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昌会原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副主席兼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在指挥所属部队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壶梯山、大荔以北的诸战役中,损兵折将,为了对自己所率十余万将士的生命负责,他考虑再三,决心率部起义。于是裴昌会派代表赴西安同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联系起义。时任一野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出面接待,表示欢迎。 1949年12月23日,裴昌会率第七兵团在四川德阳孝泉镇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同时电令兵团所属各军就地起义,除失去联络的孤军外,其余各军都复电随兵团起义。起义的第二天,胡耀邦来会见裴昌会,对他说,我来一是慰问你和起义部队,二是征询你还有什么疑难问题、有什么要求。我们是一家人了,请你敞开说吧!胡耀邦还说,关于率部起义的诺言,你没有失信,实现了你的愿望,我和你都高兴嘛! 1950年8月,裴昌会率领的起义部队整训完毕,开往天水,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并编。部队整编结束后,裴昌会提出要转到地方工作,按照政策安排他和胡耀邦一起到川北行署工作。胡耀邦任川北区委书记兼统战部长,裴昌会任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 胡耀邦得知裴昌会要到川北工作,派统战部副部长刘玉衡专程到重庆去接他,还在南充戏院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胡耀邦亲自安排裴昌会与自己同住一个院,同吃一个灶,同乘一辆车,相互信任,密切合作,关系十分融洽。裴昌会当时只有50多岁,精力也很好,经常到基层去。行署为他配有秘书和警卫员,他曾多次提出过取消。胡耀邦对他说,这是党的政策,一视同仁,不能取消。 胡耀邦除了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对待裴昌会之外,在各方面还给了他许多特别关照。裴昌会起义后,到川北行署工作仍享受的是原来部队的供给制待遇,生活水平比较低,没有什么积蓄。为此,胡耀邦建议他改为工资制。这样,他的收入增多了,生活宽裕了不少。 1952年,胡耀邦调到北京工作,裴昌会也调到重庆任西南纺织局局长。1954年起,裴昌会担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次到北京开会,胡耀邦都要接他到家中相聚,吃顿便饭,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和良好的关系。 “文革”中,中国共产党有关起义人员的政策受到干扰和破坏,裴昌会率领起义的第七兵团近10万人中产生了大量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数以千计的人向裴昌会申诉。1982年,裴昌会的孙女在胡耀邦家中吃饭时,反映了有关情况,胡耀邦对她说:“无论何党何派,起码要讲信义,你爷爷联系起义时我们是有保证的,共产党讲信义,我们对他负责到底。”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凡是依据政策可以解决的,裴昌会都联系有关单位予以落实,不能解决的,他都及时向胡耀邦汇报。胡耀邦认真听取他的陈述,并及时作出处理。如成都解放时,对西安绥靖公署散在成都的3000多官兵,裴昌会是根据贺龙司令员的口头指示接收的,当时贺龙在大会上向这些人讲过按起义政策对待,但未形成档案,致使在落实政策中无据可查。1984年裴昌会向胡耀邦反映后,胡耀邦立即指示中央主管部门单独下了文件,使这些人落实政策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裴昌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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