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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陷入泥潭(1950～1969)_基辛格越战回忆录

一切都源自美国的雄心和热望。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为使世界从分崩离析的战争残局中走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包括对欧洲的复原、日本的重建，它压制了共产主义力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韩国的进一步发展，加入了它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同盟阵营，更发起了在发展中国家里开展技术援助的计划。在美国大伞庇护下乘凉的国家享受着和平、富足和稳定。

然而，在印度支那，美国先前所有的国际行为模式都失效了。美国的国际经验第一次面临挑战，美国这个民族享有的价值观和成就感之间一直就存在着几乎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当美国质疑自己的价值观并反问为何要将这样的价值观强加于越南这样遥远的地方时，这种关系便开始发生动摇。在涉及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问题上，美国人那种独一无二的信念和与生俱来的模棱两可、妥协折中的做派之间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令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问题上，美国的“例外论”经受了考验。美国社会没有去争论政策的实际问题，而是辩论起美国是否值得去追逐某个国际角色。

这种普遍主义的论调在美国有着很深的根基。20世纪初，一届接一届的总统就曾声称美国没有丝毫“自私”的利益，这是美国的主要问题。美国唯一的国际目标就是全球的和平和发展。杜鲁门在他194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就曾表示过美国所致力的世界目标，他说“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都能自由地按照他们最适合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美国不是要去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并没有领土之争，我们也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也不会向别国要求什么特权”。美国将“为与我们合作的共同维护和平和安全的自由国家提供军事支持”，“加强那些热爱自由的国家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就职演说》，1949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哈里·S.杜鲁门1949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1964年，第112～114页。每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已经成为了美国这个国家的事务，而不必去论证其对美国是否具有战略重要性。

在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3年和1957年的两次就职演说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图。他在语言措辞上显得更加意气风发，他说，这是一个颠覆了王权的世界，庞大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新型的国家方兴未艾。在所有的政治骚动中，美国被赋予了捍卫自由不受地缘政治，也不受精于算计的国家利益束缚的责任。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是在暗示所谓对国家利益的算计太过精明，就与让所有国家和人民都能平等对待的美国价值体系背道而驰：“深信保卫自由，就像是自由本身，也应该是不能分割的一个整体，我们主张所有的大洲和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尊重。”《就职演说》，1953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1953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 1960年，第6页。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他1961年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再次宣扬了这个思想，还进一步延伸了这一精神，将之作为美国对世界的不可推卸的使命。肯尼迪宣称他们这一代人是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的直系后裔，他以激扬的文字承诺：“绝不允许人们一向坚持的，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不懈捍卫的人权，受到各种演化方式的欺凌--无论是在曾经委托过我们的国家，还是在国内或是当今我们对其有责任的国家。我们要让每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是好意还是敌意，我们都会不计任何代价。我们将承担任何负担，忍受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确保自由的长存及成功。”《就职演说》，1961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约翰·F.肯尼迪1961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 1962年，第1页。肯尼迪那意味深长的结论恰恰准确而巧妙地颠倒了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的一句名言，帕默斯顿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1965年1月20日，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发表就职演说。当时，美国基于其民主的政府体系中滋生的对外承诺达到了最强劲的势头，还消除了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认同上的分歧。对美国而言，约翰逊声称，任何一个陌生的国家都不会陷入绝望：“那些曾被我们称之为'国外的’导致恐怖的危险和危机，现在经常会突发在我们周遭。在那些陌生的国家里，如果美国的士兵必须付出生命，如果美国的财富不得不耗费，那么这将是美国为换取国家之间持久友谊的代价。”《就职演说》，1965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林登·B.约翰逊1965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 1966年，第72页。

后来，这些语句变得甚为流行，竟然被认为是美国人傲慢态度的佐证和注脚，或是美国行使霸权的伪善的托词。这些表面的、浅薄的怀疑讥讽实际上是对美国政治信仰的误读，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是天真朴实的，正是这份天真朴实成为了美国十分有效的推动力。大多数国家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对该国具体的、能界定的威胁。20世纪，美国参与的每次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98年的科索沃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美国对于抵御侵略行为的道义上的责任，或是代表了美国作为共同安全的托管国或代理国的正义感。

对于那些在青年时代曾目睹了慕尼黑悲剧的一代美国领袖来说，这些责任更被特别地强调。抵御侵略上的失败教训已经铭记在心--无论这样的侵略在何地或是怎样发生--这就确保了今后哪怕在更严峻的情形下我们都能将抵抗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从前任国务卿康德尔·赫尔开始，每一位美国的国务卿都遵循着同一信念。这也是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达尔所认同的杰弗里·P.基姆伯等人：《追溯根源：美国卷入越战各种争论不休的原因》。纽约：麦克格罗-赫尔1990年版，第54页。。我们认为，从地缘政治上分析，共产党占领一个遥远国家所造成的特定危险与理论上抵御侵略、行动上阻止共产主义在全球进一步蔓延的双重目标相比是次要的。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加强了美国决策者们的信念，在他们的信念中，共产党任何进一步的扩展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那个时期的政策文件和官方言论都表明这个信念大体上并没有引起质疑和争论。1950年2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4号文件上对印度支那有这样的论断：“它是东南亚的核心区并处于直接的威胁之下。”同上，第73页。这份备忘录标志着所谓“多米诺理论”的登场，预示着如果印度支那陷落，缅甸和泰国也将紧跟其后，“东南亚的和谐将很快被葬送”。杰弗里·P.基姆伯等人：《追溯根源：美国卷入越战各种争论不休的原因》。纽约：麦克格罗-赫尔1990年版，第73页。

