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中国教科书总是说地主残酷压迫农民，导致其起义，事实是地主99.9%都是仁慈、节俭、勤劳、乐善好施的。
农民起义直接原因总是活不下去。活不下去的原因是：
1）统治者野蛮的统治：如秦朝元朝等等野蛮时代。
2）农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靠天吃饭，一旦老天不帮忙，必定发生饥荒。饥民流离失所，引发社会动荡，导致更多人生活无着，更多人流离失所，社会进一步动荡，最后恶性循环，几下玩球蛋。
3）外族入侵引发战争，战争引发动荡，进入恶性循环。
4）军阀之间发生战争，战争引发动荡，进入恶性循环。
2、旧社会的官员能贪很多吗？
没有，旧社会的官员一般廉洁，想贪也机会不多。就像国营企业的管理者贪的机会比私营企业要多出很多一样，家天下机会很少。和珅贪是因为那是皇帝和官员都是野蛮外族人。
朱元璋反贪很闻名，动辄革皮实草，其实那些倒霉蛋要放今天，都是廉洁的不能再廉洁的清官。顶多是收了人家几只鸡而已。
3、旧社会的上访
看看古代是如何处理上访的
作者：杨开亮
2010-5-31 11:34:06
上访，古谓之鸣冤。不平则鸣，古今同理，百姓积怨难平，或认为裁定不公，即可向更高一级的衙门申诉，以求得公正的裁决。只要当时社会不是黑到暗无天日，官员就不敢官官相护，问题不难解决，即使官官相护，如果最高统治者下决心主持公道，也是可以解决的，慈禧为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废除一百多个高官。为一草民声而罢黜百官，这在现代已近乎天方夜谭。
古人上访既不非法也不违法，男人不用担心被打断腿，女人不用担心被强奸，男女均不用担心被送入精神病院，当然更用不着担心被拘留、被拦截、被恐吓、被追捕，只要备足盘缠，到达衙门口击鼓鸣冤，官员就得放下手中公务升堂受理，不敢有丝毫怠慢。古代官员注重为官声誉，又大多秉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不敢胡来，为卸任告老还乡计，至少在家乡父老乡亲面前不敢随意耀武扬威，权力也非常有限，至少无权随意拘禁访民。河南一农民欲用乡长茶杯喝水被拘7天 ，福建一妇女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被拘9天，大批群众到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拒，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河南内乡法院尽然在门口悬挂标语：上访一次拘留、上访二次劳教、上访三次判刑，深圳明确14种“非正常上访” 禁止到中南海天安门。
二十四史尚无一个小小乡长或区区州官可以随意捕捉访民的记录，至于千人下跪也跪不出市长一面，即使是最浪漫的幻想家看来已近于上古神话。
鸣冤其实就是一种民告官的直诉形式，民有冤屈，当地衙门不能伸张，便可越级向上级衙门伸冤。家天下时代的皇帝们，只要稍有点智慧，都会把访民的鸣冤叫屈视为民情上达的重要载体，用舆情监督官员，并以此化解官民矛盾，维系社会稳定。今非昔比，尔今上访被送精神病院 官员斥其激化矛盾，是非颠倒若此，百姓夫复何言？
中国历代，只要社会肌体健康，民情上达的渠道是畅通无阻的，政府的责任是保障上访权利，设立便民告状站。早在尧舜之时，便已出现了“进善旌”、“诽谤木”以及“敢谏鼓”等直诉形式。西周又设立了“路鼓”和“肺石”。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专门负责接待直诉事务，从魏晋开始，正式设置了“登闻鼓”制度，使直诉制度渐趋制度化和正规化。
所谓“登闻鼓”，是取“登时上闻”之意，源自西周的路鼓，魏晋时期形成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杨三姐告状就是用的这种形式。登闻鼓可以说是沿用了两千多年的诉讼形式，自从有了登闻鼓，“击鼓鸣冤”老百姓告状可就方便多了。
闻鼓升堂，是对衙门官员的起码要求，如果敲到点子上，声闻皇帝，冤案可能立刻解决。
南朝梁武帝时，京城建康就发生了吉翂击鼓救父的直诉事件。
吉翂的父亲是吴兴原乡县令。由于父亲为官清廉正直，因此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便罗织罪名，要将吉翂的父亲置于死地。在一个贪官横行的社会里，作一个清官是很危险的， 一个不会同流合污的清官，不仅很难融入官场主流群体，而且可能自身难保。正如在一个杀人越货的土匪窝里，要做一个心慈手软的优秀土匪是很困难的一样。所以，圣人传语后人：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父亲被押送到中央的廷尉审理，熬不过酷刑，便“供认不讳”了，被朝廷判为死罪。吉翂时年１５岁，情急之下赶赴京城，敲响了登闻鼓。鼓声惊动了梁武帝，下令廷尉卿蔡彻查此事。蔡法度将调查结果向梁武帝作了汇报，梁武帝立即下令赦免了吉翂的父亲。
