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88年春末，深厚博大而又枯黄干瘦的黄土高原抖起漫天黄尘。黄尘浩荡东去，北京城连日里俯伏在一派昏黄的色调之中。经世未深的北京人忙不迭地关窗闭户，怨气冲天。与此同时，又是这些北京人不约而同地敞开另一扇门窗，任高原刮来的另一股凉爽舒心的黄土旋风长驱直入，以至人人心底如塔铃当风，叮叮当当响作一团。
这黄土旋风起于何年何月尚难确定，但那粗扩强劲，热烈不安，却有摄魂擒魄之力。多情而早慧的绘画、音乐、电影一开始便卷了进去。于是，上上下下的国民一觉睡醒后情不自禁地大谈特谈黄土地，年轻的及年幼的则不加掩饰地痛痛快快地扭着屁股立起脖子招魂似地喊着“黄土高坡”。
如此，当瘦骨嶙峋的黄土高原几乎是悲愤地嚎陶出这天蔽日的黄尘，从而令生态学家们长吁短叹的时候，人们却似乎在那磷峋的瘦骨中发现了一种汩汩的生命之流。
莫非，那堆积了二百四十万年的黄土中果然蕴藏着取之不竭的民族之灵？莫非，我们现有的精神就如此孱弱、贫乏，一旦真正地面对五光十色、大异传统的外来文化，我们那欢欣的笑脸背后不久便布满了疲倦和困顿？或许我们太习惯所以不得不时时感应我们的根之所系，以至我们的身体向东南沿海倾斜的同时，心却倾向于西北？
难道，我们忘记了系根之处今天是怎样的贫困？难道，我们现在或者是过去误解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从而也曲解了我们的民族精神？难道，那流行歌手歇斯底里地呼喊出的“一无所有”，便是我们今生今世的顿悟？
的确，我们惶然。几千年来我们又何曾经历过于今这样惊天动地的剧烈精神变迁。我们怎不惶然。惶然后顾，便自然而然望到了那东迄太行山西抵祁连山、南出秦岭北衔长城的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望到那里，我们焦虑的心就会得到温存，我们破损的神经就会得到修补。因为我们一直感到欣慰的是，那民族发祥之地，再支离破碎，再荒芜贫穷，却依然是世界上四大古代文明中惟一衰而未败的充满旧日奇迹和梦想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像罗马的两面门神一样同时倾心地注视过去和未来吗？
我久久地、久久地被这些心绪骚扰着。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拼命地爬，却爬来爬去爬不出锅底。如此，我带着满怀乱纷纷、茫茫然的心绪踏上了西去的路。是偶然的机遇也是蛰伏已久的期待，我最终走到了甘肃中部的黄土高原上。
依然如故吗？“陇中苦甲天下”。
大地湾，多少年，多少多少年的过去，怎么如此这般地波澜不惊，扑朔迷离？楼空而人在，竟再也无人记起他曾是这楼的主人。站在这楼前哭问谁？抹去那陶片上的黄泥辨认谁？不得几千年，只认得自己——
我记不清从前是否有哪一个地名灌进耳朵时曾令我怦然心动。此时此刻，我急如星火地赶着二百多里山路追我那被摄去的魂。
从兰州到定西，到通渭，然后经秦安到天水，一路颠簸劳顿，一颗心也愈走愈沉重、疲惫。眼下为了追回我那可怜的魂，我又踏上了返回秦安的路。
一张张红红黑黑、木本呆呆的脸，一张张越往深处走越陌生的脸，迅速地从车窗上滑过。车开得很快，不允许我去分辨那透露出内心悲喜的脸上的细微变化。这样，我便总看到一张张一动不动的脸以及一概睁圆的眼睛，像是永远在企望又永远一无所获。
也许，我的祖辈也是农民，我的祖籍也躲藏在这黄土之中，所以我一向以为我与这黄土高原神父已久，我与这黄土中的农民休戚相关。然而，一旦踏上这块土地，我便发现，久居城市，我的情感、习性、好恶已统统皈依了城市。我的世故，城里人的那种对人的戒备猜疑，遇事的巧于谋算，到此已成赘余，而对土地，对天空，对这天地之间的一张张红红黑黑、木木呆呆的脸，我又是多么地陌生。
我一连数日在甘肃中部那几乎被榨干的土地上拼命地奔走，我国不转睛地整日整日望着那被贫困揉搓得死去活来的农民的脸，但我总也找不到一个足以概括我耳闻目睹的这一切的形象。大地湾，万没料到竟是这祖先遗址的名称让我豁然开朗。
哦，到了，大地湾到了！我那颗早已骚动不安的心跳荡起来。
头上一顶蓝天，脚下一领绿川，两道东西向的黄土梁，用并不高大却绵延不绝的身躯遮蔽了川外的世界。北边的黄土梁下的清水河缓缓西去，泛着白光，像夸耀着它的由来和它对这片土地的恩赐。
