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的伊斯兰教现状缅甸伊斯兰教-爱华网

缅甸的伊斯兰教现状李晨阳　缅甸是一个典型的上座部佛教国家，但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伊斯兰教在缅甸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影响逐渐增大。缅甸独立后，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时有发生，若开地区的穆斯林分离运动一直没有停止。缅甸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解决穆斯林分离问题和保证各宗教信徒之间和睦相处，但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某些政策甚至影响了缅甸的国际形象和对外关系。一、缅甸独立后伊斯兰教的发展和现状缅甸独立后，不论是在实行民主代议制期间，还是军人统治期间，佛教始终是缅甸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因此，缅甸宪法虽然规定宗教信仰自由，缅甸的伊斯兰教几十年来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发展。1、吴努时期的穆斯林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迁居缅甸的印度人的变化在1824年之前，缅甸的穆斯林比较少，而且主要分布在若开地区，仰光、曼德勒等中心城市只有零散的穆斯林定居。第一次英缅战争后，印度裔穆斯林开始大规模移居缅甸。据统计，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有超过100万的印度人迁居缅甸[①]。1941年，在缅甸的印度移民达到了最高峰，约占全缅人口的6%，占仰光市人口的4.5%[②]。由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多起缅甸人与印度人之间的民族和宗教冲突，英国殖民当局1941年颁布了限制印度人移往缅甸的《印度移民协定》，此后移居缅甸的印度人有所减少。在日本侵略缅甸期间，约50万印度人返回印度；1962年奈温政府上台后，又有30万印度人离开缅甸；但今天在缅甸的印度人估计仍超过了100万，并在许多城市建立了大型的印度人团体[③]。由于迁居缅甸的印度人中约50%是穆斯林，因此缅甸穆斯林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印度人在缅甸的多少而变化。根据英国殖民政府的人口普查数据，全缅的穆斯林在1931年达到了584839人[④]；但到1948年初独立时，缅甸的穆斯林只有约20多万[⑤]。缅甸独立后，缅甸民族政府不允许二战期间离开缅甸的印度穆斯林再返回缅甸，而且很多穆斯林被驱逐出境。由于取得缅甸公民的资格比较困难，一些印裔穆斯林自动离开缅甸返回印度。因此，在吴努政府执政期间，缅甸穆斯林的数量继续减少。根据1954年的人口统计，缅甸当时的穆斯林仅有10多万人，约占缅甸总人口的1/18。到1958年，缅甸的穆斯林人口大约为80万，其中一半是印度穆斯林[⑥]。2、缅甸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穆斯林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缅甸的印裔侨民没有再大规模返回印度，但若开地区的穆斯林在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两次大规模逃往孟加拉国。下表是从70年代以来缅甸穆斯林人口的统计（包括缅甸政府自身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以来缅甸穆斯林人口的变化

时间	穆斯林比例	穆斯林人数	资料来源
1974年		100万	[法]韩林：《云南的缅籍印度人和若开穆斯林》，孙雨嘉译，《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2期，第42页。
70年代末		127.2万	《东南亚研究》，1985年第4期，第6页
1978年	4%	130万	Welch, Alford T. "Islam " in Hinnells, John R. (ed). AHandbook of Living Religions, Penguin Books: New York (1991)[reprint; 1st published in 1984], pg. 164-165. [Original src:Weeks, R. (ed.), "Muslim Peoples: A World Ethnographic Survey "(1978).]
1986年	10%	300万	Web site: "Arabic Paper "; web page: "Muslim Countries of theWorld " (viewed 15 June 1999). [Written 1998.]
1990年	4%	160万	Noss., David S. & John B. Noss. A Historyof the World's Religions. Macmillian (1990). pg. 227-228.
1992年	4%		Goring, Rosemary (ed). Larousse Dictionary of Beliefs& Religions (Larousse: 1994) pg. 581-584.
1994年	4%	182.4万	Web sit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 web page:"Presbyterian Church of Myanmar (PCM) " (viewed 31 May 1999).
1995年	3.8%	175.845万	Nance Profiles web site (orig. source: April, 1995 issue ofGLOBAL PRAYER DIGEST); (viewed Aug. 1998;
1996年		175万	1997 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Pg. 781-783.
1996年		555万	RISEAP. Muslim Almanac - Asia Pacific.
1997年	4%	1872878	CIA World Factbook web site (viewed Aug. 1998)
1998年	4%		Nazarene web site: Nazarene World Mission Society; (majorsource: Johnstone's Operation World)
2000年	3.6%	197.6万	K. F. Bin Mohd Noor. "Muslims Statistics... for Year 2000 "[orig. src: Barrett.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1982][⑦]
1995年	3.7%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Nation Building inMyanmar, 1998, Yangon, p171.
