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类书
陈寅恪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三类书中他尤其强调第一类。陈寅恪认为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知识。譬如，他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乃人人必读之书。因为它们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此外，他还认为《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其中包含的却是儒家最精辟的理论。《礼记》中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等，都是相当精彩的作品，不但要看，还应该背诵。
读“老书”、读“原典”
陈寅恪读书，注重原典和最基础的书，这可以说是他读书的一个诀窍。为什么要读“老书”？因为“老书”有“原创性”和“基础性”，而且“老书”往往是一门学科的入门书。读“老书”，推而论之，就是读原典。1912年，陈寅恪从瑞士回国，去拜访著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夏对陈讲：“你是故人之子，能从国外学了那么好的学问回来，很值得庆贺。我自己则只能读中国书，外国书看不懂。不过，近来已觉得没有书可读了。”——“书都读完了”、“无书可读”，夏曾佑的话令陈寅恪当时很是不解。几十年后，陈寅恪自己也到了无书可读的境界。对此，陈寅恪说：“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原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读“老书”、读“原典”，这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读书策略。
圈圈点点——不动笔墨不读书
陈寅恪有一个读书习惯，那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随手记录——在书上圈圈点点。这些圈点有校勘、有批语。梁慧皎的《高僧传》是陈寅恪30年代批校最多的书。北京大学王邦维先生在《陈寅恪读高僧传批语辑录》中说：批语俱写于原书上下空白处及行间，字极细密，且无标点。批语多时竟至原书几无空白之处，复又写于前后页。从字迹大小及墨色看，同一相关内容的批语，往往不是一时写成，前后时有补充或更正。蒋天枢也有文字记陈寅恪读《高僧传》的批语：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勉。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以马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陈寅恪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往往成为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著述的蓝本。
不惟书，敢怀疑
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陈寅恪10岁时，在南昌曾听祖父闲话旧事：略言“昔年自京师返义宁乡居，先曾母告之曰，前患咳嗽，适门外有以人参求售者，购服即痊。先祖诧曰，吾家素贫，人参价贵，售者肯以贱价出卖，此非真人参，乃荠尼也。盖荠尼似人参，而能治咳嗽之病。《本草》所载甚明。特世人未尝注意及之耳。”陈寅恪侍侧听罢，对《本草》一书和这段故事暗记在心。后来陈寅恪找到《本草》翻阅，“即检荠尼一药，果于先祖之言符”。“果于……言符”，充分表现了陈寅恪的求真与求知。正是不惟书，不迷信的怀疑精神，奠定了陈寅恪学术大师的地位。
只求学问，不受学位
陈寅恪从12岁起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求学18年。让人深思的是，陈寅恪虽然游学多年却没有一个学位。陈寅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研究。对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学位，他却淡然视之，不以为然。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时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便推荐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清华的校长曹云祥问梁：“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那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闻之大为生气，遂答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立即决定聘请陈寅恪。一代学界泰斗，却没有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特立独行之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只求学问，不受学位。陈寅恪读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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