大地湾遗存，那被众口一词地称之为古代文明奇迹的祖先遗迹近在咫尺。有人告诉我，从这里可以走回到五千年、六千年乃至七千八千年前名当然，这的确玄妙，的确神奇。但忽然之间，我不忍心走回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看那些奇迹，也无心去听这新石器时代占文化遗存的发掘史。
我只像个玩泥巴的孩童，俯在地上捡拾那一块块沾满黄泥的陶片。抹去泥，这些不规整的陶片便露出砖红色，以及古人用绳子勒出的像树皮一样密布的纹饰。我还捡到了一片彩陶，正面描绘着深褐色的变体鱼纹，背面制作得光洁平滑。
我抚弄着这些陶片，心里像轻轻地敲响了一面小鼓。我寻思着我捡起来的该是几千年的历史，五千年、六千年或者七千年？墓地，我的心底腾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是荣耀？是悲哀？是满足？还是失迷？也许，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像我这样随随便便地捡起几千年的历史吧？当然，也许哪一个民族也不会像我这样握着几千年的历史顾影自怜。
我跟随着向导，没头没脑地向坡上走去。
“哗啦，哗啦”，向导开了一把大锁，又把铁链子从门把上拽去。沉重的大门推开了，一股土腥味扑鼻而来。我已知道，在这砖瓦灰石的新建筑腹中，躺着一处五千年前的房屋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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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没头没脑地往里进，迈上尘封的台阶，步入空旷的大厅。我的眼睛接触到了那黄黄的依稀可以想见这房址早先规模、型制的残基，我的心“咯噔”一下。
这是远祖苍茫博大的胸襟？浑朴超绝的智慧？我想我该找一个恰当的词来赞美祖先。也许，除却了城里人的虚荣和骄矜，我们早已跪倒在祖先面前了。
的的确确，我觉出他们不动声色地望着我。我的灵魂深处传出一片遥远的呼喊和嘶鸣。我手足无措，不知自己该做什么。
向导在我耳边负责地尽其所能地介绍着昔日的辉煌：这座房子大致建于五千年前，它平地起建，面积约150平方米。东西两小间，正中一大间。设有三个门。从现有的四周残墙可以看出，墙内有木柱100多根，靠内墙还有24根扶墙柱……
我听着，望着，一种沉重的负担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向导的讲述，悬疑太多太多。而我又时时刻刻地意识到他的面色严峻。无论我有惭愧之心也好，有自责之意也罢，一种卑微感，一种仟悔意识，愈来愈浓重地弥漫在心头。好像无颜见江东父老，好像站在一座审判台上等待宣判，好像这时又想起那早已过去的好时光。
我无可奈何。五体投地。想着祖先让我们猜的谜。那大厅中央两根直径半米的巨柱，古人即便用石刀石斧砍倒，又如何搬运竖立？那房屋遗址中，铺垫得平平整整、光光清洁的地面，不就好似现在的水泥地面？听说经鉴定，古人使用的“原始水泥”已相当于现在标号“100”的现代水泥。五千年前，他们如何掌握了近乎于水泥的生产工艺？
我记不清我是怎样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这处文化遗存。我只记得从那处遗存走下来便到了一座小村庄。向村中望去，黄黄的土路，黄黄的土墙，黄黄的一张张脸，这不就是我在甘肃中部几乎所有贫困村落都见到过的景象？
我不懂，历史总是这样开玩笑吗？今日的贫困落后往往和人文初始的灿烂文明并存一处，从而对映成一种饱含着深奥哲理似的景观。这只是历史的一种偶然吗？我突然又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正站在一道幽寂、混沌的深渊里，历史的深渊。这深渊被夹持在前后两面壁立千仞的巅峰之间。前面一面是当代文明，那光怪陆离、错综复杂，俨然人间天上；背后一面是古代文明，古奥迷离，光芒四射，亦难望其项背。站在这两面巅峰之下，油然而生的竟是前不可追、后不可退的怅惘之情！
望望那些在祖先遗弃的巨大房址周围继续垒土筑屋的后人，他们怎么记不起“原始水泥”的制做方法了呢？否则，祖先在五千年前便从半地穴的窝棚里爬出来平地起建房屋，怎么几千年过去又回去住起了窑洞？我不能不记起那一座今天的人住的房子。铲下草皮，一块块地垒上。垒不多高便在上面用树枝、干草一搭。如果这也叫房子的话，那些上面下来的干部望见这四面都是窟窿的房子，无不落泪。