2001年		700万	http://www.victorynews.net/SufferingInBurma.htm
2002年	8%	416万	《2002/2003世界知识年鉴》，2002年12月版，第152页

3、缅甸穆斯林的组成与分布按照教义的差别，缅甸的穆斯林可以分为逊尼派、瓦哈比派和什叶派，但人们更多的是依据是否为印度人后裔来区分缅甸的穆斯林。因此，目前一般把缅甸的穆斯林分为三大部分：包括若开邦的罗兴伽人在内的缅甸本土穆斯林、印裔穆斯林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穆斯林移民。虽然信仰伊斯兰教的缅族并不多，但缅甸各主要民族中都有穆斯林。缅甸本土的穆斯林最多的是罗兴伽人（Rohingya）。“罗兴伽”一说来源于缅甸若开邦的古代名称Rohang,而Rohang又来源于阿拉伯语词Raham（意为同情）；另一种说法是“罗兴伽”在缅语中意为“从古老村庄来的老虎”。[⑧]罗兴伽人是阿拉伯穆斯林、阿富汗人、摩尔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和孟加拉人等的直接后裔，在若开邦居住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300年[⑨]。不过人们对于罗兴伽人的来源和进入缅甸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如许多信奉佛教的若开族人认为罗兴伽人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才迁移过来的，也有的认为罗兴伽人是吉大港人和若开族土著的后裔。罗兴伽人今天已成为若开邦的主要居民，有的材料认为居住在若开邦的罗兴伽人达到了350万[⑩]；还有的认为已经超过了500万，占若开邦总人口的50%[11]。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罗兴伽人在缅甸的身份比较尴尬，吴努政府曾承认罗兴伽人是缅甸的一个土著民族，但从1962年至今，缅甸政府却不承认。罗兴伽人由于不堪忍受奈温政府的压迫，纷纷逃往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其中马来西亚收留了上千名罗兴伽穆斯林，而在孟加拉国的难民营中的穆斯林超过了6万，有的材料甚至认为从缅甸逃到孟加拉国的穆斯林多达50万。因此，罗兴伽人被国际人权组织称为“东南亚的巴勒斯坦人”[12]。在若开北部地区，罗兴伽穆斯林目前已占了当地居民总数的90%。印裔穆斯林包括印缅混血和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印度人，后者又包括泰米尔人、孟加拉人、旁加普人、吉大港人和特勒古斯人（Telegus）。其他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主要包括来自中国的潘泰人（Panthay）和来自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罗兴伽穆斯林大都居住在若开邦北部的貌夺和布帝洞镇区。由于若开邦的穆斯林和佛教徒长期混居，佛教徒接受了穆斯林的许多习惯，如吃牛肉；但宰杀牛的工作仍旧由穆斯林承担，佛教徒坚守不杀生的教义。此外，缅甸的仰光、曼德勒、毛淡棉、蒙育瓦、皎漂、帕科库、彬吴伦、东枝和卑谬等大中城市以及马圭、勃固等省份都有穆斯林社区。由于缅甸政府的歧视，许多缅甸本土的穆斯林男子为了谋取一份好工作，不仅隐瞒自己的宗教，并把胡须也刮掉，起和缅族一样的名字。他们已把伊斯兰教看作正常的宗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习惯和佛教徒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但印裔穆斯林仍然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缅甸的穆斯林妇女以前一般不戴面纱，但全球性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也影响到了缅甸。如在2002年，缅甸的穆斯林妇女在特定的地点和场合（如在宗教仪式上）也被要求戴面纱。[13]妇女在缅甸的佛教徒家庭中地位较高也影响到了缅甸的穆斯林。尽管“缅甸穆斯林婚姻解除法”与只允许丈夫与妻子离婚的伊斯兰教教义严重对立，并遭到了穆斯林男子的强烈反对，但这一法案在缅甸仍然被通过，穆斯林妇女和佛教徒妇女一样拥有与丈夫离婚的权力[14]。由于缅甸的穆斯林普遍认为没有自由，移民的倾向十分严重和普遍，很多在国外居住的缅甸穆斯林甚至要求放弃他们的缅甸国籍。　　　 4、缅甸的穆斯林团体和清真寺在缅甸独立之前，缅甸最主要的穆斯林团体是1936年成立的缅甸穆斯林协会（BMS）和缅甸穆斯林团体总会（GCBMA）。缅甸独立后，缅甸穆斯林新成立了缅甸穆斯林代表大会（BMC），该组织的首任主席阿卜杜勒·拉扎卡（AbdulRazak）是缅甸独立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阿卜杜勒·拉扎卡的继任者吴钦貌拉担任该组织主席直到1956年。1958年，吴钦貌拉另外组建了伊斯兰宗教事务委员会（IRAC）。1960年，吴钦貌拉与该组织副主席吴拉希德（URasheed）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吴拉希德成立了缅甸穆斯林组织（BMO），并成立了穆斯林中央托管基金，为穆斯林的研究提供财政援助和修建清真寺。吴拉希德是缅甸著名的穆斯林政治家，早在独立前，他就担任了全缅学生联盟（ABSU）的首任主席；独立后，他先后出任缅甸政府住房与劳工部长（1952年）、贸易发展部部长（1954年）、矿业部长（1956年）、商业与工业部长（1960年）；1962年3月，他被奈温发动的政变中被捕。在1962年之前，还有阿卜杜勒·拉希德、苏丹·阿赫默德、阿卜杜勒·巴舍尔等穆斯林在缅甸政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在1990年的大选中，受到若开邦穆斯林支持的民族民主人权党在貌都和布帝洞的选举中获得了4个议席[15]。全缅约有400多个登记或未登记的伊斯兰教组织，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缅甸政府承认。这些被认可的伊斯兰教团体每年可以从政府得到部分经费，不被承认的穆斯林团体的活动和自由就严重受限。被缅甸政府认可的合法穆斯林团体主要有：伊斯兰宗教事务委员会（IRAC）、加米特乌拉玛尔伊斯兰教（JUI）、缅甸穆斯林组织（BMO）、穆斯林中央托管基金会（MCFT）、缅甸穆斯林青年联盟（BMYL）和全缅大毛拉组织（AMBO）。