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简而言之，就是先到农村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农村全部搞定了，然后再向城市进军，拿下城市，解放全国。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看来，这个道理似乎听上去平淡无奇，大家一定觉得，革命就应当如此，不是农村包围城市，难道还是城市包围农村，这个皮够大吗，这馅包得住吗，对，在中国之前，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革命来说，城市包围农村，那才是人间正道。因为众所周知，共产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在哪里，工人当然是在工厂里工作，在城市里生活，就算现在工厂建得越来越偏远，我说工厂都建到远郊了，再远的郊区，也是郊区，郊区依然属于城市的一部分。虽然工厂会建到农村去，有朋友说了，那乡镇企业呢，别抬扛好吗，乡镇企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新生事物，是我们中国特色的，工人是城市工业化的产物。所以，城市是工人的大本营、根据地，工人阶级的革命，自然应当在城市中进行，在城市中发展。比如说，苏俄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在重要的大城市，进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了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然后革命再由城市向农村幅射。大家就是这么干的，孙中山说了，以俄为史。人家成功了，我们就要学人家的，既然俄罗斯走的是城市路线，我们也应当把重点放到城市中，国民党是这么想的，共产党人也是这么想的。当共产党人明确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以后，他们就开始大规模的在城市里进行武装斗争，最有名的是南昌起义。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南昌起义后第二天，时任国党党主席汪精卫，就开始调集大量部队进攻南昌，起义军被迫辗转南下，要去攻打广州，为什么好好的南昌不呆着要去打广州呢。首先是南昌呆不下去了，敌人凶猛啊，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要走城市路线，而南昌这样的城市，显然不够规格，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才是开展革命运动的好地方啊，这也是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要他们尽快攻克一座港口城市，这样，俄国就能更好的支援中国，再加上南昌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不如一走了之。这一走不要紧，引得国民党是围追堵截，打得起义军是相当之被动，但起义军居然还是从江西打到了广东。其实，以当时国民党的兵力，起义军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到广东。汪精卫调集大量部队追堵起义军，可是国民党的军队一向是雷声大雨点小，军阀们都把自己的部队当成命根子，打仗之前，先要计算一下，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划得来，所谓大炮一响黄多万两，这打起义军显然不算是什么美差，所以在对待起义军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基本是，大声谴责的时候冲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时候躲在后面，但是有一个人，却是全心全意地要跟起义军去玩命，这位叫什么？这人名字就叫张发奎，此人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他为什么铁了心地要跟起义军玩命呢，因为他的部队当时就驻扎在南昌，他就是南昌起义最直接的受害者。这位仁史张发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下面有三个军，分别是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四军下面的第二十五师，被起义军部队拉走了两个团，二十五师的师长基本就是光杆司令了，而十一军的主力是第二十四师，师长是叶挺，可想而知了，二十四师也没了，而二十军呢，军长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我们贺龙，也没了，于是，二十军整个军没了。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被南昌起义起义掉了三分之二，你说他是不是要拼命，他要玩命一起追击起义军一旦追上那其他兄弟部队，看在党国的份上，多半也要去分一杯羹吧，那样起义军就大大的不妙了，虽然共产党拉走了张发奎那么多部队，但是好在张发奎身边有一位参谋长，这位参谋长的名字叫叶剑英。你说张发奎这个人，惨不惨，队伍给拉走了三分之二，留下来身边最重要的人当中还有一位叶剑英，叶剑英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现在大家都知道叶剑英是共产党，那可是开国的元帅，但是当时张发奎怎么可能知道呢。当时张发奎的部队所有军官都说要追上起义军，跟他们好好打一仗，唯有叶参谋长力排众议，他说追打起义军，搞得两败俱伤毫无意义，还不如跟着起义军假装追赶，到广州以后趁机拿下广州更加实惠，张司令认为此计甚妙予以采纳，正是因为叶剑英的成功误导，叶挺贺龙才有可能率领起义军突出重围，一路杀奔广东。起义军在进入到广东后，形势就不一样了，广东，国民党认为那是自己的大后方啊，一支共产党的部队在那里到处乱走，那怎么了得，前后左右的国民党部队都来了，形势越来越紧急，有一个叫做三河坝的地方，起义军兵分两路，一部分由贺龙叶挺率领攻打潮汕，一部分由朱德率领殿后，朱德率军奋力抵抗追兵三天三夜，四千人马打得只剩下两千人，撤出三河坝时，却得到消息，攻打潮汕的主力部队已经全军覆没，部队已经基本冲散了，起义军的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要么生死未卜，要么分散撤离，又是进攻城市的一次惨育教训啊，在南昌起义的时候，朱德地位不高，算不上核心领导，大家只尊敬他是个老同志，那个时候，对于这位没有地位的老同志来说，日子很是难过，大部队垮了，他这支被分下来殿后的小股部队，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的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越来越多的人离开部队，而且还要不断地遇到敌兵，人越来越少，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下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说起陈毅大家知道，战争年代他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和平年代他是共和国第一任上海市的市长，后来也担任过外交部部长，有一件事我印象深，那个时候中英发生过局部战争嘛，战争当然是以印度方面大败而告终，当时陈老总就去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那么有许多外国记者现场问了陈老总许多问题，陈老总就是陈老总，相当有个性，他不会来一个一个问题回答你，人家在提问，他都在讲，你们不要一个一个问嘛，你们把问题一下子问出来，你们一下子问出来，我一下子回答你们。所有记者都在提问，陈老总都在听，最后一个问题话音未落，陈老总啪起来了，一把扇子一拿，“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统统报销，记者招待会到处结束”，这就是一代元帅的风范。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成建制成建制的离队，剩下的更是要求分散活动。当时林彪带着几个黄埔第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部队垮了当俘虏，还不如现在穿上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队伍行将崩溃，这个时候朱德站了出来，朱老总真不愧是总司令，在一个叫天心圩的地方，朱德召开了军人大会，在会上朱德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什么叫领袖气质，这就是领袖气质，有的时候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说话，而且说得坚定，说得坚决，朱老总用这短短的发言，把自己火一般的热情传递给了所有人，同时也说明了两点，第一，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第二，革命必须自愿。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一句话，稳定了军心。当然那时候人也比较少，军心比较好稳定，这支部队还剩下不到八百人，这就是革命的火种。朱德、陈毅、林彪、粟裕，三个开国元帅，一个开国大将啊，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消灭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粟裕，就在这八百人中。朱德领着八百多人部队，一个坚持打游击，最终这个队伍又壮大到八千人，一年后，朱老总带领着这支部队，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于是才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了朱毛红军。朱毛红军，大家注意，朱在前，毛在后，可见当时朱德的份量有多重啊。当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别提多高兴，他特地换下了穿惯了的长衫，连夜找人赶制了一件灰布军装，就为了穿戴整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朱德是后上井冈山的，井冈山上在此之前就有毛泽东，毛泽东其实是最先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并且带头走了这条路线。
农村包围城市的真正起点，要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说起，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毛泽东任前委书记，起义的行动部署是这样的，首先，在各县农民起义的配合下，一支部队巧取平江，一支部队攻打浏阳，还有一支部队攻取醴陵，然后一起合围攻占长沙，各部队齐向长沙推进，在各县农民武装起义和长沙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夺取长沙，计划堪称完美啊，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发动工农武装哪有这么容易，当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白色恐怖正在蔓延，“共产党”三个字就是天大的罪名，行动很不方便，毛泽东到农村去组织工农武装，还被抓住一次。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当时毛泽东为了准备秋收起义奔走于工矿和农村之间。有一次到农村去，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已经达到顶点，好几百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民团总局去处死，当时毛泽东身上有几十块现大洋，打算贿赂押送的人，可以释放他，下面的小兵见钱眼开，都基本同意了，可是那个队长比较清廉，他不干，结果贿赂失败。你看毛主席贿赂也失败了，于是毛泽东决定逃跑，不，那不叫逃跑，那叫战略转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转移的机会，离民团总部越来越近，进了总部可是要枪毙，眼看就要到民团总部的时候，终于找到了机会挣脱逃跑了，他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很高的草，他到那里躲到了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当时民团的士兵气急败坏到处搜捕，有好多次他们已经走得很近很近，有一两次几乎都可以碰到毛泽东了，毛泽东自己都已经准备放弃，觉得一定会被抓到，但是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毛泽东始终没被发现，一直到天黑，民团放弃了搜索，毛泽东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他没有鞋，最终脱险的时候，脚上都走出了水泡，就是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毛泽东和党的干部，不断地做工作，好不容易积集了六千人的兵力，也不少了，秋收起义马上就要来了。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打响了，前面几步都挺顺利，在攻打长沙遇到问题了，长沙那也是重要的城市啊，还没攻打，在向长沙进军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国民党强力阻击，怎么办，强攻长沙，还是就此结束，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毛泽东不断接到来自前线的报告，六千人的部队，眼看就剩下一千五百人了，他迅速综合了所有情报，当机立断，所有部队立刻撤出战斗，好不容易拉起的队伍，如果就这么拼掉了，实在是让人心痛啊，一次起义的失败又算什么，所有的部队开到了文家市，在文家市的一所学校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进行的非常激烈，由于起义失败，部队中情绪很不稳定，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应该执行中央的决议，攻打长沙，但是毛泽东认为不能再打了，为什么不能打，毛泽东发言很简单，对比兵力，长沙守军至少三万，浏阳、醴陵、修水、萍乡国民党部队加上周边地主武装，至少五万，而我们现在满打满算就一千五百人，怎么打，就算奇迹出现，打下长沙，你能守得住吗，长沙和岳阳武汉铁路相连，水路相通，即使占领了长沙，敌人也会通过铁路水路围攻你，起义军三万铁军曾占领南昌，最后还得让出来，退走福建、广东，我们区区千余人，难道是天兵天将不成，那怎么办，毛主席继续发言，鉴于现在敌强我弱，再执行原先攻打长沙的计划，势必造成不利的局面，我们要到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到大山深处去，话音未落，立即有人反对，有的人说，你这是当逃兵，我要枪毙你。有的人说，这是违反党的决议，是叛徒行为；有的人说，你这是要让我们去当土匪，当山大王；还有的人说，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我绝不当土匪，绝不当山大王。毛泽东接着发言，当山大王有什么不好，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等待革命的时机，我看当一当革命的山大王，也没什么不好嘛。经过讨论表决，虽然很多人不情愿，但大家最终决定，暂不攻打长沙，往湖南与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撤退。毛泽东说向大山进军，一切责任由我毛泽东负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文家市决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想法，并且开始实施这个想法，当时他还不知道井冈山，但是他离井冈山越来越近了，所以毛泽东不但是革命的理论家，更是革命的实践家，去农村搞工农武装割据，这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出路，回望过去，革命的正确道路，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谁拍脑袋想出来的，很多时候都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历了无数次城市的起义和暴动的失败，中国的革命者认清了自己的国情，苏俄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要走自己的路，要农村包围城市，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听说了中国搞农村包围城市，他是大大的不同意，在这个俄国人的脑子里，无法想象农村包围城市是怎么回事，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不是斯大林同志太顽固，主要是俄国万里冰原，农村根本没几个人，即便农村发动起来了，农村要想包围城市，想一想都很困难，冰天雪地之中，刚包到一半，大家可能都冻住了，所以斯大林一直不相信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能成功，他曾指示中国共产党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以前共产党听了他的话倒了很霉，现在中国共产党打算走自己的路，让斯大林说去吧。共产党人离开了城市，投入了农村的怀抱，这是逼不得已走出的一步，如何走下去，能够走多远，怎么走。
