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沈峥嵘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组织，始于唐，兴于宋，普及于明清。传统书院不是单纯的教学机构，还承载着书籍修订、出版、藏书、讲学、祭祀等功能。书院承载着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集天地正气砥砺涵养，读古今中外琢磨切磋”，传授为人之道、为学之法，倡导“讲实学、求实用、得实益”。明清，书院逐步成为科举的备考场所。1901年，光绪帝下诏，改书院为西学堂，书院走向衰落。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高涨，各种类型的书院在民间悄然复苏，并呈现快速成长的态势。
四海孔子书院，是京城首家以孔子命名的民间文化书院，以中外传统文化经典为基础课程，面向4到10岁少年儿童的教育机构。书院以培养中国文化的传承人和传播者为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都参酌传统的教育模式。书院成立六年来，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也受到世俗观念的质疑，法新社在报道中，称书院是“孤独的样本”。
据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统计，目前中国有各类实体书院近六百所，网络的虚拟书院百余所，而实际数字远高于这一统计结果。当代书院的状况可以说是泥沙俱下，这些书院与传统书院的区别在哪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什么作用，能够给现代教育什么启迪？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北京的四海孔子书院，试图用解剖麻雀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四海孔子书院走访
沿着日渐繁忙的北清路向西，再从稻香湖路向南，直抵北京西山北坡。穿过白家疃村新修的牌楼，顺着山路进村。冬日，北京的阳光虽好，却没有什么热量，山景清冷。村里很难找到老旧的民居，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院墙，和一排排新建的别墅。
在村边的别墅群里，我找到了四海孔子书院。书院没有用院墙圈起的独立空间，而是四栋相距很近的别墅，分别被命名为“诚敬谦和”四个园区。
书院行政部的张鹏老师带着我，一个个园区看过去。诚园、敬园的孩子们最小，以学龄前儿童为主。张老师介绍，书院有一百多个孩子，硬件条件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想入学的孩子需要排队了。除了学习的内容，书院还有四个特点与普通学校不同：寄宿制；饮食全部素食；小学和中学都没有学籍；宿舍不配电视、电脑，甚至没有报纸、杂志。这样的理念和环境，家长们认同有一定难度。没有学籍，使得书院的学龄孩子少于学龄前儿童。
步入园区，一切都干净整洁。无论童子园还是蒙学班，一律是小班教学，每个班配备三名老师。所有教室都悬挂书法作品和孔子像，老师每天要组织学生对画像礼拜。除了上课时间，孩子们的生活区和活动区都不断在播放录音，内容包括中文经典、英文经典和古典音乐。餐厅的墙壁上贴着孩子们的“餐前感谢”，“感谢父母赐给我宝贵的生命，感谢天地赐给我生存的空间，感谢老师为我开启智慧，感谢同学伴我健康成长，感谢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随处可见的这些细节，充满了孩子们日常生活的空间。
养正班，孩子们的年龄相当于小学四五年级。从教室张贴的课程表上，可以看到，他们每天有三堂读经课，一堂体育课，还有一节语文一节数学，是串讲中小学的教学课本。孩子们早5点半起床，晨读、晨练、早饭后，在开始一天的课程前，他们要做十分钟的礼敬和十分钟的静坐。张老师告诉我，孩子们还要上习劳课，学习管理自己的日常内务，参加种菜等劳动，这样的教学，可以培养孩子的三种能力：静定之功、学习能力和生活能力。
聊起来才知道，张老师的儿子也在养正班。她自己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知道北京有这么个书院，就把儿子送来读书，不久自己也索性辞了工作，来书院做行政主管。我问她，死记硬背是备受质疑的教学方式，不怕儿子在这里变成“书呆子”吗？她笑答，只有呆子读书，才能成为书呆子，正常孩子不会的，背书对于记忆力正好的孩子们一点儿都不难，儿子小皮非常喜欢书院，说要一直在这里读书，“读到学校倒闭为止”。
