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最希望的死亡方式就是能死在舞台上，而不是家里的床或者沙发上。对于一个音乐家，舞台就是他的战场，能在战场上死去，是最好的结束。
在中国流行音乐走入低潮的时候，我们的摇滚已历经20年的历程。回顾这二十年，我们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有了摇滚乐，也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有了各种摇滚乐。但遗憾的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革命性的声音在这二十年中只发生过一次。
我们一直在怀念1986年北京工体那个沸腾的夜晚，那个穿长褂、弹吉他的青年，那个高歌“一无所有”的邋遢男人，那个中国的“摇滚教父”。已经跨过了男人四十的不惑门槛，崔健，这位中国摇滚的奠基者，在新世纪里吹响了“真唱运动”的号角，再次以惊人的活力奔跑在中国摇滚的新长征路上。
崔健，似乎是专门为中国的摇滚乐而诞生的天才，1986年，崔健用《一无所有》宣布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声音，它也是开放了的中国青年人观念发生变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崔健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中国式的摇滚的表达方式，崔健的摇滚表现了80年代青年人潜意识里所要表达的东西，他用摇滚乐这种方式感召了这一代人，这一点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日益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崔健的摇滚涵盖了这二十年。
崔健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 父亲和母亲都是文艺工作者。从十四岁起，崔健跟随父亲学习小号演奏。1981年，他被北京交响乐团招收为小号演奏员，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
在北京交响乐团工作的六年当中，崔健开始歌曲的写作。他与另外六位乐手成立了“七合板”乐队。这是中国同类乐队中较早的一支。1986年，崔健写出第一首摇滚/说唱歌曲“不是我不明白”。
1986年, 在北京举行的为纪念86'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他穿了一件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音乐起处，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台下变得静悄悄。十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
不断出离
——崔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这张专辑已经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历史上，在当代中国重要文化事件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开创意义和经典意义。我想即使再过二十年，也依然会如此。关于它的评论数不胜数，关于其评论本身可以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专题。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张唱片依然在许多不同年龄层次的聆听着的唱机中一遍遍播放，同时促发着依旧新鲜的感受。
在反复的聆听中，我常常在考虑，如果选取一首歌来概括这张专辑，是什么？或者说：你会选取哪一首歌作为整张专辑的主题歌？是《一无所有》还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而我会选择《出走》，这首在整张专辑中并不特别被人们热衷的歌曲，这首还有着《浪子归》的民谣余影的歌曲。因为在我看来，崔建的区别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出走”——通过音乐的主题构建，而不仅仅是音乐形态的求新求异，来不断出离既有的思路，踏上新的精神之旅。
通过比较可以更加深切的体会。在崔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后，摇滚乐的大景观中，假大空的所谓“大气”“深刻”的作品还是特别显眼，“呼吸”可能只是后来成为一个比较抢眼的靶子。我想，这是时代的问题。刚刚从宏大、盲目和狂乱的历史语境中走出的人们，你让他们用什么样的声音发言？而从这个意义来说，崔建显得特别可贵，他在经历了短暂的《艰难行》之类的假大空之后，迅速意识到这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重复着盲目的狂热和泛滥的豪情。他及时地走出了肤浅的历史感、可疑的时代代言癖和轻浮的爱的宣告。率先走上了一条激情与理性并行的道路。而至今，即使年轻到只有崔建年龄一半或更小的乐人，有很多还在崔建当年的就已经离弃的地方徘徊不去，浪费着有限的生命。
因此，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声音说崔建的音乐有政治意识。我觉得这样说正是简化甚至贬低了崔建的音乐。我觉得崔建关心的是内心，是自己和他人的精神世界。即使提到一些政治概念，我想也要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更加合适。
