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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6-22 15:03:56)
觉醒总是从痛苦的黑暗中萌生。1976-1978年的中国，正步履艰难地迈向“文化大革命”阴影外的生命空间。
批判“四人帮”的勃然呐喊逐渐归于理性的平静；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刚刚起步；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的复出推延了9个月的时间；“洋冒进”又一次加重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不协调；新的个人崇拜再一次锁住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历史无情地把“两个凡是”与“两年徘徊”扭结在一起......
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顺乎民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以明辨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摆脱十年动乱的阴影，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阶段。
1976年10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耿飚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指出，关于宣传要点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突出宣传华主席；二是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三是彻底揭批“四人帮”。耿飚指出，“四人帮”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敌，要坚决打倒他；要宣传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不能手软；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要掀起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对“四人帮”表扬过的单位和个人，不要轻易在报刊上点名，对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一般也不要点名。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知》主要讲了四点：第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第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悔，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第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
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1976年12月10日，中央首先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由此打响了着重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的第一个战役。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开始了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为重点的第二个战役。9月 23日，中央又发出《材料之三》，开始进行以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为重点的第三个战役。与此同时，还在全国进行了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夺回他们夺去的那部分权力的斗争。
到1978年，揭批查运动基本结束，全国初步形成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开展，愤怒的呐喊逐步归于理性的平静。人们不再满足于
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错误简单归结于“四人帮”的表面做法，一些深层次的大是大非问题摆在了新的党中央面前：
“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原因何在?
毛泽东的功过如何评价?
毛泽东的错误与"四人帮"有何不同?
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四人帮”是极左还是极右?
“文化大革命”应如何定论?
......
邓小平复出，众望所归
1976年初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为地中断了邓小平1975年开始的卓有成效、颇得人心的全面整顿。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复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期待。
然而，历史幕后的曲折竟使邓小平的复出整整向后推延了9个月的时间。
1976年10月26日，宣传部向华国锋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国锋迅速做出了对立的反应。华国锋提出：第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第二，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陈云书面提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
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
“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这次会议，华国锋讲话的基调虽然未变，但讲话的分寸有了微妙变化，华国锋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他又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华国锋又一次重申“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他补充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即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华国锋的允诺是有折扣和条件的。华国锋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严辞拒绝了这一交换条件，他说：“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决要求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呼声中，197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终于复出。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邓小平时代就要开始了!
“两个凡是”成为历史转折的重大障碍
揭批“四人帮”没有从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根本原因，反而继续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邓小平的复出经受了步履艰难的挫折；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仍没有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破坏积重难返，非短时间内即能解决；一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犯了“两个凡是”的重大错误，由“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产生出历史转折的巨大阻力。
“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的创造，但华国锋对“两个凡是”负有直接的责任。
早在1972年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的问题时，汪东兴就说过：“凡是经过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到：“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1977年1月，华国锋指示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里。当时的表述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2月7日，按华国锋的指示，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指导方针。
同日，首都其他报纸以同样的规格，即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排四号宋体字，加框刊出的规格转载。
这一社论的起草者是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工作，康生死后，担任中办副主任，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汪东兴曾对文件清样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由于“来头很大”，中央宣传部也未能顶住。当时的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耿飚在讨论这篇文章时直言道：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尽管“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这篇文章的起草或讨论，尽管当时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两报一刊”只能照登。
华国锋的想法是：作为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作为毛泽东亲笔写下的“你办事，我放心”条子的合法拥有者，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必须无条件地肯定毛泽东的一切意见和决定，当然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决定。他没能明白，只有以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理智和勇气，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严格区分开来，彻底否“文化大革命”，才能真正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下去。
基于错误的认识，华国锋没有担得起转折时期的领袖作用。他在理论上大力推行“两个凡是”，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实践上致使揭批“四人帮”运动未能取得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应有效果；阻滞了恢复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两个凡是”形成了历史的阻力。
中共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510名代表代表着3500万党员参加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修改党章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大会的功绩在于：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必须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
