答：“沙皇是个废物，头脑里没有一点思想。是个萎靡的、遭人鄙视的家伙。”。
因为有了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事的出色工作，政府通讯密码学校才得以在英苏贸易谈判时破译了俄国人大量的外交信函。截获的情报有很重大的意义。比如，在1920年6月谈判刚开始时， 他们就曾截获了列宁写给克拉辛的一封信， 信上说：“劳合·乔治这个下流坯骗起人来不露痕迹，不知羞耻。请别相信他的任何话，好好愚弄他一番”劳合·乔治对这种侮辱之辞表现得很理智，但是他的一些大臣对此的态度则不同了。寇松和丘吉尔利用破译的有关情报得知，苏俄对英国的一些报刊以及布尔什维克者有不正常的资助行为。苏俄还在英国。印度进行着其他形式的破坏活动。据此，他们要求遣回苏维埃代表团并中止谈判。劳合·乔治不希望破坏缔结条约的前景。但又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大臣们的情有可原的愤怒以及证据确凿的破译文件有所反应。9月10日，首相指责8月份以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伦敦的莫斯科党的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当时克拉辛是副团长）“粗暴地破坏了做出的许诺，并使用了各种破坏手段”。克拉辛被允许留下了，而将于次日返回俄国接受新的指示的加米涅夫则被告知不能再来英国。劳合·乔治对加米涅夫说，他对他的指责有“确凿的证据”，究竟是哪些，他没有说。
显然，苏维埃代表团后来还是明白了，是他们的电报被截获并被破译导致了这样的结果。8月，英国内阁同意公布部分截获的情报。八封证明布尔什维克资助一家“日报”社的电报交给除了这家“日报”社以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的编辑部，为了在情报来源问题上迷惑布尔什维克，并使他们相信情报是在哥本哈根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那儿遗失的，这份材料的转交条件是标明引自“中立国”，但是《泰晤士报》没有接受这个游戏条件。令劳合·乔治极为不满的是，该报的有关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这些电稿是英国政府截获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肃反委员会驻外机构头目克雷什科显然对密码所知甚少，也许是他没有认真阅读《泰晤士报》，也许是他认为被破译的只是用以转发这八封电报的“三月码”——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他仍持错误想法，认为苏维埃的密码是可靠的。而且，他对后来截获的、并在9 月刊登在《每日邮报》和《晨邮报》上的情报也没有足够重视。首先意识到苏维埃代码和密码系统泄密情况的不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成员，而是红军南方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伏龙芝（正是他在克里木击溃了白军将军弗兰克尔男爵）。伏龙芝在1920年12月19日向莫斯科报告说：“弗兰克尔过去的一名塞瓦斯托波尔电台的负责人的一份报告表明，我们所有的密码都因为太简单而被敌人破译……由此可知，我们所有的敌人，尤其是英国，都对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的军事行动
及外交工作的情况了如指掌。”
一周后， 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接到指示， 令其尽可能派专人投递自己的信件，“直到制定出新的密码为止”。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行们在好几个月中都未能破译出1921年初开始使用的苏维埃的新密码。但到四月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成功地破译出苏维埃外交信函中的大部分内容。在1923年5 月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寇松最后通谍”中，不仅指责布尔什维克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还逐字援引了截获的苏维埃的电报，同时还因为英国人被译了俄国人的信函而对俄国人说了些非外交辞令的挖苦之语：“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大概还认得这个日期为1923年2月21日的信件吧，这是X ·拉斯科利尼科夫写给他们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应该记得从喀布尔发给他们的日前为1922年11月8 日的电报吧……”。“显然他们也应该知道这个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助手N·卡拉汉寄给X·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件吧……”。
但此事之后，费特莱因和他的同行又得为莫斯科从1923年夏开始采用的新的密码和代码大伤脑筋，不过，到1924年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能够破译出苏联外交信函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了。
虽然苏维埃的密码和破译机构在“寇松最后通谍”发表之后仍然落后于自己的英国同行，但肃反委员会的国外处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比较起来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前者的情报网范围更广泛，目的性更强，技术更先进（原因是一战后秘密情报机构的预算大为削减了）。1921年3月签署的英苏协定，为日后苏维埃贸易使团和使馆遍布全世界揭开了帷幕。这使得肃反委员会国外处能够建立起“合法的”国外情报网、其工作人员都被安插在苏维埃的代表处工作，有外交身份做掩护。用外交身份做掩护的问题总是引起外交人员同情报人员之间的矛盾，英国在这一方面也不例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没有任何特权、他们隶属于英国使馆，“负责进行护照检查”。因为处于使馆次要工作人员的地位，情报站的负责人通常并不为大使们所敬重，他们甚至认为还是离情报机关远点为好。肃反委员会“国外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就不同了，他们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确实，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与苏维埃大使们之间频频出现的冲突也就更为激烈了。1930年，留在西方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驻外情报站长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讲道：“理论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长应听从大使的管理，他的正式身份是使馆二秘或者类似人员，但事实上，他的权力往往超过大使的权力，所有的使馆工作人员都对其畏惧三分，就是大使本人也这样，因为他们时刻担心有人告密。但有的时候，大使也会对驻外情报站长产生不满，直言抱怨，甚至批评他们未能履行自己作为使馆外交工作人员的职责。这种情况下，使馆通常会分成两个阵营：一些人支持大使，而另一些财替驻外情报站长说话。这种情形会～直持续到莫斯科召回其中一人为止，而其拥护者一般也会紧随其后被召回国内”。
从1921年8月到1929年底，国外情报机构的总头目是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此人是俄国犹太人，1901年他18岁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者。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布尔什维克流亡人员中的间谍活动，甚至是曾任斯大林秘书的鲍里斯·巴扎诺夫（后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而逃到西方）也称特里利瑟尔，是个“聪明而博才的肃反工作人员”。和与其同时代的国外处的大部分领导人一样。特里利瑟尔也在三十年代末的恐怖时期被镇压。斯大林去世后他又被平反昭雪。如今他的肖像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处”的后继机构）纪念馆里一个醒目的地方。在担任国外处头目的头两年里，特里利瑟尔将机构里的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都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爱沙尼亚族人弗拉吉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尔涅。此人出名不仅是因为年轻（他是1921年被招进国外处工作的，当时他只有22岁。），还因为他心狠手辣。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肃反委员会中有一种说法，说当他生身父母被枪决时，他只差没有亲手执行而已。
1921年，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大约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创建了一秘密国际联络处（OMC ）。联络处给国外处以很大帮助，吸收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更愿意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救援呼吁做出反应，而不愿同苏维埃情报机构直接打交道。三十年代的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负部的最优秀的外国间谍，都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为共产国际效力。
国际联络处还为建立“先遣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些组织以后成了苏联情报机构实施“积极行动”的重要工具。先遣组织都是用国际联络处的钱建立的，在这方面最伟大的组织家应属德共副主席维利·明岑贝格——“我们所有战友的保护神”（他的“生活伴侣”巴贝尔·格罗斯这样亲昵地称他）。1921年俄国国内饥荒时期，明岑贝格建立了“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总部设在柏林。该基金会很快就成了共产国际思想的主要宣传者。巴贝尔·格罗斯讲道：
“团结是他一个神奇的词。先是团结饥饿中的俄国，然后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当明岑贝格用‘慈善’替代了‘团结’一词后，便有许多知识分子为其所打动，自愿响应他的号召……当他兴奋地讲起‘无产阶级奉献和支援的神圣职责’的时候，他触动了热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这种精神的体现。”
每一个“与俄国人民团结”的体现都促进了出资者与工农苏维埃国家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一直是共产国际所竭力宣传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是以“明岑贝格托拉斯”闻名于党员之中的。据1933年派到明岑贝格身边工作的阿尔图尔·凯斯特勒称，在国际领域里，与其他任何一名共产国际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相比，明岑贝格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因为“处于党内官僚压制性的控制之外”，明岑贝格创造性地组织了“与共产党正式刊物那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截然不同”的宣传工作。“明岑贝格托拉斯”很快就得到了一支“独立”作家、教授和学者大军的支持。我对克捷·科尔维茨为明岑贝格创作的一幅画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幅”一个大眼睛的孩子乞求面包的宣传画，它是本世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之一。二十年代，“明岑贝格托拉斯”开办了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和读书俱乐部，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电影和戏剧。据凯斯特勒讲，“托拉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十九家报纸和杂志，甚至还有远离欧洲的国家报纸和杂志。不管怎样，明岑贝格能够使他的大部分企业都能赢利。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还下设了明岑贝格所谓的“无辜者俱乐部”，用以在共产国际的暗中领导下“组织知识分子”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运动。尽管对“无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无鄙视，明岑贝格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将其代表诱人自己的网络之中。虽然宣传在他的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他成功地运用了“无辜者俱乐部”为国际联络处的间谍工作做掩护，而这些间谍中就有一些这种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处的同行之间，总是不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自然磨擦。但在这两个秘密机构的最高层中，由于国外处头目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和国际联络处头目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此人在1921年该处建立后至三十年代中期遭镇压之前一直主持该处工作——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常使这种分歧得以缓和、化解。和特里利瑟尔一样，皮亚特尼茨基也是犹太人，还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非法穿越国境。在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中，国外处总是扮演着兄长的角色，和作为国际联络处领导成员的特里利瑟尔不同的是，皮亚特尼茨基官方上同国外处并无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共同制定的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是在德国进行的最后一次革命政变的尝试。这一回，这个后来得到苏联中央政治局肯定的倡议是来自共产国际的。1923年3月，列宁又遭到了第二次打击，其奋斗不息的政治生涯行将结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主张在其有生之时再组织一次革命。哪怕只是在一个国家内。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胜利会推动其在整个欧洲的蔓延。因为准备进行革命，8月15日，季诺维也夫中断了夏日休假，来为德共成员做指示。8月23日，苏联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秘密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委员、德国问题专家卡尔·拉杰克的报告，“同志们，”托洛茨基说道，“我们急切盼望多年的大震荡终于到来了。它的使命是要改变大地面貌……。德国革命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垮台。”政治局只是部分地同意了托洛茨基的乐观看法，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派四个人持伪造证件前往柏林，执行在德国进行革命前准备的秘密任务。拉杰克领受了任务，其使命是向德共成员转交共产国际的指示（由苏联政治局制定），并领导德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温施利希特奉命建立并武装“红色百人队”，先进行革命，然后建立德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作斗争。德国人出身的劳动人民委员瓦西里，施密特则负责到各地建立联盟的革命支部，为革命后建立德国苏维埃做准备。而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格奥尔吉·皮亚特科夫的任务是协调其他人的工作并保证莫斯科与柏林的联系。
实际上，直到1923年时还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德国革命计划。德共只得到很少一部分工人的支持，而工人阶级所持的主要观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并且德国政府的立场也比1917年俄国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的立场要强硬多了。但是苏联秘密使团依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在给莫斯科的一份充满对德共领导人的鄙夷看法的报告中，皮亚特科夫坚持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作好了革命的准备。在9月底举行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上，决定开始革命政变。这个决议极其秘密，会议记录被藏在了政治局书记处的保险柜中，而不像那时通常采取的散发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的做法。政治局通过的计划是进行节日游行；庆祝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周年纪念日，这场游行要发展为一场由温施利希特的“红色百人队”挑起的同警察之间的武装冲突，按布尔什维克的意图，政府若敢以武力镇庄武装行动，必然会引起德国工人总起义，而温施利希特的队伍则应该趁此机会占领国家的重要阵地，就像红军战士六年前在彼得格勒搞的那样。“红色百人队”用的武器是用货轮非法运往汉堡，并在那里由码头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卸下来的。
德国的革命应该在10月23日清晨开始。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皮亚特尼茨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和芬兰族、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库两年整夜未眠，他们坐在库两年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咖啡，等着拉杰克从柏林发来电报，报告革命开始。当时，列宁身困病榻，其他苏联领导人围坐其左右，都在等待着与库西年办公室直通电话的铃声。虽然列宁自己仅能说出几个词来，但他却全身心地期待着他五年前预言的革命到来的消息。可是最终也没有得到格林来的消息。10月23日晚，拉杰克接到电报，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小时后拉杰克的电文到了，但上边却只有一个词：“失败”。在最后一刻，确信得不到工人阶级的足够支持后，拉杰克及德共领导人下令停止计划中的起义。而不顾命令在汉堡开始的起义，很快便被镇压下去。此后便是一片互相指责之声，莫斯科指责德共，说他们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而事实上一切错误都是莫斯科造成的，因为它对明摆的事卖置之不理，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机会是确实存在的。
从此，共产国际便把传播革命的希望从欧洲移到了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的失败、证明了1921年德国“三月行动”失败后选择的方针是对的，即不组织革命运动，而转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在此后若干年中，肃反委员会对付西方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行动，要比肃反工作人员在国外的行动更有成效。因为渗入各国在莫斯科设立的贸易代表处和大使馆，要比渗入西方主要大国的外交部的任务更简单。当时监视外国使馆的任务是由肃反委员会的反间谍处（KPO ）负责实施的，二十年代，该处的领导人是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阿尔图佐夫出生于一个干酪制造商的家庭，其父母是意大利籍的瑞士人，后来移居到了俄国，他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局局长M·C·克德罗夫的侄子。1929年到1934年，他接替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如今他的肖像和赞扬他在两处工作业绩的记录被一起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
第一总局的秘密材料将阿尔图佐夫描绘成一个“点子发生器”。他制定出许多渗人外国使馆的办法，从“蜜糖陷讲”到不很光彩的桐吓手段，这些以后都被用来武装克格勃了。在外国外交信使刚一进人苏联境内，有时还是在人境之前，他们就已被跟踪，其外交信函成了伺机猎取的对象。在信使经常乘坐的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夜班车上，挂有一节专门的车厢、内设照相洗印间，这是供趁信使睡觉之际搞到其信函内容之时用的。1921年，一名为芬兰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处工作的信使，面对肃反委员会女间谍的百般诱惑，表现出非凡的坚定，不管那个迷人的女士使出何种手段，他一刻也不曾放下自己的提包。此后不久，另一位芬兰信使却被茶水里的安眠药药倒，其手提包中的东西立刻在邻厢的工作间中被拍窃。这是有记录的第一起苏联情报机关用麻醉剂对付外交人员的例子。同二十年代的国外处不同的是，反间谍处有自己的实验室，在那里，它的工作人员学习如何打开外交公文包；如何制造替代物，如何使用特殊墨水进行秘密记录以及如何使用麻醉剂等系列技术。反间谍处对外国外交人员的成功劝诱的最鲜明的一例，便是发生在爱沙尼亚代表处工作人员罗曼·比尔克身上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他赔牌输给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一大笔钱。结果他不仅让肃反工作人员看了他的外交公文包，而且最终被招募，并在后来参加了“托拉斯”行动。该行动是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进行的最成
功的一次行动。
1922年，反间谍处曾制定了诱骗英国贸易代表处负责人罗伯特·霍奇森的计划，一名过去的沙皇职员大概不无凭据地说，外交人民委员部曾答应为其谋份工作，以换取有关英国代表处的情报。 后来霍奇森得知了这件事， 并向外交部做了汇报：“罗勒尔（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英国处处长向这位职员提出如下计划：让他将我带到家里去，给我下点安眠药，对我搜身并找到所需的情报。这位职员并没有照办，而是道出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反对这项计划：代表处的汽车会在屋子旁等很久，代表处也会明白我离开这么久的原因，最后弄不好会将事情弄复杂了，而这不见得会令苏联政府满意。阿尔图佐夫对这理由表示赞同，便不再采用这个计划了。
对驻莫斯科的外国代表处的俄国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同使馆工作人员有接触的人进行恫吓，是反间谍处最常用的办法。1924年5月，霍奇森给契切林寄去了两封“异常友好”的信，他认为这位外交人民委员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某些工作方法的反对者，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信中他举了些例子、说明政治保卫总局在近两年是如何对付英国使馆的。其中他提到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尤尔根斯的大名。此人的“职业”，用霍奇森的话讲是“恐吓妇女和年轻姑娘”。1922年初，尤尔根斯盯上了英国使馆里一名叫捷列扎·科赫的女佣，以终身监禁相威胁、要求她立下书面字据，答应进行反对英国使馆的间谍活动，并将每周进行的工作向肃反委员会汇报：“她吓坏了，签上了自己的名。他们还威胁她说，如果将此事告诉我，就对她不客气了……在此后几个月内，她都不敢离开使馆。后来，当她想出国时，他们总是不给她出境许可证，理由是她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的事件有染，而她却从未去过那里。”
1923年，尤尔根斯又对一名叫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什梅格曼的中年妇女故技重演。霍奇森曾在她那儿买过古式家俱。尤尔根斯将她召来威胁说，如果她不做出书面保证，同意从霍奇森那儿窃取文件并在英国使馆进行间谍活动，她就别想活着走出卢比扬卡。“她最终在这份保证书上签了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直受到尤尔根斯的迫害。”
1924年初，一名与贸易使团的一个工作人员相识、名叫塔季扬娜·罗曼诺夫娜·列维茨卡娃的姑娘也有过同样遭遇。她因为拒绝与肃反委员会合作而被以英国间谍的罪名在纳雷姆放逐了三年。
在霍奇森向外交部写的报告中提到，“比起其他使馆来，”英国代表处受到的“待遇还算是很公道的。”起初，当波兰外交代表处对政治保卫总局的行为提出抗议后居然还得到了官方的道歉，而霍奇森却未得到任何官方的解释。但1924年8月他又报告说，这次政治保卫总局停止了它的破坏活动（据以后所知，这一现象好景不长）。霍奇森说，他五月份提出的抗议“显然受到契切林的重视，他真诚希望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肃反工作人员及其继承者还成功地对欧洲各国驻欧洲之外的外交使馆进行了渗透。二十年代初，英国驻拉什特（波斯）的领事的情妇，为肃反委员会的军官阿普列索夫提供了英国领事馆的秘密文件。阿普列索夫在当上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长以后，于1923年来到了马什哈德。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份英国领事馆向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报告复件，他还阅读了驻德黑兰的武官同驻印度的最高指挥部之间往来的信函。
还是在斯大林掌权之前，对于苏联间谍来说。欧洲国家驻欧洲大陆以外的使馆中最薄弱的就是在北京的外国代表处了。1927年4月，在警察局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搜查中。发现了几份绝密的英国外交文件的副本。外交部的工作报告中讲道，这些文件中有英国大使马尔兹·兰普森最近几个月做的“两份最重要的报告”。而兰普森则说。意大利和日本外交代表处情报道失得更加严重：
“从意大利代表处得到的文件主要是破译的北京和罗马之间往来的最重要的电报。而从日本代表处得来的文件更为详细，甚至包括正式接见时的座位安排情况，以及使馆官方发言人同他们的拜访者之间的谈话记录。”
兰普森报告说，一名办事处主任和另一个在英国使馆工作的中国人，因为替俄国人搞间谍活动而被揭露。但是英国外交部并没有引以为戒。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里，外交部里竟然没有一名保安军官，更不必说专门的安全处了。英国代表处的安全机构，说得轻些，水准不高。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情报的遗失是从1924年就开始了的。并一直持续到二次世界大战，而至少有一名意大利官员与此事有牵连。
尽管对驻北京的外国使馆的间谍活动主要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而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的，但搜查苏联大使馆时抄出的文件明显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情报机构的工作手段都有所体现。在关于招募外国使馆中“低级”的中国工作人员（听差、门卫、苦力等等）的报告中讲道：“招募的最合适的间谍是一些党员（共产党），他们在以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基础招募秘密间谍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这些被招募的间谍要“搜集那些扯碎了的、扔在使馆的垃圾篓里的文件，打废了的纸页、工作后留在各种油印机上的校样初稿等等。”
“对偷到此类材料的间谍要进行金钱的奖励，但数目不是很大，原因有两个：一是如果他们手中钱很多。会引起其他在该代表处工作的中国人的怀疑，他们的上司会通过这些人知道这种事。二是如果间谍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怀疑其情报有重要意义的话，他可能会趁机和我们讨价还价，因而我们要不断向他表明，我们等待他拿出更重要的情报，而如果我们付得多了点，就是希望他以后干得更漂亮。可见，给这些间谍的报酬应该比他们从自己的主子那里得到的工资要多一些。”
“那些招募来的间谍如果干得好，他们的招募人就应该得到奖赏，因为正是他们是这项工作的推动力量”。
“要帮助那些秘密间谍懂得，他们应该表现得勤勉、严谨，要呈出自己对主子的耿耿忠心和依恋之情，努力使自己不受怀疑。他们的联络员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会有假情报’，要清楚地意识到间谍有可能被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识破并被利用来传递假情报”。
从外国的外交代表处窃出的文件，可以和截获的密件对照。这种对照分析是苏联密码破译员工作的最佳辅助手段。有时，就像沙皇时期一样，还能偷出密码来。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截听和破译又在俄国外交情报工作中扮演起重要角色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截听和破译工作是由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领导的保密处来进行的。保密处在肃反委员会中的工作始于1921年，不过那时它的工作性质很单一，主要负责劳改营事宜， 后来它逐渐地开始朝截听和破译方向发展。博基1879年出生于一个乌克兰教师、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他参加过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曾十二次进过沙皇的监狱，两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他从1921年开始领导保密处，一直到1937年斯大林恐怖时期遭镇压为止。还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保密处的工作人员就在驻莫斯科的一些使馆中装了窃听器。除此之外，他们还破译了一套外交密码、 据说， 有一次博基为了向契切林展示其技术能力，专门请他过来“欣赏”从阿富汗驻莫斯科的代表处的“现场直播”。那时阿富汗大使正在同一名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效力的女歌手调情。
1921年3月，当苏维埃俄国随着英苏贸易协定的签署而冲破外交封锁之时，苏维埃的外交情报机构才开始起步。当时成立不久的国外处所拥有的唯一的有关它的“主要对手”英国的情报，是阿尔图尔·兰塞姆收集的一些只会让人误人歧途的材料。到1926年7月，捷尔任斯基去世之时。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维埃的截听和破译部门尽管还没达到沙皇时期的水平，但已经成为外交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地。经过对驻莫斯科的和其他国家的西方大使馆的渗透，苏联的外交间谍机构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间谍机构，莫斯科则成了大部分西方情报机构十分危险的活动场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一直没有在莫斯科建立常设机构，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一样，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企图潜入俄国，而且主要是穿越苏芬边境和波罗地海三国边境的努力没有多大成效。
