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年1月3日楚天都市报讯：《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的百科全书”。堪称“红色经典”中的经典。斯诺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作家社此次出版的纪念珍藏版汇集1937年英文初版、1938年中译本初版、1939年英文修订版三个早期不同版本中的珍贵图片。
漫记《西行漫记》在中国
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2008年6月2日《深圳晚报》
张小鼎，1937年3月生，江苏省扬州市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研究室工作，1981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编审。
找张小鼎老师谈《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是再合适不过了，老人家坐在位于北京郊区的家中，条理清晰地介绍着《西行漫记》的版本，不时慈爱地加点“节外生枝”的故事，让我这个采访者几乎像听故事一样，了解了一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历程。
在说“〈西行漫记〉在中国”之前，一定要先说说张小鼎老师与《西行漫记》。那是上世纪60年代，张小鼎因一次生病住院，偶然看了病友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我看到的应该就是1938年初，由胡愈之先生组织的著名的‘复社’版本，不过当时，我对这些一无所知，只有一个直观感受——感动。”后来，张小鼎又阅读了斯诺的《我在旧中国的十三年》等书，对斯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文革”过后，当时在鲁迅研究室工作的张小鼎曾经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提到1938年中国出版界的三件大事是《鲁迅全集》、《西行漫记》、《资本论》。有人看到这篇文章后，提议让他写写《西行漫记》的出版经过。“当时，我只是读过斯诺的书，对他并无研究，巧合的机缘把我推向了斯诺。”
为此，他曾先后采访了胡愈之先生、斯诺在中国的好友王福时先生，并几乎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搜集资料。“写这些东西是不能任意发挥的，必须以实打实的资料为基础。”张小鼎以收集到的丰富资料，撰写了数篇关于《西行漫记》的文章。在董乐山的三联译本（1979年）未出版之前，三联的领导特地就章节问题上向张小鼎征求过意见。
1984年，“中国三Ｓ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即“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张小鼎成为发起人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完全是因为他写过的几篇文章。1991年，“中国三Ｓ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张小鼎曾先后多次陪同来自美国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斯诺的后人，去陕西重走斯诺在中国走过的路。
后来，张小鼎又撰写了多篇关于《西行漫记》的文章，包括发表在《出版史料》2006年第1期上的“《西行漫记》在中国”，以及《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11期的《永恒的‘红星’在世界闪耀》等。记者根据张小鼎老师的口述并综合他往的文章，在此简述《西行漫记》在中国的出版历程。
《红星照耀中国》的雏形本
“人们一般都知道由胡愈之先生1938年组织翻译的‘复社’版《西行漫记》，但却很少知道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个雏形本。”张小鼎说。
当年，斯诺正全力以赴地赶写一篇篇苏区报道，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日本的侵略铁蹄也一步步逼近北平，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当时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经常去斯诺家拜访，斯诺与海伦夫妇决定把已经发表过的一部分文章和一些已经写好却并未发表的文章，交由王福时组织翻译，尽快出版。
1937年3月，由王福时主持，与郭达、李放、李华春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该书的主体部分后来均收入1937年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那张曾风行一时，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的毛泽东头戴红星帽的照片也首次印入该书。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编译者不得不巧妙地采取了一些策略。比如书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颇费匠心——“外国记者”是挡箭牌，保护色；“西北”这一谜底，明眼人一看便知实指陕北苏区。据译者之一李放说，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仅看到好几种翻版本，甚至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小书摊上都见到有此书出售，其传播之广、翻印之快，可见一斑。
著名的“复社”版《西行漫记》
张小鼎说，相比而言，“复社”版《西行漫记》是比较完整的，也是较忠于1937年英国戈兰茨公司的版本的。
1938年初，在胡愈之同志组织筹划和部分中共党员的推动下，由林淡秋、梅益、王厂青、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冯宾符等文化界12位知名人士集体动手，分别承译，用“复社”名义出版的第一个“红星”全译本——《西行漫记》，于2月10日在“孤岛”问世。
此书虽据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的“红星”译出，但斯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删除了其中的第11章第５节，可以说，“复社”版实际是照斯诺的“修正本”译出的。斯诺还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前，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因为此前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于1935年7月开始，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进行了历时十个月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写了不少轰动一时的报道文章，以后曾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所以细心的读者一看书名《西行漫记》，就会自然联想到这是一部与西北苏区有关的书籍。
《西行漫记》短短十个月内就印行了四版，不少热血青年像怀揣珍宝一样，秘密地携带《西行漫记》，抱着满腔爱国热忱，辗转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对此，斯诺本人在后来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曾生动描述：“战争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
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又出现了两种依照美国兰登出版社1938年再版的“红星”译出、含有第13章内容的新版本，第13章“旭日上的暗影”，着重介绍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和对中国抗战前途的胜利展望。
影响最为深远的董乐山译本
1978年，为撰写关于《西行漫记》的文章，张小鼎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感觉非常疑惑，他发现这本在全世界都影响颇深的书，在中国却难觅其踪迹。“我去北京图书馆找书，到了那儿感到很意外，无论是在‘报告文学’，还是在‘新闻报道’栏目里，都查不到斯诺的著作。后来，有人提醒我，去‘严控’类书目找找，才终于找到。”
据张小鼎了解，解放后，《西行漫记》仅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依“复社”版印行一次，这也因与斯诺第一访华有关，当时只能作为“内部读物”。“我想，这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关系密切。”他说。
随着“文革”的结束，1979年，著名翻译家董乐山据1937年英国戈兰茨公司版本译出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由三联书店出版，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次，董乐山增译了曾在“复社”版中被删除的第11章第５届《那个外国智囊》，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本初版的历史原貌。
董译三联版不仅是《西行漫记》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国内最忠于原著的崭新全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新版本。
进入90年代初后，还曾出现过独具特色的“鹈鹕版”译本，是系斯诺生前最后修订的著名的“鹈鹕版”译出，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1月出版。
时至今日“红星”仍长盛不衰
虽然时光一晃已过去70年，但《红星照耀中国》再现它的经典品质，成为一本一直闪耀着光芒的书。张小鼎认为，这是因为，《红星照耀中国》首先是一本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品，正像哈佛大学已故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评价《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部最冒险、最成功的著作。”在出版过程中，斯诺曾经不断地充实、修改，可以见出他对此书的重视。海伦曾经说过：“《红星照耀中国》比我的全部作品和斯诺的其他作品加在一起，都要重要。”
张小鼎说，斯诺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记者，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他的作品深含独立的思考，他善于用最简洁的文字，写最丰富的事情。今天，我们不可能回到历史，参观当时历史的原貌，但我们可以借助经典的书籍，还原最客观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