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刘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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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这天，罗琦有点紧张，为了放松，她小心地问老板：“我可以来点酒吗？”
“可以”，老板姜树，“树音乐”创办人，20年前他是罗琦的歌迷：“红酒、白酒什么都有，
你要什么？”“红酒吧”。酒上来，罗琦一杯一杯一直喝到醉。
她已经6年没出新歌，没签公司，没有底薪了。
夜里2点，姜树接到电话，是罗琦，酒还没醒，兴奋又不安：“为什么选我？”“因为你行。”
“真的行吗？”“你行！”
这一年罗琦38岁，胖了也显老了，和所有女人一样。岁月和经历让她更加拘谨起来。
“我真的可以吗？”
放下电话，罗琦睡了。3天后同样时间，同样的电话她又打了一通。
罗琦认真了，可她的认真也和别人不一样，别人会请律师、谈合同条件，罗琦的认真是一个又一个地打电话，给与她签约的姜树，打了一个月。
“我可以信任你吗？”“你真的看好我吗？”“我行吗？”“我真的行吗？”有时隔3天，有时两天，一般在凌晨2点到3点，她喝醉了，或酒刚醒。
“这哪里是罗琦？”姜树想，一半惊讶，一半不忍。20年前，罗琦名气大，招人议论，见她一面都不可能。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摇滚乐正进入最好的时代，崔健唱《一无所有》，张楚讲着《姐姐》的故事，何勇在《钟鼓楼》对面弹吉他，不要脸的时代让黑豹们《无地自容》。
此外还有高枫、潘劲东、陈琳、毛宁、红豆、满文军、臧天朔，他们被称为“94代”。其中罗琦年龄最小，长发、一脸不屑，13岁出道，16岁成名，17岁时，《请走人行道》《不想再是小孩》等已传唱一时。
那时姜树在青岛，一边上高中，一边听罗琦，迷得不行，把《我没有远方》听了一遍又一遍。
对小城青年来说，听罗琦，远比听那英、毛阿敏时尚得多，那代表了个性、叛逆，和一切先锋的东西，姜树一边听，一边叫好：“这太酷了！”
而17年后的一个冬天，一模一样的话，却从罗琦口说出来：“这太酷了！你做的？我们可以合作吗？”
她听了姜树的一个电子音乐会，听完之后跑出来，在小院子里叫住他。“当然可以”，姜树愣了一下，罗琦的主动让他意外。“真的可以吗？”罗琦又问，很急切。“真的可以。”
那是2011年，北京入冬了，天很冷，两人站在院子里。罗琦很不平静，眼圈红了，声音有一点哽咽，像要哭出来。这之前，她靠跑一些音乐节为生，每年7-10场。
粉丝成了老板，偶像是签约艺人。一开始两人都不适应，罗琦很紧张，谈事情前，总要先“来点儿酒”，有时一喝就是一瓶。
她需要酒精，甚至依赖它，这让她松弛，更快地进入状态，尤其在与人交往时。“少喝一点儿”，姜树劝她，可罗琦止不住，一杯又一杯。有时，喝到一个状态，她一下子就打开了，大笑，唱歌，拍肩膀，拿出一种热情来，很突然，又有点儿过，让人不适。
其他时候，她就这么一杯又一杯地喝，一直到醉也放松不下来。
需要又害怕朋友
2009年长沙音乐节上，罗琦见到了张楚、何勇，三个人都老了。
何勇为罗琦哭过。当时罗琦18岁，一只左眼在事故中瞎了。同仁医院里，何勇大醉，一边哭一边骂：“我他妈怎么那么怂？”
他目睹一切发生，却无法阻止。罗琦在一个女伴的生日会上喝多了，跟人掐架，对方拎起一个酒瓶，桌上一磕，剩下的半截往罗琦脸上一捅，戳穿了左眼。之后罗琦装了一只义眼。
重逢的席上，她一趟一趟下楼为大家买酒，连姜树都觉得有点儿过了。张楚、何勇则坐着，很客气，是一般饭局上该有的反应。
姜树知道，罗琦想和张楚、何勇达到一种状态，更亲密也更私人的，为了快一点做到，她喝得更急，也更多。
酒精刺激下，她完全打开了，大笑、干杯，而张楚、何勇喝的不多，只有罗琦一个人醉得不省人事。
她需要朋友，因为戒毒、去德国等原因，早就脱离了小圈子，如今想加入，又不知该怎么做。
罗琦离开这个圈子已经12年了。1997年，22岁的罗琦在南京上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她去买海洛因，之后，她被送到了公安局。
吸毒，被曝光，在大陆娱乐圈，罗琦是第一例。
很快，一切都变了。罗琦从公安局出来后，托朋友、找关系，第一时间办好签证，和男友一起飞往德国。
她定居德国6年，音信全无，只知在德国医生帮助下戒毒；之后，她中国、德国两边飞，每年跑七八趟，回中国参加音乐节，出场费换成欧元回德国花。
