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庄子余
1794年7月28日。巴黎革命广场。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被反剪双手，满脸血污，在刺刀的威逼下，一步一步向断头台走去。这次上断头台的共有22人，全部是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雅各宾党人的中坚分子。罗伯斯庇尔被排在最后一个上断头台。他想说话，但他的下腭在昨天的政变中已被子弹打穿，无法开口；他要留下书写的遗言，但昨天就被拒绝。此刻，只有他的思想象大海的波涛在汹涌地翻滚着。他在思想着一些什么呢？
或许，他所积极参入和领导的法国大革命的场景象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他的脑海里闪现：
1789年5月5日，我作为第三等级的代表进入中央的等级会议，就开始了推翻封建专政政体的行动。同年7月14日，我奋不顾身地参入了攻打巴士底狱的伟大革命，给了封建专制主义以致命的一击。1792年9月，我发动和领导了“二次革命”，拘捕了路易十六，成立了法兰西共和国，开创了法国历史的新纪元。并且，我还力排保皇党人、吉伦特党人等各派势力的阻扰，于1793年1月21日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同年6月，我又发动和领导了“三次革命”，包围了严重右倾的国民公会，将吉伦特党人的29名首领全部拘捕，并将其中22人送上了断头台。雅各宾专政的极端时期开始了。新生的国民公会通过了更为彻底地铲除封建专制制度的《1793年宪法》。我们的共和国是欧亚大陆的第一个共和国，是对欧洲现存秩序，即旧秩序的严重威胁，因此遭到欧洲各君主专制国家的疯狂围剿；而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又乘机发难，叛乱的烽火四处燃烧，复仇的刺客日夜潜行。我不得不一方面实行全民皆兵，组建新军，开赴前线，抗击外国的武装干涉；另一方面加大打击国内反革命的力度，包括国家政府机关中的阴谋家，野心家。为此，1793年9月，我们颁布了“惩办嫌疑犯条例”。就在上个月，我又说服国民公会，通过了更为严厉的“牧月法令”。可以说，实行雅各宾专政一年多来，不管他是外部的敌人，还是内部的奸细，甚至是革命意志衰退者，都遭到了清洗。尤为可喜的是，进入7月份以来，边境捷报频传，反法同盟军全部都被击溃，形势大好。
可是，为什么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会发生如此残酷的政变，要将我们雅各宾党人的中坚力量一网打尽呢？
罗伯斯庇尔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反思之中：
我信奉激进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民有追求社会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的权利，如果统治者用暴力剥夺人民的这种权利，人民就应该用暴力将它夺回来。我领导人民将它夺回来了，我正好就此推进革命，将法国打造成一个纯洁无暇的乌托邦。所以，我要涤荡一切污泥浊水，包括任何道德上的污点。我就是一个道德的楷模，一个被人称颂的“不可腐蚀者”。我有权力和资格要求人们，特别是领导者都向我看齐，任何的左右摇摆都是不允许的。因之，当曾经坚定的雅各宾党人丹东等主张对敌宽容，有右转言论时，我就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当曾经更为坚定的雅各宾党人阿贝尔等主张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时候，我把这一派也送上了断头台。可是，恰恰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在不断的清洗行动中，我破坏了我所信奉的公平、公正，特别是司法审判中的公平、公正。譬如，“惩办嫌疑犯条例”是以言论定罪，全国有20万嫌疑犯被关押或法办。接着的“牧月法令”，又去掉了辩护人制度，去掉了个别受审，改为集体受审，去掉了依法律条款的对照，而只凭意念定罪了。这样一来，杀人的步伐更快了。仅在巴黎，每天就有50人左右上断头台，已持续近两个月了；另外，还有8000名在押“嫌疑犯”等待宣判。我派往地方的权力无限的“特派员”，也在大规模地组织杀人。这种状况，不仅使整个领导层，而且使广大的基层都笼罩在腥风血雨和人人自危之中。我活着，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所以，经过我数次清洗的国民公会，在昨天的会议中还是齐声呼喊我是暴君，以绝对的多数宣判我有罪并加以逮捕。对的，这就是我必然要以悲剧收场的悖论。我一方面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新制度、新社会，所以我尊重在大革命中诞生，又经过不断清洗的国民公会。也正因为如此，当昨天巴黎城防司令昂里奥带兵来解救我，要将国民公会一锅端的时候，我以拖延时间的方式拒绝了。可另一方面，当我掌权的时候，又置司法程序和司法公正于不顾，任意指控公会议员和其他政敌，并不断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国民公会除了除掉我，以便结束恐怖专政，已没有别的路可走。看来，我终究是没有真正把握住人性、人权、人道的意义。因为即便是罪犯，也应该享有严格程序和公正审判的权利。如果是真正基于人性、人权、人道的考虑，就应该有独立的，不受权力操纵，也不受公众舆论影响的司法公正。否则，就会造成滥杀无辜且难以收拾的局面。这次对我不加任何审判就送上断头台，这难道不是我蔑视人性、人权、人道的自食其果吗？他们把我杀了，但他们又能不能接受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诸多教训呢？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或许就是这样想的，如果是这样，他内心一定充满着矛盾和痛苦。或如法国历史学家布里索所言：“罗伯斯庇尔是他那个时代的矛盾和他自身矛盾的牺牲品。”但他就要停止思想了，高大的断头台已耸立在他的面前。他还是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说出来，但说不出来，他只能拼尽全力发出了人生的最后一声长啸。这时，从高处急剧下滑的锋利的断头刀已重重落在了他的颈项上。这天，他是36岁又两个月。
若干年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一位作家举行了国葬，这位作家就是维克多·雨果。因为他用他的多部饮誉世界的文学作品，对法国大革命，对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专政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集中地、典型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不无矛盾却又发人深省思想命题：“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2012年3月18日