1951年1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后来任美国国务卿8年）宣称：“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问题上，忽视我们尽力追求的既定路线，将会给我们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失。”托马斯·J.斯科恩鲍姆：《和平与战争：迪安·腊斯克在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8年版，第234页。就在前一年的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曾将印度支那作为全球均衡上的一个地标：“……苏联政府任何进一步的扩张将会加强一种可能，即不会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强大的力量与其抗衡。”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1950年4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和规划》，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50年第一卷》。美国政府印刷厂，1977年，第237～238页。

后来，如果不是受到嘲讽，这样一些出于过度紧张的冷战心理的言论已经不被承认了。言论产生的环境很重要，20世纪50年代早期决策者们刚经历过在苏联集团和西欧之间设置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铁幕”，共产党在东欧国家发动的政变以及“封锁柏林”和共产党与南韩的冲突。

即便如此，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是被避免了。事实真的像当时的文件所示，每次共产党扩张就意味着苏联政府的扩张吗？尤其是有了南斯拉夫铁托与莫斯科对抗的经验的情况下。实际上，威胁的性质有很大的区别。对欧洲而言，主要的威胁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而对亚洲来说，对美国利益造成的威胁来自第二等大国，其实这样的二等大国最多只能算是苏联的“替身”，甚至还是超越苏联控制的一种力量，这在当时就应该意识到，但却一直受到怀疑。事实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后，就开始和替身（中国）的替身在打仗。每一个“替身”都不曾被认为是彼此间最好的战争搭档。据美国分析，全球的均衡遭受北越攻击，假定北越被北京操纵，而北京又被莫斯科操纵，这样一来局势就不同了。在欧洲，美国保卫的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而在印度支那，美国所面对的是刚刚建立的国家。在对权利均衡的保护上，欧洲各国有着长期的传统，知道彼此如何配合。而在东南亚，国家刚刚成立，权利均衡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合作的先例。

欧洲和亚洲在地缘政治上的基本差异以及美国在欧亚大陆各自的利益问题，都植根于美国普遍主义的外交政策。捷克政变，柏林封锁，苏联的原子弹实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以及共产党对南韩的渗透都被美国领袖看作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事实上是要平衡控制遍布全球的阴谋。按现实政治的理论，朝鲜战争本应该被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可是美国善恶二元论的观点却另有主张。杜鲁门曾集结美国军队声称，要对法国在印度支那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后来称为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越盟”）的战争进行军事援助。美国的决策者拿出了二战期间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同时开展的抗击日本和德国的例子。到了50年代，美国在对莫斯科和北京的军事战略上也要采取这样的战术，只不过苏联替代了德国，中国替代了日本。1952年，美国资助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1/3的军事费用。

美国介入印度支那，带出了一种全新的道德理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捍卫的是民主国家；美国控制日本，也是向其传播民主制度；介入朝鲜战争是为了扭转共产主义对蕞尔小国独立的破坏。然而在印度支那，遏制政策这个几乎纯粹地缘政治性质的名词从一开始就脱颖而出，而它很难被纳入到当时通行的美国意识形态之内。首先，保卫印度支那就直接与美国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相抵触。印度支那诸国是法国的殖民地，那里既非民主国家，更谈不上独立。1950年，法国将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三个殖民地称为“法兰西印度支那联邦”，之所以这样命名，是由于法国害怕如果赋予他们完全主权，其结果会导致法国在北非的三个属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也会要求同等对待。

1950年底，杜鲁门政府认定自由世界要保住安全，需要让印度支那这块法国人的殖民地逃脱共产党的掌控--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违背了反殖民主义政策，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和共产党的战争。杜鲁门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美国的武装力量由于要同时延伸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已经超过负荷，再也没有多余兵力可以投入对印度支那的保卫--即便它遭到中国的攻击乔治·C.赫尔林：《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和越南1950～1975》。纽约：阿尔弗里德·A.克诺普夫，第二版，1986年，第18页。。

也就是说在1950年，美国为其今后卷入印度支那的行动制定了最初的策略：让美国最大程度上卷入印度支那行动，可又不大到足以决断胜负。陷入泥潭的最初几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实际形势太不了解的结果。在法国殖民政府夹层中采取行动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而且被称为“法兰西印度支那联邦”（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地方政权也建立了。

