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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忠实《白鹿原》是一部反映中国关中平原百年变迁的小说，本文以小说中的一个家族罂粟种植为兴趣点，探究关中平原罂粟种植历史、规模、社会影响、清政府的鸦片政策、民国禁烟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特产贸易等问题。近代中国史上，地方利益团体、割据势力把鸦片作为一个财源，而中央政府力量时销时长，鸦片种植也有峰有谷，这其中体现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而鸦片种植带给老百姓的却是大饥荒、高利贷。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时期的是日本法西斯在东北沦陷区实行“以毒养战”的策略。建国后鸦片种植情况是一个灰色地带，我只能把目光转向国际，金三角、阿富汗、墨西哥已经是现在毒品市场最活跃的地区，这一地区也是国际恐怖势力、反政府武装、黑社会最猖獗的地区，罂粟越来越扑朔迷离。
关键字：白鹿原罂粟关中清政府民国边区日本阿富汗
在一个清闲的周末，偶然兴起看了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电影，电影集结了段奕宏、张丰毅、吴刚等实力派明星。张雨绮饰演女主角田小娥，150分钟的电影展示了关中两个家族三代人的百年兴衰，两个家族以及白鹿村的每一次演变都映射了背后广袤的时代背景。我震撼于这部史诗般的电影，但是同学说电影对原著是一知半解，只能算是一部田小娥外传，原著才是博大精深。好奇心驱使于是我去阅读了《白鹿原》原著。《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这部长达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是陈忠实历时六年艰辛创作完成的。小说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该书1997年荣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已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话剧、舞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
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从好多角度可以深入进去研究这部作品，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白鹿村种植罂粟的部分。百度百科这样解释罂粟，罂粟（学名：Papaver somniferum）是罂粟科植物，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同时其提取物也是多种镇静剂的来源，如吗啡、蒂巴因、可待因、罂粟碱、那可丁。学名“somniferum”的意思是“催眠”，反映出其具有麻醉性。罂粟的种子罂粟籽是重要的食物产品，其中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油脂，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的沙拉中，而罂粟花绚烂华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观赏植物。
《白鹿原》第四章用了大半个章节描绘了白嘉轩一家到后来白鹿村种植罂粟的情景。重点摘录如下：
白嘉轩从山里娶回来第七个女人吴仙草，同时带回来罂粟种子。人们窃窃议论那个十分水色的女子会不会成为白嘉轩带着毒倒钩的球头下的又一个死鬼，无论如何想不到也看不见他的蓝袍底下的口袋里装着一包罂粟种子。他的岳父吴掌柜决定把女儿嫁给他的同时，顺便把罂粟种子也交给了他。岳父说，他年初过商州下汉口时，花了黄货才弄到手这包罂粟种子。他说山里气候太冷，罂粟苗儿耐不过三九冰雪严寒，出外的白鹿原的气候正好适宜。罂粟和麦子一样秋末播种，来年麦收前後收获，凡是适宜麦子生长的土地和气候也就适宜种植罂粟。他强调说，它是专门为恩人自家买的，花黄货也花。他教给他种植管护采收尤其是熬炼加工的方法，至於销路那就根本不成问题了。无论是乡下或是城镇，有钱人或是没钱人，普通百姓或是达官贵人，都在寻找这种东西。有人吸食，有人倒卖，药铺里更不用说有多少收多少。至於种植罂粟的好处和辉煌的前景，岳父吴长贵只字不提。谁都知道这东西的份量，金子多贵鸦片就多贵。
白嘉轩背着褡裢走进康复元中药铺，这是爷爷领着父亲在盘龙镇收购中药材时建立的送货点，互相信赖的关系已年深日久。他先报了爷爷的名字，接着报了父亲的名字，最後报出岳父的名字，康复元的康掌柜专意接见了他，又指派伙计当下收购了鸦片，而且热心地指出他炼制质量不高的技术性毛病，并告诉他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白嘉轩说这是头回试火，下回肯定就会弄得好些。他出门时心里不觉往下一坠，褡裢里头装的银元比来时装的那罐鸦片的份量沉重得多。