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想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本来共产党人也是想像俄国人那样，在城市里搞革命，但是实践证明，这条路行不通，革命是搞了，起义也起义了，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中共开始走向农村，去农村建设革命根据地，我们常常说，大都市、大都市，一个城市再大，在地图上终究只是一个点，而剩下的大片大片的都是农村，农村这么大，应该去哪里呢，在城市里搞革命失败了，因为城市里面的反动势力实在是太凶恶，那么就远离城市，离得它远远的，比如到喜马拉雅山脉，比如到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地方远离反动势力，是不是在那里革命就更容易成功呢？显然不行，什么喜马拉雅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那里坏从固然是到不了，好过去那也费劲啊。革命离不开群众，跑那么老远去，连人都看不见，还怎么革命呢，革谁的命呢！所以，农村是固然要去的，但也不能太偏远，那么就近一点，就在上海市旁边的农村，搞一个革命根据地，如何呢，群众基础好，经济基础更好。但是你今天刚刚开始革命，晚上蒋介石的部队就开过来了，还不是一样。其实农村只是一个大方向，具体选择在什么地方，又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毛泽东选择了井冈山，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要选择井冈山呢？他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这么说：整个罗霄山脉中段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不如中段那样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政治都会，南段地抛虽然比北段好，但是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了许多，他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均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所以，选址问题，要不近不远刚刚好。但是仅仅这一条是不够的，1928年的时候，毛泽东写了篇文章叫做《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对于中国红色政权的存在进行了分析，首先说的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中国处于一个军阀混战的局面，老军阀混战完了，新军阀接着混战，各个军资有各个军阀的地盘，而红色政权就只能存在于军阀势力与势力之间的间隙，在势力与势力之间有什么好处呢？势力与势力之间实际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就象我们现在所说的城乡结合部，说它是城市它不是城市，说它是乡村它也不是乡村，是三不管地带。这边的军阀不管，那边的军阀也管不着，正好给了我们绝色政权生存发展的空间，空间是有了，那么你怎么发展呢！可能大家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很简单啊，选好了地方，共产党带领着部队就开过去，村里的老百姓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夹道欢迎，热忱的欢迎共产党到来，所有的人民群众不图回报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样美好的场景，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或者在共产党威名远播的时候可能出现，但是在那个时候，农民对于共产党不了解，对于当兵的更多的是恐慌，怎么才能让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让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一起来建设根据地呢！在根据地的建设当中，中国共产党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叫做“土地革命”。什么是“土地革命”呢？说得直白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农村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都是农民，可是农民生活过得不好，常年受到地主土豪的剥削和欺压，如今共产党来了，搞土地革命，把地主土豪全部打倒，土地分给农民，这就相当于你作为一个农民，本来你租着地主的地，天天种地，交了租以后，全家还吃不饱、穿不暖，现在突然共产党来了，有用交租了，全家还吃得饱饱的，从根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样的好事谁不喜欢。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社会地位一下子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很重要，以前农民天天看地主的脸色过日子，现在不一样了，地主全都夹着尾巴走路，而我们农民全部都可以趾高气扬，那叫翻身农民把歌唱，那种优越感，使得农民对共产党的恩情那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说起来那时候地主也是挺倒霉的，他们世世代代就是这样，靠剥削农民过日子，也不知道哪里做错了，突然之间就有了来顶之灾。大家注意啊，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那是不一样的，改革是温和的，而革命是带有颠覆性的，土地革命那是革谁的命，显然是地主老爷的命，地主地主，土地之主，地主就是靠占有土地来剥削和欺压农民，如今你要把他的土地没收，进行重新分配，那他以后还怎么压迫农民，不压迫农民，他就不知道怎么活了，你让他自己种地吗！ 他不会，会也吃不了那个苦，能吃也不愿意吃，那不就是要他的命吗！所以土地革命革掉了好多地主的命。当然也有很多地主很识时务，老实配合共产党，把土地交出来，命保住了，但是社会地位依然是一落千丈，低到什么程度呢！以前地主家的女儿是不愁嫁的，土地革命以后，地主家的女儿完全嫁不出去了，没有人要，有的地主家的女儿嫁不出去，实在熬不住，自杀的都有。总而言之，那时候，通过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极大支持，为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保障。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四年里，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十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我认为根据地建设进来，才算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开始，但是，根据地建设起来，就能舒舒服服发展了吗？就能长久的存在下去吗？毛泽东说：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还须一个紧要的条件和前提，就是共产党组织有力，政策不错，红色政权要长期存在下去，共产党本身自己不能犯错误。历史证明，只要共产党自己一犯错误，红色政权立马就危险，国民党看着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而且越来越多，他们也没闲着，他们想方设法要消灭红色政权，归简单的办法就是军事进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用兵喜欢用“剿”这个词，“剿匪”，而且这个“剿”里面学问还真挺大，光“剿”就分好几种“剿法”：大家来看一下，有“会剿、围剿、清剿、进剿”，据说每种“剿法”意思不太一样。我们先来说“会剿”，会剿是指国民政府调动各省地方部队去进攻苏区；围剿是指国民政府同时发动中央军和各省地方部队去进攻苏区；清剿是指国民政府针对已经占领的苏区或者说游击区进行拉网式的清查搜索；进剿一般是指国民政府调动各省地方部队围困苏区的同时，以中央军为主力进攻苏区。在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剿面前，共产党显然是不能犯错误的，但是这世界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1931年11月，在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最大的根据地，连当时一直反对搞农村包围城市的党中央部分领导以及共产国际都从上海搬到中央苏区来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既然是中央苏区，又是最大的根据地，国民党自然是加倍的关照，采用了以上诸多军事进攻方式中规格最高的一种“围剿”而且是不停的“围剿”。
在中央苏区还没有正式建设起来的时候，蒋介石就开始关注他了。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了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而当时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大约只有不到四万人的兵力，强弱很明显，毛泽东指挥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什么叫“诱敌深入”？就是敌人有十万人马，到处找红军主力决战，但是红军就是不跟他决战，到处跑，你找都找不到，你想一想，国民党部队有多急，想好好打一仗，然后赶快回家，但是就是找不到敌人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是完全找不到，有时候你认为找不到了，出来一小股红军，出来打两下黑枪，搞得国民党那些当兵的神经兮兮的，都快崩溃了，而且越深入苏区，战线就越拉得越长，就在敌人心猿意马、又饿又累的时候，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将国民党的部队各个击破，并且活捉了当时的国民党的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为此毛泽东诗兴大发，作诗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第一次反围剿胜利，蒋介石是一个执着的人，第一次围剿以后，他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第三四围剿、第四次围剿，调集的兵力分别是二十万、三十万和四十万，不管二十万还是三十万，毛泽东指挥红军一律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全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孜孜不不倦的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号称调集了一百万部队，基本上是全家老少齐上阵了，直接用于进攻苏区的部队至少有五十万，这一次蒋介石赢了，因为共党自己犯了错误。当时共产党出了一个人才，他叫王明，此人在苏联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而且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深受共产国际的器重。1930年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王明从一名普通党员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他开始主持党的工作，主持党的工作你就好好主持啊，10月又跑到苏联去了，去担任一个共产国际的干部，那就不要再管国内的事情嘛，唉！还不行，他还得管，他派了两个人代表他，来领导中国共产党，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叫李德，一个叫博古。其中李德还是个外国人，他们两个在党内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什么是左倾冒险主义呢？简而言之，就是不能清醒认识自己，更不能清醒地认识到敌人的力量，因此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的冒进的作风，两个字总结就是“蛮干”。我觉得啊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也要负一定责任，因为前面四次反“围剿”，基本都是毛泽东领导的，全部取得了浑煌的胜利，这换了我嘛，我也会觉得红军是战无不胜的，我估计也要左倾一把，但我又不是共产党员，又不是党的领袖，我觉悟低一点也无伤大雅吧！王明作为党的领导人一贯是左倾，到这个时候他倾得更历害了，但是毛泽东显然是不会同意这种路线的，结果毛泽东被撤职了，李德和博古成为了红军的领导人，他们抛弃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战术，换了一套全新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术，国民党倾巢而出，五十万大军压境，苏区的红军一共也才十万人，你怎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呢！再加上国民党经过前面四次的失败，已经学得很精，绝不冒进，修了大量的碉堡，搞碉堡战术，一里一里的往前推进，要是行军的话，走到下午三点钟，就开始安营扎寨。为什么呢？害怕红军夜袭，早点停下来修工事，红军跟国民党寸土必争，胶着消耗，可是我们红军哪里经得起这样消耗呢！就这样，第五次反围剿前前后后打了一年多，这一年中，王明对于苏区的了解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他甚至认为蒋介石要对苏区发动毒气战，于是筹措了五万美金，让红军买防毒面具，红军在前线流血牺牲的时候，他坐在莫斯科金碧辉煌的殿堂里，猛烈的吹嘘，我们苏维埃中国的面积，在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比法国国土面积还要大百分之十九，比德国大百分之三十一，比日本大百分之五十四，比英国大百分之六十四，红军正规军已达到三十五万，非正规军那可有六十多万。可实际上呢，中央苏区没有了，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百，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中央根据地虽然没有了，但是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实践，我们看到：首先是中国革命，必须要走向农村，因为城市呆不住；接下来，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错误，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革命道路，是完全行得通的，也是必须要坚持的，于是乎就有了举世瞩目的红军两万里长征。
自己动手，丰家足食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经济困难的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这一口号，随后在各大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为什么要特别的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呢？难道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都不是自己动手的，你猜对了，在此之前，还确实不是自己动手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原先的工农红军，被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番号又变成了第十八集团军，被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不仅仅是换个名字而已，国民政府是要给八路军提供军饷、粮草、弹药的，按照国共两党的协议，八路国三个师约4万5千人，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军饷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以后几年虽略有小小的增加，但总数没有超过70万元，这些钱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不仅如此，有的时候八路军有些特殊的待遇，1938年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部队陷入了日军的包围，朱德派林彪的115师下属的343旅前去救援，顺利把卫立煌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了出来，卫立煌为了表示感谢，回去以后拨给了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所以按理说，八路军作为国民政府正规编制内的军队，是不用自己动手的。不过国民党发起军饷来，有时候也很不痛快。1939年冬，军费停发了，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胡宗南部正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攻击。我们知道一个精明的政府，比如美国政府，一般都会鼓励两股势力打仗，然后同时向双方出售武器。国民党政府虽然不那么精明，但是也不那么会傻到一边和共产党的军队打仗，一边还给共产党军队发放钱粮，不会。所以就把八路军的军饷给停了，不过事件平息后，经共产党方面据理力争后，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了拖欠半年的军饷，这都是什么事！