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献给教师节的特别礼物
●罗大耳朵
群文阅读参赛选手
9月10日，古蔺县第二届初中语文群文阅读研讨活动在中城中学举行。这是泸州市教育局大力推进初中群文阅读后，我县组织的第二次初中群文阅读研讨活动，中城中学、桂花中学、水口中学、双溪中学、石屏民族中学等校共有28名初中教师参加活动。
先是泸州市群文阅读实验学校桂花中学李杰老师执教“自然恋曲”的研讨课，所选篇目是《新语文读本》八年级上册的刘再复的《又读沧海》、陈世旭的《森林》、《草原》。中城中学陈新华老师执教“我的老师”专题群文阅读展示课，这是她自主开发的群文阅读资源，所选篇目是苏叔阳的《我的老师》、莫言的《我的三位老师》、余秋雨的《三十年的重量》、贾平凹的《念蒙万夫老师》、林清玄的《棒喝与广长舌》。
接着是中城中学语文组组织上课听课教师的互动交流，陈新华老师交流了她近期开发的主题群文阅读，罗蔺、王胜英、姚艾青等老师从教学目标、内容选择、教学方式、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评课，提出了很好的教学建议。
最后，教研室教研员罗怀海进行群文阅读的培训。罗老师介绍，群文阅读是一组一组文章的阅读，本质上是比较阅读。群文阅读是阅读方式的一种变革，是传统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
罗老师指出，我县今天组织的群文阅读教学研讨活动，是古蔺初中语文人献给2015年教师节的特别礼物。群文阅读教学师生均喜欢；但一节课学几篇文章，极易导致浮光掠影跑马观花浅尝辄止。罗老师建议从选点教学、美点赏析、读写结合三个方面设计教学，并安排了近期群文阅读的相关工作。
我的老师
●苏叔阳
春天又到了。
柳枝染上了嫩绿，在春风里尽情飘摆，舒展着自己的腰身。迎春花举起金黄的小喇叭，向着春天吹奏着生命之歌。蓝天上，一架架风筝在同白云戏耍，引得无数的人仰望天穹，让自己的心也飞上云端。
这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刘老师，想起他放入天空的风筝。
刘老师教我们历史课。他有一条强壮的右腿，而左腿从膝以下全部截去，靠一根被用得油亮的圆木棍支撑。有一次，他讲课讲到女娲造人的时候，笑着对我们说：“女娲用手捏泥人捏得累了，便用树枝沾起泥巴向地上甩，甩到地上的泥巴也变成人。由于女娲甩的力量太大了，有的人甩丢了腿和胳膊。我就是那时候被她甩掉了一条腿的。”教室里自然腾起一片笑声，但笑过之后，每个学生的心头都泛起一股酸涩的感情，同时更增添了对刘老师的尊敬。
他只靠着健壮的右腿和一根木棍，一天站上好几个小时，为我们讲课。写板书的时候，他用木棍撑地，右腿离地，身体急速地一转，便转向黑板。写完了粗壮的粉笔字，又以拐杖为圆心再转向讲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师，一天不知道要这样跳跃旋转多少次。而他每次的一转，都引起学生们一次激动的心跳。
他的课讲得极好。讲到历代的民族英雄，他慷慨陈词，使我们激动得落泪。讲到祖国近代史上受屈辱的岁月，他常常哽咽，使我们沉重地低下头去。后来，我考入大学历史系，和刘老师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
他喜欢在课堂上让学生们述说自己学习的心得。倘若有同学说得流畅、深刻，他便静静地伫立在教室一角，微仰着头，眯起眼睛，细细地听，仿佛在品味一首美妙的乐曲。然后，又好像从沉醉中醒来，长舒一口气，满意地在记分册上写下分数，大声地说：“好!满分!”倘若有同学说得不好，他便瞪大眼睛，关切地瞧着同学，一边细声说：“别紧张，想想，想想，再好好想想。”一边不住地点头，好像那每一次点头都能给学生一些鼓励。这情景，今天想起来，依旧那么清晰，那么亲切。
然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刘老师每年春天放风筝的情景。
当一天的功课做完，暮色还没有笼罩校园上空的时候，常常有成群的学生到操场上来看他放风筝。他的腿自然不便于奔跑，然而，他绝不肯失去亲手把风筝送入蓝天的欢乐。他总是让学生远远地擎着风筝，他喊声：“起!”便不断扯动手中的线绳，那纸糊的燕子便抖起翅膀，翩翩起舞，直窜入云霄。他笑着，叫着，拄着拐杖，仰望白云，看那青黑的小燕在风中翱翔盘旋，脸上飘起得意十足的稚气，仿佛他的心也一齐跃上了蓝天。那时候，我常常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的脸，我觉得他不是一位老人，而是一个同我一样的少年。年过五十的有残疾的老师，对生活有着那样纯朴、强烈的爱与追求，一个活泼泼的少年又该怎样呢?
