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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值得一读的“郭汝瑰回忆录”下作者:戎子知音

第35节:珞珈山干部训练团(4)

  富池口失守后,日寇又向州、三溪口进攻,云南张冲部继续正面堵击。而此时,汤恩伯指挥各军(包括五十四军)则退到日寇进军方向的左侧,排市以南山地。汤恩伯得意地说是争取外线,可是当日寇接连三天向云南张冲部猛烈进攻时,汤恩伯指挥的数万军队在山上作壁上观。四十二旅旅长罗广文,电话报告:“见排市日寇营地灯火辉煌,人数众多,熙攘往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敌人补给基地。”我问罗广文:“敌人兵站在不在我们山炮射程之内?”

  罗答:“在。”

  我又问:“八二迫击炮射程达得到不?”

  罗说:“迫击炮推进几个山头就行。”

  罗广文是士官炮兵科毕业,我相信由他指挥对敌急袭,是可以胜任的,我便急忙给军长霍揆彰建议说:“我们推进山炮营,并集结几个迫击炮连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并拿几个步兵连冲他一家伙,到天亮时就回来。”霍不愿“引火烧身”。

  汤恩伯与我见面时,以同学相称,我又想起他争取外线,侧击敌人的谈话,便又向他通话,请求下令。可汤却说:“不要打,打就把敌人惹来了。”我建议的目的正是要给敌人以损失,并牵制敌人,使他不解除我们在他侧背上的威胁,就不敢继续前进,这样三溪口正面,就可以多支持几天。然而却未能如愿。三天以后,张冲的部队就垮了。敌人又继续往前推进,而我们在敌人的侧面的部队也往后退,五十四军军部由辛潭铺撤退。那天正好又是中秋之夜,与一年前我由罗店撤退时一样,明月有情,照我夜间行军,马上略感薄寒,仰望辽阔的天空,想到“八千里路云和月”、“力尽关山未解围”的诗句,又不禁怆凄感慨至极!最后,关麟征部在金牛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按计划武昌的部队都跳出圈子,敌人只扑进一座空城。江北情况亦大致如此。武汉遂于1938年10月25日陷落。

  我所在的五十四军经通山、通城退往长沙,再退常德。离长沙次日,长沙就大火。长沙大火系湖南省长张治中所为,并美其名曰:“焦土抗战。”时人不满,汪精卫即借故发表《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公开投敌,蒋介石做贼心虚,遂将酆悌、文中孚、徐昆三人处死。湖南人特做了一副对联讽刺张治中:

  治绩安在?两个方案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个人头万古冤。

  横额:张皇失措

  一月以后,张治中去重庆时与我们在桃源见面,还自叹这一失误,使他的政治生命完结了。当时我就疑惑他替人受过,1983年我得史说同志如下的信,才真相大白:

  “……9月下旬,张治中将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交给朱绍良,转任大本营某部部长。我随他到了南京,闲住了一个多月。11月初的一天晚饭后,突然唐生智派人找我到他公馆去。到后,见在座已有七八人。过了半小时,唐来了,坐定后说:‘我今天在军委会开会,委员长问谁守南京?何敬之就是不作声,我就说我守。我现在任南京卫戍司令,与城共存亡。现在阎锡山守太原,如太原失守,阎锡山死,中国尚有救,我之于南京也是如此。’接着他数了守南京的近二十个师的番号后,问道:‘你们有胆量与我守南京的站起来!’大家都站起来了,于是唐说:‘大家明晨来到职!’我出来即去找张治中,张说:‘我已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你跟我到湖南去,在后方训练一些部队。’我就这样到了长沙。”

  长沙大火是武汉将沦陷前,蒋介石亲自到长沙对张治中指示的。武汉沦陷后,蒋从南岳衡山电令长沙撤退时必须彻底焚毁!张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准备。酆的计划“于汨罗江撤退时先放空袭警报散百姓,然后焚烧”,张把“撤退时”三字改为“撤退后”,并对酆悌说:“你指挥的长沙警备第二团和长沙保安大队大多是长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对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道理。”酆回去对警部参谋处长许权说:“明拂晓我检阅部队!”当夜许找警二团团长徐昆商议,二人猜不出检阅用意在哪里,并如何检阅。因酆悌睡下不许人叫醒他,他二人又不敢问,以为必是检阅放火准备。于是连夜拖运汽油,及喷油的水龙头放置各街道里弄,以便放火。半夜后,天心阁附近失火,各处准备放火的士兵说:“放火了!”就到处放火。就这样烧了大半个城,而日军到岳阳南新墙河就不前进了。蒋介石从衡山到长沙,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中孚杀了,省主席张治中撤职留任、保安处长徐权撤职查办,警备部参谋处长许权判无期徒刑。张治中一个月后调重庆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

  此次武汉战役与南京保卫战役相比损失较小,各军都只受损失而幸免于歼灭,唯长江北岸损失了两个野炮团。蒋介石、陈诚对此也就心满意足了。以后陈诚还到处吹嘘,说他的指挥好,白崇禧还丢了两个炮兵团。

第36节:听覃振谈宋美龄的婚事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一心投靠英美,德国顾问撤离,长江流域的蒋军就与日寇长久对峙,进入消极抗战阶段。

  我军在常德驻防期间,霍揆彰被任命为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司令,我任参谋长,指挥五十三军周福成、五十四军陈烈,七十三军彭位仁等三个军,商震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又指挥霍。这是蒋介石收拾杂牌的惯用伎俩。我们以五十四军驻益阳守备洞庭湖南岸、七十三军驻临澧守备洞庭湖西岸、五十三军驻津市守备洞庭湖北岸,华容、南县、安乡等地,并于白螺矶沉船,封锁长江航道。在八百里洞庭周围植桩作水际障碍,征用木材商的木材,不计其数。霍揆彰忌讳人称他“福将”,但他警备洞庭湖时,敌人毫无侵扰,以后蒋介石调商震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又调他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官名很大,但只能管军事委员会的事务,兵权则被完全调空了。

  商震调离二十集团军以后,霍揆彰便当上了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我则被任命为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司令部设在桃源。

  听覃振谈宋美龄的婚事

  桃源那个地方,出了三个很有名的人,人称桃源三杰龙、虎、狗。龙即宋教仁,虎即×××,狗即覃振。覃振时任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德高望重。二十集团军在桃园驻防期间,恰逢覃振回家探亲,他亦来部队看望全体官兵。我等自然热情相迎,并特设午宴招待。席间,覃振畅所欲言,加上有酒助兴,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最初,大家在覃面前不免有些拘束,后见覃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也都随便起来。交谈之中,我们都批评国民党官僚。覃振最不喜欢谭延闿,说他简直是官僚之尤,把谭骂得一钱不值。为讨得覃的欢心,我们也凑趣说:“章太炎写的有一副对联是送给谭延闿的,院长可还记得否?”

  “记得、记得。”他一边喝酒一边继续说道:“章太炎骂谭延闿的那副对联简直是写绝了。”说完他便摇头晃脑地背了起来:

  椿萱跨四位,乃父制军又总理,生母谭如夫人,养母宋太夫人;

  显达历三朝,有清公子兼翰林,容共武昌主席,反共南京主席。

  我说:“其他话都好懂,乃父又总理,是由于他提倡称孙中山为国父,只是养母宋太夫人这句话不解其意。”

  覃说:“千真万确,你们不知道内幕,是这么一回事。”覃说到这里很得意地拿起酒杯开怀畅饮起来。我们一心想知道其中之奥妙,一时间,忘记了席上的佳肴,一个个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覃一杯酒下肚之后,又才继续说道:“孙中山一贯想拉拢军阀有势力的人一道闹革命,他的那个办法已经失败多次了,但都未曾从中吸取教训。军阀们要靠他,利用他的牌子时,就通电服从他,一要争名争利争地盘时就又反对他。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后,知道姨妹宋美龄尚待字闺中,又想利用她来拉关系。恰遇谭延闿丧偶,孙中山为了拉拢这位湘军司令,求得宋家同意后,就出来做媒把姨妹宋美龄介绍给谭续弦,遣人告诉谭,殊谭说:‘哎呀!不行!我不能糟踏一个青年少女,续弦是应该,但我身体不好,已经不能人事,不敢耽误宋美龄的青春。’但传话人说:‘那怎么行,宋家和宋美龄已同意,谁能证明你说有病,不是瞧不起她家的托词吗?孙中山丢不下这个面子,宋家更丢不下这个面子呀!’谭延闿说:‘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次日,谭延闿即备办厚礼去宋家,恭恭敬敬地给宋太夫人磕了三个响头,拜宋太夫人为干娘,认宋美龄为干妹妹。他的养母宋太夫人就是这样来的。”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官僚真会做官。”大家听后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覃振见大家兴致勃勃,便又滔滔不绝地说:“这位湘军司令常常到宋家看他的干妹妹,宋美龄见谭延闿如此对得起她,也就对谭分外好感。为了表示忠贞,1929年蒋介石下野跑到了日本,后从日本回来,为了东山再起,向她求婚,蒋介石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无非是为了钱,因为宋子文是财政部长,蒋介石想拉拢他(指宋子文)。但宋美龄却说,‘要想与我结婚有一个条件。非谭延闿做媒不嫁。’蒋介石便遣人给谭延闿说,谭一听马上应允,‘应该,应该。’于是谭延闿便出来做媒,宋美龄遂与蒋介石完婚。”

  “宋与蒋结婚后,为了了结她与谭延闿的未遂姻缘,就视谭延闿女儿谭祥如自己的女儿,要为她选佳婿。她选女婿的条件是,文官要博士,武官要少将。”当覃振讲到这里时,我插话说:“对,对,对。这件事我在陆大读书时听说过。”

  “是啊!”覃接过我的话讲并继续说道:“宋美龄找来找去,找到了陈诚,陈诚本来是有老婆的,但感情不好,他把她离了,后由宋美龄做媒,陈诚就与谭祥结了婚。”

第37节:参谋长会议(1)

  我听了之后,仍感到大惑不解,问覃振:“世人都说宋美龄原来的爱人是刘纪文,覃院长又作何解释呢?”

