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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错了，水不是从上面出来的
车子不是装在前面的
画错了
毛泽东在车水
传统农具：水车
杨士安
水车是诸暨农村最常见的灌溉农具，是由车壳、车板、羊蹄、车头、水冒落、踏头、车脚（“踏车”用）或轱拐（“牵车”用）等木制机件构成、以人力或畜力作为动力，通过木制链轮传动的原理将水上提的一种重要抗旱机械。就古代农夫而言，已属精密复杂、种类繁多而又相对标准化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农具了。水车常因使用方式不同而分踏车、牵车和牛盘车等，因其“车身”状如龙骨、而又发挥着龙一样的“降水”作用而名为“龙骨水车”。在诸暨亦有直接称其为“车子”的。
水车历史悠久，相传龙骨水车始于东汉，至三国时，发明家马钧曾予以改进。此后一直在农业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历代古籍对水车亦多有记载。如《后汉书·宦者传·张让（？—189）》载：“又使掖廷令[1]毕岚（？—189）……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李贤（655—684）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三国志·方技传·杜夔（？—188）》南朝宋裴松之（372—451）注引傅玄（217—278）曰：“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列出，其巧百倍于常”。宋梅尧臣（1002—1060）《和孙端叟寺丞农具十三首·水车》云：“既如车轮转，又若川虹饮。能移霖雨功，自致禾苗稔”。宋王安石（1021—1086）《山田久欲坼》诗云：“龙骨已呕哑，田家真作若”。清蒋炯有《踏车曲》：“以人运车车运辐，一辐上起一辐伏，辐辐翻水如泻玉。大车二丈四，小车一丈六。小以手运大以足，足心车柱两相逐。左足才过右足续，踏水浑如在平陆。高田低田足灌沃。不惜车劳人力尽，但愿秋成获嘉谷”。宋陆游（1125—1210）《入蜀记》卷一：“妇人足踏水车，手犹绩麻不置”。陆游《春晚即景》：“龙骨车鸣水入塘，雨来犹可望丰穰”。宋《嘉泰会稽志》中亦有以“车水”为地名者，其《桥梁·府城》载：“车水桥在府城南”（卷11第201页）。《子城》载：“秦望门……街之西曰……车水桥巷”（卷1第10页）等。《宋史·河渠志五》：“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清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考索·水车》：“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车，其来已久”。唐宋以来农田灌溉、排水及运河供水中，龙骨水车是使用最普遍的提水机械，特别是南方大兴围田之后，对低水头提水机械的需求更加普遍。元代王祯（1271—1368）《农书》绘制了不同动力的龙骨水车的图谱。明代宋应星（1587—1666？）《天工开物》亦有改绘的三种龙骨水车。清《光绪诸暨县志·物产志》载：“水车，足踏者为‘踏车’，手牵者为‘牵车’”（卷20第25页）。又载“王家堰头……每年夏秋旱干，湖民截江为堰，桔槔累级，引水过埂，以溉湖田，名曰打江车，故地亦以是名”（卷11第1页）。此处因有“桔槔累级，引水过埂”的“打江车”这一地域特色，所以就以“打江车”为地名。同样，今诸暨同山镇岩丰村有地名“车潭”，也是以“车水之潭”为“标识意义”的“水车地名”了。清《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载：“天车箩，其泥宜窑，缸坛之利甚溥，土人多以为业”（卷7第19页）。今作“天车罗”。应是位于“天车”附近罗氏族人聚居之地。何谓“天车”耶？“天车”也是一种古老的大型提水灌溉工具。亦属“水车”一类。据有关资料记载：天车，车高10米多，由一根长5米，口径0．5米的车轴支撑着24根木辐条，呈放射状向四周展开。每根辐条的顶端都带着一个刮板和水斗。刮板刮水，水斗装水。河水冲来，借着水势缓缓转动着十多吨重的水车，一个个水斗装满了河水被逐级提升上去。临顶，水斗又自然倾斜，将水注入渡槽，流到灌溉的农田里。天车外形酷似古式车轮。轮幅直径大的20米左右，小的也在10米以上，可提水高达15-18米。轮幅中心是合抱粗的轮轴，以及比木斗多一倍的横板。一般大天车可灌溉农田六七百亩，小的也可灌溉一二百亩。车水省工、省力、省资金，在古代可以算是最先进的灌溉工具了。“天车罗”应属“地理特征”与“姓氏”相结合的地名[2]。或言其地状若车箩而名。据范寅《越谚》载：“车箩。即‘囷’，四五秃不等，大者可容六十石”（《名物》第29页）。可备一说。
