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
先哲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生来就是政治动物。” 其实，他老人家还应该说：“人生来就是经济动物。”不过，归结起来，人生来就是“利益”动物。“利益”这个词，既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它是个中性词。但是，对“利益”涉及的范围，倒有高尚与低俗之分；对“利益”把握的能力，倒有高明与愚钝之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一个基本法则：在国与国之间，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谁相信了这点，谁明白了这点，谁驾驭了这点，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明强干之人。最近，我再次阅读了钱其琛同志撰写的《外交十记》，这是以他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到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的20年生活经历为轴线，以十个特定的大事件为线索，加上他自己的所见所闻，以非史非论的方式，平实白描地写下来的一本十分耐看的书。读完这本书后，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钱其琛是一个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业为荣的人，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明强干之人。
钱其琛，生于1928年１月，上海嘉定人，1942年10月入党并参加工作，相当大学文化。早年参加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担任过基层负责人。解放初期在共青团战线工作，1953年至1954年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1954年至1955年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后转入外交战线，1955年至1963年任驻苏联使馆二秘、留学生处副主任、研究室主任。1963年至1966年任高教部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复出后，1972年至1982年任驻苏联使馆参赞，驻几内亚大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82年至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1988年至1991年任外交部部长、党组书记。1991年至1992年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党组书记。1992年10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997年9月当选为第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九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钱其琛同志的书一共分十个部分，分别以外交十记之一、之二……依次排下，包括一、中苏关系正常化，二、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三、飞往巴格达，四、东京的“葬礼外交”，五、通往汉城，六、黑云压城城不摧，七、从苏联到俄罗斯，八、非洲情结，九、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十、港澳回归。在这本书的后记中，钱其琛如是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国际风云变幻难测，外交斗争纷繁复杂，期间还发生了四次战争。”“搁笔沉思，感到人类社会的急剧变化和突发事变，有时就如自然界的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一样，似乎连人类自己也难以预测和控制。”那么作为当事人，靠什么理念来支撑，拿什么东西来应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那就是一个词组：“国家利益”。
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之后，才开始在政治家和学者中使用的。 “国家利益”通常被用于描述(describe)和规定(prescribe) 对外政策。从外交的角度看，国家利益是制定外交政策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根本因素。它是超越和高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标准的，这也是新时期邓小平外交思想最鲜明和最有特色的地方。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国家利益的核心是保证国家主权不受外来干涉，国家安全不被外人破坏，国家领土不被外国侵占。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在主权、安全和领土问题上，邓小平从来就不让步，从来就不妥协，从来就不含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不过，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国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来就没有把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对立起来，而认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组成部分。他还相信，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最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然，在他眼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是一种国家利益，不过它是“底线利益”，你让我不姓“共”，你让我不掌权，那行吗？钱其琛个人发展的颠峰时刻恰逢小平时代，他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不仅忠实地执行邓小平国家利益思想，而且在外交实践中还丰富了这一思想，可以说，他不仅是邓小平国家利益思想的推动者，也是邓小平国家利益思想形成的参与者。
国与国打交道，首先要靠国家实力的强大，“弱国无外交”。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一个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别人总是不敢小视的，外交部长也比较好当。但是，我们也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忘记这二十多年我们是从“温饱”走到“小康”的历程，不是你自己怎样看自己别人就怎样看你的，就是要别人改变对你的看法也需要时间。当然，我们最关心的还是钱其琛靠什么来维护国家利益，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都干了那些事情。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国家利益”四个字探究，所谓“国家利益”就是公利而不是私利，既然是公利，那一定是奉献大于索取，民族大于个人的。从这个视角看钱其琛的表现，我认为有两个问题他做得非常好，一是“忠诚”，二是“智慧”。
让我们先来看看“忠诚”，讲政治就不能不谈到忠诚，忠诚是一个人赤诚无私、诚心尽力的内在品质。作为一个在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钱其琛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读了这本书，我觉得钱其琛的“忠诚”还有许多个性化的特点。
——钱其琛是一个忠实的人，这种人忠诚而可靠。其实，象他这样一个从基层官员走上来的人，最初离国家“顶层设计小组”是比较远的，未必明白顶层设计的变化缘由。就如战争如此重要，以至于将军们是不能决定该不该打仗，打什么仗，而得由政治家来决定一样，外交也如此重要，以至于外交家是不能决定该不该与他国交往，怎么与他国交往，也得由政治家来决定。那么外交家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就是忠实的执行政治家既定的方针。钱其琛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明白人，他知道国家利益就是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的一种优先考虑，它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客观需要，也是决策者个人的主观意愿。在书的第一章，他记述了邓小平1982年3月底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地区的一次长篇讲话之后，打电话给外交部指示对其讲话做出反应。时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他，不仅用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把邓小平的意思表达得非常完美，也开启了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制度。二个月后，他出任外交部主管苏联和东欧事务的副部长，在当年盛夏的一天，小平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和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到他家，邓小平提出，争取中苏关系要有一个大的改善时，他也列席其中。作为职业外交家，他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不就是由长期紧张转到长期对话吗，不断扯皮中比互不来往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慢慢按照小平给定的框架把事情做成就行了。