  覃振说:“啊,那绝对不是,刘纪文是古膺芬的女婿。孙中山当总统时,古任文官长。以前,刘纪文的家很贫寒,根本不可能送刘到美国留学。刘纪文到美国读书是古膺芬资助的,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与宋美龄是同学,但他们之间只有同学情谊。刘纪文一直没有忘记古膺芬,并望毕业后回来与古的女儿结婚。但是,当刘从美国回来时,古的女儿却已经离开了人世。刘纪文当南京市市长,是古膺芬的关系,也可能与宋美龄有关系,但宋美龄原来的意中人是谭延闿而不是刘纪文。”

  我听了覃振的一番话,觉得宋美龄有中国妇女的传统道德,一个受西方教育的女子,能如此,是值得尊敬的。《金陵春梦》的传说,毫无根据,应当予以澄清。

  参谋长会议

  武汉失守后,国共合作潜伏着的危机日趋明朗化。1940年春国共两党摩擦的事件,层见叠出,冀察、苏鲁两战区更甚,同时山西又有新军“叛变”事件发生,影响更大。据此,何应钦曾几次召见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面谈,(陆大十期同学张继寅因职务方便参与其事。此时何的侍从高级参谋肖毅肃辞所兼的军令部第十三科科长、荐张继寅代)但因国共双方各执一词,达不成协议。于是,蒋介石乃于1940年3月上旬电召阎锡山、李宗仁飞渝,与在渝的何应钦、自崇禧、程潜等共商对共大计,即所谓“巨头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中央各有关部的部长、厅长等均参加了会议。

  刘斐以军令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出席,并在巨头会议上提出了两面作战的方针,即一面抗日,一面剿共。

  会后,刘斐要第十三科科长张继寅代他起草一份建议,并将所要写内容与张说明,张次日即将建议书写成,交给刘斐。据张继寅对我说,此建议书只提出了两面作战的方针和理由,没有详列具体部署。方针大意是:为澄清抗战大局以利国家的生存,必须实行一面剿共、一面抗日的两面作战方针。其理由有三:一、共产党假借抗日以自壮,所以到处制造摩擦,发展力量。与其养痈遗患,将来不易剪除,何如趁现在他的毛羽尚未大丰,及早下手之为得计。二、就国际关系来说,苏联援华,主要是在支持共产党,何况国无常交,兵不厌诈,终不能期望他能真诚地永远帮助我们,随着世界形势之变化发展,我们也能争取得其他与国或盟国。三、就现有我方兵力来核计,以现在陕西的兵力,至多只需抽调一部来增加,即可以肃清陕北,覆其老巢,不致影响对日作战的部署,对散在各战区或沦陷区的共军,先解决其容易消灭的,再逐渐解决其余,由各战区因应情况妥筹办理即可。

  刘斐将建议书送去数日,未见回音,张继寅便私下问何应钦的侍从参谋肖毅肃对此事所闻如何?肖道:“总长他们另有计较,认为当前不宜如此。”虽然他们没有照刘斐建议立即去办,但实已伏下二、三次反共高潮之动机,并且企图利用参谋长会议大讲其共产党制造摩擦之事例,合唱给共产党代表听一听,以激起全军公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参谋长会议秘书长刘斐积极筹备,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参谋长会议,于1940年3月中旬,在重庆召开了。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参谋长均参加了会议。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到会出席。

  在那次会上,叶剑英、曾粤汉(十九集团军参谋长)和我(二十集团军参谋长)三人并坐一排,曾粤汉居中。曾与我是陆大第十期同学,曾与叶又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老同学相会,十分亲热。曾把我介绍给叶剑英,我与叶互相热烈握手,不断交谈,以示友好。

  会议刚开始时,由各战区汇报作战情况,尚未出现异常。而后第十战区副参谋长周学海(我陆大十期同学)在汇报中途突然说:“共产党的军队不打敌人打我们。”接着,周历数了十八集团军的种种“罪状”,最后,他说:“忍耐是有限度的。”

  蒋介石一直闭着眼睛听周汇报,并微露得意神色。这时候,他突然睁开眼睛,很不高兴地说:“忍耐有什么限度?”

  蒋介石这么一说,会议的内容便急转直下,其余发言的人皆吠形吠声,纷纷攻击十八集团军,并且越来越大胆了。有的攻击十八集团军到处制造摩擦,散布破坏抗日的言论,有的攻击十八集团军自印自发钞票,破坏币制等等。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大有兴师问罪,使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无言答对之势。曾粤汉见此情形对叶说:“我看你怎么得了啊,都攻击得你体无完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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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参谋长会议(2)

  然而叶剑英却镇静自若地回答说:“没问题。”

  当其他人都搜肠刮肚地讲完了的时候,叶剑英才不慌不忙地上讲台说:“有人说我们十八集团军不打敌人打国军,这真是海外奇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于是,他便针对一些人给十八集团军历数的种种“罪状”一一举出真情实况进行了驳斥。叶剑英口若悬河,使到会众人对比双方的话,觉得十八集团军也有理。这时候,叶清了清嗓子又继续说道:“至于说我们解放区乱发钞票那是没有根据的。”他慢条斯理地从裤袋里摸了一张角票出来,用手举起,并说:“你们看,这角票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两边都贴上了纸,票面不清,已经不能再使用了。我们不发一点就地使用的,怎么办?大家都知道,角票是辅币,这怎么叫破坏币制呢?”事实上,当时国民党政府币制十分混乱,各地甚至一些县都在自印角票。故蒋介石听了叶剑英这一番话以后,毫无办法。最后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

  他写出这段话,无疑在宣扬恕道。表示他能恕道待人,也望八路军事上恕道。但他在黑板上把“絮”字写成“挈”字。冯玉祥见了,指出:挈字应改为絮字。他“唔!唔!”两声,对冯点了点头,把错字改了。蒋介石本想利用参谋长会议对十八集团军攻击,然而没有起什么作用,会议只好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舌战群儒”而告终。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

  一个既担任过高级参谋,又当过各级战列部队长,并且军事教官、驻外武官样样经历齐全又有实战经验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才能比较全面的高级指挥员。这是我们一些受日、德各国军事教育的人的指导思想,我自从给霍揆彰当参谋长以来,彼此配合很好,我们作战时共用一份地图,用红、蓝粉笔画好可能有的备案,无论上级下级电话一来,我们相互在地图上一指,就可得出共同意见,立刻回答对方。霍认为我是他最得力的助手,故一直不让我离开他的司令部。我由师到军、集团军,一直任参谋长。霍也知道我应该去经历一下师长职务,并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就是找不到适当的人接替参谋长职务,直到二十集团军司令部与副总司令部合并,商震的参谋处长魏汝霖(我陆大十期同学)改任二十集团军副参谋长,霍认为此时有合适的人继任参谋长了,这才同意让我去任师长。本来,当了集团军的参谋长以后,就不必回任师长了,但因没有那个经历,还得去过一个度。霍揆彰便写一个报告经蒋介石批复,调我到彭位仁的七十三军昕辖陆军暂编第五师当师长。

  那时候,我深得陈诚器重,陈一心想提拔我,也打报告给蒋介石,要我任四十三师师长,但由于报告在霍之后,故批准了暂五师。以后,陈诚见霍揆彰还埋怨说:“你看,我们事先不通气,我在保,你那里又保去了,让他当四十三师师长好些嘛,那是一个好部队。”

  彭位仁的七十三军下辖十五师、七十七师,暂五师三个师。十五师和七十七师属湖南土著部队(何键旧部)。暂五师是湘西土著龙云飞的部队。部队中,有苗族,有汉族,土匪习气很浓,幸汉苗民族隔阂很少。而层层吃缺,官兵同睹,纪律废弛,装备不齐,战斗力极弱,这个部队很难掌握。是去还是不去,我犹豫不决。

  暂五师的参谋长田君健是我陆大特三期任教时的学生,见面时,常以老师称呼我。我当二十集团军参谋长时,他又是我下级,因有师生这个关系,常常给他以照顾。此时,田闻我去暂五师犹豫不决,特来对我说:“郭老师去嘛。”

  我说:“我没有把握,这个部队我不想去。”

  田说:“不要紧,你去,我担保没事。”

  我问:“这个部队我能掌握住吗?”

  田说:“能,郭老师的才能我是知道的,老师就不必多虑。我们戴师长早就想走了,他不想再带兵了,前方危险。只要把他弄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当一个师管区司令,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听了此话后,我对田说:“好,那就去吧!”

  主意打定,我们就做了一个集团军的命令,调戴季韬为衡郴师管区司令。其实,师管区司令要蒋介石才有权调任,以集团军做此调令,只不过想把戴骗走而已。

  暂五师在湖南澧县一个小镇顺林驿驻防。1941年10月1日,我受命前往。师长戴季韬得任师管区司令,喜出望外,他代表全体官兵向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与我一道到前线与官兵见面。但一路上,戴三番五次要我帮忙,好像有什么心事,要向我说,可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我不知其故,后来,田参谋长来对我说:“戴师长有困难,请你照顾他一下,要你帮一个忙,你看怎么办?”

第39节:参谋长会议(3)

  我问:“他要我帮什么忙?”

  田说:“他差一点人员、枪支、弹药、被服、装具,交不够数。”我听田参谋长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原来戴师长的顾虑在这里。我心想,吃缺那是国民党军队司空见惯的事,何况这又是一个土匪习气重的部队,若把他逼狠了,他可能把部队拉出去,又去当土匪,那就把部队接过来再说吧。于是我慷慨地把图章拿出来交给田说:“参谋长,你一手成全两家,你既要对得起我,也要对得起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报了就算了,我都承认。”

  田说:“差得多哟!”

  我说:“再差得多我也不过问。你去办,在移交册上盖章好了。”

  事后得知,戴季韬的部队不但人不够、枪不够,甚至连通讯器材都不够。他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近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还是大米,一个士兵每月配四十几斤米,戴多报四千多人,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将这些大米卖成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卖得的钱自然没有士兵的份,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以后,戴仅凭二十集团军的命令,就轻而易举地当上了衡郴师管区司令,也多亏他在部队贪污的这些钱帮忙。

  交接之事,田君健做得很漂亮,戴见我如此慷慨大方,实出他意料之外,戴也很讲义气。临行时,特来登门致谢。戴对我说:“承蒙老兄照顾弟不胜感激之至。老兄的为人,弟没齿不忘,我即将离开此地,剩下一点米弄不走,就送给你好了,一点小意思,请不要见外。”

  我说:“那好吧!我领这个情。”

  初来时,我也听说戴有一点米,但总认为不多。殊不知竟有几十万斤,装了好几船,戴季韬弄又弄不走,一时又卖不完。他走之后又不敢再遣人来取,因为一经查出,是要治罪的,戴便只好把它送给我了。几十万斤大米交给我,我还拿它真没有办法呢。于是,我便召集参谋长、团长、参谋处长、副官处长、军需处长们开会,商量对策。

  我说:“戴师长临走时,送给了我们很多大米,这么多,不好处理,我准备上交算了,你们意见如何?”

  他们听了我的话之后,就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这个说:“那都交得,你不是打戴师长一记耳光吗?”

  那个说:“值那么多钱,又何必交了呢?”

  显然,他们都为那么多米眼红。我说:“卖,我是不敢的,一经查出就要杀头。”

  军需处长和团长们却异田口同声地说:“不怕得,我们去卖。”

  看来,他们一个个还都是卖米的行家。我说:“那就这样办吧。这些米本来送给我,我私人也不要,就归公好了。你们成立一个军米保管组,随便怎样处理都可以,只要你们给我保管好就行了。”

  军需处熊处长,团长们都心领神会,“军米保管组”很快就成立起来了。军需处长就是军米保管组的组长,团长们一个个都是军米保管组的成员。名为保管组,实为卖米组,他们很快就把几十万斤大米全部卖光了,赚了好几万块钱。

  我将此款买了五百亩淤沙地,在洞庭湖边,办起了一个守本农场(师的代号叫守本)。凡师里因伤致残的军官,均可带家属到农场生活,此农场预计可安排四、五百人。同时,还办了一个守本织布厂,以编余的苗族军官吴副旅长恒良为厂长,这个厂亦可安排一部分受伤官兵家属到厂里工作。从而解除了官兵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安心在前线奋勇杀敌。另外,还买了一部小汽车供师部使用。

  以前,暂五师的官兵们薪饷,都只能领到国民党饷章规定数的一半。因国民党不按编制拨款,而用八万块钱包给戴季韬。戴等人又从中克扣,这自然养肥了军官,苦了众士兵。我来之后,估计表册上的接交人数算还有浮冒,如点名发饷,人人均可按国民党饷章关饷。我便决定照此办理,并告诉了军需处长。军需处长说:“钱不够啊。”

  我说:“不要紧,我估计够,另外我不要钱,你放心!”

