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载】 “昭烈武成王”姜子牙 一、姜太公生平及其出生地之历史考证 姜太公为炎帝神农氏54世孙，伯夷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齐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公元前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出生于东海上
【史记.齐太公世家】；公元前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 姜太公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在唐宋以前，姜太公被历代皇帝封为武圣，唐肃宗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宋真宗时，又封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时期，民间对姜太公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义》小说，从此，姜太公由人变成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
【纵横文化】 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献记载不一，主要是河内说和东海说。 河内说 《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历史上第一个给太公故里定位的是东汉史学家高诱（涿县人）在注 纵横文化释《吕氏春秋?首时》和《淮南子?汜论》时，两度把姜太公注释为“河内汲人”。《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沿者，东海上人。”西晋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专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水经注》载：“（汲县）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常钓于此也。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载在《经》、《传》。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竟茂，相传云：太公故居。” 宋氏著名学者罗泌在所著《路史.发挥》中说：“太公望河内汲人也。”清朝王昶在《金石萃编》载：“去汲县治北二十五里，崇岗巉岩，林木丛茂，有泉滃然，其下距泉复二里许，相传吕太公墓在此，故名其泉为“太公泉”，士人即其建庙以祀焉……”清乾隆二十年《汲县志》载：“太公泉在县治西北二十五里，流十余里，伏流入地。太公泉东，太公之故居也。” 清制作《水经注》附图，对太公泉为太公故里，标示明确。 权威著作《二十四史人物考》对“太公汲人”有明确认定。《河南通志》载：“吕尚墓，在府城（即卫辉府，今日卫辉市）西北太公泉，尚昔避纣居东海之滨，后徒渭滨，封国于齐，还葬于此。”北宋宰相吕蒙正留下族谱，现在可以看到的洛阳《吕氏宗谱》沿袭先人记载《齐太公传系图》称：“太公名尚，字子牙，河南卫辉府汲县人。” 南宋时学者吕祖谦编撰的《吕氏世系谱》、朱熹在《吕氏世系谱序》中称：“商纣之际有吕涓，字子牙，炎帝之裔，河南汲县人。” 台湾《吕氏族谱》记载：“太公于公元前1210年八月末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台北市的《姜太公谱图》记载：“太公望出生在商朝庚丁帝八年已酉八月初三日河南汲县（今卫辉市）……”1990年第三届全国吕尚学术研讨会暨吕氏宗亲会在广州潮州卢岗召开，编辑出版了《吕氏族谱》，族谱写明：“太公吕尚公，河南汲县人。”西晋河内郡汲县县令卢无忌，为太公后裔，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撰有《齐太公吕望表》，文曰：“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该碑虽已失落，但故宫博物院等处藏有不同时期的拓片。《吕望碑》，全称《修太公吕望祠碑》。该碑为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汲郡太守穆子容撰文并正书。该碑虽已失，但卫辉博物馆藏有拓片，《金石萃编?卷三十二》载有全文。碑文正面有：“迢迢岳胤，蔚蔚姜枝。卢元忌置碑僻据山阜，崔瑗刻石枕康衢。”阴面镌刻了尚姓参与立碑的官员和平头百姓约八十余人，是研究姜太公的珍贵实物资料。在太公泉镇前太公泉村姜太公庙内，现保存清朝乾隆巡抚毕沅立的“齐太公故居”碑。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西北地的山岗上有封土高大的姜太公墓，墓前矗立有墓碑，是清朝康熙二十年卫辉知府加伍仲春所立，上刻：“周姜太公茔葬处。” 姜太公第100代孙吕梁先生，广西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数十年从事文史、考古、牒谱研究工作，他经多方考证，1995年撰写了《吕尚新考》，认定：河南卫辉市，是姜太公出生地和墓葬地。1996年4月8日，广东、广西和中州吕氏宗亲会代表团云集太公墓秉诚谒拜，他们说：“卫辉太公泉是姜太公生养死葬之地，我们不愿也不会认错坟山，拜错祖宗。2001年10月台湾姜太公第101代孙姜竹先生的题词是：“河南卫辉姜太公诞生地。” 2001年10月24日—27日，《中华吕姓》座谈会在广东省潮阳市峡山东明大厦举行。广东吕炳雄先生书：“河南卫辉太公泉姜太公诞生地。” 当代太公后裔，2003年出版的《中华吕姓》主编吕心惠（河南登封人）、吕南明（广东人）、研究族史的学者浙江吕连起、吕居清、吕龙德、洛阳人吕明月、吕俊海、登封人吕林等人分别前往太公故里太公泉考察并至太公墓前虔诚祭拜。 著名学者李志清先生写的《姜太公故里在汲县》获中央文明办论文优秀奖，并载入房立中主编的《姜太公全书》一书。近年来，陕西省宝鸡市太公钓鱼台管理处有关人员曾为研究吕尚的籍贯，从豫南吕姓的封地，到古称东海郡的山东郯城考证，均未查到说明吕尚籍贯的史实资料和任何历史遗迹。他们最后来到豫北卫辉，关于吕尚是汲县人，确有多方面的论证依据和历史遗迹。因此，200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百家姓书库?吕》中认定：“卫辉市太公泉为太公故里。” 陕西宝鸡学者胥鼎的论文《姜太公故里及其后裔探讨》刊登在陕西出版社的《姜子牙钓鱼台》一书中，载曰：“汲县城西北十五公里外的太公泉乡前太公泉村，村里有太公泉、太公庙、太公祠、太公墓，这就是姜太公故里。”2002年农历八月初三日，在太公故里（太公泉）举办了中国卫辉首届太公文化节暨太公诞辰纪念大会，来自郑州、山东、北京等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形成共识，一致认定卫辉是姜太公的故里和墓葬地，并定位姜太公为谋圣。专家张新斌同志2006年1月21日，发表题为：“大谋圣姜太公”的文章，文章用充足的证据说明姜太公故里在卫辉无可非议。