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修改稿）
孙景坛
提要：以往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社会变革，往往都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这是不对的。笔者认为，应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 为基点。“推恩令”告诉我们：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思想变革；武帝最崇尚的儒学不是《五经》，而是《孝经》；武帝不仅是“崇尚儒学”，而是“儒术合流”；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百家的“有机合流”是武帝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就会犯路线或方向性错误。
关键词：主父偃 推恩令 《孝经》 举孝廉 百家合流 儒术合流 有机合流
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承上启下，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意义。后来，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变革时，往往都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对此，笔者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1）一文中已指出，这是不对的。那么，这一基点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为什么说是“推恩令”呢？本文就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1、思想历史（知识分子内部）2、思想指导行动（政治借口学术）3、学术的地位、制度建设
厉始革典：推恩令。七仙女思凡 战国后期的两个官办学术中心，“稷下学派”与“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路线也主要是百家合流。
“推恩令”告诉我们：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
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变革，说到底，主要是思想上采用儒学为指导，政治上“削分封，行郡县”。这两个变革，严格说来不可分。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在说明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变革时，只侧重思想领域，忽视政治领域，这很容易造成两者的脱节，从而使人模糊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只有从“推恩令”出发，才能把两个变革联系起来，才能说明二者的统一性。
关于“推恩令”，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说上（武帝——引者）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载：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中说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推恩令”是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统一的标志。它表明：汉武帝不仅正式采用了儒家思想治国，而且取得了成功，从而完成了汉代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
并且，“推恩令”的整个过程都清楚明白，有案可查，不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谁——是田蚡还是董仲舒提的建议，武帝采纳了没有，诏令何在？一千年来，虽经众多学者反复考证，但至今仍是一笔令人迷茫费解的糊涂帐！
“推恩令”告诉我们：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思想变革
政治是思想的本质。思想变革是政治变革的要求和反映，并以政治变革为依据，最后为实现政治变革服务。因此，政治变革远比思想变革重要。
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的提出，是汉初同姓王分封制走向腐朽，历史再次呼唤“削分封，行郡县”的结果。汉初的同姓王分封制，是刘邦当年在平定异姓王叛乱时，刑白马盟誓所确定下来的一种分封政体，这种政体对西汉初期的政权巩固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就是各同姓王亦蠢蠢欲动，不服中央统治。正如文帝时贾谊所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篃以疏举。”“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下之势方病大褺．．．．．．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後虽有扁鹊，不能为已。”（2）他首次提出了“削藩”；后景帝时晁错亦坚决主张削藩；武帝初期，王臧、赵绾“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也都是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结果都失败了，只有主父偃的“推恩令”才获得了成功。因此，“推恩令”所解决的问题，是文、景两世长期没有解决了的大问题。
然而，“推恩令”所解决的问题，其意义还不仅限于汉初。笔者在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3）中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开端于西周后期的“厉始革典”。“厉始革典”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形态是变态封建领主制。这种变态封建领主制的主要矛盾，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基础与领主制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因为小农经济的根本要求是郡县制或统一中央集权制。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从“厉始革典”到汉初，数百年天下大乱的根源就在这里。春秋战国的诸侯混战，开始是盲目的，各诸侯都没有认识到分封制与天下大乱的关系。只是到了战国后期，人们才对这一问题看清楚，如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4）李斯也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觽，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5）秦统一后，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实行了郡县制。但秦的郡县制没得到巩固，二世即亡了。项羽亡秦后，建立了西楚政权，全面恢复了分封制。过去，史学界一直讲秦汉，不讲西楚，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忽视了西楚政权的历史意义，即它是中国古代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关键一环。刘邦在打败西楚后，实行的虽也是分封制，但他的分封制是以血缘关系固定的。血浓于水，这是西汉初期能赢得短期安定的重要原因。但分封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已成定局，刘邦在当初分封时就对这一点有所觉悟，他曾拊吴王濞的背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慎无反！”（6）他死前作的《大风歌》（7）也很悲凉。因此，“推恩令”所解决的问题，是一直困扰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根本问题。
同时，“推恩令”还奠定了后来几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制基础。中国封建社会后来的多数时期，如东汉、西晋、隋、唐、元、明、清等，政体上实行的都是郡县制。郡县制的发明权虽是韩非、李斯、秦始皇等，但作为一种稳定的政治体制，却是从汉武帝开始才巩固下来的。
由此可见，汉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比思想变革重要。然而，这一重要性只有从“推恩令”出发才能认识到，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对此是个盲点。
“推恩令”告诉我们：武帝最崇尚的儒学不是《五经》，而是《孝经》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认为，汉武帝最崇尚的儒学是《五经》，这不是对的。
汉武帝崇尚儒学是真，但他最崇尚的儒学是什么，要联系当时的政治变革来回答。《五经》在汉武帝初期虽炒得凶：置《五经》博士、举行《五经》策问等，但《五经》没解决汉武帝初期的政体问题。如前所述，汉武帝初期政体问题的解决，采纳的是主父偃的“推恩令”，“推恩令”的主旨是“孝”或“孝治”，“孝”或“孝治”不出自《五经》。《五经》虽也讲“孝”，但只是将“孝”作为伦理道德，从未将“孝”作为治国思想。“孝”或“孝治”出自《孝经》，如《孝经·三才章》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孝经》过去曾托名孔子，但孔子从未将“孝”正式作为治国思想。把“孝”升华为治国思想，是《孝经》破天荒的发明。《孝经》产生于先秦，作者已不可考，学术性质属儒家，是儒学的一个旁支。
汉代统治者重视“孝治”由来已久。刘邦当年做了皇帝后，为了表示“孝”，尊其父为“太上皇”；惠帝时，首次表彰“孝弟力田”（8）；文帝时，据说即置《孝经》博士，这是儒学中较早置博士的一经；还搞过“举孝授官”（9），这也是汉代以“孝”治国的最初偿试。缇萦上书救父时，文帝为其“孝”所感动，曾专门下了个“除肉刑诏”（10）；武帝继位后，元年即表彰“孝子顺孙”，说：“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11）；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2）；十二年，正式把“举孝廉”确定为用人制度：“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13）；十四年的“推恩令”，表明汉武帝以“孝”治国的成功。