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缺陷便因在截听和破译领域的优势以及对共产国际文件的大量占有而得到弥补。沙皇政府最复杂的外交密码对国外的破译机构来说是难以对付的，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与之不同的是苏维埃的外交密码和情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革命后不到十年就被轻松地破译了。共产国际当时也和那些莫斯科的西方使馆一样脆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很清楚，“许多秘密文件都被外国政府的间谍搞到了”。军情五处、伦敦的特工机关以及德里的英国情报部门。成功地截获了共产国际中英国和印度代表团的通讯内容。现在印度共产党还将那时被截获的一封密件当做研究自己历史的一个重要文件。共产国际成员总是想隐瞒自己的一些失败，因为担心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就此会对共产国际的安全系统加强控制。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丢失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保加利亚代表瓦西里·科拉罗夫被请到明斯克参加阅兵。他坐的是夜间列车，待他醒来时，发现他的衣服和箱子都不见了。从窗口探出头去，他看见仪仗队正在列队等候在月台上，还有军乐队在演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乐队奏个不停，可是科拉罗夫却一直不露面；处境十分尴尬，最后当前来迎接的人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便应急凑来大衣、皮靴，引着客人从车厢后门出去了。执行委员会的意大利代表帕尔米拉·陶里亚蒂，即大名鼎鼎的艾尔科里遭遇也大同小异。艾诺·库西年回忆说，有一次她去陶里亚蒂夫妇下榻的一家莫斯科旅馆前去拜访：“我敲了敲门，陶里亚蒂应声说他不能来给我开门，因为他身上什么都没穿。晚上有人把他们的东西全给偷走了……显然，‘小偷’是趁着他们熟睡之际从阳台爬进去的。”
最严重的失窃事件是共产国际用以资助国外共产党的钱款去向不明的现象，这些钱或是被手脚不干净的信使挥霍了，或是被位居高层的人物侵吞了。印度一名有影响的共产党人M·H、罗伊手头便很宽裕，他住在巴黎，常出门旅行，显然，花的是共产国际给他的钱。因为当时其他的印度共产党人常抱怨说，许多钱“不知上哪儿去了”。为了报销挥霍的钱款。罗伊给共产国际列了一个资助党员的名单，而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些印度党员。很可能。罗伊开具的“资助名单”不止这一份。
在1926年英国国内总罢工中，共产国际遭受了空前的打击。共产国际的图书馆员、英语说得很漂亮的艾伦·瓦树尼乌斯接到任务，让他将三万英镑交给在伦敦码头当装卸工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他先来到斯德哥尔摩，然后持着伪造的瑞典护照乘上开往伦敦的轮船，在船上他结识了一位司炉。这人告诉他，说自己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并和他要转交钱款的人很熟。回来后，瓦列尼乌斯对奥托·库西年说，他认识的一个司炉答应按照嘱托转交钱款。库西年的妻子后来回忆道：“‘那个司炉叫什么名字？’奥托严厉地问道。‘他说了自己的名字，不过我给忘了，’瓦列尼乌斯应声答道，奥托气恼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向他指了指门。当然了，那些钱最终没有交到接款人的手中”。
但是，西方政府在利用共产国际安全系统中总是出现疏漏的同时，自己也时而陷入窘境。因为被截获的共产国际的电稿常常是些伪造品、在柏林，雷瓦尔和华沙的白军分子就经常伪造一些苏维埃的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在他们看来，伪造文件既是嫌钱的手段，也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声誉的一个办法。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例如，1921年9月，英国外交部不能不为其向莫斯科表示抗议的正式照会中所言感到脸红，在照会中引证了一连串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而据后来调查，这些文件都是他人在柏林造出来的。英国间谍机构1921——1928年的特命全权代表的助手温德姆·查尔兹。称这些伪造品为“不可容忍的恶作剧”，因为“它们使得每次我们拿出真文件的时候俄国人都叫喊着‘伪造品’”。
将所有截获的真文件都说成是假的，这很快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的一个迷惑对方的抵赖手段。用类似方法迷惑对方的最明显的上例是所谓的“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信的落款日期是1924年9月15日，它被英国秘密情报处截获，并在1924年10月英国大选期间见诸报纸。这份文件中，指示英国共产党对其在工党中的追随者施加压力，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好准备。那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正是这封信导致了英国第一个工党政府的失败而保证了保守党的胜利。季诺维也夫信函的原稿已找不到了，因而今天很难确定此信的真伪，要知道那时被间谍机构截获的真真假假的共产国际的文件数不胜数。掌权的保守党政府认为，季诺维也夫信函的真伪可从其他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证实。这些人中，据后来所知，有军情五处的一个“代理”人员。他混人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并固定地提供一些有关共产国际的可靠情报。1924年底，共产国际指责英国共产党对秘密文件保管不善。对发生的事有两种解释：或是真的有这样一封季诺维也夫的信，或者这只是一个伪造品，里面的内容只是接近共产国际相关文件中的内容，因而军情五处的间谍很容易地就将两者搞混了。
共产国际宣称季诺维也夫的信是伪造的。不管这种表白是对还是错，有一点是显然的：共产国际利用这一形势有效地组织了迷惑众人的运动，旨在向全世界表明自己与此类指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成员时常接到这样的上级指示。这场唇枪舌战的闹剧，以1924年11月英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而告终。该代表团由三个轻信的英国工党代表组成，他们要对共产国际的文件进行研究，并查清季诺维也夫信件一事的真实情况。艾诺·库西年后来讲了那场“疯狂的突击活动”，为了在英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抽去共产国际档案室里对英国共产党人的秘密指示以及其他“有损名誉的文件”，他们连轴干了三天三夜，甚至连记录着每日来件的本子也被精心加工过，并做了相应的改动。
“结果真将这个三人小组给蒙骗过去了。而共产国际也就清刷了在英国进行破坏行动的罪名。等代表团一离开，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并为他们如此轻松地就愚弄了英国人而开怀大笑。”
“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受到了政治保卫总局更严格的控制，而军事问题则开始转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当时是总参四部，后来是情报总局）来处理。为了对国际联络处的秘密行动加强控制，政治保卫总局扩大了、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间谍数量。同时国际联络处也采取了旨在提高联络安全系统可靠性的步骤。1925年，皮亚特尼茨基在国际联络处的第一副手阿尔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梅季希创建了一个秘密学校，培训一些共产国际的电报员，用以同国际联络处进行密码联系。1926年总罢工时，即瓦列尼乌斯向英国共产党人转交钱款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建立了更可靠的信使传递系统，当中有贸易船队上的共产党水手，他们都置于军事情报机构和汉堡水兵及运输工人工会领袖埃多·菲梅纳的直接领导之下。为了确认这些挑来的信使是否绝对可靠，他们先给这些人一些考验性的任务，例如，先让他们按照预定地址送递密封的物件，其实包里什么也没有，然后才交给他们真正的任务。
尽管二十年代苏联的间谍活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行动对象从其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反革命”分子，而不是资本主义政府。到国内战争末期，主要的反革命威胁是来自俄国国内的。但随着1920年11月最后一批白军分子的溃散，反革命中心也移到了国外。1920年12月1日，列宁命捷尔任斯基制定一个削弱这些中心的计划，四天后，捷尔任斯基拿出一个多目标的行动计划。他建议从那些地位显赫的俄国流亡者的家人中多抓些人质，建立特别行动队袭击流亡领袖，扩大派遣间谍的行动（这些行动也帮助揭露了“洛克哈特阴谋”）。“为了查出我国领土上的外国间谍”，捷尔任斯基建议说，“必须建立一个假想的白军联盟。”
在国内战争中失败后，白军分子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严重威胁，但在列宁看来，这种威胁却十分严重。1921年7月，列宁向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现在，在我们击退国际反革命的进攻之后，又形成了在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和所有的俄国反革命党派的组织。逃亡到国外的俄国流亡者有一百五十万或二百万……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原先那些政党残余都无一例外地在共同行动……这些人正在利用每一个机会，尽一切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来进攻。分裂苏维埃俄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流亡分子都知识渊博，组织严密，都是些很好的战略家……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讲的是溃兵识多。击溃的反革命大军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很不错”
列宁号召“国外的同志们”，要将白军分子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
克格勃至今还记得国内战争时期在对白军分子的颠覆行动中取得的成绩。代号为“辛迪加”和“托拉斯”的两次行动被写人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积极行动”的教材中。
“辛迪加”行动是为了专门对付白军分子一个“最危险”的人物的。此人名叫鲍里斯·萨温科夫，是前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曾任克伦斯基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萨温科夫领导了华沙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政治委员会（PNK） ，并组织招募了“俄罗斯人民军”（该支军队曾在波兰人的指挥下一同红军作过战）。1921年1日，萨温科夫又将俄罗斯政治委员会的残余人员组建成新的组织，以期推翻布尔什维克。“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了间谍网，用以搜集情报并策划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据苏联史料记载，“几乎所有的萨温科夫的间谍都在波兰人的控制之下，而波兰警察局则帮助他们越境。”尽管有波兰人帮助，也有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的资助，萨温科夫仍是勉强维持生计。1921年6月英国秘密情报机构驻华沙的情报站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说：“情况令人绝望，到今天现款只有几万波兰马克了，而这甚至还不够支付（萨温科夫的）工作人员7月份的工资。
但是，萨温科夫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从西方得到的钱款不够，而在于他的组织中打人了苏维埃的间谍，虽然他对这一点未留意识到。1920年12月，萨温科夫刚刚建立了一自己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之后，驻戈麦尔（苏俄的一个省中心）的苏维埃内务部队副司令员亚历山大·爱德华多维奇·奥佩尔普特来到波兰找到了他。奥佩尔普特自称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成员，并给他带来一包伪造的文件。奥佩尔普特的真名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亚尼科夫。他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且渗透工作干得卓有成效。其实他的姓氏就应该引起怀疑：要知道，在苏维埃时期，俄语中引人许多新的缩合词。奥佩尔普特这个姓很容易令人怀疑是“行动”和“迷惑”两词的缩合。无论是萨温科夫还是奥佩尔普特接触过的其他情报机关，都没有猜测到这个姓氏的含义。在当上萨温科夫的主要助手之后，奥佩尔普特弄清了所有在苏维埃俄国活动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的主要成员。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肃反委员会逮捕，有四十四人在1921年8月被提交公审。为了不暴露奥佩尔普特的真实身份；便宣布他也被逮捕了。
奥佩尔普特所搞到的情报，成了苏维埃政府就萨温科夫企图在华沙制造反苏行动一事向波兰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的依据。1921年10月在波兰方面的坚持下，萨温科夫离开了华沙，他先到了布拉格，然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反布尔什维克中心。从此肃反委员会便开始了行动的第二阶段——“辛迪加2号”。任务是肃清萨温科夫的组织中在俄国和西方的残余分子，并将萨温科失本人诱回俄国。以便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他。由于萨温科夫当时对许多情况尚未搞清楚，因而此行动进行得比较顺利。1921年底他来到英国，与旧相识温斯顿·丘吉尔见了面以后，他和高层官员们又进行了一轮会见。有意思的是，他还和驻伦敦的俄国贸易代表团的一些人见了面。萨温科夫说，他同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克拉辛见了面。他的有关未来的、自由的俄罗斯的思想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拉辛甚至建议他参加苏维埃政府。但是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显然是根据截获的克拉辛的电报向外交部报告说，不能相信萨温科夫所述，因为，事实上贸易代表团“对他的接待相当不友好”。圣诞节前不久，丘吉尔和萨温科夫驱车前往位于切克尔兹的首相郊区官邸。他们在“自由教堂”神职人员和威尔士人合唱团的人群中找到了劳合·乔治。有好几个小时，合唱团都在用威尔士语演唱宗教颂歌。等所有的颂歌都唱完了，萨温科夫便向劳合·乔治讲了自己不切实际的计划，想引起对方的好感，但毫无效果。不过按萨温科夫自己所述，这次会面的情形完全是另一个样了。据他讲，合唱团的颂歌平稳地转为“上帝保佑沙皇”，而劳合·乔治及其家人很快就附和着唱了起来。
尽管萨温科夫是个事实上的幻想家，但他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然，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追随者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甚至是丘吉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人很欣赏。谈到萨温科夫时，他写道：“他对一切所述、所为都很注意，他记得所有的时刻。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时刻。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为俄罗斯人民做得这样多，贡献得这样多，牺牲得这样多。”
1922年夏，萨温科夫的助手、前沙俄军官N ·舍舍尼亚在穿越俄波边境时，被苏维埃边防军抓获。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舍舍尼亚向流亡在波兰的萨温科夫的追随者们写了一封信，说他已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之后，反间谍处的一个高级军官A·N·费奥多罗夫化名成A·N·穆辛去了波兰几次，他自称是莫斯科地下组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领导人。最后他说服驻维尔诺的萨温科夫组织的领导人伊万·福米乔夫和他一伺去俄国。在莫斯科，福米乔夫和一些自称是地下组织领导人的政治保卫总局遣入人员会了面。谈判的结果是，他同意请萨温科夫来领导他们的组织。
1923年7月，穆辛在巴黎会见了萨温科夫，并告诉他，莫斯科的地下组织在战术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迫切需要他的领导经验。但萨温科夫自己没有去莫斯科，而是派了自己的助手、上校谢尔盖·巴甫洛夫斯基前往赴命。9月，巴甫洛夫斯基一到莫斯科就被抓了起来。克格勃中心就此事在精心编纂的材料里写道， 他一开始“很猖狂……，但后来，他被驯服并同意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事，扮演政治保卫总局给他派演的角色。”巴甫洛夫斯基给萨温科夫连拍了几封电报，请求与他在莫斯科会合。1924年7月，萨温科夫终于上了钩，决定回到俄国。他给自己的老朋友、老助手西德尼·赖利发了封电报，请他离开纽约来帮助他准备秘密回国一事。他们对此计划讨论了三周，到了8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来到了苏联，直接落入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审问很快就摧毁了他的顽抗。在8月27日的公审大会上，萨温科夫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我完全地、无条件地只承认苏维埃政权。我，这个走过一条敌视你们的、血腥的、沉重的斗争之路的人，这个比任何人都更激烈地否定你们的人，想对每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俄罗斯人说：如果你是俄罗斯人，如果你热爱自己的人民，那你就应向工农政权深鞠一躬，并无条件地承认它。”
因为萨温科夫的当众仟悔，他没有被枪决，而是被判处十年监禁。据克格勃的官方说法，1925年5月，萨温科夫从牢房窗口跳下去摔死了。但事实上一一关于这一点，现在的克格勃领导人是再清楚不过的——萨温科夫是在卢比扬卡被人从楼梯上推下去的。克格勃的一名老工作人员普几次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指了这个地方，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萨温科夫是被人推下去的。
肃反委员会还制定和进行了另一次行动，这次行动甚至比“辛迪加”行动更为成功。肃反工作人员编造出一个代号为“托拉斯” 的有名的“俄罗斯保皇组织”（MOP）。这个虚构的组织存在了六年，并被作为和平时期破坏行动的典型例子写入现代情报史中。“托拉斯”行动的主要对象是两个重要的白色流亡团体：柏林的“最高保皇协会”（BMC）和巴黎的“俄罗斯军人联合会”（POSC），后者的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的“存在”于1921年秋末开始为人所知。那时，反间谍处的军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扮成一名有机会作为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出国的“托拉斯”秘密成员，在雷瓦尔与“最高保皇协会”的成员尤里·阿尔塔莫诺夫会了面，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组织的情况。通过阿尔塔莫诺夫，反间谍处与“最高保皇协会”建立了联系。1922年，阿尔塔莫诺夫又前往华沙，当上了“俄罗斯军人联合会”的代表，负责保障与巴黎的库捷波夫将军的联络。在此后几年间，按照反间谍局的安排，亚库舍夫和其他一些“托拉斯”代表去过德国、法国和波兰，在那里与俄国的白色流亡人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时陪同亚库舍夫外出的还有前沙皇军官尼古拉·波塔波夫将军。此人革命后很快就投靠了布尔什维克，而现在扮成“俄罗斯保皇组织”军事司令部的统帅。
库捷波夫将军比其他白军领袖更怕苏维埃间谍的渗透。在获取其信任的过程中，玛丽亚·扎哈尔琴一舒尔茨发挥了主要作用。当自己的第一个丈夫死在“伟大战争”的战场上以后，玛丽亚将孩子托给熟人，自己志愿上了前线，她的第二个丈夫又在国内战争中被打死。而玛丽亚则随着败退的白军到了南斯拉夫。1923年，她加人了库捷波夫的组织。“侄女”一一此人就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多次来到俄国与“托拉斯”的代表们见面。著名的英国间谍赖利最后一位妻子佩皮塔·赖利这样描写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她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女子，面色苍白但充满魅力和智慧，有一双安详、诚恳的蓝色眼睛，当然，受过很好的教育，被西德尼称为‘古典妇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扎哈尔琴科·舒尔茨在“托拉斯”行动的胜利中作出的贡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指责她与肃反委员会合作。但是在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教材中写道——而且也不无根据——她甚至都不曾想过．自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她不过是亚历山大·奥佩尔普特手中乖顺的玩物。后者在莫斯科与她相见时引诱了她，并在以后的好几年里与她保持了暧昧关系。既多情又很幼稚的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获取了库捷波夫和赖利的信任，这使她在“托拉斯”行动的组织者手中成了一名作用无法估量的“间谍”。
“托拉斯”帮助反间谍处打入到流亡国外的主要白军分子组织中，并查明留在俄国的这些人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或多或少被诱上钩的还有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英国和法国的情报机构。像爱沙尼决贸易代表罗曼·比尔克，就在反间谍处的压力下成了白军组织和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之间的信使。而波兰的外交官则通过自己的外交邮政渠道转发“俄罗斯保皇组织”的电报。负责送“托拉斯”代表出境的是苏维埃边防军准尉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和芬兰军事情报机构合作，实际上在为反间谍处效力。据苏维埃官方史料记载，至少有8个“托拉斯”组织的成员获得过西方情报机构的奖励，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积极地同这些机构斗争着，确有其事曲是。至少有二个“托拉斯”的间谍因其工作卓有成效而被波兰情报机构奖给了一块金表。
由于“托拉斯”行动，肃反工作人员除掉了当时被反间谍人员错认为是自己最危险的外国对手、“超级间谍”西德尼·赖利。还是从1918年莫斯科传奇经历之时，赖利就把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俄罗斯”的事业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战争末期，在和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德尔·卡明的谈话中，赖利说道：“我觉得我还能为自己的国家效一点力，我要将罪孽生命的剩余时间献给这项事业”。但对于赖利这种狂热以及他那种对奇怪行动的向往（比如他想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扒光衣服去遭众人鄙薄的计划），卡明是持鄙视态度的，而外交部的官员们对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卡明决定不给他分派工作，因而他同秘密情报处的联系在和平时期也就无足轻重了。
战后几年间，赖利主要做些买卖。他往返于美洲和欧洲之间，有时出口些捷克收音机，有时卖些叫“古马格索兰”的神药。但是他想以此积蓄财产的希望却不曾实现。同时他还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推翻布尔什维克的计划。二十年代初，他与鲍里斯·萨温科夫保持了紧密联系，正是赖利不顾卡明和外交部的指示，在1922年将萨温科夫带到英国。与高层官员进行了整整一轮谈判之后，他在很奇特的情况下与劳合·乔治在其郊外总统府里见了面。渐渐地，赖利和现实情况脱离了联系。据他的一位女秘书埃列奥诺拉·托耶讲，赖利有“好几次出现严重的精神失常并产生幻觉”，“有一次他认为他就是基督耶稣”。但是苏维埃的情报部门把赖利这些推翻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古怪的计划并不视为是其脱离现实的一种表现，而是当作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进行阴谋活动的证据，并认为它们和政府最高层有着脱离不掉的干系。直到今日赖利在克格勃内仍享有不应有的“超级间谍”之誉。1924年“托拉斯”的行动主要目的是中立赖利，而为此需要将他诱骗到俄国来。
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赖利的人之一，是毫无戒备之心的埃内斯特·博伊斯大尉。在1918年赖利试图实施其冒险的计划之时，他任秘密情报机构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作为一名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人，博伊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对赖利的装腔作势和显示出的勇敢印象十分深刻，而未能现实地评价他那些为了推翻布尔什维克的不切实际的计划。1919年，博伊斯领导了秘密情报机构驻赫尔辛基的情报站——这是英国情报机构进行反俄活动的主要中心。他不仅对赖利有所青睐， 对“托拉斯”的活动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甚至是在1924年8月对萨温科夫公审之后，博伊斯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对“托拉斯”的态度，坚持认为，这个组织的影响以及其拥护者的人数（其中包括在苏联政府成员中的）还在呈增长趋势。尽管秘密情报机构的上司曾禁止博伊斯参预赖利的冒险行动，但他全然不顾，在1925年1月给赖利写了封信，请他与巴黎的“托拉斯”的代表们会面。赖利当时还在纽约，他所有的计划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三月份，他给博伊斯的回信中写了自己“凄惨的现状”，并宣称：“我准备在任何时刻，只要遇上可靠的人讲认为这是真正可行的事，就会抛开一切，将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为‘辛迪加’（‘托拉斯’）的利益而服务的事业。”
“凄惨”的景况和高筑的债台将赖利因在了美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在9月3日来到巴黎同博伊斯和库捷波夫将军见了面（后者曾试图劝他不要去俄国），并决定再到芬兰同“托拉斯”代表们谈判。与此同时，“托拉斯”也决定再为自己的“可靠性”增加点法码：他们把博伊斯的一个“主要间谍”尼古拉·布纳科夫的兄弟鲍里斯·布纳科夫，秘密地搞出俄国。稍晚些时候“托拉斯”又故作姿态，让其信使鲍里斯·布纳科夫送来了他心爱的小提琴。但在当时，无论是博伊斯还是赖利都未有半点疑心。9月21日，赖利到了赫尔辛基，而后他与尼古拉布纳科夫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一起前往维堡同“托拉斯”的主要代表亚库舍夫会面。维堡本来是赖利计划中的最后一站。但是亚库舍夫利用赖利的虚荣心和狂妄自大，对他说此事关系重大，便说服他前往俄国同“托拉斯”领导人会面。他向赖利保证，说他返回芬兰后还能赶上9月30日从什切育发出的轮船。赖利在布纳科夫那儿给自己的妻子佩皮塔留了一封信，“以备不测”。然后便和亚库舍夫向俄芬边境出发了。在信中，赖利努力向妻子表明，就算是布尔什维克抓到了他，他们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如果我在俄国被逮捕的话，他们也顶多给我栽些小罪名，然后很快就会把我放掉的，因为我的新朋友们是有着足够的权力的”。
赖利应该于9月28日夜到9月29日晨从俄国返回，但事情并非这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芬兰军事情报机构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策划了一整台戏。当夜，在阿勒库尔村听到从苏联方向传来的枪声。然后观望的人就发现，边防军用担架抬着一个人急行。而原定的接头人——苏联边防军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为芬兰情报机构效力，也的确多次“帮助”“托拉斯”的密使和信使穿越国境，而实际上他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并没有出来同芬兰军事情报机构的人员进行联系。此时，芬兰人和秘密情报处断定，接头人和赖利在越境时或是被打死、或是被抓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此时终于如愿以偿。
根据官方的、可能是精心加工的对这次事件的说法，赖利在9月25日进人苏联境内以后并没有马上被逮捕。非但没有，亚库舍夫还将他带到了莫斯科近郊的别墅，在那里他和自称是“‘托拉斯’政治委员”的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军官会了面。他请赖利讲讲他的行动计划。后来苏联的官方材料中说，赖利建议组织抢劫俄国的博物馆，将抢来的艺术品在西方销售，用以资助这一行动。这之后他才被逮捕。他们先审讯了赖利，然后宣布，1918年12月因“洛克哈特阴谋”而对其缺席进行的死刑判决将被执行。赖利还想垂死挣扎一下，他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信：“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我表示愿意向您提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感兴趣的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组织和人员的全部情报，同时还有我所知道的有关美国情报部门和我打过交道的俄国流亡人员的情况。”
假如赖利真是打算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合作的话，那他很可能像萨温科夫那样被提交公审。但据苏联官方说法，他在1925年11月3日被枪决。
在赖利被诱骗到俄国之后的若干年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散布了有关其命运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闻。“托拉斯”行动一直进行到1927年。在这一行动的牺牲品当中，也有赖利的妻子佩皮诺·赖利。她先到了巴黎，然后去了赫尔辛基，指望多少能知道自己的丈夫的一点情况。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在赫尔辛基会面之前，赖利夫人“几乎毫无疑问地认为，她是一名遣入的间谍”。但她们刚一见面这些疑虑便顿时消失了：“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认为她是可以信任的。看第二眼时我已知道我会喜欢上这个女人的。看到我的痛苦、绝望和孤独，舒尔茨夫人温柔地、满怀同情拥抱了我，并说，她觉得她自己对我丈夫的死负有责任，还说未弄清所有的情况之前她是无法安心的。她对我保证说，如果他还活着，他们会尽一切努力营救他；如果他已经死了，则一定为他报仇。”
然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几乎相信西德尼·赖利已经死了。她拿出一则从《消息报》上剪下的消息，那是有关9月28日晨在阿勒库尔村附近发生的交射情况的官方报道。上面讲道，有“四个走私分子”在企图越境时受阻：有两人被打死，一名被俘，另一名在去彼得格勒的途中因伤势过重死去。根据这些搜集来的消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判定。那个伤势过重死在去彼得格勒途中的人便是赖利。尽管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想过这一点。