2005年12月，王振中先生著《牧野大战与姜太公》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充足的史实论证姜太公故里在卫辉是可信的。 东海说 《孟子?离娄上》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高诱注《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后汉书?郡国三》注引《博物记》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水经注.汶水》云：“（汶水）又北过淳于县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水经注?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究竟何说为确，据史籍和当代有关专家的考辨，认为东海说根据较为确凿。东吕乡当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吕、莒本为一字，莒为周代国名，即为现在山东省莒县。东吕乡、东吕里在莒城东面，今属山东省日照市。汉张华《博物志》明确标出：“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西汉的“海曲’则为现在的“日照”。今人杨伯峻对姜太公里籍作了具体的考辨。他说：“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后汉琅邪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注》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又于清河国广川县棘津城，辨其当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谓海曲故城，《通典》称在莒县东，则当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孟子译注?离娄上》）所论有据、甚确。就是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当今山东省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亦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东海上人’之义。据齐国国都，当今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现今日照市。据姜太公分支后裔卢氏宗亲世界研究会（含韩国等国外卢氏）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日照市。当今中国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国防大学著名教授，姜太公后裔姜国柱先生，经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省日照市。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四千年前，日照市两城镇（距市区十八公里），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这是美国考古专家组同山东大学在实地联合考察半年之久得出的结论。作为一代伟人姜太公出生在这样的文化发达地区，应更合乎情理。经综合考证分析认为，姜太公出生地应为山东省日照市。 《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沿者，东海上人。”卫辉市在民国以前属河内郡，1988年以前叫汲县。卫辉附近有与东海相似的“北海”这个地名,有碑文为证。 西晋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专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 2005年发生的一起文物大案，墓葬位于石楼县义牒镇，墓中有53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后据考古专家的鉴定，这个墓的主人就是姜子牙本人，但是由于墓地现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的下葬习俗已经能显示当时风土人情的重要见证已经不复存在 二、姜太公的历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确实称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最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名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师”即“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 唐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象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太公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太公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抵御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太公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 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吕尚所着的怀疑，进一步证实了姜太公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是真实的。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思想方面，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人们称他是兵家权谋思想的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用兵之道时，不能不重视太公的杰出贡献、思想价值。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太公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处于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明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太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三、姜太公思想 吕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响深远。他不仅是开创西周的功臣，而且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的思想、理论、实践博大精深。
