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 东北抗联领导人

“写抗联,是我应该干的活儿”(组图)





作者张正隆

《雪冷血热》封面

军旅作家张正隆住在大连,他家距著名旅游景点老虎滩只有两站地,但是张正隆始终没陪老伴去过。65岁的张正隆说:“我就是没有时间,每天工作15个小时,哪有时间去转!”

张正隆心里明白,他是陷在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写作中不能自拔了。为了能够给东北抗联著书立传,张正隆奔波了20余年,采访了约70位抗联的老战士,这个使命早已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近日,他的新作《雪冷血热》正式面世。书中生动地展现了东北抗联可歌可泣的悲壮战史,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都是首次对外披露。对于张正隆来说,将真实的历史告知后人,这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和责任。

为省钱,连出租车都舍不得坐

早在1987年,张正隆就决定要写有关东北抗联的纪实文学。“我是东北人,当了一辈子兵,是个作家,写东北抗联是我应该干的活儿。”张正隆说,他从小就喜欢听东北抗联的故事,写作只是让从小埋下的种子生根发芽罢了。“我要把这本书献给生我养我的黑土地,献给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同辈和后人。”

1989年起,张正隆开始筹备《雪冷血热》的写作。光是为了搜集资料和寻找抗联老战士,他就花费了整整15年的时间。抗联当年在东北活动过的50多个县,张正隆大都跑到了,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采访个把月左右。“我去当地的党史研究办公室里查阅资料,一进去尘土飞扬,档案拿近一看,总要吸一鼻子灰,每天吐的痰都是黑的。”

过去农村环境差,张正隆采访归来,把虱子、跳蚤也一起带回了家。张正隆的女儿很调皮,她把从爸爸身上发现的虱子抓到小瓶子里,再盖起来,当成了宠物,这让张正隆哭笑不得。“但后来我有经验了,回家先让爱人烧一锅水,把衣服脱下来,烫烫再说。”张正隆笑谈往事。

为了给东北抗联立传,自己究竟花了多少钱?张正隆没有一本明细账,“怎么也得有10万元吧。”上世纪90年代末,他去县里采访,县城已有了出租车,但他舍不得花这笔钱,于是就打上一辆“蛤蟆车”(三轮摩托),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颠腾了三四个小时。很多有关东北抗联的资料保存在俄罗斯和朝鲜,可是张正隆却没有能力支付出国费用,这件事情让他至今都觉得遗憾。

老人一去世,就把历史带走了

东北抗联是文学的富矿,但是要想找到那些老人却并非易事。在采访过程中,张正隆逐渐找到了诀窍:“摸到一个葡萄,就能摸到一串。抗联老人之间都有联系,找到一个人就能找到一串。”在《雪冷血热》一书中,他总共采访了约70位抗联老战士,其中重点采访的就有20多位。在张正隆看来,这些采访是真正带有抢救性意义的,“只要有一个老人去世,他就把那段历史带走了。”

张正隆记得,他采访原黑龙江政协副主席张瑞麟时,这位老战士已患上了脑萎缩。张瑞麟的夫人告诉张正隆:“老张什么都记不得了,但还记得抗联,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把最美好的生命都留给抗联了。”原黑龙江政协副主席王明贵的夫人曾对张正隆说:“小张,你跟他少谈点儿,谈多了他兴奋,心脏病高血压要发作,你哪怕早来三年,谈几天几夜都行。”

还有一位叫曹曙焰的抗联老战士,家住在大连孙家沟部队干休所,离张正隆家不算太远。每天上午8时,张正隆都会到曹曙焰家准时报到,每回都要聊到中午才肯罢休。他去得勤,问得多,就这么采访了一个来月,连曹曙焰也不得不说:“小张,你连我骨髓都榨干了,真的没什么好谈了。”

当年张正隆采访的抗联老人大多已80岁高龄,许多人连话也讲不清楚。但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农民,一谈到抗联那段历史,他们都很自豪,也很激动。张正隆是个比较情绪化的人,“每次采访,老人还没淌眼泪,我的眼泪先淌下来了。”张正隆说,他的采访和写作,一直是在压抑和悲壮的情绪中进行的。

震撼细节,一辈子也忘不了

抗联老战士们讲述的战斗故事和历史细节是如此震撼,张正隆一辈子也忘不了。

曹曙焰告诉他,1938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建立“集团部落”,把抗联和老百姓隔离开来,抗联战士便过起了“天大房子,地大炕,野菜树皮是食粮,火是生命,森林是故乡”的野外生活。冬天抗联官兵就在火堆旁边睡觉,零下30摄氏度左右,树干冻得嘎巴嘎巴都裂开了,连手指头都能伸进去。一个生动的细节令张正隆印象深刻:“那么冷的环境下,连许多枪都打不响了,只有捷克式机枪和步枪还能打响,而且到了零下40摄氏度,火苗颜色也不再是红色,而是蓝色。”

