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和痛苦的权威性
——阐述《德克萨斯》真实和虚构的内聚焦和外聚焦
聚焦最早是法国叙述家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小说家通过特定视角对叙述信息所作的选择和限定。理论界非常关注叙述聚焦的问题,从本质而言,就是叙述文本的视角问题,叙述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眼光叙事,也可以借用人物眼光叙事。
“时间会帮助您忘记这伤痛的。”约翰逊总统对帕勒姆老人说。
“不,我可不这么想,我可不想把桑德鲁从我心底抹去,这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最后的居所了。”
帕勒姆什么都看不见,他躺在躺椅上——孤独、苍老、笨拙,甚至只是一个符号,椅子在轻轻地晃动,也许最后,谁也无法见着真正的上帝,但却可以像他那样学会倾听。
尽管时间能够治愈失去亲人的痛苦,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慢的过程,才能将这些曾被深爱过的死者从心底抹去,“和他们说话,唤他们的名字,一定要这样做,千万别让这些痛苦死去,因为痛苦每每也是一种甜蜜的纪念。”约翰逊策马飞奔而去,仿佛像是在挣脱某些束缚和一些试图围上来的力量。
——《德克萨斯》
在凸现人物心理和感知的人物聚焦文本中,作者总是在话语层上借用故事人物的视角来讲述事件,一方面作品透露了聚焦人物的内心感知,从而塑造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当人物视角侵入叙述,不可避免与不同读者的自体经验进行碰撞,对人物和事件的解读形成了某种挑战。而这挑战正是作者期待的一种亮光,这种碰撞与交织越强烈,越可以照亮艺术与思想不可争辩的美与经典。问题是如何与千百思想与情感的体验进行交流与碰撞,并有效地产生最经久的回响与共鸣。
永远都是被部分地理解,永远都引诱性地处于读者的掌握之外。
“奎格琳——中情局的要员,一切比迷雾更难以揣摩,不过啊!历史本来就是由无数的阴谋策动着,它像马车上的贵妇人,正一刻不停地奔向她那足智多谋的情人那儿。”
——《德克萨斯》
就像《德克萨斯》中的这一场景,其中的迷雾是积极思考与探索、创造的开始,而这一切的尽头则是拯救的曙光和希望,这便是作者通过画面向我们传达的某种信息。你是否想过,你的迷惑可能同样是你生活故事的一部分?它通常用来指引积极的探索和寻求。
语言不能到达的地方依然很多,身体和痛苦就像“一件乐器”,我们通过演奏来认识它的性能。在严酷的战争年代,经历大规模的互相残杀和至亲的生离死别,对小说中人物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大大加深了他们对世界的荒诞意识和危机意识,从而令他们对个体命运、历史阴谋有了更为深刻的判断,并用不可思议的手法试图去改变世界,他们总能更严肃地对待世界,看上去更加疯狂,实则是更加理智,看上去十足的离经叛道,可事实那却是唯一的道路。
仿佛受到过莎士比亚不受规范的“激发”,又遵循着悲喜剧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小说人物既有幽默滑稽的喜感,又有西西弗式的悲壮。
战争也是美,当你目瞪口呆地看着丑陋的战争威严,战争满足视觉,战争指挥你,你恨它——但是你的眼睛不恨,就像一场森林大火和显微镜下的癌症一样,任何战役和空袭,任何炮轰和狙击,都具有完全不顾及道德的那种美学上的纯粹——那是一种强有力的,无情的美——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会告诉你这方面的事实。
——《德克萨斯》
在战争面前任何艺术作为人的一种创造都失灵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人的创造,两面镜子互相映照着,镜子之中始终空空如也。残酷的悲剧现实与巨大的美结合在一起。在《德克萨斯》中,整个世界都是“既美丽又罪恶”的,这个荒谬、怪诞而又无法改变的残酷,就只有用哄然大笑和非凡的智慧来消解苦涩的无奈了,因而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只有喜剧还适合于我们”。
既要让大家看到热闹辉映下的悲情,又要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再来看世界,使世界的滑稽性与荒谬性更清晰。因此“距离”可以说是另一种视角的同义语。换言之,悲剧克服距离,而喜剧保持距离,一方面是无限扩展的悲情海呼山啸地淹没所有的感觉,一方面以喜剧的异化来摧毁悲剧存在的前提,两者之间无限地冲突,又一定程度地交融与相互占据,仿佛每一场大战结束,混乱当中会有一种风格的极致,一种突然出现的形象化的东西,一种感性的表达,直抵认识的本源。
热奈特曾提出的三种聚焦方式为零聚焦(一般指无固定视角的传统全知叙述)、内聚焦(将叙事视角限定在某一特定人物眼光中,如亨利·詹姆期式的“意识中心”手法)和外聚焦(如海明威式对人物行为对话仅做外部记录的手法)。
我则认为所有视角真正的优点,在于重新创造,虚构一件自然所没有但想必可以产生的新事物。一切的表现手法总会被一些主义否定,继承或者发扬,而艺术最终背离的只是自然的可能性,并不是背离内在的可能性,正是其内在的可能性构成这些创造的真正魅力。只有这样,标志一个阶段的风格才能作为一种审美形式正式步入正宗的美学殿堂。
日本的川端康成在20世纪40年代说过:“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文艺的时代正在到来”。宗教只强调服从一个意志,而文艺则是自由的。风格和艺术的多样化和从谨慎的保守到肆意实验的各种流派将一起存在下去。但千万别固认为百花齐放便是春,艺术和思想的魅力在于创新,而美属于感性范畴、情色范畴,它是溶解性的,一个人有了美的意识,精神便容易松弛、懈怠。法国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罗瓦说得好,“美是难遇的,但更是难保的。”我认为还是“过程论”更切中肯綮,无限地接近,无限地疏离。艺术的极致莫过于:“我感到有某种叙述性的幽灵突然将我紧紧地攫住,把我带往未知的领地。”