由于害怕背负为殖民主义当帮凶的恶名，也为保护美国的道德名誉，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一再给法国施加压力，以确保这些国家最后的独立同上。。国务院将印度支那的行动称之为“蛋壳行动”，显示出它十分了解任务的复杂性。不幸的是，这个标签虽然传达出了对其难度的了然于心，但对于如何去解决，则没有太多用处。这个基本的军事战略要促使法国承认印度支那的独立，同时还要催促其继续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托马斯·J.斯科恩鲍姆：《和平与战争：迪安·腊斯克在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8年版，第230页。。让法国为结束它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行为，而去冒一场战争的风险，这有点说不过去。

就在杜鲁门准备卸任时，规避行为终于成熟且变为一种官方政策。195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确认了“多米诺理论”，并赋予了它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角色。该理论认为“共产主义中国与生俱来的敌意性和侵略性”《美国对东南亚行动的目标和策略》，1952年美国安全委员会政策表述，内尔·希思、赫德里克·史密斯、w.w.肯沃西、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纽约：四角图书，1971年，第29页。，潜伏着印度支那遭到武力攻击的危险，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的陷落都将会使“东南亚其他地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很快陷落，或与共产主义结盟。而且，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和印度以及中东（至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例外）也将很可能跟随陷入共产主义同盟”。同上第28页。

很明显，如果这种估计成立，那么大规模陷入共产主义将会危及欧洲的安全和稳定，同时“防止日本陷入共产主义同盟也将变得极为艰难”。同上第29页。对美国在欧洲的盟国来说，却并不认同将承受大范围危险的看法，因此，到后来，他们始终坚持拒绝参加保卫印度支那。

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中的争论，并不像后来表现出的那样肤浅，尽管如此，正如当时西方世界所共知，“多米诺理论”仍可能很有道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见多识广，博学好思，而且他通常的判断都极为准确，他就认同这种见解。战后，共产主义依旧保持着实质的地缘政治学说。共产主义经济管理模式的破产，要等到下一代才能展现出来。在许多民主国家，特别是新近独立的国家，都认为共产主义世界能在不稳定中泰然自若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由于受到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威胁，许多新建独立国家的政府都较脆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草拟期间，马来亚就有一场共产党游击队发动的战争在进行。

在介入印度支那的问题上，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东欧和中国的陷落使得印度支那也有被共产主义吞并的危机。无论这里是否是共产党扩张的中心，这里都拥有使东南亚脆弱的新生小国变成反西方阵营的足够因素。真实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会不会坍塌，尽管看起来似乎是这样，这个地区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形成一个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线才是真正的问题--比如，像马来亚和泰国那样政治和安全比较稳定的国家。

杜鲁门政府移交给艾森豪威尔的是开展对印度支那每年两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计划以及一个有待建立的军事政策理论。杜鲁门政府不必去面对其军事政策理论和道德是非之间潜在鸿沟的矛盾，也不必在地缘政治学说和美国实际能力之间做出选择。艾森豪威尔就遭遇了第一种挑战，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遭遇的则是第二种挑战。

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就在印度支那的安全问题上美国该承担怎样的义务提出质疑，他们一直相信这是美国的职责所在。在一步步卷入迫使印度支那变革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在调和军事政策理论和道义信念之间的矛盾。1953年5月，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的第四个月，他敦促美国驻法大使道格拉斯·狄龙赴法国，催促法国任命新的决策者，并授权他在印度支那“赢取胜利”，同时，让他公开发表“明确清晰的公众宣言，必要时要一再声明，一旦反共取得胜利，印度支那诸国立即独立”。乔治·C.赫尔林：《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和越南1950～1975》。纽约：阿尔弗里德·A.克诺普夫，第二版，1986年，第26页。

对法国而言，这个事件已经远远超越了政治改革。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已经陷入了一场挫败不断的游击战泥潭，对此他们毫无经验可循。在具有固定前线的常规战争中，火力占优势者就是赢家。对比而言，游击战通常没有固定的交战阵地，而且还经常隐蔽在民众百姓中。常规战争是为领地控制权而战，游击战还关系到民众百姓的安全。因为游击战不是尽力去捍卫某个特别的领地，它可以决定作战场合，还可以影响到战斗双方的伤亡人数。在常规战争中，有75％的胜算就必然会赢，然而，在游击战中，由于要保护公众安全，失败的几率却占到了75％。参加常规战争的军队非输即赢，而对游击战来说，只要能保证没有什么伤亡就是胜利。

后来的十年对法国军队和美国军队来说，都没能掌握游击战之实质。两国军队的训练方式和装备都使得他们只能打一种自己能够明白的战争--有明确前线阵地的传统战争。敌我双方靠的是先进的武器装备，拼的是战争消耗。尤其是在敌人领土作战，体力、耐力的消耗以及国内的压力都可以结束战争。伤亡人数一直在攀升，可是界定进展却没有一个标准。

法国比美国之所以更快地遭到溃败，是由于他们的武力在越南全境分布过于稀疏，只占到美国在半个越南武力的1/3。法国遭到的失败十年后也发生在美国身上：无论怎样在人口中心分散武力，共产党仍能在大部分的郊区取得优势；而当我们尝试向郊区转移时，共产党转而又会攻击城市和堡垒，并且各个击破。