1、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姜太公作为中国韬略鼻祖、千古武圣，其文韬武略、经国治军，理民化俗之论、之策、之术，都为后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华夏民族所称颂、效法。 “兵圣”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亦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举例说明：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军事思想的《六韬》论着中《文韬?兵道》记载即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之句；《孙子兵法.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与《六韬?龙韬?论将》中“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龙韬?论将》亦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关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韬》、《六韬》以太公答周文王、周武王之问的形式写作，其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个部分，共六十篇。《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其军事韬略、战争谋略、战法战术、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全面性、创造性、开拓性，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聪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这就使他的军事韬略、谋略颇具全面性、深刻性、精辟性，因而为历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著作，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二千多年来，《六韬》与其它“武经”一样，从先秦至现代，不断有人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在新时代更加辉煌。
2、权谋思想
《六韬.文韬.文师》最后有一段姜太公的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是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灭商兴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谋思想。因为，最大的权谋莫过于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国家政权是军事谋略的根本。这一思想，除《文师》外，在《发启》、《文启》、《顺启》等篇中也都反复论述这个道理。太公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便可以收揽、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基于这种认识，《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已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本思想亦在齐国的实践中贯彻、实现了这一思想。这是其它所有军事谋略家所没有的。可见，《六韬》一书的上述内容，与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相符。
3、爱民思想
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表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为了爱民。《六韬.文韬.国务》云：“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反而无苦，喜而无怒。'”从上我们不难看出，“爱民”思想之深，在先秦军事、政治和诸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爱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齐立国之后，真正把“爱民”思想贯彻到建国的实践当中去，这就是齐国的富民政策。
4、顺民思想
姜太公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有民则有国，无民则何国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顺民就是“重民”、“贵民”。如果国君、人臣和各级官吏，不以民为本，以民事为务，而敲剥、残害民众，就会使民众离心离德，离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过自己长期生活在民众中的亲自实历，不断观察，精心研究，对于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识，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国治国之中，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收服民心，使万民归心。对如何安静、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民众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业。君主能与民众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静，民众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顺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传教化，感代民众。民众被教化、受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说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成就万物，民众无需给予而能自己富庶，这就是对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根本道理所在。
5、举贤思想