其实军饷问题一直是国民政府的老大难问题，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即便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象抗日劲旅第十九路军，也常常发不出饷，所以蒋委员长在发饷的问题上，不算太亏待八路军，实在发不出来，咋办！就象现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有的是故意拖欠，有的是老板自己也没钱，得区别对待，上面不发饷，八路军就要自己想办法，所以就要自己动手。自己动手，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1937年八路军刚刚接受改编时，下属林彪的115师。刘伯承的129师，贺龙的120师三个师，一个师正规编制是4个团，所以八路军是12个团，大约4万多人，没过几年八路军撒豆成兵，一下子变出了50多万人，这50万人，你都问蒋委员长要军饷了吗！那蒋委员长肯定要大骂你娘，你要说八路军自行其是，也并不尽然。1940年的时候，彭德怀彭老总居然能调集100多个团，发动了百团大战，说起彭老总的霹雳性格，在军中那是十分有名的，他发起脾气来就要骂人，三军团的干部几乎都挨过他的骂，什么黄克诚、杨勇、张爱萍、彭少辉、李天佑都挨过彭老总的骂，这些人哪一个不是骁勇善战、独挡一面的大将，遇到彭老总，没有不服的，被彭老总骂了，没有敢吱声的。红军时代，有一次军情紧急，彭德怀要上前线指挥，紧急嘛，所以彭老总总是跑着去的，警卫员挥着小三角旗，在前面开路，一名战士太疲乏了，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坐在路上不让，彭德怀急了，大骂起来，“狗娘养的，起来。”战士跳起来，看也没看，照着彭德怀当胸就是两拳，当时彭德怀是红三方面军的军团长，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战士居然敢打军团长，那还了得，传令排的排长，把那人捆到彭德怀面前，要求从来发落，彭德怀一挥手，“谁叫你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那个打人的战士此刻眼含热泪，给彭老总深深一鞠躬，转向追赶部队去了。1938年前后，抗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延安方面曾经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增设一个师的编制，遭到蒋介石直接拒绝。好，一个师的编制你都不给，那我就自己搞一百个团，说起这个百团大战，这也是逼迫根据地自己动手的原因，在日本侵华一年后，他们就发现，想要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是不可能达到的，于是日本人开始对国民党拉拢诱降的政策，而对共产党和根据地则采取囚笼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和不断地扫荡，说起来挺有意思，在国共十年对峙期间，国民党对共产党根据地的进攻，叫做“围剿”或者是“会剿”，而日军对共产党根据地的进攻，则叫“扫荡”。剿，是专门针对匪而言，国民党那时候认为共产党是匪，所以要用剿，而扫荡只针对一个区域，不针对目标，我们要扫荡上海，我不管是土匪、流氓、老百姓、八路军通通都要倒霉，从扫荡一词就能感觉到日本人的蛮横和凶狠，而在抗战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打过不少仗，比如我们前面讲的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这个时候就不叫“围剿”，那叫什么，叫摩擦，我也不拼老命使劲打你，我就在旁边跟你摩擦，让你不能好好过日子，不管怎样，你围剿，我就反围剿，你摩擦，我就反摩擦，你扫荡，我就反扫荡。百团大战，其实就是一次反扫荡战役。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准备大举破击正太铁路，所谓正太铁路，就是河北正定县到山西太原的铁路，是日军华北地区战略运输线之一，日军一直以重兵守备，本来彭老总打算发动22个团打这场战役，但是由于八路军抗日热情高涨，一听说要和日本人打，都要冲锋陷阵，结果一共有100多个团参加了这场战役，歼敌两万有余，破坏铁路九百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把日本人打得魂飞魄散（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总部发动以破袭正太铁路为支点的战役。此次战役从1940年8月一直持续到1941年1月，在历时4个月的战斗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000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事物资，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虽然对日本侵略者给予了有力的打击，也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但是客观上却暴露了八路军的军事实力，违背了八路军敌后游击隐蔽分散的重要原则。）战斗结束以后，首先是日本人，以前一直一门心思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现在发现土八路原来这么的历害，有这么多部队，于是一下子从华北地区调集20万的部队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以前的扫荡叫做“囚笼政策”，现在改了，叫做“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以前囚笼政策，扫荡起来不管共产党还是老百姓都要倒霉，现在三光政策扫荡起来不光人，连狗都不放过，这叫人畜不留、庐舍不存，扫荡完以后就成了无人区，这是军队吗，这是蝗虫，比蝗虫还厉害，跟现在核泄露差不多，而国民党方面，固然是按照惯例发来贺电，但是蒋委员长他老人家肯定心里不太舒服啊，八路军有100多个团，整个第二战区也没有100个团，不仅蒋委员长本人，连整个国民党高层都感到震惊，于是所谓反共、防共、溶共、限共、限共的政策愈演愈烈，国民党大搞反共摩擦。1940年11月19日，百团大战还没打完，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局就通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奉何应钦之命从本日起停发八路军经费，10月份欠发之20万，亦一律停发，之后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被宣称为叛军，连编制也取消了，所以军费就别指望了。
敌人在扫荡，盟友在摩擦，本来就不怎么够用的军费也完全停了，这时候根据地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好过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最大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到1941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服、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连吃穿都没有了怎么办，有首歌大家肯定很熟悉，“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这还是敌人吗！这所作所为不像是敌人，倒像是亲爹亲妈，偶尔为之或许可以，让人家敌人做我们的勤务兵、粮草队，靠敌人吃饭，那岂不是太危险了，听上去很潇洒，但真的也不现实，算作革命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吧！毛泽东肯定不会这样来领导根据地，他很切实地提出，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1939年年底开始，诸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使得边区根据地的物质供给陷入困境，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的脱产人员已在三年间增加到7万多人，农民人均赋税也从小米1升涨到7升多。仔细调查研究后，毛泽东认为，打破困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进行生产，毛泽东的指示被提炼成“自己动手、丰农足食”的八字方针，一时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参加大生产运动。陕北的沟壑山川人欢马叫，一片欢腾的劳动景象。）所有的老百姓、学校、党政机关以及部队都参加了生产运动，开展生产竞赛，毛泽东自己也在窑洞旁开垦了一块地，自己种蔬菜，连他老人家都自己种菜了，当时整个根据地的生产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涌现出许多的劳动模范，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模范们，我们先不说，我先说说没被调动起来的，有这么一群人，以前就是懒散惯了，不愿劳动，土地改革给他们分了土地，他们也把地卖了，把牛卖了，坐吃山空，现在搞大生产，他不仅自己不生产，逃避公税，而且说怪话，破坏别人的生产情绪，这种人那个时候有个特定的称呼，叫什么，叫“二流子”，在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二流子”改造运动，当时延安有很多人被划为“二流子”，划为“二流子”的人门上或者身上必须挂“二流子徽章”，要挨批斗，只有真正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徽章才能取下，而对于女二流子，规定她们受家人束缚，若不改，则丈夫打骂政府也不管，也不准离婚，我也不知道这种规定是不是有用，反正据说一年之内陕甘宁边区改造了6400年二流子，二流子没有了，大家都去大生产了。还有的人虽然不像二流子那样好吃懒做的，但是对于劳动的态度也不怎么端正，那时候毛泽东在很多次讲话中都会说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同志，她的对象以前是搞政治工作的，后来被调到骡马大队当队长，这个女同志就不爱他了，他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大队的队长，还不如嫁给一个政治干部，这样才不算辱没了她。毛泽东指出这样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他说我们现在需要政治工作者，更需要经济工作者，需要劳动者，因此我们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工作和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那个女同志应该以她的爱人为荣，应该买花生欢迎他，这种人应该有恋爱的优先权，女同志应首先去和他们谈恋爱。恋爱优先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女孩子们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毛泽东思想，劳动者是最光荣的，有恋爱和的优先权，真是时代不同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恋爱优先权都是富二代。毛泽东的讲话对于扭转群众们的认识当然是很有用的，纠正了错误思想，批评了错误的认识。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众多的模范中，大家最为熟悉的应该是王震的三五九旅和南泥湾。南泥湾地区是陕甘宁的前沿，它与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连接，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那里驻扎着一个军部和一个师部的部队，时不时要搞一搞摩擦，南泥湾是国民党进入延安的必经之地。（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这里野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稀小，是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南泥湾有“烂泥湾”之称，恶劣的环境没有吓跑这些年轻的拓荒者，反而激发起他们的劳动热情，没有房子，战士们就开始搜寻树枝和杂草，搭起简陋的棚子，露宿在山林野谷之中，没有食物，就到河边、山坡上去采挖野菜，把能吃的搜个遍，没有工具，就到外面换农具，或者从古庙中抬来破钟自己锻造。）当时驻守南泥湾的王震率领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大生产运动开始后，中央指示三五九旅不仅要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还要通过开荒生产尽快做到自给，从根据本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三五九旅的战士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在南泥湾边战斗边开荒，上至旅长本人，下至勤务兵，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几年下来大片荒山被开垦成了良田，到1944年三五九旅共开荒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24头，上缴公粮1万石，毛泽东给王震颁发了奖状，并且提词“有创造精神”，这就是人民的军队，需要生产的时候就生产，需要战斗的时候就战斗。1944年三五九旅的一部分兵力被抽调出来组成了南下支队，由王震率领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南下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在这支南下的队伍中，有一位伟大的作家他跟随王震的部队一边生产，一起战斗，五年后这位作家作出了举世闻名的小说《暴风骤雨》，他不是别人，就是周立波。自己动手、丰农足食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壮大了根据地的力量，三五九旅和南泥湾成为了大生产运动的标兵，南泥湾精神也成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代名词。1943年3月，延安文艺界劳军团80多人，赴南泥湾劳军文艺工作者，看到被三五九旅改造的南泥湾无限感慨，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南泥湾》从此传唱开来。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今天我们来说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句话的句式跟荀子说的一句话有些相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艺术呢，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中归核心的一句话，毛泽东喜欢文艺，重视文艺，从某从程度上说，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诸多的头衔中，其中一个就是诗人，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这给后来中国的小朋友们增添不了少负担，因为他的诗词不少选入语言课本，而且都要求背诵，在中国会背诵毛泽东诗词的人应该会比背李白的人还多。纵观毛泽东一生创作的诗歌的历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一旦革命出现低潮，他的诗歌创作就会出现高潮。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上了井冈山，这期间毛泽东写了11首诗歌，比如1933年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了，这期间他又写了12首诗歌。越是苦难的时候，毛泽东越是诗兴大发，因为热爱文艺，了解文艺，所以作为一个革命家，毛泽东深刻地知道，文艺对革命的重要性。在投身革命最初岁月里，毛泽东靠的就是一根笔杆子，妙笔生花，让统治者头疼不已，也引得在北京诸位共产党大佬们刮目相看，后来毛泽东认识到光靠笔杆子是打不倒反动派的，于是有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从此就投笔从戎了，再也不把笔杆子当回事，相反他一直认为笔杆子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在民族解放事业中，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一条是文化战线，军事战线要靠人民军队，而文化战线则是要靠文艺工作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延安是一面红旗，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这里投身革命，其中不乏演员、诗人、作家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组成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数次深入前线慰问官兵，也排演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1938年为了更好地培养文艺工作者，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了，用鲁迅的名字命名这样一所学院，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骨头最硬的斗士，鲁迅先生写出的文章，那都不是文章，那是投枪，那是匕首，我怀疑鲁迅是不是做过军火生意，总而言之当时的延安办这样一个学院，就是想多培养几个鲁迅这样的文艺工作者和斗士。