我和张老师在教室里聊天，孩子们没受一点儿影响，都埋头读书。带班老师告诉我，这么大的孩子，不再统一带着读经了，他们自己定计划，自己读，自己背，老师只需要督促和鼓励就够了。坐在后排的卞佳运同学是个虎头虎脑的男孩，说话时总带着憨憨的笑。他四年级的时候从河北易县一小转学到书院，他说，原来的学校“作业太多，不想上学了”，这里很好，跟朋友们玩得好，也喜欢读经背经。老师插话说，他的进度很快，需要压一压。
周五中午十一点一过，家长们就陆续来接孩子了。一位父亲告诉我，女儿在书院四年了，但他准备九月给孩子转到普通小学，“该上六年级了，怎么也得有学籍，得考初中，要不没法考大学呀”。张老师告诉我，家长们有两点担心，一是学籍无法与现行教育衔接，一是我们的课程设置会不会有知识点的缺失。不过，她作为家长之一，对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很有信心，认为这种方式是“治本之法”，孩子有了静定之功，掌握学习方法，不超过两年，就能掌握一门生存技术，“看多啦A梦的孩子不会读古书，读古书的孩子一定能看懂多啦A梦”！
从养正班出来，书院大堂里，几名学生正在嬉闹，一位父亲静静地看着孩子们道别。他与张老师的观点非常一致，完全认可书院的教学方式，“什么时候书院无书可教了，什么时候让孩子离开”，对她们的未来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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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教师们
文学作品中常有“老儒”“腐儒”的形象，这可能是宋明以来儒学的异化，也或者是，近百年来，革新派对儒学的抹黑。四海孔子学院找不到这样的形象，老师们都比较年轻，岁月还没来得及在他们脸上留下痕迹。老师们虽然都有较高的学历，但在进入书院之前，都没有系统学习过传统经典。因此，他们在教学之余，要与学生们共同学习。书院在每周五的下午，给老师们安排共学课，请外面的老师来讲课。这个周末，他们学习的课程是《隋书·经籍志》。
年岁不大，学历却不低，团队中不乏硕士、博士。收入很低，每月只有三千元左右，生活环境也单调乏味，是什么把他们留在书院，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共学课后，我随机选择了四位老师，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李老师是一位带班老师，想必孩子们的事情极其琐碎，工作一周，脸上写满了疲惫。她腼腆不善言辞，是四位中最年长的。以前做企业，干了很多年，她用“疲于应付”来形容后来的状态，希望停下来，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滋养。幸运的是，一直保持着读书的爱好，尤其喜欢传统经典，她说，读这些书会让她产生一种莫名的力量，所以经常介绍传统经典给朋友的孩子们。因为这样的机缘，接触了四海孔子学院，然后就无法抵挡书院的魅力，辞掉原来的工作，成为了书院的一名普通老师。她说：“书院对于我，不是工作，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简单、朴素、单纯。”初始，朋友们不能理解，好好的，为什么要做低工资的孩子王？看到她逐渐快乐起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李老师对自己未来的设计也很简单：“带孩子，跟着孩子一起读书。”旁边的王颖老师插话说，李老师自己没有孩子，真正做到了把孩子们当自己的孩子，工资全部给孩子们买文具了。
王老师是位貌不惊人的小个女子，坐在那儿，就给你一种安静的感觉。开口，声音虽不高，却是引经据典，绵绵不绝。她的经历与书院很多老师类似。上学时学习的是英语和法律两个专业，而后，阴错阳差地进了幼教行业，工作了几年。虽然生活安逸，却总是觉得专业无趣，社会浮躁，总之有种种的不如意。她从孩子家长口中知道有这么一家书院，就找过来，认识了冯哲院长，然后参加了一期尼山圣源书院的国际儒学师资班，于是水到渠成，入驻书院，至今已一年半。她说，接触经典后，发现了自己的热爱，对儒学的爱达到了信仰的程度。“这里的收入比以前差很多，生活简朴；那些白领们，外表看上去光鲜靓丽，其实呼吸的是电梯写字楼里肮脏的空气，工作、生活的压力，是内心时刻处于焦虑中。两种生活比较，我选择这里。”
王小宇老师是典型的八零后，表达非常感性，她用“神奇”来形容书院和书院的老师，而她进入书院的过程也很“神奇”。大学毕业后，她没有找工作，而是联系学校准备出国读书。拿到录取通知，打点好行装，出发。从北京转机，她想会会朋友，朋友在四海孔子书院工作。她就这样来到书院，就这样留下来。“这群人有共同的信仰，向上、向善，修身，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在这里，我有归属感，每天都能遇到美好的事情，那种幸福的感觉，无法描述。”小王老师来书院时间很短，对儒学的学习刚刚开始。她依旧感性地描述自己的变化，“我以前很要强，处处与人争，现在再这样，会有耻辱感”。