《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两篇，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贤尚功是姜太公“国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六韬.文韬.上贤》云：“太公曰：‘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举贤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又正式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举贤而上功”。
6、六守三宝
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周到、精辟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群昌；三宝完则国安。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或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确保财货正常流通、赋税正常缴纳，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种开源节流的经济、货币政策，实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故要农、工、商并重，协调发展，使人民有业可从，衣食饱暖，器具足用，财货流通，财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宝”思想，不仅是周朝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而且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政治、物质基础。此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延续至当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钱币与布帛不断流通，聚散适宜，无积滞，无匮乏。国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 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姜太公的生财之道，理财之策，即开源节流之制，是富民强国之道，为万世治国兴邦之正道，万事不易之治道，故为万世法。
四、千秋功业，后人称赞
姜太公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入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已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已论，颂扬其功。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 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 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对姜太公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辱，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齐鲁文化是主要来源，集中代表了炎黄这一思想体系的传统文明。在远古时代，炎帝、黄帝为首的两个部落，已开始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在周初，代表这两个部族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一个是封于齐国的炎帝后裔姜太公，一个是封于鲁国的黄帝后裔周公旦。我们说，假如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是战胜了，也难以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现在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确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对于深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齐鲁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姜太公享年考】 姜太公是殷周交替时的一个关键人物。以往，有关他的享年，从八九十岁到一百三四十岁⑴，什么说法都有。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有限，更重要的还是缺少一个可资参照的年表。另外，有关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且与太公享年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回了一个“失落的年表”⑵，我们正可据以进行新的探索。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只能算作断代工程的“拾余”，所以，也可从一个侧面对“新年表”的正确性和适用程度，起到一定的检验作用。
一、太公享年的大体范围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书》、《易经》、《诗经》、甲骨文、金文等，没有明确涉及太公年龄的内容。战国至两汉的著述，多把初见周文王时的姜太公，说成是一位老者，尽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韩诗外传》里就说：初见文王时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尉缭子》里说：“太公望”年过七十“及遇文王”。《孟子》说：太公和叔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楚辞》说：“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史记》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淮南子》说：“吕尚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衿。以类相慕。”《说苑》里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等等。 然而，近日见到网上有一篇名为《姜太公之高寿》的文章（见新乡历史文化专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文中说： 顾颉刚先生的《太公望年寿》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姜太公年寿数，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太公”原意为“老太爷”，但后人误以为太公是长寿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误以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岁（似应为八十岁）的老人。