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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文章《忧国与忧民——悼三友 》
2012年04月28日 来源于 财新网
“忧国忧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忘却不了、舍弃不得的“天命”。这并不意味我们还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登场，所谓“天命”是在有生之年思考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做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
在经历了长达六年抗争之后，三友还是倒下了。当我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因为他终于解脱了。这六年中我们的心一直陪伴着他，他在病魔缠身中表现出的乐观、坚毅是凡人难以想象的，他已经创造了奇迹，一种精神力量的奇迹。
我和三友相知、相友已有近50年了。我们是世交，父辈是同学、好友；我们虽算不上“发小”，但从青少年时代就象父辈一样成为同学、好友；以后一路走到今天。其间经历了文革中的激情与反叛、内蒙草原的知青生活、重返校园的格物致知、文革后在改革与开放进程中的实践与思考。我们可以算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的经历和思想轨迹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命运的烙印。
在我们这一代的朋友圈子里，三友是具有亲和力和感召力的核心。就像李卫平经常说的那样，他平日所念、所做多是“别人”的事，这个“别人”就是朋友。三友组织的最后一次北京朋友的聚会是他在上海医院的病床上安排的。三友为朋友、朋友的圈子所倾注的心血不仅是出于友情和缘分，也表现出他对这一代人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认知和企盼。
虽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已步入老年，淡出历史舞台，但“忧国忧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忘却不了、舍弃不得的“天命”。这并不意味我们还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登场，所谓“天命”是在有生之年思考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做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概而言之就是传承、反思、追求。传承是因为父辈开启的中国之路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反思是因为这条中国之路多灾多难，其中人祸多于天灾；追求是因为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选择。
我和三友近年来有过多次的深谈，有时也有少许的思想交锋。
我们虽然都是“忧国忧民”，但观察问题的视角有一些差异，简单地说，他把“忧国”放在前面，我把“忧民”放在前面。其实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中，一个现代国家的富强、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幸福是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历史上、现实中也会出现以国民利益为代价的国家主义和以民族利益为代价的民粹主义。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认识，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可以相互尊重、包容，可以理性地探讨。
可惜的是三友的离去不仅使我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一个挚友，也终断了我们的交流。但在我的心灵世界中三友始终存在，我和他的情感，我和他的对话仍会继续下去。
作者为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
孔丹文章《好人李三友 》
2012年04月20日 来源 财新《新世纪》
2012年4月5日，李三友去世。他既非位高权重、身居显要，也非事业发达、财运亨通，更非辩才无碍、著作等身，但以他的人格魅力赢得大家的敬重。在我看来，三友就是一个好人，难得的好人。
我与李三友同年，1963年一起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担任各自班里的团支部书记。1965年7月1日，我与北师大女附中的佘靖一起入党，成为多年来第一批中学生党员；8月，四中高三学生马凯入党；次年，四中学生李三友、秦晓先后入党。这在当时北京中学里影响很大。以学生身份加入共产党组织，对我们来说，是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不久“文革”开始，红卫兵运动展开，矛头指向各学校党委，后来走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人。我们反对这些过激行为，于1966年8月成立了“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秦晓负责宣传组，三友也在其中。“西纠”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件是发布了十个通令，而最重要的第5、6、7号通令就是三友执笔的。这三个通令明确提出，反对抄家、打人、体罚，反对冲击国家机关等。之所以由三友来写，是因他性格真诚、包容，能得到所有人的信任，而且善于吸收他人意见，能把大家的观点融合在一起。从那时起，他就是我们的“笔杆子”，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1967年后，我与秦晓、三友、马凯等朋友一起办了《解放全人类》报，只出了三期，其中一些言论引起了学校军宣队的猜疑，认为我们是“反林彪反江青分子”。当时学校贴出来这样的大字报：“孔丹雄心在，秦晓意未宁，三友挥笔动肝火，翻案舆论声。”我们后来被学校当局隔离审查，关了40多天。
1968年起知青陆续上山下乡，李三友与秦晓一起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我1969年2月到了陕北。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发生后，政治空气稍微宽松，我们趁机组织了一次“少年游”，由李三友、秦晓、冯江华、路舒奇出费用（他们在牧区有一定收入），加上我和弟弟孔栋，一起从北京去了井冈山。那时我们经济拮据，先买三张火车票，到了站再寄回来，另外三人再来，就这样又去了庐山、黄山、苏州、杭州。
“文革”结束后，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成为吴敬琏的开山弟子；1979年马凯、李三友也都考了研究生，三友前一年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读的是北京政法学院（即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民法专业；1980年秦晓也考上研究生。这很有意思，20世纪60年代我们先后入党，70年代末先后读研，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为之后参与改革开放的洪流打下基础。
1982年夏天，李三友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之后曾在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担任过公职；但1992年毅然放弃，创立了惠泰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记得公司初创时期我对他说：我们一般说“东拉西扯”，我建议你的宗旨就是“扯东拉西”。因为三友能得到所有朋友的信任和尊重，又温和、包容、乐于助人，所以能发现各种机会，提供一个很好的资源整合的平台。与此同时，他还搭建了一个思想平台，即创办《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它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刊物，而是有明确的方向，组织专家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和论文，力图为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寻找发展出路，拿出有分量的意见。这份民间刊物自上世纪90年代创办以来，一直坚持出版，三友病中也从未中断。他还搭建起我们友情的平台，每年都组织春节聚会，记得2010年春节聚会时来了几百人。他的感召力，别人替代不了。