但是延安的鲁艺并没有出现哪怕一个鲁迅式的人物，也没有出现像投枪匕首一样的文章，情况恰恰相反，延安当时很多文艺工作者主张关门提高，外面战火纷飞不闻不问，他们躲在窑洞里，看果戈里，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时间中外名剧，古典名著充斥着延安舞台，而反应边区现实生活戏剧是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这也就罢了，古典作品看看也没什么坏处，可以还有的作家，就喜欢写阴暗面，说对待抗战与革命就应该暴露其黑暗，暴露黑暗是可以的，但是你别坐在延安的窑洞里暴露，你去日本占领区去暴露，你去南京，去北平，去满洲里呀，那里可比你想象中的更加黑暗，这就是典型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有人甚至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一支笔指挥两个党，你以为你是神笔马良，你画了个大胡子，马克思就走出来了吗，在延安北门外有一份墙报，叫做《轻骑队》，这个报总是对延安现状含沙射影，冷嘲热讽，把延安描写得似乎到处都是黑暗，那时在南泥湾垦荒的王震时常回到延安，有一次看到这个《轻骑队》，直接跑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报警，贺龙甚至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毛泽东看了这些感到很着急，他与著名作家艾青商量，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点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的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甚至可以登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您出来讲讲吧。毛泽东还谦虚，我讲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爱听。不久延安很多文艺工作者都收到一张粉红色的请柬，请柬是这样写的：为了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署名毛泽东、凯丰，凯丰就是何凯丰，是当时延安分管宣传的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人联合署名发起会议，也是唯一的一次，另外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是请柬，不是通知，也不是传票，更不是逮捕令，毛泽东是请大家来座谈，而且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交换意见，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现在看新闻联播，在我们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领导人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个词，宾主之间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话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什么叫交换意见，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不一定听谁的，如果有一方听了另一方的，那说法又不一样了，新闻联播会这样说，宾主之间进行了友好亲切的谈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话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且达成了广泛共识，这就是一方听了另一方的。（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的会议室里，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大厅里聚集着延安文艺界的精英，有对中国文坛颇有影响力的作家丁玲、萧军、艾青等，著名版画家力群等。）延安文艺座谈会其实也差不多，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首先毛泽东讲话，他开门见山就讲了个俏皮话，我们的革命有两个总司令，一个是武的朱司令，一个是文的鲁司令，朱司令是朱德，鲁司令是鲁迅，气氛活跃起来了，大家开始畅所欲言，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相当深入，这个座谈会先后开了三次，前后座谈了好多天，而且达到了广泛的共识，必须达成共识，你也不看看是谁在开会。都是些什么问题达成共识了呢。首先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很重要，抗日战争进行得艰苦卓绝，文艺工作者怎么能够敌我不分呢，把服务的对象搞错呢，这就好比是两支足球队在比赛，你不往对方的门里踢球，这倒也罢了，你还往自己家踢，那叫乌龙球，就算是踢进去了，也算是你的进球，但是你这样搞，教练、球迷，还有你们的队友能答应吗？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一个重要的精神，就是毛泽东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话在那个时候有其意义，但是今天看来未必精确。其实文艺是文艺，政治是政治，好的文艺作品绝不应该有鲜明的政治烙印，我们看四大名著，我们听高山流水，我们欣赏《清明上河图》，我们看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些文艺作品中，哪有太多的政治的影子呢！但是这些都是最经典的文艺作品，文艺为政治服务，服务到最后，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看得人们欲哭无泪。到了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做报告，决定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改名为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文艺迎来了新的春天。其实早在1905年，列宁就说过：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劳动者本来就有很多种，那么文艺也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既有给体力劳动者的，也有给脑力劳动者的，甚至还应该有给不劳动者的，丰富多彩有世界那才是最美的。
接着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搞清楚为谁服务，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为之服务的问题了，就是要了解你所服务的对象，那就需要深入生活，这其实是在讲文艺创作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现实意义。总而言之，就是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许多文艺工作者听从了毛主席的教导，于是果然创作出许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白毛女》大家都熟悉吧！著名的演员陈强，就是陈佩斯他爸，也是鲁艺的，以前就在《白毛女》中演过地主黄世仁，很熟悉吧！他把地主演得活灵活现，当然这与陈强老师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是分不开的，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和他的长相好像也有点关系，总而言之多方面因素一综合，他在舞台上比地主还像地主，就因为太像地主了，有一次差点被台下看戏的战士给崩了，文艺工作者真不容易，作品脱离现实，要被毛主席骂，作品表达现实，要被观众拿枪崩，后来这个《白毛女》被拍成了电影，也是陈强老师演的黄世仁，有时候会在部队的露天电影院放映，据说到部队里放这个电影，每次放完电影，电影幕布就不能用了，经常被下面的战士打得千疮百孔，跟马蜂窝一样，知道是电影，不知道还以为在练打靶呢！当然这都是传说，是不是这样本人不是很清楚，有可能，也可能不可能，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当时应该是不在少数，还有一个歌剧叫《赤叶河》，讲的也是农民受地主剥削，后来翻身打倒了地主的故事，因为演得好，演出时，台下常哭声一片，其中有一场戏，恶霸吕承书从草屋里窜出来，举枪瞄准逃跑的农民王禾子，没打着，跑了，这是这场戏。一次演出的时候出了问题，恶霸吕承书举起了他罪恶的手枪正要开枪，这时他的枪没响，台下响起了枪声，恶霸被击中，倒在了血泊中。谁把戏改了吗？不是，原来是我军的一位通讯员赶来看戏，由于他的身世和剧情中的人物极其相似，阶级仇恨使他失去理智，一枪就把恶霸给崩了，这位演员被送进医院，经医院三天三夜全力抢救，终因伤势太重辞世了。他留下唯一一句遗言是“不要处分那个开枪的同志”。所以不要小看文艺工作者，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那是相当伟大。为什么一个戏能把人看得失去理智，这正是对艺术高于生活的最好诠释。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这样的文艺作品才更有魅力，更能打动人，甚至让人拿枪打别人，这也许正是文艺的价值所在和文艺的意义所在。
天王盖地虎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中国人恐怕没有人不知道这句台词吧！这就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段，里面的主人公杨子荣，他是一个地下党，在他打入土匪内部的时候，跟土匪头子座山雕对的就是这黑话。不知道这黑话有什么魅力，搞得我们这个家喻户晓，我发现大家非常喜欢这类故事，你看过去8个样板戏里，5个现代京剧中有3个是说地下党的，《沙家浜》的阿庆嫂，《红灯记》的李玉和，《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他们都是地下党，不光过去如此，现在也是这样，与地下党有关的影视剧非常受欢迎，什么《暗算》啦，什么《潜伏》啦，什么《风声》啦，什么《黎明之前》啦，《借枪》等等全部都是这类的，现在他们有了一个统一名字，叫谍战剧。今天我就想说一说谍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秘密战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破裂就很严重，他不是破了他还裂了，蒋介石就开始清党，大批共产党员遭到捕杀，鉴于极其恶劣的形势，1927年11月，在上海，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特科，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中央特科。什么叫中央特科？就是执行特殊任务。特务特务可能就是这样来的，反正中央特科下面分四个科，总务科，我估计是管钱的吧，你们想错了，他不是管钱的，他主要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工作。当然，我们现在的总务科好像跟钱有点关系。然后是情报科，情报科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情报科是二科，二科是干啥子的，搞情报啊！陈赓、李克农、钱壮飞、潘汉年，这些共产党的情报奇才都是二科出来的；三科行动科，内部叫打狗队，专门负责搞行动，惩治叛徒、汉奸；四科就是交通科，堵车他不管，他主要负责电台工作，后来也改名叫无线电通讯科。周恩来亲自对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电讯密码，叫作“豪密”，豪华的豪，秘密的密，应该叫豪华型密码，由邓颖超大姐担任译电员，他还和邓小平等人一起拟定了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我们总说中国的革命胜利是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农村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其实那只是胜利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周恩来在城市开辟了一个秘密的战线和战场，他亲自创建了一个组织严密、工作复杂的秘密系统，这个系统为我们中国革命后面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一直说，国民党的统治是特务统治，但其实共产党的特务机构建于1927年，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则是建立在1928年，论起特务的辈份，我们共产党那可是国民党的大哥。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常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主要工作就是捕杀共产党人，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中统的前身，这个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是国民党最著名的特务机构之一，国民党中统在最初成立时候，中央特科就派了三个人去卧底，什么叫卧底知道吗？就是你再有底，我都可以卧在你这个底的底下，就叫卧底，这三个人分别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你看这个胡底，天身就是个卧底的材料，因为他姓胡，他这个名字就叫做底，胡底。其中钱壮飞一度成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也就是小秘，这个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是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实际负责人，权力非常大，杀人不眨眼，钱壮飞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立下了一个奇功。周恩来组建中央特科以后，把重要的负责工作交给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顾顺章，此人自幼习武，据说能够赤手空拳杀人于无形，并且去苏联学习过保卫工作，那个时候也算是中国特工界首屈一指的专业人才，所以中央特科的工作交给他负责，也是特尽其用，可是很不幸。1927年，他在武汉被捕，当晚他就叛变了，我们中央特科所有的人顾顺章都认识，党中央活动的全部秘密地址他几乎都掌握，只要顾顺章开口不光中央特科，就连中共中央机关都会被一网打尽。但是顾顺章为了自己的前途，却待价而沽要当面会见蒋介石，于是武汉方面一天之内连续向南京党务调查科发了六封紧急电报，六封电报全部落在钱壮飞同志的手上，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共产党的特务领导人叛变，国民党特务领导人身边潜伏着共产党，这是多么残酷的巅峰对决。钱壮飞获悉电报后，压了两天没上报，但立即让他的女婿连夜乘火车去上海报警，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刻通知陈赓找到了周恩来，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当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央机关时，看到的只是空房子，人没了，资料没了，什么都没了，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来不及拆除的天线还在那儿悠然地晃动，周恩来化妆成女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周恩来同志化妆成女人是什么样子，我们周恩来他是美男子，我相信他一旦化妆成女人，那一定是美艳动人，所以他能顺利脱逃，陈赓则装扮成老者，都已经安全撤离了，陈立夫叹惜：活捉周恩来只差5分钟。毫厘之间，危险之极。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人回忆起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提以那次危机呀，纷纷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候，后来钱壮飞在长征中牺牲，周恩来回忆钱壮飞时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间了嘛。