目前缅甸共有2620座清真寺，其中在仰光超过了80座，在曼德勒约幼0座，毛淡棉约有30座，彬吴伦有7座[16]。如在仰光的卧莫尔大街、瑞波达大街、貌达赖大街、素叻塔路有4座逊尼派清真寺，在仰光第二十大街有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缅甸的清真寺几乎都是根据群体和派别来命名，而不像马来西亚和印尼所有的清真寺都用先知的同事来命名。5、缅甸的伊斯兰教学校整个缅甸有数以千计的宗教学校（Madarasah），但缅甸政府并没有采取行动将这些伊斯兰教学校整合进国家的主流教育体系。大多数的缅甸伊斯兰教学校的课程与教学体制和南亚次大陆的基本一致，课程主要有伊斯兰教法、先知的传统、穆罕默德言行录文学、古兰经、阿拉伯语等，但不教授包括数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知识。这些学校大多是寄宿学校，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被送往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在伊斯兰教研究领域进一步深造，但不送往中东国家。这些学校中还存在着语言的矛盾，来自下缅甸的仰光、勃固、毛淡棉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学生多使用乌尔都语，而来自上缅甸的曼德勒、东枝、彬文那、标贝和央米丁等地的穆斯林学生多使用缅语。用乌尔都语交流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印裔穆斯林或曾在南亚次大陆学习过，但这些学生和用乌尔都语教学的老师经常受到使用缅语的学生批评，被指责背叛了祖国。宗教学校是缅甸唯一教授伊斯兰教课程的学校，穆斯林在下一代的教育上面临两难选择：在宗教学校，学习不到现代科学知识；在公立的国民学校，可以学到现代科学知识，但无法学习伊斯兰教课程。此外，由于缅甸政府仅对公民提供中等教育，没有身份证的罗兴伽人子女无法到政府开办的学校学习。二、缅甸独立后历届政府的伊斯兰教政策1、从各方面加强对穆斯林的控制1948年缅甸独立以后，缅甸政府不允许二战期间离开缅甸的印度穆斯林再返回缅甸，而且很多穆斯林被驱逐出境。由于取得缅甸公民地位比较困难，一些穆斯林又自动离开了缅甸。在奈温政府的大规模国有化运动期间，大批印裔穆斯林的财产被剥夺，这些长期侨居缅甸的穆斯林又不断离境。经过印度政府的多次交涉，在1969年3月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访缅期间，奈温被迫勉强同意大约6万名在缅甸出生的印度侨民可以获得正式公民权，但仍有约4/5的印侨无法获得公民权[17]。后来缅甸虽不承认这些印裔穆斯林为合法的公民，但允许他们作为已“登记的外国人”在缅甸居住。1982年公布的新公民法被认为是奈温政府要拒绝给予从孟加拉国遣返回来的罗兴伽人以公民权而设计的。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在1988年接管国家政权后，发给穆斯林“公民身份审查卡”作为有效证件，但这种身份审查至今没有结束，也拒绝给这些穆斯林发放国际护照。这导致罗兴伽人无法出国，就连边境旅游的签证都申请不到。这被认为是今天缅甸的穆斯林所面临的严重歧视。从缅甸独立到1961年，吴努政府每年都允许一定数量的穆斯林到麦加朝圣。奈温执政的1962年至1974年，缅甸穆斯林到麦加朝圣被暂停。1980年，奈温政府恢复资助缅甸穆斯林到麦加朝圣，所需外汇由国家提供。历年到麦加朝圣的缅甸穆斯林数量如下：1980年70人，1981年至1986年每年150人，1987年70人，1988年因动乱暂停，1989年100人，1990年150人，1991年150人[18]，1992年200人。但缅甸政府允许去朝圣的人数和缅甸穆斯林的要求相差甚远，而且缅甸近年来对要求去朝圣者的审查日趋严格。应缅甸政府的要求，除埃及外，其他阿拉伯国家驻缅甸大使馆都对希望获得签证的缅甸穆斯林进行刁难。为了实现朝圣的愿望，缅甸的穆斯林可谓想尽了办法，有的先申请护照去新加坡当女佣，转道去麦加朝圣；有的先办短期护照去泰国旅游，然后到在曼谷的沙特大使馆申请签证；还有的在朝圣季节以外的时间去朝拜。缅甸政府一直不鼓励伊斯兰教国家组织（OIC）、伊斯兰教发展银行（IDB）、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WAMY）等国际伊斯兰教组织在缅甸设立办事处，也反对国内的穆斯林团体这些组织发展关系。但缅甸的部分穆斯林团体与国际伊斯兰教组织之间存在着非正式的联系，国际伊斯兰教组织也资助缅甸穆斯林到海外学习宗教知识和现代科学。如伊斯兰教发展银行赞助了近百名缅甸学生前往其他穆斯林国家学习医学、工程和经济学等课程。强迫迁移和强迫劳动也是缅甸政府加强对穆斯林控制的手段之一，尽管这种方式并不只针对穆斯林。但政府把穆斯林从交通方便的地区迁往几乎与世隔绝地区的行动遭到了穆斯林的极力反对。此外，居住在若开邦的穆斯林在事先没有得到各自村庄首领或警察的同意时，是不允许从一个村庄迁移到另一个村庄的，而要离开缅甸是完全禁止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缅甸政府把仰光的墓地逐渐迁往郊外，但建设墓地的有关规定没有顾及到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从1962年以来，将穆斯林排除在军队、警察和其他政府机构之外是一项实际实施却长期不公开的政策。尤其是1988年之后，这一政策被进一步加强。当然，这并排除个别穆斯林在缅甸政府中任职，如1990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洲运动会的缅甸代表团团长就是穆斯林。虽然近年来缅甸在仰光等大中城市周围建立了不少新的城镇，但缅甸政府不提供用于新建清真寺的土地，因此，要新建一座清真寺几乎是不可能的。已存在的清真寺在经过繁琐的官僚程序之后才可以修缮，但由于缺乏资金和赞助，维修实际上很困难。缅甸政府还规定，扩音器不允许用于祈祷的召唤。缅甸政府还不允许在公共场所传播伊斯兰教，也不允许组织全国性的伊斯兰教活动。2、以反恐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穆斯林的控制“9·11”事件后，缅政府没有立即作出反应，但当美国的《纽约时报》2001年9月重提英国的《简氏情报评论》（Jane’sIntelligenceReview）已在6月26日指出缅甸是与恐怖主义分子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联系的34个国家之后，缅政府一方面立即予以否认，另一方面立即改变态度，积极参与国际反恐行动，并以反恐为契机，加强了对国内穆斯林的管理和控制，试图以此改善和美国的关系。