  关饷这一天,全师官兵都集合在一块方草坪上。我当众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暂五师全体官兵一律按国民政府的饷章关饷,我也跟大家一样,一视同仁,现在由我点名发饷。”话音刚落,操场上立刻沸腾起来了。他们高兴、跳跃,当士兵们领到薪金时,一个个都流出了热泪。这是他们自参军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国民党正规部队士兵们一样的待遇,这怎么能不叫他们高兴啊!关饷完毕后,我发现造册领饷的三千多人仍不实,各团均谎报多人。我便对大家讲:“以前,戴师长在时,他克扣你们,而你们为了生活,谎报人数吃缺,这是出于不得已,这次造册领饷,各团又沿袭旧规,因不知新法,故不加追究。今天下去,各团名单要重新核实,人数少了没关系。今后,如再有谎报人数吃缺者,定严惩不贷。”这件事很顺应军心,士兵们训练,打仗等一反常态,部队就这样被我掌握住了。

第40节:参谋长会议(4)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此事刚过,恰遇国民党军发动向襄河西岸日寇进攻的襄西攻势,我师奉命出击,部队刚刚渡过长江,正准备向敌人进攻,日军却自动放弃一个据点。这真是天赐良机,我师未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敌人一个据点,同时,“缴获”了敌人大量的军服、军用外套、味噌浆汤、正宗酒等之类的东西,胜利凯旋,即向上级报功请赏。

  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们办事都很“巧妙”,平时谎报人数吃缺,一打起仗来就报伤亡逃亡。我也借此打了胜仗的机会,谎报:“我师返回渡江时,遇敌机轰炸,沉船××艘,伤亡××人,损失枪支××支,通讯器材××件。”结果胜仗也打了,士兵缺额武器器材缺少数也抵了。

  襄西攻势打了胜仗,陈诚便借此机会培植我,决定我师改为甲种编制,并照国民党饷章发饷,补充械弹之外,还拨给一个奥国造斯德雅迫击炮营,消息传开,军心大振。

  1942年初,日寇将进攻香港,英国求援。蒋介石由湖南第九战区(薛岳)调李玉堂第三军和欧震的第四军由长沙出发经韶关到深圳,支援香港。武汉日军司令阿南得知后,即向长沙发动牵制性进攻,轻易地突破川军王陵基、杨森等部防线,渡过汨罗江,一直到达长沙外围。薛岳令川军留敌后威胁其侧后,调回李玉堂的第三军,令其坚守长沙市。时逢李军长已被蒋革职,李对薛说:“我的职都被撤了,怎么指挥打仗?”

  薛岳说:“你打嘛,我担保不撤你的职。”

  李玉堂回到部队,将薛岳的话原原本本向全体官兵们作了传达。官兵们也都愿成人之美,齐心协力打退敌人进攻,以保李玉堂的军长职。故那一仗第三军打得很拼命。

  战斗之中,李玉堂又施“巧计”。在长沙市街战,每守一条街,就将前面几条街烧掉。我们当时戏呼之为“火障碍”,日寇在火障碍面前无能为力,虽进攻数日,毫无进展,敌人本无一定要攻占长沙的企图,又遇着李玉堂军的坚决抵抗,并见欧震等南调部队已调回湖南,牵制目的已达到,兼之后方又受威胁,弹药枯竭,就向后撤退,这就是所谓长沙第三次大捷。

  日寇进攻长沙时,薛岳命七十三军由澧县常德急行军到长沙集合待命。常德离长沙三百五十里,三天赶到,非昼夜兼程不可。可老天爷却偏偏与我们作对,部队刚刚出发,天上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刺骨的北风迎面扑来,呼吸十分困难。偶尔路经一片竹林,风小一点,便于呼吸,便如同进了天堂一般。天渐渐黑了,但白雪的反光仍可辨出路影。一路上,由于敌机轰炸,加之公路被破坏了(为防敌进攻,搞所谓交通破坏战破坏的)行军十分不便。一走一停,士兵们疲惫不堪,不少士兵一边行军一边打盹。我有一马可骑,这倒比士兵们好得多。但在这种天气里骑马,却也并不好受,骑不上一个钟头的马,我的双腿就失去了知觉,只好下马步行一会儿再骑。走着走着,马也走不动了。我一看才发现马尾上结了一个很大的冰球,只得命饲养兵提一桶水,将马尾放在水里摇动,待冰球融化脱落,才继续赶路,走上一两个钟头,马尾上的冰球再生,遂又再洗……我师全体官兵,就这样雪中行军度过了阴历新年,克服了困难,终于按时到达目的地,薛岳命我所在的七十三军防守湘江西岸岳麓山一带。如长沙失守,就由七十三军在此线阻击敌人,及见日军在长沙作战失利后撤,薛岳乃令七十三军追击。军长彭位仁深知我师补充未齐,战斗力很弱,就对我说:“让七十七师在前面追击,你这个部队跟在后面走就行了。”薛岳就更藐视我了,长沙打了胜仗,他趾高气扬,把我叫到他的指挥部去,时有他的参谋长赵子立(陆大十四期的同学),军务处长曾粤汉,参谋处长饶少伟(陆大十期同学)在场。薛问我:“部队要追击,你这个部队行不行?”

  我答:“行。”

  薛岳又问:“打追击仗你懂不懂?要超越追击?”

  我答:“懂得。”

  后来我得知,我走之后,薛岳对曾粤汉等说:“我看这个矮子不行。”

  曾粤汉说:“这个矮子有几手哟,你不要看他矮。”薛却不以为然。

  我从薛岳指挥部出来即回到师部,当夜带兵出发,岳麓山与长沙之间,被一条湘江所隔,因人多船少,渡河困难。直至第二天拂晓(即1942年阴历初一),仍有一通讯连尚未渡河,然敌机三架却突然至此,实出意外,这一连人还未来得及疏散,敌机便俯冲下来,接连投下两枚炸弹,不偏不倚,恰好在人群之中爆炸。幸存者仅四十余人,通讯器材大部分受损,致使我师在追击时,通讯极为不便。

  且说七十七师奉命追击敌人,打到汉家山,遇敌反扑,损失颇重。军长对我说:“这一下该你了,你还是要去追一追才行啊,你的部队行不行?”

第41节:参谋长会议(5)

  我说:“行。”

  我回到师部即召集团、营、连长们开会。我说:“七十七师在汉家山被敌人反击,受了损失,军长令我师追击。但我们军长、薛司令长官都瞧不起我们,大家要争一口气,现在是打追击仗,最好是超越追击。今天,我们这个部队没有本领打硬仗,我们可以打巧仗嘛。你们当中有本地人没有?有,就报名。”话音刚落,便有好几个连长、副营长报了名。我从中挑选了五名。并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成立五个临时支队,由你们五人分别担任支队长。你们到部队去各挑选一连士兵,趁黑夜摸出去。家乡的路,你们最熟,可找捷径而行。绕到敌人退却必经的飘风山一带,藏起来。你们的打法是,避开敌人的大队,专门摸尾吃零。”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五个支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发了。

  第二天,我带着剩下的部队追击敌人,大家见我这个队伍人又少,枪也不好,都瞧不起。我觉得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怪。追击途中,一天,突有敌十二架轰炸机比翼飞来,我们遂作紧急疏散,散进连绵的橘子林内,敌机在我们上空轮番轰炸扫射达二小时之久,我心想这次必定会伤亡惨重,不料解除警报,清查人数却仅伤亡二三人,可谓幸甚。第二天,我师便打到飘风山。在此之前,贵州柏辉章师在飘风山刚被日军反击打下山来,当我部到达时,敌大部队已撤走,我师十三团顺山谷追击,遇敌收容队交叉火力网阻击,伤亡数十人,遂又折转,向山脊摸去,见敌收容队又已撤走,只是敌炮兵团仍在向飘风山行阻击射击,而我师的旗帜却在山上高高飘扬。即打电报回长官部:“暂五师已占领飘风山。”薛岳很高兴,命我师继续追击。以后,部队一直打到汨罗江,均未受挫。

  我初来暂五师时,部队土匪习气很浓,所到之处,拉夫偷盗,扰害人民。后虽经整军教育有所好转,但拉夫扰民之事仍时有发生,影响极坏。在部队奉命开回长沙之日,全师结集待发之时,我令全体士兵解开背包检查有无民物。当时,特务连有一士兵,背包里有一床红印花被面,特别显眼,尚有两件便衣,我当即责令出列执行枪决,全师为之震惊。至此之后,部队所到之处,再不敢擅取人民的东西了。

  我正面追击的部队收获甚微,但我原派出的五个支队却胜利而归,每一个支队都分别缴获了敌人几支枪和一些炮队镜、通信器材,其中有一个支队还俘虏两个敌人。我一上报请功,薛岳压抑不住欣喜之情,对饶少伟、曾粤汉说:“这个矮子真有两手,还看不出来。”

  薛岳授意他的军务处长对我说:“你打了胜仗,长官很高兴,你就多报一点嘛,就报二十几个俘虏,一百多支枪吧!”

  我说:“我不敢,将来要我交那么多东西,我拿不出来。”

  军务处长说:“长官叫你报,你就报嘛,难道今后还要问你要枪吗?如果有人问,就说交给我了,你若还不放心,我给你打一张收条好了。”

  我说:“那好吧。”

  军务处长当即给我开了一张收条,我便按长官的意图上报请功。

  打了胜仗,薛岳在岳麓山开庆功大会,并要各师长军长报告作战经过。第三军李玉堂、第四军欧震,当然都打了硬仗,报告得有声有色,但追击战部队,除暂五师外,其余各部均未缴获敌人的武器,更没有俘虏敌人。在全战区的庆功大会上,我讲:“敌人撤退的规律是天拂晓,步兵即向后退却。仅留骑兵断后,我们追击敌人,百姓报告说,敌人骑兵刚过去,摸马屎尚热。可人怎么追得上马?接着敌机便来轰炸,我部队疏散,躲避空袭,敌骑就去得更远了。敌机去后,我们又追上十几里路,快要追上敌人骑兵,天就黑了。远见敌人安营扎寨,骑兵退进步哨线里边去了。我们派队夜袭,敌人步兵防守严密。打两枪,他也应几枪。第二天早上,步兵跑了,又是骑兵断后,飞机轰炸,一到下午敌骑又收进步哨线里。”紧接着,我便向大会报告作战经过。我说:“根据敌人的这个规律,我师打飘风山是仅与敌后卫接触,打的汨罗江正面追击,都没有什么收获。唯有按长官指示,派出支队绕过敌后卫,作平行追击。因而,略有收获。”俘虏和缴获数目,当然是按谎报的情况瞎编的。别的部队也不知我讲的情况是真还是假。无所可否,可是第七十七师师长韩浚暗中对我说:“你报告得很好,但是要注意别人嫉妒!”