在这张专辑中，崔健给人们带来的政治意识可能更多的来自于标题作品《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或者仅仅来自于歌曲的名字和其中的一些特定的政治语符。但是，崔健分明要弄明白“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要探讨“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而“长征”，在歌中可能更多的是作为苦干的精神和挑战的胆量的喻体。其实，对更多的从记忆上与真正的长征日渐远离的中国人而言，“长征”这一概念已经发生转意。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相比较，少了一些严峻和紧张，多了一些传奇和浪漫。这正与崔健所踏上的未知的中国摇滚之路相吻合。因此，这首歌中即使用到了政治话语，也是在结解构的层面上。而在崔健的音乐中真正建构的，恰恰是意欲逃离政治影响的能够用自己的声音真正发言的中国摇滚。
这种特点在《让我睡个好觉》中更加鲜明的体现着。歌曲将卢沟桥拟人化，让一个被附加了太多政治含义和历史沉重的象征物通过自己的厌倦寻求一条通向自我内心的道路。
崔健不会驻留于政治，同样也没有驻留于爱情。《花房姑娘》中尽管渗透着留恋不舍的情愫，但是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而不是成为花房中的一部分。而《假行僧》和《花房姑娘》有着相似的主题，但更多了一份冷峻和决绝。当然，这样的歌不仅仅是情歌，“爱情”在崔健那里有着多方面的意指，但是在这第一张专辑中还没有充分展开，留待后面的专辑不断深化。
出离政治，出离爱情，但是崔健并没有找到方向。但是，崔健就是要告诉我们，有没有目标不是主要的，方向不是主要的。我们在那么多年的狂热中不是一直以为在朝着无比神圣光辉的方向行进吗？最终换来的不是更加深刻的茫然？所以，崔健用他的音乐告诉我们：重要的，是你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双腿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嗓子呼喊自己的声音。正像《出走》中唱的：“我攥着手只管向前走 我张着口只管大声吼……”
崔健：一无所有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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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2008年12月15日12:24 《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 北京报道
他让大家骤然发现自己真的两手空空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2008年1月5日晚8点，崔健《时代的晚上》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
来听崔健演唱会的人，大多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们衣冠楚楚，占据了工体的大部分席位。
当崔健唱到《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花房姑娘》时，合唱的声音几乎掀开了工体的屋顶，那些中年人，在合唱中热泪盈眶。
一位被朋友强拉来看这场演唱会的香港记者，几乎被这群中年人的疯狂惊掉了下巴。“这种情景，应该发生在一二十岁的年轻人身上啊。”
那群中年人，正是把他们在一二十岁时被唤醒的热情延续到了40多岁。
一无所有地登台
“其实《一无所有》写的时候，就是一支爱情歌曲，后来的热潮让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22年后，崔健认真地回忆着当年的情景。
崔健说，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北京开始出现零零散散的本土乐队，本来在专业乐队当小号手的崔健也变成其中的一员。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崔健比别人接触到了更多的摇滚，然后，他组建了自己的摇滚乐队，从最开始的扒带子，翻唱，慢慢地，崔健觉得也可以自己创作。
虽然那时，国外的摇滚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但这些舶来品，始终没能融入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家的灵魂，崔健开始尝试着向外面发出一些属于中国大陆本土的声音。
在1985年，他带着最初创作的《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这两首歌参加了当年的流行歌曲比赛，评委有王昆、李双江。虽然是唯一一个带乐队演出的，不过在第一轮，崔健和他的同伴就给刷下来了。
崔健依然参加各种比赛，他开始有了一点点名气。而王昆将崔健推上了那个时代的顶峰。当年的王昆，是纪念国际和平年音乐会的电视总编，当时，这个节目已经选了一些有名的歌手了。崔健是被别人介绍过来的。已经看过崔健的乐队演出的王昆，在他们走台的时候拿着《一无所有》的歌词看了一眼，说：“我觉得写得挺好的，唱吧 。”
就这样，崔健有了上台的机会。
1986年5月9日，纪念国际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地点工体。那天晚上，崔健穿了一件大褂，两只裤腿挽得一只高一只低，背着一把破吉他走上了舞台。
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用沙哑的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因为，他让大家骤然发现自己真的两手空空。
刚刚从狂乱中醒来的国人，来不及下海，还在讨论“夜生活是不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来不及培养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声音。崔健，用他的一无所有点燃了、用他的鼓点惊醒了情绪满当当快要爆发出来的一代人。
10分钟后，歌曲结束，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的摇滚乐诞生了。