汉代尊儒的口头禅是：“孔子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14）这说明《孝经》是整个汉代治国理民的行动纲领。两汉也都标榜“以孝治天下”。《孝经》在汉代是必读经，《五经》不是必读经，《五经》只需分科选读，《孝经》则是人人要读。不只文官要读，武士也要读，东汉光武建武年间即正式下诏，要虎贲士也必须通《孝经》。汉代不只京师设《孝经》师，地方庠序也必置《孝经》师，还曾征天下《孝经》师入京讲习。“举孝廉”一直是汉代用人制度，如《续汉书·百官志》说：“汉制以《孝经》试士。”汉代皇帝从惠帝开始，前面都加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汉代一直表彰“孝弟力田”，用“孝”来调节家庭纠纷。如《后汉书·仇览传》注引《谢承书》载：“元人羊凶恶不孝，其母诣览言元。览呼元，诮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诵读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谢罪曰：‘元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骂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后成佳士。”汉法不仅严惩欺辱长者者，而且明确规定：子孙包庇长辈犯罪不连坐。在汉代，孝还能感动天地鬼神，如今天较有影响的黄梅戏《天仙配》，原型就是汉代“董永遇仙”。董永为什么能遇仙呢？因为他“卖身葬父”，“孝悌之至”。可是《天仙配》却把七仙女思凡说成是“天宫寂寞太凄清”；下嫁董永说成是“我看他忠厚老实长得好”。这是对汉代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缺乏研究，从而贬低了七仙女的政治觉悟和曲解了其时代意义，使现代艺术与传统文化油水分离。假若在其中突出个“孝”字，二者就会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更有趣的是，东汉末年张角起义后，向栩担心兴兵扰民，便建议朝廷：“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当自灭。”（15）可见，《孝经》在汉代已深深植根于人们的信仰之中了。这是“石渠阁会议”与“白虎观会议”的《五经》先生们所无可思议的。在汉代，没有哪本经书比《孝经》更普及，更深入人心，更具有实践意义。
由此可见，汉武帝所崇尚的儒学主要是《孝经》。然而，只有从“推恩令”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孝经》在汉代儒学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对此亦是盲点。
“推恩令”告诉我们：武帝不仅是“崇尚儒学”，而是“儒术合流”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学”说认为：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变革，就是“独尊儒术”，这是不对的。
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变革，本质是政治变革，即由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这种过渡包含了两种思想：一是郡县制思想，二是如何过渡到郡县制的思想。这两种思想都是出自儒家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儒家向来都主张分封制，从未主张过郡县制，如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兴逸民。”（16）就是说，郡县制的思想不出于儒家，儒家只是提供了如何过渡到郡县制的指导思想。应当承认，郡县制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想，即政治思想中的制度思想，制度思想甚至比其他政治思想还重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一个理论误区，就是忽视了制度思想也是一种政治思想。
郡县制思想出自先秦百家争鸣的哪个学派呢？传统上认为是法家，其实不准确。应为术家。（厉周）笔者认为，术家是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个独立学派，可是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起，就一直被归入了法家，这是个错误。事实上，术家与法家有质的不同：1 、二者的治国思想不同。法家主张法治，即以法为政治思想；术家主张术治，即以术为治国思想。法治讲求公开性；术治则具有阴谋性，隐秘性。如韩非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而术不欲见”，“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17）虽然法家也讲术，但只是将术作为策略思想，不是根本政策。术家也讲法，但不是将法作为根本的治国思想，而是在术指导下的一种统治工具，即法制。2 、二者的法律思想不同。法家主张法律公平；术家则认为，既然法律是君主手中的二柄之一，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论罪，如“重轻罪”、“厚赏重罚”、“连坐告奸”等，即是术家较为典型的法制思想。3 、二者的政体思想不同。法家主张分封制，如《经法·国次》说：“国失其次，则社稷大匡。夺而无予，国不遂亡。不尽天极，衰者复昌。诛禁不当，反受其殃。禁伐当罪当亡，必虚其国。兼之而勿擅，是谓天功。”“故圣人之伐也，兼人之国，堕其城郭，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裂其地土，以封贤者，是谓天功。”术家如李斯、秦始皇，坚决主张郡县制。4 、二者的思想政策不同。法家保护言论自由，如“子产不毁乡校”（18）；术家则主张思想专制，如李斯“焚书”、秦始皇“坑儒”。5 、二者的君权思想不同。法家只主张加强君权；术家则主张绝对君权，或绝对中央集权，如“三纲”的原型就出自《韩非子·忠孝》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此天下之常也。”6 、二者的阶级属性不同。
法家是领主阶级的改革派，产生于春秋中后期，早期代表人物如晋国的范宣子、赵鞅、郑国的子产、邓析等；后期如李悝、慎到等，代表作是《经法》。
术家产生于战国后期，是儒士阶层的激进分子，属新兴官僚地主阶级，主要代表人物如申不害、吴起、商鞅、韩非、秦始皇、李斯、苏秦、张仪等，代表作是《申子》、《商君书》、《韩非子》、《战国策》等。
法家在中国古代只是在极暂短的时间里起过作用，如春秋中后期晋国范宣子“作刑书”、郑国子产“铸刑鼎”，汉初的“黄老之治”等。不过，自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法家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来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便中绝了。
有位：自我“土改”法制化：明确权利
无位：无地者，分地：有所属，可以依附
术家则自战国后期以来，直至中国改革开放前，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十分强劲的学派。术家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郡县制，郡县制也是术家与法家的根本区别。因此，郡县制的发明权属术家。
由此可见，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变革，根本不是“独尊儒术”，而是“儒术合流”。即儒家的政治思想与术家的体制思想的结合。
这里为什么叫“儒术合流”，不叫儒家对术家思想的吸收呢？因为：1 、有个程度问题。儒家把术家的根本思想搬来了，若仅仅吸收，是对术家的不公，有贬低术家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之嫌；2 、有个平分秋色问题。前面讲过，在整个政治思想上，体制思想甚至比其他政治思想还重要，体制思想至少应占政治思想的一半；3 、有个发明权和著作权的问题。郡县制的发明权和著作权属术家，虽然术家在古代对此未申请专利，但这是无可争议的。因此，笔者认为用“儒术合流”来概括较为合理。
“儒术合流”只有从“推恩令”中才能反映出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对此是不可思议的。历史饶有风趣的是，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史记》说他早年“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他本人就是“儒术合流”的化身。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帮助汉武帝成功地实现了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和平过渡。
“推恩令”告诉我们：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认为，先秦学术的主要特点就是百家争鸣，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百家争鸣只是先秦学术的前期特点，从战国后期起，中国古代主要表现为百家合流。百家合流比百家争鸣还重要，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试图解决问题，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结果。百家争鸣表明：参加争鸣的任何一家学说，都有极大片面性，无一能单独解决中国古代的社会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合流势在必行，所以在战国后期，几乎所有先进的思想家都认识到了百家合流的重要性。如荀子，他虽然“隆礼”，但对“法”的评价却很高，以致后来有人否认他是儒家，认为他是法家，唐代韩愈为此专门著文为其辩护，但仍认为他“大醇而小疵”（19） 。这是不懂百家合流的缘故。战国后期的两个官办学术中心，“稷下学派”与“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路线也主要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遗著《管子》和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就是百家合流的产物。过去，人们都认为《管子》混入了其他学派的作品，不妥。实际上，它是当时各家参加稷下学术讨论的论文汇编；人们都认为《吕氏春秋》是杂家，也不妥。它是首次系统研究百家合流的尝试。术家是百家争鸣最后产生的一个学派，在术家那里，百家合流的思想一开始就体现得较突出。术家虽然极力反对儒家，但却口口声声讲法，张口闭口“法术之士”，以致后人误将术家归入了法家。术家脱胎于法家，搞的百家合流，主要是“术法合流”。
汉初的“黄老之治”，传统上将其概括为道家，这也欠妥。“黄老”虽然哲学上都是“道”，但政治思想却归属两个学派：《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德”；《经法》、《十六经》是“法”，所以“黄老之治”本质上是“德法合流”。而且汉初的“黄老”，不仅是“德法合流”，还吸收其他学派的许多有益成果。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不是典型的百家合流吗？