越南总是有办法令所有入侵者倍感狼狈。可奇怪的是，在奠边府（越南西北角，靠近老挝边境）的交通枢纽，法越军队却打得不可开交。法军在此部署了精锐部队，冀望迫使越共转入阵地战。如此，善于机动作战的越军将陷入失败的境地。如果越共选择不理会法军的部署，将会在任何远离战略要地的地方被消耗，如果越共落入圈套，他们赖以取胜的机动力量将不得不在这样的决战中化为泡影。法军简化了他们的选择：或事不关己，或击败越军。

法国完全低估了对手的强硬和聪明才智，正如后来美国所犯的错误一样。1954年3月13日，北越在奠边府发动了自首次攻击以来的全面反攻，击垮了曾被认为是战略高地的偏远堡垒。令法军未能料到的是，他们采用的是大炮攻击，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后对北越提供的支持。从那时起，法军离全线溃败就为时不远了。战争所带来的消耗以及对未来希望的渺茫，再加上美国施加的压力，法国只能选择撤离印度支那。同年4月，法国接受了苏联的提议，在日内瓦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了和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印度支那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中国、北朝鲜、南韩等国的代表与会。5月7日，就在外交家们还在日内瓦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奠边府沦陷了。

奠边府战役的失败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必须在其军事理论和实际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法国即将把越南的一个地区拱手让给共产党，而若要挽回奠边府，只能再大规模地增兵，但是法国既力不从心，更无心恋战。美国不得不考虑是否回到“多米诺理论”，并直接采取军事行动。

国内爆发了对奠边府战事在地缘政治分析、军事理论以及道义信念上的争论，而且协调纷争越来越困难。正如艾森豪威尔在给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书信中的预测以及4月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言论，如果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取得胜利真的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直接对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造成威胁，美国将不得不卷入这场战争，而无论其他国家做出何种反应，尤其是自从美国潜在的联合行动的军事支持已经只具象征意义以来（根据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计划，已经描绘了一幅联合军事行动蓝图，包括美国在内的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支那联盟）。虽然联合行动更为理想，但是如果全球均势受到危害，还能以联合行动作前提才有所动作吗？的确如此，因为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将军事理论转变为“大规模复仇”，首先建议美国针对侵略的源头发动攻击。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印度支那的这场战争直接针对的就是中国。不过，美国当时还没有对一个间接参与越南战争的国家进行空中打击的政治根据。迫于西方公众舆论压力，丘吉尔认为这场战争太过外围和太过危险，所以表示难以承担长期军事行动。

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私下里为促成联合行动做着积极的努力，1954年4月4日，艾森豪威尔给还有一年任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如果他们（指法国）撑不下去，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最终的结果将对我国和贵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全球军事政策格局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我知道，这对你我来说都是不愿意接受的。使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逃脱共产党的掌控也将很难实现，对这点我们也不能接受。那将会对马来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造成直接的威胁，沿岸岛屿链锁将被攻破。日本失去非共产主义的市场，食物、原材料的市场匮乏会对日本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在一段时期后，共产党如果将日本的工业潜力和亚洲共产党阵营的人力及自然资源结合起来，日本如何防止被共产党的世界同化也将成为大问题。《艾森豪威尔给丘吉尔的信》，1954年4月4日，选自彼得·G.伯伊尔等人的《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通信录，1953年～1955年》。查佩尔·希尔和兰登：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7～140页。

作为被认为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一个人，丘吉尔是第一位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察觉到危险比利益更大的英国人。他不能接受多米诺骨牌会无情坍塌的理论，也不认为在一个地方殖民的失败会给全球带来大灾难。

丘吉尔和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相信东南亚最好的防御阵地是马来亚的边境。因此，丘吉尔做出了不置可否的回应说，艾登会将内阁的决定传达给到访英国的国务卿杜勒斯。丘吉尔回避的态度使我们产生了一些怀疑，即英国正试图为拒绝美国提出的联合行动找寻借口。如果听到令他赞同的消息，丘吉尔无疑会亲自做出答复。甚至在美国国务卿抵英之前，艾登“就认为要求未战败的敌人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条件，这种期待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波士顿：修顿·米弗林，1960年，第124页。

4月26日，丘吉尔向访英的阿德米拉尔·拉德福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根据官方记录，丘吉尔警告：“在边缘地带爆发战争，强大的苏联会激发起民族主义者们和受压迫人们的热情而作战。”马丁·吉尔伯特：《温斯顿·s.丘吉尔，第8卷，“永不绝望”，1945年～1965年》。波士顿：修顿·米弗林，1988年，第973～974页。的确，英国人没有政治理由加入同盟战线，对此，丘吉尔是这样表述的：

英国人将不会轻易受到遥远的东南亚争端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确知道在东英吉利有一个强大的美国基地，也知道那场正在同中国发生的战争，中国将依据中苏签订的条约要求苏联介入，或许这意味着英伦三岛将遭到氢弹的攻击。同上，第973页。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的后斯大林主义的领袖在最初掌权的一年，并不情愿由于中国的缘故而花力气与美国对抗。然而，因为美国军事领袖不能具体指出实施对中国的大规模报复行动的可能性（或者就在印度支那范围内大规模报复），加上印度支那国家的独立仍然只是一个计划，因此要干预的确缺乏实质基础，于是艾森豪威尔推迟了摊牌的时机，按兵不动。