华国锋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明显贯彻了他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
报告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说我国这次“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报告把毛泽东晚年失误，即所谓“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报告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战斗任务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因此，“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报告错误地认为“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所谓“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共所面临的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反“左”。
在此，华国锋在“两个凡是”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其指导思想上的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坚持“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完全必要，还要继续开展的论断；三是坚持反右，反对反“左”。
这表明，中共十一大没有能够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为新时期制定正确方针、路线的艰巨任务。
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8年2、3月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2人为副总理。大会审议通过了经过大量修改的新宪法，并于3月5日正式予以公布。1978年宪法基本上恢复和坚持了1954年宪法的一些好的原则和制度。但由于“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仍存有一些“左”的历史印迹，保留了一些错误的和过时的政治理论观点。
与此同时，五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中止的政治协商制度重新得以恢复。
新的个人崇拜
华国锋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被推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地位的。
华国锋在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职务之后，从权力方面说，已成为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为了巩固这一领导地位，更为了获得与这一领导地位相称的巨大领袖权威，华国锋一方面推行“两个凡是”，凭借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作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合法资格”，拒绝否定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推行对他个人的新崇拜，以期待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起“英明领袖”的光辉形象。
1976年11月15日到19日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把“突出宣传华主席”作为当时宣传要点之要点。此后，“突出宣传”愈演愈烈，新的个人崇拜热终于产生，并在1977年末达到了高潮。
1977年10月29日，《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文章指出：“华国锋同志领导我们党在惊涛骇浪中转危为安，使我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我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信赖和衷心爱戴。华国锋同志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文章认为，“华国锋作为我们党的领袖”具有"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和英明的远见，进一步证明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前程似锦。
文章指出：“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文章最后引述列宁的一句话，向全国发出号召：“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
1977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发表长篇纪实文章《颂歌献给华主席--首都八百万人民欢呼我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从一个方位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这种“个人崇拜”气氛。
文章描述道“华主席登上天安门，革命人民齐欢腾；英明领袖来掌舵，祖国前程花似锦。高耸的燕山群峰，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的运河波涛，倾吐着无限的深情。
八百万首都人民在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歌唱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从工厂到农村，从部队营房到商店、学校、机关、街道，到处举办学习班，召开赛诗会，出板报，办专栏，大赞大颂英明的领袖华主席。首都军民热血沸腾，满怀信心，跟定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继续挺进!”
文中写道：“首都广大军民手持华主席像，回顾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战胜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怎么能不向自己信得过的领袖纵情欢呼，怎么能不向自己靠得住的统帅放声歌唱。”
文章写道：“一声春雷天地动，盼来领袖华国锋。”“华主席掌舵挥巨手，扫除‘四害’功不朽；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胜利凯歌传全球!”
文章写道：“生活在英明领袖华主席身边的首都人民，怀着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回想华主席的光辉革命实践，歌颂华主席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华主席啊，华主席! 是您率领我们除妖魔，除‘四害’，使我国历史上避免了一次大倒退，我国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
“是您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两项英明决定，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永远激励着子孙万代，让毛泽东思想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是您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规划的、敬爱的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孜孜不倦，日夜操劳。”
“是您不避艰险，不辞辛苦，亲赴地震灾区，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温暖着千百万人民的心。”
“是您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地处理了国内、国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您是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和统帅!有您掌舵，我们子子孙孙都放心!有您引路，我们世世代代都紧跟!”
“红心向着华主席，革命到底志不移。”
......
一时间，“英明领袖”、“统帅”、“舵手”、“指路灯"等闪烁着神圣光芒的桂冠戴到了华国锋的头上。”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作为对联贴在了中国老百姓的门上，华主席的画像与毛主席的画像并排悬挂在刚走出“文化大革命”造神运动阴影的众多中国人的厅堂里，歌颂华主席、热爱华主席、忠于华主席、保卫华主席......成为群众大会的必选标语的口号。新的一轮个人崇拜又一次席卷神州!
“洋冒进”造成经济困难
“两个凡是”的推行，使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两年内未能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在批判“极右路线”的风潮中，在“文革”中表现极为显著的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思想，以其颇具生命力的连续性和独立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抬头，以“洋冒进”的形式又一次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阻滞和破坏。
1976年冬季，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石油、煤炭、钢、化工的生产，相继提出空浮的口号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
社论指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
文章认为：“抓纲治国，才能扎扎实实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
文章认为，为了更好地推动国民经济的新跃进，还必须坚持以下十点：
“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原则。”
“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为骨干，带动中间，帮助和教育后进的，团结一致，共同前进。”
“必须用政治统帅经济，用革命统帅生产，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抓好经济核算，增加社会主义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使社会主义建设日益繁荣兴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必须教育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保持普通劳动者本色。”
“必须始终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又红又专......”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我们的立足点。”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社论最后号召：“让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面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搞增产节约，推动国民经济新的跃进!”