百家合流，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两个学派或两个以上学派的思想的结合，都可以叫百家合流。但不是所有的百家合流都是“有机合流”。所谓“有机合流”，就是这种合流不只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即能成功地解决中国古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前面所举的荀子、“稷下学派”、《吕氏春秋》、“术法”、“黄老”等学派的百家合流，就不是有机合流，因为它们在实践上最后都失败了。只有汉武帝的“儒术合流”是成功的，因为它们胜利地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两种体制的顺利接轨，是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不过，这种“有机合流”还要进一步分解：是儒家的什么思想与术家的什么思想的合流？前面讲过，汉武帝所崇尚的儒学主要是《孝经》，所采纳的术家思想主要是郡县制，因此汉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确切地说，应叫“儒孝与术体的合流”或“孝术合流”。
“推恩令”告诉我们：百家的“有机合流”是武帝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认为，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古代学术就是“独尊儒术”，这是不对的。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学术既不是“独尊儒术”，也不是一直为“孝术合流”。“孝术合流”只适合于汉代，只有两汉才“以孝治天下”，用人为“举孝廉”，后世无“举孝廉”制。后来，由于中国各封建王朝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所遇到的问题不同，治国思想也不一样，这就要求学术界不断地对百家进行新的有机合流。因此，百家的有机合流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汉以后是晋。晋上承曹魏，下接六朝，统一时间较短。但晋在学术上与汉有根本的不同。虽然这段历史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思想也比较杂，但在百家合流上主要表现为德道与儒的合流，或叫“德儒合流”，即老、庄的德治思想与儒的合流。这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是德道家，基本经典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其学术特色为“玄学”。德道家为什么要合流儒学呢？因为二者的政治思想很接近，如孔子也讲“德治”，并且体制思想相同，都坚持“分封制”。魏晋南北朝在治国实践上的最大变动，就是恢复了分封制，以及确立了用人制度上的“九品中正”制。
隋唐的百家合流与汉很接近，都是“儒术合流”。古人说“汉唐经学”，就是凭直觉认出了汉唐时期在学术思想上的同一性。但隋唐与汉在学术上还有一定差别，就是隋唐的儒学主要不是“孝”，而是“仁”。“仁”既是孔子在春秋后期创立的一种政治学说，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不过“仁”在孔子那里只是提出了基本设想，最后是由孟子完成的。孟子将仁正式概括成了“仁政”。什么是“仁政”呢？孟子认为“仁政”从根本上说，是要从经济基础上做起，即实行“均田”。孟子理想的“均田模式”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后来还据此设计了一种“井田制”。过去，有人认为隋唐的“均田”制来自北魏，但事实上这种“均田思想”的发明权是孟子，而且孟子还将它定为孔子“仁学”的根本内容。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只有唐代贯彻了“均田制”，所以只有唐代儒学才是正宗的儒学。唐代虽未把《孟子》列为经，然而孟子地位的提高却是自唐开始，到五代才被正式认可的。过去人们经常说“两千年来孔孟之道”这是不对的。唐代与汉在用人制度上的差别，就是正式采用了《论语》中提出的“学而则优仕”，完善了隋代的科举制度。因此，唐代的“儒术合流”，实际是“儒仁与术体”的合流。或叫“仁术合流”。不过，这一合流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唐太宗想按儒家的政体主张，恢复分封制，后来是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了篇《驳世封书》（20）予以阻止，才正式实现了新形势下的儒术合流。今天理论界多以柳宗元的《封建论》来说明唐代废分封，这是对历史的误解，柳宗元只是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总结者，非当事解决人。
宋明的百家合流又与汉唐、魏晋不同。传统上说宋明理学，就是朦胧地看出了理学与经学的差别。事实上，理学的主导方面不是儒学，而是术家学说。理学的政治思想，是经汉初董仲舒进行“术儒合流”的“三纲”。笔者早就指出，董仲舒不是儒家，“三纲”也不是儒家思想，“三纲”的发明权是先秦术家韩非。理学虽以儒家文献为经典，把《十三经》改编成了《四书》、《五经》，但它突出了秦代“术儒合流”的《大学》、《中庸》，将其列为《四书》之首；并且通过注释方式，把术家思想全部注入了儒学中，即传统上说的“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从理学开始，人们读经不是读经本身，而是重点读注，“皓首穷经，旨在穷理”。理学虽强调科举，但此时的科举已经完全僵化，因为理学占据了它全部的灵魂，“八股”就是宋明科举的主要特点。由于理学的性质是术家，所以明清大兴“文字狱”，“文字狱”就是术家思想专制的沉渣复起，明代的“文字狱”，甚至株连到了儒家宗师孟子。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五年翻阅《孟子》时，他不懂要主要看注，而是错误地去读了原经。当他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等句时，便大发雷霆，骂道：“这老儿倘活到今日，朕非严办不可！”下令将孟子牌位从孔庙中撤了出去。（21）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下令删《孟子》，除去了其中与“三纲”等思想相矛盾的85条语录，余下的编为《孟子节文》，科举取士以《节文》为主。（22）宋明在治国上的另一大变更，就是把“术治”制度化，如宋代的“文人带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等制度；明代的“锦衣卫”和“东厂”的克格勃统治等。在理学中，孔子被主要安排到了信仰领域，孔庙只不过是个偶像群，几乎整个政治思想都被术家所独占，宋代开国宰相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充分说明了儒学只剩了一个空壳。可是，理论界至今仍将理学当作儒学，真是荒天下之大谬！
“推恩令”虽然没有具体解决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问题，但它确为后来学术发展昭示了一条科学的道路，就是要对百家继续进行新的“有机合流”，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把中国历史引向谬误。
“推恩令”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就会犯路线或方向性错误
既然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是“百家合流”，那么，我们今天反思传统文化就应着眼于“百家合流”。
第一，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了解到古代各个时期的学术特点。战国中期以前为“百家争鸣”，战国中期以后为“百家合流”，秦是“术法合流”，汉初“黄老之治”是“德法合流”，汉武帝以后两汉为“孝术合流”，魏晋为“德儒合流”，隋唐是“仁术合流”，宋明为“术儒合流”。
第二，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了解中国古代学术的基本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来看；信仰领域基本为儒家所占，道与释只是偶尔短时在某些地区或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政治领域，主要是术、儒两家，术的比重不比儒小，二者几乎平分秋色。其间法、德等学说只是在短时期内起过某些作用；哲学领域，主要是道家的“道”。阴阳家几乎没有独立的体系，理学的“理”也主要从改造“道”发展而来。先秦墨家脱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直没有起过主导作用。
第三，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真正弄清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儒学在古代几乎从未单独起过作用，它必须要用术家予以补充，或去补充术家。传统上将汉武帝以后的学术都称作儒学，是从信仰上着眼的，这不科学。若从信仰着眼，单纯的孔子偶像能说明什么呢？
第四，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突出术家在中国古代学术中的重要性。术家的郡县制几乎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思想，术家的其他政治思想在秦和宋明亦一直是社会的主导思想。因此，术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儒家。不过，术家作为一个学派由于早先打法家旗号，后来打儒家旗号，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这是个大错误。不了解术家，就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同时也不能真正弄懂，传统上凭直觉早就感知的“历史封建王朝都‘阳儒阴法，儒法并用’”（实际应为“阳儒阴术，儒术并用”）的奥秘所在。
第五，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认清儒术是一家。中国古代学术一体化以后，其表现不是“儒术合流”，就是“术儒合流”，二者紧紧相联，密不可分。儒学的伦理政治，没有术家的阴谋与残忍永远无法实现；术家的阴谋与残忍只有披上儒学的仁孝外衣才有实践价值。向东去的路与向西去的路是一条，道德的反面是阴谋，阴谋的反面是道德，在中国没有“法治”的古代，正是二者的交互作用，才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运行与发展。
第六，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搞清“五四”以来传统文化反思的错误之所在。“五四”以来在传统文化反思上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懂“百家合流”，由此错误地把宋明理学的术家思想如“三纲”等当作儒家来批，造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最大冤案——孔子冤案。“五四”只打碎了一个早已失去价值的了孔子偶像，对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都未弄清。“文化大革命”是“五四”错误反思的继续，并将其推向高峰，所以“文革”不仅没成为“东方的启蒙运动”，反而引发了一场文化与政治的大劫难，反思者也一个个自己把自己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文革”大肆迫害知识分子、最后林彪、“四人帮”的垮台，无不是历史对这种错误反思的客观报复。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又是东方的“斯芬克斯之迷”。不是中国人科学地扬弃传统文化，就是传统文化在不断地吞噬中国现代文明。中国人科学地反思传统文化已刻不容缓。“文革”的失误早已从政治与学术上宣告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反思方法之荒谬，在传统文化的反思走入死胡同的今天，我们何妨改从“百家合流”的途径之一试。历史的起点与逻辑的起点是一致的，而中国古代“百家合流”之最早的有机合流——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不正是这一新途径的真正入口和科学基点吗？
