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家三毛（摄于1990年9月，成都）
主笔/ 葛维樱
摄影/ 肖全
肖全看了贾平凹的《哭三毛》和《再哭三毛》以后，就想去陕西找贾平凹拍照。他住大雁塔附近的一个铁路招待所里，给作协打电话，临近中午的时间，电话那头用一个很生硬很决绝的态度告诉他贾不在，就迅速挂断了电话。此前他给贾平凹去过信，但并不知道对方是否应允这次拍摄。
当时是1991年夏天，贾平凹的《天狗》、《浮躁》已经翻译到了国外，他说：“我在农村活了19年，在城市活了20年了，却还没有好好写过城市。”现在贾平凹的照片，都是1993年《废都》发表之后定格表情的大家之风了。但他曾经自己描述过那时的困顿：“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牢狱般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草药，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住在娘家；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之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这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
肖全到他的家，一口水也没敢喝。“我一直捏着自己的矿泉水瓶。”贾平凹有一张站在一个墙角的室外照片流传很广，就是肖全当时拍摄的。作家露出年轻的温厚感，肢体疏朗，大大方方。这次展览，肖全拿出了一张从未展出过的贾平凹的照片，合着的正是这个时代。光着厚实的大脚，眼睛亮光湿润，发蒙又有着一种特殊的“神儿”，据说是高烧着的后果，夹着烟但并没好好抽，甚至不太在意。后面门上挂着的，是大钢夹子夹住的厚厚的写满字的稿纸。
作家贾平凹（摄于1991年8月，西安）
肖全在旅馆里抱着那部粗糙的电话开始打“114”。“一个人也不认识，来这个城市也只有这一个目的。”他醉心于三毛和贾平凹之间的神交。
在1991年三毛去世之后，贾平凹居然接到了三毛临终前寄来的信，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以至于当时所有的人都来向贾平凹表达哀恸。他说：“都把三毛当成我的亲戚一样来安慰我。”这位陕西商州年轻作家的《天狗》、《浮躁》两部小说被三毛看了20遍，“简直等于看了40本书”，她遥远地向往着。三毛特意用“wa”而不是“ao”来念这个名字，把他看作是和曹雪芹、张爱玲等同的天才。她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如果对方说贾平凹好呀，她就一定要对方说出哪里好，“说不出就再一次把自己闷死”。三毛发出了希望可以来西安，向贾“借一辆旧自行车到处转转”的请求，甚至开玩笑问：“平凹的妻子会吃醋吗？会烧菜吗？”贾的回信也好：“只要她肯冒险，不怕苦，不怕狼，能吃下粗饭，敢不卫生，我们就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吃地方小吃，看地方戏曲，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了解社会最基层的人事。”这书和信是1990年12月16日寄走的，他等待着三毛的回音，等了20天，他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三毛自杀身亡了。
三个月前刚刚给三毛拍过照片的肖全，曾经同样不知如何面对三毛的离世。现在看到的这张，仍是他、也是三毛最好的照片。只要经过它还是会抽出纸巾，对着并不大的照片镜框擦了又擦，尤其是黑色的部分，有任何印记都会被反射得特别清楚。“三毛是我的第一扇门。”三毛在肖全的镜头里，摆脱了以往高腰牛仔裤，头戴小帽，黑发结辫的有些俏皮的姿态。她跟肖全在锦江宾馆阳台的合影，还是合体的白衬衣，妥帖地挽起长发，粗粗沉沉的铜牌子挂在脖子上，肖全猜测一定有特殊的意义。“她的气质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像杜拉斯那副神情，让人觉得是一个高级的女人。”
作家三毛（摄于1990年9月，成都）