英雄主义式的歌唱
“英雄”！
谈起崔健的歌，多年的好友、著名演员、导演姜文只用了两个字。在崔健的很多演唱会中，都能看到姜文这位铁杆好友兼粉丝，出现在普通观众席上。他说，崔健的歌曲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是无以言表的。而为了表达他的敬意，姜文每次看崔健的演唱会，都会自掏腰包买门票。
“第一次听他的歌，傻了，怎么有人能这么唱歌！”《体育画报》主编侯飞，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崔健唱歌的震撼。他说，那种内心的战栗，没有理论依据，只是单纯地觉得好。那时，侯飞才是个初中生，当从电视里看到崔健时，他觉得自己的血液被点着了。
侯飞说，在80年代的中期，新旧思潮碰撞最为厉害，空气中飘逸的都是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情绪。而崔健的摇滚将模糊的真实彻底吼了出来。
“崔健陪伴我走过了青年时代。”侯飞迷上了摇滚，虽然，作为当年的一个穷学生，他没有钱去看崔健的演唱会，但他学会了吉他，开始自己扒崔健的带子，同宿舍的朋友们也成为崔健的拥趸。
在侯飞被《一无所有》迷得神魂颠倒时，四川成都一个高考落榜的小伙子文迦也听到了这首歌，当时，他正处于落榜后的浑浑噩噩里。“好像心中的恶气一下子出尽了。”文迦说，那歌词里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在写自己的经历。听了几遍后，文迦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他去报了一个复读班，第二件事情，他去买了一把吉他。
青年们的共鸣
1989年，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上市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张摇滚专辑。除了内地版本叫作《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外，所有海外版专辑名都改成了“一无所有”。
第一次听到这盘专辑，“一种从内到外的共鸣”。侯飞说，每一个人去听这张专辑，都会在里面听出自己的影子。最终，这张专辑变成了他们的一种精神支柱和依托。这盘专辑的磁带，在同学中不停转借，最后磁粉磨光，变成了吱吱吱吱的声音。
连锁效应是，各种摇滚乐队层出不穷，尤其是大学，成了摇滚乐的温床，随处可以看见用长发、皮装、金属链条武装起来的摇滚青年。
也在1989年，文迦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在学校里，他留起了一头长发，跟几个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并决心做一辈子的摇滚人。第一次演出，他们乐队唱完了当时崔健的每一首歌。文迦说，那时，玩摇滚的每一个人心中，崔健是一座丰碑，是中国摇滚的标志，是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
著名歌手崔健
1995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侯飞，终于有机会去现场看崔健的演唱会，站在台下，他看着这个已经陪伴他10年光阴的偶像，鼻头一阵阵发酸。此前一年，崔健发售了他的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但这张专辑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解决》。当时的摇滚正走向式微。
侯飞说，崔健刚刚出现的那会儿，人们的思想意识处于萌发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动的、迷惘的，在精神上需要一种东西来引导。崔健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并明确地阐述了出来，于是他变成了人们的精神导师。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思潮和新旧的碰撞逐渐弱了下来，人们开始学会了自己去观察和思索；他们开始更加注重自我。
1995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第17个年头，摇滚乐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进入一个失声期。也是从这时开始，崔健开始由一个时代的旗帜，慢慢转型成了大众心中的著名歌手。
对于从神坛上走下的这个转变，崔健是乐意的，他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表示，他愿意别人将他看作一个歌手来欣赏、来评判，而不是一面旗帜。他甚至觉得，这是时代多元化的表现，是时代的进步。
而决定把摇滚当终身事业的文迦，两年后逐渐发现靠摇滚已经不能解决温饱。“没有演出，身边的乐队一支支倒掉，最穷的时候，身上只有3毛钱。”现实摧毁生存时，落魄的文迦卖掉了吉他来解决温饱，最终，他解散了乐队，捡起了他大学时的电子专业，变成了一个普通上班族。
此后10多年里，文迦的职位不断上升，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成功生意人。对过去曾经是乐队主唱的角色，他几乎不再提起。现在，他的女儿上着钢琴和芭蕾舞的课程。因为这很优雅。
不过，由于中国摇滚乐的集体失声，崔健变成了八九十年代集体回忆的渡口。
已经步入中年的侯飞，依然是崔健的铁杆歌迷。只要有机会，他依然会出现在崔健演唱会的看台上，只不过，现在的他，缺少了当年的迷恋。听完后，会评判崔健唱得好坏或者新出专辑的优劣。
最近一次，听完崔健的演唱会后，他邀请一群跟他一起看演唱会的朋友去簋街喝酒，中途，他拒绝了一个过来企图卖唱的小伙子，却把吉他拿了过来，在饭店里吼了一曲《一无所有》。
“这让我想起那个年代。”
他说，其实，在那个时代，崔健的出现比崔健本人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