美国于2001年10月7日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起军事进攻后，缅甸的穆斯林群情激昂，反美情绪高涨。由穆斯林激进分子撰写的小册子抨击美国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空袭阿富汗，并号召缅甸穆斯林参加反美“圣战”。这些小册子最初在缅甸中部的马圭、东吁和彬文那等城市出现，10月10日又传到仰光。缅甸政府一方面重点加强了对西方国家驻缅机构的保护，另一方面严密监控仰光、曼德勒等大中城市的穆斯林，并派出大批军警维持秩序；缅甸内政部则下令所有的警察和情报单位查找在缅甸穆斯林中广为流传的反美小册子的来源。2001年10月28日，缅甸军情局副局长觉温少将、内政部长丁莱上校和警察总监召见全缅穆斯林联合组织主席哈吉和吴拉敏等5人，要求他们约束该组织成员，不要采取影响国家外交和社会治安的过激行动。同年12月，美国取得阿富汗战争胜利后，缅甸不少穆斯林仍然反对美国的战争行为，声援伊斯兰教国家的反美圣战，并扬言要对美国驻外机构和人员实施报复。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加强对缅孟、缅印边境地区和仰光、曼德勒、毛淡棉等14个大中城市穆斯林监控及管理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缅政府组织部队、警察和军情局人员对若开邦貌夺、布帝洞两个镇区的9个穆斯林难民营和仰光等14个大中城市的穆斯林进行了严密监控，严防“基地”人员进入缅甸；缅军还趁机在缅孟边境地区修建了大量的永久性兵营和工事，以加强对罗兴伽穆斯林分离分子的打击。2002年1月至3月，缅甸国防部、内政部、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进步与发展事务部以及移民局等部门又先后联合下发了《加强若开邦边境地区难民营管理》、《严厉打击防范缅孟、缅印边境地区非法偷渡行为》等规定，要求军队协助地方政府加强对孟侨、印侨和穆斯林难民的监视控，防范和打击各种恐怖活动。2002年6月17日，缅甸政府颁布了《控制洗钱法》（TheControl of Money LaunderingLaw）；与此同时，缅政府取缔了6个穆斯林学校和3个穆斯林组织。借打击恐怖分子的机会，缅甸和孟加拉国就遣返穆斯林难民和加强管理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缅甸要求孟加拉国不再强行遣返穆斯林难民到缅甸，以免恐怖分子乘机进入缅甸从事破坏活动。当然，在公开的政策层面上，缅政府是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领导人也重视伊斯兰教的发展。如缅甸军政府第三号人物钦纽2002年6月9日出席了在仰光国家大剧院举行的纪念先知诞辰1476年的庆典活动，并亲自致辞。由于缅甸政府对穆斯林的严格管制，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2002年3月4日发布的《2001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缅甸仍被美国列为在宗教自由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三、缅甸独立以来的佛教徒与穆斯林冲突缅甸的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影响缅甸独立后国内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而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1824年以前，缅甸的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若开和缅甸南部沿海城镇，在阿瓦和曼德勒也有少许，但总体人数不多，穆斯林和缅甸佛教徒基本上能融洽相处。但英国人占领缅甸后，大批印度人来到缅甸，其中一半是穆斯林。这些穆斯林不仅在经济上对缅甸人占有优势，而且紧跟印度国内政治的发展，在缅甸成立自己的组织以维护其利益，并积极参与缅甸的二元政制改革。缅甸的佛教徒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些穆斯林是“外国移民”，而这些穆斯林转而寻求英国人的保护。在印缅分治之际，印度穆斯林试图寻求一种保证他们在缅甸社会中的正式政治地位的方案，如在立法院中为穆斯林保留席位。但这个方案遭到了缅甸佛教徒的反对，英国政府也拒绝接受。与此同时，代表缅甸本土穆斯林利益的缅甸穆斯林协会常务委员会成立，该组织强调这个群体的缅甸特征，并谴责在缅甸社会中造成不和的印度穆斯林，反对接纳这些人为国家公民。缅甸人与印裔穆斯林之间的这种敌意和对立（尤其是婚姻法和经济竞争）导致了1938年7月的大规模反印度人骚乱。这场骚乱遍及仰光、曼德勒等大中城市，并蔓延到农村地区。共有1227人在冲突中死亡，其中穆斯林662人，佛教徒317人；另有113座清真寺在骚乱中被毁[19]。这次冲突所引起的种族之间的仇恨是缅甸独立后宗教冲突不断发生的历史原因和重要根源，而缅族佛教徒长期把印度人称为“格拉”强化了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缅甸的佛教在独立后又出现了一个复兴的过程，但直到60年代初，缅族与印裔穆斯林没有发生严重的矛盾。1961年8月年吴努政府一度把佛教立为国教，但立即遭到了山岳少数民族和穆斯林的反对，吴努政府只好又做了一些修改。于是一些态度强硬的僧侣和佛教徒认为佛教国教化的意义已失，同年10月一些青年僧侣团体占据了仰光郊外的清真寺，煽起反穆斯林运动，又一次造成死亡多人的宗教冲突。军人政权于1988年再度走向前台后，缅甸的教派冲突也愈演愈烈。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每当缅甸军政府面临严重的批评时，这种冲突就被煽动起来，使公民没有时间仔细考察现政府的政绩，尤其是转移民众对缅甸真正存在的问题的注意力。1988年以来缅甸主要的宗教冲突如下：1988年底，由于印度支持缅甸的民主运动，收留从缅甸流亡到印度的反对派人士，因此在东枝、卑谬和彬吴伦等地发生了反印骚乱，主要矛头对准了印裔穆斯林。1996年5月，掸邦出现反伊斯兰教传单，在掸邦4个城镇引起了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同年10月，仰光出现了号召佛教徒抵制穆斯林商店和不与穆斯林通婚的传单。1997年3月15日—28日，仰光、曼德勒、卑谬、蒙育瓦、毛淡棉、皎漂和马圭省爆发了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数十座清真寺遭到破坏，其中曼德勒地区14座、仰光12座、帕科库3座、勃固省4座、其他地区7座[20]。