赵光才老师来书院只有四个月。他本科是学电子信息工程的，在学校社团与经典结缘，他说，经典给他鼓舞和指引。大学毕业后他工作了半年，就辞工，与朋友结伴到武夷山访学，“去追寻古人的志向和心胸”。他来书院教书，源于对教育方法的认同，他认为，传统的教学方法不现代，但非常适合现代。在书院生活，他很有归属感，“日日是好日”，天天学习，自己不断强大。他认为这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个人可以安身立命，也有利于国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虽然书院里没有电视电脑，甚至没有报刊，老师们的生活并不完全与世隔绝。他们在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都感受到了书院内外“价值观的对立”。对于方方面面的压力，王颖老师说，“我们很心安，内心有力量对抗世俗的否定，不会用社会的通病来折磨自己”，经典的学习，让她有了更好的适应世俗的能力，不会怨天尤人，这些书，“看似无用，实有大用”。赵老师则将世俗的压力视为生命的一个过程：“哪条路都不容易，我们要寻找内外平衡的方式。”
组织成员价值观的高度认同，是机构文化建设中的最高诉求，很多企业、机构求而不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山长”冯哲访谈
传统书院以人为中心，一院之长也称为“山长”，代表着书院的精神。冯哲，是四海孔子书院的创始人，书院院长。十余年，专注于经典的传播、儒学的普及。在走访中，我们对冯哲“山长”做了一些交流。
文化纵横：您怎么看待儒学在中国的复兴？
冯哲：可以说，几股力量的合力，促进了儒学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回归。政府是理性对待，几代国家领导人都亲自出席世界儒学大会；政府重视，学界积极响应，目前，全国18所高校已建立了国学院；其实，最有活力的还是民间，从儿童读经运动开始，随后，私塾、书院等等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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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至今还没有走入民间，一直在学术的圈子里。民间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普及国学，既没有政府的奖励也没有商业利益，纯粹是文化的自觉，生命成长的需要。很多人将儒学当成信仰，是生命可以依靠的力量。
新儒家的台湾一派，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1949年他们到台湾，自称为飘落的花朵，哀怨的游魂。试图在儒家思想中融入西方的哲学观念，或者说是用西学的方式阐释儒家。此时新儒家还是庙堂之上的，真正走入民间，还得益于牟先生的弟子王财贵博士。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高，但可贵的是，能够放下身段，走入民间，大声疾呼，让儿童读经。他的实践在海峡两岸得到响应，很多老百姓跟随他。他的光盘大量派发，出现了所谓的儿童读经运动。王博士在台前呼吁，四海在地面实践、本土化运作，再加上宗教界人士的号召，使得大陆上千万的家庭接触了此项活动。还有一支力量是南怀瑾先生，他在大学生、企业界、政要当中很有影响力。他也提倡让儿童读经，并在太湖大学堂践行。
儒者，是秉承儒家的价值主张生活的人。儒学要发展一定要有一批儒者，这才叫斯文重建。而不是学了儒学，却不知道用于何处。因此，个人认为，学界一定要与民间形成双向的交流，而不是仅仅将儒学作为研究的对象。
文化纵横：您说的儒者，会不会与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脱节呢？
冯哲：儒家思想与现实绝不脱节。所谓的“与时偕行，日新有新”，这就是儒家的入世。很多儒者，为什么可以身在山野乡野，而志在庙堂呢，总希望现实能推行他的主张呢。儒学的天下观，离不开人伦日用，也绝不与时代脱节。儒家关照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儒家的礼和乐匡正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的关系。人的身心，这些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儒学本身就决定了，它与时代休戚与共，从未脱离。
文化纵横：世俗观念与儒学思想有许多不一致，不是脱节吗？
冯哲：世俗如果是堕落的，当然有不一致。不一致更凸显了儒学的价值，可以匡正人心，使人心向善向上。儒家讲究正气、客气，人要和众，要节欲。对现在的物质主义、达尔文主义，有很好的纠偏性。对人与世界，有合理的应对、安排和合理的解释。