  以后,蒋介石又对薛岳进行嘉奖,薛岳对我也另眼相看。九战区在岳麓书院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他非要我兼任一期(一个月)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不可,我亦欣然同意。

  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对象是各个部队的团长、副团长、营长等。教育长是叶肇,我自己又兼任战术教官。暂五师的副师长彭士量也是陆大十一期毕业同学,我把他请来,作图上兵棋演习,他指导东军,我指导西军,进行对抗演习。这一套东西,校官们以前没见过,都觉得十分新鲜,自然兴趣盎然。我还经常从暂五师调些兵来作演习,并给他们讲班、排、连应该怎样进攻,还进行了一次班战斗实弹演习,把训练搞得有声有色。

第42节:参谋长会议(6)

  这一下薛岳处处照顾我,陈诚也一心扶持,他们加快为暂五师补充兵员,配给装备,很快就把暂五师搞起来了。

  长沙三次大捷后,七十三军归入九战区战斗序列,我师奉命开驻长沙西岸岳麓山顺塘一带整训补充。因此,我在任校官大队大队长的同时,可以兼顾暂五师的训练。我觉得当时中国军队,搞制式教练,固然是形式,由于不注重练基本功,战斗教练也流于形式。于是我本着在日本学习的经验,在训练中,狠抓了三个环节:第一是纪律养成。如射击纪律、战斗纪律、作业纪律、行军纪律等。第二是技术养成。如刺枪技术、射击技术等。第三是力的养成,如体力、行军力、战斗力、作业力等等。我尤其重视对士兵们射击技术的训练,首先教士兵们要懂得射击方法(瞄准的方法、击发的方法)。并要求训练时射击枪要无依托,战斗时枪要有依托,每个连的射击成绩我亲自检查。同时规定,凡按射击教范的要求达到特等射击的战士每月津贴一块钱,特等射手生病时,医务人员送医上门。每连有九个特等射手的,连长升少校,遇缺即补营长。有人说你哪有那么多营长。说也奇怪,一年多我师百步穿杨的特等射手,不乏其人,却没有一个连长能升少校。其余两个环节,纪律养成和力的养成,我也要求甚严。就拿培养战士的土工作业力来说,我首先教士兵筑城作业,先不注重工事如何修,而是先教如何投土捣固,并要求步兵用小圆铲每小时要除土0.5立方米,工兵用大圆铲每小时除土一立方米。进行班战斗教练时,我将德国军用书籍中的图复制下来给士兵们讲解,轻机枪组要与步枪组交互火力掩护,向前跃进。任何人不得违反这个规定,这是战斗纪律。我教军官守阵地时要懂得侧防,进攻时要懂得制压,要他们熟记“没有侧防就不成阵地,舍制压就不能进攻”这两句口号。然后,作阵地示范,侧射火力如何与障碍物配合,并教官兵们进攻时如何制压敌人的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等。为了使干部战士(当时称官兵)懂得这一套如何进行,我不断办教导队,亲自指导。这样仅几个月的训练,部队素质便大大改观。

  记得我刚到暂五师时,我说我喜欢射击,一个名叫沈筌的团长听了之后,就在我面前吹嘘说:“打枪嘛,不是我自夸,那是弹无虚发,摔一个柚子到空中,我可以一枪打中。”

  湘西土著之中,确有打好枪之人,实不敢藐视,我忙对他说:“沈团长,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就露一手吧!”

  我遂命人拿了一个柚子来,抛上天去,叫沈团长用手枪打。看热闹的人,把我和沈团长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可他连打了几次,均未击中,沈狼狈不堪。接着,我又在距离五十米远的大树上画了一个人头大的圆圈,命全师军官手枪射击,整整一个下午,竟无一人击中目标。当时,暂五师战斗力之弱,可以想见。

  然而,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在一次九战区举行运动会的射击比赛中,我派出的射手,夺回了运动会上射击项目的全部锦标。

  世人皆知,国民党军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新官上任,带来一大群亲友旧部,把前任的大部换掉。但我出任暂五师师长时,只带一个卫士郑国辉和秘书王石夫,旅团长一个不换,连军需处长和副官处长都不换,录用干部,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采取人事公开的办法统率全军(我到师就提出“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的口号),如全师有一个连长缺,必将全师的副连长、中尉排长、参谋、副官等凡有任连长资格者,均集中师部甄别、比试、考核,论其战功年资学历,择优而用之,师内的打手(有战功的人)、军校学生,特别心悦诚服。

  长沙第三次大捷,我的家属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从四川的酉阳、秀山、湖南的辰溪来到部队。副官处吴主任见我家属至此,无栖身之处,要特务排让出房子。我得知此事后对副官主任说:“当兵的人住的地方,怎么能让她住呢?”副官主任再三坚持,我仍执意不肯,并在老百姓那里找了一间草房让老婆安身。一回到“家”里,老婆责怪我说:“你也做得出来,房子这么漏,一下雨,我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说:“这说明我对得起我的士兵嘛!”

  这件事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也正是通过这一件件小事,使我在士兵中的威信特别高。

  1942年冬,陈诚叫刘云瀚打电话问我:“你愿不愿意到国防研究院去学习?”此消息来得实在太突然,我又惊又喜。心想,到国防研究院,一定可学到不少东西,机会难得,即对刘云瀚说:“我愿意去,请你报告长官。”

  1943年初,我便到了国防研究院。在我离开暂五师时,有一件事给全体官兵们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我临走时没有多要一个钱。这看来是一件小事,不足挂齿。但在国民党部队中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官兵们见我来去一身清,无不为之感动。其实,要想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真正当一个好官很容易,那就是真正不要贪财。今天解放军不贪污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那种环境之下,不要钱就真不容易啊!

第43节:在国防研究院学习(1)

  以上所写我在暂编五师的经历虽全属事实,但写回忆录应力戒自我表扬,我为什么不避讳呢?一方面我要暴露国民党军队的丑恶,并说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有爱国心的军人(尤其将领),如果能够洁身自好,讲求学术,忘我地整顿训练部队,素质再差的军队也可整顿成为劲旅。如果再加上“出阵之日即忘其身”的精神,就以当日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在持久战斗中的相持阶段,是可以多消灭敌人而促使反攻阶段早日到来的。反攻阶段又是可以多依靠自己力量,取得胜利的。另一方面是作台湾国民党骂我是“共谍”的回答。说实在的,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在进国防研究院之前,是舍生忘死为国——也就是为国民党卖命的。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今天台湾当局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恐怕也不会那么心死,无所作为吧?另外,我亲身经历两种军队,认识到今日解放军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军队,全体指战员都不是为任何个人出力,所以领导干部不用讲求统驭术,费那么多苦心驱使别人为自己卖力,就可以有团结坚固,勇敢牺牲的军队。我对比今昔,觉得今日我军干部,可以而且应该抽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在政治工作方面倾全力坚强党的组织,发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军事方面,潜心研究现代军事学术,倾全力训练部队,把生产、福利等事务交给国家去办理,则这支军队必定可以摧毁任何入侵之敌,完善地保卫祖国。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

  蒋介石为了在中国培养出希特勒所鼓吹的所谓“全能将校”(即陆、海、空三军都能指挥的人),如龙美尔、凯萨林、伦斯德特式的人物,调集了少数人在重庆浮图关山上办了一个国防研究院。国防研究院连主任副主任一共有41人,主任王东原,副主任杜建石,其余39人中,有的叫研究委员,有的叫研究员。研究委员就带有教师的意思,我是研究委员。另外,如沙学浚(学国防地理)、吴光杰,以及一个姓石的(学教育的)也都是研究委员。此外,没有专门的教师,因为希特勒搞的那套东西还是一个新花样,国内很少有人懂得。

  国防研究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平时战时的国防体制;研究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指挥技术;研究国家的经济、教育、军事、工业等如何有利于国家实行总动员,即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农业、商业、交通等平时怎么准备,要设什么机构,才便于转为战时体制,战时体制又如何构成,才便于打仗;研究全国的最高统帅如何才能统管全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实行一元化领导;研究孙中山的学说,尤以研究他的建国方略为主,如修多少铁路、南方大港、东方大港等如何设计等;此外,还研究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之翻版。此书并非出自蒋介石之手笔,而是陶希圣代笔,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书的内容,多在于责备共产党,说什么,这么多年,国治不好,主要是共产党捣乱等等。因遭全国人民反对,此书未大量公开发行,国防研究院对于上述诸类问题的研究,也只不过是闭门造车而已。如研究陆、海、空的指挥技术时,就是由我做的一个想定。实际上,我既不懂空军,也不懂海军,在航空学校学的一点空中侦察知识也十分肤浅。

  国防研究院有时也请一些名流以及国民党主管各部门的人来作报告,以供研究之参考。如请行政院的孔祥熙报告财政问题;兵工署的署长俞大维报告兵工生产的问题;军政部的何应钦派人来报告军政问题;陈立夫报告教育;经济委员会的钱昌照报告经济管理问题等。

  1943年间,日寇在宜昌附近和上下五龙一带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国民党部队发动一次新的进攻。当时蒋介石判断不清日寇的企图,这一下慌了手脚,要到第六战区亲临前线指挥。陈诚此时在云南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向蒋讨好说:“你去还不如我去,明知是丢地方,谁个也守不住,你是全国统帅,丢了地方怎么行,还是让我去吧。”蒋乃令陈诚到六战区前线指挥。

  陈诚从云南来到重庆,派人邀陆大十期和十一期在研究院的研究委员,魏汝霖、潘华国、石祖黄及我去研究。陈诚对我们说,他要到前线指挥,并将敌我双方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问我们对此作何判断。他们几人均一致认为敌人要进攻常德产粮区,并建议将防御重点保持在常德。我不同意此种看法,故一直未发表意见,陈诚见我默默无语,便问道:“你的意见如何?”

第44节:在国防研究院学习(2)

  我说:“我判断日寇将在上下五龙、宜昌南岸之间,实行钳形攻势,目的是要吃掉长江南岸的防守部队。最近希特勒的钳形攻势闹得很凶,日本人肯定要跟着学。因此,宜将二线兵团七十九军王甲本等部控制在石门一带。假如敌人进攻常德,二线兵团,可打他的侧背,敌人搞钳形攻势也可打他的侧背,这就两全其美了。”陈诚原来写给蒋介石的敌情判断,也是说敌将进攻常德粮仓,听我的判断后,觉得也有道理,就按我的意见修改了他的敌情判断,并照我的建议布置了二线兵团。敌人以后的行动,恰如我的判断,故使国民党部队未遭受大的损失。陈诚大悦。以后,郭忏告诉我说:“长官到处吹嘘你不错。”

  在办国防研究院的同时,蒋介石还在重庆浮图关半山腰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蒋介石自任“中训团”团长,副团长张治中,教育长王东源,中国的文武百官,包括大学校长,出国考察人员、留学生等均为受训对象。国防研究院距中训团仅半里之遥,故国防研究院的人员每逢星期一,都要下山到中训团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纪念周活动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首先唱中华民国《国歌》,歌毕,读总理遗嘱,并静默三分钟,然后就由蒋介石讲话。中训团一期为一个月时间,一年大约办八至九期。因此,一年之中,我们听蒋介石讲话竟达三十多次。

  在这以前,我对蒋介石不多接近,认为他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总还有两手,但听了他讲话之后,却大失所望。他期期几乎都是老调重弹,什么“科学的学庸”、“大学的道理”、“三民主义连环性”等。很少听到他讲政治、当前形势和军事学术问题,有时讲也非常简单,不是拾人牙慧,就是闹笑话。如他讲“立正的道理”,说立正要气沉丹田,一直贯到脚跟。我与吕文贞、韩炼成三人平时很要好,当听到蒋介石讲“立正道理”时,我就用腿碰他们的屁股问:“你的气沉不沉到脚跟?”大家听后,一阵好笑。

  教育部长朱家骅组织向蒋介石献鼎,锣鼓喧天,抬了九个赤铜鼎到中训团大礼堂,我们排队久候,只不见蒋介石出来,一会儿听见主席台侧休息室传出咆哮的声音。接着见朱家骅面色铁青,狼狈而出,又一会何应钦出来,代表蒋委员长接受了一个鼎。最后蒋介石出台,余怒未息地说:“原来我同意献鼎,只以为是小小一个,不意弄这么大九个,太没有意义了!……”闹闹热热的献鼎典礼,弄得不欢而散。原来朱家骅献鼎就是本“禹铸九鼎”、“定鼎中原”的意思,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蒋欣然接受,殊陈立夫破坏朱的献媚,说:“这是帝王思想,外边批评不好。”所以蒋介石临时翻脸不认账。朱家骅“拍马屁”,碰了一鼻子灰,被大家传为笑柄。