卑谬的3座清真寺在3月24日晚上遭到了数百名佛教僧侣的攻击。这场骚乱开始于曼德勒，冲突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一名穆斯林妇女对一名佛教徒妇女进行了性骚扰，激起了佛教徒的愤怒；二是1997年的缅历新年（4月14日）与穆斯林的新年逢合，在这一天佛教徒放生，而穆斯林宰牛。因此，佛教徒普遍将1997年视为灾年。恰巧曼德勒的一座古寺的佛像胸部在4月14日出现裂纹，僧侣遂决定于次日以袭击清真寺的方式祈求消灾。曼德勒地区僧侣的行为迅速波及到首都仰光和其他地区。军政府被迫在8个城镇实施宵禁，并在制止僧侣袭击清真寺的行动中打死了1名和尚，逮捕了100多名僧侣。当时的宗教事务部部长苗纽中将亲自前往曼德勒调解，并对激进的佛教徒和僧侣提出了警告。事实上这场宗教冲突的背景十分复杂，既有军政府转移国内民众视线的因素，也有军政府内部有人试图借宗教骚乱惹恼印尼和马来西亚以阻止缅甸加入东盟的因素，还有佛教徒对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在通往大金塔的主干道旁购买土地修建清真寺不满的因素。2001年是缅甸宗教冲突最严重的时期，在这一年的2月、5月和10月，缅甸发生了三次佛教徒与穆斯林的流血冲突。2月上旬，缅甸若开邦北部的实兑地区爆发了信仰佛教的若开族人与印裔穆斯林之间的暴力事件，造成大量房屋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伤亡，军政府出动了军队并进行宵禁才将事态平息下去。同年5月中旬，由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3月摧毁了巴米扬大佛，在东吁首先爆发了佛教徒捣毁穆斯林的商店、住宅和清真寺的暴力行动，以示报复。这样的宗教冲突很快蔓延到勃固、卑谬、彬文那和东枝等城市，军政府又被迫在这些城镇实施宵禁和派驻安全部队才将冲突压制下去。10月8日，由于卑谬的一名佛教徒女子在与一名穆斯林男子私奔后改信伊斯兰教，再度在该市引起了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并波及到其他地区。10月24日，军政府下令对卑谬、勃固、兴实塔、勃生、毛淡棉等10个城镇实施1个月的宵禁和交通、通讯管制。在2001年持续数月的宗教冲突中，人员伤亡多达数十人，有的组织甚至认为死亡者数以百计。四、缅甸独立后的穆斯林分离运动缅甸刚一独立，由于宗教和民族矛盾，若开地区就出现了吴盛达领导的反政府穆斯林游击队。从50年代开始，若开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伽人也开始了反政府的游击战。由于在50年代孟加拉地区(当时称东巴基斯坦)远不如缅甸若开地区繁荣，双方的生活水平差距比较大，因此许多孟加拉穆斯林非法越境，与若开人经常发生冲突，以至有时发生暴动。与马由（Meyu）国界行政区(若开与孟加拉相邻的一个地区，1961年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居民中，来自吉大港的穆斯林占很大比例，本国居民只占18%。这些移民原来是季节性工人，后来就定居下来。这些穆斯林自1960年以来就参加“穆渣希德”(Mujahid) 暴乱行动，要求把这个地区并入东巴基斯坦。奈温政府在1962年上台后所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罗兴伽人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情绪，并导致在1964年罗兴伽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1964年，奈温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取消了马由边境特别行政区，宣布罗兴伽青年协会（RYO）、罗兴伽贾米图尔马拉玛（RJU）、阿拉干穆斯林协会（AMA）和阿拉干穆斯林青年组织（AMYO）为非法组织。1965年10月，缅甸广播电台的罗兴伽语节目被取消。当然，革命委员会在1964年5月宣布废止面值为50和100的现钞也是引起穆斯林不满的重要原因。1973年，罗兴伽人为了夺取若开邦更多的土地，成立了罗兴伽爱国阵线（RPF），领导人是贾发·哈比比。许多罗兴伽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在1975年也跟随该阵线转入地下。该阵线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进行了广泛的游说宣传，使外界了解罗兴伽人的处境。据报道，该阵线领导人曾会晤了菲律宾棉兰老岛摩洛阵线领导人。1978年，罗兴伽爱国阵线发生严重内讧，很快就土崩瓦解。1982年，罗兴伽人又成立了罗兴伽团结组织（RSO），其目的是建立罗兴伽自治区，并按伊斯兰教法进行管理。该组织经过4年的活动后也因内部矛盾尖锐而分裂成两派，一派由瑜诺斯率领，另一派由努由尔·伊斯兰姆领导。1987年，努由尔·伊斯兰姆派与罗兴伽爱国阵线的残余人员联合成立了阿拉干罗兴伽伊斯兰阵线（ARIF）。同年8月，所有的罗兴伽武装组织都聚集在阿拉干罗兴伽伊斯兰阵线之下，组成了统一战线，但该阵线并没有能有效组织活动，各武装仍旧各自为战。印裔穆斯林在19世纪80年代移居克伦邦，目前仍有几千信徒。以克伦邦为活动据点的全缅穆斯林联盟（AMBU）拥有自己的武装，该武装1983年开始与缅甸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克伦民族联盟联合作战。20世纪80年代初，下缅甸的莫塔马、毛淡棉等城镇发生反穆斯林骚乱，国内又有部分穆斯林加入了全缅穆斯林联盟。1997年3月7日，该组织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东盟中的伊斯兰教国家更加关注缅甸军政府针对穆斯林的侵害人权事件。由缅甸各地穆斯林组成的缅甸穆斯林解放组织（MLOB）是另一个武装反抗军政府的组织。全缅穆斯林联盟和缅甸穆斯林解放组织都是1988年成立的缅甸民主同盟（由少数民族武装与争取民主的反对派组成的反政府统一战线）中的积极分子，也是由1990年大选中当选议员组建的缅甸联邦民族联合政府的成员。1995年，罗兴伽团结组织再次发生分裂，一派仍旧由瑜诺斯率领命令一派由扎卡利尔教授领导。1998年，罗兴伽人的反政府武装内部再次进行整合，从罗兴伽团结组织分裂出来的派别、阿拉干罗兴伽伊斯兰阵线以及罗兴伽爱国阵线的剩余人员合并为阿拉干罗兴伽民族组织（ARNO），并由努由尔·伊斯兰姆担任该组织主席，瑜诺斯和赛弗尔·伊斯兰姆任副主席，扎卡利尔任总书记。