197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华国锋在此前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提出的“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观点进行了阐明，提出“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
1977年12月10日，经华国锋亲自提议，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
大会指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大会重申了在197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由华国锋提出的“到1980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
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各省、市、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的目标。会议呼吁“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我们要乘胜前进，把干劲进一步鼓起来，鼓得比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还要足，发展大好形势，坚决完成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华国锋在国家计委和各部门的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务院关于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宣称“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致此冒进倾向明朗化。第一，提出脱离实际的“宏伟规划”要求在本世纪末我国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第二，十年规划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6000万吨，原煤产量要达到9亿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这些目标均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第三，提出在1978-1985年间，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10大钢铁基地、8个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等。
第四，1978-1985年，国家需要每年投资70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 28年的总和。
华国锋提出的“宏伟规划”，反映了他急于把国民经济快速搞上去，尽快实现“强国之梦”的迫切心情和良好愿望，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这里需要郑重指出的是：
华国锋把一系列高指标、大项目建立在历经十年浩劫已近崩溃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由此决定了他只能把筹措资金的希望押在中国当时根本无力偿还的外债上，只能把实现计划的设备供给依托在欧美国家的进口上。人们把这种脱离实际，脱离中国国情的冒进称为“洋冒进”。
虽然，这个规划只在大会上讨论过，会后并未公布和下达。但这个规划反映的“左”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产生了很大的恶性影响。
第一，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洋冒进”的基建投资额度分布为：农业占10.6%；轻工业占5.8%；重工业占48.7%。1978年农轻重总产值结构为：农业占27.8%；
轻工业占31.1%；重工业占41.1%。由此可见，“洋冒进”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进一步加剧了农轻重的比例失调。
第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1978年积累资金比上年增长 30.6%，而消费基金仅增长8.4%，积累率急剧上升到36.5%，仅次于1959年的43.8%和1960年的9.6%。
第三，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大大超出中国当时已有的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
1978年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的合同，共78亿美元，全部用现汇支付。到1978年底，引发了我国的物资、信贷、财政和外汇收支的严重不平衡。
第四，基建规模与投资超出国力允许范围。1978年，基建投资为 479.3亿元，比上年猛增114.9亿元，增长了31%，占当年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5.9%和40.7%；1978年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增加300余个，达到1700多个。1978年的基建投资成为“大跃进”后20年中基建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额增长最高的一年。
邓小平倡导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复出以后，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眼光，亲自领导了科学教育文化的拨乱反正，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又一个“科学的春天”。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两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要科学技术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以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邓小平否定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实行改革：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1977年底到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和废除的高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1977年底，全国约有 570万青年参加高考，共择优录取273000名。1978年3月，中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还恢复了研究生院和研究生制度，招收310500名研究生，这一数字接近了“文化大革命”前培养的研究生总数。
一颗老树的衰败，是对新生树木的号召。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使命。
在邓小平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气氛下，科学、教育、文化的春天终于来临。
“高考热”引发了“高考自学热”，学习科学文化的新风气席卷中华。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出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学习陈景润，勇攀科技新高峰”成为人们竟相传诵的口号!向“四人帮”讨还青春，成为一代青年的勃然呐喊!
......
“两个凡是”导致了“两年徘徊”。
要摆脱“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就必须终止“两个凡是”!
真理之川总是从错误之渠中流过
相关链接之二：“实事求是”的典故
(2003-01-02 11:04:48)
西汉时，景帝刘启有十四个儿了，其中一个叫刘德，因封在河间为河间王，死后谥“献”，故称“河间献王”。
当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原因，古文书籍比较少见。刘德到河间后，收藏了许多古董，其中有大量是用重金收买来的古籍。刘德对这些古籍认真加以整理，用心研究。很多文人听说河间王爱书好学，纷纷把祖上留下的先秦旧书献给他，有些人干脆投在他门下，和他一块进行研究。后来《汉书》的作者班固在为刘德写传记时，评价说：刘德爱好古代文化，认真好学，研究学问，“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在给班固的这段话作注时写道：“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务必要有事实为根据，以求得正确的结论，这就叫做“实事求是”。
这就是成语“实事求是”的由来。 赵彦君
相关链接之三：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9日08:26 光明日报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引自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特约评论员文章起风波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的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5月12日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方关注，成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导火索。
这篇重要文章的原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后经过多人多次修改，最后由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审定，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文章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提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许多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都赞成文章的观点，并要求按“实践标准”去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但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或不接受文章的观点，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人更是立即出来加以反对，并施加很大压力。
5月12日，当时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了激烈的批评。5月13日，《红旗》杂志的主编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说新华社转发此文是错误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5月17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5月18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红旗》杂志负责人谈话，批评《人民日报》很“不慎重”，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面对来自“两个凡是”派的指责，胡耀邦等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随高压而来的是理论界一片鸦雀无声。这样下去，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会面临夭折的危险。
关键时刻，邓小平表态了
与指责和批评相反的是，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到。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攻得很厉害，就找来认真阅读。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央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的。