注：
（1）（3）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中国古史分期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2）（8）（9）（10）（11）（12）（13）《汉书》：《贾谊传》；《惠帝纪》；《文帝纪》；《刑法志》；《武帝纪》；《武帝纪》；《武帝纪》。
（4）（5）（6）（7）《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本纪》；《吴王濞列传》；《高祖本纪》。
（14）《孝经·钩命诀》。 （15）《后汉书·向栩传》。 （16）《论语·尧曰》。 （17）《韩非子·难三》。
（18）《左传》襄三十一年 。 （19）《韩昌黎集·读荀子》。 （20）《贞观政要·论封建》。
（21）全祖望：《鲒埼奇亭》第35卷。（22）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5年第7期转摘）
修改说明：1、基本观点、论据、论证和结构未动；2、主要对语句、文字做了点加工；3、将脚注一律改成了尾注；3、新补了《提要》和《关键词》。 2001年12月5日孙景坛识
向汉武帝提出“推恩术”的临淄人主父偃
主父偃（？－前126年），武帝时期名臣。 公元前134年，主父偃上书汉武帝，谏伐匈奴。所言抓住要害，切中时弊，武帝阅后极为欣赏，让主父偃做了郎中。主父偃不断上疏言事，武帝一年之中四次提拔他，让他担任了谒者、中大夫等要职。公元前127年，卫青收复了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主父偃力言该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阻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强调置朔方郡（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的战略价值和重大意义。后来建朔方郡的事在朝廷上得以通过，为以后汉军大破匈奴，提供了有利的战略保障。主父偃还向汉武帝进献了 “推恩术”。表面上推恩皇族子孙，实际上是将诸侯国化整为零，削弱封国实力。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颁布了“推恩令”，使地方诸侯王的势力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主父偃还向汉武帝提出了“徙天下豪强于茂陵”的建议，妥善地解决了国内政治难题，使武帝得免后顾之忧。
主父偃为人偏狭阴毒，倒行逆施。他曾告发董仲舒，使董差一点没了命；还曾因游赵时未被赏识而主张严惩燕王，使燕王被诛，燕国废除；又因想将女儿送入齐王宫内做妃嫔，被齐王母纪太后拒绝，而向武帝告发齐王，迫使齐王惧而自杀。由于主父偃很得武帝赏识，朝野大臣怕他在帝前进谗，故多行其贿，“赂遗略千金。”有人称他 “太横矣”。主父偃听后大言不惭地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
主父偃穷凶极恶的报复行为，使赵王非常害怕。因为当初主父偃当初游赵时，赵王并不曾厚待于他。赵王便先发制人，上告主父偃接受诸侯贿金。再加上齐王自杀事发，武帝大怒，就下令追查主父偃。主父偃对受贿供认不讳，但否认逼齐王自杀，武帝想赦免他的死罪。丞相公孙弘说：“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于是主父偃被族诛。
汉武帝推恩令以前的庶子如何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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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介绍一下春秋战国、日本战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庶子是如何继承的？庶子只要有继承，贵族必然越来越多，领国必然越分越碎啊。并且国王的直属领地每传一带都会被庶子分出许多。国王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推恩令颁布以后又有了什么本质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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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欧洲都没有类似的法令。一般家庭的庶子无法继承家业，只能自己开创事业或者默默无闻。至于国王，第一未必有那么多儿子，第二可以通过侵略、联姻、没收等方式扩充领地，总之没有造成过困扰。至于中国，推恩令起到的作用就是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
好吧，推恩令和改姓制可行吗？
（1）假如回到了秦末，这时诸子百家盛行，但是宗教却很原始，现在的道教根本没有出现，还是太一等地方神，因此创立宗教并且夺取天下，建立汉朝（新汉），成事后称道子，上帝化身，人间新汉太祖
（2）不过，在漫长的汉朝，宗教其实很原始的萌芽开始发展，一开始有多成熟是不可能，一开始就组织多强大也不可能（人为的催生反会导致出现许多致命的问题，偶可不想让神权和帝权提前碰撞），因此整个汉朝，其实就是宗教在组织、理论、哲学体系上的萌芽和发展时期，对汉朝的皇权形成不了什么大的钳制和妨碍
（3）其实关键就是，皇朝有限，而区区三百年对宗教来说不过刚刚度过了童年，因此下一个朝代就非常关键了，在这里本来是必须靠神力来支持的，不过我现在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推恩令和改姓制并行
（4）所谓的推恩令很简单，就不用多说了吧，国家设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国士七等，除了有限的几个世袭不替的爵位外，其它每代继承自动下降一位，直到国士连续三代，王一万平方公里封地，公三千平方公里，侯一千平方公里，伯六百平方公里，子三百平方公里，男一百平方公里，国士十平方公里
（5）假如一个皇子封王，他获得了一万平方公里，那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什么呢？大家想不到吧，是生孩子，一旦他死亡，他的一万平方公里就要进行推恩分封，如果他只有一个儿子的话，他的儿子只有三千平方公里了，还有七千平方公里就会被没收，但是假如他有四个儿子，那三个儿子就可以分得公爵（三千平方公里），第四个儿子还可以封个侯爵（一千平方公里），这样的话，他的领地还是可以全部传给儿子（虽然被几个儿子分割了），而功臣的制度也差不多如此
[公元前127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6）有人问了，为什么要分封，不如全部用郡县制，我只能说，刘邦为什么册封功臣千户万户，册封儿子们为王，为什么不学秦始皇一样全部用郡县？不学宋朝用虚爵虚衔——这是纯粹的作梦啊，千年来，秦朝以前，都是分封制和贵族制，这种思想深入人心，你不搞分封，根本掌握不了地方和国家，而且你的功臣觉得委屈，立刻有了异心，再说，那些六国遗传下来的贵族虽然没有了爵位，但是盘根错节，势力根深蒂固，地方官根本无法控制，唯一的办法就以分封对分封，以贵族对贵族，以新代旧，所以这个就不用深入讨论下去了
（7）至于改姓制，其实是实行日本皇室的改姓制度，太祖的子孙，除了太子外，还有二个世袭不替的亲王，而太祖之下，每代皇帝除了太子，只可册封一个世袭不替的亲王，因此就算到了三百年后，这些亲王（皇族）其实也只有十几个二十几个王，合法的皇族也不过数百个左右，这些有限的备用的皇族是继承之用（如果太子一旦死亡或者一个皇帝没有儿子下就可以有继承人了），其它的全部不许姓皇室的姓，每次袭爵，除了长子外，都必须选择新的姓，姓张姓钱姓李姓猫姓狗都可以，并且形成制度，这样一来，也许开始几代，还分的清，这个李这个张这个猫这个狗祖上是皇族出身的，但是过个一百年，繁殖了几百万，谁还知道下面的姓张姓钱姓李姓猫姓狗中到底是自然姓，还是皇族改姓啊？更重要的是，就是可以打破了家族繁衍形成门阀尾大不掉的情况
（8）这样的话，配合推恩令，那整个国家层层叠叠不同姓的人都可能是皇家的后裔，他们就可以在社会各个阶层扎根下来，而非和历史上那些皇族一样难以扎根在各个阶级，不得不说，这样也可以减少国家对宗室的开支，要知道，人一繁殖多，就很可怕，比如明朝宗室几百万，每年要的钱就是一个大窟窿，现在除了十几家几百个皇族外，就不必负担这样多了，而且各个王朝，宗室在各地横行霸道，是很伤朝廷的脸面和形象的，现在皇族很少，其它的都是臣籍，问题就相应好解决多了
（9）开国一百五十年，皇室血统就可能有上百万人，并且已经在社会各个阶层扎跟，开国二百年，就算每代退一级，也会退到平民，因此至少有一半皇室血统成为平民，渗透到所有行业所有地方，有得志的，有不得志的，有愚蠢的，有英明的，有当官的，有当贼的，这样至少在王朝灭亡时，至少自己子孙不会受到牵连（谁搞的清楚几百年改姓和繁衍之后的关系啊，要杀也没有地方杀啊，不像朱元璋的后裔，个个姓朱，而且都集中在一起，结果被人屠杀了十之八九），而且起事者之中，至少太祖的子孙也会在其中占有很大一部分，因此就算日后朝廷灭亡，姓张姓钱姓李姓猫姓狗的人当了皇帝，也说不定就是太祖的子孙，更重要的是，那些起义者，十之八九也会自称自己有太祖血统（为了表示自己出生高贵有权获得天下嘛），而且这还不一定是虚假，说不定就是真的，这时，宗教势力只要先把那些不肯自称太祖子孙的人灭了，其它的人就算将信将疑，或者弄假成真，他们也会自称自己是太祖后裔，夺取了天下就算不恢复皇室姓，也会承认以前的陵墓、祭祀、名分、宗教地位上的君权神授，太祖是唯一神等等——而这，已经足够了，是不是真有太祖的血统根本无足轻重，也无关紧要，就如我们现在都自称炎黄子孙而不考虑在基因上是不是真的是炎帝黄帝这二位先祖的子孙
（10）就如德川自称自己出身源氏（源氏就是出身皇室）一样，因此他才具备了开幕府的资格，当然，他也不得不服从神道传统，并且也至少表面上尊敬皇室尊敬日本三大神……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读历史系列之一——《削藩策》与《推恩令》
刘邦建立汉朝之初，大封刘氏为各地藩王。随着地方势力的增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战争势在必行。景帝之时，晁错上了一份有名的《削藩策》：“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这份《削藩策》成为“七国之乱”的导火索，加剧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虽然“七国之乱”沉重打击了地方藩王的势力，但诸侯王仍然是中央的一块心病。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自然明白安定国内政治环境的重要性。这时，主父偃就上了一份《推恩令》：“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原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原，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于是武帝就下诏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目的都是为了削减藩王的力量，但《削藩策》与《推恩令》却有如此明显的高下优劣之分。首先说《削藩策》。当时就军事实力而言，中央其实很难与七国相比，但七国之所以败得如此之惨，很大的原因便是出师无名。他们对抗朝廷，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报复，这种为了自己私利的报复行为是不可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的。而且朝廷的《削藩策》影响到的更多的只是藩王的利益，对百姓影响却很小。所以民气凝聚不起来，自然不能成大气候。从这点上讲，《削藩策》也是很有远见和策略的。然而《削藩策》一出，大战难免！晁错自然是这样谋划的，虽然死于非命，但最终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代价是白骨遍野、流血漂橹！