连续三年，白嘉轩把河川的十多亩天字号水地全都种上了罂粟，只在汉原和原坡地里种植粮食。罂粟种植的巨大收益比鸦片的香气更具诱惑。他在一亩水地里采收炼制的鸦片所卖的银元，可以买回十几亩天字号水地实地所能生产的麦子，十多亩天字号水地种植的罂粟的价值足以抵得过百余亩地的麦子和包谷了。白嘉轩当然不会愚蠢到用那些白花花当啷啷的银元全部买成麦子。他把祖传的老式房屋进行了彻底改造，把已经苔迹斑驳的旧瓦揭掉，换上在本村窑场订购的新瓦，又把土坯垒的前檐墙拆除，安上了屏风式的雕花细格门窗，四合院的厅房和厢房就脱去了泥坯土胎而显出清雅的气氛了。春天完成了厅房和厢房的翻修改造工程，秋後冬初又接着进行了门房和门楼的改建和修整。门楼的改造最彻底，原先是青砖包皮的士坯垒成的。现在全部用青砖砌起来，门楣以上的部分全部经过手工打磨。工匠们尽着自己最大的心力和技能雕饰图案，一边有白色的鹤，另一边是白色的鹿。整个门楼只保留了原先的一件东西，就是刻看”耕读传家”四字的玉石匾额。那是姐夫得中举人那年，父亲专意请他写下的手迹。经过翻新以後，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於白鹿村村巷里。
马号是在第二年春天扩建的，马号里增盖了宽敞的储存麦草和乾土的一排土坯瓦房；晒土场和拴马场的周围也用木板打起来一圈围墙。红马又生下一头棕红色的骡驹，在新圈起来的晒土场上撒欢。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三五年间，白鹿原上的平原和白鹿原下的河川已经成为罂粟的王国。滋水县令连续三任禁种罂粟，但罂粟的种植和繁衍却仍在继续。
嘉轩在自己的天字号水地里引种罂粟大获成功之後的好多年後，美国那位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冒险家记者斯诺先生来到离白鹿原不远的渭河流域古老农业开发区关中，看到了无边无际五彩缤纷的美丽的罂粟花。他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里对这片使美洲人羞谈历史的古老土地上的罂粟发出感叹：”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采的绚烂历史的回忆……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问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民间传说……”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二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於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乾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罂粟再次占据了这片古原大地，小麦却变成大片大片的罂粟之间的点缀了。人们早已不屑於再叫罂粟，也不屑於再叫鸦片，这些名字太文雅太绕口了，庄稼人更习惯称它为大烟或洋烟。大烟是与自己以往的旱烟相对而言，洋烟是与自己本土的土著烟族相对而言。丰富的汉语语言随着罂粟热潮也急骤转换组合，终於创造出最耀眼的文字：人们先前把国外输入的被林爷爷禁止的鸦片称作洋烟，现在却把从自家土地上采收，自家铁锅里熬炼的鸦片称为土烟，最後简化为一个简洁的单音字--“土“。衡量一家农户财富多寡的标准不再是储存了多少囤粮食和多少捆棉花，而是多少”土’！白鹿镇每逢集日，一街两行拥挤不堪的烟土市场代替了昔日的粮食市场成为全镇交易的中心。
中国较早种植罂粟的地区是云南。云南自然条件比较适于罂粟的生长，又位处边疆，清政府的控制相对薄弱，早在1736年(乾隆元年)出版的《云南府志》就有关于罂粟种植情况的记载，且产量逐年提高。19世纪初。罂粟种植技术传到四川，至迟在1821年(道光元年)，涪陵一带很多农民就弃粮种烟了，所产“川土”远近闻名。此后，罂粟种植又从四川传至甘肃、陕西、山西等省。至19世纪30年代。罂粟种植在边疆省份蔓延，1831年以后的文献记载非常之多。如在陕西，史缙奏：“陕西地方，向不出产罂粟花葵花，并无造作鸦片烟之事。惟近来多有私食之人，自系外来奸商偷运贩卖．地方官查察不力。”[1]在安徽，邓廷桢奏：“安徽省现在尚无私种罂粟花熬烟贩卖之事。惟徽州、宁围、广德等属，毗连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来棚民串通该处业户，私种分肥，不可不豫定章程，杜其萌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朝廷谕令安徽地方关于应“于每年初冬春尽时，两次委员严查，如有私种熬烟情弊，除首从各犯分别问拟军徒外，其贪利放种之业户，即照私种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2]从谕令内容分析，朝廷似乎知道安徽已有罂粟种植。在河南，杨国桢奏：“豫省民风纯朴，饬属确查，据陆续覆到，均无种卖。”但朝廷不相信杨的奏报，指责“该属何得以各属具报，均无种卖，遂信以为实?”[3]
表1中国罂粟产量及耕种面积的估计(1866—1894)
年份
土烟数量
(斤)
罂粟种植面积(亩)
耕地总面积（亩）
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1866
5500000
1833000
790000000
0．2
1870
7700000
2566000
801000000
0．3
1880
40000000
13333000
827000000
1．6
1894
40000000
1 3333000
866000000
1．5
资料来源：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6页。