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的问题时，明确提出要着重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说：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着重讲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加紧筹备。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当邓小平得知有的人不同意会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法这个情况后，当即指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批驳了“两个凡是”。他在阐述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还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不仅深刻地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观点，而且对“两个凡是”进行了透彻的批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
次日，《人民日报》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题，详细介绍了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同时，还加了几行按语，鲜明地表达了报社的立场。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被列为中发1978年38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之一，于6月29日发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实际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但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着重批评《人民日报》，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为了反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责难，胡耀邦顶住压力，在中央党校组织了第二篇重要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文风犀利地逐条批驳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指责，6月24日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这之后，胡耀邦又组织撰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出，9月26日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从而把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发表后，汪东兴对讨论继续施加压力。华国锋也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和一些省、市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在他们的支持下，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这场争论长时间保持沉默。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断展开和深入，邓小平对一些给这场讨论制造障碍的人进行了批评。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要求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第二天，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进行了一次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胡耀邦发动的这场讨论。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是个好班子。他还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应《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中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谭震林又不愿删改，只好将文稿报送中央常委裁决。11月中旬，邓小平通过谭震林的文章的批示，严肃地批评了《红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消极态度。他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的展开和深入。
从1978年6月至11月，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大多数负责人，以及更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撰写文章和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截止1978年底，全国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650多篇，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从而使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的一边。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汪东兴和华国锋不得不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话，是对持续半年之久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大意义的充分肯定和理论上的科学总结。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渐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本文摘自《邓小平在历次论争中》 姜淑萍张明杰张曙编著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一书
相关链接之四：真理标准大讨论总览与评价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展阶段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观点，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改革开放的历程》一书的作者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实际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7年底是第一阶段，主要内容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从1977年底至1978年11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第二阶段。”从真理标准讨论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来看，这样划分阶段，首先是起点太早，终点也太早，没有涵盖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其次是阶段划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早就开始了，可以说，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开始了，但有一个发展过程，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有一个发展过程。真理标准的争论，根源是“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在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一文中，才明确提出的。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明确提出实践标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才发展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争论。这个讨论和争论是1978年5月正式展开的。从历史发展来看，1977年底没有什么事可以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至于这个讨论作为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理论务虚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都是十分重要的发展，不能将这些排除在这一历史事件之外。因此，《改革开放的历程》。一书对这个大讨论的过程的构划，从起点到终点、到阶段的划分，都是欠妥的。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这场讨论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具体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5月到1978年12月。哲学界一马当先，经济学、史学、文艺、教育、法学、自然科学等各界人士都热烈地参加了讨论。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以后，许多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带头宣讲，这场讨论就由理论界发展到实际工作部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第二阶段，1979年]月到6月。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讨论受到阻碍和干扰。第三阶段，1979年7月到1980年2月。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是这场讨论的第二次高潮。这三介阶段的概括比上述的两阶段的概括，要全面得多，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没有将1978年5月以前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包括进去。第二，将1978年6月2日以前说成是理论界的讨论，6月2日以后说成是实际工作部门的讨论，是不准确的。这场讨论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最早争论的一方是以汪东兴同志为代表的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他们不是理论界；6月2日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与讨论，也不宜说成是由理论界发展到“实际工作部门”。第三，指出1979年上半年讨论受到阻碍和干扰是很重要的，但理论务虚会(1979年1月到4月初)也是这场讨论的很重要的发展。第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并不是到1980年2月为止，这场讨论的下限还应延长。
从上面所引的两种分阶段的意见可以看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里，我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前面各章的叙述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历史事件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即酝酿和准备阶段，全面展开并取得成功的阶段，进一步分清是非的阶段，补课和结尾阶段。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 酝酿和准备阶段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反对“两个凡是”。这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而从“准确、完整”到提出实践标准，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则还有一个发展过程。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应以1977年12月2日中央党校党委开会落实党中央提出的要求，即研究党史，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胡耀邦同志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正确与否、辨别是非的标准，作为标志。
