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诺敏河畔踏歌声——绥化师专野魂文学社记事 雍正王朝诺敏

（野魂文学社原创人马，也是唯一一张全家福。）

一九八六年九月，秋高气爽。诺敏河畔，一群文学爱好者自发组织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野魂文学社，意为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文学社没有章程，也没有组织机构，但有一句嘹亮的口号：“野，就野得自由自在；野，就野得热烈奔放！”牵头的是绥化师专历史系八五级学生侯铁良、张爱玲，身前身后围拢着各系各级十几个热血澎湃的文学青年。

当时，文学的热潮正席卷大江南北，各式各样的文学社团犹如雨后春笋，野魂也恰逢其时，破土而出。按照惯例，每个文学社的社员都要有一个响当当的笔名，经研究大家一致同意，笔名应该统一、规范，即必须姓野，如侯铁良叫野石，张爱玲叫野马，唐锋锐叫野风，张菊欣叫野菊，我叫野火，以及野山野谷野果野百合，等等。

成立了文学社，旗下就应该有自己的主打刊物。没有纸张，大家凑份子买；没有油印机、钢板、蜡纸、刻笔，几个人就出去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泛着浓浓墨香的第一期《野魂》终于出刊，由于油印技术不过关，刊物弄得皱巴巴油渍渍的，但不管好看赖看，毕竟是自己的孩子，捧着抱着大家的脸上都堆满了笑。

文章一篇篇写着，刊物一期期出着，文学社的日子红红火火着。那个时候，校园里凡是身上有点儿文学细胞的，都以加入野魂为荣，不消半年，野魂便扩张到了五十多人。

转过年来，侯铁良和张爱玲面临毕业，文学社的担子便压到了我们这届和下一届学生的肩上。当时的我和唐锋锐年轻气盛，既没有开会，也没有征求意见，唐自封为社长，主外，我自诩为主编，主内，美其名曰，从长计议，必须成立组织机构。于是，唐李二人继续扛起野魂的大旗，在北中国的猎猎风中阔步前进。应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新《野魂》无论是选稿的质量，还是出刊的效果，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编印刊物无疑是件苦差事。每次出刊，作为主编的我都要和刻钢板的徐海臣挤在“工字房”的一间教室里，昏天暗地刻、校、印，尽管有时累得直不起腰，但一想到饱蘸心血的《野魂》一本本印刷、装订出来，鸟儿一样展翅飞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所有的疲劳和不快霎时都烟消云散了。

也正是借着野魂文学社的光，我被推茬到学校广播室当了编辑，自此学校的广播里经常播出我们的作品，吸引着校内外无数艳羡的目光。

在唐和我主政文学社期间，野魂与绥化市内几家文学社之间的走动也很频繁，如哈尔滨武警指挥学校橄榄诗社，绥化七中蒲公英文学社。当时橄榄诗社的社长是徐岩，一名军人，写得一手好诗，而如今徐岩早已弃了诗歌从了小说，大大小小的报刊经常能看到他信手拈来的故事。而蒲公英文学社的中坚力量都是一些学生，主编是一个叫陈X娟的女孩，个子高高的，瘦瘦的，不善言谈，却颇有见解，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即使后来大学毕业我去了遥远的山沟，我和陈X娟之间依然保持着联系。

正如后来张爱玲所说，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师专二年我们不是在走，而是在跑。就在《野魂》选编的文章中，张爱玲的散文《奶奶的拐杖》被《黑龙江日报》刊发，在校园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侯铁良的诗歌也多次见诸《诗歌报》《崆峒》等报端，成为广大诗歌爱好者追崇的对象；张菊欣创作的散文《我说我》，登载在一九八七年第九期《散文》上，由此邂逅了一段美丽的爱情。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来了，文学的春天也来了，绥化师专以野魂文学社为依托，隆重举办了第四届诺敏河诗会，活动当天，各路诗人云集，活动盛况空前。

夏风和煦，柳絮飞扬，编印完第十期《野魂》，我们就要毕业了，经唐和我研究，顺势将野魂的衣钵转交给了中文系八七级的张剑阁、王庆等人。后来听人说，我们走了以后，文学社立马更了名，好像叫晨光，与野魂一点儿都不搭边。

野魂散了，真的成了野鬼孤魂。但是文学带给我们的聪慧、执着和隐忍一直根植于心，引领着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不畏艰险，一路前行。

转眼二十六年过去了，星移斗转，物是人非，面对着我们曾经朝圣的文学每况愈下的窘境，我只想轻轻地问一句，天南海北老“野”家的孩子，你们现在还好么？

（野魂文学社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

（故作深沉曾是文学青年的一惯姿态，尽管现在看来很可笑，但当时已经被缪斯女神冲昏了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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