再论《推恩令》。这道诏令可谓是谋略的经典。一方面，通过推恩的方式，把真实的削藩政治目的掩盖起来，这是“面子工程”，是政治资本。即使诸侯看得出其中的蹊跷，试图再次上演“七国之乱”，然而却更是师出无名——用狼子野心“报答”朝廷的推恩“善”心，你想普通的百姓会站在哪一边吗？如果你觉得百姓的力量不足为惧，那考虑一下当时双方的军事资本。经历“七国之乱”以后，虽然藩王军力依然让朝廷不得不顾忌，但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远非昔日。可以说，如果有藩王要再次叛乱，也绝对不可能联络到“七国之乱”那么大的军事联盟，对抗今日的朝廷也只有一败。再深入考虑，如果他们不反叛——当然，这是最大的可能——那中央就可以将他们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分散，各个击破，就像一篮子鸡蛋，放在一起自然不能一下子全部击碎；倘若分散成一个一个，那还不是动动手指的事？而且分散后的各小诸侯王，虽然人多力量大，但是人多心眼也多，即使某个诸侯反叛，那诸侯之间将会相互牵扯、相互制衡，朝廷就坐收渔利了。这点可以说是解决了后顾之忧，一劳永逸。正是上面三点，凸显出《推恩令》的深谋远虑，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小生实在佩服之至！
再谈点闲话：朝廷削藩，最终目的是稳固国内政治，加强中央集权，做好对匈奴的大决战准备，以图到时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的一切力量。毕竟匈奴才是大汉朝最大的心腹大患！所以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暂时不攻打匈奴，可谓明智之举。国不安，休要北望射天狼！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站在他的立场，何尝不是深谋远虑？只可惜天道有常，民惟邦本，谁让日本这个“匈奴”和“七国之乱”同时上演呢？那自然民心所向为明君所临！
以下是引用stevenbear2在2006-10-12 15:25:00的发言：
諸侯私生子也算數嗎？諸侯不認又怎麼樣？女性為何不算數？這樣不就使家分得更快了嗎？諸侯若玩節育只生一個兒子又能奈他如何？
诸侯玩节育是皇帝最乐见的一件事，只要这个独生子犯了什么小错，被刀笔吏绳诸法网，就只能被朝廷宣判“绝嗣，国除”了，两汉多少王国、侯国都是这么完蛋的。
家教不嚴，就該死。順便搞好領地內的軍事與法律，就不可能看不順眼就被公開搞掉的。貴族從第一代開始就連合起來對付這種制度，相互嫁來嫁去，還搞上公主王子，可不可行？
中国体制非常怕中层的力量凝固。不仅地方上的贵族建立不付税的庄园不能容许，即是大地主拥有土地至1万亩以上，再不分家析产，也认为可能威胁到朝廷的安全，官僚们必千方百计地将它们拆散。其实，在明朝中后期，土地皆并最集中的南直隶地区，有田地1万亩以上的未超过10余户。普通所谓大地主所领有的不过500亩至2000亩。领有每户500亩以上的户口不能超过全境户口25%。每一县之内可能有1000户的土地在一二百亩之间，他们可以称为中等地主。其他小自耕农多得难以计算。苏州府有付税之户597019户，常州府有234355户。所以极大多数的小自耕农，每户只领有三两亩。
举手问：看来在明朝，官僚已经明白土地皆并的危害，因此一直不遗余力的打击大地主（宗室例外），因此实际上，超过10000亩的地主其实非常少
http://forum.dragonsky.net/dispbbs.asp?boardid=5&replyid=1541473&id=96015&page=1&skin=0&Star=3
缓解电荒“削藩”不及“推恩” 大型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讲述了一段历史上的“削藩”故事。《汉武大帝》中，晁错和主父偃虽然都力主“削藩”，但在“削藩”的方式上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思路。晁错的主张是激进地、大规模调整利益格局的“削藩令”，即迅速硬性削藩；而主父偃主张的则是渐进的、各方都能接受的“推恩令”，即逐步软性削藩。两种结果大相径庭。近日《经济学消息报》刊登一篇署名漆先望的文章认为，与“削藩令”和“推恩令”相类似，缓解电力供求矛盾，也有拉闸和调价两种不同的方式。用频繁采取拉闸限电的办法来强行抑制需求，事实证明是十分不明智的。而以电价调节来取代拉闸调节，缓解电力供求矛盾，结果会大不相同。
关于主父偃的几个问题
宁召荣
摘要：主父偃是汉武帝时期的大臣。早年的主父偃虽遍览群书，广泛结交各个学派的人物，但始终郁郁不得志，受人排挤。在困境中，因上书言事，被汉武帝拜为郎中，之后屡次升迁。然而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因受贿，玩弄权势，受到同僚的打击。公孙弘以齐王自杀，主父偃难辞其咎为由，要求汉武帝将主父偃及其全族一并诛杀。主父偃死后，他的上千名宾客竟无人过问，仅有孔车为其收尸安葬，下场甚是可悲。
关键词：主父偃；纵横之学；汉武帝；“推恩令”
中图分类号：K232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在这一时期，能人辈出，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在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臣武将，文臣如贾谊、公孙弘、董仲舒等，武将如卫青、霍去病、李息等。然而还有一位汉武帝时的著名的谋士，我们往往会把他忽视，他就是主父偃。主父偃的仕途并不平坦，相反却非常坎坷。早年的主父偃虽遍览群书，广泛结交各个学派的人物，但始终郁郁不得志，受人排挤。在困境中，因上书言事，被汉武帝拜为郎中，之后屡次升迁。然而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因受贿，玩弄权势，受到同僚的打击。公孙弘以齐王自杀，主父偃难辞其咎为由，要求汉武帝将主父偃及其全族一并诛杀。主父偃死后，他的上千名宾客竟无人过问，仅有孔车为其收尸安葬，下场甚是可悲。
一
主父偃（？--公元前126年），西汉齐国临淄人，年轻时主要学习纵横家、辨士之说。成年后又学习了儒家经典《易》、《春秋》及诸子百家之说。在故乡曾广泛结交各个学派的人物，但都未能得到赏识，并且受到齐地儒生的排挤，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加之家境贫困，迫使他完全放弃了对常规伦理和政治规则的服膺，转而将依附权力而纵横捭阖之权术的意蕴发挥无余。
这里所提到的纵横之学，又称“长短之术”，崛起并鼎盛于列强争雄的战国时代。纵横之学从其自身的特点来看，无疑是一种“乱世之学”。纵横学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暗中操纵着列国之间的战和。西汉开国直到吴楚七国叛乱为止，纵横之士依然很活跃。但叛乱被削平之后，纵横家就走上了由盛而衰的末路，到汉武帝时终至废绝。在这一过程中，纵横家的影响日渐缩小，主父偃作为这一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起初受到齐地儒生排挤，与这一时期的思想背景是分不开的。然而一旦主父偃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就马上不择手段的实现自己的欲望，并用最明确的语言宣布自己倒行逆施的人生哲学：“……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说偃曰：‘太横！’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已。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1]（P2002）这不仅是主父偃报当年被宾客排挤之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早期纵横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
主父偃这一时期的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影响很大。与齐地儒生之间产生矛盾，并在自己发迹后对他们进行报复，这只是表面的影响，而深一层次则是影响到主父偃的性格、价值取向，即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主父偃在政治上得志，反映了纵横之学在走上末路时的回光反照。
主父偃为了步入仕途，经历了一番波折。为了将来能有个出头之日，他曾托宦官齐人徐甲请求齐王，想把自己的女儿纳入王宫作妃嫔。“齐有宦者徐甲，入事汉皇太后。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刘氏，太后怜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于诸侯，宦者甲乃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齐。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甲既至齐，风以此事。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后宫具备。且甲，齐贫人，急乃为宦者，入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徐甲大穷，还报皇太后曰：‘王已愿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国，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无复言嫁女齐事。’事浸浔(不得)闻于天子。” [1]（P1186）齐王母纪太后根本就看不起主父偃，并当面拒绝。主父偃因此与齐王结怨，并且在他成为汉武帝宠臣后借故对齐王打击报复。