罗兴伽反政府武装不断分化组合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财政上的分歧和压力。第二届罗兴伽民族委员会、阿拉干罗兴伽民族组织代表大会于2000年10月5—7日召开，各政党成员、来自国内外的代表、乌力马以及罗兴伽民族军（RNA）的指挥官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讨论了罗兴伽人自由斗争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生活在外国以及孟加拉国难民营中的罗兴伽人是罗兴伽民族委员会讨论的重要议题，该委员会还成立了由努由尔·伊斯兰姆担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阿拉干罗兴伽民族组织与信仰佛教的阿拉干民族联合党（NUPA）同意结成政治同盟也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表明若开邦的佛教徒和穆斯林为了实现自治和独立，已共同反对军政府的统治。从缅甸独立至今，罗兴伽人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在总体而言是比较分散的，而且集中在若开邦，更没有联合缅甸其他的穆斯林群体。尤其是生活在若开邦之外的大中城市的穆斯林对罗兴伽人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并不同情，相反认为罗兴伽人的反政府武装斗争是导致缅甸政府长期压迫穆斯林的根源。总之，罗兴伽人反对现政府的目标看来不会改变，但策略可能会改变，尽量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不过其武装斗争的前景并不看好。“9·11”事件之后，缅甸政府又以罗兴伽人与基地组织早已有瓜葛为由加大了围剿力度。五、伊斯兰教问题与缅甸对外关系由于缅甸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缅甸的穆斯林与国外的联系并不多，但缅甸的穆斯林难民问题曾影响其和孟加拉国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缅甸独立后，侨居缅甸的印度人的权益问题是影响缅印关系的重要因素，但这一问题与侨居缅甸的印度人的宗教信仰没有直接的联系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缅甸的穆斯林还参与国际斗争，也非常关注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兄弟。1956年，当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时，罗兴伽穆斯林竟然上街游行表示对埃及的支持，反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发动的针对埃及的战争。1967年，1000多名罗兴伽志愿者除了通过在卡拉奇的阿拉伯大使馆转交了他们募集到的捐赠之外，甚至要求允许他们亲自参与战斗。　　　　1978年初缅甸政府在若开邦开展一场命名为“龙计划”的调查移民行动，使大批穆斯林难民从缅甸若开逃往孟加拉国，导致了两国之间的边界冲突。其实边界问题始自1942年，当时发生了宗教性暴动，有些穆斯林曾逃离缅甸。1971年孟加拉国成立。此后在边境地区因为穆斯林问题也发生过一些短暂的冲突，但对孟缅两国关系没多大影响，甚至穆斯林被缅甸驱赶的申诉也不曾在双边会谈中提出讨论。1975年，孟加拉国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约有3500人越界入孟。孟加拉国总统拉赫曼1977年访问仰光时，也向缅甸政府提起过这个问题。　　　1978年初缅甸政府调查移民的真正原因是：1974年若开解放党成立，次年同意参加缅甸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联合组织－民族民主团结阵线。若开解放党试图使若开脱离缅甸，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奈温政府得知以后，为了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就在布帝洞和孟都地区调查移民，直接受害者是穆斯林。另外，若开地区穆斯林经济实力逐渐强大起来，怀疑穆斯林支持缅共反对政府也是促使奈温政府对穆斯林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　　　根据缅甸官方统计，截止1978年7月5日，从若开邦逃往孟加拉国的共有143906人[21]，实际数字还要高一些。而据孟加拉国估计，当时若开邦共有约60万穆斯林。大批难民的涌入给已有7500万人的孟加拉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光是每月的救济费用就需要100万美元[22]。因此孟加拉国总统拉赫曼不仅强烈指责缅甸野蛮地驱逐穆斯林，而且要求将这些难民遣返回缅甸。孟加拉国政府认为这些穆斯林是缅甸公民，而缅甸政府指控大多数是非法移民。逃往孟加拉国的穆斯林大半自称属于三个不同的群体，无一属于缅甸人种。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罗兴伽，居住在流经孟缅边境的纳夫河一带。根据1992年4月8日的《参考消息》，罗兴伽人在1948年就有150万，当时他们要求与英国单独谈判，但英国政府没有同意。据估计，在过去40多年间，至少有数十万（罗兴伽团结组织领袖瑜诺斯认为是100万）移居中东国家[23]；还有的材料认为至今已有约150万罗兴伽人迫于生计离开了他们的祖国[24]。另一部分是卡曼齐，他们的祖先于18世纪初移居缅甸若开，以经商为主要生计。第三部分是孟加拉裔农民与渔民，在英国统治缅甸时越界移居。逃到孟加拉国的这些人当中虽然部分持有缅甸国民身份证，但据路透社估计，约有2万人是孟加拉国居民，他们没有正当进入缅甸的准许证和登记[25]。这个数字可能比较准确和符合实际。　　　孟缅穆斯林难民问题震动了整个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穆斯林国家声称要支援他们的教友，并且可能提供了金钱和武器，情况类似菲律宾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缅甸政府担心发展到一场穆斯林圣战的程度，作了一些妥协，与孟加拉国经过多轮谈判，孟缅两国于1978年7月9日签订了协议。缅甸政府以“兴实塔”计划的形式从1978年8月31日开始接收遣返的难民，并且预先建立了10个难民接收营，总共拨款1670万缅元用于重建穆斯林家园。