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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上有一句“尸位素餐”的成语，是形容居高位而不做事的人。“尸位”，古人祭祀的时候，杀了牛羊猪禽兽这些“牺牲”，或者用米面杂粮做成这些生物的形像祭拜，并不是凭空祭祀。同时在祭坛上位，必须有一个像活着的偶像，来接受祭拜，后世叫做“傀儡”；再演变到后代就用木主牌位来替代，这种情形，总的名称叫“尸位”。所以发展到后世，民间所信奉的神明，不管是天神、菩萨，乃至儒家的圣贤，也都要塑成形像。
“素餐”就是万事不做，既不劳动，也不工作，白吃干饭，有如坐在上位受人祭拜的偶像，所以叫做“尸位素餐”。例如尧在一百二十岁去世，是舜接位以后三年，要祭尧的时候，就由尧的儿子丹朱，穿了尧的衣服，坐在上面不动，代表尧，接受舜的祭拜。
《诗经》上说，“不素餐兮”，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光吃白饭，游手好闲，要将自己的才能奉献出来，才可以享有酬劳；如果没有奉献，光享有君王、国家的优厚禄位，就是“尸位素餐”。人生在世，随时都在麻烦别人，近自父母，远至陌生人，都为我们的活着而付出，于我都有恩；所以同样要对别人有所贡献，回馈社会大众的恩惠，这就与“不素餐兮”的精神相同。
“孔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谷的意思是代表当时的俸禄。什么是可耻的事情，孔子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就用不着了，我们不必去占住那个职位，可以让别人去做了。如果仍旧恋栈，占住那个位置，光拿俸禄，无所建树，就是可耻的。其次，社会国家没有上轨道，而站在位置上，对于社会国家没有贡献，也是可耻的。结论下来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为了什么读书，不是为了自己吃饭，是为了对社会对国家能有所贡献，假如没有贡献，无论安定的社会或动乱的社会，都是可耻的。
从孔子这两句话，可知作人之难。社会、国家上了轨道，干拿薪水，没有什么事可做，不必出力，这不可以；社会、国家没有上轨道，拿了薪水而没有贡献，也不可以，都是可耻。那么到底怎样做好？他的重心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社会、国家要有贡献，不管在安定的时代，或变乱的时代，如果没有贡献，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就是可耻。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骂人，如果拿薪水，什么事都不做，我们形容他“尸位素餐”，就是死人占据那个位子，光晓得吃饭，饭桶一个。如果讲难听一点，像乡下人骂人，说这个家伙占到茅房不屙屎。大家在外面要进去，你老是在厕所里，关着门，这就叫尸位素餐。
孟子也说“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依据中国文化的精神，既然身居官职，不能尽心公务、不能达成任务的话，就应该引咎辞职。因为做官的目的就是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国家谋福利，既然达不到目的，再占着这个官位就失去了意义，说句难听的话，何必占着茅坑不拉屎呢！
“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在中国历史上，“言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相当于现代的监察制度。在古代，监察御史专门负责评论，即使对皇帝也不例外，看到皇帝有不对的地方就奏上一本。奏文里面都引经据典，加上一番大道理。但是有时候词句实在太严厉了，皇帝看了真不是味道。所以在中国古代，皇帝实在不是好当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专制政体、君主独裁，其实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的法治精神。为官者经常抱着要对历史、对老百姓负责的存心。
所以我常说，要懂中国历史，不能只看正面的历史，还必须看反面的历史，就是历代大臣的奏议。皇帝尽管不好，不愿意采纳忠言，但是做臣子的宁愿以身家性命做赌注，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进谏忠言。所以在历史上，有些大臣为了第二天要上奏章，经常连夜不睡，有的甚至棺材都准备好了。他们同时留下一份奏章的副本，因为万一第二天上朝触怒了皇帝，会被杀头；或者自己甘愿以死尽忠，不惜生命的代价，要对历史文化负责。大臣们“心存君国”，到必要时就以死相报效，积极地说，是尽忠报国；消极地说，就是怕死后在历史留下不直言进谏的污名。现在市面上有一本唐朝的《陆宣公奏议》，大家不妨买来参考参考。
说到这里，顺便插一段题外话。从前当大官实在是不舒服的，每天早上两点钟就得早朝，连觉都睡不好。所以唐朝有两句诗，以一个年轻的官太太身份为此感慨：“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做皇帝的也是天不亮就必须起床，通常都是老太监站在门外敲钟，第一次敲过，皇帝未起床，就再敲第二次，再不起床，老太监就不客气了，手上拿条热毛巾，往皇帝脸上一蒙，顺手就把皇帝给拉了起来。皇帝睡眼惺忪的，换好衣服，就连拖带拉地被架上了朝。国家大事讨论两三个钟头以后，早朝结束，皇帝回去吃了早点，又要打瞌睡了，于是再睡上一觉。这就是“回笼觉”这个典故的由来。
同时我们再看看现在的公务员们，以及整个社会的风气，不要说死后不怕人骂，活着的时候也尽管人骂，不在乎，只要他官做得大，钱赚得多，管他别人怎么说！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凡是中国人，是不是也都应该自己反省反省呢？
整理自《论语别裁》《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公孙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