那时候,抗联官兵把枪抱在怀里,就在火堆旁睡觉,随时都准备马上爬起来战斗。抗联老战士、原黑龙江省体委主任王钧清楚地记得:“晚上在火堆旁,值班的睡熟了,有人翻翻身就滚到火堆里了,到第二天才发现,有的身体烧掉了半截,有的就只剩下了脑袋。”

还有的抗联老战士回忆说,许多战士肚里没食儿,冻死了,人坐在那里,像冰雕一样,双手做烤火状,脸上还挂着微笑。“冻死的人往往觉得这个世界很温暖,就和《卖火柴的小女孩》描述的情景差不多。”张正隆这样总结抗联老战士的自述。

“能叫你打死,不让你吓死”

采访过程中,有位老人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影视剧里抗联人的穿戴,和我们当年有些不一样。”这句话提醒了张正隆,还原真实的历史,把深藏多年不为人知的细节公之于众,这是他的责任。在通过细节诠释抗联精神的同时,张正隆渴望通过他的调查和寻访,触摸到历史的真实;而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尽管饱含着对抗联战士的深厚感情,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张正隆并未进行任何过度的粉饰。

“过去受环境的影响,有的史实不便披露,其实在相关档案里都有记载。”张正隆举了个例子,“东北抗联当初打日本,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自己都保卫不了,怎么保卫苏联呢?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不过遗憾的是,大部分有关抗联的珍贵档案,当年都被日本侵略者烧毁了。

张正隆直言,东北抗联最多时有11个军、3万余人,装备也不好,而日本关东军最多时达70万人;抗联没有、也不可能组织大规模的战斗和战役,一般歼灭几十个日本鬼子就算是大捷。“当年抗联就是今天这儿端个伪警察署,明天那儿扒毁铁路、伏击敌人,游击战、麻雀战,不断地歼灭、骚扰敌人。”自然环境那么恶劣,敌人那么强大,抗联一直在战斗,“能叫你打死,不让你吓死”,这就是一种宁死不屈的“抗联精神”。

经典记忆

东北抗联 东北抗联领导人
战士们曾捡马粪里的苞米粒维生

当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最苦的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而参加过长征的陆定一则说:“在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后14年中,东北抗日联军的牺牲奋斗,最为惨烈。”这句话,被张正隆原封不动地引用到了自己的书中。

抗联的战斗生活有多艰苦?张正隆这样写道:“东北地区半年雪封,抗联战士常常裂肤断指,每年冬天都会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他以1932年11月19日的一场战役为例,“日军多门师团侵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夜间强行军,气温骤降,6000人冻伤,占全师团的三分之一,保障有力的关东军尚且如此,一无后援、二无根据地、三无领导的抗联部队境遇可想而知”。

按照张正隆的记述,1938年后,日军在东北到处制造无人区,进行经济封锁;当年冻死、饿死的抗联战士,比战死的还要多:“抗联没留下几座坟,就是因为冬季冻土难刨,以雪掩尸已经算是体面”。没有粮食时,抗联战士甚至捡过敌人留下的马粪中的苞米粒吃。抗联名将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剖开他的遗体,发现他的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而老人们告诉张正隆,“那样的胃,在抗联战士中很普遍。”

长春最后一位东北抗联老战士辞世



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李兆麟

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

七七抗战之前的抗日大捷:东北抗联镜泊湖连环战

新华网长春2月21日电(记者常亦殊)21日,长春市举行了当地最后一位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庄凤追悼会。长春市各界群众以及从北京、黑龙江等地专程赶来的东北抗联老战士、老战士家属等数百人参加追悼会,挥泪送别这位英勇的抗联战士。

庄凤于2011年2月1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市逝世,享年92岁。庄凤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她17岁时不顾家人反对,抱着不满两岁的孩子加入东北抗联,投身抗日。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即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由于她的出色表现,战友们称她为“军中女杰”。

后来,庄凤还成为我国第一批女伞兵,在苏联接受训练,并与苏军一同回到东北,继续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庄凤曾在辽宁省、吉林省先后担任干部。由于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优秀表现,2005年,她先后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

庄凤生前一直保持一位革命者、共产党人的操守。她在88岁时,立下遗嘱,要求过世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把她的骨灰与她的丈夫、抗联战友刘铁石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在长春净月潭的山上,回归大自然;并提出代她向党组织交最后一次党费,以此表达她临终不忘党的恩情。

88岁高龄的东北抗联老战士、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专程从哈尔滨赶来,她悲痛地说:“今天我们失去了一位英勇的抗联战士,但她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应永远被人们铭记;东北抗联可歌可泣的14年抗战史,更不应被后人所遗忘!”