文化纵横：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其功能，从唐宋的讲学论道，到明清服务于科举，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当代，书院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冯哲：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课题。而书院是要返回古代，对接传统。中国城市化进程，粉碎了传统的乡土社会，祠堂、家庙、家学、私塾包括乡土治理，这些都没有了。传统书院是区域的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承担着特定区域的移风易俗、乡规民约等基本的教化。讲学、祭祀、藏书等是传统书院的特征，也是传统文人士子访学问道进而“学而优则仕”的重要道场，从书院走向庙堂，再从庙堂回归书院，是儒家济世情怀的出发点。
书院在现代城市中的定位，应该说是“士”这个阶层的精神家园。 “士”的概念，包含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身的道德修养，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是民族的中流砥柱，书院与君子、士这个阶层是紧密相连的。现代化的大学，不是培养“君子”和“士”的，知识的分科之学，服务于专业的分工，构建了所谓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基本是从西方拿来的，但是只拿来了一部分。西方的道德教育多通过宗教，在社区，大学教育也是在都市。西方是宗教育人、大学教授知识，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全人教育。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走了一条西化的路。从一开始，钱穆、马一浮等大师们就看到了这条路的问题。钱穆先生创办新雅书院，是要“纠西方分科之学之流弊”，学习宋明模式，师徒如父子，书院如家庭。中国的书院以人物为中心，传递的是精神，君子“尊德性，道问学”，你的人文修养、天下担当、文章济世，都在书院完成。所以大学无法承载书院的全部。现今，书院的兴起，就是要找回我们真正的精神家园。越是现代化，我们越需要返本溯源。这是历史的潮流，虽然表面看是逆流而动。
文化纵横：孩子们在书院学习的内容与学校有很大差别，价值观也会与社会上的孩子不同，他们未来融入社会是否存在很大风险？
冯哲：这个不叫风险，他们恰恰是未来匡正社会的力量。我们的形式是书院，核心是要对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应对的是多元化的世界。越是多元化，我们的精神越要有一以贯之的传统；越是现代化，我们反而要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孩子们在书院中学习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像四书五经，是经过千年大浪淘沙后留下的，有中华文化至高的智慧。现在我们要应对多元的思潮，包括网络信息化带来的社会革命。常言说，“多则惑，少则明”。他们可以以少驭多，以简驭繁，内心的力量，信念的力量，会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最稳固的中坚。现代学科反倒是风险很大，心中没有坚守的东西，会无从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
从人性角度讲，传统经典都是高度合乎人性的。传统经典对人一生性情的纾解和安顿，都有一定的仪轨。互联网已经将知识泛滥化，一个真正智慧的人，掌握知识是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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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孩子们很有信心。人心是活的，经典进入人心，他一定会消化。现在是用他们的记忆能力，等他们长大，自然就有理解能力。对待复杂的社会，他们有自己的坚守，会更恒定，不会随波逐流，不会盲动。书院不是拟古师古，只强调固本，而是要更理性地看待现实。他们学习西学的能力会更强，以他们的专注力，读书的素养，读书的功夫。与同龄人相比，他们吸收西学、消化西学的能力应该是更快的。 近代史有很多例子，从胡适到冯友兰、杨振宁李政道，都是在童年时学习的旧学，青年去西方求学，这些人不管是人文还是自然科学，都有很高的造诣。