在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进行得异常艰苦。当时日本在中国也有特务机关，这个机关有个优雅的名字，叫“梅机关”，他说是说没机关其实他有机关，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一点也不优雅，谁碰到谁就要倒霉。这个梅机关干的显赫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策反了汪精卫，后来汪精卫建立了南京政权，也搞了自己的特务机构，叫做什么呢？叫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怎么搞的像一个房地产开发的名字。当时，汪精卫他的特工总部就设在当时上海的极司菲尔路76号，也就是现在的万航渡路，所以这个机构的代号又叫做七十六号，七十六号的负责人叫丁默村，大家看过《色戒》吗？梁朝伟演的那个角色易先生，据说其原型就是丁默村，76号在上海大肆活动，努力地开发汉奸，他们瞄上了被称为文坛三才女之一的关露，关大小姐。说关露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另外两大才女大家应该蛮熟悉，那就是丁铃和张爱玲，当时的上海人人都会唱关露写的歌《春天里》，他不是汪峰的《春天里》，关露的《春天里》那可比汪峰火多了，每个人都会唱，我一唱大家都知道。当76号的特务机关找到关露时，他早已经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是地下党，怎么可能答应汪精卫的特务呢！她严词拒绝了76号特务的收买，她有一首诗，诗中这样写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当时共产党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潘汉年，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就向关露布置了任务，打入76号的内部，适时做策反工作。关露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打入了76号的内部。这说起来简单，可是你想想在当时的中国，还有比76号更臭名昭著的组织吗？还有比汉奸更让人深恶痛绝的罪名吗？当所有人都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你，你却不能解释，你想想还有比这个更悲惨的事情吗？潘汉年说对于一个情报工作者，牺牲生命并不难，难的是自毁名誉，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理解，但是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虽然我不知道他对在哪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是对的。关露打入了76号后，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她的努力，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无所不在的地下党，在情报工作上取得了许多成绩。1995年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在反法斯战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授勋，授勋的名单中居然有三个中国人，他们分别是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他们是何许人？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为什么俄罗斯人过了半个世纪还记得他们呢？记我们来看看这些英雄。1941年，阎宝航的公开身份是重庆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干事，与国民党的诸位大佬、大军阀、大特务都有很好的关系，但实际上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地下党，他是地下党的情报员，而阎明诗和李正文都是他的助手。1941年6月阎宝航从国民党元老孙科和于右任处得到了一个秘密情报，并且迅速确认了情报的真实性，这就是德国将要对苏联发动战争，阎宝航立即将这个情报报告周恩来，6月16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收到来自延安方面毛泽东的急电，德国将于1941年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季米特洛夫立即把这个吓死人的消息转交给了斯大林，这是期大林收到的来自共产党方面的级别最高的警报，此时距德国突袭苏联还有六天的时间。后来的历史我们知道了，苏联并没有重视这个情报，6月22日希特勒开始执行巴巴罗萨计划，闪电攻击苏联，苏联被打了个措手不及，6月30日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感谢中共中央提供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这份电报是这样写的：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据说这是斯大林发给中共的唯一的一份感谢电报。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苏联红军要出兵东北，此时阎宝航又给苏联方面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情报，他从国民党军委第三厅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等地布防的绝密情报，这份资料标明了日本关东军的详细部署情况，包括陆军、空军他们的兵力布置、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等等等等，阎宝航将这份材料借阅拍照交给延安，延安相当重视，迅速转给了苏联方面，苏联此时已经在远东集结了150万大军55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300架作战飞机和600多艘舰艇，由于情报准确，苏联红军如入无人之境，给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日本关东军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这一战就被击毙84000多人，被俘57万多人，我们先不说被打死的，我在想光这57万人抓是抓住了，他怎么关呢？独居是不可能的，肯定是群居、圈养。苏联红军仅牺牲1万人。这份珍贵的情报，至今仍保留在俄罗斯档案馆中。
这情报的获得不仅是看到了什么，或者听到了什么那么简单，这就跟做股票一样的，你看到了，你看到了你行吗，你看到你进去不就套住了吗！他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看到的听到的要进行专业的分析。德国突袭苏联后，莫斯科方面特别害怕，日本从东面出兵夹击苏联，而此时日本关东军又在东北搞军事演习，让苏联人心中发毛呀，于是苏联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出兵东北，可是八路军在陕北，你让八路军去打东北，这怎么打法，再来一次长征吗！中共并没有回电报去说苏联人，而是开始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潘汉年在敌人后方罗织的情报网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潜伏在伪满洲国高层的情报人员传来准确的情报，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演习纯粹是掩人耳目，根本没有北进的准备，就是吓吓人的，打入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情报员传来情报，他们看到了满铁的绝密通报，日本将结束与美国人的谈判，撕破和平的面纱，潘汉年从香港也获得了相应的情报，他进行了综合分析后断定，日本人不会北进而是要南进，就是要对美国人动手了，中共立刻将情报通报了苏联，此刻德国人已经打到了莫斯科城下，莫斯科保卫战正在最艰难的时候，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忽略来自中共的情报，立刻决定放松对日本人的防御，并从东线调集了大量兵力投入到莫斯科保卫战中，中共同时还想把情报提供给美国人，但是由于中共和美国人并没有建立情报往来，于是就将这个情报送给了军统上海站，从上海转到重庆，戴笠自己的情报网也确认了这份情报的真实性，于是戴笠让军统美国站站长转告美国国防部，结果呢！美国人笑了，you are joking（你在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人蓄意挑拨美日关系吗！接着呢，美国人哭了，OH MY GOD!（上帝啊）他们打我们，日军偷袭珍珠港大获成功。此后，美国人开始重视中国人的情报能力，专门派人与戴笠合作，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特务培训的组织，叫做“中美合作所”，中共本来好心提供给美国人一个重要情报，没想到促成了美国人给国民党培训特务分子，但是美国即便美国人给国民党培训了大量的特务，在后来解放战争的情报战中，国民党没有占到丝毫便宜。
中共的地下党和情报战，毛泽东曾经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有多成功呢？有个电视剧叫《潜伏》，中共情报人员余则成潜伏到敌人情报机关被委以重任，于是想要什么样的情报无不手到擒来、药到病除，这并非艺术的夸张。在当时，尤其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就是抗战马上要finish（结束）的时候，马上要close（结束）的时候，中共情报关系已经打入了国民党深处，什么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中统、军统，什么宋子文、陈诚、戴笠身边除了他们的自己人，剩下的全部是我们的地下党人，周恩来有意识布置潜伏人员，他相中了国民党的三大实力集团，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这三大上将的亲信秘书全是中共的秘密情报人员。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也是蒋介石最为依赖的一员大将，率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号称“天下第一军”。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要胡宗南奇袭延安，一举打掉中共的首脑机关，作战时间定在3月10日，胡宗南十分兴奋，很亢奋，蒋总裁给了他这么大的功劳，他要好好的珍惜，而且胡宗南可不是个草包，他雄心勃勃立志要接蒋总裁的班，他深知中共情报工作的厉害，订好计划后，执行最严密的保密方案，连心腹大将都不知道这回事，在胡宗南的计划里，不仅要一举攻克延安，并且要发布一个《国军解放延安及陕北施政纲领》，为自己捞足政治资本，这个纲领写得比共产党还要革命，这种东西，没点水平还可真的写不出来，于是他找来了他最信任的也是最有才华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熊向晖是军中少有的既懂三民主义又懂共产主义的军官，所以这样的事情也只有他能干，早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熊向晖就应招到胡宗南的部下，胡宗南对他颇为赏识，送他到黄埔军校深造，熊向晖就成了胡宗南的待从副官和机要秘书，这一待就是10年，几个月前胡宗南已经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那应该算是公派，为了打好延安这一仗，他又把熊向晖留了下来了，3月2日接到任务后的熊向晖把自己关起来撰写了这篇《施政纲领》，手边是胡宗南提供的各种资料，包括蒋总裁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进攻延安只有15个旅14万部队，发起进攻的时间是3月10日拂晓。什么是拂晓？就是鸡想叫还没叫的时候，就是蒙蒙亮的时候，在发起进攻之前的前一日，从上海、徐州调集94架飞机轰炸延安，军队携带美国无线电台方位探测装备，将能够探测出中共各级指挥部的位置，胡宗南把什么时候打延安，怎么打、谁来打在这里写得清清楚楚，熊向晖把这些工工正正地抄下来。3月3日，延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就看到了这份熊向晖手抄的《攻略延安方案》，没错，你猜对了，这个熊向晖，就是共产党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情报人员，俗称地下党，提前得到战略情报的延安，立即备战部署，延安各机关紧急转移，胡宗南十万大军扑向延安，什么也没捞到。毛泽东说：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顶几个师啊！说完了胡宗南，我们说说傅作义，大家知道，解放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华北剿总司令，不但有自己的20万嫡系部队，还手握华北地区40万蒋系部队的指挥权，为什么能成功策反傅作义，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就是共产党员，但她的身份是公开的，不算地下党，算是地上党。傅作义身边最厉害的地下党，叫作什么？叫阎又文，1928年就加入了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他是傅作义的同乡，很快就取得了傅的信任，在抗日战争的8年中，阎又文一直处于冬眠状态。什么叫冬眠？活着不吃东西，醒着但他睡着。组织没有给他下达过任何任务，他谨言慎行，在国民党这边干得相当出色，不停的升官，一直做到了傅作义的随从秘书，少将新闻处长，直到解放战争爆发，这条高级内线才重新启动，而且是极度保密的单线联系方式进行接头，只有一个联络人知道他的身份，他不仅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在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时，傅作义一直在与共产党进行秘密谈判，而这个谈判代表就是阎又文，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谈判，谈的是一个国民党上将的未来，这种神奇的局面，恐怕在世界军事史上好也是罕见的，今天我们在说起这位神奇的地下党的时候，我依然找不到太多的资料，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在傅作义起义之后，他依然跟着傅作义工作，傅作义后来是共和国的水利部长，他是水利部办公厅主任，直到1962年病逝的时候，关于他解放前的部分官方给出的说法只是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而阎又文妻子儿女，每逢遇到入党、提干，总是过不了政审这一关，给出的答复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阎家子女找到统战部，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里面，可是统战部的名册中居然找不到阎又文的名字，直到1993年他的身份才解密，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基本都已经作古，他的故事我们也只能去想象了。
国民党的军官身边通通都地下党，那么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身边有吗？鉴于国民党的情报战线上的一再失败，一次国民党的高层秘密会议上，国民党元老张继老先生指着蒋介石痛斥：共产党就坐在你身边，你还没有发现。这位老者说得还真没错，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蒋总裁身边确实坐着一位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做沈安娜，是这次会议特别指定的速记员。1938年至1949年，沈安娜同志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做速记员，因为她速记本领高强，业务娴熟，为人正派，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依赖，成为了国民党特别党员，所谓特别党员就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介绍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员，这样一个人存在于国民党的中央党部里，并且能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搜集的情报不仅多，而且是极为重要，沈安娜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就感觉就好比天天在为蒋介石号脉，天天在为蒋介石调理，大家不要误会，号脉那只是号脉，她做的是号脉的手势，但做的可是擒拿的动作，除了打入敌人内部潜伏起来，地下工作者还有别的工作，有一部电影我这种年纪的人应该都比较熟悉，那叫什么？叫《永不消逝的电波》，电讯战是那个时候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0年的时候，共产党第一次反围剿成功，缴获了一批电台，可是不懂技术的红军战士把电台给砸了，后来抢救下来一部电台，它只能收报不能发，这怎么叫电台呢叫半台，朱德知道这个情况相当重视，调拨技术人员搞电台工作，每天过问电台工作，强技术人员优厚待遇，电台台长王诤每个月50块大洋，那可是比朱老总当时还要调出10倍。这个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电台在后来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居然立下了汗马功劳。国民党欺负红军没有电台，电台发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明码发报，结果全部都被这部电台接收到，虽然它不能发，但是它能收啊，这国民党怎么可能想得到，所以第二次反围剿电台准确及时地掌握了敌人动向，大胜。后来红军总部设立一个二局，中央特科的曾希圣调到二局当局长，负责对敌军电报进行破译，这是他的主要工作，这是个密码天才，破译的密码不计其数，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曾希圣的他这个二局，先后破译了敌人密码数万份之多，但是第五次反围剿还是失败了，说明情报战也不是万能的，你要是路线走错了，谁都没办法。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神话，虽然整个过程不一定像话，但是它毕竟是个神话，神在哪儿，神在蒋介石调集那么多部队，围追堵截可是红军区区几万人，他总也打不散，总能跑掉。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神？