苏联和中国都害怕美国的军事干涉，因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所暗示的外交威胁将会有助于日内瓦会议最后的结果，这个会议表面上看起来比采取地面军事行动要理想。1954年7月的《日内瓦协议》将越南临时分为南北，以北纬17度为分界线。为了给统一留条后路，这条分界线并没有被表述为“政治界限”，而是作为行政管理的一条分界线。这有助于在国际监督下的选举之前，重组军事力量。两年之内要完成选举，所有三个印度支那国家以外的军事力量都将在300天内撤离；禁止任何国家在这些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这三个印度支那国家也不能参加任何军事同盟。

然而，各种条例列出后，却造成了人们对《日内瓦协议》的某种误解，认为该协议很正式很严格。条约的不同位置都有不少签字人，但是条约却没有缔约国，因此也不存在“集体义务”汤森·胡普斯：《魔鬼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波士顿：小布朗，1973年，第239页。。理查德·尼克松后来将此总结为一个大杂烩：“九个与会国家达成了六项单边协议，三项双边停战协议，还有一项没有签署的宣言。”理查德·尼克松：《不再有越战》。纽约：阿伯出版社，1985年，第41页。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结束彼此敌意，临时界分越南，并最终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业余分析家经常借用这些协议的模糊条款，将其作为各谈判国意见不一和表里不一的证明。在多数时候，像《日内瓦协议》这样的模糊文件才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他们试图去解决他们有可能解决的问题，进一步的修订还必须等待事态新的进展。

时下的困难是美国拒绝以官方的身份正式参加日内瓦会议（或是签署多边宣言）。美国要尽力做到“在场”和“不在场”--以便能充分坚持自己的立场，又必须躲到一边，避免国内谴责它不得不放弃若干原则。美国的模棱两可在一篇闭会陈述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这一陈述宣称“注意到了”这些最后的宣言，并且“美国将不以威胁或者不诉诸武力去干扰”。与此同时，美国还警告：“它将监察任何上文所述的暴力侵略重新袭来，那将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印度支那美国宣言》1954年7月21日，《国家公告，第31卷，第788号》，1954年8月2日，第162页。我在外交史上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先例，即对不得不拒绝签字的事宜做出保证，而且是在它已经强烈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后。

艾森豪威尔1954年明智地决定不让美国卷入越南战事，这是一个具体战术决定，而并非代表美国的战略方向。日内瓦会议后，他和杜勒斯仍然深信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为使印度支那问题得到解决，杜勒斯也要对集体安全架构进行最后的努力。1954年9月，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成立，除美国之外，还包括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法国。这个组织所缺乏的是一个共同的政治目的或是相互支持的手段。事实上，那些拒绝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国家比成员国更加重要，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缅甸的态度更倾向于在中立中求得安全。由于《日内瓦协议》禁止印度支那的三个国家参加任何军事联盟，对美国的欧洲盟国法国和英国来说就不可能为这个地区再去冒险。事实上，法国以及英国起初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对美国有可能实施的轻率的行为行使否决权。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官方目的可以说是相当不明确的，它要求每个签字国都要依照“宪法程序”一起面对“共同危险”。但条约既不能建立在确定共同危险的标准上，也没有建立起共同行动的机制--就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然而，东南亚条约组织却为杜勒斯保卫印度支那的目的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框架。这就是为什么东南亚条约组织会格外奇怪地关注共产党对印度支那三个国家的入侵--《日内瓦协议》反对其结盟--而不是去关注共产党对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入侵。对老挝、柬埔寨和南越任何一方的威胁都是对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实际上条约提供了一个单方面的保证乔治·C.赫尔林：《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和越南1950～1975》。纽约：阿尔弗里德·A.克诺普夫，第二版，1986年，第45页。。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印度支那的新国家，尤其是南越是否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曾由一个政治实体统治过，法国曾把越南分成了三部分--东京、安南、交趾支那--分别以河内、顺化、西贡为首府。西贡附近和湄公河三角洲在19世纪才由越南人垦殖，与此同时，法国人也抵达了。当地的权威人士，包括在法国受训的政府雇员以及许多混乱而秘密的协会（被称为“宗派”，其中一些有宗教关联），都以欺凌百姓的手段来维持组织的发展和自治。

杜勒斯一直努力召回一位前任法国官员吴庭艳，法国政府曾拒绝过他的改革提议，后来吴庭艳和法国政府关系破裂。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和一个民族主义者，二十年来，吴庭艳在越南长期过着在野政客的生活，后来背井离乡--大部分时间在美国。他还曾拒绝日本人、共产党以及亲法的越南统治者要求他出任公职的建议。由于没有民主人士，吴庭艳被杜勒斯选中成为“唯一找得到的良种马”，成为了亲美的南越领袖。