这里产生了一个十分纠结的矛盾，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告诉我们鸦片战争中国政府打的旗号是禁烟，而在战争结束后，鸦片种植的地域向全国扩展，种植面积持续扩大。是因为政府的禁烟运动没有效果？还是政府另有图谋？后者显然任更有说服力。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表面上仍然执行禁烟措施，但因为内外交困的形势，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力不从心。实际上．清政府在默许鸦片走私合法化的同时，也采取了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罂粟的政策，不少官员主张以自产鸦片代替进口鸦片，这直接导致罂粟种植面积迅速增加，鸦片加工质量也逐步提高，已经逐渐可以同进口鸦片进行竞争。云贵川西南边疆始终是中国罂粟的主产区，19世纪后期云南全省有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成为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产鸦片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进口鸦片已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
19世纪中国的鸦片史，读来令人心酸：从严禁、弛禁、开禁到自种自吸，乃至最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和消费国。也就是说，中国人从被侵害到自我损害，从开始丧失自尊到最后毫无自尊，这是一个屈辱的世纪。清政府既无力阻止鸦片的进口，也无力阻止鸦片的吸食，后来索性放任自流，从而导致毒品肆虐，中国人民深陷灾难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的种植和吸食愈演愈烈。陕西全省普遍种植罂粟，并逐年有所增加，“尤其是1916年后，陆建章、陈树藩等在陕西大开烟禁。1918年至1926年，刘镇华任陕西省省长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勒种烟亩，强征烟税，包销鸦片，使陕西鸦片的危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关中地区由陇县、宝鸡至西安(包括风翔、周至、眉县、武功、咸阳等县)地亩肥沃之区，种植粮食的耕地大都为鸦片占据。陕南、陕北地区所经之地，满眼全是鸦片。”[4]鸦片种植成疯，陕西各地吸食鸦片也蔚然成风：“乃至老少奔波，男女竞嗜，始而城镇，继及农村；始而富豪，继而贫窭。倚枕燃灯，俾昼作夜。而通都大邑之间，有斯癖者，竟十居五六焉。“上自官府缙绅，下至丁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5]这时鸦片吸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陋习，“农好种烟，商好贩烟，军警各界均好吸烟，种吸贩运已成为普遍之风俗”。[6]
国民政府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之后曾一度在关中地区禁烟，早在1935年，蒋介石经过长期内战，基本压制住了地方异己势力，国民政府的集权日益得到加
强，中央政令日趋统一；同时，国内民众要求禁烟的呼声也愈发强烈，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反毒运动的潮流，世界舆论对蒋介石的“寓禁于征”政策进行了不断抨击；再者，国民党政府当时实际上已经在着手准备抗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农业建设，推行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推广棉花种植等措施，在客观上也对促使农民重视粮食生产，放弃种植罂粟起了积极作用。在此背景之下，全面禁烟的时机已逐渐成熟。
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发出禁烟通令，公布《禁烟实施办法》和《禁毒实施办法》。其中规定，陕西省分3期禁绝鸦片，第1期长安等57县于1933年冬禁种，第2期咸阳等16县于1935年冬禁绝，第3期武功等19县于1937年冬禁绝[7]。当然，在日后的实际实施过程中，这些最后期限都被不同程度地滞后了。尽管制定如此长的禁绝期限本身就反映了这个计划的不彻底性，但在当时烟雾缭绕的社会环境下，几乎无法在短期限内彻底根除流毒已久的旧弊，用循序渐进的计划倒不失为一个最现实的方法。
在政治、经济两方面政策的配套作用下，到30年代后期，禁烟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关中地区的烟情也有了根本性改善。1937年6月，陕西禁烟特派员吴志刚向蒋介石报告：“临潼、渭南、华阴、潼关、咸阳五县，系属第一、二两期禁种县份，已无烟苗发现；至于兴平、武功，系属缓禁县份，本年种烟亩数，虽与去年相等，只以天旱不雨，烟苗多数枯萎，收获成份，不及半数，即以亩产而论，亦不及二分之一。”[8]1940年在扶风的调查也表明：“近年禁政厉行，吸种均已绝迹。”[9]根据上述报告中的资料计算，1937年关中各县领照种烟亩数与1936年相比，减少了85 292亩，占1936年领照种烟亩数的31．8％。
