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知青办公室”
下面是北京知青王思进写得一片文章的内容摘要。
我是北京二十五中学1968年12月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1977年我从山西病退回京。
同年底，建国门街道革命委员会（办事处），招工，我第一个报名，同期录用的18名回城知青中，我被分到了知青办工作，当时知青办的工作人员都是借调来的，我的前任，忙着归队回原单位。虽然我只是个集体所有制以工代干身份，第一年工资每月26元，第二年30元，第三年35.5元的新人，却是专职的，几个月后就独立从事知青工作，这一干就是十年。
1978年，下乡知青大返城，我面对的不再是山西原平北京知青，而是全国各地下乡的知青，大批困退、病退回京。
同样的经历，不同的年龄，都是当年的下乡知青，如今我是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的插队同学、朋友、邻居是我的服务对象，我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办事，就如同为我自己办事一样。
几个月前，我也曾为自己办理病退手续，焦急的心情，无奈的等待，拿着四盒两毛八一盒的“海河”烟，陪着无数的笑脸，四处奔走求人帮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当然也有惊喜和一声长叹。我完全能理解，在办理困、病退手续时的心情，为知青服务是我不学就应该会的本领，是我的本能。
力所能及地为知青服务，在他们返城的征途上，修建那怕是只有一公里的高速路，让他们快速通过。
我的服务范围是建国门街道2.6平方公里上，2.5万个家庭中的北京知青。最初办困、病退条件较严，手续繁杂，在街道周转期长，常常是半月20天。收到区知青办转来的材料，要通过居委会核实困难情况，补充材料，病退的去医院复查，经审批再转送到区知青办。随着政策放宽，加快周转，缩短到一周，最快三天。
如1978年12月份，当月转来228份材料，加上上月遗留的材料，共报区里243份，常常是昨天刚刚报送到区里一批，今天又有审批同意的材料要报送，为了能让知青早一天回北京，有一份材料我也去送一趟。区知青办负责收材料的老魏开玩笑地说：“别人都是一个月送几批，今后建国门再送一份的材料，坚决不收”。仅1978年办理困、病退1125份，1979年386份，两年初步解决困、病退问题。这项工作1982年基本结束。
为知青服务，从小事做起，提高工作效率。熟悉地形，我走遍建国门街道107条大街小巷，知道每条胡同的位置，掌握门牌走向规律，做到只要看到知青的家庭住址，就能知道所在大概方位，为的是缩短寻找时间，在心里汇制一张地图。当时城区主要是平房，大杂院，找到门牌号，也找不到要找的人，我就采取进院后，大声呼喊要找的人的姓名，喊出人来为止，有效减少找人时间。
1978年，知青及家属来访是要排队的，因为就我一个人接待，只能挨个回答问题。面对他们就像见到亲人，交待政策，简明扼要，能办的应该怎么办，不能办的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总之，我知道每个来访者，想了解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看到来访者满意的散去，心里有一种成就感，我在为知青服务。
说真的，那时去上班，坐在办公室，打心里高兴。比起在农村从事十年体力劳动，我太知足了。干的又是我愿意干的工作，心情好，说话和气，觉得干好工作是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是我的本分。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对国家公务员，特别是有审批权、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严格要求，每年要对廉洁自律、依法办事、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服务态度、办事效率五个方面进行评议考核，其实这些表面上的要求，在三十年前仅仅是我们一种自觉行为。看来根源是在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上，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一代知青可以说是给年轻的一代做出了榜样。
在日常接待中，也会遇到确有实际困难的，但不符合现行政策，不能办的事。这时要详细记录，一旦政策放宽，自己心中有数，马上主动通知他们来办。78年、79年共解决38户的疑难问题。当年，电话还不普及，想通知只能登门去找，有时几次找不到人，坚持找到为止。还有很多来访者，并不是要求你一次就能为他们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他们需要你的理解，要求你向上级反映他们的呼声。做好每一次来访接待，陪他们说说话，就是在为知青服务。
自1985年4月，山西知青发起“维权”行动，北京市成立了下乡青年工作处，原本清静的知青办又有活儿干了。
1986年、1987年两次对全市原北京下乡青年进行慰问和调查，那次调查的内容，远远超过以往的人口普查。调查登记的表格就是一份个人档案。统计结果建国门地区有702户共738人（男382人，女356人）是在外地工作的原北京知青，全东城区有6400多人。
738人中山西省最多187人，其次是河北140人，陕西113人，内蒙古98人，黑龙江84人，其他地区116人。