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是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中的提法。叶剑英同志1977年10月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实质就是要总结和评价“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是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提出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同“两个凡是”是直接对立的。这就意味着要展开一场争论，而且是全党性的争论。中央党校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样的分量。
12月2日的党委会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依据会议精神，起草文件。原来指定吴江为组长，组建时由金春明任组长。这个小组立即开始工作。几经周折，写出了一个初稿，经胡耀邦同志审阅后，作为征集意见稿铅印。
1978年3月月上旬，中央党校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征集意见稿)，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酝酿。这个讨论先是在小部分学员中，后来是在全体学员中进行(召集一部6名学员座谈是1978年3月6日)。这种讨论的结果。一方面，是使涵盖全党的八百多名高中级干部思想上开始理解和树立实践标准，另一方面，是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决定撰写论述真理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的讨论，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1977年8月至10月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和1978年1月《光明日报》编辑部将这个文稿第一次印出小样，以及随后的不断修改，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和准备的一部分。但是，作为这一历史事件酝酿阶段的开始，还是以1977年12月初中央党校的党委会为标志为宜。
《人民日报》于1978年3月26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刑贲思同志大约从1978年4月开始，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委托，撰写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同样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和准备的一部分。
1978年4月开始，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将自己撰写的稿与《光明日报》提供的稿合在一起，重新撰写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978年5月6日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和准备工作的完成。当然，在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此文前，杨西光同志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同志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负责同志联系，商定了协调行动的办法。这也是重要的准备工作。
二、全面展开并取得成功的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开始，到1978年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充分肯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止。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主要阶段。依据讨论的发展情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的段落。
1．从这个讨论开始到1978年8月，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激烈较量的阶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即遭到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的激烈反对和攻击。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下禁令，设禁区，粗暴地阻挠和压制这个讨论。邓小平同志讲了话，《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他们也不罢休。而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则采取观望态度。在这一阶段，局势确实不那么明朗。
2．从1978年8月4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中共黑龙江省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是这个讨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开幕的。从1978年8月4日至11月8日，有20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谈话或文章。这表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赞同“两个凡是”的方针。
3．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24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的方针。
在这两个重要会议上，以实践标准为武器，审议了“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此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纠正了错误，而且，与会者热烈地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尖锐而严肃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主要人物华国锋、汪东兴作了检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高度评价。这表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得到恢复和确立，“两个凡是”已经被推倒。
一、 进一步分清是非的阶段
这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到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时间大致从1979年1月到5月。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北京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一些省、市、自治区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的总清算。通过理论务虚会，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分清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界限，进一步分清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的界限，进一步搞清楚了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理论务虚会也是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并对其中进行了有力推动。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情况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因受到干扰，在面上处于停滞状态。
四、补课和结尾阶段
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普及的阶段。这个阶段从1979年5月开始，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问题决议》，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为止。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是指1978年没有展开讨论或没有认真开展这一讨论的地区和单位，要补上这一课。实际上，也指开展过讨论的地区和单位，要更深入地进行这一讨论，是这个大讨论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按照发展情况，可以分为两个小的段落。
1．全面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9年5月提出补课的要求开始，到1980年上半年为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理论务虚会这一段时间，社会上开始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30日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随后，在党内党外广泛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极左思想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便乘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否定解放思想，说什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致乱之源”，解放思想过头了，理论务虚会右了，等等。在这种干扰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度陷于停顿。这是解放思想过程中的一个曲折。但这段时间不长。从1979年5月开始，就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要补课。到7月、8月，就形成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局面，到秋冬，掀起了高潮，1980年继续进行(主要是上半年)。这大半年时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真正普遍而深入展开的一段，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真正普及的一段。
2．结尾阶段。这一段从1980年上半年党中央抓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以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起草决议的三条指导原则为标志)，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为止。