而且从《诗经?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中所描写的战争场面和搏击的迅勇情况看，九十岁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顾颉刚推测，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 我们认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体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并且觉得，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是很难让人信从的，明显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说太公高寿“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不妥。正如我们前面所举，荀子、尉缭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战国时人，又都说过太公高寿，但却无一人是“齐国游士”者。
其次，仅据《诗经.大雅.大明》里的诗句“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描写，就认为“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显然是想象的成分过多了。历史上老当益壮征战沙场的人不胜枚举。况且，“鹰扬”一词，恐怕关键还要落实在一个“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实际上也就是说，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时是二十岁左右。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阅历和韬略从何而来？“吕牙在殷”和“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⑶该怎么解释？尤其是太公的女儿邑姜为“周王妃”（详后），也都没了着落。
第四，《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说法还要长些，当另有所据，比如齐国的“史记”--《齐乘》之类。因为，司马迁是没有可能看到《汲冢书.竹书纪年》里所说，齐太公卒于周康王六年的。 总之，把“渭水垂钓”⑷时得遇周文王的姜太公定位成一位老者，并把他的享年初步定位于百年以上，无论是从情理上推想，还是从史料上参照，都要更妥当些。
二、关于文王的在位时限
为了进一步研究姜太公的享年，需要先确定一个“参照系”，就是周文王的在位时间。因为，就目前所知，惟独周文王的在位状况，与姜太公的生平有比较明确的“系年”关系。 有关周文王的在位情况，《尚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吕氏春秋.制乐》说：“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这是说执政时间长短的。《古本竹书纪年》说：文丁（即殷纣王的祖父）十一年“王杀季历（文王的父亲）”，这是和文王即位有关的记载。有了这两项史料，再参照“断代工程”的新年表--文丁在位为十一年，即公元前1112--1102年，公元前1101年其子帝乙（即帝纣的父亲）即位，我们就可以把文王的在位期限，也定在公元前1101--1050年了。另外，对于文王的卒年，也可以直接采用倪德卫先生的研究成果。倪先生依据《逸周书第二十三小开解》、刘歆《世经》等当中的有关天象，所得研究结论也说：“文王五十年，是公元前1050年。” 把文王在位的第五十年定于公元前1050年，可使许多事件获得明确而合理的解释。首先是文王改元的时间。以往，有关牧野大战之“十一年”（或十三年），是文王十一年，还是武王即位后改元的十一年，一直悬而未决。现在，把文王终年定位于公元前1050年，就等于排除了武王即位改元“十一年”的可能性。因为，从公元前1101文王即位到公元前1046武王克商，中间也就五十五年，是容不下文王执政五十年再加上武王改元“十一年”，共六十一年的。
四、太公享年考略
要想确定姜太公的享年，我们以为须待讨论的关键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三个：一是太公前往西歧投靠文王时的那一年，年龄是多大？二是那一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三是太公卒于何年？先谈第一个问题，《荀子?君道篇》里说： 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以为亲邪？则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为故耶？则未尝相识也。以为好丽耶？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 接下来，在《韩诗外传》里，亦有“以为娇好耶，则太公年七十二，浑然齿堕矣”等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不同的仅是把“州人”改成了“舟人”。再稍晚，《史记滑稽列传》里，也有类似的说法： 《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 由三宗史料可以看到，在荀况、韩婴和司马迁的心目中，太公见文王时的年龄，都是七十二岁。尤其是荀况，虽为赵人，但曾三作“稷下领袖”，其言必定源自齐人或齐典。那么，这一“认定”，能和其它有关的典籍相容吗？我们说，可以的。比如，《说苑》里有“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⑻的话。《说苑尊贤》里有：“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这里“年七十钓于渭渚”、“年七十而相周”中的七十，因系整数，故可视其为约数。又如《尉缭子?武议篇》里有：“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非‘武议’安能此合也？”这里所说的“过七十余而主不听”后“及遇文王”，也是支持太公投靠文王时是七十二岁的。当然，不同的说法也有，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太公八十而遇文王”，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比较晚近，其中多有文学夸张的性质。如李白的《梁甫吟》里，就有“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的句子，有论者也把其当着史料信从⑼，或是把“姜太公时年八十有三”当作史料应用⑽，就不足取了。二是有人主张“‘七十’、‘七十二’、‘七十余’均非具体数字，乃我国古代表示‘至大无极’的一种神秘数字”⑾。落实到年龄上，如前所述，认为是古人用以表示年长的意思，并不能代表姜太公的年龄，太公当时的年龄应更小许多。