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古典经济学忽视了政府垄断导致的“内外有别”；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真正观点是“藏汇于民”；
马克思主义根本错误在于虚构了（不存在的＋万能）的资本；
在市场经济的自由条件下，内债与外债的等效；取决于内币与外币的等价；后者又取决于政府权力对于外贸和外汇市场的不干预，以及对国内本币信用的坚守，不会在财政危机有压力时，就把财政成本往货币转移，不会用货币凯恩斯主义消化政府成本，却厚颜无耻地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国内经济”。内币与外币，内债与外债，之所以有了“内外有别”，原因只有一个：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这正是张五常和他的粉丝党，他们所谓“学术分歧”，却是服务于买办集团（含香港金融地产寡头集团）自利的要害！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干预，制造出“内外有别”，另一方面又强调政府干预，让“内外无别”，即所谓人民币锚定外汇的“汇率稳定”“出口导向的人民币不能升值”，从而把海外经济体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庞大代价，惨无人道地！转移到中国民众的身上，仅仅为了买办的薄利！
政府垄断对外贸易！这正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围绕着“资本（国际货币）”的模糊定义（不仅仅是错误！）所发生的系统性的逻辑错误。古典经济学一方面由政府垄断海关，通过银行专营权的授予，间接垄断了硬通货的兑换（典型如罗斯柴尔德），制造了内外有别；另一方面又强调“重商主义赚资本”，把对外贸易锚定在金银上。
古典经济学的国际贸易，是建立在内外有别的货币条件下，这是古典经济学忽略的（如斯密），或刻意掩盖的（如马克思主义）。今天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史上的货币名称，如英镑，法朗，利弗，里拉等等，常常给研究者错觉，那就是彼时的民间交换，用的也是这些金银铸币或等价物。这种错觉，同样也是金本位者的错误；实际上是今天“法定货币”环境下的经济体验，被错误地移植到了历史之中。
以法国为例，大革命以后开始使用芽月法朗作为货币基准单位，（15.5倍率兑换黄金的银本位银币，约5g），但根据法国流转税所计算的社会流通之中的法朗，只占总流通额的三分这一！却占了对外贸易和结算的100%！这还没有算上小商小贩偷税漏税的交换额。由此可见，法朗这种法国官方的“法定货币”，基本上不是日常交换钞票，与同期美国一样，日常商业交换用的是银行再发行的银行券！
可见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欧洲国家，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天朝今天犯的错误：用透支国内经济的代价，补贴海外社会，屯积无用的金银货币。当然，对于欧洲专制王权来说，这些金银不是无用的，对于欧洲基督教国家王权之间，争权夺利的尔虞我诈，这些单纯归属于国王支配的金银，是综合国力的同义词。欧洲国王们一般依靠向罗斯柴尔德，美第奇等银行家族借贷维持现金流，财政危机等同于王权的危机。
亚当斯密的《国库论》，实际上是在斯密去逝后，在与托利党和后起的社会主义争论之中，被过分地解读了，尽管斯密本人确实意识到了自由主义经济的深远潜力。斯密的国富论，所指的就是笔者解释的“国家根本没有必要保留外汇储备”，即“自由贸易，藏富于民”，国家（王权）需要时，只需要向国民借特别国债，民间的财富自然就能为国家所用。平时只需要放松政策，任由国民自行屯积即可。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也就是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忽略了国家干预导致的内外有别，而无视了国内经济是在“内币”交换下的闭环经济系统，（外汇（金银）<——>内币）的交换，相同于国内经济与海外贸易的接口interface，汇兑成本由政府干预决定。在忽视了政府干预导致内外有别，并且重商主义实际上是损害内部经济的条件，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就营造了，根本不存在的，却是万能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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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有别”的原因只能是政府干预；古典经济学忽视了政府垄断导致的“内外有别”；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真正观点是“藏汇于民”；
马克思主义根本错误在于虚构了（不存在的＋万能）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