在这一段，一方面，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还在继续进行，个别地方延续到1981年冬和1982年春，但从总的情况看，多数地区在19肋年上半年已完成。另一方面，从党中央和党内高层领导来说，逐渐将精力集中到研究《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上，实际上，就是用实践标准评价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历史问题，最主要的是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总结概括。这一种研究和讨论到《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就告完成。
1981年6月《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并公布以后，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普遍地进行了对这个决议的学习和讨论。从一定的角度看，这种学习和讨论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化和延伸。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标志来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以1981年6月通过《历史问题决议》为宜。
从1977年12月开始酝酿和准备，1978年5月开展，到1981年6月结束，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前后经历了三年半之久。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真理标准问题一经提出，就立即引起强烈的反饷，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到1978年秋天，就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
从客观形势来说，这个大讨论是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需要；是总结经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需要；是推倒“两个凡是”，打碎精神枷锁，解放思想的需要。一句话，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纠正“左”的错误，集中力量建设四个现代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已具备了结束过去、开辟新阶段的基本条件。人民的需要，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出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最基本原因。我们首先要看到这种历史必然性。
这场大讨论的形成，也不是自发的，而是有领导的。
胡耀邦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组织者和直接领导者。他根据党中央和叶剑英同志提出的研究党史的要求，在中央党校创造性地提出，“应当以实践标准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来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实质是总结评价“文化大革命”，并组织班子写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又组织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八百多名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干部进行了初步讨论。他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并决定在《理论动态》发表，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展。以后，他又顶住了压力，组织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来推动这个讨论。他还指定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收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及时掌握动态。有关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讲了，这里不赘述了。
1989年4月胡耀邦同志逝世以后，我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过：“耀邦同志思想深刻，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我想，组织发动和领导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一件事，这足以支持这个论断了。
邓小平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最有力支持者。
在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人企图扼杀这场刚开始的讨论时，邓小平同志最早发表讲话，给予支持。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发表讲话和谈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多方面深刻地阐述了这场讨论。他亲自告诫反对者，要他们不要设禁区、下禁令。他亲自找胡耀邦同志谈话，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认为争得好。他到东北三省、到海军党委、到天津，阐述这个问题，推动这个讨论。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他的行动，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强有力的支持，体现了党中央对这场大讨论正确而富有成效的领导。
作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对这场大讨论的支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在他的明确支持和直接参与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正面回答“凡是派”攻击的重要文章，才得以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和广泛转载，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强有力支持和推动。
在邓小平、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强有力支持下，胡耀邦同志精心组织和具体领导，才使这个讨论能够坚持并发展在成为全国规模的大讨论。
具体地说，这场大讨论是在强有力的领导和指导下，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而促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讲了，这里再略作论说。
一、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努力
同过去历次思想解放运动由知识分子起先锋作用一样，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由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首先撰写文章，提出问题，并在报纸公开发表。在整个讨论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撰写发表的文章达几百篇，开了大量的讨论会、座谈会，作了难以数计的讲演和辅导报告。而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则采取各种方式，坚定而机智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和报道，形成强有力的舆论。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北京与地方的许多报纸，以及广播电台，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态度鲜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提高了这个讨论的水平，有力地推动了讨论的发展
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备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支持和参与讨论
这些居于“诸侯”地位的高级领导干部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政治上使“两个凡是”陷于孤立，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其作用举足轻重。这些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在重要的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潮，提出推进这个讨论的要求，并作出部署的。这些，都是作为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军区党委的精神，向下传达贯彻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省、地、县级和部队军、师、团级的讨论，使这个讨论一级一级地展开。他们讲话和有关活动作为新闻在报纸上刊登、在电台广播以后，又有力地推动了这个讨论的发展。
三、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对干部的轮训和培训
在这一时期，中央党校和地方各级党校在干部培训中，都突出了真理标准问题，使进党校学习的大批高中级干部、理论宣传干部和基层干部，都比较深刻地懂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观点，认识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搞清楚了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这些重大而普遍的思想认识问题。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在这一时期培训的干部数以百万计。这些干部回到各地以后，就成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组织者、推动者和辅导员。
真理标准问题涉及一系列哲学原理，只有通过党校比较系统的学习讨论，才能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通过对干部的培训，使相当一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比较准确深刻地理解了真理标准问题。这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这也是全国的大讨论培训骨干。
以上这三个方面的讨论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力量的合力促成的。有些论著论述真理标准大讨论，只看到报刊上的文章，这样论述问题，是很不全面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理论观点的提出和阐述，竟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大讨论。这个理论观点间发挥出如此大的教育作用和威力。从理论工作的角度看，也是很值得深思一下的。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一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通过这场大讨论，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观点，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实现。其原因，就在于这一理论观点充分满足了当时人们的迫切需要。总结这一经验，我们可以得到重要启示。这就是，不论是理论创造，还是理论宣传，都要着眼于满足国家的需要，也就是广大人民的需要。理论工作者要敏锐地去发现这种需要，勇敢地面对这种需要，努力去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是理论要敢于接触实际，敢于碰错误的东西，敢于回答新问题，敢于提出新见解，而不是泛泛而论，不是老生常谈，更不是绕开问题走。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是体现了这些品格的，我们的理论工作是体现了这种精神的。这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能够迅速打开局面的一个重要条件。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形成的理论工作的这种品格和精神，应当成为一种优良传统，在的实践中保持和发扬。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证实了理论工作的价值。理论工作确是大有可为的。问题在于，要有正确的方针和方法，要有上面讲的那种品格。