虽然，佩皮塔·赖利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是完全信任的，但对她的说法还是有些怀疑。尽管赖利待的是假护照，而且衣物穿的也是别人的，但他穿的是定制的衬衫，上面有他名字的字母缩写。此外，他的手表上还有他的英语签名，衣袋里还有佩皮塔的签名照片。因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该能猜到，他们抓到的是著名的英国超级间谍，并且依赖利夫人所见，他们应该向全世界宣扬此事的。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承认她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但她向佩皮塔保证，将尽一切努力弄清“真相”。此时的赖利夫人已处于崩溃边缘：“我要向他们报仇……舒尔茨夫人当时就站在我身边。她既善良又聪慧，能理解一切，可以分担我的痛苦。她要我完全信任她。我一言不发，只是抓住她的手。她建议我参加这个组织。我相信了她。在莫斯科该组织中心的‘允许’之下我加入了‘托拉斯’，我的化名是‘维阿尔多’。就这样，我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接替了丈夫的位置”。
按照“托拉斯”领导人的指示，赖利夫人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他丈夫的死讯：“西德尼·赖利于 9月28日在俄国的阿勒库尔村附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战士打死”。当然了，她也不相信赖利还会活着，可她幼稚地以为，这会迫使布尔什维克揭开他丈夫遭遇的真相。但苏联的报纸只是证实了他已死亡这一事实本身。而后则是有关他的“可怕的谎言”。唯一使她欣慰的是，她相信“托拉斯”正尽其“全部实力、影响和侦察手段，来弄清西德尼究竟出了什么事。”1926年初，赖利夫人收到“托拉斯”领导人的来信（此信是亚库舍夫和奥佩尔普特写的），信中说，考虑到她精通俄语，建议她到俄国来“和组织的成员们认识一下，并在其工作中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同时，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也使佩皮塔相信，她“要不惜生命去弄清西德尼·赖利究竟出了什么事”。她分别从彼得格勒、赫尔辛基和华沙用保密墨水给巴黎的佩皮塔写了信。“她是信守承诺的，并尽了自己的努力去做了”，赖利夫人讲道。
对“托拉斯”来说，最难的是满足西方特工机关对军事情报的需求。对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给他们提供些假的政治情报是毋需费力的，至于有关苏联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情况，肃反委员会的人们就不得不费一番脑筋了。因为要让他们的情报看起来即可靠又有价值并非一件易事。因而“托拉斯”尽量避免回答来自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和其他情报机关的这类询问，并总是强调一个情况，即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对军事情报搜集得过于积极会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第一次进行散布伪军事情报的尝试就差点儿酿成大祸。1926年，皮尔苏茨基元帅当上了波兰军事部长（事实上的国家首脑）。很快，波兰的总参谋部便接到他的命令，要求其通过“托拉斯”搞一份苏联的征兵计划。波兰人来找亚库舍夫。他先是有些疑虑，然后答应搞到这个计划，要价一万美元。但后来“托拉斯”提交的文件中，有关邻近波兰的铁路情况的资料明显是假的。皮尔苏茨基研究了这份计划之后，又将它退还给总参，批示是“伪件”，考虑到因萨温科夫和赖利的垮台而引起的怀疑，以及“托拉斯”散布伪军事情报的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大的一次行动的失败，可以确定，“托拉斯”的时日也不多了。
1927年春，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给赖利夫人（当然还有库捷波夫）写去了一封充满绝望之情的信，信中她说，“托拉斯”里“尽是内奸”，“一切都完了……我兴致勃勃、全身心投入地干了四年，知道的却是令我余生毫无意义的一些东西。”阿勒库尔村附近的那场交战“是一场骗局，一切都是做戏，”她写道：“您的丈夫被人用最卑劣、最怯懦的手段杀害了。他根本就没能到边境跟前。这不过是演给我们看的戏罢了。他在莫斯科就被抓住了，关进了卢比扬卡。他被当作特别犯人关押了起来。每天有人带他出来放风，就在一次放风出来的时候，他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命令是他的死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头目阿尔图佐夫下达的，这个家伙决定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报复他……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能免掉我的责任。我的双手上沾有他的鲜血，我就是到死也洗不尽。我要以可怕的复仇来赎罪。为此我不惜一死。”
赖利夫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的同情：“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来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手中的玩物，而且正是因为她，许多人或牺牲或被捕，其中还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女友的丈夫，这对玛丽亚可能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佩皮塔不相信这位女友关于赖利之死的说法，她认为她又被人骗了。玛丽亚在信末尾请求她再“烦劳一次”，她请佩皮塔将她所知道的有关奥佩尔普特的所有情况写信告知她。
佩皮塔没想到玛丽亚是奥佩尔普特的情人，便给她寄去了他的案卷，而且天真地想像，“这个傲慢的绅士如果知道了的话，一定会为之惊讶不已”的。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回信说，奥佩尔普特什么都对她说了。他讲了1921年他在严刑拷打之下无奈做了内奸：“他现在正在帮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用间谍包围起来、并牵着鼻子走的其他国家的代表，摆脱现在这种可怕的处境……”
玛丽亚是在芬兰自己的情人奥佩尔普特那儿写的这封信， 他似乎向她揭露了“托拉斯”的行径。但是奥佩尔普特在新闻界和与俄国白色流亡分子代表的私人谈话中的表白，不过是“托拉斯”行动计划中的最后一步。因为骗局已昭然天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决定收拢“托拉斯”行动，但要做得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声望，一方面还要让敌人懊丧不已。在揭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时候，奥佩尔普特总是强调肃反工作人员是一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有意夸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敌人所遭受的失败。他说，波兰情报部门事实上完全受制于苏联的间谍机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工机关的一名军官后来讲道，在奥佩尔普特披露之后，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英国及法国等国的情报机关“在一段时期几乎停止了相互间的来往”。
1927年5月，玛丽亚和奥佩尔普特回到了俄罗斯。在动身前，他们曾想说服佩皮塔·敕利与他们一同人境，同两年前她丈夫一样。但他们往巴黎发的这份“建议同行”的电报，被“美国快递”邮政机构错投到另一个赖利夫人那儿去了，过了两周才又转到了她手中。如果佩应塔能按时赶到，她会力劝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使她相信奥佩尔普特“明显是个内奸”，他在用“极狡猾的手段”将她骗往悬崖边上。库捷波夫将军认为，玛丽亚在发现了“托拉斯”的阴谋后，“精神有些失常了……她已无力摆脱‘回俄罗斯’这一想法的纠缠，无力报复那些欺骗了她的人，无力洗去那些被她无意之中送到死神跟前的人们的鲜血了”。在他们离去不久，库捷波夫和赖利夫人便得到消息，说肃反委员会的人已在边境上等着他们了。看到躲藏已是不可能的了，玛丽亚开枪自杀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在答《真理报》记者问对宣称，许多年间，玛丽亚·扎哈尔琴科舒尔茨和库捷波夫都一直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
如今，克格勃还公开炫耀其“辛迪加”行动和“托拉斯”行动的成功，称之为对反革命阴谋分子和西方情报机构的最伟大的胜利。但直到今天，也并不是所有的真实情况都为公众所知晓。至今还有人说，两个主要人物奥佩尔普特和亚库舍夫并不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也有人指出，这两个人一个好像是“萨温科夫的追随者”，另一个是保皇党人，而有一天他们忽然顿悟了，便同意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合作。“托拉斯”行动公布于众的二十年后，它已成了对付秘密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的一系列反间谍行动的最佳模式。
第六章 斯大林与间谍恐怖症
（1926－1938）
长期以来，关于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生命最后时刻的描述，成了克格勃发展史上的一种圣经故事。费奥多尔·福明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职位最高的肃反工作人员了。他写道：“1926年7 月20日，捷尔任斯基是在同党的敌人斗争之时倒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捷尔任斯基还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反对那些背离列宁路线的人。”据福明讲，捷尔任斯基理直气壮地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吗？那就是我从不顾惜自己（礼堂里满座皆答：“对”！），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的存在，我就会全力以赴同他们做斗争。”
在表白了自己的功绩后几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听过他最后一次讲话的与会者，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后，都争相对他大加赞扬：“在阴谋和反革命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苏维埃大地化成一片灰烬、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自己的敌人的血腥包围之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超人的精力，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人阶级的敌人憎恨他，但又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他高大的形象、大无畏的精神、敏锐、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捷尔任斯基的死，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正是时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宁去世后的长期的权力争斗中取得了胜利。“铁费里克斯”就算没有任何功绩，他也未必会同意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用作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斗争中的离间和欺骗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敌人。列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BCHX）的主席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无疑，他是会反对那些对工业部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攻击，会反对几年后斯大林在农村开始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所作的“言辞激烈的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以及极端混乱状态，我就感到恐惧。”
接替捷尔任斯基的是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这是一个高高的、身材匀称的男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比自己的前任显得要温和一些。初看，这两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都出自富裕的波兰家庭。缅任斯基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就成了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并在捷尔任斯基当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之后，被任命为他第一副主席。他大概是克格勃领导中最有素养的一位了。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这个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对自己过去的同行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的人也称他是“很有修养”、“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据费奥多尔·福朋讲，缅任斯基在进肃反委员会时就精通十二种语言。后来他又掌握了汉语、日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他不仅显示出对语言的兴趣，还对诸如物理、化学、天文学、数学等精密科学感兴趣。而且缅任斯基也不像自己的前任那样被视为力量和权力的化身。福明在一份经过官方认可的颂辞中还承认，“他没有发号施令的腔调”。对于很多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下达的命令却以“我恳请……”的字眼作为开头而感到惊奇。从缅任斯基时期开始，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的托洛茨基，认为他是个奇怪而平庸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最好用一个词来表达：印象皆无。他看起来好象是某个不存在的人的影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未完成的肖像画的粗劣的草稿。”缅任斯基不是斯大林分子。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前线遇到过托洛茨基并警告过他，说斯大林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他的“很复杂的游戏” 。 但是他本人也从未真正反对过斯大林权力的恶性膨胀。还是在被任命前，缅任斯基曾得到过严重哮喘。他经常是躺在卢比扬卡自己办公室的沙发上接待来访者的。“大夫命令我躺着，”他解释说。1929年4 月，缅任斯基心脏病发作，这使得他两年未能工作。1931年，他又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健康状况使得他不能全力工作。到了1933年，他已经感到时常虚弱，甚至不能独自登楼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很快，他就几乎不再料理事务，住进莫斯科近郊的别墅中去了。
由于缅任斯基身体不好，加之领导工作无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渐渐落入他的一个更有进攻性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的手中。此人是个犹太人，长得很墩实，身体极好，无论举止还是长相，都和缅任斯基迥然不同。迄今对这个人的回忆除了让人羞惭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甚至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中也是这样认为的。几乎所有的有关斯大林时期的回忆录中，都是以憎恶的口气提到这个名字，“若说缅任斯基在见识的广度上无人匹敌的话，那么亚戈达则在残忍、缺乏教养和粗暴上无人可及”，阿加别科夫这样写道。但是捷尔任斯基1923年任命他为自己的第二副手的时候，他的粗暴和残忍还没有表现得如此明显。可能捷尔任斯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善于执行任务、精力充沛而又很自负的官僚而已。亚戈达成了被特权腐化了的典型的官僚。他日益膨胀的野心和他的残忍是很相符的。据亚戈达的一位同事说，在1936年夏，被解除显赫职位的前几天，他正完全沉浸于自己的新工作服的设计梦中：锁了金边的白色毛料上衣，就像沙皇时期海军军官那样的镀金佩剑；天蓝色裤子和进口皮革制的靴子。
斯大林从未完全信任过亚戈达，这部分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也因为亚戈达倾向“右翼反对派”和他的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1928年在和加米涅夫的一次谈话中，布哈林说，亚戈达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二副主席、国外处处长特里利瑟尔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还说，亚戈达告诉了他有关农民起义的秘密情报。同时布哈林也清楚，亚戈达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因而不能指望他的支持。1931年，斯大林想巩固自己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的影响，便派去了一个党内工作人员A·H·阿库洛夫。此人和亚戈达平起平坐，也被委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的职位。但仅过了一年，阿库洛夫就被迫离开此职。然而斯大林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安插一个自己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就暂时和亚戈达达成了某种妥协。亚戈达与其说是个空想家不如说是个官迷，为了能往上爬，他也愿意追随斯大林。但是他也并不准备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特里利瑟尔则是“右翼反对派”的更积极的支持者。 还在1923年， 他就在进攻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中和布哈林站在一边。但到1929年，将特里利瑟尔视为潜在对手的亚戈达，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达到了目的：将特里利瑟尔挤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替其任国外处处长的是前反间谍处处长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缅任斯基和亚戈达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第一年里，主要是在“托拉斯”行动大功告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这一成绩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丑闻曝光和苏联对外情报机构的失败弄得黯然失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扩大的网络以及军事侦察机构的安全，都因苏联密码的落后而受到威胁，除此使其受到威胁的还有苏联驻外间谍机构负责人在对当地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中经验不足这一因素。这些负责人工作十分勤勉，却常常办些外行事。1927年春，发生了一起揭露苏联间谍机构在八个国家中活动的轰动性丑闻。3月份先是揭露了在波兰的一个由过去的白军将军、后来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的达尼埃尔·韦特连科的间谍组织；伊斯坦布尔的一家苏土公司的著名专家，被指责在土耳其——伊拉克边境搞间谍活动；紧接着，瑞士警察局宣布逮捕了两名苏联间谍；4月份，在对驻北京的苏联领事馆搜查时，找到了大量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文件；之后，法国的安全机构也逮捕了八名苏联间谍网的成员，该网是由法共政治局委员让·克列梅领导的；5月份，奥地利外交部中一些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秘密情报的工作人员被拘捕；与此同时，由于英国特工机构对“全俄有限合作公司”（“AP KOC”）和苏联贸易代表团住处的突击检查和搜查，从而揭开了一个据英国内务大臣乌里扬姆·约翰逊一希克斯
（此人以好激动、好夸张而闻名）称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大、最卑劣的间谍组织”。
北京和伦敦的突击检查以及随后公布的一些材料，对苏联的对外间谍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察）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掠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入中国的武器的详尽描述。尽管英国的警察局没能查获这样多的极重要的文件。但伦敦公布的材料影响也不小，因为文件中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英国专家又解译了苏联外交密码。在对下院的讲话中，首相、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都引证了截获的苏联外交电报。
北京和伦敦的轰动性披露，对克里姆林宫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来说损失不可估量，因为这件事正发生在苏联与中国、英国的关系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从1922年起，苏俄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与国民党民族主义制度合作的基础上的。1927年4月，由于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使得上海落人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的手中。“蒋”斯大林说，“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但实际上充当了柠檬的却是共产党人。在上海取得胜利后，蒋开始系统地消灭共产党人，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掌上了大权。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人以一次次武装起义作为回复。但所有的起义都被残酷镇压了。
对苏联间谍的揭露，还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苏联同仍然被其视为有影响的世界大国——英国的关系破裂了。1926年5月的总罢工，被保守党的多疑分子视为是俄国的阴谋分子组织的，从此，斯坦利·鲍德温政府便受到要求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的极大压力。1927年，英国政府对苏联军事情报活动展开了声势浩大、毫不留情的揭露。接着1927年5月26日，奥斯汀·张伯伦向苏联代办阿尔卡季·罗森戈列茨通告说，鉴于苏联进行“反英的间谍活动及宣传”，英国政府决定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对自己的正式声明，张伯伦赋予了一种出人意料的个人性质，他引证了罗森戈列茨4月1日发出的一封电报，并说：“您在电报里请求向反对英国政府的政治运动提供物质援助”。在回国途中，罗森戈列茨在华沙做了停留，并和苏联大使彼得·沃伊科夫在中心火车站小餐厅里进了早餐。在罗森戈列茨的火车开动前几分钟，一个白色俄国流亡分子一边喊着：“这是为了民族的俄罗斯，而不是为了共产国际！”一边朝沃伊科夫连开了几枪。苏联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声明“这是英国之手给了沃伊科夫致命一击。”不管多么耸人听闻，反正1938年在战前最后的公审中，罗森戈列茨竟然承认，说从1926年起他就在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苏联情报机构在1927年春的失败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整个苏联使馆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体系以及密码体系都不得不做出重大变化。所有苏联使馆和贸易代表团都收到了紧急通知，要求销毁所有一旦被截获可能造成新的披露的文件、甚至是在遭受攻击危险最小的德黑兰使馆，其院内由于焚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文件而燃起的火堆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国情报机构也接到命令，他们只能保存近一个月的信件，还要同时制定出一个一旦被搜查即迅速销毁文件的计划。而对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间谍合作工作也下达了新指示，主要是要抹去他们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触的任何痕迹。
为了保障外交信件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络系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下达命令，启用虽然费力费时、但只要使用正确则绝对可靠的“一次性”密码。结果使得西方的破译员们从1927年到二战开始，几乎未能破译一份重要的苏联的密码通告。为此，作战处处长A·T·丹尼斯托曾悲伤地写道，英国政府将破译苏联密码之事公诸于众“无疑是破坏了整个工作”。
1927年，对苏联间谍人员的揭露，对斯大林的影响也相当大。他从中看到了帝国主义阴谋的迹象：“毫无疑问，现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问题。这不是某种非现实的、抽象的、局部战争的‘危险’，而是完全现实的、具体的、整体上的战争，尤其是反苏联的战争的威胁。”
依斯大林看，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组织者，首推其主要敌人——“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指挥部——保守党”。“英国帝国主义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仍是人民革命的最凶险的刽子手”。斯大林认为保守党政府制造的阴谋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步是对北京的苏联使馆进行搜查，目的是“揭露有关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可怕的’文件，并以此制造群情激愤的氛围”。第二步是对伦敦的“全俄有限公司”的处所，进行突击检查，并断绝英苏外交关系，目的是“在整个欧洲开始对苏联的政治封锁”，以作为战争的序曲。第三步是“保守党间谍组织”在华沙刺杀沃伊科夫的行动，它就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刺杀奥地利皇储弗郎茨。费迪南的事件一样。
虽然这个“英国阴谋”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但之后必然会有其他阴谋接蹱而至。英国继续资助“在苏联的间谍恐怖主义小组”，并试图挑起白色流亡人员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对苏行动。斯大林表示，他反对“那些所谓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认为新的战争的威胁是‘凭空想象’的，而用和平的谎言去麻痹工人，并对资产阶级对新的战争的准备视而不见……”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需要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加强军事工业，并提高苏联人民的警惕性。其次，必须向那些内部敌人——恐怖分子、工业生产中的怠工分子和“其他的废物”进攻，以“巩固我们的后方”。斯大林的“废物”也暗指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反对派还能说些什么呢？无论是对他们在面临新的战争威胁之时对党的非难，还是对于他们在战争威胁切实存在的时刻加紧对党所进行的攻击，我们都勿需表白什么。”
在1927年之前，对斯大林日益增长的权力欲构成唯一威胁的因素来自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战争威胁的出现对斯大林是个绝好的时机，因为此时他正在积极巩固手中的权力；从另一方面讲，斯大林这个人，正如赫鲁晓夫所言，是个“有着病态的疑心”的人，很显然，他坚信自己的阴谋理论。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这样来概括所有的党的领导人，要知道是意识形态本身使得他们相信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人的信仰的基本公理之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容忍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特工机关一定在策划阴谋，以图消灭“工农国家”。正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宝剑”，担负着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使命。
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巩固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和肃反委员会一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务是同反革命作斗争。但是，这时“反革命”的概念已发生了变化。列宁时期“反革命”即意味着共产党的反对者。而鉴于站在反对斯大林的最前线的正是共产党人，因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在党内也使用起过去用于对付党外敌人的渗透和离间等手段。
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翼反对派” 成了最早的牺牲品。1927年9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潜入“左翼反对派”中的奸细，发现了一个非法“印刷所”（事实这个印刷所不过是几台油印机），反对派打算在此印刷自己的纲领。据一位曾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后来跑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讲，当亚戈达向斯大林讲了印刷所的事之后，斯大林回答说：“真是好极了！现在要把你们那个间谍升格，说他是弗兰格尔将军的一名军官、你们一定要在报告中指出，托洛茨基同弗兰格尔的白军分子有联系。”此后，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说，“左翼反对派”有同白色分子合作的嫌疑。
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近百名拥护者被开除出党。季诺维也夫愿意悔过，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线，因而才被恢复党籍。托洛茨基拒绝这样做，所以，在1928年1月，他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决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同中国相接壤的偏远边境地区。在此后近十年间，托洛茨基一直是“猎人”的狩猎对象，他是克格勃历史上被监视时间最长的目标。1928年，“猎捕妖婆”（“妖婆”指托洛沃基分子）行动刚开始时，将一个伟大的异教徒强行逐出莫斯科颇具喜剧的色彩（然而几年之后这种作法恐怕就不足为奇、毫无“喜剧色彩”而言了）。