主父偃在齐地受排挤，想把女儿送到宫中作妃嫔又不成，加之生活日渐窘困，他被迫离开故土，到燕、赵、中山（今河北、山西一带）等国寻求出路，但仍是“莫能厚遇”[1]（P1996），以致穷困潦倒。这时，主父偃抱着怀才不遇的满腔怨愤，认为各诸侯国都不足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便西去长安投奔卫将军卫青，请他把自己直接引荐给汉武帝。卫青虽多次为他说话，但很长时间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主父偃本来就缺乏资金，在待诏过程中更显窘迫，经常受到其他宾客的歧视。主父偃认识到不能长期这样消极等待，于是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上书，“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2](P850)。两汉时期，民皆可以诣阙上书，自陈己见。如果皇上认为果有可取，即予召见，经过当面谈话，感到满意，便予以官职。汉武帝本人堪称一代雄主，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占整个西汉王朝的四分之一，而且正当最繁荣强盛的时期。他继承了文景之治造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政局，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是完成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重要人物。武帝本人有雄才大略，内政外交多所改易，又继承了数十年来积聚的实力，时准备大举讨伐匈奴。但初次出兵无功而返，且导致双边关系彻底破裂。主父偃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提出匈奴问题的。他认为，秦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征伐匈奴。“曝兵露师十又余年，死者不可胜数”[1]（P1996），致使赋税繁重，人民疲弊，“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结果“天下叛秦”。高祖吸取了平城之围的教训，故及时采取了“和亲”政策。现在征伐匈奴，是重蹈亡秦覆辙，“此臣之所大恐，百姓所疾苦也”。尽管汉武帝后来征伐匈奴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沉重代价，如果不是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及时改弦更张，主父偃的忧虑不是没有可能。汉武帝早晨接到上书，下午就接见了主父偃，拜为郎中。从此，主父偃经常上述言事，颇得武帝赏识，“一岁四迁，至太中大夫”[1]（P2001）。
由主父偃早期的这些经历可以看出，为了步入仕途，主父偃想尽了一切办法，忍受了别人的冷嘲热讽，甚至排挤和打击。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追求，百折不挠，历经坎坷，表现出强烈的入官从政的意识和不屈的韧性。“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主父偃的身上得到了体现。由此，主父偃踏入了仕途，开始了自己新的政治生涯。
二
汉朝统治者为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统一，反对和防止分裂，作了极大努力。许多思想家也为此想方设法，出谋划策。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认为诸侯太大，建议削减。诸侯一旦强大，就会谋反，“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3]（《藩强》）。而当时严重的问题是地方势力太大，诸侯比天子富强，中央指挥不了地方的诸侯王，国家面临着分裂危险。汉景帝时企图以诛晁错来平息叛乱。晁错冤死，而叛军未息。文景二帝在削藩的问题上都犯了大错，而贾谊、晁错的正确建议未被采纳，却身受其害。景帝杀晁错，“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2]（P676）。从此以后，忠臣不再敢提削藩的事。到了汉武帝时代，主父偃提出了诸侯占地太多太大的敏感问题，但他不主张采用晁错的办法，用行政命令来强行削减诸侯的封地，只能引起诸侯王的不满，甚至反抗。他借鉴了贾谊、晁错削藩的措施，并加以发展，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推恩令”，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推恩”始见《孟子·梁惠王上》，“推恩足以保四海”。恩，爱也，推恩就是将己之所爱推及他人之意。七国之乱后，景帝虽规定诸侯王国仍“连城数十，地方千里”[2]（P851）。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一部分分给诸侯王的子弟。按汉制，侯国隶属于郡，等于把王国土地纳入郡县，朝廷土地扩大而王国土地缩小。原来诸侯获得封地只感谢皇恩浩荡，而现在诸侯在无形中越分越小，再也没有能起兵造反了。
“推恩令”表面上恩及他们，实则是削弱了他们的势力。“推恩令”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尊崇皇权、裁抑王国的夙愿。这一政策的实行，大大的加强了中央集权。主父偃的主张是正确的，办法是高明的，不仅皇帝得到了施德的好名声，他自己也没有因此刺激诸侯而招来杀身之祸。主父偃的办法虽然高明，当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一措施只是一时的权谋，并非长久之策。真正提出长久之策的是董仲舒这位哲学家。长久之策就是大一统论。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在秦代，匈奴曾一度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十多年不敢南下。秦朝覆灭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在其骁勇善战的领袖冒顿单于统率下，四面出击。汉朝初年，又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强盛。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赶走了居住在今甘肃境内的大月氏，北面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面，则经常侵犯汉朝边境，有时竟深入到离汉朝都城仅350公里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汉朝封建政权。
汉武帝即位后，凭籍前辈所创造的物质基础，积极从事于反击匈奴的战争准备。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以第一个阶段为主体。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进行了三次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
主父偃起初反对征伐匈奴，但当汉军在第一次反击匈奴的河南之战中取胜后，他却最早提出在新占领区设置朔方郡。他认为朔方北依黄河，当地土地肥沃，若设置一个城市，不但可以作为出兵的据点，且能发展生产，直接补充军需，可以减省大批用于运输的人力物力。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南地区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以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汉军收复河南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匈奴贵族不甘心失去河南这一战略要地，数次出兵骚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但最终也是徒劳。
向汉武帝提出“推恩令”和建议在河南地区设置朔方、五原两郡，是主父偃一生的两处主要的亮点。而且这两项建议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两大热点问题提出的，所收到的效果也是显著的。“推恩令”是针对地方诸侯王国势力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国家面临分裂的紧要关头提出来的，主父偃没有象贾谊、晁错那样用行政命令强制削藩，而是用温和的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匈奴问题也是长期困扰西汉政权的一块心病，汉武帝发动的反击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中原政权的威胁，而主父偃提出的在战略要地设置过渡地带，在反击匈奴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主父偃以自己的智慧，为中央集权的加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贡献，也因此赢得了汉武帝的宠爱。
三
主父偃之死，与其为官、为人的性格有着很深的渊源。直接原因是公孙弘以齐王之死将其陷害而死，但也与他为官太贪，为人太绝，有仇必报的心理性格密不可分。下面列举几例：
汉代，迷信盛行。有一次，辽东的高祖庙偶然失火，董仲舒借此大做文章，认为这是上天对当今天子的谴告，朝廷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董仲舒写完之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有上奏。一个偶然的机会，主父偃见到了这份草稿，大概认为对时政有讥讽之意，便偷了出来，交给了汉武帝。武帝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便召集众儒生进行讨论。当时，董仲舒的学生吕不舒不知道是老师的文章，大概出于讨好皇帝的动机，认为这篇文章纯粹是胡说八道。汉武帝赞同此说，为此逮捕了董仲舒。
主父偃不仅打击自己的同僚，而且还打击与自己有怨的先前的政敌。
燕王刘定国与其父康王的姬妾私通，又夺取其弟弟的妻子作妾。其弟为了报仇，便将定国乱伦的事告到朝廷。值主父偃在当年游燕时，未得重用，一直对燕王心怀怨恨，这时便借亲近皇帝之便，主张严惩。结果，定国被诛，燕国被废除。主父偃常居宫中，建议又多被武帝采纳，颇受宠幸。当时的大臣对他也多心怀畏惧，贿赂者多。主父偃则是来者不拒，受贿累千金。有人曾善意地奉劝主父偃不要过分玩弄权势，应该为自己留点退路。主父偃却说：“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1]（P2002）主父偃衣锦还乡，自然有许多感慨。他遍召兄弟宾客，分送他们500金，然后说了一番决绝的话：“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侯绝矣，勿复入偃之门！”[1]（P2002）从此与齐地的宾客绝决。
主父偃未发迹前，企图以女充后宫而进入仕途，遭纪太后当面拒绝，并因此与齐王结怨。他发迹后，对此事仍耿耿于怀。有一次他对武帝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觽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1]（P1193）象这样大而且富庶的诸侯国理应由天子的亲生儿子担任诸侯王，而现在的齐王非常疏远。况且，“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1]（P1193），这些话很符合汉武帝的口味，主父偃被任为齐相，受命调查齐王案。他找到曾经帮助过齐王私通其姐的后宫宦者，令其检举揭发。当时的齐王刘次景，年纪尚轻，得知主父偃调查自己后，恐不免与燕王同样的下场，“乃引药自杀”[1]（P1193）。
主父偃曾先后出游燕、赵，均未得赏识。及主父偃主张诛燕王后，赵王也很担心，唯恐主父偃在汉武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借以报昔日之怨。但因主父偃常居宫中，赵王又不敢上书告他的状，怕落在他的手中，引火烧身。及主父偃出为齐相，离开朝廷，赵王无所顾忌，很快使人上书，告主父偃接受其他诸侯的贿赂。当时，汉武帝并没有追究此事。当他听到齐王自杀的消息时，大为震怒，怀疑齐王是被主父偃逼迫自杀，于是下令搜捕主父偃。调查结果证明受贿是真，但主父偃并未胁迫齐王，齐王确实是畏罪自杀。既然如此，主父偃并无大过，只是一般受贿而已，武帝不想为此事杀他。当时，公孙弘作御使大夫，认为：齐王自杀，并没有留下儿子，王国应当废除，收归朝廷划为郡县；若朝廷不杀主父偃，则有贪图齐国领地，故意指使主父偃残害宗室之嫌疑。于是主父偃及其全族被诛。