同时期，日本却在东北势力范围内大肆进行“以毒养战”鸦片战略。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利用其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后从沙皇俄国手中攫取的中国旅大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的种种特权，开始在辽宁地区从事鸦片走私活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辽宁的鸦片走私活动，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整个东北地区全面推行鸦片政策的前绪。从日本鸦片策略的酝酿、走私毒品的方式和走私毒品的销售三个方面来看，日本殖民当局旨在借此捞取巨额利润和摧残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同时，也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公开推行鸦片政策埋下伏笔，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表二1915~1930年关东都督府、关东厅特许费收入(日元)、专卖利润与各年度鸦片购买量、没收量、出售量、纯利润
年度
地方费会计费收入（日元）
1928年后为专卖益金
鸦片购买量（贯）
没收量（贯0
出售量（贯）
纯利润（日元）
1915
2 288 856
9 086
183
9 099
2 368 942
1916
2 593 541
10 665
379
7 533
2 991 571
1917
5 444 894
8 303
554
9 138
5 55l 938
1918
4 894 395
13 706
670
6 803
7 727 707
1919
2 235 637
5 864
608
4 171
l 944 314
1920
3 737 616
7 814
273
12 332
898 597
1921
l 535 318
1 084
106
5140
647 776
1922
l 271 896
968
224
4 132
954 686
1923
1 118 865
4 239
346
4 180
948 684
1924
1 285 442
8 116
354
6 655
l 192 228
1925
1 610 779
9 775
500
9 209
l 619 579
1926
1 634 596
6 619
1163
8 808
l 227 850
1927
l 445 250
12 600
831
lO 780
1 408 105
1928
473 438
3 875
194
3 421
557 719
八月后专卖益金
1928
1 032 369
6 833
289
9 092
l 589 247
1929
1 352 513
11 440
543
12 739
l 295 935
1930
1 040 288
10 387
858
12 514
814051
资料来源：[日]山田豪一：《满洲国的鸦片专卖》，汲古书院，2002年，第11页。
令人遗憾的是关中地区的罂粟种植在40年代又死灰复燃。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使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特产贸易（及鸦片贸易）收入是边区一项重要的财源，可解决财政收入的26%至40%，特产贸易开始于1942年，历年统计表如下：
表三边区特产贸易财政收入[10]
年代
收入
备注
1942
139 623 000元 （边币）
占收入40%
1943
65 347 927元 （券币）
占收入的40.82%
1944
135 388 778（券元）
解决财政开支26.63%
1945
757 995 348（券币）
解决财政开支40.07%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一边在前线和日本军团生死相搏，另一方面把拳头砸向共产党欲图安内以攘外，1942年国统区日子也不好过，尤其是最近上映的电影《1942》生动的向我们讲述了灾荒饥人相食的惨状，陕甘宁边区也是自然灾害区，大生产运动也是这个时候发起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源分两个阶段两个不同来源。1937年至1940年间，外援收入是边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封锁，使边区财政困难，税收、公债、特产贸易、公营企业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
综观从种烟到禁烟的每一次起伏，就能发现各种权力主体，不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权，还是地方军阀等，在鸦片种植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当烟毒未兴时，是盘踞在各地的军阀将之煽扬起来，他们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实则自成一家。凡中央号令，有利于己的便大肆推行，变本加厉；不利于己的便尽量敷衍，阳奉阴违，甚至对中央政府公开违抗，终使自己辖区内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此种情形下，中央的法令实际上并不能对地方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当中央政府树立起相对权威，下发政令可以通行全国之时，中央的每条政策，皆为全国之圭臬；领袖的每篇训词，都是各省之准绳。中央真正下了决心要禁烟，地方上不管是多么的不情愿，也只能在拖延一点时间之后，不得不遵照中央的命令铲除烟苗。因此，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禁烟的全过程来说，是一个实质无政府状态下的劝种勒种时期——有了集权政府，但中央和地方都无心禁烟的时期——握有实权的中央政府决心禁烟，地方不得不禁烟的历程。当中央政权综合考虑到诸方面因素，最终将农民的作物种植结构加以改变，这无疑是中央政府履行现代国家职能的一次突出表现。