截止1979年底，缅甸已接收了遣返的难民188000人[26]。这一次孟缅穆斯林难民问题就算和平解决了。　　　1989年底，缅甸政府以强制手段在若开北部穆斯林占优势的地区建立佛教徒定居点，引起部分穆斯林逃往孟加拉国。1990年，孟加拉国遭水灾，约60—70万孟加拉人迫于生计逃到若开。缅甸政府通过移民局驱赶，罗兴伽团结组织游击队趁机袭击政府官员。1991年底，缅甸军政府在若开邦集结了大量的军队，追剿若开邦穆斯林罗兴伽团结组织的反政府武装力量。12月21日缅方的巡逻人员袭击了孟加拉国的边防哨所，打死两名孟军，打伤22人[27]。此后孟缅双方都在边境大量增兵，形成对峙状态。1992年初，逃入孟加拉国的穆斯林难民达到20万，给孟加拉国造成了巨大压力。孟加拉国原准备在双边范围内解决问题，但缅甸政府认为大批罗兴伽人跑到孟加拉国是想领取联合国的救灾物资，并非缅甸政府驱赶迫害所致，所以，1992年1月7日为缓和孟加拉国与缅甸边境地区局势举行的会议陷入僵局，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缅甸政府随后又将近1.5万正规军部署在孟缅边界线一带，从而使那里的军队总数达到4万人[28]。孟加拉国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人口虽超1亿，却只有10.3万军队，不想与缅甸军事对抗，便转而利用国际论坛宣传缅孟边境难民问题的严重性，试图把边境冲突国际化。孟加拉国政府的这一策略发挥了较大作用，缅甸的军事行动和难民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许多国家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声明。1992年2月，46个国家同时呼吁缅甸政府停止迫害穆斯林。沙特阿拉伯向孟加拉国迅速提供了援助，以增强这个穷国安置难民的能力，并表示如果缅甸政府在难民问题上不让步，沙特将采取“沙漠风暴”行动对缅进行制裁[29]。孟加拉国总统齐亚在白宫就缅甸穆斯林问题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了会谈，布什允诺立即提供300万美元，并表示支持国际上保护穆斯林和救济移民者的行动。美国冻结了所有援缅计划并对缅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国会也推迟批准对美国驻缅新大使的任命。联合国也派员前往缅甸了解实情。4月初联合国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访问了孟加拉国和缅甸，说明了联合国对解决两国之间的难民问题的态度。就此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还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联合国难民救济委员会也提供援助以安置穆斯林难民并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药品。1992年3月20日大赫国际在进行了多方调查后公布了一些对缅甸政府不利的细节材料。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也通过外交途径对此事表示关注。人们普遍担心此事会引起地区性的不稳定。而缅甸力图通过重新加入不结盟运动来应付这种局面[30]。从1988年缅甸军政府上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缅甸实行制裁，尤其是1990年5月缅甸大选之后军政府拒不交权，制裁更为严厉。孟缅穆斯林难民问题不仅使缅甸的外交处境更为困难，而且反缅政府的穆斯林武装组织和无人收容的几十万罗兴伽难民在国外的支持下，可能与缅政府对抗到底。为了缓和局势，改变自身的国际形象，缅甸军政府进行了改组。1992年4月24日，政绩平平的缅甸治安建设委员会主席苏貌因“健康原因”辞职。4月28日，经过协商谈判，孟缅两国外长签署了协议，同意在“安全而又自愿的基础上遣返逃往孟加拉国的22.3万穆斯林难民”，两国关系又趋于缓和。1992年9月底开始了遣返工作。1993年11月缅甸和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签订了《遣返逃孟穆斯林难民问题谅解备忘录》，同意在联合国帮助下与孟联合遣返。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在仰光设立遣返难民办事处以监督逃孟难民的遣返工作。据上述备忘录1994年底以前应全部遣返完毕。据缅甸官方报纸报导截止1994年2月11日已遣返52689人。但穆斯林难民的遣返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并成为了长期影响缅孟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两国每年都要讨论和协商。1998年4月18日，缅甸外长吴翁觉访孟，两国就缅甸接收滞留孟加拉国南部的21000名穆斯林难民和开展边境贸易等问题进行了会谈。缅甸政府答应接收难民，两国外长还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贸易委员会。此后，由于滞孟难民不愿意被遣返，多次举行抗议活动，遣返工作被迫中断。11月12日，孟加拉国外长访缅，双方正式签署了《缅孟边境协议》，缅甸同意继续接收难民。但到12月下旬，缅政府以正值穆斯林斋月为由，单方面宣布停止遣返滞孟难民工作。孟加拉国外交部于12月22日照会缅驻孟大使馆，要求缅政府履行协议。在此期间，只有大约100名难民被遣返回缅甸。直到2002年初，仍有2万多名难民继续生活在孟加拉国的难民营中[31]（有的材料则认为高达6万人[32]）。2002年12月中旬，缅甸军政府第一号人物丹瑞大将对孟加拉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双方关系有了实质性改善，尤其是在解决穆斯林难民问题和协同反恐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伊斯迈尔2002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观察，军政府卷入了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的迫害；但他同时认为，如果这些来自若开地区的穆斯林有公民身份，缅甸政府必须承认，并给予他们作为公民的一切权利；如果他们没有公民身份，那就另当一回事。对于近年来缅甸不断发生的宗教冲突，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MYMM）多次向缅甸政府提出抗议。缅甸与孟加拉国之间的穆斯林难民问题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了，但并未消除隐患。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仅能够影响缅甸国内局势的稳定，而且也影响缅甸与各伊斯兰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这对于急欲改善形象，大力吸引外国投资以发展经济的缅甸来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军政府仍必须十分慎重地处理。　　