树倒猢狲散。主父偃贵幸时，门下宾客至上千人；及其受诛，竟无人过问，唯有孔车一人为其收尸安葬。汉武帝对这种世态炎凉也十分感慨：“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1]（P2003）
由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出，主父偃在为官上，既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又表现出他的贪性：贪财，贪权，对同僚排挤打击，对与自己早期有隙的齐地儒生、燕王、齐王进行了打击迫害，尤其是对齐地儒生，可以说他做得最绝。他的这种暴、酷、贪、陋，使他在受皇帝宠幸时，众官僚对他既忌惮，又巴结，一旦他被别人抓住了把柄，就会受到群起攻击。主父偃的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所代表的纵横思想的影响日渐萎缩，不久就被儒家的大一统论所取代。
四
主父偃一生先抑后扬再抑，可谓是坎坷异常。由起初的不为所容，穷困潦倒，到成为汉武帝的言官，拜为郎中，人人敬畏，历经种种波折，然而主父偃并未能够善始善终，最后落得个宾客中只有一人为其敛尸，门前冷落至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逆境中不畏困难，以坚强的的毅力奔自己的目标努力，顺境中则应保持自己在逆境中的精神，不应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目中无人，骄横自大，自己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参考书目：
[1]司马迁（汉）：《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班 固（汉）：《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贾 谊（汉）：《新书》 [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看《大汉天子2》里的主父偃神机妙算，不亚于三国里的孔明；可央视的《汉武大帝》里的主父偃就没有这么神奇，后来还因为受贿被刘彻给杀了。请问历史上有主父偃这个人吗？如果真有，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主父偃自传
发表：2004-5-26 13:51:13 出处：你的博客网(yourblo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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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偃，齐国临灾人也。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傧，不容于齐。家贫，假貣无所得，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省。资用乏，留久，诸侯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曰：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搜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幷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胜必弃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国，甘心匈奴，非完计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之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谏曰：“不可。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帝悔之，乃使刘敬往结和亲，然后天下亡干戈之事。
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常积众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适足以结怨深雠，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兽畜之，不比为人。夫不上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权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孰计之而加察焉。
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世务。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乃拜偃、乐、安皆为郎中。偃数上疏言事，迁谒事、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幷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之。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说偃曰：“大横！”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阸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尝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朱买臣难诎弘，遂置朔方，本偃计也。
元朔中，偃言齐王内有淫失之行，上拜偃为齐相。至齐，徧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
偃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居中，不敢发。及其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齐王以自杀闻，上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偃服受诸侯之金，实不劫齐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争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偃。
偃方贵幸时，客以千数，及族死，无一人视，独孔车收葬焉。上闻之，以车为长者。
主父偃和东方朔
2007-02-01 15:58:47
大中小
主父偃和尉迟恭的悲喜人生
主父偃和尉迟恭一文一武，一人生在汉代，一人生在盛唐，相隔八百多年，二人的人生经历也不相同，但是两人却都遇见了各自的伯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和唐太宗。然而，两人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主父偃惨遭灭族之祸，而尉迟恭却图诸凌烟阁，得以善终，让人嗟叹不已。
主父偃少学纵横之术，晚年又学习易经、春秋诸子百家，才华卓绝，然而所遇非人，游学于燕、赵、中山，于潦倒之际便西入长安拜见卫青，卫青向汉武帝推荐仍然未被召见。于是亲自向汉武帝上书，陈述实务九事，汉武帝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拜为郎中，一年中四次被升迁，成为汉武帝身边的重要的智囊人物。
汉朝自建立以后就大封刘氏宗亲为王，想以此使刘氏统治千秋万代江山永固，然而事与愿违，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和中央相抗衡的地步，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们早看出了这种政策的弊端，贾谊，晁错都提出了削藩的建议。但是文景之时诸侯王早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景帝三年正月终于爆发了七国的反叛。这次叛乱虽然被镇压，但是诸侯割据的局面并未结束。所谓时势造英雄，主父偃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主父偃认为那些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诸侯平时骄奢淫逸、横行不法，一旦事情败露，形势紧迫就会铤而走险，举兵造反，抗拒中央。如果采用军事手段削藩，必然天下大乱，造成晁错时那样的悲剧。于是他向汉武帝建议推行“推恩”，命令诸侯将他们的土地分给子弟，这样大诸侯就变成了小诸侯，小诸侯在奉为更小的诸侯，最终将再也无力同中央抗衡了。汉武帝下达推恩令以后，政策得到了极好地贯彻。原因很简单，那些诸侯的子弟以前只有长子可以继承封地和爵位，想在大家都可以分到一杯羹真是天大的好事！这样中央政府不动一兵一卒，天下大患便冰消瓦解了。主父偃又向武帝建议将各地的豪强大族迁往长安，既能充实长安的经济又能使国家安定。这些建议被采用后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主父偃为汉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的结局却很糟糕。他前半身穷困潦倒，登上高位后广受贿赂，有人劝他，他说：“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困久矣。且丈夫生不就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固倒行逆施之。”元朔二年，汉武帝拜主父偃为齐王相，因揭发了齐王不法的丑行，迫使齐王惧怕而自杀。其先燕王也因之而自杀，赵王害怕祸及己身，向武帝揭发了主父偃的横暴行为，遂遭灭族之祸。
尉迟恭原为隋朝大将，向来以骁勇善战而著称。后来在刘武周和李渊争夺天下的斗争中失败，李世民派遣李道宗前去招降，从此追随李世民参加了削平王世充、窦建德、徐元朗、刘黑闼等各路诸侯的历次战斗、战役，为李唐王朝的建立和李世民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著名的玄武们之变中尉迟恭亲手杀死了齐王元吉，太宗论功行赏，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
然而尉迟恭性情急躁，好揭发别人的隐私，经常倚仗自己的功劳，和房玄龄、杜如晦争论长短。一次，唐太宗赐宴庆善宫，他看见有人的位置在他上面，大怒：“你有什么功劳，敢坐我上面？”任城王李道宗劝解了几句，敬德勃然大怒，拳打李道宗，致使任城王几乎失明。太宗十分不高兴，对他说“我自从登上帝位以来，经常想着要保全功臣，我不想向汉高祖那样杀害功臣，但是今天你的表现让我明白韩信和彭越的死并不能全怪高祖啊。吩咐他自律、自重。显庆三年，以寿终，时年七十四岁。
孟子曰：五百岁而王者出。自秦以降，至民国而终，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五百余位皇帝，而可以称为真王者的也就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加上一位成吉思汗，就五人。主父偃和尉迟恭的人生之所以辉煌，不能不说他们本身具有真才实学，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得遇英主汉武帝和唐太宗。可悲的是他们最后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被族灭，一个得以保全，值得后人深思。