对于文学,无论是“宏大叙述”的沉重主题,还是对哲学命题的殚尽竭虑,还是一些“随遇而安”的潮流和时尚,都必须乐于寻找被历史和历史的主流意识遗忘的东西,善于发现平常事件在读者眼中发亮的碎片,你可以从不关心那些狭义的“后现代”,“后后现代”之类的概念,也用不着理会什么“先锋”的话语。只须记住,风格是在完全自由的写作状态下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一种刻意追求。作者的世界观和审美观乃至她的生活态度都渗透在其中。
一旦艺术的天才们,对某一种美的形态表示了倾慕并投注了热情之后,他们原来极其敏锐的感觉和思想就长出了茧来,对别的形态的美产生排他性,并在新的美的发掘者面前止步。莫不如此:永远都是被部分地理解,永远都引诱性地处于读者的掌握之外。
若是有朝一日,对这个精神上赖以为生的爱人无动于衷时……倒不如之前在那无比神秘而又哀伤中向往的爱情,那种欲得不到的痛苦恰恰展示了爱情深邃、恢宏又奇特的美妙。
——《德克萨斯》
它感性,它又无限趋于理性;它自由,它又无限渴望被统治。谁也无法给美下定义,就像谁也无法给自由下定义一样,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世世代代不惜一切去苦苦追寻。
没有拯救,但至少还有身体……
在《德克萨斯》的最后,作者开始怀疑叙述是否可以淋漓尽致地再现这种非人道的极端经历,也许更多的死亡、失踪和遗忘,这些无法被叙述一一概括的苦难,要讲述它们,需要上帝的唇舌。
也许文本叙述不可能全面再现物质世界,但却可以凭借小说话语的特有手法,在避免正面再现有可能导致的危险境地,同时将痛苦文本化和简单化的情况下,强调痛苦的存在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这就是小说的“想象不可想象之物”。许多时候,一些作者会在叙述中迷失,但是总是在最大限度避免歪曲的情况下面对身体和痛苦,凭借小说的特权释放出尘封已久的“声音”,这是小说话语相对于历史和哲学等其他话语形式的优越性所在,小说中人们可以用这种原始简单的方式来作答,而我确定,在哲学中人们不能。
小说的结尾,我们在一本杂志中通过越战老兵的口述,打破了严酷战争的经纬之囿,进入了精心营造的叙述幻象,出离了一位士兵正常的意识,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
她所有话语无从翻译,好像来自自然本身。她变得如此彻底。你们一定会认为是她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她发生的变化,就是之后,我们所有的人发生的变化,所有人来的时候是干净的,慢慢就变得肮脏,后来,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没有人会没有变化,有的人甚至脱胎换骨。
——《德克萨斯》
战争把所有人都带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境地,只有身体仍然能够令“他们”感受到脉搏的率动和肌肤的暖意,借助虚构小说的力量,在想象并建构的一个非文本的物质世界里,一切叙述主体的幻象都被打破,一切叙述的怀疑、文本的怀疑都淹没在身体和痛苦所蕴涵的强大力量中。那不是一个语言的世界,在那里,所发出的每一个章节都消散在时空里,在那里,肢体本身就是他们的符号,非文本的、物质的声音得到了宣泄和释放——一种缓缓地突破,无声无息,绵绵无尽,向北,向南,流向时间的尽头。
我把身体和痛苦奉为至上,我遵循一个简单的标准——是否确实的证据在于它感受到的痛苦,我不相信神的恩典和拯救。没有拯救,但至少还有身体……谁也无法否认来自身体和痛苦的权威性,这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这力量无可否认。《德克萨斯》是用一种强力终止了无休无止的欲望和疑惑。作为叙述者,她要对伤痛进行历史追溯的尝试,而读者是更多的抵抗与不合作。这就要求,小说的文本保持其特有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最后用越战老兵的叙述,作品将物质化的身体引入文本,在小说尾声中又通过象征手法凸现了痛苦和这种痛苦的权威性。强调痛苦无可置疑的存在,却不是简单的由受苦的身体发出控诉,在建构的同时反思这种建构的失真性,这正是开放和对话性的小说话语,通过真实和虚构的内聚焦和外聚焦,借用某种封闭环境中独白的叙述手法,是对严酷战争中的野蛮精神和颠倒的伦理环境所采取的特殊对抗方式。
说到底,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绝不是描述战争的,而是描述太阳光的,是描述落日的余晖以特别的方式洒到河面上的。那时,你必须蹚过这条河,向山区挺进,做你不敢做的事。是描述爱情和记忆的,是描述悲伤的,是描述从来没有回信的亲人和从来不听故事的人们的。
——《德克萨斯》
战争还有一个用处,它帮助我们改进了在这个充满不幸的世界回应各种残忍和苦难的方式。
我是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对反省罪恶现实,以及历史、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不断地提出了质疑,对人性和罪恶也抱着悲观的态度。但是我相信可以通过小说,用虚构的叙述方式来回应自己面对罪恶和痛苦产生的真实的无助感和混乱感。说到底,无论现世如何恶劣,人们心中某种关于正义感的意识永远存在着,虽然有时候它或许只是一闪而过的影子,但正是一闪之念,却是奇迹存在的条件和根基。《德克萨斯》中刻画的人物,通常会唤起人们心中潜在的正义感,激励他们的反思和行动,反省罪恶现实,在避免历史话语独白结构的同时启发思考,促使行动,这便是小说的政治和伦理意义所在。
本文发表于2012年第12期《浙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