l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住所，当时，托洛茨基还穿着睡衣。托洛茨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革命前，警察来抓他时，他不只一次这样干过。隔着门谈判未奏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小组负责人便命令破门而入。当托洛茨基认出其中一位年轻的军官是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一个警卫员时，他吃了一惊。看见自己过去的政委穿着睡衣，年轻人失声痛哭起来：“您枪毙了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枪毙了我吧”，他抹着眼泪央求说。托洛茨基安抚了自己过去的警卫员，还对他说，不管命令对否，都应该服从。然后，他选择了消极抵抗策略，拒绝更衣，并哪儿也不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强行除去了他的睡衣，给他套上外衣，然后不顾他家人的抗议，驱车把他送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快车。
1929年2月，托洛茨基又被转到土耳其。放逐之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想方设法不让他人与其接触，以防他又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在奥德萨，在两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和妻子、长子列夫·谢多夫登上了“伊里奇”号轮船。据后来所知，他们是这艘轮船的唯一乘客，甚至船员也接到指示，让他们离托洛茨基一家远点。当“伊里奇”号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后，托洛茨基的一个守卫给了他一千五百美元，以便他“能够在国外开始生活”。当时托洛茨基身上分文皆无，于是，他将自尊心紧紧搂在手中，接了这些钱。在国外的头半月。托洛茨基是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里度过的，然后他去了土耳其的“王子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二十年代末的“猎捕妖婆”行动，是针对政治、经济间谍的。1928年3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布破获了一起在顿巴斯煤田制造的“反革命阴谋”。根据对阴谋过程极为详实的描写，首先被北高加索政治保卫局局长IO·卜叶夫多基姆揭露的，是沙赫特城的一伙工程师，他们同煤矿的旧主、当时流亡在外的白色分子以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参预了旨在破坏煤矿生产的阴谋。侦察报告呈交给了缅任斯基，他要求拿出证据。叶夫多基姆出示了几封截获的由国外发给这些工程师的信件。尽管信中没有一点犯罪的迹象，但叶夫多基姆坚持认为，这些信中有用这些工程师才懂的密码写成的“破坏指示”。缅任斯基说了对此的意见，并给叶夫多基姆两周的时间破译密码。于是，叶夫多基姆便直接去找斯大林，而斯大林命令将这些工程师逮捕。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得到了亲自处理这一案件的权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凭着几起因机器损害、工人酗酒、劳动组织不当而引起的事故（也可能还有几起是真正的破坏活动），再掺进几个过去的沙俄工程师和国外商人，便编造出一个由华沙、柏林和巴黎组织的“蓄谋已久的国际阴谋”。苏联的报刊对“可耻的怠工者、阴谋分子和间谍”鄙薄地抨击了两个月之久。整个这起假想中的阴谋被写成25万字的起诉书，指控50个俄国专家和3个德国专家搞怠工和间谍活动。人为拖延的公审大会，是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革命前此建筑是贵族议事厅）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下举行的。总共有10万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听众，每天轮流着参加法庭的会议。《合众报》记者尤泽·莱昂斯过去曾是共产党人的积极支持者。他写道：“那些拒不承认有罪的人引起了听众的特别关注。他们被挤在大厅的一角，弯着腰，声音中充满了恐慌。他们不时要回答检察长刻薄的提问，还要及时地驳斥那些来自被告席的、与其不利的‘声明’。每次，当认真听完法官所说之后，他们就会自语一阵，但很快又顿住，最终又不言语了。他们无力地、惊慌地望着礼堂，好像这才意识到这里还有他人的存在。实足的一场好戏。对公审大会的组织者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工会大厦上演的这出悲剧，与斯大林以后搞的“公诉”相比，其血腥味还淡多了。只有十一个所谓的沙赫特怠工分子被判处死刑，还有六个人被判无罪，这是因为他们顺从地、准确地扮演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他们安排的角色。对于大多数出庭的公众，以及苏联报纸的读者来说，这出教益性剧目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些与国外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的“阶级敌人”是很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将那些否则要使国家领导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们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揭露”了一个大阴谋，而所谓沙赫特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会让我们安宁那就太愚蠢了。不，同志们，他们是不会的，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等闲视之的。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一企图破产了。现在他们企图、而且将来也仍会企图以无形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们的经济力量；他们并不总是很明显地、但也相当猖狂地在组织怠工，在这样或那样的工业部门搞各种各样的‘危机’，以此为将来的军事干预铺路。这一切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偶然的事。”
沙赫特事件五十年后，一些克格勃的军官们才承认，此事是间谍恐怖症的产物。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时代，克格勃还未能正式承认这一点，甚至在1978年由第二总局（反间谍局）局长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领导编写的克格勃秘密材料中，还毫无依据地称，沙赫特事件是真正的阴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克格勃仍然坚持斯大林对1928年沙赫特事件的解释。在1979年公布的解密材料中讲道：“很显然，二十年代末那些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破坏分子、间谍、奸细对发展社会主义和巩固我国的国防力量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及其特工机关对这个敌对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揭露，帮助党和国家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的阴谋。”
1928年时，甚至大部分曾为沙赫特事件编造证据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们，显然也反对这一阴谋。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曾在一战时笼罩欧洲的间谍恐怖症。在一战前的头几周，英国警察局便接到告密（这些告密者没有一个有凭据），说国内有“好几千”所谓的“德国间谍”。“间谍恐怖症”，伦敦特工机关的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写道，“好像一场可怕的流行病，伴随它的是无可救治的幻症。”直到战争末期，仍有一些大臣和部分公众认为军队失利、生产的跌落以及其他非正常的情况，都是敌人的破坏和阴谋的结果。在1918年的一个指控陪审员有诽谤行为的刑事案件中，有人证明说，德国秘密机构有一个“黑名单”，里面有四万七千名性畸形者的名字，主要是英国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受到了讹诈和恫吓，目的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军事计划。
在二战初期，欧洲再次被间谍恐怖症所笼罩。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荷兰后，英国充满对内奸——“第五纵队”的恐怖，这与一战时期的间谍恐怖症相差无几。国内侦察机构在六月份所作的报告中讲道：“‘第五纵队’的猖狂行为已达到了危险的地步。”直到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才认识到，有必要采取一些“最强硬的措施”，以消除事实上根本没有的危险。
战争期间让西方国家人心惶惶的关于“第五纵队”庞大阵容的神话，以及冷战时代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以假想的美国共产党人为目标的“猎捕妖婆”行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总是认定有反苏破坏行动的存在。但斯大林的“猎捕妖婆”行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规模上都与西方的同名行动大不相同，比如，冷战期间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其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倡导者，不如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对象之一。而在苏联猎捕妖婆的主要猎手则是斯大林本人。丘吉尔对“第五纵队”的担忧很快就过去了，并在1940年底他得出结论：“猎捕妖婆”有害而无益。
虽然，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也患过“间谍恐怖症”，但实际成为其猎捕牺牲品（包括假想的间谍和假想的共产党人）的人数并不多。与此相比，苏联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仅三十年代被镇压的假想敌人的人数就以百万计算。斯大林及其同谋，利用所谓的沙赫特阴谋，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时代（即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容忍的时代），开始了向那些破坏经济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其对象主要是工业生产中的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农村里的富农。在消灭了“左翼反对派”以后，斯大林将其对苏联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据为己有。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温和政策推行者（他们赞成建立在妥协基础上而非阶级冲突基础上的政策）以及“右翼反对派”，显然比“左翼反对派”更容易地成了众矢之的。1929年1月，布哈林被清除出政治局。促使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在次年实施更快的工业化步骤，作为五年计划的基础部分和在农村进行旨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强制性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面对国内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长期信心不足。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否生存，决定于苏联经济是否能够赶超西方：“或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是让别人把我们打倒。”他在1931年2月又重复了自己的话：“旧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她总因为落后而挨打……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内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要么完蛋。”
理想主义和缺乏安全感是斯大林改造苏联经济思想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大飞跃的前景，使得党内新一代成员的头脑极度发热，这实际上是在重蹈1917年列宁的覆辙。五十年后，苏联一名不同政见者彼得罗·格里戈连科回忆了他和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们是如何“狂热”地接受斯大林的思想，相信1929年是“伟大的转折年”的说法：“那时面包不够吃，到处排长队，眼看就得实行凭票证供应，并可能发生饥荒，但我们不管这些，都为斯大林的思想所陶醉，我们都充满激情地说。‘是啊，伟大的转折，消除小农经济，消灭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帝国主义豺狼甭想来进犯我们！我们走在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光明大道上’！”
斯大林的经济计划将许多过去支持托洛茨基的人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儿来。国家银行行长、托洛茨基过去最亲密的战友皮亚塔科夫，在1929年10月对人民委员会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到来了。”
这一成为许多党员热情的来源的“英雄时代”，需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个强制工具作为保障。1929年11月，所有刑满三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转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理，因而，广阔的劳改营网络在三十年代迅速成为强制为苏联经济劳动的主要场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理想主义信念和粗暴的力量，改造了苏联的工业。人们定下了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并坚信“没有布尔什维克人攻不下的堡垒”，因而取得的成果，比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而预料的结果要多得多。在乌拉尔河、库兹巴斯和伏尔加河畔，出现了新兴工业中心；不毛之地上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拔地而起；新设备运进了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的边远地区；第涅伯河上建起了巨型水坝，使得发电量增加了近两倍。这些成绩都是在三十年代初取得的，而那时正是西方因1929年的华尔街七月一悲剧引起的大萧条而走向全面衰退之时。苏联的官员颇为自豪地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世界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作了对比。
资本主义虽然处于萧条期，但在苏联人看来。其危险性并未减少。1930年7月，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把目光投向苏联，好像说：‘我们能否通过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这个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的革命堡垒来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矛盾，或者是所有矛盾呢？’这就是他们为何企图对苏联进行冒险的进犯，搞武装干涉，而这种企图因为其经济危机而变得更加强烈。”
1929年6月，保守党人在大选中失败之后，随着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第二个工党政府的掌权，以及英苏复交，英国不再被苏联视为战争威胁的主要策源地。战争的威胁，用斯大林的话说，是来自于法国这个“所有进犯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最有侵略性和最富有军国主义的国家”。当时，法国指责苏联对西方市场搞倾销政策，于是开展了反苏运动，这就更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930年10月，法国工商部长下令限制进口苏联商品并试图说服法国的东欧盟国也效仿此举。苏联以全面禁止进口法国商品并公开谴责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作为回复。“法国人的计划”，人民委员会主席、未来的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主旨在于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并以此做为武装侵略的准备”。
新的外来侵略的威胁，使得苏联加紧了对那些同外国人、尤其是同法国帝国主义分子联手的国内怠工分子的打击步伐。1930年9月22日，新闻界宣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现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它以亚历山大·梁赞采夫教授为首，里面有48名教授、农艺师及食品企业的领导人。他们都被指责为破坏粮食供应。第二天，各个报纸的社论中都登载了各个劳动集体要求惩治反革命阴谋分子的会议决议，9月24日就公开宣布，所有据名阴谋分子都已被枪决。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声明中的片断，声明中他们对自己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据苏联报界报导，在几百个劳动集体中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们“对光荣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把出鞘的革命利剑，为清除这一肮脏的阴谋而作的卓越贡献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以后，几乎每次供应脱节，或是生产中出现某个大事故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总能及时地披露一个“肮脏的阴谋”。在“一五”期间揭露的最大的假想阴谋，是“地下工业党”阴谋。参加该党的有两千名工程师和计划工作人员，他们妄想推翻苏维埃政权，先后同以法国为首的十来个国家的总参谋部串通起来，还同著名的法国国务活动家莱蒙·普安卡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知名人士，如劳伦斯·阿拉维斯基、石油巨头亨利·德特尔金相勾结，当然，也同在巴黎的妄想重返俄罗斯并恢复资本主义的俄国白色临时政府（据后来得知，这个政府的两个成员在此之前已经死了）狼狈为奸。对由八个人组成的工业党执行委员会的公审，是在曾以殿堂辉煌美丽而著称的贵族会议大楼内进行的。审判是在五十多万工人和职员的震天吼声中开始的，他们在大楼外面踏着积雪高喊着“处死！处死！处死！”。有声明说，帝国主义间谍的反革命集团随时都可能营救这些被告，并煽起群众性怠工运动，但在年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向全世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了热切的号召后，敌人的间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于是战争的威胁消除了。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克格勃仍不顾一切地坚持认为，工业党是“受西方间谍及在巴黎的旧俄国大资本家的指使和资助的真正的地下间谍中心”。戈尔季耶夫斯基不知道克格勃中曾有哪个工作人员认真对待过这种愚蠢之说。乍一看，五十年前，即三十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这一案件的态度是如此的无耻，而工业党一案从头至尾都不过是假想之事。但事实上一切都不那么简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确实发现一些存心不满的工程师和领导人员，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仇恨并和国外的白色分子保持着各种联系。而总想在一切事情中看出阴谋的不治之瘾，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认定，此案一定和精心组织的反革命阴谋有牵连，而且其中帝国主义间谍一定扮演着某种角色。于是，一部描写此阴谋的“剧本”便被这个集体“创作”出来，并被搬上了“舞台”。为的是让苏联人民、共产国际中心的朋友以及国外的进步力量引以为鉴。“阴谋分子”的“供认不讳”，使得斯大林的教育剧更具说服力。1967年，一名当年在公审中的受害者后来曾向苏联检察长递交了一份经过发誓的书面证词，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得到供词而采用的手段：“有些人是因为得到补偿保证而屈从，而其他一些试图反抗的人在体罚手段下“变得聪明起来”。……那些人揍他们的脸、脑袋、生殖器，把他们往地上摔，用脚踹，拍他们的脖子，直到头部供不上血才松手；他们被放在传送带上、不让睡觉；被扔进单身
牢房里——被扒去外衣，光着脚、扔进冰冷的牢里或是没有窗户的闷热不堪的牢里……对于一些胆小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再加上相应的威吓就已足够了。”
那些参加了这些公审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对其真实性发生过怀疑。甚至是托洛茨基分子，尽管他们也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迫害，也对“工业党阴谋”的存在确信不疑。托洛茨基认为，这些“破坏专家”是受雇于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和出卖灵魂的俄国流亡分子的。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成员认为，工人们对“破坏专家”的愤怒是“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的有力证明。“红色无产者”工厂的一个工人四十年后讲道：“工人们痛斥叛徒罪行的愤怒情绪我将永生不忘”
对工业党一案审判的结果却非常出人意料。在掌声和观众们的欢呼声中，法官对五人做了死刑判决。两天后又宣布将死刑改为十年监禁。而后有几人还被秘密宣告无罪释放。情况发生这样的变化，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尽管新一代技术人员已在培养中，但在“一五”期间，国家的迅速发展显出苏联经济对“资产阶级专家”的明显的依赖性。在1931年初举行的工业部门领导人会议上，在工业党一案的诉讼时期曾主持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作了发言，他强调了“慎重对待那些诚实劳动的专家”的必要性。春天，委员会对一系列提出上诉的被流放和被监禁的工程师的案子重新进行了审理。斯大林也在1931年6月假惺惺地宣称：“我们总是将‘对专家们的非难’视为、而且继续视为不良和有害的现象。”斯大林号召“要最大程度地慎重对待那些毅然转向工人阶级一边、从旧学校出来的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少在报纸上发表讲话的缅任斯基也在《真理报》的文章中指出斯大林之辞的英明。他强调说，捷尔任斯基就经常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所能，来“保护专家们不受各类迫害。”
虽然对“专家们的非难”有所缓和，但并未由此结束“间谍恐怖症”。斯大林和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继续认为，叛徒和国外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是暗中破坏苏联经济这一长期计划的一部分。1933年3月，维克斯地铁公司中有六名在俄罗斯帮助搞工业建设的英国电气工程师，同一大批被指责怠工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破坏分子一起遭到逮捕。的确，因工作关系，这些英国工程师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苏联经济的情况（但这些情况用公司经理的话讲是“一般性质”的，它们在西方也可以轻易就能得到），如果抛开这些因素，那么所谓的怠工也和以前的情况一样，不过是假想而已。实际上，在前贵族会议大厦里进行的公审，事先都被安排好了。作为被告的苏联人，对这种假想的犯罪活动同声供认不讳。他们就像一群被驯服的畜生，专注地盯着检察长维辛斯基，并时刻准备恭顺地、无条件地执行驯兽员依靠手中的鞭子所示意的最微小的动作。当公审行将结束，给他们最后陈述权时，所有的人都请求宽大处理，并保证要主动赎罪，而且他们的话无论是风格还是表达方式，都很像审理沙赫特事件时那些被告所说的话。
而英国工程师扮演角色就不那么在行了。据说，其中两人出庭前就把一切都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交待”了，但开庭后两人又都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当然，其中一个后来又改变了说法）。另一个被告则在公开审理的时候，发表了前所未闻的声明。他说，“指控是捏造的，其所依据的证词都是那些受威吓的犯人提供的。”所有的苏联被告（除了一人）以及两名英国工程师被判处了不同刑期的监禁。英国政府回之以贸易禁运作为抗议性报复， 而且禁运直到1933年7月，英国工程师被释放后才解除。
“一五”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仅领导了同工业生产中的破坏行为的斗争，而且还领导了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强制的集体化运动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斯大林所谓的“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因为富农是集体化运动的死敌，所以消灭他们也就成了开展这项运动的重要条件。被称为“富农”的不仅是那些富足的农民，还有所有带有反对集体化嫌疑的农民，甚至包括一些贫农，例如那些常去教堂的人。最初对富农家庭户主的大逮捕，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于1929年底进行的。这些人后来都被枪决了。然后，1930年初，又有几千户富农家庭被强行用运送牲口的平台火车拉到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北极地带，任凭命运来处置他们。他们能否活下来，政治局丝毫不感兴趣。迁移近一千万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确实是规模太大了。为此，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名年轻的党员，组成了所谓的“二万五千人大队”，经过两周培训后，便被派到农村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迁移富农、组建集体农庄。这支大队对自己的正确性毫不怀疑，他们非常残酷而又卖力地同“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斗争。当年“二万五千人大队”的一员、列夫·科佩列夫后来写道：“我当时坚信，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战士，我们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是为了国家在‘一五’期间非常需要的面包而战。”但眼看着几百万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对他们的痛苦和惊恐的感受，连那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老军官们简直也是无法承受的。伊萨克·多伊切尔讲了他同一位刚从农村执行任务归来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派员的会面情形：“‘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含着泪对我说，‘我同沙皇斗争过，后来又参加过国内战争，难道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现在用机枪围住村子，命令自己的士兵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么？不，不，决不是！’”
到1930年3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将一半多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同时将村子搞得一片混乱。 斯大林只好下令暂缓这一行动，为的是保障春播的进行。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中，假惺惺地指责了那些特派员没有遵循“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多，但是在庄稼顺利收割之后，强制集体化又重新开始了。
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低收成、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和1932年的欠收——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饥荒的原因。1932年——1933年间，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饥荒。一名在当时饥荒最厉害的乌克兰工作的党内活动家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但他还没有失去信心：“我努力说服自己，对自己解释说，我不应该受怜悯之心的软弱感情的影响。我们体现了历史必然性，我们是在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我坚信，我是在对农村进行伟大的必然的改造，而他们的痛苦是他们无知的结果，或是由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使然。”
当乌克兰饥荒横行的时候，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在继续揭露“阶级敌人” 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当中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似乎是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完成计划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后来在大清洗时被枪决）宣布说，“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乌克兰马列主义研究所、农科院、舍甫琴科研究所等地方也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二连三地揭露农村破坏阴谋的本领，为越来越为斯大林所痴迷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长期的滋养。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是深得斯大林信赖的一个手下，也是政治局中侥幸躲过大清洗的、不多的成员之一。他坚持说，那些逃脱了驱逐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作的破坏活动”。1934年4月，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报怨说，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斯大林则回答道：“亲爱的肖洛霍夫先生，贵区（而且不仅是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没有流血冲突），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