  国防研究院的人员,都要轮流到中训团受训。我受训那一期,蒋命我担任副大队长,因有大队长主持,我实际上只挂名,不负任何责任。期末,蒋介石按往常惯例要请客吃饭。那一次赴宴的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大学校的校长、博士、出国人员等共三十多人。蒋介石规定宴会上的菜是:四菜一汤。菜的质量也不好,记得有一份炒鸡蛋,一份炒青菜,汤倒是一个好汤,汽水蒸鸡。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提倡节俭而已,他请客吃四菜一汤,而平时进餐却远不止这些,我以后曾在他家里吃过饭,菜就十分丰富,饭后还吃水果。

  最妙的莫过于他对人讲话的态度了。席间,当他与大学校长、出国教授说话时,满脸堆笑,要他们在国外多宣传宣传,说他们出去为国争光。而当他与我们当兵的讲话时,脸面一下就变严肃了,他板着面孔问我们:“你们对这次训练有什么意见”?谁又愿意在这种场合发表意见,自讨没趣呢?也都顺口答道:“这次受训,收获很大。”蒋介石只是“嗯、嗯”两声,并无心思与我们交谈。

  以后,听说蒋介石要找国防研究院的人员个别谈话,我们得知此消息,都很紧张,不知他要问些什么。后来见蒋介石谈话时,他都问:“你对国家,对抗战有什么意见”?我们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过场,大家都把事先准备将要说的话背了一套,背完了事,蒋介石与我个别谈话这还是第一次。

  最初,我以为到国防研究院定能研究一些新的国防问题和军事学术,结果对现代化国防知识,增进很少。倒是我读孙中山著作,获益不浅。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使我思绪万千。蒋介石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然而,何时何处实行过孙中山的主义?哪里按建国方略搞过一点建设?我目睹了蒋介石搞宁汉分裂,“四一二”政变,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前线的士兵,为了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安危,出生入死,不怕牺牲的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而一看重庆糜烂的社会现象却摧人肺腑。四大家族及发国难财的商人,为非作歹,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百姓们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由于物价飞涨,人们又不得不重新回到那以物易物的时代。四川人进茶馆吃茶,都已不再使用钞票,而用棉纱作为支付手段了。由于经多人之手,棉纱都由白变黑了。市场上则是以米作为等价物,进行物物交换。唯独我们当兵的人,却还一个不多地按月领着自己那份薪金。暂五师每月给我汇的钱还不能维持我与老婆的最低生活,好在我还有一个三弟在重庆银行工作,他可利用空闲时间做一点转手买卖,经济稍比我富裕,故每逢星期天,三弟必请我下山吃饭,以补充营养。像我这样一个连年抗战、位到师长在当时说来,地位并不算低,只是因为不贪污就没有饭吃,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世道啊!这哪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呢?这讲的是什么民权?什么民生呀?自抗战以来,只见解放区越扩越大,国民党统治区越缩越小,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国民党的军队却一蹶不振,对比国共两党的一切主张和行动,使我开始认识到,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要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并建立一个民主的富强康乐的国家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我在黄埔军校及大革命时期,也曾受过一些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就更觉得共产党好了。因此,一心想找共产党联系。

第45节:到英国考察

  韩炼成、吕文贞和我志趣相同,彼此间无话不谈。我们见国民党腐败无能,经常私下批评丑诋国民党无民主、贪污、误国,想组织一个小团体,搞一点进步的事情。吕文贞理论一大篇,而处世谨慎,我说吕是秀才,意思是笑他秀才造反。他反唇相讥,说我是大秀才。我们研究员中有个叫张叙曾的人,是吕文贞的连襟,常对我说:“国家不成样子了,要起来斗争。”我见他说话思想进步,又是吕文贞的亲戚,准备发展他,韩炼成得知此事后,对我说:“汝瑰,要这个呀(以手在颈上一砍,做杀头状),谨慎为好!”这么一说,小组织就没有敢干起来。果然,韩救了我,解放后,我才得知张叙曾是一个军统特务,在北京被镇压,韩炼成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员,可当时我却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屡次表示要找共产党联系,他都不“亮相”,工作做得真够谨慎。

  1944年初,蒋介石要在国防研究院挑选一批以前从未出过国的人到国外考察,本来我是现职师长不能去,恰好吕文贞被选为待从室参谋,不能去英国,于是我就得机会去英考察。

  到英国考察

  1944年3月,我以副武官名义到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我和范诵尧、田席珍一行三人乘飞机从昆明出发,来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停留期间,当地一些华侨商人向我们购买外汇,但不付现款,而是将我们的美金交他拿去购买商品。然后,运到中国去销售,再将赚得的钱寄到我们家中,这样做,双方均有利可图。按正常比价,一千美金只能换回已大大贬值的国民党的钞票三四千元,而这样一转手,一千美金却可得万把元,寄回家中一般可供家属半年生活。出于生活所迫,我也只得做起违心事来了。此事成交后,我们又乘飞机经卡拉奇、巴勒斯坦,到达开罗。此时正遇诺曼底登陆前夕,英伦三岛、封锁出入,去英的飞机不能起飞,又只得在开罗停留了二十多天,诺曼底登陆后,才到达英国的伦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一直处在希特勒的轰炸之下。我参观过希特勒闪击伦敦的遗迹,此时德国人经常施放V1无人驾驶飞机,对伦敦进行袭击,但英国人并不恐慌,他们用歼击机打,或放出气球阻拦,V1到达伦敦上空的减少一半。以后希特勒改用V2火箭在德国对伦敦进行远距离轰炸,英国人便无法阻挡,但人民也仍然照常生活,照常交易,只将动物园内的猛兽弄走了,以防其出笼伤人。伦敦从来不放警报,也很少有专门的防空洞,唯有在地下铁道车站处设了很多上下铺铺位,供小孩、老人睡眠。

  我在英国期间,听说英国首相丘吉尔亲临受轰炸地区视察灾情。老百姓问他:“首相,我们的房子被敌人炸烂了,没有房子住,你干什么去了,你职责呢?”

  丘吉尔笑着解释说:“报上登了,打仗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不应该让任何一家受损失,打完仗,国家负责给你们修,现在不能修,一修起又打烂,不划算。”

  我想到中国抗战谁的房子被日寇炸烂了谁倒霉,两者相比,国民党中国大大不如英国。

  英国的国防设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仿效的,但有一点可取,即战时内阁组织了一个“优先权委员会”(Priority Committee),对物力、人力资源一律通过这个委员会实行统筹分配,凡急需项目,优先安排,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能恰合时机地用在刀口子上。

  英国海、空军现代化程度很高,不失为海空劲旅。但陆军的战斗力很弱、士兵“娇”气到了极点。一次,我们参观英训练中心的演习,一个士兵通过一个掩蔽部,他见那里凉快,就坐下来不走了。英军官发现,即上前令他前进,但他就是坐着不动,而英国军官却毫无办法。

  1944年6月,中国派出的驻英军事代表团到达英国。为了少派代表团人员,以节省开支,遂将我们前来英国考察的三名挂名武官投入军事代表团,这样一来,我们便可随代表团到战区参观了。

  历次参观中,使我最难忘的是参观诺曼底登陆的急造海港码头的模型。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一面建立滩头阵地,一面修建急造海港。这座海港,具有12公里长的防波堤和三架能同时停泊13艘万吨巨轮的栈桥,13天时间,便建设成功,这真是惊人的奇迹。

  我在伦敦时,英国还不许可盟军军官去现地参观,于是做了一座模型,邀请盟国军官参观。我一看,惊得目瞪口呆,心想就是这座模型,也不是13天就能造成。经讲解,才知这座防波堤,是用长70米、宽15米、高20米、重7000吨的浮游水泥箱像挂火车箱一样连接起来,抛锚固定的。这浮游防波堤挡住了风浪,于是就可利用预制构件,架设栈桥。所有一切预制构件的结合,都是机械作业,所以才能这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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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在军政部工作

  我是工兵出身,深知就是制式材料架桥,架设前材料整顿也很费时间,像诺曼底急造海港这样大规模的器材制造和准备,花费的时间一定不少。讲解员才告诉我:1943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决定诺曼底登陆计划后,就开始准备。英国所有港口、船坞及四千多个企业都动员起来,投入秘密准备工作。因此,诺曼底海港、码头,说起来是13天架设成功的,实际是几十万人经过约一年的时间建成的。

  参观后有人告诉我:这样的设备是两套,英、美各一套,英国的一套,因风浪险恶,架设未成功,幸美国的一套架成,不然盟军后续部队、车辆、械弹、器材跟不上,登陆也可能失败。

  在此盟军节节胜利期间,也传闻了一些国内战争失利的消息:首先是日寇进攻常德,蒋介石事先毫无预见,临时只知令余成万师坚守常德城,余苦撑20日,终力不能支,全师被歼,余突围逃脱,后来,蒋介石将余交军法审判,余成万被判刑坐牢。

  其次是日寇打通粤汉路,进攻衡阳,蒋介石令方先觉军守城,日军围攻逾月,方先觉投降。(原来暂五师的柏松林参谋,1944年在方先觉部任情报科长,我回国后,柏告诉我,投降是方先觉叫副官处长出去联络的,投降时部队撤下来还有一万多人,机枪迫击炮等尚多,方先觉一见就哭起来了。对柏说:“早晓得还有这么多枪和人,我就不投降了。”)投降还在教堂举行了投降仪式,方先觉双手捧“军人魂”短剑递给受降日寇。这对蒋介石标榜“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魂”是一个辛辣的讽刺。更使人气愤的是:以后,方先觉被日寇收买,放回四川,带来诱降条件,蒋介石为了掩盖他与日寇勾搭,却宣称方先觉是逃出来的,并叫他任反共的青年军师长。再一次是敌人打到贵州的独山,盟国友军问起这些消息,我们感觉很不光彩。

  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失败,已成定局。英国人不喜欢丘吉尔独裁,准备一旦战争胜利后,就要赶他下台。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争取选票,拟定一个保险计划:凡英国工人,每星期交一个先令的保险费,对其生老病死,国家一律实行保险。英工党自称社会主义,我当时分别不出真伪,总觉得,这种社会主义到底还是为大众着想,比国民党进步得多。

  英工党认为,希特勒定倒无疑。战后,将形成美、苏两大巨头主宰世界,英国要再想回复到1936年以前的状况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维持其大国地位,就暗中与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商谈,说工党选举获胜,愿将香港交还中国。作为交换条件,望战后中国不附美,也不靠苏,而与英国联合,于战后在美苏之间形成第三势力。桂知陈诚此时已担任军政部长,想凭借我与陈的关系,办事方便一点,乃要我同他一道回国向蒋介石请示,我闻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十分高兴,毅然放弃到战区旅行的计划,1945年2月,随桂永清返回祖国。