2006年8月的一天，朋友打电话告知李三友患了肝癌。放下电话，我忍不住失声痛哭。好人不是应该一生平安吗？查出癌症到辞世的近六年时间里，他始终保持顽强的求生欲望和乐观的心态，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共产党员，要斗争到底。”
我们这代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与共和国共命运，个人经历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三友有这代人拥有的优点，但没有通常的缺点，这在这个时代十分难得。■
作者为中信集团前董事长
马晓力文章《李三友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
4月11日上午9：30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为李三友举办了遗体告别。三友的遗体摆放在鲜花丛中，遗体前有爱妻李卫送的用红玫瑰鲜花制作一枚心字型的小花圈，大堂正中悬挂着大幅三友的遗像，像框四边镶有白色鲜玫瑰，框的上方有蒙古族朋友献的兰色哈达。两边有巨幅挽联，上联写着：睿智坚毅一生乐助人，下联：朴实善良广交天下友。大堂四周和门外摆满了168枚用鲜花制作的花圈挽联。
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有很多是从北京专程赶到上海和上海本地的朋友共192人。上海市俞正声书记是北京四中三友的老学长老朋友，也参加了告别仪式。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汤小泉及马凯夫人代表马凯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送花圈的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华夏出版社，北京四中，北京西城区区委区政府，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上海中山医院，中国中信集团，北大青鸟集团，北大微软学院，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北京万通集团，北京草原恋合唱团等。送花圈的有俞正声夫妇，王歧山夫妇、马凯夫妇、陈昊苏夫妇、邓朴方夫妇、陈小鲁夫妇、及西城区老同事何鲁丽、陈元、田成平、依锡群、李炳华、王长连等。四中老同学秦晓，孔丹，蒋效愚，沈宝昌等以及插队朋友：路书奇，狄阜平，冯江华，宋岩，孟晓青等，约六百多人，献有几十幅挽联。
附：李三友生平
李三友，法学硕士，共产党员，北京惠泰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4月5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享年六十五岁。
李三友，山西……人，1947年3月29日出生。曾在在北京小学、北京八中就读，品学兼优。1966年在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十年浩劫之初，他以中学生少见的坚定和冷静，团结同学，固守信念，虽身处逆境而不放弃理想。1968年10月，他和几位同学结伴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五年，经历了古老的游牧方式，在一年四季的严寒酷暑中，和畜群共进退，体会着牧民的辛苦、喜悦、勇敢和坚韧，还有善良、包容和对生命的尊重，曾任大队领导班子成员，深得牧民的信任。
1973年12月，三友离开草原到北京五十五中学任教师、年级组长；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中文系就读；1979年9月，又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研究生部民法专业就读，获法学硕士学位。1982年7月任中国政法大学教师。
1983年至1989年，调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任干部、组织部副部长、中共西城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在任期间，他对干部情况掌握细致全面，爱护尊重，严格要求，任用得当，为西城区培养了一批得力干部。他谨慎扎实、诚恳待人、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至今为人所称道。
1989年4月至1992年，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理事兼基金部主任，后又兼任华夏出版社党委书记，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宣传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2年10月，任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务副董事长；1994年上半年，创办北京惠泰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在业务繁杂、身心操劳的情况下，他与志同道合者创办内部理论刊物《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以服务于国家的改革与发展。从创办到身患绝症，十几年来，他坚持亲力亲为组织撰写、选编了各种具有参阅价值的论文、调研报告，免费赠阅给中央和地方领导及研究部门、企事业高管、专家学者，在建言献策、深化研究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友与其他老知青一起资助、发掘培养了蒙古族音乐人才，赞助、支持出版了第一部知青回忆文集《草原启示录》，支持、策划了第一台知青大型综艺晚会《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参与赞助“草原恋合唱团”参加德国布来梅国际合唱比赛，该团在此次大赛中获得两项银奖，至今活跃在群众文艺舞台上。直到卧病在床后，三友还主编并出版了老知青散文集《扎洛集》。三友多次与老知青一起和企业界朋友为内蒙受灾地区募捐，缓解了自然灾害给草原农牧民群众造成的损失。三友为草原建设和民族团结，为我国的老知青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友自幼身患小儿麻痹症后遗症，学业又中断于突然爆发的文革灾难，但是他从容而倔强地面对残酷的命运，让生命发出了独特的夺目光辉。三友平等待人、亲善包容以对同志、同学、朋友的博大的爱心，给他周围的人送去无私的物质帮助和精神鼓舞。他永远在大家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不需要他的时候默默消失。多年来，受到三友帮助的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不同经历的人难以计数。
三友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他的校友和社会关系中，不少人位高权重，掌握着丰厚的资源。利用这些社会关系为自己换取比较优越的地位和舒适的生活，在他来说并非难事。但是，严格的家教和草原上朝夕相处的牧民使三友生就了远离奢华而拼命干事业的性格。他支配过、经手过的资金数以亿计，却从未给自己的两口之家谋求过任何好处。三友的性格，始终保持着泥土般的朴素与洁净。他向与自己关系并不密切处境很差的朋友施以援手，从来没考虑过回报。他总是他人第一、朋友第一、做人第一，用自己短暂而不平凡的生命实践了共产党员“要求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的信条。
三友离开了我们，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虚怀若谷、朴素正直、勇于担当，处事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品质和他生命不息、顽强与病魔作斗争的精神，将作为宝贵的人生财富留给一代老知青和我们的后人。三友的理想和智慧将永远引导启发我们为祖国的强大、文明、民主、人民富裕而战，三友六十五年的生命奇迹，将汇入我们民族璀璨的精神宝库。
三友精神将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