恐极呼天，痛极喊娘，人同此心，事同此理，连高压锅都要呲呲作响，而况人乎？“呲呲”就是最好的稳定，把排气孔堵死了，固然可以得到片刻宁静，但这个稳定能保多久? 一个社会，有人发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万籁俱寂。
使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哪个朝代的事情？
古代访民可以告御状
古代的老百姓有福啦，不仅可以击鼓鸣冤，而且还可以告御状。专制政体下，冤狱时有发生，上访现象也常见史书记载，将状告到皇帝面前，历代都有。
所谓告御状就是平民百姓将申诉信直接送皇上，或在皇帝出巡时,拦驾递上申诉信。既然是需要皇帝亲自处理的案件，当然是涉及重大冤情的刑事案，或者是事关民生的民告官案件，像偷瓜摘葫芦之类的小事就不必麻烦皇帝阁下了。
皇帝阁下对访民的“越级上访”，不仅不能心生厌离，还要从制度上保障子民的上访权利。大明朝朱元璋先生就曾规定：庶民可直接向他反映情况，任何官员不得阻拦。清王朝明文规定，各部门不得扣压平民的上书。访民只要理由正当，拦路告状也是可以的。康熙帝一次南巡时，苏州一位士民就曾拦轿上书，要求减轻苏州百姓税收负担，康熙帝停轿御览，当即下令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减免税收。
尊重上访者，认真处理其申诉，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传统，不是个别帝王这样做。崇祯年间，奸相温体仁当政，朝野上下，无不切齿痛恨。一知县被温陷害收到重处，其母到京城 ，每天在大街上等候温的官轿，见到就乱骂，并用石块砖头乱投，成为京师一景。崇祯无奈，只能给温加派卫兵。即使是政治特别黑暗的元朝, 告御状也不会被视为“非法”，上访者会受到保护，不会发生湖北两男子因拍摄上访被送精神病院之类的怪事。
元顺帝时，公元1345年冬，朝廷派遣朝员王士宏等“宣抚诸道，问民疾苦”。这些钦差每天花天酒地，哪管民间疾苦。江西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黄如征出于义愤，不远万里赶到京城拦驾上书。他在信中举报说：朝廷派往江西、福建的官员早被当地不法官员腐蚀收买，成了他们的保护伞，建议元顺帝惩处那些贪官污吏。元顺帝“亲览其书，喜见于色”。为保障上访者的人身安全，顺帝特意吩付身边的大臣，安排黄如征住进招待所加以保护。几天后钦授黄如征为“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并命侍卫护送出京。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黄如征没有接受任命，悄然返乡。至于王士宏等钦差，虽未受到严厉处分，却因官誉不佳，此后一直未予重用。
古代有古代的情况，现代有现代的情况，但尊重上访者的权利，古今同理。
上访不仅可以让政府直接了解民情，碰上英明的皇帝，甚至可以促使国家向文明靠拢。历史上就曾经有过皇帝从谏如流、因上访废除恶法的记录。汉代缇萦上书救父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缇萦的父亲淳于意医术精湛，声明远扬。由于一次误诊，地方衙门给他判了“肉刑”，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膝下无子，只生了五个女儿。在临行之时，他指着自己的女儿们骂道：“可惜我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在关键时刻，一个有用的也没有！”几个女儿除了哭就是泣。最小的女儿缇萦情急之下，决定跟随其父到京城长安，设法搭救父亲。
一个弱女子，只身他乡异地，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眼看父亲就要受刑，缇萦竟然想到直接给皇帝写信申诉冤情。上访信写得感天动地，其中一段尤其动人：“一个人如果被判处死刑，就不能复生；而一个人如果被判处肉刑，脸上被刺字、鼻子被削去或双脚被砍断，也都无法再生。被刑之人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任何机会了。如果父亲的冤案不能平反，我愿做一名官奴婢，替父赎罪。”缇萦的信很快便送到了汉文帝的手中。文帝看罢，被这个弱女子的孝行所感动，随即下达诏书予以赦免，同时下令废除了绵延千年的野蛮肉刑。