  桂永清以前曾在德国留过学,后又在德国当武官,与瑞士国际间谍机关早有联系。他对我说:“国际间谍机关坏得很,不管哪一国,有钱就能买到情报。美、英、德、法都在那里买,谁的钱越多,谁的情报就越可靠,越有价值。”回国路上,我发现他与途经的中国驻各国使馆均有联系。到加尔各答,与总领事谈话多涉及军统内部,回国后,不住旅馆,而直接到戴笠(住重庆上清寺)公馆下榻,这时我才知道,桂是军统特务。以后,桂永清将英工党意见告诉了蒋介石(我未参加),蒋考虑几天后答复他要一心一意依靠美国,拒绝了英工党的建议,我满以为此次之行定能收复失地,结果却是南柯一梦。

  在军政部工作

  在国民党军事高级指挥人员中,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便是军政部部长权力最大。军政部下设有:军务司(管部队编制、装备)、交通司(管通信、交通)、马政司(管军马)、军法司(管军法案件)、兵工署(管兵工生产)、军需署(管军费出纳、被服装备、粮秣补给)、军医署(管军队卫生)、兵役署(管征兵)。

  以前,军政部部长由总参谋长何应钦兼任,蒋介石嫌何应钦过于持重,想换新人,去进行一番改革,陈诚及一些人乘机攻击何应钦老大,不振作,军政部暮气沉沉,蒋介石选中了陈诚,陈诚便以敢做敢为的姿态登上了军政部部长的宝座。

  1945年2月,我回国后,陈诚要我担任军政部军务署的副署长(军务司扩大为署,署长方天)。我3月就任以后,就一直在国民党的高级司令部工作。

  陈诚当上军政部部长以后,有人说军政部变成了土木系。“土”即“十一”,“木”即“十八”,意为军政部被陆大十一期和十八军的旧人所垄断。我不是“土”而有“木”(十八军的干部),并与陆大十一期的同学很合得来。方天为了冲淡“土木系”“土”的色彩,就荐举我当军务署副署长。陈诚那里当然也很顺利通过了。

第47节:参加受降(1)

  军务署管军队的编制、装备,就操纵了全国各军师大小、强弱的命脉,因为当时有甲、乙、丙三种不同的编制,以后又有美械的军。如果一个军定为美械军,就编制大、器械精、经费多、装具足;反之,定为丙种编制的,当然就差劲了。所以当时各军师竞相与军务署讲朋友、拉关系、求好处。

  这时欧洲大势已定,美国目光转向东方。虽然美在太平洋上“跃岛进攻”节节胜利,但是深恐日本陆军以阿图岛的“玉碎”精神,在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顽抗到底,则美军将付出较大的牺牲,故一面催促苏联出兵东北,一面出枪出钱,由中国出人,在中国实行“冰人”计划。按此计划、先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二十个师的美械到中国,装备二十个师的阿尔发部队,然后由这些阿尔发部队为骨干,在广东打通一个海口,由美国海运供给大量装备,装备成更多的美械师,以驱逐中国大陆的日寇,由于空运和战略目标的关系,阿尔发部队多在云南、广西、湖南,以后并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任总司令,指挥这些军队。阿尔发部队虽然主要是由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按战略关系位置决定,但具体业务由军务署承办,装备的先后,运送的缓急,可以上下其手,所以也居很重要地位。

  后因飞机运输量小,便决定打通滇缅路,史蒂威率孙立人、廖耀湘两师从印度,经密支那打过来,国民党远征军则从腾冲、经龙陵打过去,两军在八莫会师。然后,从滇缅路以十轮大卡车,日夜不停运送美械,史蒂威主张以部分美械分配给十八集团军,因而与蒋介石意见矛盾。以后魏德迈接替史蒂威职务,与蒋一个鼻孔出气,尽量抑制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国共两党裂痕日深。这时,军令部特别设立了一个第十三科,直属部次长,专门主管共产党的情报和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计划等工作。肖毅肃和张继寅,相继任过第十三科科长。共产党驻渝办事处当然就有所闻,想进一步了解究竟,以防患未然。这时,我非常反对内战,同情共产党,但我只了解国民党军队编制、素质等情况,供给的情报,不能满足共产党研究如何防止内战的需要。

  由于蒋介石一心依赖美国,等待胜利。所以,军令部每周要举行一次大战研究会,注视世界大战动向。

  1945年夏,希特勒被消灭,日寇已成釜底游鱼,反共就甚嚣尘上,更加积极起来了,大战研究会也因此变更重点,经常研究如何反共。我为了获得情报,以协调军政、军令两部业务为理由,请求同陈诚的侍从参谋汪奉曾一同参加旁听。有一次研究会研究如何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壮大的问题,认为:苏军进入东北,可扶植共产党军队壮大,因此须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关内共军如得日军装备亦可壮大,因此须防止日寇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中。为了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军令部主张装备傅作义一个军以胡宗南两个军,便于日寇投降时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以新四军东进。这是以后傅作义袭击张家口,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企图进入北平惹起邯郸战役的张本。根据这个方案,蒋介石令军令、军政两部会同积极准备,以后,全面内战的战略,许多都是这一罪恶阴谋的发展和演进。

  参加受降

  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顿时鼎沸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精神堡垒(现解放碑),爆竹震耳欲聋,“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到了精神堡垒,见几个美国兵来到此地,亦被人们抱起,来回往天上抛,场面之热闹,不可言状。

  日寇无条件投降来得如此突然,实出国民党意外,此时,蒋军主力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在广西和湘西,六战区在鄂西,一、五战区在豫西、陕西,二战区在山西西北部,八战区在西北和绥远西部,第三战区在江西、浙江西部,第七战区在广东北部,第九战区在湘赣两省边区,而广大的东北、华北、华中地区除日军控制交通线外,多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蒋介石得日军投降消息,令日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接洽投降。为了达到垄断受降的目的,他一面下令,“全国投降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布置”,一方面打电报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旨意,令冈村宁次不得向指定受降部队之外任何“非法武装组织”缴械。又令伪军维持地方治安,并指定七战区在广州、三战区在杭州,九战区在长沙,六战区在武汉,一战区在郑州洛阳,二战区在太原、卢汉在河内(北纬十八度以北归中国受降)。汤恩伯在南京,薛岳在徐州。王耀武在济南,李宗仁、孙连仲在北平,傅作义在包头受降,收缴日军武器装备。以后并由熊式辉、杜聿明往东北从苏军中接收主权。蒋介石又与美帝勾结,由美空运、海运这些部队前往,并改六战区司令孙连仲为十一战区司令,由郑州经平汉路北段去北平。一时,蒋军海、陆、空并举,奔赴全国收缴日械。

第48节:参加受降(2)

  何应钦亲临芷江(王耀武四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受降,我代表军政部随同前往。一时间,王耀武的司令部宾客盈门,受降人员纷至沓来,王为人精明,擅长交际,待人非常恭敬,彬彬有礼。每日清晨,王必来各处招呼,见人就说“早晨好”,衣、食、住、行等均照顾得十分周到。

  交际应酬和拉关系是王耀武的拿手戏。记得还在上海作战时,他的三十一师归五十四军指挥,我同军长霍揆彰到他司令部去,王盛情接待,并招待我们吃梨。他很快就削了一个梨子给军长。然后,他从我手中将我正在削的梨子夺过去,一边说:“你打仗做点计划很行,削梨子不行,我来。”王态度不卑不亢,做得恰到好处。

  我在军政部军务署工作时,一次,王耀武来署拜访,他在各司各科到处讨好。然而,却无谄上欺下之感。他故意把别人的钢笔借去写一写,然后说:“您这支钢笔不行,我把我这支‘派克’笔给您,用过了的不要见怪!”其实,他的笔是刚从商店里买来灌上墨水。装满满一口袋,送别人一支,又另外佩带上一支。见第二个司长、科长处,又如前表演一番。请客送礼这本是国民党的一贯作风,并非王独创,只不过他比别人做得要漂亮而已。

  8月18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金井参谋长到芷江投降。下午三时,金井的飞机在机场降落,部队用汽车将其押送到王耀武司令部,举行授降仪式。因金井要在投降书上签字,所以何应钦特别用一支“鼠须笔”要金井在投降书上签字,准备签字后将笔珍藏起来,做一个历史的纪念物。谁知,签字后,“鼠须笔”却不翼而飞。

  受降仪式结束后,金井乘专机返回南京。何应钦令其副参谋长冷欣同机飞往南京,作南京受降之准备。冷去后,瞻仰中山陵,并于当日报刊上登载一则消息,称:陆军总司令副参谋长冷欣某日到南京谒陵。蒋介石在报上见此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报纸撕得粉碎,并接连骂道:“混账,这家伙简直是飞扬跋扈,妄自尊大。”即刻打电话将其撤回。

  冷欣撤回后,何应钦要我赴南京接替冷的工作。我猜何的用意无非想一箭双雕,他是想派我去南京,借以拉拢,挖陈诚的墙脚(因他常把我作为“西南子弟”相看待,以后又要我去美国作他的军事代表团团员)。万一我出了洋相,他就借此搞陈诚。何的参谋长肖毅肃知何派我去南京的消息后,私下对我说:“老弟,你不要去,此事难搞。你知道他这个人(指蒋介石)很难捉摸,连冷欣都出了问题,你还去得吗?”

  这时候,肖毅肃为什么要阻挡我前去呢?说来话长,肖原来是我堂兄郭汝栋的旅长,并甚得重用。1931年,张发奎的部队由广西打到岳州,当时,郭的部队驻黄州、仙桃镇一带,肖要带兵响应张,郭不同意,肖对人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郭得知后即向部队团长写亲笔信说不得我的亲笔信,不得听其指挥,轻举妄动。此时,肖又染上吸鸦片的恶习,郭越发不满,便给肖几万元钱后礼送出部队。肖离开部队后到上海,去赌轮盘赌,把钱输光,时遇我从日本返国,见其消沉,立即解囊相助,回湖北后,在堂兄面前与肖说情,郭才同意以顾问名义每月给他二百元生活费。后来,我在陆大时,陆大要招收特别班,我认为肖有能力,写信给堂兄,主张保送。郭回信说:“肖烂烟、烂赌,此人已成过渡人物,无培养价值了。”我回信说:“如将肖送入陆大学习,可使其重新做人,还是有前途的。”郭遂保送肖。

  肖毅肃考陆大特别班时,我也为他各方疏通。因此,我猜肖出于友好,故有此说。但我曾受肖指挥。在郭汝栋部队时,他任先遣司令。我是他指挥下的营长,后来,他任何应钦的高级参谋,我则任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地位就差不多了。因此不免嫉妒,但终因有肖的劝阻,我放弃了去南京的打算。

  9月3日,何应钦令军政部的兵工署副署长杨继增、后勤部的项雄霄和我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一行十余人,乘专机先往南京。飞机在光华门外降落。进城时,守城门的日本兵不断地向我们举手行礼,百姓们见我们入城,也纷纷上前围观,一个个脸上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南京城内,市场繁荣,产品应有尽有。我们这些接收大员一进南京城,如猛虎下山,奔赴各个商店,为老婆、孩子抢购丝、绸等贵重商品。当时,南京市面上流行的是汪精卫发行的伪币,接收大员们便自行规定了法币与伪币为一比二百的比率。这样一来,价值二百元的东西,接收大员们一元法币便可买到,这可把生意人整苦了。然而他们却敢怒而不敢言。寥寥数十人,就把个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了。

第49节:在停战谈判中(1)

  何应钦到南京后,受降签字仪式在原黄埔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顾祝同、徐焕异(空军司令)在主席台就座。冈村宁次、金井等人在台下面对主席台横坐一排。冈村宁次身高体瘦,光着头。此时,他平日那日军的“傲”气与战败者所具有的“丧”气交织在一起。尽管他故作镇静,极力想保持他那平时的尊严,然而从他脸上流露出的却是颓丧的神态。