[①]Martin Smith,Burma（Myanmar）: The Time forChange,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2002, p16.[②]《东南亚研究资料》，1965年第2期，第35页。[③]Martin Smith,Burma（Myanmar）: The Time forChange,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2002, p16.[④]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⑤]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页。[⑥][法]韩林：《云南的缅籍印度人和若开（原文译成“瑞坎”有误——引用者注）穆斯林》，孙雨嘉译，《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2期，第42页。[⑦]以上材料均来自http://www.adherents.com/adhloc/Wh_219.html.[⑧]Thurein, Muslims of Burma: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Burma-Myanmar Research and Its Future: Implicationsfor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21^st-25^thSeptember, 2002, p10.[⑨]Ibid.[⑩]htttp://www.webtecharabia.com/1final3/arno.htm.[11]Ganganath Jha, ForeignPolicy of Bangladesh, S. R Chakravaty(ed.), RohingyaImbroglio: The Implications for Bangladesh, New Delhi, 1994,p293.[12]Thurein, Muslims of Burma: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Burma-Myanmar Research and Its Future: Implicationsfor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21^st-25^thSeptember, 2002, p16. 　[13]韩林前引文，第42页。[14]同上。[15]Martin Smith,Burma（Myanmar）: The Time forChange,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2002, p19.[16]Thurein, Muslims of Burma: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Burma-Myanmar Research and Its Future: Implicationsfor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21^st-25^thSeptember, 2002, p20. 　[17]约翰·F·卡迪：《战后东南亚史》，姚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52页。[18]《缅甸新光报》（缅文版），1992年2月2日，第16版。[19]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5页。[20]http://www.geocities.com/westhollywood/park/6443/Burma.[21]《缅甸百科全书年鉴》（缅文），1979年版，第254页。[22]《东南亚年鉴》，香港，1979年版，第121页。[23]林锡星：《缅甸对印度人和孟加拉人的政策》，《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6期，第76页。[24]htttp://www.webtecharabia.com/1final3/arno.htm.[25]《东南亚年鉴》，香港，1979年版，第121页。[26]杨长源等主编：《缅甸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27]张康美：《缅孟边境军事冲突的国际背景》，《国际问题》1992年第2期，第48页。[28]《国际展望》，1992年第12期，第29页。[29]张康美：《缅孟边境军事冲突的国际背景》，《国际问题》1992年第2期，第49页。[30][英]迈克尔·利弗：《当代东南亚政治指南》，英国伦敦Routledge出版社，2001年版；中译文见《南洋资料译丛》2002年第3期，第40页。[31]Martin Smith,Burma（Myanmar）: The Time forChange,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2002, p19.[32]Thurein, Muslims of Burma: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Burma-Myanmar Research and Its Future: Implicationsfor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21^st-25^thSeptember, 2002,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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