尽管1990年那天中午他直接敲开锦江宾馆房门的时候三毛还把他当作一个带问题来的小记者，但看了肖全带来的复印的黑白影集，她马上心领神会，“穿上了自己的衣服”。那些照片里中式褂子外面是流苏背心，宽裤子和粗皮凉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但是坐在地上张开着双脚，风尘仆仆迎面而来，头发也散着，却“演了自己的一生”，成了她最后的人生影像定格。“请你加个班，我一定要在明天看到它们。”肖全带着这个嘱咐在自己的暗房里熬了一个通宵，选出了30多张照片第二天带去给了三毛。
“我在台湾真正出名的不是写作而是旅行。”肖全记得三毛这样说，她邀请他在来年合作，一起去一个夏天不太热的地方，比如杭州，写文字和拍照。那个下午肖全拍摄了成都林荫街，有竹椅、茶馆、老人和黄包车的照片，把三毛放在了她心里真正的“家”里。她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重庆人，和肖全外出时她也尽量讲四川话。她曾把重庆祖屋的土和水，装在小瓶子里带回台湾，给父母姐妹。她去世后，她父亲曾经以冷静的笔调写过，这种自作主张的寻根给台湾的家人只带回错愕和尴尬，但是三毛却以此为最重要的事，说已经尽力把自己欠陈家的都还了。
“苦”是肖全对三毛的概括。他拍摄她时只有31岁，除了提前恶补《撒哈拉沙漠》，他对于这位后来被过度解读的女作家一无所知。“一下午拍了不到4 个胶卷。我买了一盘，手工缠的，缠了4 卷。用的相机是美能达X700，当年在欧洲被评为最佳相机。”他也没有用后人的语言去美化概括三毛，虽然很多人从他照片里看到了高贵、坚强和漂泊，但是这一切都在苦的外化之下。贾平凹也说：“瞧着那一张似乎很苦的脸。”“三毛不是美女，一个高挑着身子，披着长发，携了书和笔漫游世界的形象，年轻的坚强而又孤独。”这个印象与肖全一致。
面对马克·吕布为自己拍的这张照片，肖全说：“我喜欢自己那样的一个神情，平常我很难看到自己的这一面。”
肖全直到多年以后依然在试着理解三毛。他和贾平凹很自然地聊起三毛的时候，是“两个男人聊起另一个好女人”的小心翼翼，“只说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事”，不必展开。前年肖全还去找三毛在《敦煌记》里写到的敦煌莫高窟第275洞，希望感受她写过的最后与佛的对话。但是当时和三毛成为朋友的壁画师张伟文告诉他，三毛并没有进洞。肖全说自己心里“咯噔”一下。“每个人都有生命密码，你有钥匙能开得它是挺重要的。”
1991年三毛去世后肖全的照片使他可以用声名大噪来形容了。但是他那时的真正身份，还是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的一个摄像师。翟永明告诉我，她与肖全的结识可能算得上最早，应该是肖全1984年刚刚从飞行机械师的军人身份转换回到成都时，“他的单位离我家只隔一条马路”。
摄影家高原（摄于1990年2月，成都）
肖全曾经在1977年萌发过考中戏的心愿，但是考点在北京和西安。“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和爸妈要钱，去一个外地考这个试。”倒并不是因为喜欢摄影，而是觉得自己“样子还算不错”，试试表演系。1978年他就参加了海军，以为穿着飘带装上军舰，结果很快就开始了飞行训练，从东北往太原飞，整整飞到了1984年。
他给我比画着自己怎么控制飞机。“最开心的就是从天空俯瞰山脉、城市。”他用眼睛观察身体和环境发生的变化，都不再是来自媒介的二手信息。有意思的是，摄影和飞行的关联曾经出现在好几个摄影大师身上。寇德卡原本学的是和艺术完全搭不上边的航空工程，23岁时，从布拉格技术学院一毕业，就投入航空界做了7年的航空工程师。法国的拉帝格在拍摄哥哥的一些飞行照片时说：“以某个方式来说，那个时期好像是童话的岁月似的；那时有件新魔术般的冒险事件我每夜都梦见——那就是飞行。现在我们觉得飞行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了，但是在当时，所有年青人的梦几乎都发生在空中。”
当兵期间他终于第一次开口，得到了来自父亲的礼物，180块钱买的海鸥205相机。展览上有一张他的战友们拔河的照片，充溢着青春欢快。“摄影式记录永远是一种潜在的控制手段，我觉得自己突然拥有了权力。”他有限的工资全部用来买摄影杂志。机组人一起玩扑克的时候，肖全就玩他的相机。一个文艺人才在转业时领导急了：“怎么把他给放走了？”他小秘密得逞一样地笑了。赵野说：“柏桦和费声给我讲了很久的肖全，他的天赋和易感动，带着发现的激情和快感。1988年我回到成都，钟哥（钟鸣）就带着我去找肖全，要他为我拍照片。我见到的肖全，帅得过分，却单纯透明，如一泓清水，真诚地臣服于各种权威，特别是美和名气。那是一些带给我们幸福的旧日子，我还能感受到它们的质地和温度。”