罗琦说她不想回来，因为她“喜欢德国”，那里“氛围好”“电子乐很棒”。可姜树知道，罗琦不回，“多少有一点虚荣、负气的成分，但她不会说，说了，连这点虚荣也没有了”。
在德国的十几年里，罗琦过得并不好。音乐上，她不能进入德国的圈子，生活上又一无所长，至今，她在德国没有房子。但“德国”是一个很好的名头，有了它，一切都高了一级。
她结过一次婚，刚到德国时，后来又离了。对方高大，年轻，喜欢她的阅历，“她是个有故事的人”。
2004年，罗琦戒毒成功，回到中国，胖了一些，她主动说起他，“我要提一下我的丈夫”，说前笑一下，“他很帅”。她说自己有一天犯瘾，又想吸，路过动物园，眼睛一直盯着，那儿卖海洛因，是丈夫握着她的手，一刻不松。
那段感情怎么结束的，罗琦不愿多谈，“我没在德国戒过毒”，现在的她一口否认。
姜树只知道，在德国，她又有过几个男人，可一段又一段，每一个都不长久。38岁了，嗓子还在，但男人对罗琦来说，已是一个尴尬的话题。尤其在中国音乐人里。
她开始减肥了，不吃肉，一顿只吃一点点；每天一个苹果，因为听说那对嗓子好。其他时间里，只要不工作，她就去做头发，一做一个下午。做完总有那么一段时间很开心，活在新发型带来的自信里。
但无论做头发、逛街、吃饭，她都要助理陪着，她在中国期间，姜树公司每配一个助理，她都会和她成为朋友，无论对方性格、为人。
这种依赖很强烈又很私人，她只把心里话跟助理说，甚至到助理家里睡，但都不会持续太久，一般一年左右。
助理年龄小，听一听，劝一劝，但不见得都听懂，也说不到点子上，但这足够了。
反而，对理解她、懂她的人，罗琦会躲开。
“选择坚强”，不那么容易
20年前，一切不是这样。那年洛兵从北大毕业，想在北京写词，混圈子，当时中国流行乐坛“大佬”经纪人王晓京带他去见罗琦，说：“给她写好了，你就成了！”
那时罗琦16岁，曲线凹凸，穿一件绿色上衣，见到洛兵，不屑一顾：“就他？这么一个正儿八经穿西装的人，能给我写词儿？”
当时她说粗口、骂脏话，跟男人在一起，却比男人气场还大。她一头长发，挡住脸，一身的摇滚劲装，挂满了金属配饰。只要一上台握住话筒，罗琦就可以让满场的年轻人疯起来。
就是这一年，一个地下摇滚party上，她唱了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
歌的原唱是台湾歌手赵传，而罗琦嗓子很高，高音不吃力，甚至还有一种松弛在里面，这天分打动了很多人。
这天起，罗琦火了，逐渐成为“中国摇滚第一女声”。随着她的走红，指南针开始步入它的美好时代。几个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在北京三元桥一间平房里，有钱一起花，有饭大家吃。
有时，一把琴，几瓶啤酒，就这么一夜一夜地听唱片，直到天亮，从U2听到Extreme，又从Envy听到小红莓。
喝多时，罗琦也会一下子静下来，“你别信他们的”，她对洛兵说，“我其实对爱情……很珍重的，你信吗？”
她恋爱了，对方是一个小男生，瑞典人，一回国就给她写信，罗琦一边拆信一边哼歌：“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这不是摇滚，但她唱得比摇滚更投入，也更好听。
好运来得太容易，罗琦很飞扬，跟朋友在一起时也沾了一点麻醉品，但量很轻。处在这个圈子里，和其他有才华的年轻人一样，她很容易地被带入了一种情绪。
之后，罗琦失去了左眼，再之后，她的一切都在往坏里变。
1993年的一个夏天，雨很大，风也急，王晓京来到洛兵家，一边拍门一边喊：“快跟我上医院，罗琦眼睛让人打瞎了！”到医院时罗琦酒还没醒，一个人躺着，床下一盆血，左眼珠子已经空了。在摘除眼球的手术单上，王晓京签的字，13岁离开家，罗琦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几分钟后，手术室里传出叫声，惊天动地：“我不要摘呀！痛呀！”因为平时服用麻醉品，现在打了多少地卡因，一点儿作用都没有！大夫不屑地说。
这一年罗琦18岁。
手术一周后，她第一次照镜子，对镜子里的自己说“这是你的新面孔，你要习惯它，接受它。”
19岁时，罗琦左眼蒙着一块白纱布，长风衣，大皮鞋，跪在一列行驶的火车上，她张开双手，唱“在你的世界里随心所欲，一生是完整的欢喜”。
指南针很快出了一张专辑，名为《选择坚强》，以罗琦失去眼睛为由，带着很强的命运感，还有灾难、承受、以及不可思议的坚强。
专辑大获成功，罗琦又一次火了，指南针也成了一支一流摇滚乐队。她已能拿这只眼睛开玩笑。它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就放在床头，“我不能丢掉它，丢掉了就像你们男人当了太监一样”。