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部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支部队在东北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14年的艰苦战斗,牵制了数十万日伪军队,有力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图:八女投江处

  

图:投江殉国八女(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

东北抗联往事

军旅作家张正隆今年62岁,家住在大连著名的风景区老虎滩附近。不过,“蛰居”大连13年,他没去过海边,写作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正隆开始自费走访东北抗联曾活动过的40多个县,采访对象多达百人。这些抗联战士很多年事已高,很多受访者已经高龄垂危,有些采访因已经没有存活者而无法再现当年情景,成为永远的遗憾。

有的受访者得了老年痴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却能细致地讲出抗联生活的艰难困苦,那是深入到大脑皮层里的记忆,让张正隆感到深深的震撼。有些采访对象讲到兴奋之处,心脏病发作或是整夜失眠。这些都让张正隆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本书写不出来我会死不瞑目。”

此后,他又用了5年时间,每天伏案15个小时,边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边整理采访记录,如今他将这些故事汇集在新书《雪冷血热》中。书中不但叙述了抗联战士,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英雄可歌可泣的生平事迹与斗争大历史,也呈现了国民党员、教师、地主,甚至土匪在那段时期抗战救亡的小历史。

为什么看重抗联的这段历史?张正隆说:“因为这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不该更不能忘却的历史。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主题词就是两个字——强大。强大的前提是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建设发展、强国富民。和平太美好太珍贵了,只是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以为空气原本就该这样没有硝烟和血腥。想想我们的前辈在战乱中颠簸,看看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能多少明白些。而我们能拥有近60年的和平,都源自《枪杆子:1949》或者《雪白血红》中的军人们的献身……我写的是战争,关切的是和平。”

三千万人的命运因为九一八改变

“清末民初,我的太爷爷为生活所迫踏上了闯关东的旅程,走时他们因为背井离乡而痛苦不堪,但关外黑油油的土地,又重新燃起了他们发家致富的梦想。黑土地真肥啊,抓把土就能攥出油来,我的太爷爷和爷爷们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奶奶们都裹着小脚,耕种时站一会就撑不住了,跪在那继续干活。所有人都在辛苦的劳作,脸上却挂着笑容,因为他们知道黑土懂得感恩,你为它付出多少它就回报你多少,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如果没有九一八,没两年,他们就能成为土财主吧?买地,挣钱,然后把金元宝一罐罐埋地下,按照这个轨迹发展,后来的我也当不成兵了。”

“可惜,九一八来了,世道乱了,胡子(土匪)、日本人成为农民的梦魇。那年一队胡子闯进了村子,要带走我爷爷。太爷爷死活不干,因为老大太犟,‘都说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老大这一去只怕有去无会,太爷爷恳求胡子带走能说会道的老三,于是三爷爷被抓走了。过了许多天,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花子出现在家门口,那正是半路上偷跑回来的三爷爷,一到家他就瘫了,在炕上过完了下半生,‘如果离家还有几十公里,我还能跑’,我记得小时候他跟我说。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还能继续跑的三爷爷现在只能躺在炕上。岁数大了,我才意识到家和土地其实是农民最大的奔头,到家了,一口气松下了,人就完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包括我爷爷一家在内的东北三千万农民的命运,也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年少时,我怀揣着保家卫国,当战斗英雄的梦想当了兵并在军队服役了一辈子,可自己怎么也没想到,因为后来采访四野、抗联的历史,在人生的暮年成为书写战争呼吁和平的反战者。”

“宁教你打死,不教你吓死”

“我的感触就是,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舞台上,没有一支队伍有抗联这么苦。当时关东军是日本兵中的一流部队,军力有七八十万,装备都是最精良的。而抗联大多数是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人也不多,在11个军里面,人最多的3军、就是赵尚志那个军,最多时才三四千人,其他一些军只有几百人。人数最多的时候只有3万人,打到1945年抗战结束,只剩下了几百人。1938年以前,日子还算好过,那时候森林里一年四季都有人,夏天采木耳、猴头、人参,冬天打猎、烧炭、伐木,抗联走到哪块都有吃有住。1938年以后,日本人把这些人全都赶出来了,能进山的人都是特务。赵尚志就是被进山的特务打死的。抗联也没有吃的了,夏天可以吃点野菜,冬天连树皮都吃不上,因为树皮都被冻住了,根本扒不下来。我采访的曹曙焰跟我讲,他手下当时有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每个人一杆三八大盖枪,子弹也很充足,但饿到最后,遇到狼连扣扳机的力气都没有,活活被狼吃了。你说杨靖宇肚子里面都是树皮什么的,实际上抗联战士基本都是那样。杨靖宇一米八的个子,彪形大汉,当时我就想,如果那天有个窝头,他一定不会让日本人抓到。”

