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55年底，陈云向全国宣布，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于1957年底完成，这比毛泽东两个月前说的“准备几年”，已经大大加快了步伐。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向人们提出一个更短的时间，要在1956年完成改造工作。这是快马加鞭。
一个期限提出来了，马上会被另一个更快的日期取代，而且愈来愈快，时间愈缩愈短。 “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一场短跑竞赛。
1956年1月上旬，当《人民日报》还在告诫人们，不要为了加速改造而盲目合并企业时，北京却以电火行空的速度，在几天之内，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紧接着，手工业也奇迹般地在1月11日、12日完成了合作化。人们开始兴高采烈地谈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了。1月15日，北京各界群众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了大会。上海、武汉不甘后人，急起直追，也宣布将在几天内完成改造。
这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运动也采取了以往“运动”的常见方式，先是政治动员，部署。然后是召开大会，积极分子们纷纷上台表态，最后批评落后，大会在口号声中落幕。然后是敲锣打鼓，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完成。
当时的工商业者，广州市民主建国会的郭宏威回忆说：“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在全体会员大会上，同志们纷纷上台表示：除自己企业无条件与行家一起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外，还以增资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实际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用房地产增资的共有111间，其中较多的有周宝芬同志61间；吴荣贵同志21间。用现金、公债、实物等增资的有黄长水、陈祖沛、周康年等 40位同志，增资金额达到1700多万元。较为突出的有陈祖沛同志将香港大成行资金港币10万元，机械设备折价港币23万元，并推动南星行资方现金港币 80万元；推动他岳父的投资款6.5万元，全部投入公私合营；周康年同志推动资方将广州和天津两企业的历年红利、股息、公债和现金26万元投入合营。”
与现在的国营企业，或者国有股份制企业不同，1956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运动，目标针对的实际是城市中小工商业。一方面，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发展出成规模的大型工业企业，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完全依赖国家投资，早就已经是国营企业。但其实像瑞蚨祥布店，东来顺涮羊肉等等企业，建国60年的历史证明，国营的方式，经营效率并不高。
陈云对此也有所警惕，他在北京市宣告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之后的一次国务会议上说，“北京有个‘东来顺‘，涮羊肉很有名，现在不好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它原先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五十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又如北京"全聚德"用的鸭子，原来从小喂起， 大概要喂一百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给它劳改农场养的老鸭子，烤的鸭子就不好吃了。”
1956年，仅用了最开始的一个月时间，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这场改造早已经进行多年，这一个月，是用敲锣打鼓和燃放鞭炮，为最后的资本主义送别。
当年2月3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从积极的方面说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一亿九千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一亿九千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这笔钱如不好好利用，就很可惜。开了这样的会，毛主席也讲了话，假如不利用这笔财产来好好经营，那就多此一举，没有意思。把财产‘共’过来，是要更好为国家服务，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广东地方工业少，广州是商业城市，共产过来，就要发展生产，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城市。”
事实上，从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城市工商业阶级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对城市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1956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实在是建国以后一系列措施的必然结果。
国家既然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就要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在与国家做生意的过程中“占国家便宜”，更何况，资产阶级的剥削和超额利润，本就是社会主义所不能接受的。
公私合营，再加上利用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对国营工业企业建设的强力支持， 到1955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59％上升到63％，合作社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4％上升到5％，公私合营工业 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12％上升到 16％；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则由1954年的25％下降为16％。全国私营工业有3000余户转为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全国共有18万户私营商店转为公 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在纯商业机构的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公私合营商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74％上升到82％。