这种大讨论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首先由周扬同志提出和阐明，得到大家赞同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把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并列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节，将从历史的角度，对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略加评述。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同1919年五四运动和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相比较，至少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 讨论的广泛性
人们把这次讨论称之为“大讨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普及教育”，首先是指这个讨论的广度，指它的广泛性。
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主要是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之中，逐步波及一些大中城市的社会其他各界。1942年的延安整风，作为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在党内，开始是党的高层，后来逐渐扩展到中层，在党的基层则没有展开(当然其影响及于全党)。那时，我们党的组织也还比较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以上两次。这次讨论从北京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包括边远地区，从党的高层、中层发展到广大的基层，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从知识分子推广到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到社会各界。从广泛性看，从讨论的热烈程度看，是真正的大讨论。这方面的情况前面已讲了很多，这里不再细说了。
二、 是非的鲜明性
实践标准的对立面就是“两是凡是”，邓小平同志从一开始就将这个讨论称之为争论。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吴冷西同志的电话，汪东兴同志的几次讲话，还有其他一些人的讲话，直到中央工作会议上那位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都是明确地反对实践标准，都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些都是争论的具体表现。但是，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公开发表的几百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中。那些对真标准问题讨论持反对态度的报刊，也没有发表一篇文章来阐述他们的观点，来表明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从表面上看，可以说，这次大讨论是绝对的“一边倒”。有人说这是无对手的争论。这确实是这次大讨论的又一个明显的特点。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同这次讨论的特殊背景和特殊性质直接有关。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不少人都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本来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论。但是，这个常识问题却同某些人的利益直接相联。如果按照这个常识办事，就要承认并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触及同这些严重错误密切相联系，并从这些错误中得益的人。在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仍然有市场的环境下，提出了“两个凡是”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东西。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当然，应当承认，提出“两个凡是”的人本身，也是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信奉者，“两个凡是”一出来，许多人都看透了它的实质，但又不宜公开地直接地加以反对。因此，人们就选择了一个常识性的是非很鲜明的哲学命题，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这确是很高明很巧妙的，闪烁着智慧之光。这样，既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又使提出“两个凡是”的人说不出反对的道理。他们只好在内部、在非正式的场合发泄不满，给人乱扣政治帽子。不择手段地加以阻挠压制，却无法写一篇像样的文章来参加争论。《红旗》杂志社曾经想写一篇《重温(实践论)》的大文章来反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能够成功。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大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邓小平同志的多次阐述，党的文献，都已经讲得很多，也很深刻，这里没有必要赘述。我想从历史的角度谈一点看法。
1995年2月14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周张、刘肖鲁二人撰写的回顾广东十多年来改革经验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说：“随着改革的深人，广东先后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是70年代末期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认识到了极左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及其危害，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第二次是1984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弄通了什么是商品经济，为什么说发展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第三次是1987年学习贯彻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到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去看问题和办事情。第四次是学习1992年的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有了更系统的认识。”从广东同志十多年来思想解放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起点，而且，一以贯之地起着基础性作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人们一再指出，这个讨论是基本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广东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雄辩地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全国这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更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今后长时期的实践，必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创造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无论从党的领导的角度、党的建设的角度、思想理论工作的角度看，还是从新闻报刊的角度、学术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都要以从这场大讨论中总结和汲取重要的有长远意义的经验，主要应当从这场大讨论的成功中总结和吸取经验，也应当从这场大讨论过程中发生的某些曲折中总结和吸取经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场大讨论取得成功以后，没有能够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尽管作这种总结的机遇一再出现。当然，像这样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是必然要引起人们的反复思考的。事实上，这些年来，大家也不断地在对这场大讨论作出自己的总结。像这样大规模地发生的历史事件，由大家来总结，可能更好一些。至少可以说，必须要由大家来参与此事，共同努力。我这个“回顾与总结”，当然也是一个尝试。但是，从前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我搞的这个东西，是回顾多于总结。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出全面深刻的总结，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课题。
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已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写进了党章。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干部，甚至不少普通群众，都能自如地运用这句话来观察人和事，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这也反映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效之大。
但是，懂得这个道理，记得住这句话是一回事，是否真能作为思想路线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严肃地向人们提出来了。
大家一定还记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刚开始时，反对者就提出这样的诘难：党的十一大路线难道还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吗!什么是十一大路线?华国锋同志在1977年9月9日宣布：“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就是党的十一大路线。”所谓十一大路线，其主要内容就是阶段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段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至1978年，人们对这一套东西已很反感，许多人已在各种场合指出了其谬误性。但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提出上述问题时，却很少有人敢于正面作出回答。多数人是说，十一大路线是在总结实践经验于正面作出回答。多数人是说，十一大路线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正确的。有的人虽说十一大路线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并得到补充和发展(这在当时来说，已是很有勇气的了)，但还要加上一句，要好好学习十一大路线。当时，人们在讲一般原理时，敢于说理论要在实践检验中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但在具体讲到十一大路线时，就只讲要在实践检验中得到补充和发展，绝不提“纠正”时事字。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这种现象一定是有得意之感的。对于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来说，这确是一个难题。