因为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当然，这是一部分原因，我个人认为，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曾希圣的二局破译了敌人大量的电报，给出了许多准确详实的敌军信息使得中央能够指挥红军从容穿梭于敌人的缝隙之间，一直走到了陕北。长征中南下贵阳的时候，后面有追兵前有堵截，在乌江边红军面临着背水之战十分危急，这个时候，曾希圣利用掌握的密码，冒充蒋介石的电报居然调开了追敌。长征组歌里面有一句话：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主席为什么能用兵如神呢？国为后面有曾希圣。他给毛主席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毛主席才能够用兵如神。毛泽东后来也称赞曾希圣“没有他的二局就没有红军”。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电讯战更是打得出神入化，最巅峰的时候，策反敌人电台工作人员，让敌台变成了友台，不仅能提供准确的军事情报，而且还不会被怀疑。1949年的时候，胡宗南总部的电台、裴昌会第五兵团电台、国民党潜入边区的特工电台三个电台同时和延安边区保卫部的电台联通了，他不但联通，当然他虽然联通但他不能移动，这不是联通和移动的关系，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并机直播吧。此时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重任，但是胡宗面有23万大军，而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只有他的零头三万人而已，靠什么和敌人打，靠的就是情报，三个电台每天都能发出两三封电报，源源不断的将国民党的情报送到延安，基本每次作战前几个小时，彭德怀就拿到了胡宗南的作战命令，比胡宗南自己师长军长知道得还要早，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被彭德怀打得找不到北，胡宗南说我有两个克星，如果周恩来是我的政治克星，那么彭德怀则是我说的胡宗南的军事克星。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地下党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就象建筑一样，从地下出了正负零。而国民党从地上走入地下，这个时候与国民党地下特务的斗争工作是由李克农同志领导的，大家记得《潜伏》里余则成说过这样一个事儿：有位地下党说了句梦话，把茶叶交给克农同志，结果导致一个地下党组织覆灭。1955年，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但是他其实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这也是唯一的一位没有带过兵的开国将军。解放前他是潜伏在国民党中与敌人做斗争，解放后，他又把潜伏在国内的国民党特务一个一个的揪出来，当时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北京天安门旁边的南池子有一个万能潜伏台，这个保密局的前身就是国民党的军统，这个万能潜伏台据说特别先进，很难侦测到，他的负责人叫计兆祥，一直在谋划各种破坏活动，甚至要刺杀毛泽东，后来李克农抓住了计兆祥，破获了这个万能潜伏台，怎么破的呢？这个技术层面的东西我可不能告诉你，我要是跟你说了，让特务听去了，他们就知道怎么防备，那我不变成了罪人。这个万能潜伏台定时会向台湾的毛人凤发报，但是他哪知道计兆祥已经被抓，到了发报时间，毛人凤等在电台旁边，他像听卡拉OK一样却没有收到电报，他有点慌了，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他怎么不在服务区，你拨打的电台已经闭台，他也没有这样的提示，就在这个时候，毛人凤万分着急的时候，滴滴滴，电报来了，毛人凤是高兴坏了，坐到电台旁边等待接收译电，电文很快就被翻译出来了，电文内容如下：毛人凤先生，被你们反复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经被起获，少校台长计兆祥束手被擒，今后贵局派遣的特务我们将悉数收留，只是恕不面谢，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长，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情报员就是计兆祥。毛人凤气得面如土色。情报工作在战争年代帮助革命取得了胜利，在和平年代保障大家安居乐业，这其中的故事精彩纷呈，说也说不完。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中是枪杆子一般只能出子弹，出了子弹以后就要出人命，怎么能出政权呢！其实稍作解释意思就很清楚了，所谓枪杆子，并不是单纯的指枪支，亦或是武器，而是指军队，指武装斗争，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说要通过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这个思想一直指导着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个道理在今天看来简单至极，我们常说打天下，江山是打出来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句真理也是共产党用生命和鲜血领悟出来的。共产党在诞生之初，是宇宙中最天真最淳朴和最可爱的政党，你不相信，我这样讲是有根据的，共产党一大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同样是在一大，却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天真不天真，你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却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这两件事情都很有意义，但是这样，就能把资产阶级打垮吗！能，没错，当时的共产党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当时笃信的是笔杆子里出政权，或者嘴皮子里出政权。（1919年7月14日的时候，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立了《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毛泽东这样写到：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大家听明白没有，要用一种呼声革命无血的革命来帮助中国摆脱今天的困局。什么是呼声革命？我的理解可能就是一种大喊大叫式的革命，可是据我所知，你就是喊破了嗓子，反动派最多是心情不太好，绝对不会自己垮台的。当时共产党自己不搞武装斗争，看到国民党在搞武装斗争，还会批评人家，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是有点儿看不起孙中山的，因为孙中山总是在搞暴力革命，又是暗杀、又是爆炸、又是打仗，搞什么搞嘛，武装斗争大大的不好，太血腥、太暴力、太残酷，还是工人运动比较好，这就是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如此天真的想法，当付诸实践的时候，必然会被现实所教育。一个人从天真走向成熟，最有效的催化剂就是伤痛，一个政党也是如此。接下来一个严重的伤痛让中国共产党觉醒了、成熟了，而带给她伤痛的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当时国内最主要的敌人是反动军阀，反动军阀相当厉害，在刚刚过去的几年里，共产党一直与国民党合作，一起跟军阀作战，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国共合作把中国的国民革命推向了高潮，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大军阀的军队，北洋军阀基本瓦解。北洋军阀被消灭了，按说革命应该胜利了，可是就在革命进行到关键时刻，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了。孙中山活着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那是兄弟关系，两党之间进行着亲密的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一死，问题就来了，国民党里面有一个很不喜欢共产党的人，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死后，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他完全抛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开始找共产党人的麻烦。（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清共号召，制造了震惊中国乃世界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三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也宣布与中共决裂，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三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三百多人，被捕者五百多人，失踪者五千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两千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两百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十九名革命者从容就义。）损失惨重啊，连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都从容就义了。大家知道，培养干部是非常困难的。在党的初期，别说干部，就算是发展普通党员，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现在你入党，是你积极的要求入党，国防大学一位副教育长1947年入党，他的往常经历是这样的，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被叫到墙根底下，只问了他一句话：怕不怕死。他说不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就说，好，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就是这样发展党员的。当然在此之前，让别人了解共产党就得花上半天功夫，发展党员的困难是可想而知，而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大量的党员和干部遇害，那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在那个时候，共产党突然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当敌人向你举起屠刀的时候，你手上没有枪，任你嘴皮子再溜、笔杆子再牛，也只有引颈就戮的份儿。在血的教训面前，共产党人开始觉醒了。1927年3月，毛泽东的认识首先发生了改变，他写了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的雅致，那样的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的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听到没有，无血革命到暴烈行动，可见在那个时候，在天真的共产党中，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再天真了，他成熟了。国民党反动派有枪有炮，当他想要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共产党毫无还手之力，即使你工人运动再有力、再声势浩大，只要反动派真的想反动，你只能选择悲剧，唯一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式，就是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既然思想上认识到了立刻就行动，这一年的八月，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南昌城内传来枪声，南昌起义正式打响，按照既定计划，起义士兵立即向南昌城内不同区域的敌人发起进攻，为了区别于敌军，他们提着系着红十字的马灯，系着红领巾，一路上“河山统一”的口令响彻南昌城，周恩来和叶挺在心远中学前敌指挥部带领二十四师，在东门营房和天主教堂附近与敌人发生激战，迫使敌军缴械投降，贺龙和刘伯承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一师两个团，采用前后夹击的战术，向敌人的总指挥部旧藩台衙门发动进攻，迫使守军全部投降，经过四个小时的较量，战斗结束，起义军歼敌三千多人，缴枪五千多支，子弹七十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八一建军节也就是从这里来的。也是在这个月，中共紧急召开了一个会议，叫做八七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斗争中，都没有放弃这个信条，它引领着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胜枚举，但其中我认为最伟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她的自我纠错功能，要不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功能，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走向未来。但其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国民党人对此比共产党人更早领悟，而对于这一点领会最深刻的人，就是刚才提到的蒋介石先生。蒋介石在国民党中一直是一个小角色，很不得志，直到有一天他掌握了国民党的枪杆子。起初，蒋介石在国民党中论资排辈，根本排不到前面，国民党一大，选出二十四个中央执行委员压根就没有蒋介石，后来就连十七个候补委员中也没有蒋介石，倒是有毛泽东，当时正在搞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总而言之，当时蒋介石如果在国民党中算是个角色的话，那最多也不过是个三流角色而已，如果蒋介石循规蹈矩，一步一步往上爬，那到猴年也轮不到他来说话，这样一来就令人费解了，为什么国民党的军权会落到这么一个小角色的手里呢？这其中也是说来话长。孙中山搞革命搞了很多年，不得其法，无能清政府下课了，有才无德的袁世凯来了，一个袁世凯挂掉了，很多个北洋军阀又出来了，后来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看到了希望，恰此时，俄国派出代表与孙中山接触，为了得到俄国的支持，孙中山想派一个代表团去俄罗斯考察，并且建立合作关系，所谓建立合作，国民党当时最需要的莫过于军事支援，于是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他要去，但是即使是出国考察、公费旅游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国民党内也是轮不到蒋介石先生的，以蒋介石当时的地位，最多也就是个等别人公费旅游回来听别人谈谈体会的人。国内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家都很忙，孙中山只好让闲人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前去苏俄考察，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次出访，就访出事情来了，与苏俄的合作项目中，很重的一个就是在苏俄的帮助下筹建黄埔军校，谁来做这个事情呢？一般人会认为当时校长是搞教育工作嘛，没啥意思，但是敏锐的蒋先生却把它看作是一个肥差，于是又积极地向孙中山毛遂自荐、死缠烂打，虽说去苏俄考察过的蒋介石在竞争这个位置的时候，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也并非最佳人选，孙中山本来要让他当副校长，但是蒋介石不愿意，跑到上海躲起来，消极怠工，不让我当校长，我就不干了，无奈之下，蒋介石又一次成了孙中山的廖化，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论能力而言，蒋介石先生真的不一定有资格当这个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军事素养其实相当一般，蒋介石自称是日本士官学院毕业，后来被人考证出来，他用的是假文凭。他其实只不过是在日本的振武学校读了两年而已，所谓振武学校，根本不能算是军事院校，只能算是军事院校的学前班，类似于现在出国后会先读两年预科，就是这么个性质的预科学校，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高学历才有能力，毛泽东还没读过任何军事院校呢！照样打仗。但是至少说明学历作假问题在中国是有传统的，蒋先生算是开了先河，黄埔军校设立以后，国共两党凡是有点本事的基本都在那里讲过课，孙中山也去讲过，但是作为校长的蒋公却从没有讲过课，倒是天天在训话，他以旧式军阀那一套来培植自己的党羽，国民党日后的军官基本都是出自黄埔，也就都是蒋介石的人了。我们后来看电影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国民党的军官称呼蒋介石为校长，我小的时候不明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所有人都管蒋介石为小张呢！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以后，那时候苏俄也非常支持蒋介石，北伐战争开始了，黄埔的学生军是北伐战争的先锋，蒋介石顺理成章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北伐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此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声望直线上升、无人能及，他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就从没有放松过，这也使得他在大陆未来二十多年的独裁时间里屹立不倒，即便曾经数次被迫下野，但是军权一直在他手上，照样能够回到权力的中心，这就是蒋介石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也在于此，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用它来谋利，而有的用它来杀人，中国共产党则是用它来革命，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方式，也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真正使得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打倒军阀