还有此地那些随处可见的陶片，再有什么比望见这些破碎的东西更刺人的心呢？就在离大地湾不太远的地方，竟有落魄得拿不出一只饭碗的人家。在那半领破席盖住的土炕炕沿上，挖几个碗大的坑，汤汤菜菜倒进这一个个小坑，一家人便一人就一个小坑吃起饭来。饭后伸长舌头，把小坑一舔便完了事。难道人的脑袋也会像水土流失的黄土高原一样残缺不全吗？
大地湾确实已告诉了我很多很多。但这大地的港湾又能够解释得清我所看到的一切吗？
在兰州通往定西的公路边，我问农民汤大今天中国的领导人是谁？他干瞪着一双滞涩的眼，半天一声不吭。再问一句：知道毛主席不知道？他这才点了点头。还知道谁呢？他想了想，说出了“华国锋”。邓小平呢？他恍恍惚惚地说是听说过。赵紫阳呢？他又瞪住了那双滞涩的眼。
这大地湾好比桃花源吗？桃花源中人避秦时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桃花源中终归有良田美池桑竹，“恰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可这大地湾有什么？孤守着瘠薄的黄土地的人，一穷穷得穿不上裤子，也“恰然有余乐”？
大地湾不是桃花源。大地湾是我们热恋的土地上的一个真实存在。我正是从这个真实的存在中一路询问过来。倘若按行程依次来叙述这真实的存在中的真实的人与事，那么，第一个人便是那曾像谜一样折磨过我的汤大。
汤大可算得上穷出了名又穷得有福气的老农。在甘肃中部那些整日整日背着炙人的日头滚爬在零零落落的枯黄土地上的农民中间，穷名气和穷福气能大到他汤大这份儿上的，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人来。我隔着几百里路就听到了关于汤大的传奇故事。
莫非，人穷也能穷得让人眼红？
远远近近说起他汤大的，可怜的人少，摇头的人多。如若把一张张嘴里的汤大纠集在一起，他汤大要不是丑得没个人样便是个地地道道的烂干户。烂干户这总跟汤大搭配在一起的当地土语．说白了不就是窝囊废、草包、缺心眼儿。
人人都说他汤大是省委书记的扶贫户、重点户。这自然有些原委。
世界上的事情常有些出人意料地奇巧和偶然。苦苦熬了一辈子的汤大赶巧就轮上这么一次机缘。五年前的1983年9月间，甘肃省委书记驱车偏偏就走到了定西县景泉乡境内。汤大的上辈人偏偏又给汤大留了个紧挨西兰公路边的福地。省委书记下了车上坡，正是汤大那座空张着个不规不整的黑窟窿的土屋。
汤大猛然间让那么多车那么多人吓蒙了。他活了一辈子也没见到过这么多关切的脸、和善的脸和如此郑重的脸。他惟恐天要塌下来，愣怔着眼紧往后躲。
汤大房上无门、炕上无被、囤里无粮、一堆孩子无衣穿，惨状举目可见，触目惊心。省委书记的心颤抖了，他不仅指示扶贫要扶汤大这样的人，而且随后还托人将自家的一包衣服送到汤大的门上。
孰料，省委书记这体察民间饥苦、值得称道的举动，竟引发了汤大精神上的惊人变化。
省委书记的扶贫户转眼间成为注意的中心。据说乡政府风风火火地给汤大送上10只小鸡。不想汤大不领情，只过了一夜便到集上去卖掉了7只，还对乡干部一肚子怨气，说婆娘娃娃还喂不过来，怎喂得住鸡。县上乃至地区也不甘落后，地委机关一副不用的门板连带上瓦匠、木工，3辆小车开到了汤大门上。
有那么多人关心他汤大，他汤大的日子怎么能没有起色？1984年秋上，民政部门掏两千块钱发动乡和村的党员给汤大义务盖起了5间瓦房，还方方正正地给打上了大围墙。
也许是看汤大已经吃上了回销粮、住上了宽敞的新房，也许是干部们别的事太多太忙，两三年过去，上汤大门的热情着实减退了下去。终于有一天，汤大晃晃悠悠地自己找到乡政府门上。乡里的干部忙问汤大何事。汤大愣愣地，反问乡上干部：“你们咋不表现了？”
如此汤大便是我在陇中最先耳闻的也最令我迷惑的一位庄稼汉。人们议论起汤大，说得最不客气也最不中听的大概就是他汤大是“共产党的老生胎（最小的儿子）”。这话在外来人一听也半知不知地滑过了耳朵。但当地人却明白，这话说得十分刻薄，那分明是说共产党养了懒汉。
共产党果真养懒汉不成？汤大果真就是个懒汉不成？从兰州到定西的路上，我一直在一连串的假想中等待着汤大。
车出兰州东北行。不多久，一道巨大的苍白刺目的黄士梁出现在前面。它像两只左右张开枯黄而赤裸的臂膀，环抱过来。
我就这样被迎进了定西。
一进定西便是一望无际的起伏丘陵，几乎没有一块平地，几乎所有的山坡都已从沟底垦殖到了山顶，这便是“山有多高，田有多高”吧。