同时，农村的公私合营也已经展开。1955年，以批判"小脚女人走路"、"右倾保守思想"为先导，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5年底，已有不少省、市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占全国总农户的 64.9%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高潮的到来，意味着有五亿人口的农村最终抛弃了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割断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的阶级力量的对比；这就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使资产阶级更感到处境孤立，除去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以外，再没有其它的出路。
1955年10月，毛泽东会见工商界代表时表示，“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3到4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被定义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过渡时期”，终于有了相对明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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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末日2009-08-08 19:44
国企民企可互补——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谈公私合营
章立凡（章立凡博客），出生于1950年。其父为著名经济学家，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为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50年代曾任粮食部长，后又发起成立全国工商联。章立凡先生则是中国近代史学者，近年来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的历史。在章立凡先生看来，50年代的“公私合营”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回忆，其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一直绵延至今。
网易新闻：您个人开始对公私合营这个话题感兴趣是什么原因？
章：当然有上一代的原因了。我父亲当时是民建的创办人，民建主要是民族工商工业者的一个团体，49年以后，他又参与创建工商联。所以我在研究他的历史过程中比较注意公私合营这一块。因为这一块对后来的中国经济结构影响非常巨大。我父亲，他是国家干部，同时又是民建和工商联的负责人，他从政府的角度来发表一些对国家政策的解释和观点，但是他自己并不是所有都接受，涉及到公私合营，他在40年代就主张国企民企相互配合互补，工业要立体发展而非平面发展，国企和民企不要平面竞争，而是要有机结合。但是他也同意将来有一天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时候资本家把企业交给国家。
网易新闻：公私合营，或者说社会主义改造，是如何启动的呢？
按今天的市场经济考察，原来是私人资本，然后有公股结构，然后变成了一个公私合营公司。但经营不是以公司分红的方式，而是以定息方式来支付，以年息5%给私股股东支付股息。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赎买，赎买的概念其实和公私合营的概念是有冲突的。赎买是说到时这个股份就不给你了。当时全国各个公司的股份做了一个评估，总共是24.2亿，领取定息的股东114.2万人。但是全国私企到底值多少钱，则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
网易新闻：能形容一下这种政治压力么？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怎样的感受才算政治压力？
章：在这之前搞了三反五反运动，把全体私营企业主分成了完全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基本守法户，完全守法户，很多档次，这个运动整到一半就整不下去了，一个是因为自杀的人太多，一个是全国经济滑坡，正常的生产和经营都没法进行了。这个运动是1952年一月份开始的，等到四、五月的时候就开始纠偏了，到十月就停止了，停止是因为当时地方上很多主管的大员向中央告急，市面都非常萧条了，生产都停顿了，这也打击了资本家继续经营的信心。
网易新闻：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开搞全行业公私合营，实际上公私合营在56年开始谈，但在56年以前就开始搞了。这前后从公司管理的角度看有什么不同？
章：不一样的地方在“私方有管理权”，而且这些企业都是有比较高利润的企业，所以股东股息也给得比较高。像民生公司，合营以后股息是8%，高于后来的5%，其他的情况可能还需要调查。
网易新闻：公股代表进来以后对公司管理有什么影响？
章：这些人大部分没有搞过管理，就是从部队从政府机构调过去的干部，并不尊重原来私方管理人员的管理经验和知识，按自己的意志来指挥，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很普遍。公股代表有很多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所以利用阶级斗争方式发动工人职员对私方施加压力，私方失去了原有的管理权发言权，民生公司后来的总经理谈到这里就说卢作孚概念里的公私合营和我们的不一样，卢作孚是认为公方资金进来，管理还是他们，但是我们要把民生公司引入社会主义，国家要控制起来，最终达到的就是在所有的跟国计民生有关的行业里面国家的全面垄断全面负责。
网易新闻：实际上，公私合营是建国以后的一贯政策吧？
章：49年就已经开始公私合营了，到55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公私合营，56年叫做全行业公私合营，无论大小、盈亏，都公私合营，这就有人欢喜有人愁了，欢喜的人可能觉得原来的经营太难了，年年亏损，还不如合营了拿点股息，有的人觉得自己经营那么多年一下子都不是自己的了，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着老婆哭，上海永安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个情况。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每个月评下来定息就几块钱，真正的大老板可能会比较多，几百上千的，但是90%多的工商业者每个月就是几块钱。当时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帽子很尴尬，因为还要顶一个剥削的帽子，当时当资本家在社会上是不光彩的，不像现在说自己是民营企业家就很牛，那时是见人矮三分的。很多人就觉得不要这个定息行不行，到了1957年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老板叫李芳年提出一个方案，政府发现22亿公债，一次性把所有资本家的股权全部拿走，二十年还本付息，从此这些人就别叫资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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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末日2009-08-08 19:46