“我再讲一个人叫老于太太,她是个土匪,后来被抗联收编了,成了抗联队伍里女兵最多的队伍,最多的时候这支队伍一百多人,80%是女的。女兵中大部分是汉族,都是裹了小脚后来又放开的残脚,老于太太自己有五个孩子,中间死了一个,还剩下四个,打仗的时候,她后背背一个孩子,剩下三个围在身边,她一手一枪,边打边跑,一双残脚,箭步如飞,就这样在山里坚持了好几年。为了生存,女兵都得吃一种草药,一吃就绝经了,不能再做母亲,人都被逼到那种份上。后来我采访了她孙子家,特意问老于太太叫什么名字,都说不知道,家谱上只写着王氏——那么一个强悍的女人,竟然没有名字。”

“许多人实在熬不下去,就投降了”

“我时常在想,红军长征是伟大的,长征中最艰难的是爬雪山、过草地,那才多长时间?东北抗战14年,黑龙江每年有半年冬天。抗联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根据地,没有兵源,死一个少一个。现在考古到神农架找野人,有没有野人不好说,但当年东北大兴安岭野人可太多了,都是抗联的人,男女不辨,脸没法洗,都是锅底色,唯一的区别就是女人不长胡子,小孩看了他们就说鬼来了。许多人扛不住,就投降了。”

“其中包括‘抗联’一师师长兼政委程斌。一师是一军主力,让他任师长兼政委,足见杨靖宇对他的信赖。此人文武双全,指挥过大小战役几十次,其中最著名的‘摩天岭大捷’,歼灭日军今田中队48人。1938年6月29日,程斌的师部和保安连被敌人发现并包围。敌人还抓了程斌的母亲和哥哥,要抗日还是要妈?程斌挺痛快,要妈!投降了!被程斌裹挟下山投降的总计有115人,携平射炮1门、机枪5挺、自动步枪2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翌年秋天开始的‘野副大讨伐’中,1路军受到重创,杨靖宇牺牲。这次历时一年半的‘大讨伐’,对抗联危害最大的,就是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指挥的10个警察大队,包括程斌在内的10个大队长,都是叛徒。”

“那时候,抗联对待叛徒也有矫枉过正的情况。我写过一个叫赵明山的人,当年在吉林山里当抗联,有一年除夕,部队搞活动,所有人就坐在一起点篝火唱歌跳舞。赵明山发现,团里的两个副官一直在边上巡视,看见谁抱着枪睡觉,或者没精打采,就把人叫走,那一夜一共被叫走了5个。那些人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明白,被叫走的人都‘背小树’去了。就是找一棵树用绳子,没有绳子就用捆柴火的榆树条子,在人腰上捆一下,脚脖子捆一下,脖子上捆一下,再弄一个粗棍子在脖子上搅两下,还有一个动作,再往他肚子上踹两脚,听那人放两个屁,人就彻底完蛋了。死去的人都被扒光了衣服、鞋袜,因为要留给活人用。赵明山跟我讲,到后来包括洞房花烛夜他都不敢看媳妇的裸体。东北那时候有澡堂子,他说从来不敢去洗澡,不敢看光溜溜的人。”

“这样的历史,许多人都会觉得太残忍,怎么能不分清楚到底是不是叛徒就把人处决呢?但还原到历史中是可以理解的,抗联把粮食资料全藏在山里,大家吃穿就靠那点东西,出一个叛徒,东西保不住,连人也要全部战死。要保卫星星之火,就防卫过当,有点蛛丝马迹,千钧一发,没时间去查,就地处理……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新四军闯关东,口音南腔北调,省骂也五花八门。抗联往往骂‘妈个巴子,你个叛徒’。‘妈个巴子’不难理解,‘你个叛徒’,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后来明白了,抗联最恨的就是叛徒,气愤得无以复加时,就把东北特色的‘妈个巴子’和‘你个叛徒’弄一块儿去了……战争年代的残酷与生命的可能性,是和平年代很难想象的。”

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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