1954年10月，艾森豪威尔给吴庭艳写信表达了美国对他随时援助的承诺，条件是在“从事必要的改革”上合于标准，美国的援助将与一个独立的南越政府联系在一起，而南越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反映人民民族主义渴望的强有力的”并能得到国内和国际尊重的政府《艾森豪威尔给吴庭艳的一封信》，1954年10月23日，马文·E.杰特勒曼等人，《越南：历史、档案、以及世界危机的各种论调》。科恩·格林维奇：法维森特出版社，1965年，第204～205页。。

几年来，所有的迹象看起来都是向和平的迈进。在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任期，美国向南越政府提供了十多亿美元的经济及军事援助，1500名美国军事人员前往南越，西贡的美国大使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使馆之一；美国军事顾问团高达692人，已经超越了《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外国军事人员数量的上限乔治·C.赫尔林：《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和越南1950～1975》。纽约：阿尔弗里德·A.克诺普夫，第二版，1986年，第56页。。

出乎美国意料的是，在美大规模的援助下，吴庭艳镇压了秘密协会，稳定了经济，并试图建立起中央集权--这些令人惊奇的成就，深获美国人赞许。但是最后却表明美国只是在庆祝共产党施压的一个空档期的平静表象，稳定并不长久。美国人的算盘打错了，还以为打上独一无二标志的美国民主很易于被人接受。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在联系紧密的西方社会根深叶茂，强大的代表民意的社会可以容忍不对国家造成威胁的反对派存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来说，反对派的存在或许就是对国家实体的直接威胁，特别是当它没有一个市民社会并提供安全网时。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势力在影响力量上就可能势不可挡，而且通常是不可抗拒，为叛国争取平等位置，为多元政治体系的出现设置障碍。

在游击战中，所有这些趋势都在扩大。越南的游击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到1959年就更为激烈。游击战最初的目的是阻挠稳定的、合法的制度得到巩固。他们最喜欢攻击的目标是名声最坏和最好的政府官员，攻击最坏的是为了靠“惩治”腐败专制的官员赢得广泛的同情，攻击最好的是因为这是阻挠政府合法化以及兵役政策的最有效的办法。

到1960年，每年有2500名南越的官员被暗杀同上，第68页。。在多数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的正面官员中，只有一小部分还能继续积极工作，越来越多的贪官污吏都有杀身之险。

就在艾森豪威尔卸任之际，老挝成了他的心腹之患。在他的回忆录《为和平而战》里，他认为这个国家才是“多米诺理论”的关键。老挝的独立至关重要，事实上，他已准备“无论有没有我们的盟国的支持都要……开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为和平而战：白宫岁月，1956～1961》。加登城，纽约：双日，1965年，第610页。。1961年1月，在艾森豪威尔卸任和交接期间，保卫老挝就成为了艾森豪威尔对新当选的肯尼迪总统最特别的建议了。

作为被卷入印度支那问题的第三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继承了一套已有的完备的政策措施。卷入越南问题并非像后来批评家们所断言的那样，是肯尼迪政府和他之后的约翰逊政府最好最明智的共谋，也不是两个政党的两位总统十年来所追求的准则的实际应用。和他的前任一样，肯尼迪也认为越南是美国整体地缘政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他和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都相信，阻止共产党在越南取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他也看到了共产党已经获得了在河内和北京的统治权，并认为正如苏联政府所设计的一样，河内的共产党成为了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

选择越南作为攻破共产党阵营扩张的阵地，使美国看到了使他们进退维谷的暗淡前景。如果政治策略的改变是打败游击战的良方，那么逐渐增强的游击队武力抵抗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建议没有被正确地采纳，抑或这些建议至少在战争步骤的实践上没有切中要害？就像几乎所有的美国领袖断言的那样，如果越南对全球的平衡来说真的很重要，这是否意味着地缘政治必然使美国一定要参与一场距离本土上万里的战争呢？

虽然肯尼迪的越南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是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继承，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许多重要的不同之处。艾森豪威尔看待越战是基于军人的立场--这是发生在南越和北越两个明确政治实体之间的战争。对肯尼迪政府来说，共产党对南越的进攻并不是一场传统的战争，倒有几分类似于内战的游击战争。然而，艾森豪威尔却以常规战争的角度看待越南受到的军事威胁，肯尼迪政府以比他的前任们更多的预示灾变似的话语表达了他的地缘政治观点。肯尼迪政府相信，美国和曾进行过常规战争的苏联之间已经陷入了核武器的僵局（其实，评估时机并不成熟），套用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这使得战争将“不堪设想”。肯尼迪政府坚信增加军备将消解共产党开展朝鲜式有限战争的机会。通过逐项排除，美国认为游击战会成为未来的战争浪潮，对抗游击战是对美国牵制共产党能力的最后考验。

1961年1月6日，距肯尼迪发表就职演说还有两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将“民族解放战争”称之为“圣战”，苏联坚决为其提供支持。肯尼迪提出的“新边疆”的施政方针将苏联的这番言论看作是对美国希望与发展中世界增进关系的战争宣言。如今，赫鲁晓夫的宣言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他在意识形态上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了北京那些令他十分头疼的人，那些指责他背离了列宁主义的人，因为他刚刚第三次延长了对柏林最后通牒的时限，也因为他再三表明了他对核战争的保留态度。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即1961年1月31日，肯尼迪发表了他就职的首次国情咨文，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表明苏联和中国“有野心称霸世界--他们的野心不久前已经表露得淋漓尽致”。《肯尼迪文件》，1961年卷。1962年，第23页。