诗人顾城与妻子谢烨（摄于1986年12月，成都）
“对着一个讲课的课堂，连位置都不用换，站在那录就行了。”这么一个电大摄影师的工作，让肖全有了充分的时间来玩耍。这次展览中有第一次面世的一些顾城的照片，也就是后来被誉为“童话”般的影像。
1986年顾城站在舞台上，没有戴帽子，旁观着其他人朗诵诗歌。还有在北岛身边开会时咧嘴大笑的，甚至还有一张小夫妻两个人生气不讲话的。肖全与顾城仅此一次见面，就拍下了顾城的代表肖像，那张著名的窗口夫妻照。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在家里拍摄的，其实就在成都的花园酒店，房间在一楼，外面是花园，是肖全感觉到的家的感觉。“顾城很喜欢拍照。”肖全拍摄的星星诗会里的人物，在“我们这一代”的展览里算是最早的一批人物的集中拍摄。他记得顾城还讨论过什么食物最便宜，以及他接到100元诗会经费时激动地说“成都人民太好了”。没有特殊的意识，肖全喜欢诗歌，他至今仍能在柏桦的照片前面温柔地背诵：“再见夏天，我用整个夏天同你告别……”
诗人钟鸣（摄于1994年6月，成都）
第一个让肖全树立“时代”意识的，是1988年钟鸣在刊物《象罔》上介绍的庞德以及他支持的一系列文化人物。这本印数不过20多本的小册子里，图片上老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在一座小石桥上，目光坚毅沧桑，如一尊雕像。图片下面的文字是：“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这张照片和这段话，让肖全当时悲从心来，暗下决心，要为一代人存照。
埃兹拉·庞德，20世纪英语文学的教父，在文学和生活上蒙他恩惠的，有叶芝、乔伊斯、艾略特、海明威等等。“我们这一代”的命题正是来源于这个念头，此后钟鸣为肖全出了第一个专辑。并且拍摄持续到了1996年，正式出版了《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影集，再到今天的第一次肖全个展。“50年代到60年代生人。”他更喜欢用自己的一张照片解读，一个年轻人抱着邓小平的肖像，后面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是毛主席肖像。出生于1959年的肖全同样属于这一代。
诗人翟永明（摄于1990年3月，成都）
翟永明穿着厚毛衣的照片里真挚有点童趣的眼神，直到现在面对采访时也没变。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翟永明的肖像画和照片永远有本身的说服力，但是她对于肖全的抓拍依然喜欢。“肖全拍过我很多照片，以前也有一张用得比较多的，但是我手里也没有几张。”
“这一代”这个观念翟永明记得来自钟鸣，而更早期的摄影师高原也曾经致力于此，但肖全的灵气让他马上能够达到与那个时代的诗歌文学届的“共振”，从而成为一个时代人的第一记录者。肖全记得第一次看到何多苓是在一次中美文化交流活动上，“别人都忙着亮胳膊亮腿，唯独他空手而来，在角落和翟永明谈笑风生”。他也记得自己把器材全部放在何多苓车上然后去吃火锅，出来就被偷了所有的家当。两口子刚从美国回来，给了肖全几百美元弥补损失，肖全说自己“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翟永明让他赶紧写信给张艺谋，让张艺谋帮着一起向公安局报案。结果一个早上7点刚过，何多苓给肖全打电话：“你娃还在睡哦！相机找到了！”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正是这一代人开花的时候。”肖全对于文艺界有天生的敏感判断。很多年里，他一直为了自己而拍照。“就是拍这一代人，做一个记录。”他说服每个人接受他跟随，去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和自己聊哲学、人生、爱情甚至版权。很多人都觉得肖全只不过占了天时地利，毕竟那时候大腕们还没有养成自觉，更多人想知道怎么才能让名人这样露出真实的一面。“我想我就是敞开自己而已，我拍的人都知道我是要干什么事。”这种基于共同目标的理解再难复制。“即使我自己今天再去面对一个我拍过的人，我也没有把握。”