令人不解的是，前人常有将“桔槔”与“水车”混为一谈者。“桔槔”应为“抝桶”，亦有称“吊桶”者，当然不是指系着绳子用于提取饮用水或洗濯水的那种提水桶，而是指连着竹竿用于提取灌溉水的那种提水桶，多置于“水井”边，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提水的工具，杠杆一端系汲器（抝桶），另一端捆绑石块之类重物，以较小力量，即可将灌满井水之桶提起。桔槔产生年代或为更早，《庄子》《淮南子》均有记载。桔槔与水车不应是一回事。本文引文中《光绪诸暨县志》有“桔槔累级，引水过埂”句。“桔槔”不可能“累级”而“引水过埂”。范寅《越谚》有“田车搁东弄堂里……田车即桔槔”句，“桔槔”不可能“搁东弄堂里”。明《天工开物·水利》有图可证，汉“画像砖”中亦早有《桔槔汲水图》图像，所指者绝非“水车”。诸暨民谚“何赵人，硬头颈；一丘田，一口井；日日三百桶，夜夜归原洞”所指者，才是“桔槔”（“抝桶”，或“吊桶”）。旧时诸暨枫桥、草塔等地多有用之。
水车之结构是以木板为槽（诸暨方言称“车壳”），“木链条”由“车板”“羊蹄”和“车销”有序链接而成。尾部“木齿轮”（“水冒落”）浸入水流中。另一端“木齿轮”即“车头”，固定于堤岸的“车架”上。诸暨“踏车”用时以脚踩动“踏头”上的“车卵子”为动力，有“两人踏”、“三人踏”，甚至“五人踏”者。“牵车”则一人以手执“牵车轱拐”牵拉，使“车头”轮轴转动，带动槽内“车板”刮水上行，倾灌于地势较高的田中。他处又有利用流水作动力的水转龙骨车，利用牛拉使齿轮转动的“牛盘车”，以及利用风力转动的风转翻车。诸暨虽亦有此类者，但应用不广。水车适合近距离，提水高度在1—2米左右，比较适合平原地区使用，或者作为灌溉工程的辅助设施，从输水渠上直接向农田提水。在提水幅度较高的山区，每每需要“层层提升”，“逐级盘水”，有时竟需多部水车接成“长龙”。清《康熙诸暨县志·水利志·山田诗》云：“长绳接塘车戽竭，全无半得空陪劳，……一家性命田中禾，一身血汗田中水”。说的就是古人“长绳接塘”“逐级盘水”的景象。“大跃进”时期，此类现象每有所见，亦可称“蔚为壮观”也。
“车子”的制作需用不同“树种”，既要就地有取，又要轻巧牢固，不易开裂。一般以“杉树”为车壳，“檀树”为水冒落，“椿树（香椿，或谓椿榔树）”为车板，“毛竹”为车桁，“坚槭”（檵木）为车销、“松树”为踏头，“棕榈树”为踏脚（车卵子），“牛筋榔（榔榆）”为羊蹄。当然各处会因地制宜，有所变化（如亦有以“楝树”为车板、以“榔树”为车壳者）。其中“羊蹄”制作要求最高，有“羊蹄十八跌”之称，或称“羊十八”[3]，据说需经十八道工序方能完成。“羊蹄”所用木材，民间有“头榨二榔，三麻四桑”之说，亦有作“头榨二樟，三梅四桑”者。意思是，最好取用“榨树”，第二可用“榔树”，第三可用栎树（当地称“麻栎檡”），之后就算“桑树”了。总之是要采用木性坚韧牢固者。此部件之所以称为“羊蹄”，是因为其形状、大小皆若山羊之足。羊属“偶蹄动物”。“羊蹄”呈“丫”形，前为平行两叉，后端一叉。“此羊蹄”的前两叉，夹住“彼羊蹄”的后端一叉，再装上“车板”，复以“车销”链接，如此环环相扣，就组成长长的“木链条”了。“车板”为长方形，长约15厘米，宽约10厘米，厚1厘米左右，一面平板，另一面四周制成坡形，若以“剖面”视之，呈“扁长梯形”状。清《越谚》载：“𣏞檫……𣏞为车水版，檫为船𢈠[4]，各尽其长”（《名物》第51页）。这里所谓的“𣏞树”，为“樟树”一类的树种，说明“樟木”也很适合制作车板。车板中开长方小孔。大小以能插入“羊蹄”后端为准。再以另一种前细后粗的长方“车销”加以固定。更换“车板”时，“车销”可随时退出。而“踏车”的踏脚（车卵子）选用“棕榈树”，那是再理想不过的了。如果选用其它的树做“车卵子”，踩踏时间一长，就容易因磨损而产生光滑。“车卵子”一光滑，踩踏时两只脚就容易打滑，甚至会因为打滑而摔下车子。而“棕榈树”树身是由“粗长纤维”构成的，不管怎么踩踏都不会变得光滑，自然就解决掉两脚“打滑”的问题了。“车脚”则多用松树制作。“车脚”安放有“插入式”与“摆放式”，“插入式”多用于车水处地方窄小不平、难以摆放的环境。