1965年9月，约翰逊政府对中国在战争中的角色上也产生了同样的误读。那时，中国国防部部长林彪发表了关于《人民战争》的宣言，主张在第三世界煽动革命，包围世界的工业力量。约翰逊政府将其理解为是中国可能干预河内问题的警告，而忽略了林彪的某些潜台词，即强调各国革命党对于可能发生的革命要自力更生。毛泽东的文章中对中国不参加国外战争的观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也强烈暗示，中国不想再次被卷入到共产党的战争中去。很明显，对于朝鲜战争双方都有同样的教训，他们决定不再重蹈覆辙。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评论，第8卷，第36号，1965年9月3日，第9页～30页。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共产党言论的解读，使得印度支那不再被当作冷战中诸多战役中的一场。就“新边疆”政策而言，印度支那乃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意味着游击战是否能被终止，冷战是否能够获胜。肯尼迪对于共产党全球阴谋上的认识使他认为东南亚是为他建立可信度的一块阵地。“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著名新闻记者詹姆斯·赖斯顿，“问题就在于要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戴维·哈伯斯坦姆：《最优秀和最明智》。纽约：兰德姆出版社，1972年，第76页。

和古典悲剧一样，一个英雄在表面上不经意的行为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向宿命之路走去了，肯尼迪政府卷入越南就沿着一条他的前任们得以回避的危机之路--老挝的宿命之路走去了。没有人比温和的、热爱和平的老挝人民更不幸，他们不得不承受降临在其身上的苦难。老挝东面与越南为邻，但山峦阻隔，西面则有一条宽广的湄公河使泰国与之隔河相望。老挝人民对好斗的邻国别无所求，只希望自身的安全不受干扰，就是这么一个愿望。然而，北越一直未令他们如愿。一旦河内在1959年于南越发动游击战，那将会对老挝造成无法回避的压力。如果河内试图穿越越南领土给南越的游击力量提供补给，它就必须穿过沿着北纬17度线划分越南的、40英里宽的所谓“非军事区”。在美国的支持下，这段距离很可能被南越军队封锁。不这样的话，北越就只能以军事行动发动攻击来穿过北纬17度线，而这几乎肯定要激怒美国，或许还会受到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干预--这是河内在1972年之前极力回避的风险，尽管这时越战几近尾声。

在整个战争中，河内共产党一直保持着战略上冷静的逻辑思考，他们认定通过中立的老挝和柬埔寨进入南越，比起贸然挥师穿越17度线，遭遇到的国际阻力要小得多。即使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原则受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所保障，也受到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重申，河内也不会动摇自己的判断。实际上，它吞并了主权国家老挝的部分狭长领土，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基地，也没有遭到国际社会太大的反对。而且世界舆论却倒向了河内的歪理：美国和南越企图阻止北越为开展持久游击战而在中立国家建立渗透网的行为，却被谴责是企图“扩大”战争。

老挝丛林密布的狭长地带正提供给了北越一条通道，沿着南越与老挝和柬埔寨的绵延650英里的边境线，可以直趋南越。1959年有超过6000人的北越部队进驻老挝，表面上的任务是支援老挝共产党的“爱国战线”（或称为“老挝战线党”）。这是1965年《日内瓦协议》后，河内沿着越南边境，强行建立的一支潜伏在老挝东北省份的游击武力。

作为一名军人，艾森豪威尔认定防卫南越必先始于老挝。他在移交过渡时期曾明确地告诉肯尼迪，他打算干预老挝局势，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肯尼迪有关老挝事态的第一个声明，就表露出了艾森豪威尔的立场。1961年3月23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发出警告：“如果老挝失去中立、独立的立场，整个东南亚的安全都将受到威胁。它的安全和我们大家的安全休戚相关--在于大家看到他真正地中立。”1961年3月23日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公开言论，《肯尼迪文件》，1961年卷。1962年，第214页。

1961年4月，由于受到古巴猪湾事件的震动，肯尼迪决定放弃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不介入老挝局势。他不愿意去冒在老挝开战的风险--这里有中国的边境，而且这个国家对美国人来说太过陌生。肯尼迪决定在南越组成一个战线，与此同时，肯尼迪选择以谈判来维护老挝的中立。事实上，河内已经两次推销老挝的中立立场，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谈上它就曾表明过要尊重老挝的中立地位。

河内一方面在开发穿过老挝日后被称为胡志明小道的后勤补给网络，一方面将谈判的时间拖延了整整一年。后来，所有外国军队必须撤离老挝的协议终于被达成。接下来便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局势，河内派驻军队的计划得以流产。