——钱其琛是一个忠贞的人，这种人忠诚而坚定。他在书中写到：“在我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的确，“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那场风暴考验了许多中国高层领导人，有些人倒下了，有些人站住了；有些人昙花一现，有些人可持续发展，钱其琛无疑属于后者。这也恰恰使得他成为新中国外交战线上留得下名字的人，从外长，到国务委员兼外长、副总理兼外长，到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长达十五年，而且担任了十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将一个执行者变为决策人。他就是与当年的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相比至少也不会逊色太多。他靠的是什么，恰恰是“忠贞”。因为，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公众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主导权发生了变化；信息传送越来越容易了，廉价信息带来的问题越大了。这个问题在平常是我们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慢慢适应它，而不必为此担心；但在关键时，它考验我们的态度，它逼着我们表态，它影响着我们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我们却不能不为此担心。他在书中就这段历史写了大量的笔墨，并用了一系列非常有特色的小标题：山雨欲来、“系”、“解”之间、一波三折、分化瓦解、雨过天未晴，等等。除了对付那些与我们意识形态不同的人，他显示出“忠贞”的特点外，就是与我们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打交道，他也用这条信念来支撑。他在书中写了奉邓小平之命与韩国建交，在大告成功之时，又奉江泽民之命向朝鲜通报情况的故事，真是耐人寻味。他说：“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果然，没有鲜花、没有红地毯、没有欢迎群众，也没有宴请，有的只是令人窒息的冷静。“金主席（金日成）看了看我们带来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子，就送客告别了。”但不要紧，个人面子是小，国家利益为重。“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点，我们直接驱车去了中南海江总书记的办公室。江总书记正等在那里。我将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江总书记听后，问了几个问题，感到很满意。”
按照中国人的算法，出生于1928年的人属龙。（我查过万年历，准确的说，1928年1月23日以后才算龙年，不知钱老是1月几号生的，不过没关系，我还是认为他属龙。）钱其琛这条“龙”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智慧”之龙，智慧是一个人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第二，这条龙虽少年得志却也大器晚成，1988年3月在全国第七届人大他被任命外交部长后，这条过了一个花甲之年的大龙才真正大有作为。
——钱其琛是一个善于在顺境中腾越的智慧之龙，他懂得强抓机遇、乘势而上。总的说来，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大大提高了，我们参与世界事务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在这本书的附录中中有几篇是他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演讲稿，文中反应了他是如何看待当今世界大趋势的观点。比如，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们国家来说就是利弊兼有，挑战与机遇并存之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掌握，有没有本事掌握。他说，我们在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种代价是值得的，无损于我们的根本利益。随着中国全面深入地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对现行的秩序和游戏规则也就能获得一定的发言权，能够做到参与其中、趋利弊害、适时有为、徐图改造。看一看，这十六个字的确是智慧之言。在实际工作中，他也是善于“借鸡下蛋”、“推波助澜”、“围点打援”之人。比如，在为日本裕仁天皇送葬的葬礼期间，钱其琛就在同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达成了“三点一致意见”，从而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两国外交关系的大门，被媒体称为“葬礼外交”的经典案例。在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后，中苏关系得到改善，不久，苏联解体，钱其琛认为，这是“20世纪最令人惊叹、也最令人神思的事件之一。”不过，“国王死了，国王万岁”的通则，对一个国家如此，对外国也如此。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钱其琛更多的考虑如何与新的统治者打交道，在我们国家“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的大原则下，钱其琛做了他自己应该做到的事情，而且干得不错，将中俄新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形成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钱其琛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腾越的智慧之龙，他懂得等待时机、改变格局。在那个不得不提到的“政治风波”过去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用种种手段打压我们，随后又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这种环境中，有两种选择，一是对着干，拼光为止；二是审时度势，以柔克刚。钱其琛按照小平的指示：韬光养晦，绝不伸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时，又注意抓住每一点些微变化，着力于改变我们的困境，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返国际舞台。机会总是有的，很快西方大国中的日本向我们靠拢，同为西方国家的西班牙向我们靠拢，当第一次海湾战争要打起来时，美国人也来了。他要的就是我们在安理会的一票，最好是赞成票，只要不是反对票，弃权票也行。这时我们的一口恶气终于可以吐了，老子就是不给你“赞成票”，当然也不会给“反对票”。钱其琛告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子们，这样做的道理在于：第一，中美之间合作的基础没有改变；第二，中美两国各自的基本模式没有改变；第三，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不会变。以上三点，就是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最后，他如是说：“我们要斗智斗勇，但是不要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短长。苏轼在《留侯论》里边有这样一番议论，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也就是说，不要碰到一点挑衅就气愤得不得了，就头脑发热要‘挺身而斗’，这其实‘不足为勇’。真正的勇敢的人会冷静观察、仔细考虑，因为我们‘所挟持者甚大’，我们的志向很高远。苏轼赞颂的是西汉的张良，而我们当然应该比两千年前的政治家有更多的智慧。”至于在香港回归时，与英国人谈判中遇到的种种麻烦；与法国人违背承诺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种种斗争，那也就是小菜一碟了。
“忠诚”是“智慧”的引导，“智慧”是“忠诚”的基石。没有“忠诚”的“智慧”是没有方向的智慧；没有“智慧”的“忠诚”是没有根基的忠诚。这就是我读了这本书的最深切的感悟。
（外交十记∕钱其琛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0ISBN 7－5012－2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