  何应钦将投降书递给他的参谋长肖毅肃。肖接过投降书后,走下主席台,来到冈村宁次面前,一只手将投降书递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立即站起来,双手接过投降书,在上面签字后又双手呈还。肖复归主席台,将投降书交给何应钦。然后,由何在上面签字。仪式并无特殊之处,并没有要日本人交出他的军刀。

  签字结束后,战犯冈村宁次被依法“关押”,但他却享受着特别优厚的待遇,住在一幢西式小洋房内,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受降后,陆军总司令部搬往南京,驻原黄埔军校。美国用飞机先将新六军运往南京。新六军在印度成立时,士兵均经过特别挑选,个头相差不多。士兵们身着清一色美制毛哔叽军服,武器装备精良,入城时,显得很有气派。

  新六军接防后,日军全部退入营房,不准出街,只给他们留有几支守卫的枪。但城外日军枪械未曾收缴,名为让其自卫,实际上是要他们不把枪交给共产党。

  南京城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所有的接收人员们就大搞起“五子”登科来了,凡“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他们什么都要,什么都抢,什么都争。已接管的日本人的东西不用说,就是跑了的日本侨民留下的家具、财物也都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抢劫的东西,一律归己。

  一个一比二百的比率,一个五子登科,把饱受日军残杀的南京人民整得叫苦连天。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天上飞来的,地上钻出来的(指国民党特务)都坏极了,”“盼了这么久,盼来的却是一伙劫收大员。”

  劫收大员们在南京搞的这一套,凡是奔赴杭州、上海、徐州、济南等地受降的,亦是如此。

  后来何应钦对我谈话和陈立夫的《成败之鉴》都曾指出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不收编伪军,以致使其投奔中共,壮大共军力量。我的看法:蒋军失败的根本在于国民党策略上的混乱、错误;政治上腐败,如特务、五子登科;经济上的通货膨胀,而上层官员又趁机大发国难之财。战争已经打了十几年了,经济上已十分萧条,人民都已对蒋家王朝彻底失望,人心向背,这才是国民党蒋家王朝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时,卢汉在河内收缴日械完毕。蒋介石为架空龙云,就调他的部队去东北,怕卢汉不听调回云南,又调五十三军周福成部到河内接防。法国也将兵舰开来受降,五十三军的炮兵向法兵舰开炮,将其兵舰打伤一艘,其余各舰都纷纷挂起白旗逃跑了。

  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备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

  七、在停战谈判中

  (1945—1946年)

  参加三人会议谈判

  抗战胜利的喜悦,为时并不太长,蒋介石集团垄断受降,国共摩擦日增,内战魔影把满天喜悦驱散得干干净净。

  举行受降仪式后,我因在南京无事可做,便于9月20日左右回到了重庆。

  回重庆后,得知蒋委员长曾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事。张治中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专程去延安迎接,并于8月28日与毛主席同机飞抵重庆。现国共双方首脑正在进行和平谈判。我同许多人一样原来都担心八年抗战刚胜利,内战又起,国家和人民又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现在好了,毛主席来到重庆谈判,满天乌云,似又出现一线霞光。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表明国共双方在这次谈判中取得了重大成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复杂棘手的问题也取得了初步协议。这是国内和平团结的开端,是全国人民要和平、反内战愿望的体现。但是,《双十协定》虽然签署,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一日未停。中共指责国民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却密颁《剿匪手本》,而国民党政府则借口解放军不“驻防待命”,妨碍“军令政令的统一”。唇枪舌剑,更增加了内战危机的严重性。

  迅速停止内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甚至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1945年12月29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谈公报,对中国问题一致表示要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团结及民主的中国。美国也决定亲自出马“调停”,并派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华,着手与国共双方商讨停止军事冲突问题。1946年1月7日由国、共、美三方参加的三人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就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进行商谈。马歇尔任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任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将军任中国共产党代表。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国共两方都对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当日各报均登载了。主要内容是停止一切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停止军事冲突的各项协定。与此同时,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又已开幕,中国似尚可得休养建设的机会。我对此兴奋极了,内心以为:停战谈判虽由马歇尔促成,不免耻辱,但是总比兵连祸结,直打到亡国为止的好。我这种天真的乐观,不久便被边谈边打的现实冲洗掉了。

第50节:在停战谈判中(2)

  三人会议达成停战协定后,张群坚决不肯再充当代表去谈判军队整编问题。蒋介石于是指定张治中继任。张治中深恐谈判中涉及军政,军令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不取得军政、军令两部同意,便会遭受攻击。所以他又坚决要求军政、军令两部派人充当随员。没想到这份差事会落到我的肩上;也完全没想到一接触到谈判实际,我这颗急切盼望化干戈为玉帛的火热的心,被当头泼上了一瓢冷水。

  1月19日晚饭后,接到军政部次长林蔚的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我立刻跑到军政部林的寝室。他的寝室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他处事谨慎、负责,深得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在国民党军中,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细致有为的参谋人才,包括陈诚在内,都尊称他为林蔚公。他向我说明张治中的想法和要求后,说军政部决定派你、军令部决定派廉壮秋(第一厅副厅长)充当张治中的随员,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商谈军队国家化问题。

  他还对我说:“国共问题,终究不会谈拢,会谈不过是照例文章罢了,马歇尔此行不可能圆满达成任务。”

  听他这样说,我不觉心都冷了半截。但是我怀着不打内战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仍然天真地认为不会那么悲观。我在当天日记上写道:“我以为国共不能互存消灭敌党之念,苟共产党在政治上可求得出路,则国家暂时可望安定”,“共产党武力国家化非一朝一夕所可办到。需采取循序渐进步骤,不能操之过急”,“中国如能得二十年和平建设时间,国家前途仍有办法。惟世界第三次大战纠纷业已形成,中国须注意不能作任何国的前哨,方可免于内部分裂耳”。

  2月5日,张治中在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各部人员整军问题讨论会上,报告军事三人小组非正式讨论整军问题的情况。他说了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军队数量。共产党要求保留二十个师,张治中则主张国共军队数量应为十三比一,马歇尔认为照这样规定共产党决不会接受。张于是私下对周恩来说:“共产党以前要求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为一比六,当时中央未承认,现在姑且为一比六如何?”周表示同意。看来中共将来大约可编成十五至二十个师。而蒋先生也表示编二十个师,也可承认。

  (二)马歇尔提议国军初步可编为九十个师,共军亦按协议数编成后,再混合编军,若干军为共产党两个师,国民党一个师,若干军为国民党两个师,共产党一个师。哪一方占两个师的军,则军长即由哪一方选派。

  (三)驻地问题。概定东北、华北,驻共产党两个师的军,华南最多有共产党一个师。

  (四)马歇尔主张整编时间为一年,一年后军队即混合编成。

  (五)仿照停战执行小组办法,对改编也组成执行小组监督实施。

  张治中报告完毕,林蔚接着说:“官邸会报时,委员长令由军政、军令有关各部组织一整军计划小组,负责计划整编复员及编余军官安置等事宜”,并指定军政部如军务署署长方天不在,即由郭副署长参加。

  当时我对张的报告很满意,对担负这一任务更感兴趣。我认为国共双方既已同意整军,蒋介石又下令组织临时机构负责计划。如整军得以实现,内战自然可以避免。我为中国前途闪现的一线曙光而欣慰不已。

  2月13上午11时,我与军令部第一厅副厅长廉壮秋同去张治中寓所,请他指示明日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应做些什么准备。哪知他竟无具体意见。一会儿,担任翻译的皮中阚进来,出示马歇尔建议的译文,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明日将根据马歇尔这个方案讨论,而我们用不着做什么准备。

  2月14日,“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整军讨论在上清寺尧庐正式举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相继来临。我上前一一握手,对周恩来叫了一声老师。马歇尔只带作为翻译的华裔美国军官李上尉,周恩来只带任翻译的章文晋,随张治中的则有我和廉壮秋、皮中阚三人。三方人员在一大方桌上成门字形就座,马歇尔居中,右为周恩来,左为张治中。

  马歇尔将军虽然闻名全球,但神态温雅而谈笑风生,无丝毫矜持之态。入座后,马歇尔指着手中小刀说:“这是用一块巧克力糖从一德国人手中换来的,如换女人,只须半块巧克力糖!”在座的人,闻之无不捧腹大笑。

  会谈开始,张治中主张以马歇尔提出的方案为基础进行讨论,周恩来也表示同意,并决定每节讨论之前,均核正译文。

  在讨论第一条统帅权时,按马歇尔原方案,认为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的权力,但遇必须撤换共产党所领导部队的司令官时,应指派政府内资深的共产党代表所提名的军官,因此,对共产党军官的任免须求共产党提名补缺一节,必须要有时间限制。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在“但”字后加上“在整编军队过程中”一语以表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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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1)

  关于兵力讨论结果,双方同意国共两方军队按五与一的比例,在12个月内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其中国民党政府占90个师,中共占18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1.4万人。由三个师组成一个军。军直属部队,其人数不超过总兵力的15%。

  关于补给区的职责,马歇尔原方案主张除供应补给而外,还训练区内接收的新兵,并监督区内军事学校的行政。我认为补给区处理补给实属自然,但是监督学校行政及训练新兵却与我国现行制度相去太远。周恩来也认为如此规定则我国军事制度也将改变。争论结果,大家主张以尝试的精神接受这一提议。

  会谈中,周恩来春风满面,笑声不绝,与珞珈山相遇时面容严肃,截然不同。

  次日,继续讨论“复员及配置”两项。

  复员一条,开始进行顺利。都同意每月复员现人数1/12,12个月后的6个月内,再编为60个师,中共占10个师。但当张治中提出军队复员完毕后,缩编的军队完全混编,以完成军令的统一,军队国家化时。周恩来对此不同意,马歇尔因双方意见有若干距离,便主张保留待明日讨论。于是就再进行军队配置讨论。

  配置第一节规定,政府军及共产党军编成36个军,其中15个军混编。周恩来认为12个月内即开始混编,中共有困难,须12个月以后之6个月方能混编,并说:“应以师为单位混编为军,师以下单位不动,故应称为统编。”

  张治中反驳道:“统编如何能使军队国家化?必须进一步混合编成,方为妥善。”

  “至于进一步军队国家化,须看将来情况发展如何而定。”周恩来回答说。双方讨论至18时,未获协议,于是休会。

  会后,张治中写信请示蒋介石,要我持信飞南京请示如何解决。

  16日,我赴珊瑚坝飞机场与外交部长王世杰同机飞抵南京。19时半往见蒋介石,蒋阅信后,略问数语,当即表示:如果马歇尔主张国共军队于12个月之后的6个月混编,可即同意。我求他书面指示。于是蒋上楼写信一封给我。我随即于17日飞返重庆,往见林蔚次长。林探问情况。我叙述蒋的指示后,拿出蒋信,林用小刀轻轻揭开信封口,见信笺中蒋的手书,大意是“按马歇尔意思,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林看后照旧封好,交给我转交张治中。

  18日15时,我去参军处向张治中报告蒋的指示,并呈出蒋的亲笔信。交谈片刻,周恩来等到来,就继续会议。周恩来首先提出宪兵与18个护路总队问题。周说:“宪兵有二十余个团,而铁路尚有路警队,希望把宪兵提出讨论。至于路警队则于秩序恢复后,即不应存在。”

  “宪兵编制小,队伍不集中,且无重武器,不能形成力量,而将来谈此问题,尚有时间,最好不要在此方案内讨论。”张治中回答说。

  马歇尔听后问:“宪兵之任务如何?”