公私合营中的中华老字号
冠生园
冠生园，创建于1918年，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名牌老字号企业。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冠生园”和“大白兔”。
1918年，上海民族资本家冼冠生开了一家自产自销糖果、蜜饯和各类糕点的食品店。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冠生园。1928年，冼冠生沿长江而上，到南京、武汉、成都等地开设了十几家分店，这些分店无论是经营的产品还是经营理念，均沿袭着总店的策略。1956年，上海冠生园总店进行公私化合营，从此成为国有企业。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冠生园分店，也均被当地政府收编改造，从此冠生园们成为既无资产关系，也无业务往来的各自独立的企业，只有冠生园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据调查，目前中国存在的冠生园分店大约有十几家。
全聚德
全聚德公司于1864年，由河北冀县杨家寨人杨寿山创立。当时他盘下了北京前门肉市街一家濒临倒闭的干果店，立新字号为“全聚德”，开始经营烤鸭子和烤炉肉。经过一番发展，清朝时全聚德就第一家盖起二层小楼，所以全聚德被称为“天下第一楼”。
到1952年，杨家第四代传人为了维持企业发展，把嫁妆和家里的财产都卖掉来维持经营，可是局面还是很难改观。全聚德的歇业请求被交到了北京市政府，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像全聚德这样的品牌企业必须保留，政府应该给予支持。就这样北京市政府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在1952年对全聚德先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政府持有50%的股份。1993年，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全聚德成立了集团公司，多家国有企业入股全聚德。2007年11月，全聚德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全聚德集团直营店由重组前的4家，发展到现在的16家，营业收入从2004年的4.4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11.12亿元。（详细）
同仁堂
北京同仁堂始创于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至今已有330多年的历史。1723年，清雍正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其后同仁堂独办官药188年，历经八代皇帝。自制名药有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乌鸡白凤丸。
1954年公私合营，总经理是十三代子孙乐松生，1955年乐松生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1957年成立同仁堂中药提炼厂。1991年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1998年，中国全国总工会授予同仁堂“全国五一奖状”。1997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999年成立同仁堂发展委员会。2000年10月分拆同仁堂科技在香港创业版上市。2005年，同仁堂以一亿零六百万人民币投标并购拥有147年历史的天津狗不理包子店。
稻香村
苏州稻香村是一家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以经营中式糕点食品为著名。始创于清代乾隆38年（1773年），特色糕点为苏式月饼。北京稻香村，始创于光绪21年（1895年）。1953年底开始，大量食品店关门，苏州稻香村幸运的保留了下来。1954年1月，中财委提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同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提出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地方工业和手工业。自此，苏州稻香村等老字号，亦开始加入公私合营阵营。
1956年1月，稻香村正式参加公私合营；1958年6月在大跃进高潮中，稻香村及许多老字号企业一起并入平江区糖果糕点厂（苏州糕点厂前身）。1962年为恢复稻香村前店后坊，保持该店的名产特色，稻香村划出独立。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稻香村更名为红太阳，再次并入苏州糕点厂。1978年3月，在停用12年后，稻香村这个始创于清乾隆年间的老字号终得恢复，店址搬至苏州观前街35号。（详细）
公私合营证书（九芝堂供图更多老照片 >>）
九芝堂
九芝堂，全称“长沙九芝堂（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1650年（清顺治七年），由江苏吴县人劳澄在长沙创建，是中国著名的老字号。1956年1月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劳九芝堂第一批敲锣打鼓开始公私合营，并改名“劳九芝堂药店总店”，劳端生出任资方副经理。4月，位于长沙坡子街的铺面改为“公私合营九芝制药厂门市部”。
1992年，出于对中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原商业部、国内贸易部专门开展了搜集和整理中华老字号资料的工作，并对1600多家老字号企业授予“中华老字号”荣誉，颁发牌匾和证书，九芝堂就是其中之一。当年，长沙市中药一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改厂名为长沙九芝堂制药厂。1999年5月以长沙九芝堂（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详细）
瑞蚨祥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开业于清朝光绪19年（1893年）。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华老字号，为旧京城“八大祥”之首。北京城流传多年的歌谣“头顶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踩内联升”是对瑞蚨祥名满京城的生动写照。
1949年1月，北平（北京）和平解放，瑞蚨祥担心好不容易攒下来的财产被解放军没收。可同年4月，解放军发布了布告称：没收官僚资本，民族工商企业承认其所有权，可自由经营。