据有关资料介绍，甘肃中部干旱地区，1949年至1983年，总人口由261万多人增加到了572万多人，增长了118．82％。而人均年产粮则由1953年至1957年的618.8斤，降到1979年至1983年的404斤。
这—地区80％的人口务农，却自己喂不饱自己的肚子。解放30多年，这里的贫困户仍然多达26．71万户。而面前的定西，则又是这一地区的典型代表。定西的63，200多个农业户中，贫困户竟达19，200多个。汤大呢，他便是这19，200多个贫困户中的典型代表吗？
这便是我面对的定西。
汤大穷扑腾的地方不久就到了。
下了车，前后再无人家。四周极静，静得让人觉得失真。
汤大安居了多半辈子其实二十年前已呆不住人的破烂上屋丢在公路一边的坡上。土屋空敞着的被烟熏得黑乎乎的门洞，如同一只独眼盯着汤大的新居。
公路另一边的坡下，躲着汤大的新家。走近了望下去，一片开出来的光秃秃平展展的地面上，单独摆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一面的房红瓦盖顶，三面墙也夯得见棱见角结结实实。
汤大果真给扶起来了。和好像随意撒在坡上、沟里的邻近农户比比，汤大如今脸面上总阔得多了。
脸面上阔了，狗也威风？汤大门前的看家狗嚎得好凶。估计不少日子这儿没来过生人了。跑出来个穿着件褪了色打着补丁的红布褂的孩子，大概是汤大的小女子，拦住狗，我进了院。院子拾掇得整齐利落，只是空荡荡的，除去墙角立着一只耙子蹲着两个草筐便再没旁的什物。我抬腿进屋，屋子也拾摄得整齐利落，却也是空空荡荡，一半边占着全家入睡的土炕，另一边是坐着两口黑锅的大灶台和一只半人高的木案，木案上平摊着一张擀得薄薄的足有圆桌面大小的面皮。显然，这屋里再也没有比这张黄澄澄的面皮看上去更醒目、更活泛的物件了。当地人爱吃浆水面，汤大怕也短不了这个食好。
汤大还没回来。不知怎的，我在这屋子里似乎突然感到了汤大的全部想象和愿望。一半吃饭，一半睡觉。这屋子的简单陈设不正是这样明白无误地袒露出汤大的基本生活内容吗？我心里泛起一种苦涩的滋味。我想我觉出了汤大的可怜，一种令人心酸的活法儿。
我不能不再望望一动不动地蜷缩在炕上的那个人。她那么瘦小虚弱。一堆蓝粗布宽宽大大地套住她的身子，一块紫黑色的头巾盖住头，只露出一窄条青灰色的枯瘪的脸。一进屋时，我还以为她是个未成年的娃娃。
她便是汤大的婆娘。
她的眼是瞎的，3岁起就瞎了，已经瞎了38年。她十六七岁嫁到本村40岁还打光棍的汤大家时，整个世界对于她不仅永远漆黑一团，而且全部天地只是一条土炕。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把她圈在了炕上。
我仔细看着这面无表情甚至好像没有知觉的女人，心中泛起的苦涩滋味益发浓厚、强烈。我怜悯、惊悸、迷茫，甚或还有莫名的悲怆！
汤大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了。一进屋时，他那背着光、堆满了笑的老脸，毛茸茸的。他也矮矮瘦瘦的，一身骨头架子似的躯干再哈下腰去两手握住或拽起来人的手，他汤大便只有人肩膀一般高低了。他紧握住我的手，并拉到他的胸口处。他的手粗糙得像锈得麻麻扎扎的两块铁，很有力。他的嘴里发出像哈气一样的声音。伴着这声响和那粗糙的握力，他便把他浑身上下混合着上腥味汗酸味的热情都给了来人。他是诚惶诚恐，实心实意的。
问他日子好过不。他嘴里哈着气，连说：“好着啦，好着啦……美得很！”说过这些话，他摸一摸身上穿的那件肥大的露出半个胸脯的圆领白汗衫，喃喃地说：“省上李书记托人给我带来的。”
这件省委书记送给他的衣服，汤大一定穿得仔细，但几年下来到底已成了抹布颜色。不过在汤大身上，这件抹布颜色的汗衫还算是有个样的。套在他腿上的那条裤子，黑补丁又盖上白补丁。他脚上的那双勉强还跟着脚的鞋，也是前出脚趾头后露脚后跟，好像两块破布盖在脚背上。
问他几个娃。他乐乎乎地去抱起满地乱钻的一个三四岁的男娃，说：“两个。”
“只两个吗？”我不解，因为好像不止两个。
汤大不在意地说：“还有一个没在家。”
“那这个不是你的？”我指着那个拦狗的小女子。
汤大迷迷瞪瞪地望着我，然后傻呵呵地摇起头来。
后经人指点我才明白过来。“窗子不是门，女子不是人。”这当地俗语中原本包含着女子在家不算数的意思。
汤大要说早就有穷福气。40岁上屋里有了婆娘，第二年就得了一个女娃。以后没几年，老天爷开思，又给他添了一男一女。娃娃一个一个地添，日子过得可一年不如一年。在外，汤大当男人，是壮劳力。回家还得当半个女人。一二十年，饥一顿饱一顿的，炕上没被，娃娃没衣。可他还就活过来了。