“打倒列强、除军阀。”说起这个口号，大家一定不陌生。严格地说，这句口号，其实是从一首歌曲中演变而来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大家肯定听过这首歌，但是未必知道这是什么歌，我来告诉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国民革命歌》，是黄埔军校的校歌，而且曾经一度是国民政府的国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听上去这个旋律呀非常耳熟，不仅耳熟，听上去感觉还有点怪怪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我只能说你的音乐素养相当之了不得，这首歌在当代有一个全新的版本，你知道是什么吗？“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就是这首歌，大家是不是有些恍然大悟呢！这个旋律其实来自于法国，叫做《约翰兄弟》，这是一首儿歌，用来哄小孩睡觉的。在我们的革命的年代，被革命者拿来作为革命的歌曲。，我们还有一个版本，我唱给大家听，“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听过了吧！这是土地革命时候的革命歌曲，叫做《打倒土豪》，由此可见《两只老虎》实在是一首伟大的歌曲，用这首哥几乎能把整个中国革命史完整地唱下来，打军阀的时候是《国民革命歌》，土地革命的时候是《打倒土豪》，过去的事情可以唱，其实就是现在的事情我看也可以唱。“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奔小康，奔小康，建立和谐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真欢喜，真欢喜。”还是说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事，打倒列强除军阀，其实这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打倒列强，列强这个事，我觉得其实不用打倒，因为国际社会没太多的道理好讲，落后就要挨打，其实除列强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强大，你自己强大了，就没人敢招惹你了，列强自然也就没有了，最好强大到自己也变成列强，那就更安全了。有人说你乱讲，我们现在有《国际法》，遇到事情我们可以讲道理，《国际法》是一个什么法，在本人看来，《国际法》这个法制定出来，就是用来被违反的，尤其是美国人，几乎从来都没有遵守过《国际法》，美国有的大学已经把国际法专业给取消了，所以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只讲实力不讲道义，你弱小，对你而言，美国就是列强，你强大，对你而言，美国就是你的战略合作伙伴，美国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你。而军阀则是要打倒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个直接的敌人就是北洋军阀，袁世凯逼着清朝的皇帝退位，北洋政府在袁世凯死了之后基本四分五裂，各个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纲领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什么是军阀？所谓军阀，就是拥有军队，割据一方，自称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阀就是大的集团、组织的意思。这个字本身就是个贬义词，军阀、财阀、权阀、水阀，一说到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大家想到永远是战火连天、民不聊生，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三国时代与民国都是军阀混战，只不过三国是冷兵器时代，拿刀砍来砍去，民国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了，比起冷兵器一刀一刀地砍，热兵器时代，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效率那可要高得多了，所以唯一的区别就是民国时的军阀混战死人更多、更快，可三国的时候虽然是冷兵器，却喜欢用各种稀奇古怪的计策，尤其是火计，动不动就火烧，什么火烧乌巢，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一烧起来，就经常烧得人灰飞烟灭。总而言之，打仗绝不是什么浪漫的事，军阀混战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那是肯定的。我们常说的北洋军阀，为什么叫北洋军阀？来，看看地图，中国自古有东洋和西洋、南洋的说法，这三个洋是指国外的区域，东洋是日本，西洋是欧洲，南洋是东南亚，北洋和它们不同，是指国内，在地理上指渤海、黄海一带，清末时候，列强坚船利炮侵入中国，中国还是刀枪剑戟的时代，只能任人宰割，那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中励清图治的代表训练出了北洋新军，希望能借此抵御外国的侵略。所谓的北洋军阀，就是这支武装力量演变而来的。北洋军阀的统帅是袁世凯，袁世凯死后，没有人再能完全统摄这支武装力量，于是他们分成了三个派系，主要是奉系、直系和皖系，再加上后面的滇系和桂系，一共是五个派系，他们之间各自盘踞一方，时常因为各种原因打仗，打得是天昏地暗，三国时候的军阀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三国时候的军阀大多数都是贵族阶层，曹操、袁绍、刘表、孙权这些人基本都是官宦子弟，所以多数还有些文化，懂得些礼仪，而近代的这些军阀，他们中有不少只是土匪出身，粗鲁得很，干出的事非常之荒唐。比如说奉系的军阀张宗昌张大帅，号称三不知将军，不是一问三不知的三不知，而是不知道有多少枪，不知道有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姨太太，如此三不知，可见这位将军是多么的二。这位张大帅本身没什么文化，但是因为长期管辖着山东，他自认为，身为孔圣人的父母官，必须得善于舞文弄墨，于是他很下了一番功夫，学会了写诗，不久还出了一本诗集，而且流传了下来。我找了几首，相当精彩，大家奇文共赏，其中有一篇叫《游泰山》，“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一首诗，现在诗歌为什么不行，有人说是诗人素质不行，有人说诗人没有生活，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诗人缺乏想象力，想象力匮乏，怎么可能写出好诗呢！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这种想象力，那可是令人崩溃呀！再来看一首叫《咏闪电》，名字起得非常斯文，然后让我们来看看内容，“忽见天上一火镰，疑是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镰”。这火镰以前是比较原始的取火器物，其形状做成酷似弯弯的镰刀，与火石撞击能产生火星，所以叫火镰，五六十年代农村还比较盛行，现在看不到了，现在都用打火机了，同样是很有想象力，他把闪电比作一道火镰，为啥有火镰呢！因为玉皇大帝想smoking（吸烟），我都无法再下任何评语了。再来一首啊，大家别崩溃呀，名字依然是非常好听，叫《大明湖》，“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有没有一派和谐祥和的夏日景象。其实中国自盛唐以后，诗歌一直在走下坡路，好诗早就让李白、杜甫这样的人写尽写绝了，最近一百年，没几个写诗能够写得像样的，但是这位张大帅写的诗歌清新幽默，充满了乡土气息，字里行间透着军阀的气概，实在是难能可贵。我们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写诗，创出废体诗、梨花体、羊羔体，但是我个人以为与这位张大帅比起来，他们的境界相当低。
除了诗歌创作以外，张大帅处理政务那也是颇有心得的。有一次山东大旱，按照惯例，需要祈雨，于是张宗昌率领文武百官去龙王庙烧香、磕头、祈雨，这一连烧了好几天的香，这天公就是不下雨，把这个张大帅整争了，于是乎就下令命令属下炮团架好大炮，对天就是一阵猛轰，果然就下暴雨了，这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人工降雨它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有些发明似乎它会是从愚蠢开始的。比张宗昌更有名的是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和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这两位他们都是土匪出身，当时有北张南陆之称，一次两人相会于北京的太和殿，一见如故，谈得甚是投机，突然间天空一只小鸟悄然略过，当时陆荣廷拔枪就射，飞鸟应声落地，可是当时天上就这么一只鸟，被陆荣廷打下来了，那张作霖可就没面子了，便仍然要比赛，于是两个脱了衣服数伤疤，比试结果，张作霖有50多处伤疤，而陆荣廷则有80多处，张人霖自愧不如，连呼大哥，话说张作霖以马贼身份接受招安的时候，政府的官吏问他为什么要招安，张作霖坦诚地回答说：我想升官发财。还有法国公使听说陆荣廷很喜欢狗，就特意从国外弄了几只血统优良的好狗送给陆荣廷。过了两天问陆大帅狗怎么样，陆大帅说不错是不错，就是皮硬了点，他把人家送的狗给吃了。当然最著名的军阀当属袁世凯。袁世凯作为北洋军阀的总头目，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人物。什么叫没有争议的人物？比如说曹操，我们会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忠臣，有人说他是奸臣。但是袁世凯绝对没有这回事，这个人基本已经达到了可以随便漫骂的地步，虽然他客观上对中国从封建走向共和起了推动的作用，但是他背叛了清政府，逼近清廷逊位，他又背叛了革命，自己复辟当了皇帝，更背叛了中国人民，跟日本人签灭绝中国的二十一条，干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了。保皇派骂他，维新派骂他，革命派也骂他，国民党骂他，共产党骂他，连北洋军阀本身也骂他。总而言这，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站在任何一个立场，袁世凯都是可以被随便漫骂的，这就叫作没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辛亥革命袁世凯逼清廷逊位，孙中山把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但是要袁世凯到南京来就位，让他自己脱离自己的势力范围，以遏制袁世凯。袁世凯这么老奸巨猾，怎么可能就轻易就范呢！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说军队在北京发生兵变不能离开。所谓兵变，其实也是袁世凯一手导演的，他让他的手下，一个头目曹锟，这个人后来当了北洋军阀的总统，让曹锟在北京城里纵兵抢掠。说话袁世凯此人颇有军事才能，他的北洋新兵那是按照德国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突然让他们抢劫，这些当兵的还大大的不习惯，还要向本地的地痞流氓请教。当然，凡事一旦有了第一次，那么下面就没那么难了，从那以后，北洋军阀用实际行动对兵匪一家这个词做出了多次的诠释，而老百姓也对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就是北洋军阀，当时的中国就被这样一群不靠谱的人把持着，你说中国能好吗！国家重器，落入这样一帮人的手里，实在是中国人民的大大的不幸，军阀们虽然各有各有蠢法，但是他们都是手握重兵，干别的不行，打内战却还比较在行，所以中国在军阀统治期间，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矢志不渝地与北洋军阀做斗争，付出的代价当然也是惨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李大钊就是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当时新生的共产党锐气十足但力量薄弱，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但是却动摇不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而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已经革命了很久了，作为一个资深的革命政党，它们已经变得臃肿而缺乏活力，战斗力日益低下，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这新鲜血液是什么呢？就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始进行第一次合作，再加上苏俄的帮助，国内革命的力量大增。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这次北伐战争击败了北洋军阀的主力，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北洋军阀算是基本上被消灭了，全国上下自然是欢欣鼓舞，但是就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中国人民惊奇地发现，北洋军阀是被打倒了，国民党军阀又来了，最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是蒋介石和毛泽东。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一年后，蒋介石在蚌埠召集了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尉以上的军官训话，他问大家，北伐结束了，军阀是否已经打倒了，并且叫大家把答案写出来，认为已经打倒就写“打倒了”，认为尚未打倒就写“未打倒”，结果大多数军官都写打倒了，蒋公大大不悦，说旧军阀打倒了，新军阀却又产生了，若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将新军阀一并打倒，话说到这个份上，意思很明显了，除了他的第一集团军，其他势力的部队就应当都算是新军阀了。也是在1928年，毛泽东写了篇文章叫做《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一句话就是：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蒋介石不把自己看做新军阀，但是毛泽东显然看得更清楚一点，文章中，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新军阀分为蒋、桂、冯、阎四派，蒋介石说别人是新军阀，自己显然是最大有新军阀，桂系军阀指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冯系指的是冯玉祥，阎指的是阎锡山，这四派国民党新军阀跟北洋军阀比起来，也是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不顾内忧外患的中国之状况，各自割据混战，蒋冯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是一战接着一战，打得生灵涂炭，光中原大战就战死将近二十万士兵，在中原大战以后，西北军阀冯玉祥完全瓦解，阎锡山的山东军阀和李宗仁的桂系军阀也被蒋介石打得损失惨重，再也没有能力和蒋介石进行混战，这一战基本结束了中国军阀混战的格局，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是依然存在，正是在这样不停息的军阀割据混战的政治局势下，客观上给了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红军和工农政权创造了生存的空间和前提条件，在国民党军阀派系的争斗的缝隙中，红色政权生存下来了，并且日益壮大。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作为中国人一定要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所要说的不是普通朋友，而是老朋友，也就是old friend。