艾森豪威尔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印度支那真的是美国在太平洋安全的基石，就像华盛顿的领袖们十多年来所声称的一样，那么老挝比越南就更适合用来维系印度支那的安全，因为它的确是唯一能保卫印度支那的地方。即便老挝是一个偏远的内陆国家，令老挝人又怕又恨的北越人也无法在老挝领土内开展游击战。美国便可以在老挝打一场美军熟悉的传统战争，泰国部队也几乎肯定会支援美国。面对这样的战争前景，北越或许会撤退，静待另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发动全面战争。

然而对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做如此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分析，注定是不合适的。十年来，美国领袖一直主张防守越南，因为它代表亚洲防卫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艾森豪威尔在他离任前对老挝的强调的确是一个新的理念。

基于这些因素，肯尼迪和他的智囊们认定必须力保南越，因为共产党在侵略那里，这对美国而言才有意义。然而此项决定却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军事任务，对此他们并没有在意。一旦胡志明小道被打通，再加上柬埔寨那位机智善辩的统治者西哈努克亲王也加入游戏，并默许共产党沿着柬埔寨和南越的边境建设基地，那就会给美国人造成一个令人左右为难的局面：如果听任柬埔寨境内共产党庇护所及胡志明小道的存在，北越就可以对南越发动进攻，然后撤离到安全地带进行休整，这将使南越保卫战失去控制；如果攻打这些基地，南越及其盟国又会被指责对“中立”国家实施了“侵略”。

肯尼迪关于印度支那局势的公开言论持续了十多年。早在1951年，他就曾表述过他绝不放弃的观点：单凭武力不足以遏制共产主义，美国的反共盟国必须为此建立一个政治基础。1954年4月，就在杜勒斯发动联合行动战役以便挽救奠边府时，肯尼迪就在参议院发言，只要印度支那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他就反对美国进行干预《发布言论》：《约翰·F.肯尼迪的讲演、陈述和笔谈，1947年～1963年》，瑟尔多尔·C.索林森选编。纽约：德尔出版社，1988年，第370页。。但是在1956年，法国撤离了印度支那，南越也已获得独立后，肯尼迪做好了加入当时盛行主张的准备：“这是我们的盟友--我们不能放弃掉。”与此同时，他认为这项冲突不只是军事性质的，还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挑战：“在那个认为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毫无意义的国家里，在那个敌人身在其中，而并非隔着17度线的贫穷和饥饿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发动一场革命--一场远胜于共产党能发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美国的可信度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如果它成为威胁其存在的种种危险--共产主义、政治混乱、贫穷困苦等--的牺牲品，美国就难辞其咎，我们在亚洲的声誉将会跌入新低点”。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美国在越南：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基石》，1956年6月1日，华盛顿，在《越南的美国朋友》之前发表的演说，选自《至关重要的演说，1956年8月1日》，第617～619页。1961年6月，正如我们都看到的，肯尼迪将越南认定为维护美国可信度的一块阵地。

每一届新政府被迫处理印度支那问题时，都感觉到正在一步步深陷泥潭。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建立了军事援助计划，肯尼迪强调改革，从而使美国卷入了南越的内部政治。问题是在南越的改革和国家建设需数十年才能初见成效。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在支持具有悠久政治传统的欧洲国家重建问题上，采用的是马歇尔援助计划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但是越南是一个全新的国家，没有既定的建国体制。两难局势的中心问题变成，美国想要向南越引入稳定的民主体制的政治目标未能及时达成，与之相关的是在游击战中获胜，而后者是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不得不在其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之间选择一项进行修正。

肯尼迪就职之时，南越游击战的激烈程度已经足以阻碍吴庭艳政府的巩固，当然还没有令人对吴庭艳能否继续执政产生怀疑。游击战似乎稳定下来，使得肯尼迪相信只需再稍稍加把劲，就能获得完全胜利。然而这暂时的平静主要是因为河内正忙着在老挝建立后援基地，显然，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一旦北越把老挝的补给线打通，南越的游击战又将再次加剧，美国的两难境地将越来越危险。1961年秋天，南越的安全局势已经恶化到了只有靠美国军事干预才能缓和的地步。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国务院政策计划部门的负责人沃尔特·罗斯托被派往越南，研究制定妥当的政策。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其实是决定美国以何种规模和何种方式增加在越南的军事介入，而不是去研究是否要介入。

在此行中，泰勒和罗斯托建议，在越南的各层政府中大规模增派美国顾问。这个结果实际上体现了两派意见的折中，一派力主美国参与越南事务仅限于顾问角色，另一派赞同立即向越南派兵。后者对于美国作战部队的任务本身的认识却又莫衷一是，他们也完全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国防部的代理副部长威廉·邦迪估计，如果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投入4万人的作战部队就会有七成把握“控制事态发展”美国国防部的代理副部长威廉·邦迪的言论，选自希思、史密斯、肯沃西、巴特菲尔德等的《五角大楼文件》，第103页。。因为游击战的胜负少有难辨之时，“控制事态发展”当然可能会影响到对美国全球可信度的判定。

官僚体系的折中通常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即希望某种因素的发生能使问题自行解决。但是在越南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信服的基础去产生这样的希望。官方估计投入4万兵力能保持对峙状态，投入20.5万的兵力能够取胜（国防部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于是肯尼迪政府不得不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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