算一算，汤大那个三四岁的男娃该是1985年前后生的。政府扶助了他，让他喘过口气来，他就又生了一个娃？我疑惑地问他汤大想个啥？
他嘴里还是哈着气，也不遮掩：“生个娃娃，李书记说违反了国法。好了嘛，违反了国法就罚嘛。没的吃了，国家再给……”
“罚了你多少钱？”
“三百块哪！”汤大挺心痛的样子，伸出三个手指。
“你不还吃救济款哪，哪儿来的钱？”
汤大这回只是哈气，哈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含含糊糊地说了些好不容易才让人听懂的话。大致的意思是：罚去的三百块中，有刚给他的救济款。钱不够，家里养的几只羊也卖了，羊是上一年乡上对他的扶贫项目。钱还不够，他又借了债。
家里又添了人口，日子怎么“美得很”？汤大也实在，说去年得了170块钱的救济款，吃了800斤回销粮。今年春天只吃了160斤回销粮。那意思分明是不满足。
不满足！明知超计划生育要罚怎么还生？明知人口多日子难过怎么还生？这愚昧得不是不可理喻吗！
我不客气地问汤大：“国家不给你救济款，不给你回销粮，你怎么办？”
没料到，汤大听这么问并不在意，说：“国家给了，就满足，吃馍了；不给了，就不满足，喝稀的。”
“这房是谁给你盖的？”
“国家嘛。恩情大得很哪！是谁出的点子，我就不知道了。”
“盖房用了多少钱？”
汤大摇摇头。
“国家怎么会给你盖这房呢？”
汤大那紫黑紫黑的胡子拉碴的脸定住了，嘴半张着哈气也停了。他盯住我，似乎有了敌意。
乡里、县上、地区、省上、国家，汤大他到底在哪里失去了理解能力？汤大心里的国家又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个虚无缥缈，无所不能的神？最起码，国家是他的希望他的依靠他取之不尽的源泉。
汤大他是个烂干户？老生胎？莫非真像有的人所讲，共产党养下了懒汉？
我一旦离开汤大，他的形象在我眼前便骤然模糊一团。他不是很简单？简单的头脑，简单的生活。可这简单之中似乎又拥塞着异常复杂的内容。甚至，他的忠厚老实，也叫人捉摸不定。他真的懒惰吗？是与生俱来的懒还是后来被养懒的？
我到处去询问其中奥妙。有人说，汤大如此，但并不仅仅汤大如此。在定西，谁能到上面把钱要来，把粮要来，谁就是好干部。有人说，定西太闭塞，人们对东西部的强烈反差无动于衷，什么商品经济的冲击，什么贫穷落后的危机，一句话：“好着呢！”便再也不想什么。又有人说，定西定，甘肃定。定西不定，甘肃乱。这几年甘肃安定，说“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关键是老天帮忙，风调雨顺……唔，这个问题并非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一时寻觅不到满意的解答，却又不肯在头脑中留下这样一个巨大而沉重的问号，我决定再去找汤大。
在汤大门上我撞了锁。四处去找找，我望见了他。
在一片坟地上，汤大穿着那件圆领汗衫跪在那儿摸摸索索地往前爬。
我一下觉得喉咙里有些哽咽，便情不自禁连连跳下几道坡，直冲到汤大面前。
汤大惊讶地抬起头来，“啊！来呀……”说着扔下手中的小锄，用一双沾满黄士的手上前握住我的手。他那又堆上笑的紫红的满是皱纹的脸上闪着无数亮晶晶的汗珠，手臂上鼓起一道道青筋。
我的心突然告诉我：他不是懒汉。
这一回我发现汤大并不愚笨。七八年前，他去找过乡上的干部，但乡上干部说：“你死猫扶不上树。”汤大说：“我怎么是死猫？你扶了吗？你光用嘴扶我，再也扶不上树。你好好扶，我早发财了。”而二十年前，他就要求划给他一块地方挖一孔窑住。二十年来，他申请来申请去，最后倒弄成了乡上救济他盖了房。这都是因为他懒吗？
汤大急着做活，我便和他道了别。只走出几步再回头，见他已一门心思地蹲在地上锄起草来。我心里有些苦涩的味道。慢慢走上坡，又回过头去望，我一下愣住了。
这是怎样一种撼人心魄的景象啊！
天高极了高极了，碧蓝碧蓝的。黄黄的坡，一面又一面的，一直连接到了天上。在那高天厚地之间，匍匐在地的汤大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黑点，像一只小虫爬在一片斜斜的干枯土坡上。倘若我不是刚从他身边走来，我绝对察觉不出他的存在。
哦，汤大，这黄土沟壑中的人，这和黄土沟壑同样秉性的汉子！
