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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一个人心思变、除旧布新、兴利除弊的关口。当时不只是中央最高层有一批立志改革的领导人，在省部级官员中，也出现了一些敢于从实际出发，突破陈规的杰出人物。试举二例。[1]
其一是林乎加，他在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1978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500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16800名青年，在1979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就规模而言，北京市1978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其二是赵凡，1978年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兼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恢复高考以后，结束了高中生不能直升大学的禁锢。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受到强烈的质疑，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仍然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规定今后边疆农场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按照这一政策，兵团和农场的知青要求回城的愿望就落空了。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城镇青年的就业完全由本地政府包下来，但许多大城市又拿不出这么多就业岗位。所以，尽管中央知道社会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极其不满，还想硬着头皮坚持。就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出了一件大事，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引发了数千知青抬尸游行。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失望的云南知青采取了更加激烈的举动。12月16日，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出发，下旬走到昆明火车站，不许登车，他们开始卧轨，阻拦火车。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中央在12月25日发给云南三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同时，派赵凡飞往昆明，处理这一事件。
赵凡到达昆明以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省里的干部说，这是知青造反，要出动公安解决。赵凡回答，中央没有这个精神。于是，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由赵凡和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及另一个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组成。他们和知青代表见了面。知青代表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赵凡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只要解决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你们要体谅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接着，赵凡率调查组来到事态最严重西双版纳。在农场，他看到知青生活确实很苦，有的住房都要倒了。知青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才吃六两肉，三两油。当时，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已经有3万知青罢工，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赵凡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来没遇到这样狗咬刺猬，没法下手的难题。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他对农场的书记、场长们说，知青停工期间，工资也要发。如果动用军队，是"四人帮"的做法。
1月8日，勐定农场知青绝食。赵凡连夜出发，驱车一夜一天，赶到勐定。10日上午，他和知青代表谈话，下午和广大知青见面。在农场招待所前边，跪了好几百知青，哭成一片。赵凡也哭了。他说：我来晚了！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赵凡不是用空话搪塞知青。他感到，必须调整政策。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他对调查组负责人和农场负责人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的知青来自上海、北京、四川的比较多，赵凡就和这些地方商量怎么解决问题。四川省委的意见是，只要云南同意，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但是，上海方面觉得有困难，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赵凡又和省委书记安平生商量。安平生说，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于是，他们给中央打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上海、北京方面开始有担心，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云南省委开了两次常委会，研究安排知青离开农场，办手续，分批走。1979年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的90%以上都返回到原来的城市。到1980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知青返城大潮随后遍及全国。
1980年，中央书记处终于做出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知青回城以后，就业又成了问题，这又在中国大地上催生了消失多年的个体私营经济。
林乎加、赵凡不是惟书惟上，而是从实际出发，开拓新局。他们推动实施的举措，完全是顺应民意，而不是借改革之名以营私，行盘剥百姓之实。今天的中国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不知能否出现这样的省部级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