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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凤刻石》
又名鲁孝王刻石。公元前56年（鲁孝王三十四年，即五凤二年）刻,此石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重修曲阜孔庙时,得自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之太子钓鱼池。当时工匠取石维修孔庙，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随即移石入孔庙，现存孔庙东庑。
刻石长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石灰岩质。共十三字，曰:“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3行，隶书，仍带有篆书笔意，简质古朴。刻字处宽25厘米，高24.5厘米，凿成龛形。左侧刻高德裔发现此石的题记。
此刻是继《居摄两坟坛》出土之后最早之西汉刻石。历代金石学家多有著录。
《熹平石经》
东汉熹平四年，议郎蔡邕和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鉴于当时儒家经籍辗转传抄，多生谬弊，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后汉书·蔡邕传》)，于是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程。至光和六年告成，历时凡九年。因始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的书法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因系官方巨制，书丹者自当是如蔡邕一流的国手。试以《周易》经石为例，略作分析。其结体方正，字字中规入矩，一丝不苟，点画布置之匀称工稳，可谓无懈可击。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宏如宫殿庙堂。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观此可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当为的论。近年也有人讥其过于方整，而冠之以“馆阁派”。其实，它整饬而不板刻，静穆而有生气，和明清以来风行的拘谨呆滞的“馆阁”字，不可同日而语。惟其如此，《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流风所及，至深且远。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起了桥梁的作用
《贤良方正残石》
《贤良方正残石》，著名的《安阳残石》之一，为《子游残碑》上截。高41cm,宽57cm，东汉元初二年（115年）六月刻。1913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后归姚贵昉和天津王氏，现藏天津博物馆。碑文隶书12行，存93字。碑刻隶字古朴，结体凝整，用笔含方蓄圆，拙中蕴秀，富于变化。
《洛阳刑徒墓葬砖铭》
刑徒墓砖，清末时就有出土。清《陶斋藏石记》和《恒农冢墓遗文》都曾有过记载。一九六四年洛阳南郊发掘了五二二座刑徒墓，墓葬砖得以大量的出土，砖上的铭文书法亦渐被重视。在发掘中我们知道这些墓葬砖的铭刻时间在公元一O三——公元二一五年期间（永元十五年——延光四年）。
现有的资料证实，这些刑徒墓葬砖上的铭文有先朱书而后刻者，也有直接以刀刻划者。大概是因为对待那些死去的刑徒不必那样认真的缘故，铭文刻画多草率。用刀之法有些象秦诏版中简率的一路，使人感受到天真，质朴，奔放不羁的美。
按情理《刑徒墓葬砖铭》当属汉砖类，然观其拓片却没有汉砖和汉瓦当那种凝重美，据说刑墓砖是把砖头磨光后，再刻上铭文的，非翻模所为，所以它不类汉砖拓片，倒很象汉金器上的凿刻铭文。当然它纵横舒展，用不着象汉金文那样受装饰趣味的约束，它大小随意，也用不着象简牍文字那样排列成行。最妙不过的是几乎不用波挑，但隶书特征，体势全在，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