黄土沟壑只会输出，输出了水，流失了土。但任着性子输出，失去了元气，却又无力补充。汤大这般黄土沟壑中的人莫非也如此吗？在自然的魔力和祖先的足迹践踏得支离破碎、养分近乎枯竭的土地上，他们死守着流汗，像淌血一样流汗。
为了活下去，他们拼命地开垦土地。为了活下去，他们把林木、草场斩尽杀绝。为了活下去，即便是终年蜷缩在土炕上的婆娘，也会显示出不可扼杀、不可摧毁的繁衍能力。人们指责他们对土地的掠夺和破坏，但几百年几百年地挣扎下来，谁又曾不掠夺他们！
他们除了黄土什么也没有，没有矿藏，没有河流，没有森林，什么都没有，只有黄土。在黄土里播种，在黄土里挖一眼水窖，用黄土垒起墙壁，用黄土造出生命。他们贫困而节衣缩食，他们憨厚而让人觉得呆头呆脑。他们以微薄的享受换取了在这里活下来的可能性，他们用傻瓜一样的麻木死守着祖宗留下的家业。
这就是我在甘肃中部认识的第一个黄土农民。
走出尘土飞扬的定西城，仍旧跨上西兰公路，向东南，向通渭方向奔去。
平坦的公路上车辆稀少。公路两侧的夹道树用全副身心荫蔽着路面。车行得飞快，太阳在树叶的空隙处跳来跳去，明明灭灭，像要把它的天真顽皮尽情泄露出来。但是，那两排纷纷躲闪到后面去的树干遮掩不住一切，一旦让目光越过去落到那些绵亘的荒坡秃山、交错的干沟柏壑之上，那太阳便一下变得老辣而残酷！即便在这黄土高原看上去最温润的时节，那一面面在太阳的熏蒸之下干渴黄瘦的土地，一如一张张久病不愈形容枯槁的人脸那样令人战栗。
我的心又被那种无边无际的苍凉感笼罩起来。在我这苍凉的心幕上走来走去的不仅是汤大那样一些每天在黄土里爬出爬进的农民，也有另外一些能够呼吸到从遥远的夏季海洋吹过来的温暖而湿润的空气的人。的确，在这深居亚洲内陆、又有高山环绕的西北腹地，温暖而湿润的气流长途跋涉至此，早已成了强弩之末，能够真正感受到它的到来的幸运者，确实微乎其微。
而一旦感觉到了沿海沁人心腑的湿润空气，这些结实的躯干里，端正的五官背后，不又出现了一片比他们站立的土地更为焦渴的旷野吗？
这也许就是人的不幸。非个人力量可以更改的历史的不幸。
历史上，这西北腹地确曾数度兴衰演变。但自唐朝中叶起便一蹶不振。海上丝绸之路夺去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一切梦想。政治中心像黄河东去，不可逆转地步步东移。高度的集权把经济的重心也带到了东部。这西北腹地就像没用的肚脐一样地被经常地忽略了。衰退缓慢而漫长。长达上千年的衰退以至清朝以来人口的激增，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彻底地迷失了方向。
一代又一代地滥垦、滥伐、滥牧、滥挖，使定西的所有天然林木荡然无存。但人们还是一缺食物、二缺燃料。肚子喂不饱，人们只能再向土地逼索。这使水土流失日益加剧。这里每人每年只打四五百斤粮食，却相当于每人每年向黄河输送了43吨多泥沙，每生产1吨粮食损失157吨土壤！没有燃料就去铲草皮、挖草根、烧秸秆。即使挖1平方米的草皮只能得到5两草根，即使草场退化得20亩才养得住1只羊，但活不过去今年又怎么可能去考虑明年，
车猛地颠了一下。平坦得倒让人不在意的路不知什么时候已跑完了。车开始弯来弯去地爬那些不高不低的山梁。
路边的高高大大、搭肩挽背的夹道树也不知什么时候跑失了。车每跨上一道山梁，那一派浩浩无边的黄土的汪洋便毫无掩饰地袒露出它的痛苦情状。我的心依然笼罩着浓重的苍凉感。不时，我收拢目光，只去到无边的黄土汪洋中去挑选那星星点点的绿意。
也是无意之中，我忽然觉得我捕捉到了什么奇异的东西。是什么？再静一静，望一望，想一想。的确，那偶尔出现在前方的路边，又一晃而过的柳树似乎在昭示点什么。
是什么？这间隔一段路才会突然而醒目地跑出来的柳树。这些柳树样子很古怪，一个个短粗面敦实，它们没有河边垂柳那么舒展的枝权和长长的披拂于空中的枝条。它们简直就像是让谁给拦腰斩断，就在那主干被斩断的地方，无需任何过渡的枝杈，便猛然蓬蓬勃勃地喷出一团浓密的绿发。
也就在我想到这一层的一刹那，我突然觉得这些植根在黄土的几欲吞没一切的巨大空间里的柳，展示出一种劈面而来的生命感。它们不就像一支支指示出希望所在的绿色火炬，去照着这黄土汪洋中的路！
我的心似乎由此而被一片令人神清气爽的浓绿所荫庇。我向司机打听这一带是否还存有左公柳？答说尚有残留，只是距此还有些路程。那么这路旁身材短小、品性坚韧的柳又是谁栽下？摇头。只答说这柳在路边起码已站立了五十年。