展览看完王广义对我说，“后来就进入了果实收割的季节了”。“为什么他拍过的人，就都‘成了’？”王广义说自己后来接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断被拍摄。“穿得正式得体，有时候还得打粉，我说不要，好像很不礼貌。”他也表现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可是他再来看肖全拍摄的自己和熟悉的人，“猛然警醒”，要形容“这一代”，“用让别人很舒服的话来说，不用那些浪漫夸张的词汇，那时候谁都觉得自己得干点什么别人从来没干过的事”。
吕澎（右）和王广义在“涵三宫”工作室（摄于1992 年早春，武汉）
“没有人再有机会这么拍我，我也变了。”王广义原来被选入影集的是一张站在小门脸上写着“专治疑难杂症”前面他笑嘻嘻的样子，当时是去买烧鸡请肖全吃。“明明有比较好的，他非要选这张。”肖全采用的镜头语言一直又简单又温存，“一种智胜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正面进攻世界的方式”。王广义当时不能接受。“我问肖全，他就嘿嘿笑，‘哎呀’让我放过他。我当时觉得这张照得太老了，还有点傻。”但王广义现在完全可以接受那张照片了，说：“挺好的，可能我到年纪了，所以一看那样还挺年轻。”
“这一代”有大量的肖像是对90年代画家们的拍摄。“穿得都跟民工一样，背景更是破烂。”但是那个神气、骄傲的劲头，艺术家旺盛生长的才气，全都被肖全记录了下来。赵野说肖全对于美和名气没有抵抗，依然是一个艺术家的视角。那个年代即使办过了三毛的摄影展，肖全还是一个需要工作的青年。吕澎给他1000元，给他介绍艺术家去外地拍摄，而这些写着几十元旅馆住宿费、几块钱出租车费，以及更多的是吃饭的发票，仍然被珍藏着。张晓刚看着自己和吕澎的一张合影，一点儿也没在意背后那张后来被拍出至今最高纪录的当代画作。“啊，你看那时最早穿上西装的都是作家啊！”大照片里，他站在妻子母亲分配的22平方米的老房子的阳台上，那是家和工作室，旁边一篮子花生，一眼能穿透客厅和卧室的全部。
诗人柏桦（摄于1993年2月，成都）
吕澎和肖全在何多苓家相识后，就成了肖全当年在艺术界的领路人，直到今天为他策展。“他是‘我们这一代’中的一员，秉赋与天性使他通过照相机成为‘我们这一代’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几乎是本能地记录着时间与变迁，感性地，瞬间而随意地，这是肖全的工作方式，他的工作永远采用这个方式，观察大街小巷，抓住人物与细节，这使得那些通过审慎思考才可能按下快门的方式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可是，就在那些一刹那的瞬间中固定的情形，成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往昔，成为可以让人感知的历史语境。”
当时的文化圈远没有什么现实便利的因素，因为媒介远不如今天发达。在有诗歌和美术的圈子里积淀以后，肖全碰到崔健时对方依然完全不买账。“他来成都开演唱会，我先拍了一天，然后带着照片去找他，他本来没搭理我，但是一看照片马上就同意了拍摄。”崔健当时特别喜欢肖全拍的一张观众，在一排保安正襟危坐之下，有一个穿运动服的孩子托腮听得极为认真。于是有了此后他跟随崔健到新疆再回北京的一个大系列的照片。再后来崔健戴上了标志性的五星帽子，肖全觉得“挺不好的，也知道为什么他要戴帽子”，可是他希望的却是“永远那个狮子一样的崔健”。
摇滚歌手崔健（摄于1990年3月，成都）
肖全本来可以变成一个吃理想主义金字招牌的人，他却很不愿意被纳入商业范畴，对于挣钱这件事表述得非常不好意思。如果把他的摄影作品当作一个大锅烩的时代杂烩，他尽可以乘着名声的翅膀一路飞翔下去。他却不喜欢被安排拍摄一些人，说：“我得喜欢他才能为他拍照吧。”这种对于拍摄对象的挑选洁癖，让他的这些照片，最终构成的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语言，也给现在的中国文化，无意中树立了一个对立面来做自我批判。
从1993年系列拍摄杨丽萍开始，肖全正式踏入职业摄影师的行列。虽然那些美得惊人的照片广为流传，但这不是一个“御用摄影师”应有的稳定丰厚薪水的工作。据说“拐弯抹角绕了很久才拿到1000元的报酬”。后来他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剧组工作，留下了大量的好照片。杨丽萍说肖全几乎是她身边的一朵云，可以完全放心自在。可这是极少数，他还是不太会与人结交。