尽管有关饥饿的农民都是些破坏分子的说法实在荒诞，但是还不能将一切都简单地归为一种企图，即苏联党内领导人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自己的罪责和错误上引开而寻找替罪羊。因为和猎捕中世纪妖婆的猎手一样，斯大林坚信这些阴谋理论可以用来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除了在农村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破坏分子之外，在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执行了两项重要的任务。首先，他们要将饥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允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而乌克兰人没有特许也不准离开该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占据着，他们将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从火车上驱赶下来。在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也遭遇了饥荒的最可怕的后果。食人成了那里的平常现象，而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有的食人者就只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与此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但负着第二项任务，即阻止任何有关饥荒消息的扩散。
苏联三十年代“积极行动”的最大成绩，便是使世界大部分轻信的西方客人和记者、尤其是到过苏联的这类人相信，所谓的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不过是反苏宣传的又一个新行动。曾两任法国总理的激进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曾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经过官方接待、宴会和精心安排的旅行之后，他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的谎言”。在访问了这些“波将金村”（一个名叫波将金的公爵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去克里米亚视察时，沿途布置了些假村庄，以表明自己的成就。后沿用“波将金的村庄”表示“摆样子的东西”——译注）后贝尔纳尔·索伊称：“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们是被什么东西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约尔特·杜兰金因其“对俄罗斯公正、坦诚的报导”而得到了“普利策”奖金。1933年他重申：“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闹饥荒的报导若非夸张就是恶意宣传。”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比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在1932年——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也得出同样结论。他将“欠收”归罪于个别地区“从事破坏活动的居民”，他鄙薄地抨击了那些“无缘无故”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或是摘下整个谷穗据为己有、对公共财产进行无耻盗窃的行为。
农村人为的饥荒，以及对城乡中确实存在的和假想出来的“阶级敌人”的无情追捕的第一个恶果，便是苏联共产党从整体上变得残酷起来，尤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甚。“恐怖”，布哈林写道，“从那时起成了管理的正常手段，而服从上面的任何命令则是最大的幸福。”但阶级斗争中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那些对其革命理想主义的实现还抱有一线希望的布尔什维克的抗议，哪怕它是被压抑了的抗议。这种抗议的最鲜明的表现形式，就是布哈林的支持者M ·留金写的一封信，该信有他和其他十七名支持者的共同签名，并于1932年中央委员会秋季全会前夕，在委员们中间进行了传阅。“留金行动纲领”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公布。里面对斯大林本人以及当时的一些不法行为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抨击，其火药味之浓，甚至连看了这封信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误以为这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起的挑衅。在这封信中，斯大林被认为是“在复仇心理和权欲的驱使下将革命引到崖边的丧门星”。信的作者要求除掉斯大林，他写道：“继续容忍斯大林的桎梏、他的专横、他对党和劳动群众的鄙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耻辱”。
“留金行动纲领”对斯大林的影响很大；而且随着这封信的出现，残余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起来，这就使得该信的影响力更不可忽视。1932年10月，一名苏联领导人、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E·C·戈尔茨曼，在柏林见到了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并交给他一份文件，文件对苏联经济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这份题为“苏联经济形势”的材料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杂志《反对派通讯》中匿名发表的。戈尔茨曼还带来了在苏联内部建立统一的反对派联盟的建议。尽管急速衰弱的“左翼反对派”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涣散、纪律松驰，但经常高估自己在苏联的影响的托洛茨基还是致信给自己的儿子：“我认为建立联盟的设想是完全可行的。”斯大林则更是高估了托洛茨基在苏联的影响。当1936年，他指责自己的政治警察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上迟误了四年时，首先指的是他们在1932年未能除掉“留金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
斯大林当时还未准备“猎捕”被驱逐到国外的托洛茨基，但他却要求尽快惩办留金。尽管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支持，斯大林却未能在当时由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主持的政治局里拉到足够的赞同票。但“留金行动纲领”的十八名签名者还是被荒谬地扣上了 “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富农组织、 意在通过打着‘马列主义’大旗的地下活动，在苏联重建资本主义的富农制度”的罪名，并被开除出党。而在此之前，与其说是反对派的领导人，不如说是反对派象征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被同时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未能及时通报“留金反革命集团”的情况。
在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坚持要加强“阶级斗争”：“我们应该记住，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强大，来自于那些垂死阶级残余分子的反抗也在增大” 于是， 斯大林将饥荒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罪责推到由“垂死阶级”的代表——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钻入了党内”——组织的破坏活动便也不足为奇了。但是斯大林又遭到了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试图证明，将组建集体农庄经济的问题全部推到富农身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总是喊叫说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吏、彼得留拉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稼的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农业政策遭到如此强烈的批评，以至斯大林在其一生中也不得不最后一次承认：“我们错了。”他的话，被作为“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范例，登在了一家党的杂志上。
这个阶段，在党的领导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想要赋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的全部自由权，而其他人则坚持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当时斯大林认为公开反对后一种倾向是不明智的。于是1933年5月，经他同意，下发了一份文件，指责在农村搞大镇压的行动，一个月后建立了苏联检察机构，目的在于限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
在1934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又有所抬头。现在已准确查清，当时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斯大林得的票数要比基洛夫少300票。但是，党内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实在弱小，以至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而今天我们也只能猜测这一反对派的真正规模。
与此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在不断增长，到1934年，这种势头已可以扼制任何一个反对派了。虽说他未能全面控制党组织，但却越来越牢固地将专政机关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934年5 月，被疾病折磨的缅任斯基去世了，接替他的是亚戈达，实际上他已行使了一段时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职责。7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易名为“国家安全总局”，归由亚戈达领导的重新设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 政治警察局、 正规警察局、刑事侦察局、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从此时起（而所有刑侦系统从1934年10月起）都归属同一机构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政治警察局的同义词，尽管形式上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这部庞大、强劲的机器都直属斯大林。斯大林通过自己的秘书处（由A ·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着直线联系。据跑到西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格奥尔吉·马林科夫领导了一个“小委员会”，专门对政治局得到的情报进行评估。从斯大林的书记处出来的，还有他的宠臣尼古拉·叶若夫， 他于1936年接替了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的职位， 并领导了“大清洗”。
斯大林的潜在对手基洛夫的遇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更为加强。1934年12月1日，当基洛夫走出列宁格勒党组织中央大楼自己的办公室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杀害基洛夫的凶手，自认为是曾暗杀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民粹主义者的继承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明显是精神错乱。必须指出的是，尼古拉耶夫行刺前曾两度被基洛夫的卫兵拦住，尽管发现他的包里有装了子弹的手枪，但两次都根据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把他放走了。半个世纪之后，凡是和戈尔季耶夫斯基谈论过刺杀基洛夫一事的克格勃的人员，无一不怀疑是斯大林亲自下令干掉基洛夫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并没有让亚戈达参预此事（因为当时亚戈达尚未取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而是通过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菲利普·梅德韦季及其副手N ·扎波罗热茨行动的。后来赫鲁晓夫认为，亚戈达曾接受过斯大林的口头命令，也是此阴谋的参预者，这种臆断显然有误。基洛夫遇害后，斯大林来到列宁格勒，扮演了其一生中最动人的角色，表现出其卓越的表演才能。梅德韦季在火车站迎接了斯大林，但他得到的不是问候之辞，而是挨了斯大林出人意料的一拳。斯大林满怀哀痛，从火车站直接前去向基洛夫遗体告别。而后，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因该职而被解除了职务，但两人仍在远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工作，直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枪决。赫鲁晓夫后来认为，这样是为了“对刺杀基洛夫一
事杀人灭口”
基洛夫遇害的当天晚上，从上面就下达了指示，要求立刻惩办所有有搞恐怖活动嫌疑的人，包括判处死刑。据赫鲁晓夫称，该指示的下达“未经政治局”批准，是斯大林个人的倡议。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对苏联公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二十年间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定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第一批被指控与基洛夫之死有牵连的是所谓的从波兰、芬兰、拉脱维亚边境潜入俄罗斯的白匪阴谋分子。有104 名“阴谋分子”为此遭殃，他们被抓获并被枪决。基洛夫遇害三周后又披露了一桩实际并不存在的阴谋。1934年12月22日宣布，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建立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斯大林亲自罗列了被定名为“莫斯科中心”和“列宁格勒中心”两个“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名单。后来又宣布说，尼古拉耶夫从拉脱维亚领事馆那里领取过5000卢布（此人后来被驱逐出境），而这个人曾帮助季诺维也夫分子与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进行联系。12月30日又宣布一条消息，所有阴谋分子在未有辩护情况下经过简短审判都被枪决了。1935年1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前反对派领导人，在政治诉讼案中，以主要被告者身份出现在审判会上。含糊的控词指出，他们对基洛夫之死应负有类似教唆性质的政治责任，对此，二人并未表示异议。法庭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尽管这一审判是如此荒唐，但苏联人对此却是十分严肃的，因为他们早已对此类揭露各种阴谋和地下组织的事情习以为常了。 审判过后， 斯大林将亚戈达叫到身边对他说：“您干得很不好，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他认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该折磨到他们对一切都招认了为止。亚戈达异常震惊，以至于在把这次谈话讲给自己的副手格奥尔吉·普罗科菲耶夫听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1935年，斯大林又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更密集的进攻。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党内清洗、 主要是为了根除腐败和懒散。 到了1935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夫同志恶毒的暗杀，”让“党内许多可疑分子现了原形。”只有精良的镇压机器才能将他们清除，因为据一名党内活动家称，“骗局、政治诡计和两面三刀是党的敌人的基本战术。”地方的所有党组织中都展开了自我批评和坦白交待的运动。用叶甫根尼·金兹堡的话来讲，“挤满人的大礼堂成了忏悔室。”每一次这样的集会都有自己的一套内容。人们忏悔说，他们对持续革命理解不正确，还说1932年对反对派行动纲领一事投票时投了弃权票。他们承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二五’计划的意义认识不够。他们表示后悔与‘罪孽的家伙’们保持了联系，并对‘梅耶霍德剧院’（1920－1938年由梅耶霍德领导的一个莫斯科剧院，经常上演宣传鼓动的、政论性强烈的戏剧——译者注）盲目迷恋。
尽管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处在斯大林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对这个主要的对手越发感到不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继者们在对“政治犯”的逼供时总是用同一个问题发问：“您是否也认为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队的领袖呢？”大部分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被称为是托洛茨基分于或季诺维也夫分子、对于被驱逐中的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事情。1936年1 月他写道：“在最近几个月被开除出党的一、二十万托洛茨基分子中，也就有不超过几十名，最多也不超过几百名是1923——1928年那时的老一辈反对派，而大多数人都是后来者……可以肯定地说，尽管遭受了十三年前所未闻的野蛮和残酷的迫害、诽谤和折磨，尽管有比迫害本身更危险的失败主义和背叛变节的存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今天在苏联仍有着最强劲、最庞大、最团结的队伍。”
应该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生活在他们臆想出来的世界中，并总是以虚幻之景相互慰藉。斯大林对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托洛茨基分子危险性的坚信，也传染了托洛茨基本人，于是托洛茨基便不能不为这些不存在的继承者而欢欣，而这又使得斯大林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具有比其所预料的更大的威胁。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在苏联消踪．匿迹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过了：要知道，除极个别例外，他们确实没有在国内。但是斯大林以及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认为，他们的消失恰恰证明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分子已转人地下，他们常常扮演成最忠诚的党员。1936年夏，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肃清所有“人民之敌”的特权。七月，以政治局的名义，但多半是根据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向所有党组织下达了秘密通令：“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正联合所有我国劳动人民最凶恶、最不共戴大的仇敌——间谍、奸细、破坏分子、白匪、富农之类的人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此时区分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已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我们所有的党组织、所有的党员都应明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需要共产党员们保持警惕。在目前的情况下善于辨认党的敌人、不被他们乔装打扮所迷惑，是每个布尔什维克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此后的几周里，报纸上连篇累续登载一些文章提醒大家，“由于一些党员无原则的自由主义和警惕性不高”，使得党的队伍内仍然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败类”在活动。
8月19日，开始了对主要的“败类”的审判。这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帮凶”的“供词”比1935年1 月的供词又进了一步，他们承认说：他们是刺杀基洛夫行动的“直接组织者”，他们把刺杀基洛夫视为刺杀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其他党的领导人， 进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阶段。 他们从1932年起就一直依照（根本没有的）转达的托洛茨基的指示在行动。一个被告甚至讲了他和托洛茨基的儿子在哥本哈根的宾馆里的会面情况（而据后来所知，这次会面的实际时间与供认的时间相差了近二十年）。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所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的成员都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当众忏悔，是斯大林建立又一个阴谋理论的重要一步，即通过这一事件来证明国内外敌人企图合流的勾当。公审不仅将“左翼反对派”残余分子和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联系起来，还将他们同白匪和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法庭定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已经陷入“白匪”的泥沼并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构成了已被苏联根除的剥削阶级残渣余孽”。他们还同盖世太保合作，托洛茨基曾与其商定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苏维埃政权。在法庭最后的表白中，季诺维也夫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了自己的拥护者们与纳粹主义和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之间的关系：“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
令斯大林满意的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还提到了“右翼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托姆斯基深知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便以自杀了之。11月中旬，斯大林在索契例行休假之时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宣告无罪。于是，斯大林对亚戈达由来已久的怀疑开始公开化了。亚戈达当时正沉醉于国家安全委员这个新头衔（它和元帅军衔相平）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新住宅。他实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被荣耀的光芒刺昏了头脑。他实施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卫换岗程序，这一音乐伴奏下的换岗仪式很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时代。11月25日，晴天一声霹雳：斯大林及其宠臣安德烈·日丹诺夫联合致电政治局，要求让尼古拉·叶若夫接替亚戈达：“亚戈达看来无力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这方面迟误了四年。这显然是指亚戈达对1932年留金“反革命”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的威胁所持的态度不够强硬。
可能斯大林此时已决定开始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大清洗。但他决定先麻痹一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让他们感到很安全。因此斯大林只是撤掉了亚戈达和其副手F·普罗科菲耶夫，而且，这两个人既未被枪决，甚至也未被逮捕。亚戈达被任命为人民邮电委员，而普罗科菲耶夫成了他的副手。
接替亚戈达的叶若夫相貌不佳，孩子气十足，他是第一个成为克格勃头目的俄罗斯族人。在这之前，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代表斯大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进行监控。他在党内建立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平行的安全机构。一切迹象表明，正是该机构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策划了暗杀基洛夫的活动。叶若夫参加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他甚至在卢比扬卡有自己的办公室，并作为党内负责安全事务的代表亲临审讯。他对如何设法让那些进行强烈反抗的人招供十分感兴趣。他总是间侦察员，“依你们看，什么是摧垮囚犯的最后一击。”叶若夫颇为自豪的是，有一次，他扬言要把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孩子们也给惩办了，使得这位以坚强闻名的人痛苦“忏悔”起来。一个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察员讲道：“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像叶若夫这样恶毒的人。他干起这种事来心满意足。”亚戈达不喜欢叶若夫在卢比扬卡的出现，但1936年给他的无尽荣耀、个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以及在政治局谋到位置的现实前景延缓了他的怀疑。
在叶若夫时期，发现妨碍清除臆想中的斯大林的敌人的障碍，都被剔除。此后两年进入了被西方称为“大清洗”的时期，而“叶若夫恐怖”也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名垂”苏联历史。在1937年1 月举行的公审大会上，皮亚塔科夫、拉杰克以及其他15名臆想的叛徒被带上来。调查结果表明，除了1936年8月公审中所揭露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之外、托洛茨基还建立了一个名为“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后备中心”，以备前一个中心遭到破坏时启用。第二个“中心”。即所谓的“后备中心”被冠以一连串的罪名：它勾结“人民的敌人托洛茨基” 以期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它与德国、日本的“某些代理人”抗涂一气，进行破坏、颠覆、间谍以及恐怖活动，妄图削弱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帮助外国人侵者进攻，并打败苏联。当局还认为，这一次在“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案子中纳粹政权及其情报机构所起的作用，尽管是背后的，但比在上一个案子中的作用要更重要了。同时，在这次审理中首次出现了作为一个主要阴谋者的日本政府的身影。有证词说，托洛茨基曾答应将乌克兰给德国、将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边疆区给日本，作为对他们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酬谢。“托洛茨基反苏中心”长期向德国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极端重要”的秘密情报，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在和平时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还准备在战事开始后，使用微生物武器的剧毒杆菌“污染军列、餐厅和部队集中地，进行更大的破坏活动”。
1937年3月18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俱乐部里召开的会议上，叶若夫宣布又粉碎了一起更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而在惊恐万分的听众集中到礼堂之前，亚戈达的一帮工作人员——主要是各部门领导——已被逮捕了。他们名义上是被派到地方上检查工作，但从莫斯科出发后的第一站就被抓获并被投进监狱。叶若夫说，阴谋分子已打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心脏了。亚戈达本人就是一个大叛徒，还是在“暗探局”工作时，亚戈达便为德国秘密情报部门所收买，并潜入了肃反委员会。他在被解除职务前就已将间谍们安插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个要职上了。叶若夫通告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被逮捕。
与会者向叶若夫使劲鼓掌，虽然他们中大多数都很清楚。他说的都是假话。稍晚些时候跑到西方的国外处高级军官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讲道：“他们鼓掌纯粹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有的人清楚，如果及时仟悔，他们也许可以逃脱射向脑壳的子弹。也许，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他们能再次获得生存的权力。”
相互倾轧的典型是阿尔图佐夫。他对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4年接任其国外处处长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此时他终于看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便第一个发了言。阿尔图佐夫先悔过说，集体的“盲目”干扰了他们对亚戈达叛徒行径的揭露，纵容了他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党对立起来。他举了一件事为例：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支持亚戈达弄掉了斯大林的宠臣阿库洛夫。“我应该如实地说，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党组织都赞成暗中同阿库洛夫做对。”然后阿尔图佐夫开始发起进攻：“请问诸位，当时是谁领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党组织的？”他意味深长地顿了一下，喊道：“是斯卢斯基！”
斯卢斯基未料到事情会如此转变。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想辩白，但马上就开始转守为攻：“我倒要问问你，阿尔图佐夫，你那时住哪儿？谁住你对面？布拉诺夫吧？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中是不是有他？谁住你上面，阿尔图佐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吧？他也被逮捕了。又是谁就住在你下面呢，阿尔图佐夫？是亚戈达！而现在我想问问诸位同志，根据如今的情况，有谁能和亚戈达住一栋楼，但却未受到他的绝对的信任呢？”