望到这柳，联想到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在驿道两旁植下的“密如木城”的杨柳，我便又捉摸起了白老汉。这寡言少语的老汉的经历，叫我怎样地撕扯不清啊！甚至我今日经华家岭前往通渭，也是为他的经历所纠缠。
白老汉大名白尚文。他身上，似乎满是些令人惊异的东西。他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就任一区之长，此后又做了通渭县法院院长、副县长、县长。官越做越大，可叫老百姓把他挂在嘴上倒是在他去了官扛着铺盖卷上山种树以后。
一个在“文化革命”中架了飞机、戴了高帽、挨了打，又在定西砖瓦厂蹲了牛棚的原县长，1971年叫他去山高士冷的华家岭管个小小林业站，他便连家也搬了去。几年时间他闷着头不声不响。别人去那儿一看，竟吓得一跳。
这华家岭海拔2，000至2，400多米，属于半干旱半湿润交错地带。自土改后这华家岭上就年年春天组织农民种树。合作化运动中“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口号一叫嚷开，农民在华家岭上披星戴月地向荒山进军。再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这里的造林运动更进入了颠狂状态，邻近几个县的5万农民，扛着大旗夹着铺盖卷大战华家岭。满坡满沟人山人海地闹腾了一春，号称造林几万亩。可到了第二年再去一看，“春天种，秋天拔，冬天熬了罐罐茶”，几万亩林连个影子也见不着。
说这华家岭高寒风大吧，可哪一茬领导上任都认准要啃这硬骨头。白老汉就这么派上了华家岭。几年后人们看见了什么吓得一跳？沿公路一条百米宽、一百公里长的林带愣叫他给弄得有了模样。
他白老汉自己当然弄不出这条林带。可老百姓种树为什么倒要把白老汉挂在嘴边？若说当地老百姓念叨左公柳，是因为左公柳确有救命之恩。现代小说家张恨水对此便有明证。据说1934年张恨水行至甘肃，正值陇中大旱，饥民载道。此后他的小说《燕归来》开篇的（竹枝词）便如此写道：“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可白老汉这条林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恩惠？听说是没什么。这不怪了？
未见白老汉的面，只听到他的似乎平平常常的又似乎古古怪怪的事，我便深感迷惑。待见到他的面一谈，我便更加迷惑了。
白老汉脸黑如炭。他那精瘦矮小的身材和那张好像被烈日暴晒又被风干的面孔，丝毫不见当县长或者当别的官那种领导气派。倘若他和汤大站在一起，怕是要混为一谈的。
白老汉60岁离休，已退下来了四五年。他不善谈吐，不苟言笑，以至常常让我弄不清我们的谈话是否已经结束了。
开始，我还以为他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一问，他家穷则穷，但他父亲、老哥劳动，供他读书。他背着粮食，光着脚片子从小学一直读到陇西师范学校。
开始，我还以为他会谈些在华家岭造林如何艰难、如何曲折的经历。但问来问去，只知道他此前对植树一窍不通，头一年种下25万株白杨树苗，结果只活了4万株。后来又知道他学会了自己育苗。缺水，就在新插下去的树苗边捅两个小洞，一个洞灌进一碗水。然后呢？他点一下头表示再没什么可以说的了。
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我们面对面枯坐了整整一上午。但也不知是说什么话提到了引洮工程。白老汉突然眼睛一亮，紧盯着我好一会儿，复又垂下头去，说了一段长长的话：“1958年到1961年我就在洮河工程上。我当时还是通渭的副县长，带着一个工区几万人在那儿干。唉……土改以后，生产力解放了一些，老百姓家里有了一些积蓄。上面高压，你当个县长，你不说大话，就要戴右倾帽子，说了大话，就考虑不了后果……地荒了，地力破坏了，生土变成熟土要几辈子？老百姓的心也伤……”他一口气地说下去。我曾努力听，却总觉得没有听明白。
车在六盘山的崎岖山道上拐来拐去。山道弯得很急很险。不时，路边那密匝匝的杨树林又扑上来挡住我的视线。这就是华家岭林带了。似乎只有到了这里，我才在那浓重的黄土腥味中闻到了丝丝缕缕的草木的清香。车爬坡放慢了步子，那一排排一行行直挺挺的树便也缓缓地从我面前走过去。渐渐地，我觉得它们简直就像一个个站立着的人，愈看就愈像。
我的心头一紧。又想起那天面谈中提及引洮工程时白老汉那雪亮的目光，想到他那思路不太清楚的一番话。