“羊蹄”和“车板”等的制作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称得上“标准化”的，各车子之间不会相差太大，因为各车子都不可能存放很多“备用配件”。有时这部车子的车板坏了，常常找来另外车子（多是旧车子）上的车板来替换，也照常能够使车子继续工作。这样的“标准化”理念，在当时也应该是非常先进的了。诸暨水车长度按“鲁班尺”[5]量算，常常是车身上的一格即为一尺。可分为六尺、八尺、丈头、丈二、丈四、丈六、丈八等多种，最长甚至有三丈以上者，在诸暨草塔，曾有四丈四尺者。“六尺”者又称“藕塘水车”，多用于提水幅度较小者如“藕塘”等处。车水时，水车尾部不应沉入水中过深，因为沉入过深会使“坡度”增大，“坡度”一大，车水就更为费力了，因此往往在车子尾端下部放一“车架”，将车子架住。“车架”不同高度有孔，以便对水车高度要求作出调节。有时则在车子尾端绑两水桶作为“浮子”，使沉入水中的“车尾”浮至合适高度。在“车水埠”安装水车也有一定讲究。装得不正，则易出现“刮墙”，即车板与车身之间产生刮擦。
诸暨水车的最大特色是体现在车子上的“水车文化”。通常指的是一种用毛笔书写于农具上的词句，书写过程被称为“号字”。如在车子上书写称为“号车子”，在稻桶上书写称为“号稻桶”，在𥭢簟上书写称为“号𥭢簟”；通称“号农具”可矣。其中“号稻桶”和“号𥭢簟”可以划入“榜书”之类了，因为其字形相对较大。车子上的字句被称为“车子联”。“车子联”虽然被称为“联”，但常常只连续书写于车子的一侧，另一侧多书写车子所有者的姓氏、堂名、置办年月等，而字数则多相等。所以说，车子两侧的“联”并不成“对”。下面收录数联，如：1.“舞之歌之，歌之舞之”。其联状写了车水时车子发出的“吱吜吱吜”声音和车水者左右摇摆、双脚踩踏的生动情景。2.“龙游钱塘，分水青田，常熟诸暨”。又作“龙游分水到青田，永康常熟诸暨年”。这是一付地名联，联中运用了人们熟知的江浙地名，把一幅“水车”放入池塘，清水流进农田，确保了庄稼的丰收，期盼着生活康泰的美好图景，栩栩如生地表达描绘了出来。3.“宁可千日勿用，不可一日无备”。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之谓也。4.“身似龙，声如凤；云未施，雨先至”。描述了车子的形态和作用。5.“既经营于桔槔，爱沛泽于甘霖”。6.“万里风云生足下，九天雷雨吐胸中”。7.“深山老木化为龙，一出池塘雨便通”。此联最为常见。是说只要把深山老木制作的水车放入池塘之中，雨水就通了，旱情就得到消解了。8.“因天时，相地理，一举手而百谷成焉”。9.“非蛟非龙，属在鲁公，引吟泽畔，五谷永丰”。10.“往者过，来者续，尽人事，以补天地之生成”。鲁公、班师、公输子，皆指鲁班也。11.“活泼玲珑，婉转游龙，首向岸上，吐水田中”。12.“由尾而饮，由腹而升，由口而喷，转转都是恩”。此处之“恩”，亦指车子发出的“嗯嗯”声。13.“大轮转小轮，一动百节行；渊源随口出，遍地是黄金”。14.“昔日深山木，班师巧作龙；池塘车水浅，田野兴苗秾”。15.“腹藏经纶，口吐珠玉；代天功之有余，补人力之不足”。16.“后稷氏树艺五谷，养育万民；公输子巧作玲珑，润泽百禾”。17.“洌彼下泉，浸彼苞粮；油然作云，沛然下雨；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可见古代农夫即有“先公后私”的观念。18.“佳制似虬龙，鳞甲次[6]腹中，尾吸江河水，暗滋禾苗丰”。[7]这些联语按照水车长度选择字数多少，一般一格写一个字。
民间歌谚每每涉及“水车”。清代范寅（1827—1897）《越谚》载：“‘二十分龙二十雨，四十九日晒龙衣；二十分龙廿一雨，田车搁东弄堂里’。俗传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8]，‘晒龙衣’者，主久晴也。‘田车’即‘桔槔’，言雨旸时若[9]，无用车水也，‘分龙日’符《避暑录话》[10]”（《语言》第25页）。又有“孺歌《车水》。此亦叉手戏语：‘车水咿喝喔，耘田念陀佛；水咳弗车得，佛咳弗念得’”（《语言》第46页）。农村又有戏称“车水”为“走呒头路”的，谓其原地“踏步”、循环往复也。诸暨农谚“月色青，雨倾盆；月色黄，龙骨忙”（1925年《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歌谚》第40页622条）中所言的“龙骨”即“水车”也。