一个普通的百姓来到京城，竟然可以直接给皇帝写信，并由皇帝亲自办理，给访民一个说法。这种民情上达机制，今已荡然无存。山西临县上访村民被判“敲诈勒索政府”获刑3年，中国历代无此先例。
告御状的情景，尔今难再，我们只能在电视剧里过过眼瘾，发发怀古之幽思了。
古代可以状告皇亲国戚
中国人蚂蚁般吃苦耐劳、牛马般顺从驯服，以强大的暴力机器和无孔不入的谎言驾驭这些低等动物，对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作为回报，历代治者都要为子民立一个贞节牌坊曰勤劳善良，以鼓励百姓再接再厉，发扬光大，最好耐劳到吐血，驯服若宠物狗，以此换取一统江山，万年基业，龙子凤女，代代相传，金枝玉叶，永不变色。
屈死不告状，是中国人祖传的保身秘方，除非涉及生存或生命此类生死攸关的大事，否则，不会以身家性命为赌注，走上艰难的告状上访路。好在古代民意上达机制尚存，子民不仅可以击鼓鸣冤，还可以告御状，由皇帝阁下亲自受理。告御状非同小可，那肯定是一般官员处理不了或不敢处理的大案要案，有的事关高官徇私枉法，有的可能涉及皇亲国戚，情况非常复杂，非皇帝出面不足以摆平此案。特别是状告皇亲国戚，等于直接跟皇帝叫板，胜败难测，皇帝能否主持公道，也往往成为一个社会正义是否缺失的晴雨表。开明的皇帝，为长远计，有时也不得不牺牲皇权利益，以维护社会正义的形象。
北宋年间，发生了一起农民因土地纠纷告御状的事件，因被告来头太大，以至百姓不得已联名具状，直接告到了哲宗皇帝面前。该被告不是别人，正是哲宗的母后——向太后。案情不复杂，但处理起来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向太后皈依三宝，一心礼佛，这本来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但她老人家为了给自家建造功德寺，却强行霸占了数百户农民赖以生存的耕田。失去了土地的百姓们被迫联名状告太后侵占民间土地，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权。状纸很快传到了哲宗手中，哲宗立即下令开封府的官员调查此事。当时的府尹王震、户部尚书蔡京等人出于维护皇权利益的需要，认定这些梗地为官家土地，向太后使用这些土地属合法行为。是非颠倒若此，一时民意沸腾，满城风雨。农户们怨气难消，二次将申诉材料递到哲宗手中，哲宗再次下令彻查此事。为了防止徇私枉法，这次哲宗将查案的任务下达到了开封县。此时任开封尉的叫范正平，他是名相范仲淹的孙子，为人刚正，不畏权贵。经过查验，范正平发现被太后家强占的土地确为农民私家土地，政府无权强征。哲宗在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下诏土地归还农民，寺院改在城外修建，同时，鉴于王震、蔡京等人查案疏失，给政府造成不良影响，决定处以罚金，以示薄惩。
近年来在征收征用土地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保护农民的耕地不被非法占有，是历代政府的基本职责，别说地方政府不敢强行征地，就是皇亲国戚也不例外。
正义缺失是体制正义缺失的结果。什么是正义缺失？就是不讲理，因为无理可讲，正义得不到伸张，结果邪气肆虐。所以，民怨沸腾，冤案丛生，应该从深层次的体制上寻找原因。谁有资格制造正义缺失，当然是政府。以此故，鸣冤上访通常与告官密不可分，而官官相护是中国一大特色，绵延千年，经久不衰，于今尤甚。于是，芝麻大的小事，由于处理不公，最后演化成通天命案，内蒙一对夫妻赴北京上访纵火自焚，谁之过与？
敢为访民做主的清官
一个时代冒出几个清官，是百姓的福气，也是朝廷的福气；假如一个社会贪官污吏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清官若麒麟出世，子虚乌有，百姓自然不能期望这样的社会能有什么作为，治者也别奢望冒充什么盛世，欺世盗名。
话扯远了，回到男人的脖子。“男儿膝下有黄金”是一句古话，老家伙们常常以此激励后生保持阳刚本色。“男儿项上有钢筋”是杨老的发明，意在表彰古代优秀男儿宁折不弯的气概。“任他皇亲并国戚，犯法难逃虎头铡”，谁有胆气喊出这种豪言壮语？黑脸包公啊。一个鸡脖子的男人能讲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话？没有高风亮节的的浩然正气，焉能如此铮铮铁骨？
比包公早一千年，还有一个叫董宣的人，其脖子的硬度比之包公毫不逊色，连光武帝刘秀阁下都赞其为“强项”。只不过因为中国古代优秀的男人太多，群星璀璨，光彩夺目，董宣的事迹遂被历史撤尘封了。
为百姓主持正义冒犯皇亲国戚者，历代不乏其人，但为百姓伸冤敢与皇亲国戚叫板，跟皇帝大吵大闹者，确实为数不多。