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不一般，这个称号可不是谁都能叫的，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师傅，虽然他成功地干掉了本拉登，给美国人民报仇雪恨，我们对他也表示谨慎敬意，但他从来就没有享受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的称号，所以说这个称号是限量发行的，是官方符号，全世界60多亿人，现在差不多是70亿了吧，能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一共只有601个。第一个要说的老朋友呢！大家都很熟悉，他的名字叫做白求恩，太熟了吧，白求恩，他就是中国人民早期的老朋友代表。中国人民早期老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到过延安，参加过抗战，这里面有军人，但更多的是医生，这一点很可以理解吧！想想三国演义论武将，能数出几百个，论名医也就出了个华佗，姓华的还佗的。所以说在战争年代，名医比名将更珍贵，而在抗战时期，大家最熟悉的医生就是他，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生。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一支医疗队来到中国，救治了大量伤员并编写多部战地医疗教材，由于在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应该说白求恩这个老朋友称号确实是来之不易，人家可是拿命换来的，现在的医生都在无影灯下工作，当时白求恩是在敌人的轰炸机下面工作，你想那种心理压力有多大，就别说一颗炸弹正好扔在你的头顶上，就算在你周围爆炸一下，手一哆嗦，一条命就没了。所以说白求恩大夫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不收红包、不收礼、不出医疗事故，并且把人治好，那是件非常伟大的事。在战争中情况非常复杂，没有我们现在什么110救护车，很多情况下，伤员送过来都不太方便，白求恩就组织了流动医疗队上门服务，他做了一个药驮子，里面装着大量的医疗药品和器械，里面装着大量的医疗药品和器械，并被称为卢沟桥药驮子，还制作了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医疗队带着这两样东西，就去患者家里做手术，为伤病员做手术，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去治病、看病。现在别说医生上门为你服务，你就是送上门去找医生求诊还得排队，像白求恩这样的专家放到现在，起码得提前一个月预约，还不一定能够约上，因为号都给黄牛拿走了，毛主席著作《纪念白求恩》里形容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已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毛主席说白求恩是共产主义精神，这说得一点都没错，他不但不在中国领一分钱的工资，还把自己的X光机、显微镜、手术器械、药品都无偿捐献给了军区卫生学校，这要在今天看来，这不是精神这是神经。哎呀！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战火纷飞的最前线给人看病，不但不收钱，还要倒贴，最主要的是还不给上四险一金。没有共产主义精神，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最让我感动的是白求恩的遗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每年要买250镑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格要比沪、港贵两倍。临死前还在想着为我们党省钱，这才是真正的老朋友啊！除了医生之外，还有一个老朋友的群体，是外国记者，他们向外界报道神秘的中国，让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为世人所知晓。中国有个机构，叫中国三S研究会，注意这跟修汽车的、卖汽车的什么3S、4S不一样，而是外国记者中最有名的三个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我们重点来说说斯诺吧。（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于1928年来华，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作者，他撰写的轰动世界舆论的《红星照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死后遵照他遗嘱，将一部分骨灰葬在了中国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生出来，国共十年内战期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了解，基本都来自于国民党的官方宣传。国民党说，所谓共产党人，不过是一小撮反动暴民、土匪，而共产党呢，也说了很多很多，但对不起，别说国际社会了，就连国内社会都听不到共产党的声音。因为当时革命区都在农村，信息闭塞，再加上国民党的封锁，共产党又没有能向世界发布消息的电台或者是电视台，当时肯定CCTV是没有的啦，外语频道也是没有的啦，更没有什么微博啊，所以当时全世界人民都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不清楚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候，记者的威力就发挥出来了。当时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家·斯诺在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帮助下，冒险踏入了红色根据地。记者这个行业有多危险呢？前一段时间利比亚打仗，两位摄影记者就在前线不幸遇难，当时的解放区更是危险。根据蒋介石政府的描述，那个地方充满血腥、暴力，土匪当道，外人进去基本就是送死的。可斯诺根本不信邪，不过斯诺真到了革命根据地，才发现根本不是蒋介石说的那样，里面的人虽然穷，但都非常友好。我得说幸亏斯诺早了80多年来到中国，如果是现在你试试，肯定相机被砸、人被打，弄不好还关你几天，还要问你：你是哪个单位的，谁让你问这个问题的。革命的年代，上到毛泽东、周恩来，下到红军战士，当地老百姓都非常配合，经过四个多月的采访，期诺密密麻麻地写了14个笔记本，你问他为什么写了14年笔记本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笔记本电脑。当年10底，斯诺还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了，一问世就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这下西方人总算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尤其是认识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领袖。《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中国青年国为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本书最初的中译本的名字叫《西行漫记》。为啥叫这个名字呢？估计是为了迷惑国民党，让他们以为这是白话版《西游记》。当然这是我多想，后来斯诺还写了《毛泽东传》等很多红色著作，宣传共产党和中国红军。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义务当了一回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宣传大使。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都是从斯诺那里来的，他一个人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加上人民日报海外版，你就想这影响力有多大，斯诺不但写书，还宣传中国革命，他还亲自参与其中。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日军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爱国人士，当时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使他们免遭日军捕杀，还帮助这些避难者化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出北平，你想斯诺是一个多么有想象力的老朋友，你可能很容易从斯诺做的这件事情联想到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其实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甚至比辛德勒名单还要伟大的人物他就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约翰·拉贝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了近30万中国人而闻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拉贝先生1909年来到中国工作，原本只是一个商人。1937年日军向南京进攻前夕，他和一些西方人设立了一个安全区，让难民可以躲避，拉贝被推为安全区主席。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焦了近30万难民，他还把自己居住的院子也拿出来，改为难民收容所，收容了大约600多附近的居民，后来日军攻占南京进行令人发指的大屠杀，拉贝尽自己的所有能力保护难民，还跟他们的朋友一些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你要知道，那可是近30万人的吃喝拉撒，跟富士康的工人工厂人数差不多，一分钱效益也没有，自杀率还是0，多不容易，你可能会想，日本鬼子那么残暴，怎么会容忍拉贝跟他们对着干呢！那是因为拉贝还有一个身份，是纳粹党员，日本人得给他面子，他是纳粹，他相当于《潜伏》中的余则成。一天晚上，有两个日本兵在拉贝住宅越墙而入企图作恶，幸亏拉贝出现怒骂他们，日本兵一看他是德国人，立刻就怂了，请求拉贝打开大门让他们出去，拉贝断然拒绝：“不行，你们从哪儿爬进来，就从哪儿滚出去！”两个日本兵只好灰溜溜地翻墙而去。后来拉贝的公司总部给他下了好几次返回的命令，拉贝都拒绝执行，因为他在中国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直到1938年2月，在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下，日本人不可能再进行大屠杀了，拉贝才回到德国。不过这事还没有完，他在柏林，马不停蹄地做了五场报告，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还给纳粹头子希特勒寄了一份报告，讲述日军暴行，希望德国赶快出面阻止盟友日本在中国的屠杀，要知道那时候希特勒正在欧洲屠杀犹太人，他跟一个杀人魔王控拆另外一个杀人魔王的罪行，那能有好果子吃吗！拉贝遭到德国盖世太保的迫害，好容易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拉贝又因为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拉贝本来一片好心却闹了个里外不是人，后来总算查明真相被无罪释放。他也从一个有钱的商人变成了落魄的穷人，不过被他帮助的南京人民没有忘记他，南京政府和市民开始给他捐助，在他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每个月都能收到来自南京的捐助，这就是老朋友该做的事情——互相帮助。1950年1月5日，拉贝在西柏林逝世，他在南京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本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被称为《拉贝日记》。这本日记由他的家人保存，直到1996年年底，《拉贝日记》重见天日，拉贝才重新为世人所知道。拉贝也被追认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为拉贝是纳粹党员，官方比较忌讳，所以拉贝的事情德国人知道的也不多。《拉贝日记》出版了，看的人也很少。不过，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2009年电影《拉贝日记》上映，人们才发现原来德国还有这第一位英雄，德国掀起了一场拉贝热，到拉贝墓地和博物馆参观的德国本地人越来越多，一些德国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拉贝已成为德中两国的友谊使者，在战争时期，我们需要老朋友帮忙救命，和平年代，我们在经济、文化领域的建设需要更多人帮助，他们很多都成了我们的老朋友，比如中国在2008年成功承办的北京奥运会，就离不开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老朋友。（萨马兰奇，西班牙人，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他长期关心和支持中国的体育事业，为中国1979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以及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做出重大帮助。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他亲手颁发中国在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2010年4月21日，萨马兰奇病逝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享年89岁。）萨马兰奇和中国的友谊开始于1982年，当时萨马兰奇刚刚上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当时中美国为台湾问题关系搞得比较微妙，萨马兰奇想知道能否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毕竟那是美国国土，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小平同志给萨翁吃了定心丸“一定参加。”作为对中国支持的回报，萨马兰奇努力把乒乓球、羽毛球、女子举重等中国绝对优势项目变成了奥运会常设项目。今天中国能成为奥运会的金牌大户，甚至2008年能金牌第一和老萨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谈到萨马兰奇与中国的友情，不得不提到萨马兰奇的忘年交邓亚萍。在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萨马兰奇第一次为单打冠军邓亚萍颁奖，由此认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以后萨马兰奇多次给邓亚萍颁奖，最后一次最为著名，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萨马兰奇在给获得乒乓球单打冠军的邓亚萍颁奖的时候，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脸颊，他是很亲切嘛，这是一位长者，每次看到这个画面，中国人都对申奥充满了信心啊！就是因为邓亚萍这个脸呢。因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是我们自己人嘛，果然通过举国上下的一致努力，可能又加上了萨马兰奇的内应，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了，才会有“我和你”。当时在台上宣布结果的正是萨马兰奇，不过他把中国人都吓了一跳，因为他汉语不是很熟练，说出来是这样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是，他应该说北京，他说不一定，不一定，变成不一定，中国老面姓愣了一秒钟，都宣布了结果，怎么还不一定呢！后来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北京，“我们赢了！”刚才说的这些老朋友，都是属于平民阶层，还有一些老朋友，他们位高权重，多为一国首脑，比如美国的几任总统，尼克松、福特、克林顿、小布什、老布什，还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说到中国有601位老朋友，这些老朋友绝大多数在1977年之后才获此称号，1979年这个称号在媒体上频繁出现，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正在全面恢复外交关系，非常需要老关系、老朋友的帮助。这个时候各国政要就成了老朋友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一切却是从中国曾经的头号敌人美国开始的。建国以后，中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原因大家都知道，解放前美国支持国民党跟共产党打内战，解放后又侵略朝鲜，又支持台湾，所以双方一直是剑拔弩张，我们一提到美国，就肯定是美帝国主义，宣传画上美国人都是嘴歪眼斜，怎么可以做朋友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才得到了缓解，而这除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努力，也多亏了两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位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位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基辛格，先后担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