离开他已经近三十年了，但他仍在我的记忆里行走、微笑，用那双写了无数个粉笔字的手，放飞一架又一架理想的风筝。那些给了我数不清的幻梦的风筝永远陪伴着我的心，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
我的三位老师
●莫 言
这是一个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地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自然明白了。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
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竟然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地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
给我留下了印象的第一个老师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之所以记住了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那是这样一件事：全学校的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就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大哭着，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
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
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她应该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说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呐！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还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子。今天我能用微机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那点基本功。
于老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
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
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她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的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
听师弟说，她在生前曾经看到过《小说月报》上登载过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时她已经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她说：比你写得强！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里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1.70米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里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
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
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
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惊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感动不已。
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牵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
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1.70米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地在我脑海里浮现。
三十年的重量
●余秋雨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呆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着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纔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他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给你。
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拔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念蒙万夫老师
●贾平凹
1972年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蒙老师教授现代文学，他穿黑灰的衫子或中山服，蓬着头发，讲授最易进入境界；得意忘我，一笑，嘴挺大，言辞和模样都很幽默。我总把他和刘建军老师比较，说刘像朱自清，他则是闻一多。
他那时写许多理论文章，论点有棱角，更常常鼓动我们写些稿件，但凡有新奇之处，便多表扬。他说文章不怕幼稚最怕平庸，我们许多同学的文章就是经他修改后拿去推荐给报刊发表的。我那时很自卑，写了篇小文章不敢署真名，化名吴胡然，他读了，问谁是吴胡然，我说是我。他说笑了，说：“你没胡然！”拿到校刊上发表了。
大学三年级，他指导我们写了一本书，很长时间里吃在一起，住在一起。那时他在校是两个老师住一个房间，师母带孩子从外县来也没地方住，甚至为此而怄过气，他也为此伤心落泪过。但一到指导我们写书，就重换了一个人。在订稿期，他胡子不刮，两眼充血，常常是两个蒸馍一点咸菜算一顿饭。记得一次完成了得意的一章，他说：“走，老师请客！”我们深夜里上街吃了一次扯面。
他最不喜欢刻板的生活，常要做些很憨的动作和说许多趣话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如果不了解他的学问，谁也看不出他是教授。他对自己从来不讲究，但却极认真地办理别人托他的事。我几次在学校碰见一些请教学问的和办什么私事的人，在一旁的人就说：“你去找蒙老师！”蒙老师在中文系是最忙的人。