1949年，投机活动猖獗，主要集中在粮食、煤炭和布匹领域。而纱布更是一天一个价。6月21日到25日4天期间，纱布价格上涨了34%.这样，以卖布为主的瑞蚨祥获得不菲收入。存货的价值也成几倍甚至几十倍迅速飙升。这样瑞蚨祥可以有足够的资本进货的多样性。如此就不难理解，那匹妆点了开国大典的黄绸，瑞蚨祥是一定拿得出来的。1954年，瑞蚨祥响应政府的号召，实行了公私合营。后来，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经济困难时期的平庸。2001年，这家百年老店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开始多元化经营。到今天，瑞蚨祥依然作为一个金字招牌存在，但昔日富甲天下的气魄，已成历史。（详细）
内联升
内联升始建于公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以制作朝靴起家。内联升以生产经营传统产品千层底布鞋而闻名中外，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手工布鞋生产经营企业。1953年开始公私合营改造时，内联升正好创办100周年。1953年国家队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联升的经营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公私合营挽救了内联升。一直以“打坐轿人主意”的内联升全面开始“为工农兵服务”。昔日“坐轿人”穿的靴子，从此与其他计划经济下无数同质化的产品没有区别。虽然作为一家拥有悠久历史的老字号，其品牌意义和价值大打折扣，但内联升毕竟活下来了。
2008年，已经完成体制改革变身“有限责任公司”七年有余的内敛升迎来了新的契机，为奥运会、残奥会提供全部礼仪小姐的颁奖用鞋。（详细）
东来顺
东来顺创始人是位名叫丁德山的回民。1903年，他在东安市场里摆摊出售羊肉杂面和荞麦面切糕，以后又增添了贴饼子和粥。由于生意日渐兴隆，便取“来自京东，一切顺利”的意思，正式挂起东来顺粥摊的招牌。到三四十年代，东来顺的涮羊肉己驰名京城。
1955年，东来顺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实现公私合资。党和政府为了发展民族事业，发扬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传统，对东来顺进行了大力的扶持和帮助。从此，东来顺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职工队伍更加整齐，技术力量更加雄厚。东来顺饭庄不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品尝清真风味佳肴的就餐场所，也是社会名流荟萃的风雅之地，同时还经常承担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外国元首、政要的任务。2003年，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市商委的直接领导与支持下，东来顺集团公司正式成立。 (本文来源：网易 )
世界的末日2009-08-08 19:48
后"公私合营"大事记
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果断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
1954年9月2日，政务院第二百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 条例第九条规定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经营管理。
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初，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分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全国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
1982年，当年通过的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当时，国家只允许没有雇佣的劳动者即个体经济的存在，并“通过行政管理，对个体经济实行指导、帮助和监督”。
1987年，当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将村委会界定为农民自己的组织，而不是一级政府，村庄干部也随之转变为民间社会的一部分。行政体制由国家权力系统严格控制，私营企业主属于体制外人员，几乎没有进入的可能，私营企业主担任乡镇书记的事例（如辽宁省海城市）是极为特殊的。
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首次出现了私营经济概念，承认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修正案第一条指出，宪法第11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私营企业在经历了20多年的取缔之后再次获得了合法地位。
1988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条例规定私营经济主要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存在着雇佣劳动关系、雇工在8人以上的经济成分。
1989年8月，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指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1992年，党的14大将过去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
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6条做了相应修改，指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出台，对私营经济不再加以人数上的限制。
1999年，全国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增长到150.9万户，占内资企业总数的20.2%，同期国有企业为165万户，同比为22.1%。比重最大的是集体企业，为317.2万户，占42.5%。
200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江泽民在大会上明确指出，私营企业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之一，"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江泽民的这一讲话精神已经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和中*****章。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首次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修正后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2003年，新华社发表文章称调查显示，29.9％的私营企业家是中*****员；而在1993年第一次对全国私营企业家进行抽样调查时，这个比例是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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