他们中除17人仍在农村，61人在农场外，其余都安置了工作。职业分别是：干部203人，教师76人，医生13人，工人368人。
他们中已婚705人，占738人的95.5%，（配偶是北京知青的217人占30.8%，上海的16人占2.3%，天津27人占3.8%，配偶是三大城市共占36.8%）。夫妻分居的19人，离婚21人，未婚6人，丧偶5人。
他们共生育子女957人，比下乡青年总数738人多219人。独生子女503人，多子女213人，最多的有五个子女。他们的子女中有127人在京借读，还有学龄前儿童232人。
这些数据为北京市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
几乎所有的下乡知青，都有一个共同要求，至少把他们的子女办回北京。
这次“维权”是最后一次左右自己命运的机会，不然社会真会忘记我们，决心经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不达目的，不会轻易罢休。
我能做的是第一时间将知青心声，从我这个最基层，通过多种形式向各级领导反映，做一点点努力和支持。
通过普查我们发现，有的是符合条件，家长十分着急，到处打听都答复能办，就是不知从何入手，没说清应该怎么办。我手里掌握每个知青的具体情况，就主动通知他们来办理，帮助他们准备材料，有时还要帮他们联系接收单位，很快调查中的39名特困户得到了解决。
知青高某，原内蒙莫旗插队，后在石家庄火车站工作，未婚。第一次家访她说还没有决定办，第二次找她，她说要办得带她养女一起回来，原来她弟弟同她一起下乡，也同在石家庄工作。弟弟两个孩子，一个回京，留下另一个怎么行？我告诉她一定要去公证部门办理合法收养公证手续，最终她未婚带一个养女一起回到北京。
知青常某，84年离婚后，带一个孩子在安徽工作。她的父亲在劳动人事部工作，她和她父亲跑遍了北京市劳动局上下，就是不知道在她家门口还有个街道办事处知青劳动科这个最基层的单位。通过接触他们认为街道最实在，能和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平等对话，替他们着想，政策解释详细，界限清楚，能办的该怎么办，不能办的为什么不能办，如何按正常渠道反映困难，争取解决。她表示不再瞎跑，终于拿出已经写了一年多，但不知寄给谁的申请书交给我们。现在她早已调回北京工作。
知青刘某，83年离婚，女方已再婚，本人从山东滨县五中辞职回京，投奔姐姐。等了四年，87年终于可以办手续了，一切准备就绪，就差调档一步了。我们发函调档没有音信，他自己联系没结果，刘某犯难了，他认定是自己前妻和她的家人故意为难他，自己就是亲自去，也不一定能顺利取回档案，他自己不敢去。
“你帮我去趟山东取档案吧！”，我办了成百上千个知青调动，从来没有去外地调档的先例，这真的不是我份内的事。调不来档案，就等！什么时候档案到了再办。单位领导也不主张我代他去取档案，我们没有这个职责，也没有这项经费。
“咱们不谈公事，算你私人帮我个忙行吗？”，想起当年在原平，能夜送北京女知青回家，今天我就请个事假，再去山东帮北京知青取回档案。
说去就去，刘某给我送来一张车票，我一看是长途汽车票。北京去山东滨县不通火车，只有汽车可以直达。从早上坐了整整一天车，晚上才到滨县，一打听滨县撤县了，已并入滨州市。原县委县政府机关正在搬家，有事去滨州市吧！第二天赶早车到了滨州市，调档很顺利，没那么复杂，其实都是撤县并市误的事。下午坐汽车去100多公里外的济南，赶晚上火车回北京。
一定有人问，“你这趟山东之行，得什么好处了吧？”还真有，除了我自己搭进去车费、饭费、住宿费，我得到了一封表扬信。信不信由你。
当年有些好心人，对我们这种大张旗鼓主动开展工作的做法有些不同意见。特别是主动通知催办，认为是出风头，上级并没有号召这样办，咱们还是稳点好。
最后还是市、区知青办肯定我们的作法，说：“建国门街道工作细，情况掌握的清楚，理解市里精神快，全市知青工作都像建国门这样就好了”。
2002年1月，因我在建国门街道任职时间过长，必须按规定的制度，交流到其它单位。此时恰逢机构改革，我选择了提前退休，永远留在我热爱的建国门街道。退休前的2001年，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光荣退休。
我在原平解村公社北三泉村插队，并不认识王思进，他却非常熟悉我的情况，随时向上级汇报我的动向。那是1984至1988年山西北京知青以集体上访的形式强烈要求调回北京工作期间，我是与北京市副市长对话的九名知青代表之一，被列入监视在京动向的“黑名单”。
王思进与我家大牌坊胡同居委会主任没少到我们家了解我的情况，给我父母造成很大的思想压力。当然，当时王思近有责任在身，但是他与对我父母说了过好几次，“告诉您家大儿子，不要参与知青活动，这样对他没好处。有困难可以与我们联系。”实际是让我当叛徒王连举。这种情况我在山西的铁路单位比他说的还直接，“只要你答应不参加知青活动，凭你的能力，我们铁路分局马上可以任命你当原平铁路中学校长。”
1986年春节前，王思进又来到我家打听我的情况，我母亲没好气地对他说，“今年春节我们家儿子不回来啦。”那年的大年三十上午，北京市公安局把五名列入“黑名单”回北京与家人欢度春节的山西北京知青分别抓进来北京市三个看守所，东城公安局看守所、丰台分局看守所和门头沟分局看守所，大年初六下午才放出来。如果那年我也在北京过春节，可能就在公安局看守所“吃窝头”了。
东城区看守所关进去北京五中忻州知青杨存（家住景山）和北京二十三中原平知青刘旭东（家住东四十条），而且刘旭东遭到了东城分局看守所狱警的殴打。
1988年12月我调回北京工作，我到建国门街道办事处上户口，王思进看到我来了，都没好意思跟我说话，悄悄地溜出了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