再如“五月过了六月中，脚踏车头口哈风，一日一夜当一工，晒杀田稻骂长工，长工想想眼泪汪汪落肚中（《歌谚》第3页）。真实地反映了旧时“长工”辛酸痛苦的生活。有时为了争夺“车水”水源，甚至发生大规模械斗惨剧。如“光绪二十年（1894）间，下湖石赵二姓，互争荫木，赵姓不得直。会有塘，向准石姓戽水，至是阻之。石姓恃强，相约出水车二三十，壮丁六七十，同时至塘间戽水（《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诸暨社会现象》第91页）。又有民间歌谚云：“嘉庆十六年（1811），天工打头变；上半年，大水天；下半年，晒煞大理湖畈苗稻田。迎龙山[11]前两头尖，迎龙山后出了个沈校廉，……放部车子去车水；张家人铜锣打一催，拿出耜头麦泥铣，车子打得像雪片。……三百六十亩的主户田，剩得三亩六分讨种田，这桩事体大吃亏”（《歌谚》52页291条）。等等。
水车的出现，对解决排灌问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这种龙骨水车结构合理，可靠实用，所以能一代代流传下来。据有关资料记载，旧时大多诸暨农户都备有水车。1960年诸暨有人力水车21642部。直到1982年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农用水泵的普遍使用，它才完成了历史使命，悄悄地退出历史舞台，有的退居到农具博物馆中。最近（2012.12.25）笔者在考察由岩畈章高军（1961—）先生为主倡办的“诸暨农具博物馆”中，就看到有数部水车展示其中，它们似乎在向人们诉说遥远的辛酸往事。今天，水车作为灌溉机具已经被电动水泵取代，然而这种水车链轮传动、翻板提升的工作原理，却有着不朽的生命力。就拿我们在河汊、港口经常能见到的疏浚河道的斗式挖泥机来说吧，那一只只回转挖泥的泥斗，就是从水车的刮水“车板”脱胎而来的。因此一看到挖泥机，人们就仿佛见到了古老的龙骨水车。笔者认为，民间常用的水车，应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高科技精密农具，它曾为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写下了重要而辉煌的一页。它不应该过早地从我们的视线中渐渐远去，水车的消失和淡出，的确使人怅然，让人追思。
2012.12.26
[1] 掖庭令：官名。秦后宫有永巷。汉武帝改为掖庭，置掖庭令，由宦官任职，属少府管辖。北齐、隋、唐及金均有此官。
[2]其构词形式，与大路杨、山下周、山下赵、山头王、山湾毛、丫江杨、丰江周、天带徐、中央宣、凤仪楼、火烧王、火烧吴、火烧陈、水底俞、东山王、东山吴、东后楼、寺后王、西洋盛、关湖徐、岭上王、岭北周、界牌宣、施家卢、前店黄、植树王、桥头黄、徐坞杨、桑园陈、塘头宣、溪下陈、溪塔杨、徽州宋等相同。
[3]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指小羊出生时，经常是摔倒了又爬起，爬起了又摔倒，需要多次摔爬后才能站稳行走。其实两者说的，都是“反复多次”的意思。
[4] 𢈠，舍也。
[5] 鲁班尺，类今工匠所用的曲尺。1鲁班尺约合0.8市尺。
[6] 次：居止，安顿。
[7]2000年5月29日，与赵文君、周伟潮专程去杨曙霞村考察周氏历史。尚存一风车，上书：“歌大有年·周爱莲堂发房国仁置。光绪甲申（1884）七月谷旦”。一水车，上书“百折肌肤运未休，工夫全在脚跟头；夜来吸尽寒潭水，引得低流入上流。戊辰（1808）年仲夏月全浣之吉扶风郡成房国孝置造用”。开了座谈会。
[8]“分龙日”即“开始下‘隔辙雨’之日”。夏季所降对流雨，有时一辙之隔，晴雨各异。诸暨方言称“夏雨勿过马脚迹”。古人以为由于龙分管不同区域的降雨使然，故谓之“分龙雨”。此种情况始出之时日，宋时吴越之俗谓在夏历五月二十日，清时燕地之俗谓在五月二十三日，即称此日为“分龙日”。
[9] 时若：和顺，晴雨适宜。
[10]宋代叶梦得（1077—1148）《避暑录话》卷二记载了吴越地区民间的龙升天行雨的信仰：“吴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据前此夏雨行雨之所及必广，……至分龙后，则有及有不及，若命而分之者也”。文中“符”字疑为衍文。
[11] 大理湖，大侣湖也；迎龙山，渔橹山也。此处悉据原文，不作更动。
“踏脚”搞错了
羊蹄
三人踏头
牵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