尤其是现今中国的国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是回到经典、回到人性上。让一个民族有尊严，是要有精神家园，精神上有依靠，走出去才能有尊严。
人确实不能脱离开这个时代。比如现在的信息革命、网络化，给社会的人际交往、价值观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都不接触网络，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孩子，没有不会玩的，没有不会用的，外面孩子会的，书院的小孩子都会。孩子做的PPT，做的表格，比我们这代人强多了。相反，我们孩子们会的，外面孩子不会。他们读了经典，就有了生命比对的标准，比照圣贤的生命标准的参考体系，有强大的生命背靠，有生命内在格局的宏大，这一点是他们不同于同龄人的，他们会有很强的后发优势。
我们需要全面的文化建设。比如现在世俗的文化创意产业，是缺少内涵的，张艺谋、陈凯歌的大片，商业化掩盖了其文化的缺失，没有任何教化的意义，连宫崎骏都比不了，很多价值甚至是反人类的。他们虽然也是时代的精英，但我认为，他们无法担当起文化重建、让中国人有尊严的重任。如果让我们这些熟读十三经的孩子，未来去做文化创意产业，结果一定不同！
文化纵横：书院对孩子的成长做了二十年的规划吗？
冯哲：应该说是三十年。第一个十年叫固本培元。从中国传统教育的方式来看，叫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要经历十年的童子功。《礼记》里的《学记》讲：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前十年，是一个人的文化生命固本培元的阶段，无论教之道还是学之道，都是贵以专精。经学和蒙学，一个是基础一个是高度，要学精。
第二个十年叫建体开用，建立本体，也就是形成恒定的价值观，解经，就是消化理解经典。前十年是记问之学，《礼记》讲，“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背很多记很多，可能会食古不化。第二个十年是治学穷理，领悟经典中的常理常道，从天地万物到人伦社会，是一个人真正的文化生命的开始。
第三个阶段就是取精用宏，开合并用，就是取其精华，使用高远宏大，到大千世界去历练，包括大量的访学，讨论学问，形成一家之言。
经过了三个阶段，按孔子的说法，人生也就到了不惑之年。三个阶段非常重要，目前四海孔子书院还只处于第一个阶段，孩子们太小，还没有到自觉的时期。
文化纵横：四海孔子书院与中国传统书院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吧？
冯哲：传统的书院是成人教育机构。尤其是著名的大书院，确实是成人机构，学生已经经过了蒙学和经学的阶段，已经是满腹经纶了，到书院是为了治学穷理、论学取友，是做第二或第三个阶段的学问。我们现在的安排也是不得已，想招一些大学生，在国学上都不足。我们现在不得不每周讲课，就是给老师们补课，不论硕士博士，都没有系统学过这些经典，老师到书院后都要重新学习。严格意义上讲，对老师而言，书院是给他们办的。要将他们原来的知识之学，补上修养之学，边学边做一点儿事情。这也是现代书院的尴尬，找不到合适的学生。
文化纵横：有观点认为，您的书院是一种极端的实验，是孤独的样本，您是否考虑过，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嵌入经典诵读，来实现儒家精神传递的诉求？
冯哲：当然可以，我前十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可是发现，效果有限。在学校，他们把经典视为语文课程的一部分，而语文是知识学科，虽然语文课本里增加了不少古文，可仍是知识的传播，是知识的碎片化传播。我们读经典的目的则是塑造生命的内核，秉承精神传递的宗旨，是身心修养的生命之学。这是我们与教育系统理念上的重要分歧。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就提出不可能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要培养纯正的延续中华文脉的学者。中国教育模式还是深度西化的进程，虽然有民族的觉醒、自觉的回归，但是西化的环境依然。在这样的状态下去改变很困难，与其搅和其中，不如跳出来，另外造轨。希望未来的接轨，不是书院与现代教育的接轨，而是现代教育与书院模式的接轨。别人讥笑我不识时务，以卵击石，我不这么看。
文化纵横：您怎么设计您书院的未来？