但坚强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容易。
一次到上海电视台演出，彩排时导演看到罗琦：“把头发撩起来！”罗琦照办，左眼上一块白纱布，“这又是怎么了？”导演不耐烦：“把纱布摘了！”
王晓京解释：“伤口还没好，她眼睛瞎了。”
“什么？你们给我找了一个瞎子？”导演被激怒了，“去去”他上来推罗琦，“下去，你被取消了。”
罗琦一句话没说，完全地沉默，那段时间她已经开始吸毒了。
一开始是用鼻子，只沾了一点点，吸完之后马上吐了，但很快飘飘然的感觉来了，“心里没那么疼了。”
13岁退学后，在一个不被保护的年龄进入社会，无论心理还是知识上，罗琦都是不成熟的，她经历一切的顺序是先接受再理解。凭着天分，她顺利往前走，一旦遇到困境，她无力排解，而毒品的快感是直接的。
时间越长，吸入的量也越大。那次罗琦从温州飞北京演出，在南京转机时，身体的瘾来了，她陷入焦虑，思维也开始不受控制，她上了那辆出租车。
事后罗琦说，她不恨出租车司机，她知道没有“南京事件”也会有“北京事件”“武汉事件”。
如何回来？
第一季《中国好声音》节目中，梁博唱了一首《回来》，因为这，人们又一下子想起了罗琦。
《回来》是罗琦19岁时的作品，当时，她左眼一块白纱布，眼球被摘除，刚刚可以上台。
后来，有人说，《中国好声音》第二季请了罗琦，但罗琦没去，因为骄傲，也因为过去的位置。
也有人说，罗琦去了，但一首歌下来，没有一把椅子转回。椅子上最资深的导师，是曾与她同时代的那英。
去或没去，罗琦不置可否，“选秀跟我有关系吗？”她摇摇头，困扰又不自在。那是一个下午，阳光很好，《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比赛正酣，罗琦穿普通的一件红色雪纺上衣，黑色短裤，只有丝袜上带有一点设计。每一句话之后，她都会频繁地点头，一般三次以上，点得很重，这让她显得虚弱而诚恳。
在这个问题上，姜树也犹豫过。他曾希望罗琦参加，四轮曝光下来，罗琦的出场费可以翻一倍，也对她11月即将上市的专辑有很大帮助，但罗琦态度消极。
“吸毒，瞎了眼睛，讲讲这些悲情故事，然后自己潸然泪下，再唱一首歌，人家一听，嗓子还在，多么奇异的反差，观众爱看这个。”卢世伟说。他做过《中国好声音》评委，对电视节目的卖点非常清楚，但他也知道，“就算她豁得出去，可她又真的有什么隐私好曝吗？她的卖点也就是吸毒，但吸毒也已经讲过好多遍了。”
对吸毒，罗琦不想再讲。
2004年，她从德国回来时，动静很大，在戒毒所、电视节目、采访中，一遍一遍地讲着戒毒经历，不厌其烦。讲得阳光、励志，也忏悔，像人们希望的那样。
那时，罗琦以为毒戒了，问题解决了，她也就能回到6年前。可时代变了。1998年，唱片公司兴起，有实力就有机会出唱片，被知道；2003年，一切走向娱乐化，歌手的主要曝光点在歌外，不能适应的，或被淘汰，或被忘记。这一段，她完全空白。
之后唱片数字化、签约制，唱片不景气，一切变得尴尬。老音乐人放不下身段，又看不清前面的路，策划团队去了其他行业，人才流失。“他们一起找不到北了”，卢世伟说，“不只罗琦，还有94代的一批人。”之后的10年里，高枫死于肺病，潘劲东退出娱乐圈，毛宁遇刺，谢东吸毒，杨钰莹移居加拿大，红豆猥亵儿童，入狱三年。也有人转型了，如林依轮、老狼、艾静，可对罗琦来说，转型很难。
她也签过几个公司，时间都不长，每个一年左右。她区分不好职业性和自我，一切场合，她都可以轻易喝醉，出了问题，又耍小孩脾气，“我没问题，问题在你们身上”。
这之后，罗琦主要就靠参加各种音乐节，断断续续，包括啤酒节和楼盘开盘，带有卡拉OK的性质。
吉他手庞岩说，罗琦从不为设备不好、吉他没声了，或耳麦坏了跟人红脸。
有一次演出，罗琦准备了5首歌，她准备了1个月，排练过程中任何一个乐器出了问题，需要重新来，罗琦的嗓子也跟着过，高音都真唱，从来不惜力。
但因为时间不够，全部往后调，最后她没能登台。得知取消时，她没有跟主办方争执，只是坐在一边脸白下来，长久地沉默着。
20年过去，罗琦说她从不假设，假设没有失去一只左眼，假设没有吸毒；她说自己不想假设，也不敢，说完又是沉默。
只是每一次演出，罗琦都会唱《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高……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唱一次哭一次，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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