难在哪里?主要不是难在思想理论上，主要是难在政治上。因为议论的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十一大路线是否正确，而且，这个问题又直接牵涉到当时的“英明领袖”。虽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虽然党章规定党员有批评任何党员的权利，党章也规定不允许有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但是，多年来，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形成了不能批评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不成文法，而且，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厉害得多。至于党的路线，是政治路线，是明明白白的重大政治问题。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就出现了人们不敢说十一大路线需要通过实践检验还有“纠正”的问题。这也说明，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熟谙政治的，确是很厉害的。今天回味一个这种情况，对我们更好地坚持实践标准，是会有益的。
我们的党章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作为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写进了“总纲”。十四大报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早就明确说过，实践也是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我们党的路线还需要继续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我们的基本理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但毕竟只是“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党的基本路线也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在今后的长时期中，使这条路线和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得到修正、完善、丰富和发展。特别要说一下的是，改革是一个大的试验。在改革年代，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社会发展变化很快。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方面，失误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即使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理论、方针、政策、办法，也会因情况发展变化而变得陈旧，而新情况、新问题又要求我们的理论、方针、政策、办法不断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在更高水平上坚持实践标准。
回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经验，观察现实情况，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而且要力求做得更好，就要坚决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在此前提下，还需要有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知识。实事求是绝不是北方有些农村基层干部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以实求实”，也不是在我们不少干部中流行的那种“就事论事”，而是以实求理，要从具体到抽象，从实际中得到规律性的认识。我们现在从事的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十分复杂艰巨的伟大事业。如果没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没有比较广博的知识(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恐怕连有分量的命题都提不出来，更谈不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了。
二是要有勇气和胆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特别是在“两个凡是”还有相当力量的时候，一些同志很有勇气。他们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撰写文章，敢于发表文章，敢于发表演说，敢于违反禁令，敢于冲破禁区，他们的勇气和胆略是值得钦佩的。罗瑞卿同志去联邦德国治病临上飞机前，还对《解放军报》的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这种无畏的勇气和胆略，确实令人感动和钦佩。各个时期的情况不同。今天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情况更是不相同。但是，要做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工作，特别是要在实践检验基础上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真理(包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等)的工作，阻力和压力是难以避免的。另外，即使没有阻力和压力，提出问题讲新话，也是要有勇气的。
三是要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在现实生活中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就意味着要对现有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等属于主观世界的东西进行评论、批评，甚至提出否定性的意见。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民主的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作到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刚开始时，邓小平同志就给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打招呼，要他不要设禁区、下禁令，不要把刚开始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往后拉。邓小平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就是要为这一场大讨论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政治环境。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明白，但真正要做到并不很容易。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是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问题，但也涉及不少思想认识问题，甚至涉及到心态问题。廖沫沙同志在悼念邓拓同志时，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其中第一句是：“岂有文章倾社稷”，意思是说，不要把文人的一篇文章的作用看得过于严重。当然，这里是指被认为是放毒的文章。其实，不论是好文章还是坏文章，其作用都难以达到兴邦丧邦的程度。廖沫沙同志的意见是很中肯的。这对于“左”症，可能有一定疗效。这里要申明一下，我绝没有贬低好文章的重要作用、忽视坏文章消极作用的意思，更不是提倡写文章发表文章采取轻率态度。我的意思是，不要夸大错误文章或被认为是错误文章的消极作用，而编造耸听危言，而下禁令、设禁区。营造一个生动活泼的氛围，让更多的人掌握和运用实践标准，这对我们的理论和事业的发展，都将是大为有益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的“14个最”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1977年起，经历了酝酿准备、全面展开、理论务虚会、补课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历时三年多，经过好几个回合，前面已一一加以记载论说。最后，我用“14个最”这种比较独特的方式，来概括这一大讨论发展过程的全貌，作为结尾。
1．最早提出用实践标准研究党中，并组织八百多名高中级干部联系实际进行讨论的，是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1977年提出，1978年3月、4月讨论)。
2．最早撰写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稿的学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1977年8—10月撰写，《光明日报》1978年1月14日印出小样)。3．最早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刊物，是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1978年5月10日出刊的第60期)。
4．最早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的，是《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5．最早发表讲话明确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中央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1978年6月2日)。
6．最早全面批驳实践标准反对者观点的文章，是吴江撰写(孙长江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解放军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于1978年6月24日发表。
7．最早召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是《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1978年6月20日、21日)。
8．最早出版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书，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是1978年7月)。
9．最早撰写省委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新闻报道的记者，是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孙铭惠(1978年7月)。
10．最早指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政策路线，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1978年7月24日)。
11．最早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委，是以杨易辰为第一书记的中共黑龙江省委(1978年8月4日)。
12．最早撰写文章支持和论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委书记，是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八、九期合刊，9月12日出刊)。
13．最早提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要进行补课的首都报纸，是《解放军报》(1979年5月21日)。
14．《人民日报》刊登的最后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报道，是在1981年11月16日。
(沈宝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