冯哲：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教育必须要建立起来，我此生未了的愿望就是这个。恢复中国式教育，要从幼儿到成人，要能够贯通。国学的范畴太大，我只想将经学恢复，成立经学研究院，培养一批士君子，那才叫斯文重建。我相信，这需要三五十年的过程。现代化进程依然在高歌猛进，市场经济依然波涛汹涌。滚滚红尘中，我们要逆流而上，确实不太容易。但是说难也不难，我们现在已经筛选出几十人的年轻团队，虽然少，但是很难得。很多朋友经常打电话来问，怎么样，你倒闭了吗？我总是笑答，还活着呢。我也是乐在其中，还有很多好朋友在一起合作，不觉得难。
新兴的书院
中国文人的血液中，有挥之不去的书院情结，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梁漱溟、季羡林等大家就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希望通过它培养一批传承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才。此后，各种书院不断涌现。然而，今日之书院已不是旧时模样。实验者们必须面对当今现实，不得不与现行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社会实际相衔接。
各类实践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作家办书院，有山东作协主席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创办的“白鹿书院”，天津作协主席冯骥才创办的“北洋书院”。然而限于作协的局限性，这些书院多以文学研究和相关文化培训为宗旨。
真正承继古代书院传统模式的，少之又少。有代表性的当属山东泗水县的尼山圣源书院，实行“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的机制。书院的口号是“以儒家的精神，办儒学的事业”，一方面接续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各家学说和各种文明的成果，尊重文化的他者，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发展的座右铭，开创当代儒学的新形态新文化。
以上两类书院背靠文联或大学等机构，多少都有官方背景。民间蓬勃兴起的，多为“全日制书院”，承载传统私塾、学堂功能，招收三岁到十三岁孩子，教授蒙学、经学。这类书院几乎遍布全国，数量有数百家之多，呈现泥沙俱下的状态。在体制上，此类书院面临无法与现行教育对接的困境，在校舍、办学资金、师资培训、教学标准等等方面，都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像四海孔子书院，能够实现可持续经营的不多。即便如此，仍不乏坚定的支持者，家长们顶着世俗的巨大压力，把子女送进来学习。在所有这些教育实验中，最值得书写的当属南怀瑾先生创建的“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南怀瑾先生的实践就源于这样的判断。先生在数十年前曾经讲道：“今日的世界，由于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如交通的便利，建筑的富丽，生活的舒适，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来看，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2006年，先生先设立太湖大学堂，采取私塾方式讲学，以儒、释、道贯通古今的讲学内容，一时间大陆政经学界趋之若鹜。2008年起，他在大学堂的校区内创办“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专门招收小学生，开启基础教育实验计划。“一百年来，中国学习西方教育方式乃是错误的选择。”南怀瑾批评说，“小学是生活教育的一环，只指导学生如何考，却不懂做人，才导致国家混乱。”
吴江国际实验学校的孩子们，从幼儿园中班到六年级，住学二十四小时在一起，采取师徒制，大小孩引领小小孩。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打拳健身，然后开始上课：中英文读经、书法、陶艺雕塑等。每周五则是户外教学一整天，小学生们要学习扎营与野炊，回到宿舍还要自己洗衣、打扫。“太湖大学堂”每年约有四十名中外籍的老师授课，教授书本学问和生活学问。学堂里没有电视、电脑。学费是一年十二万人民币。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日制书院”只是限于对“培养模式”的尝试，但最终的培养渠道没有搭建。“全日制书院”并不是世外桃源，“孩子们还得进入高考序列，至于这些孩子能否重新适应，现在还只能是拭目以待。”虽然他对此类书院持谨慎态度，仍兼任了北京七宝阁书院的院长，参与到实践中来。
（作者系本刊特约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