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摄于1992年4月，北京）
在剧组很久了，他都没有得到和巩俐单独随意拍照的机会和时间，“张艺谋浑身长满了眼睛”。“后来陈凯歌拍摄《风月》之前让我去，我却错过了。”因为和张艺谋一起工作时间最长，只有他的脸是单独构成的突出的照片，姜文和陈凯歌都是有背景构图的。“而且都是拍了一次照片，虽然好，却再也没什么私人往来。”这些第一面就拍出来的经典照片，是肖全令人折服的名作。
演员、导演姜文（摄于1995年3月，北京）
“那些发生在街头巷尾的故事及其人物，仿佛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代’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甚至规定着我们的言行。可是，当我们去了解历史的时候，这些故事与人物同样也是历史本身。尽管千百个事件与人物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肖全在诗歌、音乐、美术、电影以及舞蹈的几个个案拍摄，的确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更美，更理想化，更符合被拍摄者的自我想象，这些都被肖全用特殊的方式舍弃和化解了。他头脑中自带PS功能，许多照片里苍白的直陈现实，却一定有一张跳脱出来。“拍王朔的时候我们俩都特别不好意思，一方面刘恒介绍我是海军的，一方面王朔实在不愿意拍照。结果拍照那天年轻的陈章良带着一群学生来了，让王朔写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于是王朔那张认真倾听的表情成了他标志性的肖像。
作家王朔（摄于1993年2月，北京）
这也是肖全虽然拍摄了大量文化名人，却依然站在“圈子”之外的原因。直到现在他还是没办法张嘴邀请自己拍过的嘉宾，他说：“让我打电话求人，简直是这辈子最困难的事。”
他在取景框里，剔除不需要的内容，留下经过意志提取的现实切片。20多年到现在，他曾经为了照片出版，写了十几万字拍摄记录，而到今天这些记录成了有趣的故事，这些照片本身不再需要解释了。吕澎加了一个副标题——“历史的语境和肖像。”“因为肖全拍摄的几乎所有肖像，都是在与一个场所发生关系。”叶永青说，“环境这个词太暧昧了，场所是特殊的，不能再现的了。”每一张人像，包括叶永青那张带栗宪庭去毛旭辉家看画时的肖像照。“我以前觉得这个人怎么挺野的。”他呵呵地笑着，“肖全在用照片，帮助理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导演张艺谋和田壮壮（摄于1994年12月，苏州）
一个世纪以来，摄影这门新兴的艺术，几乎都是时代悲剧的见证者。影像充满了人性被战争鼓荡、被虚无包围、被犯罪腐化、被自我的伤感侵蚀，唯独就缺少生活中理想坚实的一面，和人性中开朗温厚的部分。肖全拍过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点“不同”。在他的文字里，张艺谋给女儿满怀愧疚地打电话，苏童刚刚因为《妻妾成群》出名却蜗居在小房子里，他和窦唯在清晨的小巷子里游荡，电话打过去还是王菲接的，西川和他一样刚刚结束婚姻，向往着宋庆龄那样的女神，这些照片给一个最勃发的时代留下了记录，至今仍温暖着每一位观赏者的心灵。他从来就没拍过生命里不幸的一面，一直提醒我们美好的时光原是存在过的。
一代人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了？“这一代”指向了吕澎策展的初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清楚，这既是孜孜不倦地阅读也是文化严重缺失的一代，既是知识收获也仍然沾染大量历史尘埃的一代，既是目标高远同时也不断受挫的一代，这一代人从无知中苏醒，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能性，却在思想与感觉的路上不断遭遇困境：他们懂得战场的惨烈，却也完全没有想到之后面临的无尽悲哀，他们左冲右突，自信而又伤感，他们指望一种美好，却又被告知人世间的残酷，他们学会了理性的立场，却又无法避免摧毁理性的恶习，他们养成了感知世界的个性，却也难以巩固当初的率性，直到最后，他们各自为阵，各奔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