阿尔图佐夫很快就被逮捕并被枪决了。在此后的一年间，大多数亚戈达时期曾任处长的人都被逮捕并枪决了。斯卢茨基暂时未被触及。道理很简单：要想让那些已上了“清洗”黑名单的国外处的军官们顺利回到莫斯科，就必须给其以假象。让军官们误以为清洗不会轮到他们头上。1938年2月，已成为无用之人的斯卢茨基被请到了叶若夫的副手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他受用了茶和点心。吃完东西，斯卢茨基当场就死了，好像是心脏病发作。参加了斯卢茨基葬礼的些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后来讲道，他们发现他脸上有一些特殊的斑点——氢氰酸中毒的痕迹。在由他“一起工作的战友”写的官方悼词中，斯卢茨基被称为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无畏的斗士……他的名字为工作在我们宽广无垠的祖国的各个地方的肃反工作人员所熟知……这个名字曾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斯卢茨基的前任，特里利瑟尔和阿尔图佐夫的肖像，如今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中，而斯卢茨基却没有获得如此殊荣。
叶若夫“粉碎”的下一个大“阴谋”是和红军有牵连的。6月11日，他宣布，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卓越的苏联军事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其他七名将军被控有背叛行为而遭逮捕。显然，次日他们就全部被枪决了。伏罗希洛夫元帅报告说，叛徒们“承认他们犯了罪，进行了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据后来宣布说，他们与托洛茨基和纳粹德国勾结一气。尽管这些指责实在荒诞，对反革命阴谋的恐怖也不过是一种偏执狂，但斯大林和叶若夫显然是确实担心有人搞军事政变。叶若夫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曾对克里维茨基讲道：“我们刚刚揭露了一起军队里的大阴谋，这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阴谋。他们制定了暗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本人的计划！不过我们抓获了他们，现在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国外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在和另一个后来叛逃的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谈话时曾说：“这是一起真正的阴谋，这从上层领导当中开始蔓延的惶恐就可以知道。当时所有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都突然被宣布作废，而我们的各分队都已处于战备状态。”正如弗里诺夫斯基所言：“整个苏联政府都处于千钧一发之势，不可能像正常时期那样行动，也就是说先审判再枪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先枪决，而后再审判。”
据后来所知，是盖世太保决定利用斯大林这种病态恐惧症。他们伪造了一些文件，里面说图哈切夫斯基打算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这些文件被秘密带到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实上盖世太保并不用搞这次行动，因为还在捷克总统贝奈斯给斯大林讲了所谓的军人阴谋之前斯大林就已决定要清除这些人。盖世太保就是在自己最大胆的设想中也未曾料到，斯大林和叶若夫会自己开始逐个清除红军的高层指挥人员。
显然，“叶着夫恐怖”的牺牲品的准确数字已永远无法弄清。1956年，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克格勃曾通报说：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看来真正的受害人数还更多。命运的最可怕的嘲讽是，最危险的“人民敌人”竟是三个担负保卫苏维埃国家任务的重要角色——党、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1934年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的139人 当中就有110人被枪决或被判处监禁， 而1966名代表中只有59 人参加了1939年举行的下一次大会的工作。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80名成员中有75人被枪决。红军中的军官有一半以上——大约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或是被关进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最高层领导两度被清洗。在亚戈达时期。18名担任国家安全局一、二级机构的人民委员都被枪决（斯卢茨基除外，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他是被毒死的）。1939年叶若夫被撤换后，1937——1938年任职的122名高级军官中只有21人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叶若夫恐怖”彻底推毁了早期肃反委员会领导人那种理想主义信念，即一切残酷都是建立新社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需要。遭镇压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周睹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更换的见证人之一。她讲道：“1937年被清除的老
一代肃反工作人员的特点是趣味雅致，但弱于文学研究。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当着我的面（对奥西普）说，经受一下惊恐的感觉对诗人是有益的（‘您自己这么对我说过’），因为它可以成为诗人灵感的源泉。于是诗人‘就开始了对惊恐的全面的体验’。”
曼德尔施塔姆死在劳改营中，而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被枪决了。他的后继者们都是一些修养不高、没有理想主义观点的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也和党内一样，恐怖的氛围帮助了那些最不道德的、随时准备诽谤他人而保全自己的人存活下来。驻在劳改营周围的行刑队的战士们，大多数成了酒鬼。每天早上，当他们从武器间取来自己的枪时，总有人给他们一杯伏特加，喝完后，他们将那些受害者装上卡车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们排成队，然后就开枪射击：“在这些行将毙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声，有些人就开始哭着，说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妇女们只是哭着，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
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后脑勺，然后进行比赛：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娱乐”完毕，他们回到营地，把枪交回武器间，又取来酒尽其量地喝，之后倒下便睡。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受害者中有俄罗斯的，也有外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和其他外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中，大多数人都被定为“敌人的奸细”或“外国间谍”而被枪决。最易受害的是那些非法的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家人，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因各种原因都在国外的监狱里呆过，因此很容易就被指控说他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收买了。在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人中又数波兰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间谍”嫌疑大，尤其是波兰共产党人更为苏联当局所“怀疑”。首先，他们的领导人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列宁死后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毫无疑问，他们都逃脱不了被枪决的厄运。马努伊尔斯基在1939年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为了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托洛茨基的间谍们千方百计在一些共产党中建立自己的‘代理派别’和‘小团体’，并挑起宗派斗争，而受敌对分子沾染最深的是波兰共产党，其上层领导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波兰法西斯间谍所占据”。
对于由西马·马尔科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斯大林也放心不下。因为他们在1925年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曾持反对意见。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所信任的唯—一名著名的南共党员，在战后成了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异端分子，他就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铁托后来回忆道：“1938年我在莫斯科前……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解散南共。当时在苏联的所有南共领导人都已被捕，就剩下我一人，我当时在那儿真是孤立无援。”
最后一个大规模“粉碎国际反革命阴谋”的行动，是1938年2月进行的对21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成员的公审。主要的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亚戈达，对他们的指控不外乎是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的那些罪名：进行间谍活动、搞破坏、实施恐怖行动、积极为外国人侵和肢解苏联当马前卒、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是，以前托洛茨基分子只是被指控同德国和日本的秘密机构合谋，现在则指责他们还和英国和波兰的秘密机构合作。按照指控的说法，托洛茨基似乎在1921年时当了德国的间谍，而从1926年起又成了英国间谍。对亚戈达的指控更离奇，说他在一段时间内“被德国、日本和波兰的间谍像苍蝇一样团团围住。”
在最后一次审判中“查明”，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反革命团伙，曾答应将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人，把滨海边疆区及阿穆尔边疆区划给日本。1938年2月又“查明”，他们还把白俄罗斯许给波兰，将乌兹别克斯坦许给英国。托洛茨基分子们的恐怖主义计划也越发显得危险诡诈、规模庞大。比如，亚戈达不仅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行动，他还是首先利用医学手段进行“救死扶伤”的人之一：正是他一手策划毒死了自己的前任缅任斯基、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B·B·古比雪夫；正是他企图向叶若夫本人下毒，但未达到目的，因为他的阴谋被及时揭穿。
在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理中所体现出的阴谋理论的新特点，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他们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不是外国特工机关的一些普通帮凶，而成了他们的“走狗”，成了自己主子的“奴才”。国家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宣称：“‘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不是一个普通政治团体，而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奸细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点已被完全彻底地证实了，而这也正是本案独一无二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按照斯大林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阴谋理论，从十年前的沙赫特案件开始，外国情报机构在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颠覆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阴谋理论的最终方案中，外国情报机构“后来居上”，成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进行反革命险恶活动的主角：“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整个历史，是同国际资产阶级欲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积极企图紧密联系的。在苏联策划的所有阴谋，不论大小，没有哪一个没有外国资本家和军事集团的直接的、积极的参预。”
菲茨罗伊·马克林是“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旁听人之一。他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中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后来他回忆道，在审理中，有一次灯光忽然照在了礼堂尽头的一个单人包厢上，马克林极为吃惊地看到斯大林坐在包厢里。尽管斯大林并不热衷所有的细节，甚至他连大多数被告的名字也不知道。然而正是他主宰了这一切，他是恐怖政策的设计师。戈尔季耶夫斯基从自己的父亲以及其他老克格勃那儿得知，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每天晚上都要分别同亚戈达和叶若夫会面。同叶若夫的谈话常常是晚上十点开始，深夜两点才结束。斯大林不仅对惩办党内、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军队内的有地位的活动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个人兴趣，而且也很关注被揭露出的普通“人民之敌”的数量。他经常派他最信任的助手，像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等人，到全国各地巡视，以保证“揭露”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成。甚至在“大清洗”最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也仍不满足于向他报告的被镇压的人数。伊万诺沃州警察局长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后来回忆说，1937年卡冈诺维奇就到他这儿视察过。每天他都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逮捕的人数，尽管当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用施赖德尔的话讲，已采取了“残酷的拷问”方式以获取那些臆想的“人民之敌”的招供，但每次给斯大林打完电话后，卡冈诺维奇都
要求再加快获取供词的过程。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当着施赖德尔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截止此时逮捕的人数。和以前一样，斯大林很不满意。施赖德尔听到卡冈诺维奇一个劲地重复道：“一定完成，斯大林同志。我刚刚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交待过，让他们不要太姑息，要尽量扩大对‘人民之敌’的打击数量。”
凡是同外国有联系的人，一旦成为“人民之敌”，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间谍。许多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看到了这些人的案卷。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他年轻时就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名叫施图尔姆的德国共产党员的案子。1937年，他饿着肚子从乌克兰前往沃洛格达。在吉比雪夫城，当他想要点面包的时候，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逮捕了。在几次不堪忍受的审讯之后，他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并很快被枪决了。
恐怖的不可遏制的势头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臆想出的“人民之敌”又不得不供出同样也是臆想出的“同伙”，而众人的疑点又自然地落到他们的亲朋好友身上。结果是1937—1938年间被逮捕的人数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恐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急于让它无所不在的人，当然，还是斯大林。为了在公审中收到最大效果，经常需要伪造这样或那样的罪证，对此，斯大林从未感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叶若夫，都深信自己的阴谋理论，而所有的诉讼也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实际上，这些有关“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和其托洛茨基分子爪牙的联合进攻”的荒谬理论，同列宁的思想逻辑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审判“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引用列宁的话，试图证明其阴谋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不单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多国体系中，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并肩存在最终是不可思议的。但只要这一局面还未结束，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恶战便不可避免……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时刻都处在遭受侵略的危险关头。”
就斯大林看来，如果认为苏联的外敌不会一有机会就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那就“荒谬而愚蠢”了：“能有如此想法的不是盲目说大话的人，就是隐藏的人民的敌人。”这样一来，那些不同意斯大林阴谋理论的人立刻就被划归为“人民之敌”。依据列宁的原则，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弃消灭世界上唯—一个工农国家的企图的。而一旦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其情报机构进行积极的破坏活动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如果要把两位领导人相比较。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列宁从未达到斯大林的那种惨无人道、那种对“间谍恐怖”思想的偏执程度。列宁曾说，“认为那些负责领导几个商业企业的外国人会构成威胁，或以为我们不能好好地盯着他们，那就太可笑了。”当然，斯大林那种充满了荒唐的公审创举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也是不会有的。
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斯大林时期要比在列宁时期更易接受阴谋理论。首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只存在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一国之内。这使得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输出革命的最初愿望逐渐地让位于在国内捍卫革命的迫切任务。“寻求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斯大林在1937年2月的公开信中说道，“应同巩固国防力量、巩固红军和红海军、动员全国力量打退国内敌人的军事进攻，与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进行斗争工作结合起来。”
那个年代的间谍恐怖症也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本人的“多疑症”来解释，在他眼里， 敌人无处不在，两面派和间谍无时不有。共青团书记亚力山大（“萨沙”卜科萨列夫的遗孀后来回忆了她丈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斯大林不仅同他碰了杯，甚至还拥抱并吻了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萨沙面色苍白、神情不安地对我说：“咱们回家吧。”我们离开后，我问他为什么心绪这么不好，他答道：斯大林吻我的时候在我耳边说：你要是叛徒，我就杀了你。”
几个月以后，科萨列夫就被枪决了。苏联最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虽在1929年就曾断言说，斯大林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一伟大学者后来也为这一诊断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在1989年举行的苏联著名精神病专家会议上，大家推翻了这一原始诊断。因为与真正的妄想症患者不同的是，斯大林始终保持了不说是惊人的，至少也是冷静的判断能力。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惊人的直觉力和时间概念。当然，也不排除在斯大林“多疑症”病态中具有一些妄想症的倾向。
叶若夫也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阴谋世界中。无论是在私人交谈中还是在官方发言中，他总是说，外国情报机构“结成了一张卑鄙的阴谋大网，在这张网里，形形色色的敌人在一面大旗下活动着。”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军官的讲话中他说，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可能避免一些“无辜的牺牲者”；“宁可让十个无辜者受害，也不可让一个间谍漏网”。叶若夫总是担心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叛徒会对他进行暗杀活动。因此，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想到他在卢比扬卡的戒备森严的办公室去，也要乘电梯到五楼，穿过几条长长的过道，再沿楼梯下到一楼，再过几条过道，然后登电梯到三楼，这才来到叶若夫大秘书的办公室，而且在这么长的路上他们还要不时地出示自己的证件。很可能，叶若夫真的相信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审讯中被告所说的话，亚戈达曾企图毒死他。斯大林也担心别人会对自己下毒。他有一个女服务员，其唯一职责就是用存放在一个上锁的柜子里的密封袋里的茶叶为斯大林烧茶，而这个柜子只有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面才可打开。有一次警卫发现柜里的茶叶袋是启封的，于是这个女服务员便被逮捕，并立刻押送卢比扬卡。
大多数的苏联人当时都相信，苏联遭受着众多间谍的大规模阴谋，以及受控于外国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胁。在各个工厂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部宣传着官方的这一理论，他们向工人们讲述，若是他们集体里混人帝国主义间谍该是多么危险。几乎所有的电影中，也包括喜剧中，都至少有一个人物是间谍。很多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抓获的臆想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尤其是在叶若失恐怖初期抓获的）都相信，他们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斯大林本人能明白这一点该多好！”）但是、他们同时又绝对相信其他的“人民之敌”的罪行。劳改营的老住户们已对此习以为常了，于是他们让那些再次进来的人“别再放老唱片了（即别再说自己是无辜的。冤枉的）。”甚至那些已看出公审的证词是荒谬的人也常常认为，那些被告“客观上有罪”。党内工作人员总是从字面上理解别人的每一句话。叶夫根尼哑·吉兹堡回忆说，1937年，当她的一位女友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前来抓她丈夫的时候，便失声惊喊起来：“这么说他骗了我，这么说他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反党的？”军官们冷笑了一下，说：“你最好收拾一下他的东西。”。但她没有为党的敌人做这件工作，而当他去吻别自己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她挡住了他的路：“我的孩子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但令人惊讶的倒不是这种质朴的迷信，而是那种还在三十年代初（饥荒时期）就表现出来的、来自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材外国观察家们的惊人的轻信。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讲道，法庭出示了“证据……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对叛国罪的宣判是正确的。”获过多项奖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米兰迪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同意斯大林的说法。”当时英国最有名的俄国历史专家伯纳德·佩里也称公审的速记材料“印象深刻”：“那种说斯大林最初是想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的说法……无疑是毫无根据的。”维伯自己则认为，被告“表现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国人难得有这种理智之举。他们只知道一味地抵触，而又无法克服官僚陈规，要知道，人为的法律陈规只有在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存有疑问时才有利于被告。”
对于许多经受了恐怖或是接替那些被镇压的人的职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来说，活下来便是最主要的一目的。工作使他们的知觉迟钝起来，心肠残酷起来、他们觉得还是不要去想他们所做的可怕的事为好。
米哈伊尔·戈罗霍夫是个工程师，他在1938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他讲道，“大多数新来的人都是党员（而实际上还都是些毛孩子），人家对他们说，‘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打破我们的苏维埃体系，杀死我们的领导人，这些破坏分子都应被消灭殆尽。”刚上训练班时，他和其他一些新手要参加拷问，他们平静地注视着如何折磨某个农民，并深信这是搞清阴谋真象的完全必要的手段。后来逃到西方去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讲道，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一个与他从小就要好的朋友有一次说，恐怖“是清除间谍和叛徒的绝对必要的手段……”“试想一下，若是无缘无故，他们也就不会上我们这儿来了，”他说道。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工作人员不像他们这么幼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遭到了清洗。但就是他们，在接到粉碎“间谍和破坏分子”命令的时候，也常常无法弄清，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谎言。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又被人干掉了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伊格纳季·赖斯）的遗孀讲道，1934年到1938年任国外处处长的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是一个“惹人喜爱的，随和的人”，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那些（哪怕只是几个人）面临恐怖的无辜者。但她又写道：“斯卢茨基是个很矛盾的人，1936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勇敢地为一些人辩护，想使他们免遭逮捕。他一讲到那些人是怎样审讯这些以后坐在了被告席上的人的时候，总是泣不成声，他为这些人的家人而哭泣，但转而又会称他们是‘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
斯大林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猎捕，将斯卢茨基以及那些有着和他同样思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知道，大部分“叶若夫恐怖”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作为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又必须赞成说，苏维埃俄国总是遭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组织的阴谋的威胁，而他们的特工机关又一定在对它进行破坏活动。而事实上，德国人和日本人企图利用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极端恐慌思想而促使他们相信还有更多的臆想的阴谋的存在——也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三十年代给俄罗斯造成了最重大的损失。斯卢茨基和国外处的老一辈近卫军战士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尽管他们很清楚周围已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都是屠弱的。在陷人自己意识形态的陷饼之后，他们只有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才能摆脱这个阴谋世界。
第七章 国外的“人民之敌”
（1929－1940）
1980年，为庆祝“国外处”成立六十周年而编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史表明，30年代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注意的国外主要对象是白匪流亡者的活动，以及总部设在巴黎的“俄国军人联合会”。鉴于1925年法国对俄苏的外交承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主要任务成了监督该联合会的活动并制定、 实施针对性的“积极行动”。