说来也巧，也就在此后不久，我偶尔结识了一个年轻干部。他给我讲的一段他自己的故事，或许是给我的一把打开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之门的钥匙。
这个真实的故事大致如下：
他有一张敦厚或者说带几分傻气的脸，脸上长着浓密的乱杂杂的头发和胡子。他的业务能力不算差，林业上的论文写得一本书厚。只是，他那两条浓黑的眉头耸起的眉毛，像是诉说着一肚子的委屈，又像思考着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他几岁的儿子提出来的：“爸爸，你爸爸在哪儿呢？”他被问住。爸爸的爸爸在哪里？天地良心，他一无所知。
大概还在他记事不久，他就记住了他爸爸去了什么地方再没回来。等他长大了，懂的事多了，他才弄明白，他爸爸是1958年去了引洮工地，一去便再也没了音讯。人怎么会不明不白就没了踪影呢？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幼年到三十大几，他一直在想。想象他爸爸去的那个地方。想象他爸爸的模样。
儿子问爸爸的爸爸，他又何尝不想爸爸。多少年的想象化作了一种内驱力，他终于到三十年前他爸爸去的地方找爸爸去了。
爸爸死了。的确是死了。他找了六七个当事人，最终都再明白不过地证明他爸爸死了。但他爸爸死了尸骨也该埋在哪里吧？所有的当事人都摇头，匆忙地避开他的目光。
仿佛是骑着毛驴一指便开始的这轰轰烈烈、拼死拼活、前无古人的引洮工程，几乎调集了周围各县的大多数精壮劳力。结果，从无知开始的引洮工程以无知告终。但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人成为这无知的代价。
他的爸爸像他一样结实，但他爸爸的心却没有结实到足以忍受引洮工程上的繁重劳动、精神压迫和肚皮饥饿的程度。他的爸爸逃了，又被抓了回来，路途中和抓他的人发生了冲突。他爸爸成了罪人。
他爸爸再结实也无济于事。在一间小黑屋里关了十八天，用饥饿惩治了十八天后，他的爸爸死了。
他得知此情，不知从哪里涌来一股邪劲，非要找到他爸爸的遗骨。他要尽孝子之心。
他的愿望很快破灭了。在一道断裂开的黄土坡上，豁然暴露出一排雪白的头骨，数数整整20个。天知道他们为什么躺在这里。当事人告诉他，在不远处的一个大坑中，掩埋着几千具饿死、累死、砸死、病死的遗骸。他的爸爸在哪儿？老天作证，只怕那些年月的可怕光景连老天也蒙住了眼睛。
也许，他的儿子再长大些，他会告诉他的儿子，他的爸爸的爸爸为什么一去再没有回来。但是，引洮工程的惨烈悲剧就该总藏在那历史的帷幕中吗？
汽车仍旧在山道上爬上爬下。山道边仍旧站着那一行行一排排像人一样挺立着的树。那些树，望也望不见头。白老汉总说他到了华家岭“一干上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一看到树心情就好了。”“树长成了，感情深得很。”他到底是要让这树像人一样挺直腰杆舒张手臂站起来、活下去，还是想让那些曾经过早地倒下去的人像这树一样站起来、活下去？
听说在华家岭林带存在了十五六年以后，有的研究者对它的价值作了重新评价，认为这个林带在选择树种等方面有所失误。白老汉的失误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十五六年前他有什么办法来逃避这种失误？
设在华家岭最高点的林业站，白老汉住了九年的林业站到了。自然，站上的人又说了白老汉的许许多多值得称道的品德和实绩。显然，当地老百姓拥戴一个并没有带来什么眼前实惠的白老汉是有道理的。白老汉带给老百姓的是一颗真诚而滚烫的心，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埋头苦干、与民共甘苦的品德，是一种希望，一种随着那黄土高原上最有魅力的绿色一同升起的真实而善良的希望。
我不会忘记白老汉在谈到他带民工去引洮工程时，最后那么郑重而坦白的一句话：“我当时不在通渭，在也就给抓起来了。”
通渭那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白老汉这样的人竟也会因此而被抓起来吗？就这样，白老汉把我带人了一个后来让我整个身心都为之战栗的世界。
此刻，通渭县城已举步可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