如今，中国国泰民安，国家高压打击毒品种植贩卖与吸食，国内这一块的研究尚是灰色区域，国际上的研究则资料详实。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和供应国。阿富汗南部和西部是鸦片种植量最大的地区，也是塔利班和一些极端、恐怖组织最活跃、安全状况最弱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全球的鸦片生产重心逐渐从东南亚转移到了阿富汗，1994年到2003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在54000公顷至91 000公顷之间波动，2000年6月，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以鸦片有背伊斯兰教义为由禁止了鸦片的种植。2001年，鸦片面积急剧下降到8 000公顷。然而随着反恐战争开始，塔利班垮台并支持鸦片种植，阿富汗新政府管控能力低下，鸦片种植业重新繁荣起来。2010年，阿鸦片总种植面积保持在123 000公顷上下。
参考文献：
1.赵朗《“以毒养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实施的鸦片战略——以在辽宁的鸦片走私活动为中心》(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1l0031)
2.仲伟民，《19世纪中国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 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100084
3.杨恕、张雪宁《阿富汗鸦片种植及毒品问题现状》(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00)
4.刘征《基于高利贷和鸦片关系视角下的西北农村社会问题分析——以民国时期甘宁青三省区为例》(信阳师范学院马列部，河南信阳464000)
5.韩锦《近代陕西鸦片的吸食情况及影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6.袁同凯《老挝北部的鸦片问题:Lanten人的个案》南开大学 天津300071
7.郭卫东《棉花与鸦片:19世纪初叶广州中英贸易的货品易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8.温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与社会脆弱性问题》(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陕西汉中723000)
9.赵朗《日本鸦片毒化政策下的辽西地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31)
10.吴朋飞、侯甬坚《鸦片在清代山西的种植、分布及对农业环境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2)
11.秦和平《鸦片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及其种植面积考订》（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成都）
12.仲伟民《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贸易与上海城市的发展》(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lo0084)
13.郑磊《鸦片种植与饥荒问题——以民国时期关中地区为个案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14.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
15.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清宣宗实录》卷一八七，道光十一年四月庚寅。
[2]《清宣宗实录》卷一八七．道光十一年四月乙巳。
[3]《清宣宗实录》卷一八九．道光十一年五月癸酉。
[4]陈陵江，赵汝成．陕西鸦片烟祸概述[J]．古今农业，1994(1)．
[5]杨虎城，等．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5[M]．铅印本，民国23年(1934)．
[6]李景旺，李会龙．略论近代史上的鸦片问题[J]．新乡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I)．
[7]武陵：《反奉战争期间陕西各方面之情况》，《向导周报》第145期，1926年2月。
[8]仵建华：《西北农村经济之出路》(续)，《西北农学》2卷1期，1936年5月。
[9]《英文中华年鉴》(1925年)，第584页，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第214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
[10]《边区特产贸易收入统计》，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26-4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