“俄国军人联合会”逐渐成为越发易受攻击的目标。据该组织头目库捷波夫将军的估算，尽管两百万流亡国外的白军中的百分之九十还属于是“强烈的爱国者”，但有百分之十的人已有绝望之情。当时在法国的白军流亡者有30万人，他们因思念祖国、害怕客死异地、为国内亲属的命运担忧而郁郁不振。根据库捷波夫自己的统计，他们中有3万人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设想目标。尽管有苏维埃侦察机关在二十年代中期进行的“托拉斯”行动的教训，但库捷波夫对苏联间谍渗透的政策危险性仍非常无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甚至已打人流亡白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里，其中有指望在苏联海军中官运腾达的克雷洛夫元帅，有1926年11月假装自杀以掩盖逃往苏联阴谋的蒙克维茨将军。除此之夕，还有库捷波夫国内战争时期的参谋长施泰·冯。
国家保卫总局打人流亡白军圈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搜集情报，也为了制造动乱。“托拉斯”行动张扬出去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损害库捷波夫的威信。沙皇的表兄弟尼古拉大公对自己的好友们就曾讲过，他对库捷波夫已感到“极大失望”。国内战争时期，白军的一个统帅弗兰格尔将军曾劝库捷波夫，不要再试图在苏联领土上搞任何反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阴谋了。但要说服库捷波夫是不可能的。尽管“托拉斯”行动使他遭受了种种鄙视，但由于幼稚，他很轻易地就继续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渗人行动的战利品角色。他1929年曾对白军将军邓尼金说：“一场伟大的运动正在俄国大地蔓延。以前从未有这样多‘那边来的人’到我这儿来请求与他们的地下组织合作。”
应库捷波夫的请求，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至少秘密去了两次俄罗斯。他在那里会见了假地下人员，而且每次回来都充满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赋予他的“乐观情绪”，并立刻把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库捷波夫。
库捷波夫是一个悲剧人物，尽管在其崇拜者眼中他是一个“铁将军”，但是更符合他的评价却是他给最后一个沙皇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下的评语：“一个狮子心肠、绵羊头脑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让他待在巴黎，蒙骗他，破坏他的威信，也就能达到目的——动摇白色流亡分子。然而，无论是肃反委员会，还是以后替代它的各种组织，都不能清醒地、客观地评估反革命势力的真正力量，都有过高评估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所有形式的“反革命活动”都被无限扩大了。他们甚至认为“俄国军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库捷波夫已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而应加以铲除。但是因为库捷波夫未能像萨温科夫和赖利那样被骗回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对他进行了劫持。这个决定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作出的。
从莫斯科派去劫持库捷波夫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谢尔盖·普济茨基，参加过“托拉斯”行动和“辛迪加”行动。劫持行动是1930年1月26日星期六上午将近十一点时，在巴黎第七区的大街上进行的。看起来圈套是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将军设的，因为是他通知库捷波夫，说有两个苏联来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代表必须马上见他（其实这两人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负责人尼古拉·库兹明，另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要员安德烈·菲赫纳），并说他们在出租车里等着他。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进行这一行动的，还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巴黎警察。这样，即使有哪个行人看到库捷波夫被塞进汽车里（真的有一个行人目睹了这一切），也会当成是警察局在抓人（事实上情况真是如此）。
1月26日中午，施泰·冯以“请求见面”为由，来到库捷波夫家。库捷波夫的妻子回答说，她丈夫去参加死者悼念仪式还没有回来。施泰冯来此的目的实际上是要稳住这个女人，尽量延迟她因丈夫逾时未归去向警察局报告的时间，施泰冯在几个小时的“等候”中，先是对库捷波夫的“未归”作了几种“宽慰性”的解释，而后又建议她到白军圈子里打听一下。而与此同时，劫持库捷波夫的汽车在好几辆车的护送下，正在直奔拉芒什海峡。后来，法国刑讯局提审的证人说，他们看到库捷波夫被带上了苏联的轮船。
然而劫持并未成功，将军脆弱的心脏未能经受住为劫持而使用的麻醉物。在离新罗斯克一百英里的时候，他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终也没能审讯成库捷波夫，这样，也就没能揭破白匪反苏阴谋的其他秘密。
劫持库捷波夫后不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招募了另一个流亡巴黎的将军。此人便是国内战争时期白军某师指挥员尼古拉·斯科布林。在此之前，斯科布林的妻子、人称“库尔斯克夜莺”的女歌唱家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姬，因思乡心切，已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保持了好几年的联系。二十年代中期，她曾想获准回到苏联，但是捷尔任斯基没有同意。在库捷波夫被劫持后的几周里，斯科布林将军和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妮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库捷波夫的妻子：一来向她表示慰问，二来向她打听调查失踪情况的进展，并及时将情报转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斯科布林和他的夫人总是对我说，我丈夫仍活着，”库捷波夫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我对这种信心表示惊讶之时，普列维茨卡姬便说，她做了个梦，梦见是这样的。”
普列维茨卡妮很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经常高唱：“啊，俄罗斯母亲，你白雪皑皑”和其他伤感的歌曲，很能打动流亡者的心弦，也使得她和斯科布林很轻松地就打人了整个欧洲的白军圈子。
很多年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接替它的组织一直“恼怒地”否认他们同劫持库捷波夫一事有关系。但是，1965年克格勃发布的一则死讯讣告偶然承认了这一事实：“国家安全委员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普济茨基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一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捷尔任斯基的学生。他不仅参加了捉拿萨温科夫和摧毁‘托拉斯’组织的行动，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逮捕库捷波夫以及其他流亡白匪分子的行动。C·B·普济茨基两次荣获红旗勋章，并多次受到肃反委员会的奖励。”
库捷波夫之后，继任俄国军人联合会头目的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他的幼稚一点也不次于其前任首领。他最初的步骤之一，就是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大部分资金委托给一个叫伊万·克吕格尔的诡计多端的骗子手。等1932年3月克吕格尔原形毕露时，钱也无影无踪了。在头年夏天，还是在与克吕格尔翻脸之前，邓尼金曾忧心忡忡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俄国军人联合会已经僵死了。除了其内部无休止的阴谋活动外，它再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了。简直是一塌糊涂。”
在这些内部的阴谋中，最大的一起是由沙季洛夫将军发动的（他并没有得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协助）。他组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米勒权力的阴谋，并提出同其他两名白军将军决斗。尽管两次决斗都取消了，法国当局还是威胁说要注销他的居住证。最终沙季洛夫获准留下了，但条件是他再不参与政治。他脱离了俄国军人联合会，并和其他一些沙皇时期曾声名显赫的人一样，陷入了对他们来说是窘迫的境地，当起了出租汽车司机。
由于米勒的领导无能以及沙季洛夫的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毋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费力便自我瓦解了。不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为加快这一过程而插了一手。斯科布林将军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俄国军人联合会内的最重要的间谋。1933年，米勒派他领导“在芬兰的秘密行动”，一年后，在芬兰情报机构的帮助下，斯科布林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两名间谍送过苏芬边境去“执行任务”。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早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到来。庆幸的是，刚一越过边境；这俩人发现事情不妙，急忙以手枪自卫，然后又跑回芬兰领土上来。打这儿以后，芬兰人就拒绝帮助越境，这显然是暗示，他们有情报表明，斯科布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气恼的米勒推翻了这一判定，称斯科布林是“阴谋与恶毒诽谤者的长期受害者”，并任命他为“国外反间谍机构负责人”。
1934年，财政上的困难迫使米勒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总部机关迁到了便宜些的租房里。一个俄罗斯侨民、商人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向米勒提供了一套一楼的住宅，索价也比较适中。米勒当然未料到这个特列季亚科夫实际上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化名为伊万诺夫。在米勒迁人之前。他就在住宅的房间里装上了窃听器。此后的几年中，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用好几个小时来记录米勒同其下属的谈话内容。 特列季亚科夫对事业的忠诚， 在下面这两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于1934年底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巴黎——中心：
“我们认为有必要表彰伊万诺夫的勤勉以及对事业的忠诚。尽管11月23日晚生了重病，但他不顾病体，抄了一整天的情报，这一点你们从呈报的记录中便可以看到。”
中心——巴黎：
“请为伊万诺夫提供医疗费，望其努力工作、忠于事业。数目你们自定，但不应超过月薪。”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讲道，到1933年，米勒以及俄国军人联合会已不再是其国外活动的主要目标了，而取代他们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国外度过了十一年半的时间。1929年初到1933年夏他在土耳其； 1933年夏到1935年夏在法国；1935年夏到1936年底在挪威；1937年1 月到1940年被害前一直住在墨西哥。在所有这些时间里，托洛茨基的身边也和以前的米勒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潜到托洛茨基身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早期间谍中，最成功的要数立陶宛的犹太富商子弟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他们就是以后更为人们所知晓的杰克·索博列和理查德·索博林。从1929年春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两兄弟一直是托洛茨基最贴身、最信赖的人。他们俩能够接触托洛茨基同自己在苏联的支持者通信用的密码、秘写墨水和假地址。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大部分信件交给了他们，而这些信件和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一样，全部都落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索博列维丘斯兄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法国和德国度过的。他们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会面，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二战期间他们又作为苏联间谍出现在美国。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一次遇上了棘手之事。那是在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到消息（大约是一个监视托洛茨基间谍提供的），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拜访了他。这个同情者就是因1918年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大名鼎鼎的雅科夫·布柳姆金（他后来被恢复了名誉，并且还升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机构”负责人的职位）。当时布柳姆金同意将托洛茨基的书信交给拉杰克，而且，据克格勃认为，还“商量了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建立非法联系的办法。”特里利瑟尔并没有马上下令逮捕布柳姆金，而是（大约和亚戈达商量了之后）命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漂亮的女间谍丽莎·戈尔斯卡娜“抛开资产阶级的偏见”去引诱布柳姆金，弄清他同托洛茨基合作的程度，并保证将他诱回莫斯科。
这次行动的当地领导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合法”驻外机构负责人瑙姆（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他的化名瑙姆在当时是众所皆知）。后来他又作为暗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而名扬克格勃。几周后，布柳姆金在莫斯科戈尔斯卡妮的公司被捕，尽瞥为时太晚，但他还是明白了，自己是被当成奸细利用了。“丽莎”，他说，“你出卖了我？”布柳姆金成了第一个因同情反对派而被枪决的布尔什维克。据奥尔洛夫讲，他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在行刑的枪声响起之前，高声喊道：“托洛茨基万岁！”此后不久，戈尔斯卡妞便嫁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柏林（后来是驻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瓦西里·米洽伊洛维奇·扎鲁宾。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流放期间，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人数迅速减少了。因为坚信托格茨基自己1924年所说的那句话“反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左翼反对派”的成员都在斯大林的路线面前投降了。1929年末。托洛茨基收到了一个通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无疑也会搞到）。通报指出，那些被流放的和被关押的托格茨基支持者的人数已不超过一千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不无自豪地写信给一些拥护者：“即使流放中剩下的不是三百五十个，而是三十五个忠于自己的旗帜的人；即使只有三个人——旗帜也终不倒下。”西方共产党中，同情者的支持主要体现为利用往返苏联之机充当托洛茨基与日益减少的支持者之间的信使。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几年间，其信件总是细水常流。它们多来自劳改营，大部分都是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的，有时是写在烟盒纸上的，并且用最巧妙的方法加以伪装。有一次，他的写字台上出现了一个火柴盒，上面用极微小的字体写着整整一篇政治论文。1932年底，这股细流也干涸断水了。
托洛茨基在西方从未有过众多支持者，即使有也是分散的。托洛茨基分子向来的特点就是总想分门别派。而三十年代，他们的这一嗜好也正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们所积极利用。有一次，索博列维丘斯兄弟就故意使奥地利的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库尔特·兰道同托洛茨基本人发生冲撞，结果兰道干脆被开除出托洛茨基运动。还有一个得到托洛茨基信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名叫安里·拉克鲁阿， 他在1933年3 月突然发表了一个涣散斗志的声明：“（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根本就得不到任何支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反对派，也不理解他们，而与此同时，工人们却都在支持苏联，都在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所搞的那种共产主义。”
如果斯大林能够客观地评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断为他提供的有关托洛茨基运动“外部寡助，内部纷乱”的消息的话，他应该会感到心满意足了。然而，他就不善于进行客观的评价。托洛茨基的名字像个幽灵似的白天跟着他，晚上也不让他安宁。扎克·多依彻曾如是评价斯大林：“斯大林狂热般地醉心于这种仇视，并把它视为国际主义运动和整个苏联的头等大事。所以说。使所有政治的、战术的、精神的和其他需要都服从于这种仇视的暴虐是很值得一写的，因为，在整个历史上未必能再找出这样一例，即这样强大的权力和宣传潜力都是瞄准一个人的。”
如果斯大林迫害的是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话，这种怪现象就简直无以解释了。但是迫害的实际对象变成了由斯大林的“多疑症”臆想出的神话人物，而且这个人物越来越不像那个被斯大林流放了的托洛茨基原型。随着那个神话中的托洛茨基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是斯大林的看法），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势力和影响一直在下降。例如，他甚至在欧洲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总部来组织联合共产党的反对派。1932年11月，他离开土耳其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一个月后又不得不回到了原地，因为所有他求助的政府都只能给他提供过境签证。后来，在1933年夏，他被获准前往法国，但他不能住在巴黎，并受到一连串限制，最终于1935年夏被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又从法国到了挪威，但在那里他也仍不能进行政治活动，于是他被迫迁到了墨西哥。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而是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谢多夫1931年从土耳其迁到了柏林，两年后，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时，他又迁到了巴黎。正是谢多夫一直在出版《反对派通报》，并同世界各地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保持着联系，直到1938年他去世为止。在谢多夫身边也和在他父亲身边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人的间谍。从1934年起，他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马克·兹博罗夫斯基，此人真名叫埃季延。他是谢多夫的助手，协助出版《通报》工作，并负责同在俄罗斯的为数不多的反对派进行联系。谢多夫对兹博罗夫斯基非常信任，他甚至将自己邮箱的钥匙也交给了他，允许他取信件，并将托洛茨基最秘密的文件和资料也存放在他家里。
在缅任斯基和亚戈达时期，内务人民委负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国外采取的针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行动仅仅是监视，委派间谍，瓦解组织等。而从叶若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开始执行清除托洛茨基运动领导人的政策。1936年12月，叶若夫组建了“特别行动处”，该处在叶若夫的亲自领导下活动，并拥有奉斯大林之命在国外搞政治谋杀的“别动队”。以后的两年中，这个处的主要活动场所是西班牙。
苏联政府并没有立刻对1936年7月西班牙开始的内战作出反应，它错误地认为，共和国政府会很快平息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的起义。但是，8月27日，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彬罗森堡以苏联大使身份来到西班牙时，却带来了一大批随行人员，其中有前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扬·别尔津将军（他来西班牙是为了领导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工作）。扬·别尔津是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沉默寡言的人，有时，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别人总把他当成英国人。除了他以外，以军事顾问身份到来的还有戈列失和库利克将军，后者就是未来的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红军的将军们在参加国内战争时经常使用各种化名、例如：拉扎尔·施捷恩将军，实际上就是埃米利奥·克列别尔将军，他持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加拿大护照和相应的“传奇经历”，1936年底，作为“马德里的救命恩人”而闻名遐迩；马泰·扎尔卡将军实际上就是卢卡奇，前匈牙利小说家、后来加人红军并成为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有名的指挥员；亚诺什·加利奇将军，他就是同样来自匈牙利的、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最没名气的指挥员加尔；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的化名为帕布洛，他可以算上是共和国坦克部队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最后，还有卡罗尔·斯韦尔切夫斯基将军，他化名为瓦尔特，这位将军来自波兰，当过红军军长、二战后在波兰的共产主义政府中任过国防部副部长。
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共和国内拥有虽不起眼但实力却不弱的势力。它在当地的领导人，是后来叛逃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他是1936年9月来到西班牙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斯大林主义战胜频频进攻它的马克思主义异端。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知西班牙共产党：“无论如何，必须要彻底击溃托洛茨基分子，要使他们在群众看来是法西斯分子的秘密机构，正是他们在挑起内乱、为希特勒和佛朗哥将军效力，正是他们企图分裂人民阵线，对苏进行诽谤，为积极扶持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秘密活动”。
但对于三万五千名志愿人员（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前来西班牙，是为了加人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的，上述宗教性的幻想与他们的想法甚远。他们认为，而且大部分“欧洲左翼”人士也都这样错误地认为，佛朗哥的起义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制造的阴谋，所以，他们支援西班牙的战争是反对国际法西斯的一次十字军远征。的确，对许多人来说，在他们身上都洋溢着这种“最伟大”的情感。比如诗人Y·X·奥登就曾写道：你有何明见？建立公正的城堡。我将照办。我要是同意，或许，就意味着签定了一份自我的协议，浪漫的死亡？很好，我接受，只因我就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是的，我就是西班牙。
斯大林也在自己十月致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利用了这一情感：“将西班牙从法西斯反动分子的枷锁中解救出来，这不仅是西班牙内部关心的问题，也是所有进步人士的共同事业。”然而，斯大林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渗透。
在巴黎国际纵队志愿人员征募中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便衣们仔细地盘问着那些非党志愿人士，并建议他们一到西班牙就留下护照。此后，这些护照便通过外交邮局被发到莫斯科。两千本美国护照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带来了最大的收获，他们感到格外满意，因为后来的一些“地下人员”用的就是这些护照。
国际纵队在阿尔巴塞特的基地是受共产国际委员会政治部的控制。该部领导人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法国来的安德烈·马蒂。他许多年间一直在为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并很乐意在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方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马蒂这样对铲除反斯大林的异端如此疯狂的共产党人了。和马蒂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国际的官员。他们中间有些人，比如马蒂的副手，意大利人路吉·朗格（他就是加洛）和祖泽别·德·维多利奥（他就是尼科莱蒂），对他的宗教式的幻想十分厌恶。其他人则是马蒂一类的斯大林学说的教条主义者，其中包括后来东德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里希，他那时在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支小分队，负责追捕国际纵队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托洛茨基分子”。
但国际纵队志愿人员给予拥护共和制的人们的援助，是不能和民族主义分子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所得到的帮助相提并论的。希特勒尽管也明白，佛朗哥从内心深处讲与其说是个法西斯分子，倒不如说是个墨守成规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仍将西班牙视为试验自己“闪电战”技术的试验场，而这一技术在二战初期曾以所向披靡之势被成功运用。1936年，希特勒给予的迅速援助使得起义者们避免了很快溃败的命运，并将佛朗哥扶上了最终通向胜利的道路。
共和制的拥护者们还苦于另一状况：他们与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往往被分裂成一个个小组。虽然俄国人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但是他们将共和主义者们之间的分歧激化到这样一种濒临国内战争的态势。到1937年春，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势头已开始压过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势头。斯大林担心，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会不顾托洛茨基本人对它曾有过的尖锐批评，而在西班牙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所。1935年，安德烈斯·尼思成为该党缔造者之一。尼思曾是托洛茨基在莫斯科时的私人秘书，后在加泰罗尼亚政府中任司法部长，直到1936年12月被共产党人排挤走为止。
1937年5月，西班牙共产党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开始清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当时领导国外处的斯卢茨基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外机构负责人：“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加泰罗尼亚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上面”。6月，尼恩被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当他拒绝承认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之后，他们将他活活打死了。事后，共产党人企图掩盖他的死亡真象，制造了一个尼思落到纳粹绑架小组手中的假象，虽然并没有得逞，但说明他们企图掩盖这一事实真象。很快，托洛茨基以前的另一个秘书，曾在他流放挪威之时与其一起工作过的埃尔温·沃尔夫也在巴塞罗那被劫持，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给除掉了。在那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而不明不白地死去的人当中，应该提到托洛茨基过去的支持者库尔特·兰道；早期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的儿子马克·赖恩；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讲师的霍斯·罗布尔斯；记者、英国矿工领袖的儿子斯梅利。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普通成员依据共产主义法庭的判决而被非法枪决了。其他的领导人也在1937年6月被逮捕。他们的辩护人贝尼托·帕邦因为实在害怕遭暗杀，便逃到了菲律宾。
1937年5月当上共和国首相的胡安·内格林，也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的一些残杀事件，但是他显出了惊人的幼稚。战争结束后，民族主义分子在让公众了解秘密监狱的情况时揭露，该监狱的建造者——共和国安全机构完全受控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此，内格林不以为然，并声称这是法西斯分子搞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当然，十年后，他承认被人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西班牙帮手们清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支持者的时候，很受斯大林宠爱的法国人安德烈·马蒂，组织了针对托洛茨基叛徒们的公开的“猎捕妖婆”行动。对马蒂来说，和他工作过的一个法国共产党员写道，“在国际纵队内部的敌人要比战壕那一边的敌人还要多”。任何一个违反军纪的行为，在马蒂看来，都是旨在“分裂和瓦解国际纵队”的托洛茨基大阴谋的一部分。马蒂在西班牙曾有“阿尔巴塞特的刽子手”的名声，为此，法共领导人不得不将他召回巴黎，让他作出解释。马蒂也直言不讳地说，他确实下令处死了国际纵队的500 名成员。他称，这些人都犯下了各种罪行”，并为“佛朗哥充当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尽管对“国际纵队”有着确实的好感，但也认为，马蒂是个“古怪的人，如同被窝里的臭虫。他有枪毙人的瘾好……他清洗的人比索利·沃森还要多。”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动队”不仅在西班牙活动得非常积极，在他们的行动中。甚至也包括了对北美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的追踪。1937年6月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美国女间谍朱丽叶·斯图尔特·波因茨，因对上司心怀不满而离开了自己在曼哈顿“妇女协会”大楼的房间。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据后来资料讲。她被俄罗斯的一个旧情人沙奇诺·爱泼斯坦（此人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骗进了陷讲。波因茨被杀死以后，她的尸体被砌进了格林威治村一座房子的砖墙里。