毕业之后，我练习创作，他已经是知名的文艺批评家。作协陕西分会在太白开会，会上大家对我的创作说了许多鼓励的话。那一个晚上，他却叫我一块儿去散步，严肃地指出我创作中的许多不足，要我冷静头脑，扎实创作。我们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走过去又走过来，一直到深夜。那一夜他的胃不好，不停地打嗝儿。
他喜欢喝酒，甚至有些贪，为了他的身体，师母曾严厉限制过他，我们在一起，也劝他少喝。一次他到我家，我拿了酒敬他，炒几盘小菜，因为他喜欢吃辣，我的小女儿也喜欢吃辣，两个人很快吃完了那盘辣豆腐，他说：“这孩子有个性，和我这个客人抢吃哩！”因为高兴，他喝得多了点，我和他到学校，偏巧遇到师母，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当时很尴尬。师母说：“你老师有胃病，以后不要让他喝酒。”从此和他在一起很少再敬他酒，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在酒桌上还提到他，说今后一定要多劝他少喝。
一个月前，我有事去找他，我们就蹲在校外的马路边上说话。他气色很不好。我说：“你近来身体不好吗？”他说：“是不好。”我说：“你要多保重才是。”他说：“我有个预感，可能随时就不行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劝他别这么思想，不要太劳累。他又谈了许多他主管的作家班的一些事，还谈了他的小女儿，甚至谈到家里的那只猫。
现在蒙老师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做学生的一见面就提到他，眼里充满泪水，尘世真是好人难留。
棒喝与广长舌
●林清玄
“站住！”
我们半夜翻墙到校外吃面，回到学校时，突然从墙角响起一阵暴喝，我正在心里闪过“完了”这样的念头时，一个高大的黑影已经窜到面前。
站在我们前面的老师，是我们的训导主任兼舍监，也是我就读的学校里最残酷冷漠无情的人，他的名字偏偏叫郑人贵，但是我们在背后都叫他“死人面”。因为从来没有学生见他笑过，甚至也没有人见他生气过，他只是冷冷地站在那里，永远没有表情地等待学生犯错，然后没有表情地处罚我们。
他的可怕是难以形容的，他是每一个学生的噩梦，在你成功时他不会给你掌声，在你快乐时他不会与你分享，他总是在我们犯错误、失败、悲伤的时候出现，给予更致使的打击。
他是最令人惊吓的老师，只要同学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人喊一句“死人面来了”，所有的人全身的毛孔都会立即竖起。我有一个同学说，他这一生最怕的人就是“死人面”，他夜里梦到恶鬼，顶多惊叫一声醒来，有一次梦到“死人面”，竟病了一个星期。他的威力比鬼还大，一直到今天，我偶尔想起和他面对面站着的画面，还会不自制地冒冷汗。
这样的一位老师，现在就站在我们面前。
“半夜了，跑去哪里？”他寒着脸。
我们沉默着，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说！”他用拳头捶着我的胸膛：“林清玄，你说！”
“肚子饿了，到外面去吃碗面。”我说。
“谁说半夜可以吃面的？”他把手伸到身后，从腰带上抽一根又黑又厚的木棍，接着就说：“站成一列。”
我们站成一列以后，他命令道：“左手伸出来！”
接着，我们咬着牙，闭着眼睛，任那无情的木棍像暴雷一样打击在手上，一直打到每个人的手上都冒出血来，打到我们全身都冒着愤恨的热气，最后一棍是打在我手上的，棍子应声而断，落在地上。他怔了一下，把手上另外半根棍子丢掉，说：“今天饶了你们，像你们这样放纵，如果能考上大学，我把自己的头砍下来给你们当椅子坐！”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我们七个人缓缓从眼中流下委屈的泪水，我的左手接下来的两星期连动也不能动，那时我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只差三个月就要考大学了。我把右手紧紧握着，很想一拳就把前面的老师打死。
“死人面”的可怕就在于，他从来不给人记过，总是用武力解决，尤其是我们住在宿舍的六十几个学生，没有不挨他揍的，被打得最厉害的是高三的学生，他打人的时候差不多是把对方当成野狗一样的。
他也不怕学生报复，他常常说：“我在台湾没有一个亲人，死了也就算了。”在我高二那年，曾有五个同学计划给他“盖布袋”，就是用麻袋把他盖起来，毒打一顿，丢在垃圾堆上。计划了半天，夜里埋伏在校外的木麻黄行道树下，远远看到他走来了，那五个同学不但没有上前，几乎是同时拔腿狂奔，逃走了。这个事情盛传很广，后来就没有人去找他报复了。
他的口头禅是：“几年以后，你们就会知道我打你们，都是为你们好。”
果然，我们最后一起被揍的七个人里，有六个人那一年考上大学，当然，也没有人回去要砍他的头当椅子坐了。
经过十五年了，我高中时代的老师几乎都在印象中模糊远去，只对郑人贵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见他的棒子顶有威力。几年前我回校去找他，他因癌症过世了，听说死时非常凄惨，我听了还伤心过一阵子。
我高中时代就读台南市私立瀛海中学，在当年，这个海边的学校就是以无比严格的教育赢得声名，许多家长都把不听话的、懒惰的、难以管教的孩子送进去，接受斯巴达教育。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父亲送去读这个学校的。
不过，学校虽然严格，还是有许多非常慈爱的老师。曾担任过我两年导师的王雨苍老师，是高中时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王雨苍老师在高二的时候接了我们班的导师，并担任国文老师，那时我已被学校记了两个大过两个小过，被留校察看，赶出学校宿舍。我对学校已经绝望了，正准备迎接退学，然后转到乡下的中学去，学校里大部分的老师都放弃我了。
幸好，我的导师王雨苍先生没有放弃我，时常请我到老师宿舍吃师母亲手做的菜，永远在我的作文簿上给我最高的分数，推荐我参加校外的作文比赛，用得来的奖来平衡我的操行成绩。有时他请假，还叫我上台给同学上国文课，他时常对我说：“我教了五十年书，第一眼就看出你是会成器的学生。”
他对待我真是无限的包容与宽谅，他教育我如何在联考的压力下寻找自己的道路，也让我知道如何寻找自己的理想，并坚持它。
王老师对我反常地好，使我常在深夜里反省，不致在最边缘的时候落入不可挽救的深渊。其实不是我真的好，而是我敬爱他，不敢再坏下去，不敢辜负他，不敢令他失望。
高中毕业那一天，我忍不住跑去问他：“为什么所有的老师都放弃我，您却对我特别好？”他说：“这个世界上，关怀是最有力量的，时时关怀四周的人与事，不止能激起别人的力量，也能鞭策自己不致堕落，我当学生的时候正像你一样，是被一位真正关心我的老师救起来的……”
后来我听到王雨苍老师过世的消息，就像失去了最亲爱的人一样。他给我的启示是深刻而长久的，这么多年来，我能时刻关怀周遭的人与事，并且同情那些最顽劣、最可怜、最卑下、最被社会不容的人，是我时常记得老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关怀是最有力量的。"
王雨苍老师和郑人贵老师分别代表了好老师两种极端的典型，一个是无限地慈悲，把人从深谷里拉拔起来；一个是极端地严厉，把人逼到死地激起前冲的力量。虽然他们的方法不同，我相信他们都有强烈的爱，才会表现那么特别的面目。
在我们的生命过程里，要遇到几位能启发我们的老师，是不容易的，需要深厚的宿缘。
回想起我在高中时代与老师间的缘分，我怀念最慈悲的王雨苍先生，也怀念那最严厉的郑人贵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