董宣之所以被刘秀称为“强项令”，缘于他在皇帝面前跟“皇姐 ”打的那场官司。董宣任洛阳令时，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人，因为湖阳公主的包庇，凶手躲在公主府里不出来。受害人家属一纸诉状告到董宣哪里。因为不能进公主府去捉拿凶手，董宣就天天派人在公主府门口蹲坑守候。
有一天，湖阳公主坐着车马外出，跟随着她的正是那个杀人凶手。董宣得到了消息，就亲率法警赶来，拦住湖阳公主的车，要求交出凶手。
湖阳公主大怒，认为董宣冒犯了她的尊严：“好大的胆，竟敢拦我的车马？”
董宣拔出宝剑，声明湖阳公主不该放纵家奴杀人，更不能包庇凶手。他不顾公主阻挠，下令把凶手逮起来，就地正法。
湖阳公主连惊带吓带气，差点昏死过去。她赶到宫里，向刘秀哭诉董宣冒犯皇家威仪。刘秀十分恼怒，立刻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主的面，廷杖董宣。董宣大声申辩：“先别打我，让我把话说完，我情愿去死。陛下是一个中兴的皇帝，应该注重法令。皇亲国戚犯了法，应该同样办罪。现在陛下让公主放纵奴仆杀人，还能治理天下吗？”董宣说着一头向柱子撞去。汉光武帝连忙吩咐内侍把他拉住，董宣已血流如注。
刘秀乃真英雄。凡是英雄都不喜欢孬种，英雄的本色是，即使是敌人他也喜欢，语云“英雄惜英雄”，就是这个意思。谁是谁非刘秀岂不知道，但是为了顾全湖阳公主的面子，他还是要求董宣给公主磕个头赔个礼，打算就此了结此事。
可董宣宁愿把自己的头砍下来，怎么也不肯磕这个头。内侍把他的脑袋往地下摁，董宣用两手使劲撑住地，挺着脖子，巍然不动。
内侍禀告：“董宣的脖子太硬，摁不下去。”
刘秀也只好笑了笑，下命令说：“把这个硬脖子撵出去！”
事后，汉光武帝不但没办董宣的罪，还赏给他三十万钱，奖励他执法严明。
是为百姓做主，还是维护皇权的尊严，是百姓死活重要，还是皇家面子重要，是判断一个社会正义是否缺失的重要标杆。以史为鉴，一个朝代越是政治清明，越是关注民生；相反，越是朝纲混乱，越是不顾百姓死活。朝政清明，则刚正不阿的官员多，朝政昏暗，则贪官污吏多。从官员的为官操守大抵可以看清一个时代的真实面目。在主张皇权利益至上的时代，阴阳颠倒，是非不分，官员都争先恐后同流合污，谁还敢做为民做主的清官？清官是清官制度的产物，贪官是贪官制度的产物。什么种子结什么果，谁能指望乌鸦蛋里能孵出白天鹅？
项上有钢筋的男儿，尔今安在？
尔今难再。回到古代。
“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说这句话的是东汉顺帝时的尚书仆射虞诩。这个职务相当于副总理，虞诩身居如此高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确实难能可贵。更可贵的是，他居然为一介访民当面纠正皇帝圣旨。当时，宁阳县的一位秘书（主簿）为了替县令伸冤，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这位秘书连续递了上百次奏章，竟然始终无人问津，一搁就是六七年。该秘书不得已最后上书给顺帝，言辞至为激烈：“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是臣的父亲。臣连续上了数百次奏章，竟然无一受理，难道让臣北上到匈奴单于那里去伸冤告状吗？”这封信顺帝倒是看到了，龙颜大怒，后果很严重。尚书们根据顺帝的意思，判宁阳县主簿为大逆之罪，按律当处以死刑。时任尚书仆射的虞诩在顺帝面前据理力争：“宁阳县主簿所申诉的，是他上司的冤屈；他一连上了数百次奏章都没有送到陛下的手里，这是相关部门的过失。”听罢虞诩的话，顺帝认为言之有理，下令赦免了这位主簿的死罪。事后，虞诩责问尚书们说：“小民有冤屈，费尽千辛万苦，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却不被受理，这难道是我们做臣子们的道义吗？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
此乃千古一问，问出一个社会的品格和伦理的底线。
当今社会形态，就其国格而言，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法治社会，无需清官，属上流社会；人治社会，需要清官，虽然很难批量产出，但总归江山代有人才出，属中流社会；至于连个把清官也产生不了的社会，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下流社会。所以，像包公、董宣们的横空出世就弥觉珍贵，宛若优昙婆罗花现世，难得一遇。以此故，我们才有理由说，一个时代冒出几个清官，是百姓的福气，也是朝廷的福气。于百姓而言，清官最大的作用是避免了冤上加冤；于朝廷而言，清官的存在证明了社会正义还没有彻底丧失。至少，让我们在慨叹之余，还多少感觉到：那个社会还有点人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