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前，美国阿拉斯加州通过了一部法案，在难有明确证据显示是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医生向病人表达道歉或者慰问将不会被视为承认过失，只有在医生主动承认存在过失的情况下，才能被视为有效证据。这部被戏称为“我很遗憾”（I am sorry）的法案实际上保护了医生的利益。
美国医疗非常发达，不过再发达的国家也不可能避免医疗纠纷，但我几乎听不到病患家属对医生们动刀动枪的事情。作为一名在美的中国媒体人，个人观察，美国医疗体系的制度设置和医疗行业“第三方”的存在，使得美国医患关系不那么紧张，令医疗纠纷解决起来有章可循。
美国实行的三级医疗体系，使得医疗资源分配合理有效，避免了小病跑大医院的尴尬。一般美国家庭都有固定的家庭医生，负责日常保健预防工作；专科疾病则去跑专业诊所；只有大病或者急病才会去医院看诊。平常时候，人们与自己的家庭医生打交道较多，有些家庭医生会为一个家庭服务十几年以上，关系也比较融洽。即使觉得家庭医生水平不好，也可以更换。
而在诊疗环节，一些规定也有效地减少了医患间的矛盾。在美国进修的林医生说，她所在医院规定，主治医生接待每位病人必须在半小时以上，诊疗记录最后都会记上一笔——今天接待用了多少时间。
在时间充分保证的前提下，医生可以事无巨细地讲解病情，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矛盾。具体到诊疗细节，医生更是严格按照有关指导手册行事。如果手册上没有的，那么手册上面也会有特别说明。虽然这么做有些教条，其实也是医生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诊疗结束后就要谈钱了。在美国看病，一般都是先看病后付钱，有些账单是寄到病患家中，医生不直接谈钱。如果病人对账单的金额有疑问或者无力支付账单，可以与医院方面协商，要求打折或者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实在付不起，医院也会找政府“埋单”。
此外，一般美国人看病都有医保，保险覆盖范围的不同，医生要做什么检查项目，病人会问过保险公司的意见再决定。这么一来，病患也不会担心过度医疗等问题，关于金钱方面的纠纷就会大大减少。
美国的法制比较完善，对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立法，如《患者权利宪章》、《患者自决法案》，明确了患者知情权、隐私权、自决等自主权利。而《新千年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宪章》等则明确了医师职业精神的基本原则和专业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医生一般都会买医疗责任险，越是风险大的科室，医生买的医疗责任险金额越贵，如脑外科、普外科、妇产科等等。有数据显示，医疗责任险的保额占医生收入的7%左右。
如果不幸发生医疗纠纷，那么球就会“踢”给保险公司。他们会进行调查，进行协调，而患者和家属一般不会再找医院和医生，这不仅可以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保护了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在美国，保险公司在医患之间充当了中立的第三方，这降低了医患间的直接冲突的概率。若经仲裁或者判决，医生确实有责任，那么就由保险公司来赔付。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每年医疗责任赔偿数额达到了45亿美元。不过赔偿不是完全由保险公司承担，医生或医疗机构也要承担一部分。如果某位医生赔付额一直很高，那么他的保费也要相应上涨，如果更高的话，保险公司就不再承保，这也是督促医生提高医疗质量的一个途径。
除了保险公司外，另外一个充当“第三方”的是法律业者。熟悉美国医疗事务的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作人郝勇律师告诉我，在美国有一部分律师专门从事医疗方面的诉讼，被称为“追救护车的人”。
虽然说是走法律途径，但真正要对簿公堂案子倒真不多。郝勇说，在医疗纠纷产生后，医患双方通常会先进行调解，这是非正式的一种法律手段。双方找一个共同认可的第三人，进行协商。如果调解无果，那么就得进入仲裁，由仲裁庭进行裁决。美国仲裁委员会成立了医疗事故仲裁委员会。委员会由处理医疗过失损害赔偿案件经验丰富的退休法官和律师组成。
如对仲裁不服，那么就要进行最正式途径——诉讼，双方各请律师法庭上见真章了。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属不能与医生直接交涉，医生也不直接出庭，完全由保险公司出面与控方进行交涉，最后的判决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
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法官接连判决多起高额赔偿的诉讼，有些赔偿额甚至高达数百万美元，这也促使医疗机构和医生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优化程序设置，尽可能提高服务质量，减少医疗事故。
不过，这么一来，也直接推高了医疗成本。曾经有媒体报道过，纽约州的产科医生2009年时就曾经在政府大楼前举行集会，抗议高额的事故医疗保险的保费让他们无法维生。因此，医患会更倾向非诉讼手段。数据显示，美国每年的医疗纠纷大约是80%以上是依靠非诉讼手段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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