我们以为，把七十二岁减少十岁，或者二三十岁，也许并不影响太公老骥伏枥的形象，甚至从生理上说，还更加合乎常情，比如牧野大战之时他可以更年轻些。然而，仅凭想象得到一个数字，既无新发现的史料支持，又和现有文献记载相抵触，恐怕也是不足取的。 第二，是太公投靠文王的具体年分。据前面“文王在位时间”的讨论可知，机动的范围并不大，也就是文王被从羑里放归到其卒年，即公元前1056--1050共七个年头的初年或次年。因为，即使排除神话性质的“同梦说”⑿不论，参照《尚书大传》的“羑里营救说”、《楚辞?天问》的“屠市偶识说”以及《鬼谷子?忤合第六》的“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等史料，都不难想象得到，太公和文王的相识，并非始于渭水之阳的鱼钓。《太公六韬》和《史记周本纪》里说的，太公和文王的初遇，是因文王做了一个梦，又经卜师占卜，结果果然在荒山野岸遇到了“坐茅以渔”的太公，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信从的。比较之下，还是宁可相信《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话： 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须密、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另外，在《说苑?指武》篇里，还有细节的记载：“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讨论到此，初步的结论已经有了：即太公投靠文王之年，最大的可能应是文王从羑里回归的初年，即公元前1056年。这年他是72岁；72加上1056，姜太公应生于公元前的1128年。 第三，是太公的卒年，相关的史料主要也是两种。一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一是《古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今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薨”。不难看到，司马迁的说法是“盖”字当头，无从追索；而《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定位明确，毫不含糊。问题是，《竹书纪年》的这一记载，可信程度又如何呢？须得作进一步的考证。 众所周知，出土于西晋汲郡（今卫辉市）古冢的《竹书纪年》，宋代时已经亡佚。今天所流行的本子，无论是“今本”还是“古本”，都是后人依据西晋以后的各种史籍汇集而成，难免真伪互见，参差不齐。不过，所幸的是，有关太公卒年的记载，却是实证仍在，而且来路明确的。所谓实证，就是著名的“齐太公吕望表”碑文，碑文中有：“（晋）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藏书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百一十余岁。”文中的“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正是今、古二本汇集之源。原碑虽已丢失，但“下真迹一等”的拓片，各大博物馆均有收藏。所谓来路明确，又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该碑的落款清晰--“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太康十年是公元289年，距汲冢被盗的太康二年（一说太康元年或咸宁五年），中间只有八年。另据《晋书》束皙、荀勖、卫恒等人的列传，《汲冢书》原为“蝌蚪文”竹简，随即被转运收藏到了朝廷秘府，翻译过程有相当的时间。立碑人卢无忌，应是在京都洛阳的秘府，亲自目验了那支（或为两支）“四十字”⒀的牍简。碑文中有“太公之裔孙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的文字，可为佐证。二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公元前213年，“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是在公元前299年，也就是说，《汲冢书》确是在地下埋了近六百年的战国真迹；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至少确是战国时期，约略与荀子同时的魏国人的看法。 查核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周康王六年是公元前1015年，太公的享年应为公元前1128年--1015年，即113岁。它和“齐太公吕望表”中所说的，“盖寿百一十余岁”也是相应而不悖的。此外，还可以参照《吕氏家谱》、太公故里（今卫辉市太公泉镇）人对始祖太公的祭祀，续加说明：太公的诞辰是农历八月初三，冥诞是农历十月二十。一生经历了商武乙、文丁、帝乙，帝纣和周武王、成王、康王等七代王朝，服务了包括殷帝乙、纣王和周文王在内的五位帝君。可以说，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唐叔虞是成王的同胞幼弟。《左传?昭公元年》说：“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尔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史记?晋世家》说：“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与唐叔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封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尔。’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我们姑且不论故事中的“神话”部分，是当时的人编造或是其后不久的人附会。还是同样的理由，若说唐叔也系和武王年龄相仿佛的后妃所生，就更不易解释：何以武王和该王后结婚二十年内（时间或许还更长）一直未曾生育王子，而是过了四十岁却一生再生？现在，若是把王后定位于晚嫁的邑姜，就简单多了。邑姜正当青春年少，先生了成王，隔年又生唐叔虞，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小结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决断武王伐纣时间和相关各王年表时，尽管充分考虑了文献学方面的因素，但未必能把姜太公的享年问题作为重点溶入其中。我们另辟蹊径，着重引入大姒和邑姜两个人物，推断出的太公享年，能和一些重大事件以及王年协调，既能说明自己的结论接近史实，也能从一个小的侧面说明新年表的可信。 归纳以上探讨可以小结以下三点：一是文王的享年为六十二岁（公元前1112--1050年），即位之年为公元前1101年，两年后“帝乙归妹”，再过三年生武王，武王的享年合于五十四岁；受命之年（公元前1056年）为五十六岁，合于“文王受命为中身”的记载。二是考定了太公的生辰为公元前1128年，即殷武乙二十年农历八月初三，卒于公元前1015年，即周康王六年农历十月二十日，享年113岁，排除了诸如“生于殷庚丁年间”等种种不实的说法。