然而，大部分“暗杀行动”是在大西洋的彼岸进行的。1937年春，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消息，显然，是从马克·兹博罗夫斯基（也就是埃季延）那里得来的，说西欧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荷兰的一个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亨里克·斯奈弗利特进行了秘密接触。于是就派了一只“别动队”去巴黎，任务是找到并除掉此人。领头的是国外处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此人身材矮小、壮实，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对蛤螟眼。7月1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机构负责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被传去同施皮格尔格拉斯在万塞油的“巴黎博览会”上见面。会面时，施皮格尔格拉斯通报了叛徒的情况：此人为苏联的“地下人员”，波兰人出身，在巴黎用的名字是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路德维希，也就是赖斯）。在施皮格尔格拉斯同克里维茨基见面前不久，波列茨基把一个封口的包交给了苏联贸易使团里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里面是要发往俄罗斯的报告。他没想到报告在到达莫斯科的“中心”之前会有人能知道它的内容。施皮格尔格拉斯打开信封给克里维茨基看了里面的内容。报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目的是想以此来加重斯大林和叶若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下组织在活动的恐怖症。信封里还有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波列茨基宣布自己不再回来，历数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号召“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信的末尾写道：“我决心为列宁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愿继续斗争，因为只有我们的胜利——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救出来，才能将苏联从斯大林主义中解救出来。为了新的战斗，为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前进！”
一个半月后，即11月4日，波列茨基布满弹孔的尸体在瑞士洛桑附近的公路上被人发现了。施皮格尔格拉斯是通过波列茨基家人的朋友、一个为躲避纳粹迫害的德国女共产党人格特鲁德·希里德巴赫，将其引进陷附中的。希里德巴赫写信给波列茨基，说她有急事想听听他的建议。她和波列茨基夫妇在洛桑的一家咖啡馆里见了面。但希里德巴赫没有勇气彻底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去做——将一盒下了毒的巧克力糖交给波列茨基的妻子（这个盒子后来被瑞士警方找到了）。但是她还是将波列茨基骗到了一条僻静的路上，在那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罗斯兰·弗朗苏阿·罗西（他就是阿比）用自动枪对他连发数枪。在这最后一刻，波列茨基明白他上了别人的圈套。当警方找到波列茨基的尸体时，他的手中还挨着希里德巴赫的一缕白发。事后，为了将警方引人歧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封匿名信，说死者曾干过国际武器走私的行当。但这阴谋并未得逞。尽管罗西和希里德巴赫都逃之夭夭，但瑞士警方还是从罗西的情人那里知道了他们参预了谋杀的事实。在罗西丢下的箱子中，警方找到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宅的详细平面图。
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动队”的下一个受害目标是流亡白军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头目米勒将军。1936年12月，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亲抵巴黎为劫持米勒的行动做准备。他请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给他推荐两名能扮成德国军官的间谍。直到八个月后米勒被劫持，克里维茨基才明白了这一请求的意图。1937年9月22日，米勒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在巴黎的一个大街上给劫持了。不过和库捷波夫不同的是，他给自己的秘书长库索斯基留了个条子，如果他回不来就拆看这个条子。纸条中写道，米勒同斯科布林将军在12：30有个会面，他们要与邻国的两个武官——两个“德国人”以及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见面。这样，斯科布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身份便被暴露无遗。当日晚，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副会长克德罗将军同库索斯基将军派人去抓斯科布林夫妇。当斯科布林夫妇来到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时候，他们向他询问米勒的去向。斯科布林当然不知道米勒留了条子这件事，就矢口否认当天见到过米勒。于是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便拿出了纸条。斯科布林继续否认和米勒见过面。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要斯科布林和他们上警察分局走一趟。在楼梯上，斯科布林将两人一把推开，冲了下去，转眼不见了。门厅里黑洞洞的，两人没法追上他。而等他们来到外面，斯科布林连
影子都没了。他从巴黎跑到了西班牙，但在那里他又惨遭暗杀，显然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人灭口之作。12月份，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虹在法庭上承认参预了劫持行动，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40年她死在监狱中。
在普列维茨卡妮一案的审判中，原告称，根据侦探局的调查结果可以判定，米勒是被劫到了苏联大使馆里，在麻醉以后，给装进一个大箱子里，然后用“福特”公司的一辆卡车把他送到早已等在勒阿弗尔港的苏联货船上。有几个证人还看见那些人往船上搬箱子的情景。与库捷波夫不同的是，米勒不仅经受住了麻醉物的作用，他还经受住了前往莫斯科的这般颠簸旅程。一到莫斯科他就受到了刑讯拷问，然后被秘密枪决了。然而，就是审判和除掉米勒，也仍不能使“中心”高忱无忧地认为，白匪军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了。在米勒被劫持后的一段时间里，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对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的监听工作一直未有突破，在他窃听的谈话的记录中，再也找不到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阴谋的迹象。于是，“中心”便认为。特列季亚科夫（化名是伊万诺夫）显然是和阴谋分子串通一气了。“中心”给在巴黎的机构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在欺骗我们，交给我们的并不是谈话的真实内容，而是纯粹的伪造品”。而事实上恰恰是“中心”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以不断臆造新阴谋为嗜好。
劫持米勒的行动给予俄国军人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一些白军分子还错误地指责他的秘书长库索斯基也参预了这个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后来将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由新任头目阿尔汉格尔斯基领导。但此时的俄国军人联合会已比米勒时期更像一个气数已尽的组织了。尽管如此，比利时则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和实施下一次政治谋杀的地点。1938年初，九年前逃到西方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在被长期跟踪之后被别动队除掉了。与此同时，别动队还开始了对另外两个继阿加别科夫之后逃到西方的人的追捕行动。这两个人一个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一个是共产国际后备组织的创建人维利·明岑贝格。1937年，两人没有遵从命令回到莫斯科，因为他们明白，回去也是死路一条。1938年7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共和国的机构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也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他也是没有服从“中心”让他返回莫斯科的命令。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打击的主要“人民之敌”还是一些有影响的托洛茨基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三个主要目标：托洛茨基之子列夫·谢多夫；鲁道夫·克勒门特——他被任命为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的书记；最后，就是流亡在墨西哥的大异教徒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了。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渗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担忧，因1937年10月波列茨基的朋友克里约茨基逃往西方进一步加深了。同年11月，克里维茨基在巴黎被波列茨基遗孀的律师介绍给谢多夫：“我见到谢多夫时就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来并不是想加入托洛获基分子的组织，只是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同时也是出于同志之情。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我很赞赏谢多夫的人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斯大林的间谍们追捕我的日子里给我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他很年轻，但同时又有才干——富有魅力，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在莫斯科指控他叛国的审判会上宣称，谢多夫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天皇那儿得到了大笔钱款。而我则看到，谢多夫过的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他整天在为反对派的事业操劳，并没有像样些的吃的和穿的。”
斯大林是不会不从谢多夫同克里维茨基“几乎每天的”见面中看到最险恶的用心的。克里维茨基显然不知道，谢多夫最贴身的助手马克·兹波罗夫斯基（即埃季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正是他“勤勉地”将会面情况报告给“中心”。也正是这些会面在决定清除谢多夫的活动中起了一定作用。
托洛茨基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有着剥夺自己所有孩子的自尊心的才能，他并不像克里维茨基那样欣赏他儿子对事业的忠诚和其工作能力。谢多夫一度贫病交加，但他仍坚持继续出《通报》，并关注分裂托洛茨基运动的内部纷争问题。而托洛茨基却在1938年1月从墨西哥生气地写信指责：“我对《通报》的进展情况很不满意，所以我得重新考虑将它迁往纽约的问题。”
谢多夫为了拼命满足托洛茨基不理智的要求，不顾疾病的多次发作。将自己的阑尾炎手术一再推迟。1938年2月8日，他的老病再次剧烈发作，这次再也无法拖下去了。埃季延便帮着说服谢多夫，让他相信，不在法国的医院，而在一个俄罗斯侨民开的私人小诊所中做手术，就能避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视。尽管谢多夫没有起疑心，但毫无疑问，那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活动。埃季延在叫急救车之前，就急忙将此事首先告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他后来承认了这件事），谢多夫当晚就做了手术，此后几天他有所好转。似乎是出于安全考虑，埃季延没有将这家诊所的地址告诉在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他早已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了）。来看望谢多夫的只有他的妻子然娜和埃季延。2月13曰，病情突然神秘地恶化了。人们找到谢多夫时，他正在走廊里说着胡话。医生对谢多夫的状况十分震惊，甚至问谢多夫的妻子，他会不会是想自杀。听了他的话，然娜失声哭了起来，她说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对她丈夫下了毒。尽管输了好几次血，谢多夫的情况还是在急剧恶化；2月16日他在痛苦中死去。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
常规检查确定他的死因是术后并发症，心力衰竭和抵抗力差。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同谢多夫之死有关——这也确实不奇怪——但很显然，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做的手脚促成了他的死亡。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当时已有一个用药品和毒物进行试验的医务小组。它的名字叫“暗室”，是由曾经学过药剂学的亚戈达组建的。毫无疑问，谢多夫也和他父亲一样，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别动队的目标。很难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把谢多夫诱骗到那个很可能已潜伏有间谍的诊所里之后，会不下手毒害他。
谢多夫的死，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进一步控制托派组织的机会。埃季延接手了《通报》的出版工作，并与那些从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逃出来的、试图与托洛茨基进行联系的人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埃季延成了联结欧洲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重要环节。他玩弄阴谋，使托洛茨基和斯亲利特发生争吵，使然娜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更加恶化，并悄悄地为托洛茨基分子各派之间已有的分歧火上浇油。埃季延毫不怀疑地认为，托洛茨基对他是完全信任的，他甚至还直接向托洛茨基询问对他本人的看法。要知道，当时斯奈弗利特（且不只是他一人）怀疑埃季延一直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托洛茨基的回答非常明确，建议请那些中伤他的人向“独立委员会”提交指责的证据。显然，托洛茨基本人对埃季延的信任从未动摇过。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下一个目标，是负责为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成立做准备工作的德国人鲁道夫·克勒门特。7月13日，克勒门特在巴黎自己的住宅中神秘地失踪了。大约两周后，托洛茨基收到从纽约来的似乎是克勒门特写的信，信里指责他和希特勒相勾结，并罗列了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法国的许多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也收到了信的复件。托洛茨基并未对这封信太在意（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他认为，这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伪件，或是克勒门特在枪口的逼迫下写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大概是想让克勒门特在进行这样无端的“揭露”之后就消声匿迹。然而他们未曾料到，在大家收到信后，不久，有人在塞纳河畔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两个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据死者手上特有的疤痕认出这是克勒门特。
第四国际实际上成了一个死胎。成立“大会”是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附近一个法国托洛茨基分子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家中开幕的。只有二十一个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分别代表了十一个国家中的很小的托洛茨基分子小组。“俄国支部”的代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埃季延。因为真正的成员在此之前几乎全部被杀害。参加会议的还有拉蒙·梅尔卡特（也就是扎克·莫尔纳尔，也叫弗兰克·杰克逊），此人是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翻译西尔维姬·阿格洛芙的情人。后来梅尔卡特国刺杀了托洛茨基而扬名。
托洛茨基传的作者伊萨克·多依彻很公正地讲过，重建的“国际”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虚设物，它对日益减少的、分裂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影响甚微。托洛茨基本人也因流落墨西哥而陷入完全的隔绝状态。意识到“我们今天的力量与明天的任务很不相称”，他充满信心地鼓励大家并预言，“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第四国际的纲领会赢得千百万人的拥护，而这千百万革命者能够翻天覆地”。大概，唯一一个认真对待托洛茨基的预言的国务活动家就是斯大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往其驻外机构、以及共产国际发给各成员党派的信中。就常对他们清除托洛茨基主义的积极性不高表示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还记得一封发往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的怒气冲冲的电报，这也是保存在档案中的一系列电报中的很有代表性的一封。“贵国对反对托格茨基匪徒的行动所持的消极态度令人无法忍受”。在斯大林之流阴谋家的头脑中。托洛茨基成了比阿道夫·希特勒还要危险的敌人。至于希特勒，斯大林至少在三十年代中期还看到有缔结条约的可能，和托洛茨基则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1938年3月进行的战前最后一次公审之后，苏联的大镇压开始有所收敛。7月，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拉夫连季·贝利亚，被任命为叶着夫的第一副手。到12月8日叶若夫被撤换前，实权已经掌握在贝利亚手中。在整个大清洗时期，斯大林都极力逃避公开承担责任。撤掉叶若夫，斯大林可以将叶着夫作为这种被称为“叶若夫恐怖”的、且可公开的无度行为的替罪羊。叶若夫的继承人贝利亚作为一个“本领超人、见风使舵的现代宫庭近臣、具有东方人狡诈、阿谀和虚伪”的化身，令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吃惊不已。除此之外，贝利亚还是一个极端无耻的好色之徒。根据他的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经常在大街上抓些漂亮女士（而且大多是些中学生）为他送去。他们对这些姑娘百般凌辱，而他们的丈夫或父母要是胆敢上告，一般都得进劳改营。
贝利亚时期的清洗、开始时带有选择性，但是对托洛茨基的追捕却仍在全力进行着。生活在墨西哥的现实中的托洛茨基，已越来越不像那个神话中的、不断折磨恐怖症患者斯大林的托洛茨基。1940年5月，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有两万名共产党员举行了游行，他们高举着“托洛茨基滚出去！”的口号。而此时，据托洛茨基身边的人估算，在墨西哥积极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至多不超过三十人，而且他们还被分裂成几个敌对的派别。不过，尽管互相敌视，他们还是轮流保卫着托洛茨基在考约阿康的住宅（考约阿康：墨西哥城郊区地名，此时已成为市区）。克格勃至今还将刺杀托洛茨基看成是曾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特别行动”。在1979年落成的第一总局的“纪念馆”中，可以看到谋杀者培姆（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的肖像和对他的赞辞。艾廷根参预“暗杀活动”是从1929年铲除布柳姆金开始的。艾廷根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为数不多的经受清洗而幸免于难的犹太人之一。他的一个同事记得他长得很健壮、秃顶、额头扁平、有着一对锐利的小眼睛；他曾化名科托夫将军参加过西班牙的国内战争，为国际纵队在民族主义分子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出谋划策。在西班牙，他结识了巴塞罗纳的女共产党人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德里·里奥，并将她本人连同她的儿子拉蒙·梅尔卡特，即后来杀害托洛茨基的直接凶手，一起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1937年，罗西杀害波列茨基以后，瑞士警方在他的箱子里发现的托洛茨基别墅的平面图说明，托洛茨基刚到墨西哥，便受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密监视。1948年，后来逃到西方的弗拉基米尔·波得罗夫有机会看到了刺杀托洛茨基的一份卷宗。这是一个有四、五英寸厚的卷本，里面有在别墅内拍的照片（照的有卫兵，围墙，托洛茨基夫妇和朋友一道喝茶时的托洛茨基，他的狗等等）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显然，不同时期在托洛茨基周围活动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的数量也不相同，而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人。彼得罗夫看了档案之后，记得第一个间谍是托洛茨基的一个女秘书。她还是在托洛茨基流落挪威时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了。但是托洛茨基身边最有影响的间谍还是拉蒙·梅尔卡特。
梅尔卡特是受过精心训练的。被捕后，尽管对其进行了几个月紧张的审讯，但他对自己的情况总是守口如瓶（他的身份到1953年才弄清），对他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效力一事只字不提。他看得出是一个绝顶聪明、受过体能训练、很善于演戏的人。他能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是个很冷静的人物。西尔维亚·阿格洛芙承认，直到他杀害托洛茨基之前，她从未怀疑过梅尔卡特对她的爱。长期的心理测试表明，梅尔卡特反应能力极快，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善于在黑暗中判定方向，能很快领会并记住各种复杂的指示。除此之外，他能在3分40秒内，摸黑分解并组装毛瑟枪。
1939年9月，梅尔卡特在纽约搭上了一个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未来的情妇西尔维亚·阿格洛芙。他是持着从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那里弄来的名为弗兰克·杰克逊的加拿大护照来到美国的。在纽约他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驻外机构负责人盖克·奥瓦基米扬接上了头，并通过他得到了大部分刺杀托洛茨基的指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梅尔卡特在1939年10月来到墨西哥城，打的旗号是从事进出口工作。在那里，他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她的情人端姆·艾廷根恢复了关系。1940年1月，西尔维亚·阿格洛芙经不住梅尔卡特的多次劝说，就搬到墨西哥城他的住处与其同居。阿格洛芙和自己的领袖列夫·托洛茨基很快就联系上了（毫无疑问，这也正是艾廷根所指望的），并在两个月内履行了他的女秘书的职责。梅尔卡特每天上午都送她到托洛茨基的别墅，下班后又接她回去。阿格洛芙在墨西哥的时候，梅尔卡特从没有试过潜进别墅去，但他已经和卫兵们混熟了，还获得了托洛茨基的法国学生艾尔弗雷德和玛格丽特·罗斯默的信任。1940年3月，阿格洛芙回纽约后不久，罗斯默便第一次将梅尔卡特请进了别墅。
在此阶段，梅尔卡特主要充当的不是凶手，而是潜入间谍。这时的别墅严然成了一座堡垒，有铁栅栏和电网围着，装有自动报警系统一架着机枪，还有十名警察组成的小分队，以及一些托洛茨基分子充当非正式哨兵在保卫着别墅。梅尔卡特的主要任务，是取得策划武装袭击而必须的有关别墅及其居住者和卫兵的材料。袭击的领导者是墨西哥著名的共产党人、艺术家达维德·阿利法罗·西凯罗斯，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国际纵队。5月23日晨四点左右，二十多个身着警服和军服的人在西凯罗斯的率领下用机枪将别墅的卧室狂扫一番，打得卫兵们惊奇不已、措手不及。而后，西凯罗斯做了一派胡言的声明，说袭击的目的不是想刺杀托洛茨基，而是对其逗留墨西哥进行积极有效的抗议。保释之后，西凯罗斯在智利的一个共产党人、诗人帕布洛·涅鲁兹的帮助下逃离了墨西哥。
袭击发生五天后，梅尔卡特第一次见到了托洛茨基。和平常一样，出于友好，他送给托洛茨基的孙子一只玩具滑翔机，并教他怎么放飞。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他十次来到别墅、每次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有时也带一些小礼物来。他只见过托洛茨基两、三次。很可能，他还去了纽约两次，去和奥瓦基米扬见面讨论完成刺杀准备工作的事宜。8月20日，梅尔卡特带着自己的一篇文章来到别墅，因为托洛茨基答应过给文章做评述。他随身还带着把匕首，缝在外套衬里里面；一个衣袋里装着把手枪，另一个衣袋里放着登山运动员用的冰镐。他后来用的凶器便是冰镐。梅尔卡特为什么还要带匕首来那就不得而知了。可能，他把它藏在外衣里是以备其他凶器一旦被发现时用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前用过类似方法。1938年一1939年冬，贝利亚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叫博科夫的军官叫去，问他，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将一个人一下打死。“能，委员同志，”博科夫回答说。贝利亚解释说，驻中东的一个苏联大使，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所知，想请求政治避难。博科夫和一名助手被派去出差，任务是“除掉大使这个祸害”。来到该国后，博科夫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该地机构负责人那里拿到一根细金属条。他把金属条藏在衣服里，然后和助手一起去拜见大使。博科夫找准机会转到大使身后，然后给了他致命一击。他和助手一起将大使的尸体用毯子卷起来，以便不留下血迹，然后将他塞进汽车里拉到城外给掩埋了。与此同时，大使的妻子被告知，她的丈夫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走前他嘱咐说，让她和孩子坐火车紧随其后。 不难想像， 他的家人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就被从火车上弄下来，送进了关押“人民之敌”的集中营。
梅尔卡特也想一下击中托洛茨基的后脑勺，把他打死，然后在尸体被发现前逃之夭夭。当托洛茨基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看文章的时候，梅尔卡特从衣袋里掏出冰镐，两眼一闭，用尽全身力气朝托洛茨基的头上砸下去。但是托洛茨基并未当场死亡。他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惊然的、刺耳的尖叫声”（“这一声尖叫我将终生不能忘却”，梅尔卡特后来讲道。）并转过身来，咬住凶手的一只手，在力气耗尽之前还抓住了冰镐。他是在第二天，即1940年8月21日，在医院中去世的。
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对杀害过程描述得十分详尽..。里面讲到的和后来彼得罗夫回忆的一样，对其造成致命伤的不是冰镐的锐头，而是钝头。梅尔卡特被判处二十年监禁，而他的母亲和艾廷根，从事先计划好的路线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贝利亚接见了梅尔卡特夫人，她还被介绍给了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并被授予列宁勋章。但几年后，她开始受到良心的折磨，在共产国际总部里她曾对西班牙共产党代表说：“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再用不着我了，国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再用我就很危险了。但他们也知道，我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女人了，“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已不是普通的卡里达德·梅尔卡特了，而是一个万恶的凶手。我不仅走遍了欧洲，寻找那些脱离乐土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无情地杀死他们。我做的甚至超过了这些！……我还为了‘理想’把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凶手。尽管我看到了他被绑着，浑身血迹斑斑地从托洛茨基的房子里走出来的情形，但却无法与他接近，我和列昂尼德（艾廷根）还不得不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跑掉。”
拉蒙·梅尔卡特在整个监禁期间始终对斯大林主义坚信不移。在历史巨人的眼中，如他所说，他将成为一个为工人阶级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革命的战士，是他使工人阶级摆脱了走上背叛道路的领导人。梅尔卡特如果说明身份，讲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那他有可能在做出某种承诺之后就会被释放掉。但是他一直守口如瓶，不得不服满了二十年的刑期。1960年，梅尔卡特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先从墨西哥到了古巴，然后又途经捷克斯洛伐克来到了俄国。可是当他提出加人苏共的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