  “维护军人纪律,检查车站,维护秩序,从来未参加过战争。”张治中回答说。

  周恩来接着说:“我并非注意力量的对比,而是注意宪兵制度,宪兵到处干涉人民,则中国民主何以实现?”

  马歇尔见状乃说:“宪兵制度与政治之间似有微妙的关系,可由政治负责人去研究。希周先生提出书面意见,作本方案的附件。”

  接着讨论马歇尔方案中第七条第五节政党关系,原文为:“现役陆军人员禁止担任某一政党之职员或其任何委员会之委员。”

  周恩来与张治中均主张将此条删去,马歇尔也表示同意。

  见此状,我心觉不安:似乎国共两党,都仍未放弃以武力争夺政权或保持政权的企图。我个人确实愿意所有政党均退出军队。政党之间的竞争,可以诉之于选民,以免动辄发生内战而陷国家、民族于危难的深渊。

  21日15时半在侍从室尧庐开军事三人小组会,对统编及配置问题,达成了协议。

  讨论至此,除宪兵及路警队问题未获解决外,均有结果。

  1946年2月25日16时,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协议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在重庆上清寺尧庐国民政府参军长办公厅正式签字。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先到楼上会议室,在《整军方案》的英文本签字。随后到楼下大厅正式举行华文本签字。除我和廉壮秋参加外,有新闻记者数十名。当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步入大厅时,相机镁光灯齐明,他们先后发表演说。

  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

  我理解马歇尔使华,是服从美国太平洋战略设想的需要的。他们着眼限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企图拉拢中国,或者更明确地说,企图控制中国。蒋介石反共很坚决,当然也反苏。但是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很虚弱,能不能独自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是个疑问,势必靠美方援助不可。万一美国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苏联出兵援助中国共产党,则不特中国兵连祸结,还有过早惹起美、苏直接冲突的危险。同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也存幻想,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农民成分大,有民族主义倾向,解放区的经济贫乏,解放军的武器欠佳。诱以某些利益,也可使其不完全依附苏联。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按多党的议会政治模式,使国共两党在中国共存,而国民党占一定优势。所以马歇尔抬出多党制的民主,促使国共政治协商、停战、统编军队。

第52节: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2)

  现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停战令下达了,关于军队整编和统编达成了协议,问题就在于下停战令后,为了争夺战略要地,各地战斗并未真正停止下来。这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所以在停战协定和军队整编统编方案签订后,为彻底制止国共两军的摩擦,马歇尔于26日军事三人小组会上,约张治中、周恩来同赴华北视察。我和廉壮秋也随同一起出巡。

  马歇尔所定日程如下:

  2月28日   重庆——北平。

  3月1日  北平——张家口(午餐)——归绥——北平(宿)。

  3月2日  北平——济南(午餐)——徐州(宿)。

  3月3日  徐州——新乡——太原(宿)。

  3月4日  太原——延安(宿)。

  在讨论行程时,周恩来提议,3月4日可否由太原到武汉再去广州。因其时国民党政府咬定长江以南无共军,仅存残余土匪,只有“剿匪”活动,但不存在停战问题。同时马歇尔、张治中认为,东北是伪满洲国,根本没有中共军队,仅存在政府向苏联提出接收主权的问题。但周恩来认为,中共在中原尚有李先念部队,华南尚有东江纵队,冯白驹支队也一直在海南岛五指山活动,而东北方面国共两军摩擦很激烈,因此对马歇尔、张治中所谓东北、华南无共军的立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们一口两口说‘班底士,班底士’(英文Bandits土匪),那我们干脆到广东,到东北去看看!”马歇尔见状,便温和地说道:“周恩来将军,那就看看飞机的情况如何,再作决定吧。”

  周恩来随即向张治中说:“张治中先生,我们出巡,必须有一致的语言,如果新闻记者问我们东北停战如何?我们是否可答,东北停战正在研究中。”

  张治中闻言,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如果表示同意,那就等于承认讨论东北停火,表示东北有共军存在;如果表示反对,周恩来言之成理,找不出话来反驳。他窘态毕露地说:“马歇尔将军,你看怎么说好?”

  这时马歇尔正在埋头玩弄手中的小刀,听到张治中的话,不慌不忙地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说:“就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商量’好了。”

  2月28日8时,我陪同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登上马歇尔霸王号专机飞往北平。

  到达北平后,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员到机场热烈欢迎我们,我和唐保黄同车前往协和医院军事调处执行部。唐保黄任中国驻英大使馆陆军武官,1944年与我在伦敦相识,所以他驱车迎接我(他夫人韩素英我也于此时认识,她思想进步,由于与比较开明进步的克利浦斯爵士有文字之交,唐经常与她口角,我当时很同情她,尊重她)。我先到郑介民办公室与吕文贞等谈天,然后到一讲堂听执行部美军人员关于停止军事冲突、修复交通、遣送俘虏等报告。随即前往大礼堂,参加执行部人员欢迎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的大会。张治中、周恩来在致辞中均强调:国共两党决不争论以往是非,只真心要求解决目前实际问题。马歇尔则简短致辞说:“国共两党都必须着眼四万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望能切实执行协定和整编统编军队方案。”

  3月1日,飞机飞赴张家口。张家口时为共军驻地,驻军长官为聂荣臻。下机后,即乘车入城。沿途见居民衣衫破旧,面容憔悴,八年抗日,人民饱受战争创伤,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共部队由于军需装备困难,军容不整,唯有骑巡队显得雄健强悍。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先在聂荣臻司令部听取汇报,汇报后午餐。我同席的一位四川籍的中共干部,与我谈得很投机,他特意把我介绍给聂荣臻。聂荣臻听说,就微笑地说:“好!好!好!我们是老乡嘛。”仅寒暄几句,他又陪马歇尔谈话去了。这时我才认识闻名已久的中共将领聂荣臻。在张家口时,还认识了贺龙、萧克、丁玲、萧三等。可惜都没多交谈。

  午餐后,乘机飞往集宁(平地泉),这时集宁还冰天雪地,我们只在飞机上听了汇报,就转飞北平。飞北平途中,我与贺龙座位相邻。贺龙留小胡子,抽着烟斗,仪表威严,谈吐雍容。到北平上空,他见飞机场上停有十多架野马式战斗机,便问我:“这是不是伪装的假飞机?”

  “看样子不像是假飞机。”我回答。

  “怎么看得出来?”他问。

  “因为离指挥塔不远,飞机旁有人。假飞机一般离机场主要设备远,敌机袭击不波及。”我答。

  他听了微笑地点头。我们一路交谈,他都面带微笑,一派军人风度。

  2日,由北平飞往济南,济南近郊麦田已呈现绿色,大地有点春意了。我们下机后,于国民党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司令部听取汇报。汇报完,少停即飞往徐州,听取报告后,知道徐州附近,争执主要有三点:

第53节: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3)

  (一)修复陇海铁路东段,共军认为须将津浦南段沿路之碉楼撤去,方准恢复。

  (二)枣庄煤矿被共军包围,此刻矿内粮、水俱缺,但共军仍不撤围。

  (三)海州南方盐田,共军至今未撤围。

  饭后,马歇尔约张治中、周恩来两人及北平执行总部的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伯纳德开会,商定陇海路东段立即修复,有碍交通的工事拆毁,无关者不拆(即津浦南段不拆);枣庄煤矿由中共、国民政府共管,由美方派人监督,双方驻军立即撤退。

  在济南时,幸遇共军新四军军长陈毅。出巡前,陈毅的哥哥陈修和托我带家信一封给他。陈毅与陈孟熙面貌酷似,极易辨认,我不待人介绍,就跑去与他握手,我把信交给他,并问:“有没有回信?我可以为你带回。”

  陈毅爽朗地一笑,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你就给他们带个口信说,我很好。”

  他豪爽的气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到在徐州午饭时,他的座次排得不高,我认为不符合他的身份,立刻去向主人建议,改了过来。以后他对他启蒙老师的儿子裴治熔(我任军务署副署长时的科长)说起此事时,还说:“郭汝瑰相当精灵。”

  3日,由徐州飞赴太原,中途在新乡停留,在这里我见到了中共杰出将领刘伯承。我中学生时期,就知道刘伯承是四川一时无敌的战将。未见面以前,我总以为他是瘦长而多智的样子,及到一见面,其魁伟而沉默之状,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在新乡时,知安阳尚在中共军队包围之中,但是正式冲突已经停止。

  4日,离太原飞往归绥(即呼和浩特),时归绥守将是政府军将领傅作义,他业已击退共军,归绥附近已无战斗。所以只马歇尔与傅作义个别谈话,不举行小组汇报。午餐后即飞赴延安。

  16时后,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便展现在我的眼前,黄色土丘和湾湾的延河托出一座宝塔,高耸云际,山沟里鳞次栉比的房屋,冒着炊烟,田野上虽已没有积雪,但也没有一点青草,一派西北风光。停机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林祖涵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均到机场迎接。下机后,检阅仪仗队,见士兵所背子弹甚少,我担心共军战斗力并不强大,而手持刀矛的民众颤栗在寒风里,面有菜色,令人一见便想到西北苦寒。八年抗战,八路军英勇杀敌,物质基础很差,所恃者唯革命精神而已。

  随后,同乘卡车数辆驶涉延河,到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茶点招待,糕饼之外,还有牛奶。马歇尔惊喜地说:“哪儿来这么多牛奶?”

  “我养了一群奶牛。”朱德微笑地回答。

  19时到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毛主席设宴招待,席中有海味。毛主席说“这是由张家口送来的。”

  毛主席还简短地祝酒,大意是:今后要和平、民主,建设一个独立、自由与强盛的新中国。

  饭后,应邀参加歌舞晚会。演出打腰鼓、黄河大合唱等节目时,彭德怀将军陪我观看。演出中途,一个年轻漂亮有学生风度的女同志,抱一件半新旧的人字呢大衣交给彭,彭随即给我介绍说:“这是浦安修同志,我的爱人。”

  我以为爱人是未婚妻,彭见我迟疑不解的神情,便爽快地说。“就是我的老婆。”其豪迈直率之态,令人难忘。

  晚会后,我同廉壮秋被送到一个石砌窑洞住宿。时王明、林祖涵等都来窑洞闲聊。王明五短身材,年纪不大,谈吐流畅。林祖涵亦健谈,但很庄重。

  晚宴时,毛主席、马歇尔、张治中、朱德、周恩来、江青等坐在第一席,我与白纳德等坐在第二席。江青不断离席到我们这一桌与白纳德交谈,谈得非常投机:“啊!夫人!听说您有病,为何不加紧治疗呢?”

  “白纳德将军,延安不是条件很差吗?”

  “夫人!那么您愿意到北平医治吗?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十分愿意效劳,一定给您找个最好的医院,来去交通工具,完全由我负责。”

  “真的?那太好了!非常感谢你!白纳德将军!”

  江青高兴极了,随即小声地说。“我去问问主席。”

  江青遂走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娇声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正与马歇尔、张治中等交谈,对江青毫不理会,江青等候片刻,回到白纳德这边,颓丧地说:“不行!我去不成了。”

  我见此情景,不觉暗地发笑。想不到毛主席夫人如此幼稚、无知。

  5日,由延安起飞到达汉口,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郭忏等前来迎接。三方人员在杨森花园马歇尔临时寓所汇报,知共军李先念部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但张治中反对,他说:“不移动部队,免惹起误会。这是我们已达成的协议,必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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