三是连带探讨了邑姜适嫁武王之年，不但为金文断代中的“王姜”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也为流传了三千年的“桐叶封弟”故事开辟了思路。当然，这里仅仅是一些比较粗浅的认识，真正的结论，还有待于专家们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评论】 姜子牙少壮穷困卑贱，直到老年才遇文王、武王，得展抱负，是所谓大器晚成的典型。他先后垂钓、卖食、屠牛、卖卜，是妇之逐夫，又是不售的佣役，久处最下层，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人间辛酸无不体味，世上冷暖尽已备尝。 许由是古代的高士。孔子将姜尚同许由相比：“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以拯横流、利天下为己任，所以姜尚久求进身用世的机遇而不以独善其身为足。姜尚走遍各地，尽访诸侯，寻祖迹于申、吕故地，观风俗于夷、夏旧族；他几度出入周国、殷都，如岐阳、丰邑、孟津、朝歌、牧野等地，多次回顾商汤、夏桀的成败得失。他以演《易》之术教西伯于羑里，并教西伯脱身羑里之囚；又劝西伯献洛西之地，以换取纣王废止炮烙等酷刑。但直至文王渭水访贤以后，姜尚方才开始了他“兼利天下”的大业。历代典籍对太公历史地位的公认，充分说明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其思想理论的博大精深。
【姜太公典故】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当时，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 姜太公钓鱼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 一般人钓鱼，都是用弯钩，上面接着有香味的饵食，然后把它沉在水里，诱骗鱼儿上钩。但太公的钓钩是直的，上面不挂鱼饵，也不沉到水里，并且离水面三尺高。他一边高高举起钓竿，一边自言自语道：“不想活的鱼儿呀，你们愿意的话，就自己上钩吧!” 一天，有个打柴的来到溪边，见太公用不放鱼饵的直钩在水面上钓鱼，便对他说：“老先生，像你这样钓鱼，100年也钓不到一条鱼的!” 太公举了举钓竿，说：“对你说实话吧!‘我不是为了钓到鱼，而是为了钓到王与侯!” 太公奇特的钓鱼方法，终于传到了姬昌那里。姬昌知道后，派一名士兵去叫他来。但太公并不理睬这个士兵，只顾自己钓鱼，并自言自语道：“钓啊，钓啊，鱼儿不上钩，虾儿来胡闹！” 姬昌听了士兵的禀报后，改派一名官员去请太公来。可是太公依然不答理，边钓边说：“钓啊，钓啊，大鱼不上钩，小鱼别胡闹!”姬昌这才意识到，这个钓者必是位贤才，要亲自去请他才对。于是他吃了三天素，洗了澡换了衣服，带着厚礼，前往番溪去聘请太公。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 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盼望先生)久矣！” 太公见他诚心诚意来聘请自己，便答应为他效力。 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后来，姜尚辅佐文王，兴邦立国，还帮助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 灭掉了商朝，被武王封于齐地，实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
【姜太公遗迹】 卫辉太公遗迹 卫辉的太公胜迹，不仅数量多，而且历史悠久。《水经注》中“太公泉”即卫辉西北的太公泉镇。 姜太公祠太公碑刻：依文献载太公碑刻有六：一是东汉汲令崔瑗的“创建太公庙碑”，这在《水经注》中有明载。二是晋太康十年（289）汲令卢无忌“齐太公吕望表”碑。碑文云：“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于是太公裔孙、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磻溪之下，旧有坛场，兴今堕废，荒而不治。……遂修复旧村，言名计偕，镌石勒表，以彰显烈。”该碑原立于太公泉旁的太公庙内，明万历二十年移府署，清嘉庆四年（1799）又置于学宫，后下落不明。其碑拓不仅尚存，碑文亦录入县志以及《金石萃编》等书。三是东魏武定八年（550）汲郡太守穆子容“修太公吕望祠碑”。该碑云：“太公胤孙……等，率亲党更营碑词，以博望之亭，形胜之所，临沧谷，东带濮川，构宫镌石。”该碑原立于太公泉，后数次迁移，下落不明。但乾隆十二年（1755）《汲县志》，保留有碑刻全文。四是明万历时的“齐太公故居”碑，存于太公庙内。五是清康熙二十年（1681）“姜太公茔葬处”碑，现存于太公墓前。六是清乾隆十三年（1748）巡抚毕源的“修太公庙碑”，亦保存至今。 太公庙：依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卫辉的太公庙有五处，一是太公泉村的太公庙，依《水经注》载，其创修于东汉，晋代重修，明代则督修正殿五间，清代复修并以石碑明示，这里为“太公故居”。现存建筑座北朝南，分二进院落，首进有山门与围墙，次进为二门，东西陪殿各3间，正殿内有太公塑像。总占地达1.2顷，建筑面积315平方米，为中州名儒李敏修于民国初年复建。二是卫辉市区老城熟肉火街北头有太公庙，今尚存。三是汲县古县治所所在地，今卫辉市孙杏村乡汲城村东门北侧建有太公庙，方志载其建于汉代，今已无存。四是卫辉市区老城西门月城内建有太公庙，今已无存。五是卫辉市区西的八里屯村建有太公庙，今已无存。 太公殿：在卫辉市的一些庙宇中，志列有太公殿。如市区西北十里乾隆庙北侧，附设有太公殿，今尚存。别一处为市区老城西关马市街的玄帝庙内建有太公殿，今已无存。 太公祠：位于卫辉市太公泉村，其初创于东汉，原有大殿五间、配殿三间，石坊、山门以及古柏等，今已无存。现公复建姜太公祠大殿三间，并供奉太公铜像一尊。 太公墓：位于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西1公里的黄土岗上。《金石萃编》载：“去汲县（今卫辉）城西北三十里，崇岗峻岩，林木丛茂，有泉翁然，其下距泉复二里许，相传吕太公墓在此，士人即其建庙以祀焉”。《河南通志》：“在府城西北太公泉，尚昔避居东海之滨，后徙渭滨，封国于齐，归葬于此”。该墓墓前，仍保留有清康熙时所立“姜太公茔葬处”碑，新立有“姜太公吕尚之墓”碑，新修有青石甬道，以及仿汉阙门。 太公钓鱼台：位于卫辉市太公泉镇太公泉村西。《水经注》称其为“石夹水”，又名磻溪，传为“太公钓鱼处”。现仍保留有较大水面，并保留有清乾隆时毕源所立“太公钓鱼处”碑。2002年夏，还在池水旁新塑有“太公钓鱼”铜铸塑像，并于同年太公诞辰日举办了“首届太公文化节”。
【姜太公后裔姓氏】 姜太公后裔姓氏繁多，大致上有以下姓氏：姜姓、吕姓、丁姓、高姓、齐姓、卢姓、邱姓、丘姓、庆姓、贺姓、桓姓、查姓、柯姓、年姓、柴姓、崔姓、骆姓、章姓、聂姓、国姓、高堂姓、太公姓、卢蒲姓、淳于姓、厉姓、易姓、青姓等等。 钓鱼台：（南皮）县城西五公里处有一村，名钓鱼台（1983年划入泊头市）。相传商代纣王，荒淫无道，建筑鹿台。下大夫姜子牙直言相谏，触怒纣王，欲杀子牙。子牙气愤逃走，隐居此地，常在水边钓鱼。周文王访知子牙乃贤士，遂以礼相聘。封为太师。因辅佐文王之子武王伐纣灭商有功，封为齐侯。后来，把姜子牙垂钓的地方和村名，称为钓鱼台。——引自河北省《南皮县志》第九篇《民情习俗》第9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