从对待功臣上看，秦皇汉武酷烈；唐宗宋祖柔和。汉朝子刘邦建国以来，都有诛杀功臣的先例，大臣极少有能够保存的。君王对待臣子，事急则倚之如泰山长城；事缓则弃之如敝履犬瓦。在事情危机时甚至成为君王开脱自己责任的替罪羊，晁错便是这样的牺牲品。汉武帝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但是他的性格却刚愎自用，继承了汉朝刻暴寡恩的老传统：只因为道听途说的消息便诛杀李陵全家，迫使其成为永不回头的汉奸；马邑之战以后，杀王恢以塞己责。主父偃为这样的一位君王出谋划策，这将注定其有一个辉煌的人生和惨淡的结局。
回顾历史唐宗宋祖是少有的几位不曾诛杀功臣的开国皇帝。他们处理君臣关系的手段之高让后人都叹为观止，甚至还为我们留下了“束之高阁”和“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唐太宗没有杀功臣并不说明它多么心慈手软，实际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他除了除掉自己的两个兄弟之外，同一天为了斩草除根又杀害了10个不懂事的侄儿。但是唐太宗毕竟是历史上的样板皇帝，他对功臣还不算太差，所以后来即使尉迟恭的气焰那样嚣张，他也只是“不怿”，训斥了几句而已。
岁月早将这些英雄人物的悲欢离合掩盖在历史的烟尘里，但是故事却给人们留下启迪。
东方朔（前154－前93）
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人。性诙谐幽默，善辞赋，武帝时大臣、文学家。武帝即位初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也给汉武帝上书，上书用了三千片竹简，两个人才扛得起，武帝读了二个月才读完。在自我推荐书中，他说：「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十三岁才读书，勤学刻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书籍已够用了。十五岁学击剑，十六岁学《诗》，《书》，读了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摆布，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四万字。我钦佩子路的豪言。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责，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就是这样的人，够得上做天子的大臣吧！臣朔冒了死罪，再拜向上奏告。」武帝读了东方朔自许自夸的推荐书，赞赏他的气概，命令他待诏在公车署中，俸绿不多，也得不到武帝的召见。过了一段时间，他不满意目前的处境。一天出游都中，见到一个侏儒，恐吓他道：「你的死期要到了！」那侏儒问他为何，他说：「像你这样矮小的人，活在世上无益，你力不能耕作，也不能做官治理百姓，更不要说拿兵器到前方去作战。像你这样的人，无益于国家，只是活在世上糟蹋粮食，所以如今皇上一律要杀掉你们。」侏儒听后大哭起来。东方朔对他说：「你暂时不要哭，皇上就要来了，他来了你去叩头谢罪。」一会儿，武帝乘辇经过，侏儒号泣叩首。武帝问：「为何哭！」侏儒说：「东方朔说皇上对我们这些矮小的人都要杀掉！」武帝问东方朔为什么要如此说。东方朔回答道：「臣朔活着要说，死了也要说这些话。那矮子身长只有三尺多，一袋米的俸禄，钱二百四十。我身高九尺多，却也只拿到一袋米的俸禄，钱二百四十。那矮子饱得要死，我饿得发慌。陛下广求人才，您认为我讲的话对的，是个人才，就重用我；不是人才，也就罢退我，不要让我在这里浪费粮食。」皇上听了哈哈大笑，任命他为待诏金马门，这样见到皇帝的机会就多了些。一天武帝在宫里玩耍，把一只壁虎放在盂盆下要大臣们猜是何物。大臣们都猜不出。东方朔上前猜道：「它是龙吧，没有角；是蛇，却有脚，它跂跂脉脉地会在墙壁上爬行，这不是壁虎，就是四脚蛇！」皇上说「是的」，便赐给他十疋缎子。接连又叫他猜，他都能猜中，得到很多的赏赐。武帝身旁的宠优郭舍人有些不服气，把一个长有菌芝的树叶放在盂盆下让他猜，如猜出他甘愿受笞一百。东方朔说：「生的肉叫脍，较的肉叫脯；生在树上寄生的东西叫芝菌，盂盆下就是这个东西。」一听东方朔又猜对了，汉武帝叫人打郭舍人一百下。郭舍人被打得哇哇直叫。东方朔又说：「咄！口上没有毛，声音謷謷叫，屁股翘得半天高。」郭舍人怒道：「东方朔胆敢讥笑皇帝身旁的近臣，罪当弃市。」武帝问东方朔：「为何要笑他？」东方朔说：「臣并未笑他，只是与他作个谜语罢了！」武帝说：「谜语是怎么说的？」东方朔说：「那口上没有毛的，是狗洞，声音謷謷是乌在哺他的小乌，屁股翘得很高的，是仙鹤低头在啄食。」郭舍人仍不服气，说道：「我要再问他一个谜语，他如果猜不出也应受打。」接着他用谐音作一谜：「令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狋吽牙。这是什么？」东方朔想了一会儿说：「令，就是命令。壶，是盛东西的器具；龃，是牙齿长得不整齐；老，是人们对他的敬重；柏，就是鬼廷；涂，是慢慢浸湿的路；伊优亚，是说话不定；狋吽牙，是两只狗在争斗。」凡是郭舍人出的谜语，没有能难倒他的，大臣们对东方朔的思路敏捷，幽默风趣都很惊讶，汉武帝也非常喜欢他，任他为常侍郎。一天，大伏酷暑，武帝下诏官员到宫里来领肉。等了好久，分肉的官员还未来，东方朔就自己拔出剑割了一大块肉，并对同僚们说：「大伏天，肉容易腐烂，大家快快拿回去吧！」第二天，武帝对东方朔说：「昨天赐肉，你为何不等诏书下来，擅自割肉归家，这是为什么？你要自作批评！」东方朔说：「朔来！朔来！受赐不等诏书下来，为何这样的无礼！拔剑割肉，为何这样勇敢！割得不多，为何如此廉俭！带回家给细君（妻妾），又为何表现得如此的仁爱！」汉武帝听后说：「要你自作批评，倒是表扬起自己了！」又赏赐给他酒一石，肉一百斤。他都拿回家去孝敬老婆。武帝喜欢微服出巡，恣意游猎。常率卫队西到黄山，南到长杨宫，西至宜春宫。一路上带了一帮武骑浩浩荡荡，他们骑马射鹿，追逐狐兔，甚至空手格斗熊罴，在游猎过程中，马队践踏庄稼，百姓怨声载道。有人建议武帝搞一个皇家苑囿。武帝命吾丘寿王等人设计，南至阿房宫，东至盭厔，西至宜春宫的一大片土地内围造上林苑，专供武帝游猎、休憩。要用这么大的一片土地筑造苑囿，东方朔上书力劝武帝。他说：「如筑造这样的苑囿，破坏了陂池水泽的环境。侵占了百姓膏腴的土地。这上对国家无用，下对百姓无利。这是第一个不能造的理由。其次，它破坏了百姓的冢墓，拆黎民的室庐，使百姓死无所葬，生无所居。其三，造这样的苑囿，用马东西跑着，用车南北走着，还要挖深沟大渠，这是劳民伤财的事，以陛下一日之乐，来损害皇上无上的圣名，这是万万不可的。」东方朔的谏阻上林苑书写得真切感人，武帝读罢奏疏后，任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而武帝仍按吾丘寿王所上奏的那样，建造了上林苑。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是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娶了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其母怕自己死后，儿子闯祸犯罪，于是预先拿出黄金千斤、钱千万给政府，赎他的死罪。隆虑公主去世后，儿子果然日益霸道，一天酒后杀了夷安公主身旁的仆人，被拘系在内官那里。因为他是皇亲国戚，不能随便惩处，廷尉于是把他交给武帝处置。武帝身旁的大臣都为他求情，说「他母亲已为他出了一笔钱，赎了他的死罪，陛下也答应过」。武帝说：「我那可怜的妹妹，年纪很大了才有这个儿子，生前还托付给我。」说看流下了眼泪。过了一会儿，他擦干了眼泪，又说：「法律是先帝制订的，如果是妹妹的关系破坏了先帝的规矩，我有何脸面进高帝的宗庙呢！如何去下对黎民百姓呢？」于是核准了对他外甥的惩处，同时武帝又悲伤地哭了起来。这时东方朔上前高高举起酒杯献酒道：「臣听说圣王为政，赏赐不避仇家，诛罚不分骨肉，如今您陛下遵循古训，所以四海之内兆民百姓都能各得其宜，这是天下的荣幸。今天，我捧了这杯酒，为皇上敬酒，冒着死罪，再拜万岁、万万岁！」武帝对他说：「古书上讲『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这样人们才不会讨厌他』，今天的情景，是你应该上寿酒的时候吗？」东方朔说：「臣听说快乐过度了，阳气要溢满；悲哀过度了，阴气要减损。阴阳变了，心气就要动；心气既动，精神澳散，邪气乘虚而入，能够消忧解愁的最好是酒。所以我奉上寿酒，一来表明陛下公正无私，二来要解除你的悲哀。我不知忌讳，真是罪该万死！」这时东方朔已喝得酪盯大醉，在殿上小便，大臣们弹幼他「大不敬」罪，被下诏罢官，贬为庶人。后待诏在宦者署中，因对策有功，任中郎，赐帛百匹。武帝的姑妈馆陶公主，亦叫窦太主，其夫堂邑侯陈平去世后，守寡多年，已五十多岁。一个卖珠宝的女子经常到她家去，还带了个十三岁的儿子董偃。董偃长得很漂亮，窦太主就把他留在身旁，教他御射术数。到了十八岁他已是个仪表堂堂的英俊少年。他与窦太主出则执辔，入则侍侧，关系非同一般，整个京师都知道他与窦太主的关系，叫他董君。一天武帝到窦太主家做客，公主激动万分，亲自下厨做菜。武帝坐定后对姑妈说：「希望见见你的主人翁。」窦太主就把董偃引了出来。只见董雇头戴绿帽子，手套皮筒子，跟在公主的后面，对武帝说：「臣董偃，公主家的庖人，冒死叩拜皇上万岁！」武帝见他长得很美貌，也很喜欢，赏赐他很多东西，并喊他「主人翁」。从此，董偃经常与武帝斗鸡走狗，游猎踢球。由于他与武帝关系日趋亲热，董雇名声大噪，京城王公贵戚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一天，武帝在宣室设酒宴款待窦太主和董偃。当他们要进入宣室时，东方朔执戟上前阻拦，对武帝说：「董偃有三个罪名可杀：他以人臣的名义，私侍公主，这是第一条死罪。败坏男女风化，搞乱婚姻礼制，有伤先王的制度，这是罪二；陛下正当壮盛之年，须积思放六经，留心于王事，追慕唐虞的政治，仰敬三代的教化，而董偃却不知依经书劝学，反而以靡丽为重，奢侈为称，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这是国家之大贼，社会之大害，这是他第三条死罪。」武帝听后，默不作声，过一会说：「我已经摆好酒宴，下次再改吧！」东方朔说：「不可以。宣室是先王的正殿，不是议论正当的国事，不能进去！正是这样，淫乱的事情才渐渐消除下去。不要弄到这样的境地：竖貂教桓公淫乱，后来终究和易牙一同为患；庆父缢死于莒国，鲁国方得安宁；管蔡诛灭了，同室方得治安。」武帝听罢说：「是的。」便下诏停摆酒宴于宣室，改摆在北宫。让董雇从东司马门进去，后又把它改称东交门。赏赐给东方朔黄金三十斤。从此，董偃逐渐失去了宠爱，三十岁就去世了。过了几年，偃太主也去世，董偃与她一起合葬在霸陵。东方朔还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散文赋《答客难》，假设客人向作者问难，嘲笑他虽有「博闻辩智」，却难与苏秦、张仪的地位相比。然后便辩解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战国之时，诸侯并争，「得士者强，失士者亡」，谈说之士，身处尊位，而如今天下一统，由朝廷掌握用人大权，贤与不肖没有区别。文章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汉代大一统局面下才智无所施展的压抑感，暴露了统治者随意抑扬人才，致使贤愚不分的现实。作品采用说反话的形式，充满了牢骚不平之气。他的另一篇《非有先生论》，假托非有先生之口，发表「谈何容易」的感慨，也是抒写怀才不遇之情的作品。东方朔的散文赋以上述两篇最著名。现存作品十八篇，以《七谏》、《答客难》最着。《七谏》借屈原的身世写自己的不遇，表白对国君的诚贞。《答客难》用滑稽口吻说明了专制君主愚弄臣下的把戏，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混乱。两篇虽不以赋标题。实际上却是赋体。属于神话传说的《神异经》、《海内十洲记》，虽题为东方朔撰，实际上是伪托。
于南京“困 陋 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